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信仰可以移山也。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7日）

    蒋介石是一个战术家而不是一个战略家。

    ——布赖恩·克罗泽

    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作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民主斗士，他纵有此宏愿，也无此机会。

    ——黄仁宇

    蒋介石的信仰问题

    也许，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得先问一声：政治家有信仰吗？

    蒋介石的信仰问题十分复杂。除了儒家与基督教的纠结，后人在他身上，还发现了佛教的光照。蒋介石的先祖蒋宗霸，是布袋和尚的弟子，曾随之云游三年，以后世代信奉佛教；蒋母王采玉与蒋的原配夫人毛福梅，都是心虔志诚的佛教徒。家世的熏染使他亲近佛教，在其早年曾生出落发为僧的念想。待他掌权后，与虚云法师、太虚法师等高僧屡有交游，这构成了后世研究佛教与政治之关系的背景与凭证（可参侯坤宏：“1930年代的佛教与政治：太虚法师和蒋介石”）。

    不过大体而言，蒋介石的信仰领地，依然是儒家与基督教的龙虎斗，到底以何者为本，当是蒋介石研究的重大难题之一。也许，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是斗争，在当事人看来则未必是斗争。蒋介石以其调和论（调适思想），化解了儒、耶——甚至还包括释——之争，而达至玄之又玄的三教合一。

    儒家视蒋介石为儒生，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王阳明与曾国藩这两位大儒，并力图祛除基督教在他身上的烙印；纵然后退一步，仍坚称，蒋介石以儒家为体，基督教为用。基督教徒更加振振有词，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上海接受江长川牧师洗礼，正式入教，则是铁打的事实，权力与时间无论何等残酷，都无法抹杀。儒家以此追问，说蒋介石信仰儒家——儒家的目光聚焦于世俗生活，一向敬鬼神而远之，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故缺乏超验之维，似乎不当冠以“信仰”之说——有何凭据呢？

    针对蒋介石皈依基督，最尖锐的质疑竟来自其教内弟兄：“有人问我，蒋介石也是基督徒，我无言以对。如果他是基督徒，为什么几十年来，这个国家处处挂着他的画像，人人要向他鞠躬；为什么大搞一党专制、言禁党禁、白色恐怖，他身边却没有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去告诉他这是不对的，是上帝恨恶的；若不悔改，是要被咒诅的？”

    1955年，宋美龄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

    相应的质疑则认为，蒋介石信仰基督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投资：一是为了娶宋美龄，与豪门宋家联姻；二是为了完善其政治形象，以便继承孙中山的衣钵（“总理亦教徒之一，且伦敦蒙难，以专心虔祷，得免祸害也”）、与美国人打交道云云。不过，这些质疑脆弱如蝉翼，一攻即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在1927年12月1日，当时他尚未入教，宋家亦未强迫他入教。并非如野史所言，蒋介石加入基督教，是宋美龄嫁给他的条件之一。直到三年后，他才皈依，其间的精神变迁与曲折，发人深省。至于做戏给美国人看，那更扯远了，1930年的蒋介石，哪能未卜先知，预见美国将成为他后半生的政治屏障？

    单看日记，蒋介石诚可谓一个朝参暮礼、虔敬无比的基督徒，清教徒气质溢满了他的后半生。试举数例。1930年10月23日他受洗，24日日记云：“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教义乃为余精神惟一之信仰。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

    1938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两周年，抗日战争逐步激化：“今日之处境虽在倭寇多方困迫之中，然较之西安遇难之危机状态千万矣。上帝既能拯救余出此万恶绝险之境，自能拯救余四万万生灵于涂炭之中也。唯祈上帝能早日赦免余之罪恶，而使余国家民族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

