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1]

    记得我是在东京大地震次年（1924年）去天津读书的。到天津时，我在银幕上看到东京大地震和海啸的惨状，所以这个年代很容易记住。

    我二哥曹汉奇很喜欢文艺，他买了许多“五四”以来新文艺丛书寄回家乡，我都拿来看；我到天津后，对新文学的兴趣，就更广泛了。尤其是南开中学图书馆有一些文学期刊的合订本，都成了我最喜欢翻阅的书。我对文学书籍的爱好，几乎是到了贪婪的地步。在天津接受的新文学思想，逐渐在我思想中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观点。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由于爱读文学研究会出版的书的缘故，因为这些作者，大都是有着人道主义思想，而他们所鼓吹的外国文学，特别是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也给我以深远的影响。我第一次读王统照先生的作品，就是他以诗作序的小说《一叶》。

    1928年，我再度从家乡辽宁昌图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后，开始了我的文学实践，被选为校刊《南开双周》的编辑，并发表了一些小东西。由于搞学运，1931年被学校除名。受高尔基影响，不愿继续上学校，而愿上社会大学，便到北京自学。于1932年夏参加了北方左联，编辑《四万万报》和《科学新闻》，并寄给鲁迅先生。因哥哥要我考大学，我不愿，哥哥对我采取激将法说我不愿意是因为考不取！1932年暑假，我赌气考上了燕京大学生物系和清华大学历史系。我虽然自小喜欢生物，但也由于自小家庭环境养成了一种历史癖，还是上了清华。1933年左联遭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我逃跑到天津二哥家小楼上藏起来，开始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当时，因为听说鲁迅先生被通缉，所以就寄给了郑振铎先生。他看了稿子，给我很大鼓励，并答应想法出版。写完长篇，我病倒了，回到北京我母亲身边养病。没赶上“一二·九”大游行，便在15日跑到燕京大学刘克夷处，次日和他一起参加了第二次大游行，年底经南京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和南开同学饶斌同住，一口气写完第二部长篇《大地的海》，随即寄给《作家》孟十还。我以为他会转给鲁迅先生。没多久孟十还连看也没看的退了回来。因而我便写信向鲁迅先生告知此事。很快就接到鲁迅先生回信，嘱我直接将稿子寄给他。这期间，我去郑振铎先生家，他要我写些短篇，这样便于发表。

    这时，王统照先生从英国回到上海，接替傅东华编辑当时水平最高的文学杂志之一《文学》月刊。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就寄给了《文学》月刊。不但刊登了，而且王统照先生还在后记里作了介绍：“其它三篇的作者，在本刊上还是头一次发表作品，请读者自加评论，编者不再饶舌了。然而就描写的特别手法，与新鲜风格上论，《鴜鹭湖的忧郁》一篇很值得我们多看几遍的。”接着，《文学》七卷五期又发了我的短篇《遥远的风沙》；八卷二期，又发了我的短篇《浑河的激流》；从九卷一期开始连载了我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一直到1937年“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停刊。同时，上海的《中流》《作家》《文丛》《工作与学习》《呐喊》等刊物，也都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和散文。

    1936年秋，我住在离普希金铜像不远的一座花园小楼房里。有一天，一位戴眼镜，穿深色西服，中等身材的人来找我，当他自我介绍是王统照时，我意外高兴地接待了他。他一边走进来，一边察看我这清冷杂乱的小窝，我禁不住有些局促，因为我这里几乎没有来过客人。统照先生非常和蔼可亲，笑眯眯地和我谈话，很快我就感到自如了。他询问我目前在写什么？手头还有什么作品？喜不喜欢写话剧？因为我不喜欢情节戏，自然而然的我谈到了契诃夫，谈到了契诃夫的作品《樱桃园》《三姐妹》《海鸥》等，统照先生很赞同我的看法，鼓励我，要我写话剧，他可以为之发表。临走时，还一再叮嘱我，写了作品，寄给他。

