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
（一）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
生物界是在不断变化的，有着自己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现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若干少数生物的直系后代”，生物进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且有规律可循。它们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化。这种发展和进化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干预的结果，而是自然界内部斗争的结果。也就是说，生物的发展和进化并不是由上帝的意志或生物本身的欲望决定的，而是变异遗传、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在书中，达尔文还对自然界进行了忠实的论述，并提出了许多论据、观察、评论和思考，从而让读者根据这些事实来自己考虑，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大胆、新奇的观点的确让人耳目一新。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生物界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达尔文推翻了那种将植物种看成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将生物学放在了完全科学的基础上”。
其次，《物种起源》在博物学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除了胡克和赫胥黎外，一些进步的学者，像葛雷、华莱士等，也都纷纷表示拥护这个理论。当然，对这一理论的反对者和抨击者更是层出不穷，除了莱尔和赛奇维克教授外，1859年11月，在《英国科学协会会报》上还刊登了一篇攻击达尔文理论的评论文章。
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就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人的起源”这个最困难、最容易激怒人情感的问题上。文中说：
“……如果猿猴变成了人，那么人又将变成什么呢？”
随后，文章又对自然选择进行了恶意的歪曲和攻击，并污蔑达尔文的理论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这篇文章的用意，就是要挑起那些上帝的信徒们对达尔文发起攻击。
其实，根本不需要再用这种文章的挑唆，一些卫道士们早就已经开始对《物种起源》进行攻击了。该书刚刚出版发行，就已经有专门发对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杂志《雅典神坛》出现了。该杂志对达尔文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和恶毒的咒骂，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甚至率领门徒在英国各地巡回布道，严厉斥责达尔文的理论是异端邪说，“如果像他所说的那样，势必导致没有上帝，而猴子反倒成了我们的亚当了”。道貌岸然的教会首领甚至强烈要求英国当局停止出版《物种起源》。
事实上，大部分的教士根本就没有看过《物种起源》，只不过通过道听途说对其中内容略知一二而已。甚至那些已经将它翻过一遍的先生们，也不能真正理解它的含义。
对于这些攻击，达尔文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因此根本不在意。而让他最心痛的，是身边的一些友人也不断反对和攻击他。着名古生物学家理查德·欧文，一位与达尔文有着2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在《物种起源》出版后也写文章攻击达尔文。他还利用莱尔对达尔文理论的犹豫态度大做文章，故意制造莱尔反对达尔文的假象，并在《爱丁堡评论》上匿名发表故意歪曲《物种起源》内容的文章，阻碍人们接受达尔文的理论。
从出版到引起争论，达尔文与《物种起源》一下子成为当时英国公众关注的焦点，各种报刊和杂质也都纷纷登载评论达尔文和《物种起源》的文章。在这些文章当中，大部分都维护旧有思想而否定达尔文的观点。