    1944年7月25日，衡阳激战，危城喋血，他祈祷立誓：“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1945年1月10日：“今后记事朝课（即体操十五分钟，读《圣经》一章，静默三十五分钟至一小时，祈告约五分钟，记事与阅报各项）晚课（静默三十分钟，读《荒漠甘泉》一章），每日如未间断则不再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唯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1945年9月4日，国共和谈，他竟向上帝祈祷，以图感化毛泽东：“今晨5时，未晓，起床祷告，愿共毛能悔悟，使国家真能和平统一也。”

    ……

    我信故我在，信仰讲究决断。理性的质疑无异于隔山打牛。进一步讲，信仰不可质疑。虔信与伪信，唯有神与信徒自身晓得，外人的论断不足为凭。

    我愿意相信蒋介石对上帝的信仰发自赤诚，他对儒家、佛教的感情同样如此。在我们身边，常见一种人，上句“阿弥陀佛”，下句“上帝保佑”，见神拜神，见佛拜佛，见庙烧香，见佛磕头。他们什么都信。或者说，他们什么都不信。

    这让我想起安伯托·埃柯的小说《傅科摆》里的一段话：“……当人们停止信上帝，并不是说他们便什么都不信；他们什么都信。”

    蒋介石左手儒家，右手基督教，不分体用高下，完全为己所用，正源自他的调和论。先后为蒋经国、蒋介石立传的美国人陶涵（Jay Taylor），接受罗四鸰的采访，标题即“调和者蒋介石”。他指出了蒋介石身上高度矛盾的一面（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撕扯），同时认为，蒋调和了新儒家青年与基督徒的精神冲突。“蒋介石相信，基督教教义的爱和儒家所强调的人道或是人文主义并行不悖。基督教‘爱’的教义强调每个人需要认识自己的罪，与儒家强调的自我反省一致，两者可调和。”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论及蒋介石的信仰纷争，亦持同一看法：“大概他（蒋介石）保持着中国传统习惯‘诸说混合’的办法，更因他一直被环境逼迫，也带着‘折中主义’的成分。”

    说到调和，最生动的证据，莫过于蒋介石死后，他的灵柩之中所放的四本书：《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政治信仰，组成了他的灵魂三明治。

    那么，蒋介石是如何调和诸神之争呢？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历来不合，甚至可以说是蒋介石这辈子最讨厌的人之一。作为冤家，他的观察反而愈加犀利：“蒋介石来迟。他在晚祷。这晚祷不由任何事而中断。这是一个新的角度。他虔诚与否不说，总之他即郑重其事。或者他以为与上主神交而增强他的直觉。他大体上依赖他所谓对心理上之了解（中国心理）。如何策动这样一个人？他能用他的‘直觉’超越逻辑与理性。他不顾业经证明之原则与方法，而坚持中国人之不同心理。他直接下结论而强以某种以前想象之中的相同为经验。他的顽强拒绝讨论。”（1942年8月4日）

    这段话有些拗口，其大概意思却不难理解。若史迪威所述属实，那么蒋介石的基督信仰的确浮于表面；或者说，蒋介石的信仰方式不同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信仰方式，他在其中加入了中国经验，使基督教中国化。

    纵观蒋介石日记，他对读经、祷告等基督教仪式的践履从未间断，数十年如一日，这足以打消伪信的指责。哪怕——有些人总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他最初是投机者，经过数十年锲而不舍的磨砺与试探，终将变成虔信者。

    一面是虔信，一面是对信仰的中国式改造。蒋介石“郑重其事”的晚祷，对信仰仪式的坚守，毋宁构成了他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他深知自己的性格缺陷：“性倔强躁而易怒，偶不惬意，辄暴跳如雷。”（秦瘦鸥《蒋介石先生传》）“性躁心急……静敬澹一之功夫不可须臾离也。”（《蒋介石日记》，1935年6月1日）苦行僧式的静修，正有助于安定心气，坚韧心志。晚年蒋介石极少大发雷霆，他的面目越来越祥和，眼神越来越深邃。

    除了调和基督教与儒家的关系，蒋介石还必须调和基督教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即更为艰难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就要回到开端的疑问：政治家有信仰吗？