    鲁迅先生逝世后，我和统照先生同在送葬的行列中，他打着黑领带，默默地走着，不时取下眼镜，用手帕擦拭被泪水模糊了的镜片。

    统照先生主编《文学》，看稿、选稿、改稿、校对，都是亲自过目，一丝不苟。他和郑振铎、茅盾先生交往密切。“七七”事变前，茅盾先生召集当时文学同仁，组织了一个“日曜会”，每逢星期日，在饭馆聚会一次，轮流作东，商讨有关文学方面的问题。常聚会的，记得有艾芜、沙汀、蒋牧良等。王统照先生每次见到我，都和我坐到一起交谈。他有一股山东人特有的豪爽气概，他对我，几乎无话不谈。1937年“八一三”上海闸北大火后，统照先生全家移居法租界居住，从此直到新中国成立我没有见过先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统照先生任山东文化局长，我那时从香港回北京不久，刚刚住进文化部招待所时，就接到统照先生的电报，要我到山东大学任教，并且寄来了信和路费，我因为想参加土改，不想去大学教书，因而就要招待所中负责联络接待的陈东同志将路费退回去了，并给统照先生写信，告诉他我的想法。现在，在我杂乱无章的信件、稿件堆放处，还能看到统照先生来信的原件。我终于没去山大教书，使我失去和他相处的机会，至今想来，心中仍有无限凄婉。

    1954年，统照先生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年年都到北京开会。每次他来，都打电话，约我相见。记得他第一次来京告诉我住前门饭店，我便到前门去找前门饭店，殊不知新盖的前门饭店在虎坊路，等我找到地方见到他时，他就要乘车去开会了。虽然时间短暂，但解放后的第一次相会，我见他面色、精神都很好，其乐可知。第二次相约是在克家家里，是1955年还是1956年却记不清了，他谈到对文化工作的一些想法。言谈中，觉得他身体不太好，他也谈到经常感到憋闷，我们劝他不要太劳累，又搞行政工作又写作，得不到充分休息是不行的。我劝他是否调到北京来，可能对他的健康有些帮助。但他不同意，他随时随地都在为山东的文化事业操劳。

    1957年来开人代会时，他仍然住在前门饭店。这次我按时而去，见到他的脸色和身体，我不禁暗暗吃惊，在他和我谈话的过程中，短促的言谈，都会被喘息打断多次，我几乎没有听清他说的什么，心里一直盘算着找谁商量，能将他调到北京来治病。他要我送他一部《杜甫全集》，我随即去琉璃厂选购了一套送给他。他翻了翻，认为版本不错，很愉快地收下了。他还告诉我，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海上宏音》，不知人民文学会不会要？我说当然会要。他把小说的内容讲给我听，不知为什么，我听了就和少年时代读过的《乐人杨珂》联想起来。《海上宏音》的主角死了，但他吹的喇叭的声音还不时在海上回响……这时，本来谈得轻松的心情，忽然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我仍极力劝他留下来治病，因为我认为北京的医疗条件会比外地好一些，他的老朋友也多一些，对他养病会有好处的。在我告别的时候，他紧握我的手，同意来京治病，但要回去把工作安排一下再来。我也紧紧握住他的手，满怀希望地离开了他。

    不久，便得到他去世的噩耗！由于在“运动”中，我是被审查对象，任何悲哀都无法表示，只是默默地在心底痛悼。直到1982年，四平师范学院姚素英同志告我，当年是王统照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我才写了一首词，《调寄青玉案·题王统照先生诗集》：

    “琴台芳草横塘路，海上燕，迎风舞，热血钢花追劲旅。眉稠李贺[2]，腰寒贾岛[3]，我有何足取[4]。

    遽陨荃星天色暮，洒泪相逢同怀土，劬翩飞知几许！此情如画，此情谁谱，此意何能补。[5]”

    现在得知统照先生的家乡决定出版纪念统照先生的专集，我虽在病中，为了纪念剑三先生，虽不能表达我的思念，我还是要写的。

    1990年2月于北京西坝河

    注释

    [1]作者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顾问、中国红学会顾问。

    [2]李贺（790-816年），唐代诗人。

    [3]贾岛（779-843年），唐代诗人。

    [4]指王统照先生发表我的第一次小说。

    [5]指我与王统照先生同在为鲁迅先生送葬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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