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是非

    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载有一段着名对话：

    锡爵尝语宪成曰：‘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

    这段对话，被《明史纪事本末》放到了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之记事。据其语境“先是，国本论起”，另参黄宗羲《明儒学案》载“癸巳（1593年）内计”，可知当在前一年。其时王锡爵为首辅（即首席内阁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顾宪成为考功司主事（属吏部），后迁文选郎中，二人同殿称臣，虽然官阶悬殊，却有对话机缘。

    此处“天下”之涵义，被王锡爵夸大了，它并不同于顾炎武所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尔矣”之“天下”，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述，当知其具体所指，乃是“言者”，或曰舆论。“国本论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为请”，结果却是“力请不允”。申时行、王锡爵虽婉转调护，心中不免“以言者为多事”。顾宪成乃是“言者”的代表，故王锡爵会找他理论是非。然而王大人一开口便错了，他不该把庙堂与天下对立开来，按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者，王之天下也，庙堂之天下也，岂能将庙堂从天下的版图分割出来呢。哪怕事实如此，却也不必明说。明说了，就沦为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之流。逯军曾反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将党与百姓分开，正如将庙堂与天下分开，无意之间泄露了天机，戳破了谎言。所以说，王锡爵这发言水平，这政治觉悟，换在今日，别说国务院总理，估计连一局之长都干不长。

    王锡爵这么问，顾宪成只能这么答。为天下代言，为天地立心，本是他这种人一生之所系。王锡爵把天下的话语权往他身上推，他怎能不接？即使不推，他也要抢呢。万历二十二年，王锡爵退休，顾宪成因为议政触怒龙颜而被削籍（革职），二人同时离朝，未来却大不同。他们都回到江苏的家乡，王锡爵养老，顾宪成则迎来此生最辉煌的时刻。他是无锡人，无锡原有东林书院，始创于北宋，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被称为龟山先生的杨时讲道处（关于杨时，有两个典故，一是“程门立雪”，他即雪中的主角；其二，杨时先后学于二程，待他学成归去，程颐目送之，感慨曰：“吾道南矣！”），后废。顾宪成与他的弟弟允成重修之，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讲学其中，闻风响附的士人之多，学舍竟容纳不下。顾宪成说过：“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所以他们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着，而忌者亦多。”（《明史·顾宪成传》）用《明史纪事本末》的话说：“宪成讲学，天下趋之。”这时他才真正支配起了“天下之是非”。

    刀尔登先生有一名言：“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若以政事而论，答案毋宁在十居八九。然而明朝——尤其是晚明——的士人，最喜欢谈是非，他们的是非观之强悍，常常促成他们杀身成仁，其实这倒是小节，有时他们为了是非，为了那“天下只有一个是”，竟欲杀他人而成仁，由此误了国事，才令人惋惜。此时之是非观，已经严重狭隘化、僵硬化，以至东林党人及其后裔批判朝局，不是为了是非而反对，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自以为掌握了“天下之是非”，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质言之，他们就是是非，就是人世之法则，就是真理之化身。这种致命的自负，这种道德与理性的无限膨大，以是非善恶为界限，划开了晚明朋党政治的先河，自东林党始，“其后更相倾轧，垂五十年”。明朝之亡，耽于是非者，其能免责乎？

    《明史纪事本末》约成书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此后，黄宗羲撰《明儒学案》（成书于康熙十五年即1676年），写顾宪成行状，关于这段是非之争，另有一番叙事：

    娄江（王锡爵）谓先生（顾宪成）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先生曰：“外间亦有怪事。”娄江曰：“何也？”曰：“外论若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相与笑而罢。

    黄宗羲绝口不谈“天下”，而称“外论”，与内阁相应，姿态便平和多了。只是，“相与笑而罢”恐怕不如“遂不合”更接近历史真相。至少，王锡爵笑不出来。他晚年本有复起的机会，却感于“言官方厉锋气”，上了一道密奏，建议万历皇帝将言官们的章奏一律留中不发，“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此语不小心被言官获知，那还了得，“给事中段然首劾之，其同官胡嘉栋等论不已”。王锡爵东山再起的念想就此破碎。三年后，卒于家。

