——我认识的王统照先生

    范泉[1]

    王统照先生是一位淳厚朴直、言出必行、思想进步、热爱祖国的老一辈文艺战士。

    1944年冬，我编《文艺春秋丛刊》的时候，经开明书店黄幼雄先生介绍，看望了这位文坛前辈，向他组稿。虽然我们初次见面，但他还是热忱地接待了我。他非常诚恳坦率，和我谈了处身于日伪统治下的上海，要办好文艺刊物的种种难处。他也谈到他自己，为了避免“麻烦”，蛰居一隅，用了许多惹不起人注意的笔名，胡乱地涂写了一些，给报刊发表。但他还是答应我在今后适当的时候，用真名，一定给我写稿。

    第二年他离开了上海，从青岛写信告诉我新址，并说临行仓促，没有道别，表示歉意。他仍然答应我在适当的时候，遵照我的要求，不用笔名写稿。1947年夏，我终于收到了他同时寄来的两篇文稿：《“五四”之日》和《追怀济之》，署名“王统照”，附信说，实践了他多年来的诺言。第二年，1948年夏，又收到他的第三篇文稿《散文诗十章》。1949年初，收到了他最后一篇文稿——用历史题材写的短篇小说《狗矢浴》。

    从《“五四”之日》到《狗矢浴》，使我清楚地看到王统照先生思想进步、热爱祖国、疾恶如仇的一面。

    发表在1947年6月15日《文艺春秋》丛刊第四卷第六期上的《“五四”之日》是篇针对现实，回忆过去，促进国统区蓬勃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力作。当时，1946年12月，从北平开始，爆发了全国学生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爱国运动。1947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几个大中城市，50多万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并迅速获得工人、教师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支持。从5月到6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扩大到国统区的60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全国性学生运动高潮。正是在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王统照先生在“五四”纪念日前三天，写了这篇文章。

    《“五四”之日》写了“五四”这一天青年学生们游行声讨的热烈情景。“五四”前一天，北大的代表分别到全市的大中学校通知明天中午12点，集合到天安门开全市学生大会。第二天，即5月4日，作者随着中国大学的学生，到天安门前参加了大会。有三五个学生在会上愤怒声讨了卖国官僚，全场掌声雷动。有人提议游行，坚决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质问“卖国贼×××部长”，得到全体学生“异口同音”的赞成。游行队伍从前门大街向东，到东交民巷西口，向各国使馆递交了请愿书，又到东单牌楼，再到赵家楼，呼喊“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并举火焚烧。这时大批军警赶来，枪棒交加，强行驱散了学生群众，还抓走了一批学生。这使作者第一次感受到群众力量的伟大，使他第一次热血沸腾，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深刻教育。他说：“每个在行列中的青年都是怀着一片热爱国家的心肠，想到兴亡的时代重责，毫不谦逊，毫不犹豫地搁在自己的肩头。”

    赵家楼事件终于震撼了全中国。从那天起，正如作品的结语所说：“揭开了中国史上的新页”！

    作者以满腔爱国主义的激情，回忆28年前的“五四”之日，正是为了要呼吁、鼓舞28年后的那些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青年学生们，以“五四”精神为榜样，在国统区掀起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揭开中国史上的另一个“新页”！

    王统照先生写作历史小说《狗矢浴》的时间，是在1948年末。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0月11日又公然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下令单独召开国民大会。11月15日，伪国民大会正式开幕，通过了一部维护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的伪宪法。1947年3月，蒋介石下令封闭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切公开机关，强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人员撤返延安。3月13日，急不可待地命令胡宗南指挥34个旅23万兵力，向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进攻。4月，又纠集了34个旅23万余人，在山东战场上发动进攻，妄图消灭我华东解放军，解除京、沪的威胁。与此同时，又演出了改组国民党政府的丑剧。10月，蒋介石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下令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也遭到迫害。

