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和

    我自幼家境贫寒，从未上过学堂。16岁时，只身流浪到上海，后来终于找到了做商业美术工作的机会，才算安下身来。自此，我须自学素描、油画、水粉画和雕塑，但是无人指导，只好自己在苦海中摸索。

    1927年，我听说徐悲鸿自海外留学归国的消息时，急切地盼望见到这位知名的青年画家。那时，悲鸿先生32岁，又在国外从名师学习了八年，是否瞧得起我这个二十刚刚出头的艺术学徒呢？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黄警顽先生。黄警顽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大家都称他“交际博士”，因为他爱好艺术，结交了许多画界的朋友，常常扶持那些有才学的艺术青年。他和黄震之先生曾给悲鸿很多帮助，悲鸿曾一度取名“黄扶”，借以表示他对两位黄先生的感激之情。警顽先生是个热心人，很快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悲鸿，悲鸿满口答应，并同我约好了会面的时间。

    悲鸿初到上海，还没有房子，暂住在黄震之家；黄震之同我也很熟识，并曾多次帮助我。约定的那天上午，我把自己的一张油画自画像、几幅素描头像、几张图案设计卷成一个卷，挟在腋下，直奔黄震之家。走进黄家的小四合院，震之先生引我到西厢房悲鸿的住屋，见悲鸿正悉心收拾书、画。他自己的油画以及各种各样的印刷品，摆满了床和桌子，我也没感到有什么特殊，因为画画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悲鸿知是我来了，对我很热情。我看他没有架子，也就渐渐地不拘束了。那天，悲鸿穿一身西服，打着黑领结，很有精神。我听说，在法国，艺术家一般都喜欢打黑领结的，显然悲鸿也有这个艺术风度。

    然后，悲鸿看我的习作。那时，我画油画比较多，在此之前，曾创作了一幅《黄包车夫的家庭》，这是我的处女作，可惜不在身边，没能拿给他看。我带去的油画是一幅对开大小的半身自画像，手持画笔在画前凝思。悲鸿把这张画竖放到墙根，蹲着看了好大一会儿，他看得很仔细，并称赞我画得不错。接着又看我的素描，一边看一边很沉着、很用心地连连说好。我知道他这是在鼓励我。

    记得当时他很感慨地说，时代在变化，艺术也应随着时代发展，可是许多画画的人脱离现实，不从真实的人出发，对人物观察得很不够，连形体、结构也画不准。像你这样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人，在中国还少见。继而，他又很关切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及个人生活情况。我便向他叙述了自己童年时代如何喜爱艺术，如何在父亲的督导下读书、习字、作画，以及幼年丧母，父亲卧病，不得不以擦笔画像谋生，以后又如何只身沦落上海，自学美术的事，详细地告诉了他，他对我的境遇很同情。悲鸿也推心置腹地谈起了他的身世，特别是少年时代随父读书，后来热衷于绘画，自称“江南贫侠”，13岁流浪江湖，20岁到上海谋生、求艺的经过，我对此很有同感。在艰难困苦中奋斗的共同经历，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话也说得越来越投机。

    谈了许久之后，他又回过头来分析我的画，指出哪个地方画得好，哪个地方形体刻画得不够微妙，哪个地方的用色不够恰当。我觉得他说得很中肯，自我学画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对我的作品这样认真地析览过。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艺术上要走写实的路，在我们国家应该多培养这样的人才。我学西画就是为了发展国画。”在结识徐悲鸿之前，由于我的境遇，很自然地同情劳苦大众，并用写实的手法去揭示他们悲惨的命运，但还不是很自觉地走这条道路。通过悲鸿的提醒，在我思想上更加明确起来，多年来我在创作和教学中都是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并在悲鸿的鼓励和启发下，扎扎实实地把握造型的本领，从西画中汲取有益的科学因素，创造表现现代人民形象的新的写实技巧，发展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悲鸿先生始终是我的良师益友和坚定的支持者。