然而有一天，在英国着名的《泰晤士报》上却刊登出一篇未署名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就明确提出，人们议论《物种起源》是依据事实还是依据正统观点？如果依据正统观点，那么动植物学家就应该停止他们的所有研究，因为一切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研究它们有什么必要呢？显然，大多数动植物学家是不会停止他们的研究的。既然如此，就不能将物种起源问题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而对于物种起源思想，只能根据事实来评判，看其能否解释我们周围众多的事实。
最后，文章针对赛奇维克将达尔文的理论说成是“肥皂泡”的攻击，称达尔文的理论不是“吹”起来的，而是肯定地评论说：
“达尔文厌恶抽象的推论，就像自然厌恶真空一样。他对现例和前例的追求正如一个依据宪法行事的律师一样，并且他所提出的一切原理都可以用观察和实验来证实。他让我们跟着他走的那条路，并不是一条空想的蜘蛛网构成的虚路……”
（二）
达尔文在读到《泰晤士报》上所刊载的这篇文章后，十分高兴。他立即写信给好友赫胥黎，询问作者是谁？
在写给赫胥黎的信中，达尔文称赞该文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在文学上颇具修养的人，而且认真仔细地读了自己的书。同时，这个人还一定是个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因为他的文笔和思想十分清晰。达尔文多次询问赫胥黎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其实他已经推测出来了，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就是赫胥黎。
赫胥黎曾对古生物学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并在矿业学校建立了一个地质博物馆，经常给工人们普及科学知识。对于物种起源问题，赫胥黎一直持观望的态度。一方面，他不相信创世论，不相信有所谓的神灵超自然地干预自然界的自然过程；另一方面，他又不相信类型的进化，因为他不能接受进化方式和进化原因的解释，毕竟能证明进化论的证据太少了。
在《物种起源》出版后，达尔文首先给自己制定了三位评判者：莱尔、胡克和对自然史方面提出的每一个新思想都能积极响应的赫胥黎。
后来赫胥黎回忆说，《物种起源》一书给他的印象是：
“……闪电的闪光，突然间为在沉沉黑夜中迷路的人照亮了他回家的路，或者去别的地方的路，但一定是他要去的地方。”
为此，赫胥黎与《泰晤士报》的优秀记者卢克斯共同完成了达尔文所看到的那篇文章：由赫胥黎写一篇书评，再由卢克斯加以润色，并加上几句开场白，然后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无疑对提高《物种起源》的声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但是，卫道士们并不会因为《泰晤士报》发表了扞卫真理的文章就停止对达尔文和《物种起源》的攻击。《物种起源》所激起的波浪还只是刚刚开始，更加激烈的大浪正在酝酿着再次袭来。
1860年6月，英国科学学会在牛津召开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成为与会者谈论的主要话题。一些从未与达尔文谋面的人，都纷纷向别人打听哪位是达尔文先生。不过，达尔文由于身体原因并没有来参加会议，而是外出养病去了。
达尔文没有料到，在这次会议上，守旧派们再一次对他和他的理论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反对《物种起源》同扞卫达尔文理论的斗争也从书面的对战发展成为面对面的斗争。
6月28日，牛津大学的英国植物学家多宾尼博士作了报告，题目为《论植物性别的终极原因——兼评达尔文先生的（物种起源）》。文章坚持上帝创世论，反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大会主席亨斯洛教授担心这篇论文会挑起辩论不好处理，便请赫胥黎教授对此发表意见。
但赫胥黎拒绝发言，他认为，“大部分听众都过于感情用事，这会影响他们进行理智的分析和判断，所以不可能在他们面前展开科学的讨论”。
这时，欧文教授发言了。他表示愿意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讨论这个问题，他相信有些事实能让公众判断出达尔文的学说正确到什么程度。他说：
“达尔文说世界上各种动植物都是从一种简单的原生生物变化来说，还说我们人类是由无尾猿变来的。达尔文这样说有什么事实根据吗？没有。我曾从事过多年的解剖学研究。如果人是从无尾猴猿变来的，那大猩猩的解剖结构就应该同人接近，而不是同有尾巴的猕猴更接济。事实如何呢？大猩猩的脑同人脑的差异远比猕猴的脑的差异大得多，大猩猩的脑明显更接近猕猴的脑。这怎么能说人是从大猩猩变来的呢？事实表明，达尔文先生的理论是不可靠的。”
这时，赫胥黎忍不住了，他站了起来，表示要问欧文教授一个问题。