    2011年7月31日

    公论与私谊

    杨度与黄兴、梁启超都是好朋友。杨度的家乡是湖南湘潭，黄兴的家乡是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两地相距不远；他们不仅同龄同乡，而且是留日同窗（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科）；黄兴与孙中山相识，介绍人正是杨度。这交情，不可谓不厚。然而杨度与梁启超的交情，还要更胜一筹。1898年，这两位当世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初会于湖南时务学堂，一见面便大打嘴仗；五年后的秋天，二人在日本重逢，终于言归于好。此后唱和、合作不断。杨度的名作《湖南少年歌》，梁启超是第一读者，且首发于梁氏主编的《新民丛报》。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信，盛赞杨度的才学与魅力，称“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请康有为以国士待之。

    梁启超主张改良，黄兴主张革命，杨度倾向于哪一方呢？左右他都看不上，他高举金铁主义的旗帜，试图开辟第三条道路。在改良与革命的夹缝之中，此路实在崎岖。后来，杨度被清廷招揽，由在野而在朝，摇身一变，给王公大臣讲起了宪政，如此，他便与黄兴、梁启超分道扬镳，好在还谈不上势不两立（因为杨度并非爱新觉罗家的忠犬）。供职于清廷期间，他曾上书执政者，请赦免并擢用梁启超，且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之为，惟乞皇上诛臣，以为臣子不忠之戒”。由此可见他与梁启超之亲密。

    真正势不两立，要等到杨度效忠袁世凯之后。袁世凯与革命党激斗不息，杨度与黄兴自然视对方为仇寇；待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启超挺身反袁，与杨度割袍断义。杨度作《君宪救国论》，为短命的洪宪王朝吹鼓，梁启超则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迎头痛批，笔下如刀，不留分毫情面。

    这些剑拔弩张的冲突与纠葛，破坏了他们的交情吗？筹安会成立不久，梁启超致信杨度道：“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李肖聃《星庐笔记》作“政见虽殊，交情不改。昔贤芳躅，吾岂敢忘？”）最后两句，当是金石之言，掷地有声。

    私谊不妨公论，公论不妨私谊。再以盖棺论定的挽联为例。1916年10月31日，黄兴英年早逝，杨度挽曰：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上联堪称名句，写尽了杨度与黄兴的半生恩怨。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杨度挽曰：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这两副挽联，几无虚辞，字字血泪，句句深情。尽管称梁启超“事业本寻常”，有些不合时宜，不为梁氏亲友所喜，不过，此刻犹能直言，更可见杨度的倔脾气，以及他对梁启超的情感——唯有至交，方能如此坦荡。这二人之间，诚可谓平生政见分歧——梁启超死前，对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运动不乏质疑和批评，彼时杨度已经加入了中共——但是，梁启超公开批判杨度，仍声明“不必以公害私”；杨度在梁启超亡后，仍为他“文章久零落”而抱不平。这才是无比真切的“公谊不妨私”。

    政见分歧，却相期无负平生。比起杨度与黄兴、梁启超的恩怨，胡适与陈独秀的交谊，更值得大书特书。与友人谈及此节，我开玩笑说，依陈独秀的激烈、专横与暴戾，他若上台执政，恐怕首要斩老友胡适之的头颅祭旗。想来胡适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提醒陈独秀“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胡适措辞，一向留三分余地，“多少总还同有一点”，言不由衷，对陈独秀而言，也许一点也无。

    陈独秀与胡适是战友，更是论敌。二人相识以来，作为论敌的时间，要长于作为战友的时间。他们不仅打笔墨官司，甚至见面都要吵架。1925年，胡适到上海治病，住在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家（汪孟邹是绩溪人，与胡适是小同乡，与陈独秀是大同乡）。据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回忆：“这位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各不相让。”有一天，又争起来，陈独秀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着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接着，他又强忍怒气说：“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走了。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见唐宝林《陈独秀全传》）这段轶事，堪比废名与熊十力因争论佛学而打架。

    然而，朋友终归是朋友。陈独秀一生屡次入狱，胡适都不惧风险，积极营救。1933年11月，胡适路过南京，琐事缠身，无暇探视正坐牢的陈独秀，他深知老友的偏激性情，唯恐误会，专函解释此事：“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不曾想陈独秀误会依旧，在致汪原放的信中大发雷霆，“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并宣称要与胡适绝交。这些气话，反倒折射了他对胡适以及友谊的看重。这样的误会，最终一笑而过。