    自从结识了悲鸿之后，我就经常登门求教，请他看画，他在艺术上、生活上对我也益发关心。同时，他的艺术脚印对我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使我向往巴黎，向往卢弗尔美术宫，向往着到西方去求名师。悲鸿对有才气、有抱负的青年，他都尽力支持，对许多艺术青年都是如此，所以对我出国留学的事很是费心。他一方面安排我跟蒋碧薇女士学习法文，一方面给我联系出国的机会。他知道福建还有五百元的留学官费，就想通过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孟圭给我帮忙。那一阵，恰好黄孟圭来到上海，悲鸿就极力推荐我出国留学，为此，我还专门为那位黄厅长画了一张油画肖像。黄孟圭倒是答应了我，但我太穷，因为只有五百元官费是远远不够的，我又无力筹措资金，眼睁睁地失掉了这次机会。日后，悲鸿先生继续为我留学的事操心，但由于种种原因，好多机会都没有成功。现在想起来，没能出国留学不能说没有损失，但不去也好，可以完全走自己的路。

    1928年，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李毅士，在上海的美术展览会上看到了我设计的图案之后，聘请我到中央大学艺术系教图案。那时，悲鸿也在该校任教，我们又在一起共事两年，友谊更加深厚。中央大学临街有一排最破的平房，其中有两间分别作悲鸿的画室和书房，每间有十几平方米，我就住在他的书房里，因而有机会观览了他的全部藏书。他的藏书以西方名画家的画册最为丰富，还有印刷精美的单页复制品，这都是他在国外留学时买的。我知道他爱画入骨髓，在留学经费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总是把购买书、画作为第一需要，节衣缩食而乐为之。因之在翻阅他的书籍时非常谨慎，哪怕留下了一点指痕也觉得对不住徐先生。我常常在夜阑人静之时，翻阅那些画册，可谓尽饱眼福。特别是伦勃朗、委拉斯贵兹、戈雅、米勒、库尔贝等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成为我学习绘画技巧的借鉴，他们对平民百姓的同情心，和我的经历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共鸣，他们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刻画，给予我很多的启发。尽管我没能出国留学，但徐先生把我安排在他的书房里，日夜陪伴着这些书籍和画册，惠我者极多极深。

    徐先生的画室与书房比邻，我亲眼目睹他在那间简陋的画室里完成了《田横五百士》这一力作。为了更准确地刻画手的形象，我曾多次为他作模特儿。我也看到他创作《徯我后》的情景，他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心感染着我，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息息相通的。在此期间，他还为我画了一幅素描头像。

    我在中大授课之余，常常到课堂上同学生一起作画，因此，悲鸿热诚、严格的教学态度和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经常根据每个学生初具的风格特点，或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拿一些与之相近的欧洲名画供其参考，引导他们深入钻研，差不多对每个同学都是那样孜孜不倦地进行教诲。他还善于观察每个学生在作画过程中的缺点，特别是那些不良的习惯，并帮助他们矫正过来，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而这一切，都是立足于在中国培养一批现实主义的画家，振兴中华民族的美术事业。我在从事美术教育的时候，常常想起悲鸿这种高尚的品格和高度的事业心。

    1930年，因人事变动之故，李毅士不再担任中大艺术系主任之职，因为我也是李毅士先生招聘来的教员，随之被解聘了。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又是悲鸿先生帮助了我。他对我说：“根据你的能力到上海去任教没什么问题，我介绍你到上海美专。”那时，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先生正在法国讲学，由悲鸿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王远勃代理校长。当时我的素描又有了进步，加上悲鸿推荐，我被聘为上海美专素描教授。但好景不长，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因上海美专发生了人事变动，我便再度失业，在上海靠画肖像、作塑像为生。后来穷得连房租也交不起了，就住到我和悲鸿的老朋友黄震之家。当年为黄震之作的塑像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身边，我面对着黄震之先生的塑像，就回想起他对我和悲鸿的帮助，就回想起曾一度取名为“黄扶”的悲鸿先生。而我在困厄之中，又总是同时得到“黄扶”和“徐助”的。

    1934年，我30岁那年，为参加孙中山铜像的征稿活动，又来到了分别已两年的南京。那时，悲鸿在傅厚岗已建起了一幢两层小楼的住宅，我在他家住了一年多。初到时，他很关切我近两年在上海的生活情况，也知道我在淞沪抗战中曾为抗日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画像的事，给我以热情的鼓励。我听到了他随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在法、德、比、意、苏受到欢迎的盛况，更增强宁发扬中国画的自信心。他从苏联带回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伟大画家列宾、苏里科夫的画片，也给我补充了新的营养。我们一起用饭，一起作画，可谓情同手足。因为天天在一起，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曾为他默塑过一件头像，也为他画过作画的速写，可惜后来都丢失了。