“您是根据什么说大猩猩的脑同人的脑的差别要比同猿猴的差别大呢？”赫胥黎问欧文教授。
“这是事实。”欧文教授肯定而用力地回答说。
“欧文先生，您说的事实就一定是事实吗？最近我也在对人脑、大猩猩的脑和猕猴的脑作比较。我是学医学的，对人脑的大小、形状等都非常清楚，大猩猩的脑同人脑的接近程度要远远超过猕猴。而且，我有具体比较试验的数据可以证明。我所了解的事实是：大猩猩的脑更接近人脑，而不是猕猴的脑。我不知道欧文先生所谓的‘事实’是如何得来的，请您拿出您的证据来。如果拿不出，就不要以所谓的‘事实’来断言达尔文先生的理论是错误的，这只能说明您的态度是不科学的。科学要求我们以事实说话，而您这样讲岂不是太轻率了吗？”
欧文没想到，赫胥黎最近正在研究人猿同祖的问题，这让他碰了个大钉子，一下子将自己推入了尴尬的境地。于是，这天的论战以赫胥黎赢得了第一回合。
（三）
1860年6月30日，纽约的茨威波特博士也准备在大会上宣读一篇论文，题目为《论欧洲的智力发展兼论达尔文先生的观点》。这天，进化论的反对派代表、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带着许多教士和保守的学者，准备彻底“摧毁”达尔文的无神论学说。
茨威波特博士的论文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只宣读了一半，下面就一片窃窃私语声了。好不容易宣读完毕后，威尔伯福斯大主教便走上讲台，对主席亨斯洛教授说：
“主席先生，我要求发言。”
威尔伯福斯是牛津的主教、数学家，对自然史了解甚少。但这位被欧文“塞满”了许多反对达尔文观点的宗教界发言人，妄图用连篇累牍的花言巧语蛊惑人心，控制会场，抨击达尔文。他对生物学根本是一窍不通，对进化论更是极端无知，之所以敢大肆批判进化论，就是仗着欧文“拼凑”给他的那些所谓的根据。
他首先将欧文为他找的“证据”通通列举了一遍，然后又责问道：
“达尔文先生要我们相信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由第一个原生细胞繁衍下来的，蘑菇也是原生细胞，那么是不是说我们生活中的动物和植物都是由一个蘑菇变来的呢？达尔文先生可真会变戏法啊！我们的信仰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我们怎么能抛弃上帝而去相信达尔文那些没有根据的理论呢？”
威尔伯福斯的演说很吸引人，充满了对达尔文的冷嘲热讽，博得了他那些追随者们的阵阵掌声。
主教此时十分得意，以为自己无知的言论可以击溃达尔文的进化论。这时，他又走到赫胥黎面前，挑衅地说：
“赫胥黎先生，您那么支持达尔文，我倒想知道，您是依靠您的祖父还是依靠您的祖母同无尾猿取得亲缘关系的呢？”
这种无理的、粗鲁的、带有侮辱性的挑衅引起了神学人士和“神创论”人士的哄堂大笑，同时也惹怒了站在过道中的一些大学生，他们觉得主教的语言和行为对赫胥黎教授是一种极大的不敬。大家将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赫胥黎，大学生们更是齐声喊道：
“请赫胥黎先生讲话！赫胥黎！赫胥黎！”
赫胥黎镇静自若地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走到讲台上，语气铿锵地说：
“主席阁下，应大家的要求，我来讲几句。”
“我很感激刚刚威尔伯福斯大主教在这里所作的那篇奇妙无比的演说，……至于主教向我提出的问题，不论是侮辱还是嘲笑，我都不介意。我们在这里开的是科学会议，是讨论怎样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清除阻碍科学发展的障碍。而主教先生的演讲充分说明，他关心的不是科学，而是上帝；主教先生的演说也不是在讨论科学，而是在布道，因为他满嘴讲的都是一些无知的外行话，所举的反对达尔文先生的例子更是连一点起码的科学常识都没有！……我不想在这里列举大主教的诸多无知，我要说的是，这样一个对科学无知的人，怎么能参加我们这个讨论科学发展的会议呢？”
赫胥黎的话刚落，大厅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尤其是那些大学生们，鼓掌鼓得特别起劲。
接着，赫胥黎又用慷慨激昂的声音说：
“主教大人刚刚谴责达尔文先生的理论是愚蠢的，他可能不知道，这一理论是达尔文先生花了22年的时间搜集资料、查阅文献、不断实验后才的出来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有根据的，绝不像某些人没有根据地在这里信口雌黄。只要读过《物种起源》的人都知道，书中到处都可见到确凿的事实，而且那还只是达尔文先生列举出来的极少的一部分。