    我最感念的一节，是在1949年4月14日深夜，从上海到美国的途中。仓皇辞庙日，垂泪对故国，胡适仍不忘七年前去世的陈独秀，为其遗着作序，为其晚年的政治与思想转向正名，指出陈独秀重申“反对党派之自由”，“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此时，他们终于不再政见分歧，而重回同道。同心若金，攻错若石，肝胆相照，恩仇快意，前贤风范，令人心折。

    百年弹指一挥间，追古而思今，公私依然缠绕如丝。私谊不妨公论，公论不妨私谊，这十二汉字，不难写，却难做。因为，这不仅需要见识，更需要气度与格局。

    2012年11月28日

    在鲁迅与胡适之前

    辩证法与二元思维，虽非中国的特产，然而在中国的流毒，似远较他国为烈。所谓二元思维，即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对即错、非好即坏、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忠即奸、非先进即落后，非进步即反动……罗列下去，不知尽头。质言之，在二元思维治下，仿佛世间万物，都可二分，于是我们常常看见，两个原本不是针锋相对、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被纳入二元的狭隘选项，硬生生逼成了敌手，如鱼与熊掌，你只能择取其一。最鲜明的案例，莫过于鲁迅与胡适。

    谓予不信，可观那些以鲁迅与胡适为名的着作，诸如《胡适还是鲁迅》、《鲁迅与胡适：“立人”与“立宪”》等。尽管有些着作的命意，并非要将鲁、胡二人截然对立，如邵建所撰《胡适与鲁迅：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不过其书名，却令人想起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进而想起1960年代的名言“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由“跟”字可知，萨特与阿隆之间的对错和敌意，并不由他们自主，而源于时代潮流的催化与世人的政治想象，据我的观感，究阿隆之本心，何尝以萨特为敌呢——鲁迅与胡适的纠结，当作如是观。

    书籍之外的例证更不胜枚举。前人爱讲：鲁迅进步，胡适落后，鲁迅革命，胡适反动；今人爱讲：鲁迅使用的语言是“奴隶语言”，胡适使用的语言是“公民语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甚至这数十年来的历史，都可以鲁迅与胡适之争为经脉而划作两段，一段是“扬鲁抑胡”，一段是“抑鲁扬胡”。鲁胡的二元，就像两根天线，架在中国人的思维星空，我们脑中的那根弦一旦绷紧，斗争的信号便反射而来。

    鲁迅与胡适，的确代表了两种人格、两种思想（鲁迅绝望以至虚无，胡适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改造现实的两种路径、推动历史的两种可能性。只不过，无论是人格还是思想，无论是改造现实的路径还是推动历史的可能性，都不止这区区两种。譬如在他们生存和奋战的年代，除了鲁迅以笔为枪与胡适日拱一卒，还有晏阳初、梁漱溟的农村建设，傅斯年筚路蓝缕经营史语所，张季鸾等以“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大公报》等，后者对现实的改造与对历史的推动之功，未必弱于前者。况且，即使是鲁迅与胡适这两种人格、两种思想、两种路径、两种可能性，并不必然对立，反而时有交叉，甚至齐头并进。若以他们为二元，不仅压缩了历史与现实的开放空间，还僵化了对此二人人格与思想的认知。

    他们被对立起来，互为仇雠，实源自政治的操弄。执政者扬鲁迅而抑胡适，因为在斗争年代，鲁迅是敌人（国民党）的敌人，那便是自己的朋友；胡适是敌人的朋友，那便是自己的敌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抑谁，扬谁，完全取决于迫在眉睫的政治需要。换言之，待意识形态变幻了脸色，鲁迅一样可能是敌人。后人常常遐想，倘鲁迅活到1949年后，命运该当如何。1957年，伟大领袖曾断言，假如鲁迅在世，要么沉默，要么在狱中写作。依鲁迅那一身孤傲的骨头，大抵还是要进监狱。此前，1955年10月23日，胡适致信赵元任，认为“鲁迅若还活着，也是应该被清算的”；1956年4月1日，致信雷震：“鲁迅若不死，也会斫头的！”同理，假如胡适留在彼时的大陆，则必进监狱无疑。在此，鲁、胡二人终殊途而同归，还说什么“扬鲁抑胡”呢，他们都得被抑。（1956年，胡适曾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43年后，周策纵因双目白内障手术，未克出席安徽大学等举办的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遂赋诗二首为祝：“风谊藏晖耀日星，相期同席浴遗馨；即令白障重洋阻，故国遥看重典型。”“‘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犹新。”）