    由于我的雕塑稿子落选，不能在悲鸿家久住下去，于1935年9月转徙北平，接办友人画室授徒为业，并曾回重庆为亲友画像，1937年春再返北平。抗日战争期间，我陷于日伪统治之下，思想极度苦闷。自南京与悲鸿一别，十余年音讯无通，倍感寂寥。1941年，我在画册序言中说：“知我者不多，爱我者尤少”，“茫茫的前途，走不尽的沙漠”，“天空地厚，既无可登之路，又无入地之门”，都是当时在沦陷区做亡国奴的我极度痛苦的真实写照。知我者悲鸿，爱我者悲鸿，但我却和他天各一方……在困顿与痛苦之中，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日子里，我益加感到民族艺术的伟大，我不再画油画，搞工艺，几乎全力投入了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探索。我始终恪守着我和悲鸿共同约定的道路，吸收西画的科学成分，发展中国画，画现实的人，走现实主义的路。自1936年作《卖小吃的老人》以来，相继创作了《阿Q像》、《流浪的小子不值钱》、《卖子图》、《甘露何时降》、《流民图》等一系列作品，为我苦难的同胞献上一杯杯人生的“苦茶”，表达他们渴望胜利与和平的心声。

    1946年，悲鸿应聘任北平“艺专”校长，携家来京。但由于我们8年未通音讯，他对我产生了误解，为此我也非常难过。但我相信悲鸿是了解我的，我和夫人萧琼带着我出版的画册和《流民图》的照片去拜访他，他很认真地看了这些作品，误解顿时消散，对我流露出了老朋友的信任和热情的目光。他连声赞扬，说我超过了许多人，完全脱离了古人的窠臼，这一点很不容易。他并高兴地转回内室，把十几年前为我画的素描像拿出来，送到萧琼手中。悲鸿和廖静文，我和萧琼都沉浸在友谊和欢乐之中。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知我者，悲鸿也。不久，我应聘仍回北平“艺专”任教，协力支持悲鸿从事艺术教育的改革。

    悲鸿在艺术教育中极力主张以造化为师，表现人民生活，并在国画教学中安排必要的素描课，以吸收西法之长，解决造型难关。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办学方针，并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定的阻力。面对着一场“倒徐运动”，悲鸿进行了必要的回击。我也坚定地和他站在一边。1947年秋，悲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篇书面谈话。他在谈话中阐述了事实，阐明了主张，对我所走的艺术道路也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在这篇谈话中说：“征诸国家之需要与学生之志愿，皆愿摹写人民生活，无一人愿意模仿古人作品为自足者。……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但所谓师法造化者，非一空言即能兑现；而诬注重素描便会像郎世宁或日本画者，乃是一套模仿古人之成见。试看新兴作家，如鄙人及蒋兆和、叶浅予、宗其香诸人之作，便可征诸此成见之谬误，并感觉新中国画可开辟之途径甚多，有待于豪杰之士发扬光大。”徐悲鸿的这种发展精神始终对我是一种激励。在我的艺术探索过程中，不知遇到了多少挫折，受到了多少嘲讽，有时向展览会送画，被国画部推出门，被西画部拒于外，所以悲鸿对我的爱护和褒奖尤是珍贵。1949年春，悲鸿出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时，还随身携带着我在1941年出版的那本画册，听说在归国途中，作为中国现代国画发展的图例，于莫斯科展示给苏联画家，那是苏联美术界首次知道我的艺术。

    解放后最初的几年，中央美术学院——这所新型的美术大学，在院长徐悲鸿的领导下，开始显示了新中国的美术教育的生命力。我担任基础课的教学，常常与徐先生一起研究如何提高学生的造型能力，如何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准的国画新生力量。但是疾病终于夺去了这位艺术家和教育家的生命，中国的艺术事业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我为失去这位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而万分悲痛，深感孤寂。悲鸿离开我们已越卅秋，但他仿佛仍然活着，认真地指点着一名23岁的艺术青年的习作，鼓励我坚定地走现实主义的道路，鼓励我守传统之佳法，融西画之所长，创造中国人物画的新途；他仿佛正为一名失业的青年焦虑，为我出国留学的事奔波，向我介绍刚从国外带来的精美画册；他仿佛正在端详我的一幅幅新作，正在审阅我为建立中国画素描教学体系所写的教案；我们又仿佛一同在展览会上，喜看新人新作，笑言新篁拔天……

    悲鸿活着，永远活着，带领我们推动着中国现代美术前进的车轮。

    （羲文 笔录）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