“关于人类起源于猿猴的问题，当然不能像大主教那样粗浅地理解。这只是说，人类是由类似于猿猴那样的动物进化来的，而且这也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研究的。而主教先生却完全不以研究科学的态度向我提出问题，只是利用听众的宗教情感对我发难。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理由为他的祖先是无尾猿而感到羞耻。我感到羞耻的倒是这样一种人；无视事实，信口胡说，善于权变，粉饰自己的无知；不安分于自己职业范围内的事，却插足于他一窍不通的科学领域中来。所以，他只能避开辩论的焦点，用花言巧语和诡辩的辞令转移听众的注意力，以宗教的偏见和情感来压倒对方。这样的人才是最该感到羞耻的！”
赫胥黎以平静的语气、充分的说理，有力地回击了大主教，博得了绝大多数听众的好感。他的话音一落，场上便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那些年轻的大学生更是个个喜形于色。原来那些准备讨伐达尔文的人，一个个都缩了回去，谁也不敢再要求发言了。
随后，胡克也上台发言。他只是作了简短的演说，一方面指出威尔伯福斯主教对达尔文着作的曲解，分析这位主教其实没有读懂或根本没有读过《物种起源》；另一方面，他讲述了自然选择可以很好地解释他所研究的植物现象。所以他的结论是：他心悦诚服地接受达尔文的这个理论。
刚才还神气万分的威尔伯福斯主教听完胡克的发言后，再也没有勇气登台答辩了，只好悄悄地离开了会场。这场妄图扼杀达尔文进化理论的论战，最终以科学战胜宗教而告终。
（四）
在牛津的论战结束之后，赫胥黎为了进一步宣扬达尔文的进化学理论，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动物学、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古生物学研究的经验体会，利用休息时间在伦敦圣马丁教堂的讲演厅中向工人们通俗地讲解了进化理论。
赫胥黎那广博的知识、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及清晰的表达方式，吸引了很多听众前来。除了工人之外，还有学生、学者、大学教授，甚至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女士都来这里听他的演讲。
同时，《物种起源》的影响也很快从伦敦蔓延到欧洲大陆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在德国，着名胚胎学专家冯·贝尔公开表示支持达尔文的学说；弗里茨·米勒写了一本以《支持达尔文》为书名的书，高度赞扬了达尔文的理论和着作；而动物学家海克尔更是达尔文理论最热情的拥护者，1863年，海克尔在出席德国自然科学大会时，直率而肯定地宣称：达尔文主义传播了新的世界观。
在俄国，达尔文的理论也很受欢迎。《物种起源》发行不到两个月，俄国彼得堡大学的库托尔加教授就开始在课堂上讲授《物种起源》和达尔文的一些新观念，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表示支持和赞扬达尔文的学说。
但在法国，由于受灾变论思想影响，人们对达尔文的理论大多采取冷漠甚至嘲讽的态度。一直到1867年后，才有古生物学家吉恩·葛德利发表论文表示支持达尔文的观点。即便这样，他还是受到了排斥和孤立。
在美国，达尔文的学说同样遭到了强大的阻力。美国着名博物学家阿加西斯甚至专门撰写文章批评达尔文的理论。不过很快，美国就爆发了一场扞卫达尔文学说的斗争。
可以说，到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物种起源》的理论已显着占据上风了，一些支持进化论的着作相继出版，达尔文的理论也被广泛传播开来。此后，他便不断获得对他作品的奖励和赞许，世界各地的学院和科学团体也都纷纷颁发给他奖章、勋章等，授予他各种博士、名誉院士、名誉会员等头衔。不过，达尔文对这些东西一向比较淡漠，有几张奖状甚至还遗失了。
教会人士和神学学者们对达尔文理论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在教堂上的神坛上虚情假意地说，达尔文的学说并不抵触宗教观念；相反，自然选择的理论与神学是完全相符的。至于以前对《物种起源》的抨击都纯粹是出于误会。他们还散布谣言，称达尔文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事实上，达尔文一生对宗教都持一种很复杂的态度，甚至是有些反感的。对达尔文来说，生命将由科学来解释，而非宗教教义。
总之，虽然《物种起源》的出版引来了一次又一次的轩然大波，但它的确成为自然科学史上的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同时也成为19世纪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改造世界观的开始。达尔文相信，物种起源学说终究会为生物学领域带来充满曙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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