    蒋介石的同时代人，不乏用宗教辅佐政治的案例。冯玉祥被称为“基督将军”，他自己信教不说（1915年，他在北京亚斯里教堂受洗，早于蒋介石十五年），还鼓舞部下信教，用消防水龙头向士兵喷水，是为洗礼，据说其麾下军官，受洗者十之八九。唐生智号称“唐和尚”“佛门将军”，其部队被称为“佛字军”，五万将士皆摩顶受戒，吃斋，行五戒，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为号召。然而，他们的信仰，尤其是冯玉祥，一直备受质疑。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臭名昭着的变色龙，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倒戈将军”。其脑后的反骨，不仅用于政治，还用于信仰。他在西方人面前信耶稣基督，在前苏联人面前信马克思和列宁，在国民党人面前信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昨天他还是“基督将军”，今天则成为“赤色将军”，明天是什么将军呢，那要看明日来客是何方神圣。追根究底，他对基督教，与其说作为一种信仰，不如说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一种精神催眠术，一种凝聚军心的洗脑工具，一种吸引军事与财政支援的障眼法。

    蒋介石是否如此呢？他在1930年受洗，1934年2月11日日记写道：“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统一精神，五曰博爱精神。”

    黄仁宇认为，蒋介石所崇仰的仍是耶稣之人身属性，而非三位一体之神学，换言之，蒋的信仰不够深入，仅仅限于外在的形式。其实何止于此，蒋从耶稣身上发掘的五重精神，从其他教派的神灵那里同样可以找到。而且，我们需要注意，这五重精神，正会通于指导国民党的政治哲学。蒋介石的追求，不仅在于基督教与儒家的接榫，还在于基督教与三民主义的接榫，正如他试图将三民主义儒家化一样。

    所以说，对蒋介石而言，他并非任何一教的信徒，更非教条主义的信徒。他努力从各大教派的教义与纲领之中汲取他亟需的观念和事物，建构他独树一帜的政治哲学。他比那些政治骗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懂得虔敬，并且以对宗教仪式坚贞不移的践履来扞卫他的虔敬情怀。这遂令人难以判断，他到底是信呢，还是不信呢？他的信仰里面包含了几多功利的成色？

    这些问号，同时构成了蒋介石的局限。他综合诸神，为我所用，却尚未做到唯我独尊。他依然是一个恭谨、谦卑、讲究仁义与慈爱的政治家。他的对手毛泽东却截然不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有人会问，毛有信仰吗？那是另一个话题。

    话说回来，对大多数政治家而言，从不存在超验之维，他们只信教，不信神。宗教之于他们，或者是骗术，或者是政治神学与哲学（严格来讲，政治神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政治哲学则可能是一种哲学），或者都不是，或者都是——小布什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案例：1999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选举辩论赛在爱荷华州的首府德梅因市举行，每一候选人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你最认同哪位政治哲学家或思想家？待问到小布什，他悍然答道：“耶稣基督。”

    美国媒体因此批评小布什政治哲学功课不及格，你同意吗？

    2008年10月7日初稿

    2012年11月3日修订

    民主无量，独裁无胆？

    蒋介石一生背负骂名累累。最昭着的一则，当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按通说，此言出自毛泽东之口，原话多了两个“搞”：“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

    不过，毛公此言，我只能同意前半句。对执政者而言，放权于民，还权于民，推行民主政治，正关乎其眼界与胸襟。所谓胸襟，便是量。蒋介石的肚量，一向不够大，其义兄黄郛曾劝他：“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老弟于‘毅’字之一字，已足够足够，今后只当在‘弘’字上多下功（工）夫。”言下之意，即斥他褊狭。对比之下，其子蒋经国的量则要大一些。这二人虽为父子，却分属两个时代：一人死于威权时代的结尾，一人肩起了民主时代的闸门。相比同时代人的智识局限，民主无量，或不足以构成蒋介石的巨大耻辱；民主有量，则是蒋经国的无上荣光。