    但事实恰恰和蒋介石的愿望相反，到了1948年末，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歼敌47万余人；淮海战役已接近尾声，围歼了黄伯韬兵团，全歼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平津战役刚刚开始，却已解放了平津两市以外的新保安、张家口等重要据点。蒋家王朝险象毕露，已经面临覆灭的绝境。正是在这个时候，王统照先生针对蒋介石的一系列倒行逆施，针对他的那种睁眼说瞎话的独裁统治，写了一篇题为《狗矢浴》的小说，寄给我，在1949年1月10日出版的《文艺春秋》第八卷第一期上发表。

    小说一开始描绘富商李季荣归故里。当他走进家门时，遇到了一阵“旋风”，从大门内卷起，向村外窜去，只见旋风中隐约有一人披着长发，全身裸露。但是家人并未见此物。于是经过家庭会议讨论决定，为了驱除邪气，取五姓人家的狗矢，化在浴汤里，让李季洗了个澡。此后他去燕都，与子之相爷谈论理政之道。李季献计：请相爷睁眼说瞎话，故意胡说一匹白马走出门去（其实什么也没有），迫使众人不敢说非。唯有如此，才能“令出无违”，不愁“燕国的臣、民号令，不在你掌握之内”。正说到兴头上，相爷忽然醒悟，想起庄周的一句名言：“道在屎溺”。李季听了，倏的从席上跳起来，又立刻坐下，联想到自己的狗矢浴，满心会意地伸伸脖子，连连点头称道：“是呀，道在屎——溺！道在屎——溺呀！”

    这是非常明显地讽刺了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独裁统治，讽刺了他妄图迫使他的“臣民”俯首帖耳地执行他“睁眼说瞎话”的呓语，预示其覆亡的结局将指日可待矣。而采用历史小说的形式反映这类题材，这在当时，应该说是王统照先生明智的选择。他在寄稿的同时附信说：“时值残夕，唯寓意耳”。记得他在信里还说，如果喘病稍愈，准备继续给我编的刊物写几篇这类的小说。

    可是此后不久，全国解放，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发展山东文化教育事业，再也无力继续写作寄寓式的历史小说了。我也因为组织抽调从事工运工作，和他中断了通信联系。直到1979年，当我平反改正、重新编辑刊物的时候，一位朋友把茅盾先生写给王统照先生的一页亲笔题词送给了我，并告诉我：王统照先生已于1957年11月病逝。

    写于1957年茅盾先生题辞，题的是白居易的《新乐府·青石》。在题辞的最后，写了以下一段话：

    “1957年6月，剑三来京，出席人大会议。旋忽得病，入医院。以书告余，谓卧病半载，近稍痊，可力疾来京，藉晤故人。不意出席大会一次，喘病复发，不得不入院治疗云云，并附一小本，嘱为题数字。故人之托，何敢重违，因书白氏《新乐府·青石》如右。白氏生于封建时代，故有慕为人，劝事君之言。但在今世，‘君’亦可指人民，忠于人民，事于人民。则白氏此诗，正亦未可以词害意也。剑三以为何如？”

    从茅公的这段话里，使我知道王统照先生（字剑三）逝世前的情况：曾长期卧病，喘病复发，一再住院。我推断，连年不能根治的哮喘一定会影响了他的心脏，终因心脏的不胜负荷而与世长辞。我年龄较小，又迫于当时的日伪环境，与王统照先生仅是一面之交，通信也不过十次左右（可惜这些信件在“文革”中都被没收），但是他在我编刊物的时候，曾经大力支持了我，他寄给我的那四篇极有分量的文稿，特别是《“五四”之日》和《狗矢浴》，深刻地教育了我，使我知道他的为人淳厚朴直，言出必行，行必有果；他对旧世界是那么疾恶如仇，而对促使新中国的诞生的一切事物却又是如此热爱！

    疾风知劲草。在时代的激流里，我终于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了王统照先生。

    1989年秋于上海

    注释

    [1]曾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印刷学校副校长、青海师范大学教授，现任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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