    非敌即友，是政治斗争的法则，却不该沦为我们做学问与做人的法则。我们的传统与教育，在我们脑中植入了二分法、二元思维的病毒，导致我们眼中的世界，只有黑与白、善与恶、忠与奸、友与敌等两种颜色——最终只有一种。因为二元的终点，必将是一元，你只能在二元中间选择一个，而且你必须选择；中毒者的终点，不是独裁者，便是独裁的奴隶。

    如果不愿被寒毒攻心，则须尽早杀毒。最好用的杀毒软件，当是多元论。在鲁迅与胡适之外，还有许多人格、许多思想、许多路径、许多可能性，供我们参照、致敬；甚至单论鲁迅或胡适，都不能构成简单的一元，鲁迅的复杂远过于胡适，他本身便是一个多元体，任何一张脸谱，一枚标签，一种意识形态，都不足以诠释他波澜壮阔的生命。

    除了“在鲁迅与胡适之外”，我们还需要追问“在鲁迅与胡适之前”。就像我的朋友斯伟江律师，在革命与改良之争风起云涌的时候，提出了“在革命和改良之前”，呼吁争论者着眼向下，修炼自己；所以若有人问你，鲁迅还是胡适，你应该有勇气回答：不论未来我会成为鲁迅，还是胡适，抑或二者之外的伟大人格，在当下，我必须且只能做好我自己。

    2013年1月24日

    补记：

    前面谈公论与私谊，鲁迅对胡适，无论公私，哪怕不是视其为敌人，却不大愿意当他作朋友；胡适对鲁迅，则是另一种态度，1929年9月4日，胡适致信周作人，其中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欢喜与悲酸背后，深藏几多故事。

    1936年11月18日，苏雪林在致胡适、蔡元培的信中，骂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其时鲁迅已经去世。胡适回信，严肃批评苏，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2013年1月31日

    风云守道

    贺麟是徐梵澄的挚友，再加上冯至，作为留学生的他们相识于德国，终身莫逆。所以在扬之水的日记当中，徐梵澄常常向她谈及贺麟。梵澄先生对贺氏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评语，叫“风云守道”，有风云之气，但仍守道；他自己只是守道而已。“守道”不难理解，他们都是知识人与哲人，道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风云”何解呢，可观这段对话：

    徐：贺麟是有风云之气的。

    扬：那么先生也是有的了？

    徐：我可没有，我只有浩然之气。

    扬：那鲁迅先生有。

    徐：对，那是大大的风云之气。

    ——拉上了鲁迅，“风云”就不单是经世与事功，而接近于“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圣王气象。

    徐梵澄还对比贺麟与自身：贺不甘寂寞，而我，甘于寂寞。这正是风云之气与浩然之气的差异。

    1992年，贺麟逝后，扬之水访徐梵澄，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他沉吟半晌，摇头拒绝，说有一事对不起贺麟。据其回忆，1940年，贺麟与蒋介石结缘，他是推手之一。本来蒋复璁先找他，欲引荐给陈布雷，他坚辞，说你可以去找贺麟。后来贺麟被蒋介石接见，并拿到资金，成立了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着编译委员会。

    徐梵澄实在不必为此耿耿，假如贺麟像他一样，淡泊而有浩然之气，权力者的召唤则不足让他心动；反之，像贺麟这样不甘寂寞而有风云之气，即令不由徐梵澄推荐，他登龙门，却是迟早之事。

    这些文字，本是三年前读《梵澄先生》的感想，今日翻出来，正缘于贺麟的一本书。此书初版即大名鼎鼎的《当代中国哲学》（1945年），后经删削，新版更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1989年）。这次收入贺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编者有心，将两版的重要差异一一标出，放进脚注与附录。由此对比，正可窥见贺麟在1949年前后的思想变迁。

    相比旧版，新版最大的改动是删去了论蒋介石“力行哲学”，增补了关于辩证唯物论和毛泽东《实践论》的论述。1945年贺麟写此书之时，所秉持的立场是陆王心学，属于唯心论一脉，唯物论与实践论自然难入他的法眼。然而，一本论当代哲学的书，论康有为、章太炎、欧阳竟无、梁漱溟、熊十力等哲人与学者的书，将孙中山、蒋介石纳入其中，对《孙文学说》、“力行哲学”的赞美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则不免令人玩味贺麟的居心。

    后人极力为贺麟辩解，称他为蒋介石召见，借调到中央政治学校讲学半年，虽得“御用学者”的恶谥，却未丧失学者的本分；并引书信为据，证实他对缺乏民主精神的国共两党均有批评。我愿意接受这一事实，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否认《当代中国哲学》所呈现的更冰冷的事实：将孙中山尤其是蒋介石纳入一本论时代哲学的书中，实有政治谄媚之嫌。推想时人读“知难行易说与力行哲学”一节，其心思大抵如我们在大学上政治课。

    舒芜笔下写到此节，毫不留情：“贺麟先生更不超然，蒋介石提倡什么‘力行哲学’，很浅陋的一种法西斯哲学，学术界只有贺麟先生一人为之叫好，乃为蒋介石所赏，请他到中央政校讲‘三民主义辩证法’，此为我所亲见亲知。”

    这是否能用“风云守道”来解释呢？所谓风云之气，“云从龙”正是其中一义。问题在于，若一味追逐风云，还如何守道？

    这新版，除了删蒋介石，贺麟还删去了旧版对马克思的不敬之词，譬如说马克思只是应用现成的方法，没有创新发明，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便远逊于黑格尔。“若把辩证法看成一把刀，那么黑格尔用之剖解脏腑，马克思用之割治外症……读马克思的着作对于辩证法的学习，并无多大帮助。”这其实是十分精辟的见解，可惜不容于新版，不容于从唯心论转向唯物论、八十岁申请入党的贺麟。

    贺麟有言：“越是你最心爱的，便越是让你伤心。”我读《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读到删削之处，寒光凛然，便想起这句话。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最后抄一段徐梵澄论冯友兰。在梵澄先生看来，冯友兰一贯阿世，先为蒋介石捧场，后为“四人帮”捧场。后来写《三松堂自序》诚恳检讨。“那更不必，要就不做，做了，又何必去检讨？总是不甘寂寞罢了。”——抄在这里，似乎不是题外话。

    2012年9月27日

    《治史三书》

    老实说，我第一次读《治史三书》，浮光掠影，一目十行，遂草率判定这是一本平庸之作。以至于此书被束之高阁，达五年之久。去年读胡文辉《现代学人点将录》，胡氏月旦时贤，持论极苛，却拟严耕望为天微星九纹龙史进，当是极高的评价；此外，还屡引严耕望之语，臧否其他学人。于是我重新翻出这本尘灰满面的《治史三书》，去年底读一过，而今再读一过，才渐渐读出它的好。

    严耕望是钱穆的弟子，不过其作文全无乃师遗风。钱穆才大如海，笔下汪洋恣肆，万夫莫当，对读者而言，有如山风海雨扑面而来。严耕望以学识而非才情见长，他写文章，一板一眼，如老匠刻印，字字见骨，不尚虚言，不事雕琢，这是史语所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讲，严耕望可谓钱穆的不肖弟子——钱穆说过：“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这两只脚，对钱穆而言，只借以站稳而已，并非他学问的主体；对严耕望而言，则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师弟余英时则传承了钱穆的衣钵。

    严耕望与余英时都是安徽人。有一说法，百年安徽（从1900年算起，胡适不在其列），三大史家：严耕望（桐城）、唐德刚（合肥）、余英时（潜山）。这三人，正好代表了三条治史路线。单论写法，唐德刚最通俗，严耕望最专业，余英时介于两者之间，雅俗共赏。严、余都评过他们的老师钱穆，严耕望认为，钱穆的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就此道而言，弟子辈中，余英时最为杰出。严所擅长的制度与历史地理研究，只是钱穆之学的旁支。余英时曾问钱穆，门下学生，最欣赏谁；钱穆答：严耕望。做学问可以有门户，却不可有门户之见，在这一点上，钱穆堪为楷模。

    古人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钱穆与严耕望这一对师徒，虽然奔走在分岔路上，却无争竞之心，反而相砥砺如初。严耕望的性情，偏于朴拙，为学如此，为文亦然。唯独写到钱穆，笔端的情感与锋芒便不可抑制，溢出了《治史三书》的纸面。平生风谊兼师友，先贤风范，令人慨叹。这大抵可以作为我们阅读《治史三书》的一个理由。

    201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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