    进一步讲，民主不仅是一个量的问题，还是一个质的问题。这里的质，不是指民主的品质，而是指执政者对民主精神的认识。台湾作家王鼎钧对比二蒋，说蒋介石“把专政当本钱，把民主当利息，本钱充足的时候，不妨拿出利息来让你们挥霍一下，可是雷震后来要动他的老本，那只有鱼死网破”，蒋经国则相反，“民主自由才是本钱，专政才是利息。这一念之转善果累累，他在利息耗尽以后保住了老本”。这一比，高下立判。

    至于“独裁无胆”，我以为，独裁从不关乎权力者的胆识，只关乎其能力。换言之，问题当在能不能独裁，而非敢不敢独裁。能独裁，哪个权力者不会独裁呢。我常常引用美国着名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的一句名言：“行政权力永远都是饥肠辘辘，扩张与强夺是它挥之不去的本性。”权力永远都是一头饥饿的老虎，独裁正如其掠食的本性。只是并非每一种食物，都愿化作虎口美餐；并非每一个民众，都愿化作独裁机器的螺丝钉，所以独裁者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如豺虎肆虐，暴戾恣睢。以前我们常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过来讲，哪里反抗多了，哪里独裁就少了，若无反抗，若遍地都是奴隶，若满眼都是太监，独裁政治必将大行于天下。

    纵览蒋介石一生，他未成为独裁者，并不代表他不想搞，没胆搞，只不过没有搞成而已。这说到底还是能力的问题。其缘由可一分为二。其一，蒋介石所属的政党国民党，虽屡经改造，并借鉴前苏联的经验，却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只能实现“弱势独裁”。“独裁政党亦有强弱之分。……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在党国体制之下，党的“弱势独裁”决定了政治的“弱势独裁”。

    其二则取决于蒋介石执政时期的政治形势。在蒋之前，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孙中山等，毕生致力于统一中国，却无一人如愿以偿。到蒋介石手上，终于九转功成：1928年底，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降下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至此，中国号称统一。然而这种大一统，仅仅具备一个炫目的外观，其实质依旧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倘将此时的中国比作一颗臭鸡蛋，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大抵不会超过蛋黄。

    唐生智的部下龚浩，曾回忆当时之局面：“在平汉路方面的北伐军主力是桂系和冯军，因此造成了冯桂的联合，所控制的地盘包括两广、两湖、山东、河南、河北南部及西北各省，蒋先生所有的只有福建、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五省，有如当年的孙传芳。”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指出：“冯玉祥称雄于北方，同时又是有名的西北王，控制了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以及宁夏等省。而蒋的对手阎锡山则从他那坐落于山峦起伏的山西省的大本营中向河北、察哈尔、绥远等省发号施令。在南方，李宗仁控制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中国实际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诸侯割据……蒋介石只在长江下游的五个省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力。”偏安东南一隅的蒋介石，可比者，如东晋、南宋，说白了，都是小朝廷。

    此后二十年，蒋介石一直为实质上的大一统中国而煞费苦心，奋斗不息。然而，国民党政府始终是一个局部政权，哪怕在其权力最鼎盛的时期（1946年前后），中国仍外有美、苏压迫，内有共产党虎视，港澳被殖民，云南属卢汉，广西属桂系，西北属马家，东北名存实亡，蒙藏政局晦暗不明，所谓统一，依然遥迢似海市蜃楼。

    同时，国民党内部亦非铁板一块。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一书，写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艰苦斗争，最终问鼎党权。但是，纵然蒋介石成为了“最高领袖”，党内还是有孙科这样屹立不倒的掣肘者，以及凭借枪杆子而虎视眈眈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巨头，甚至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非一心，在蒋介石赴台之后，终告分崩离析。

    我们说独裁，当指一种乾纲独断、挥斥八极的政治能力，独裁之下，以万物为刍狗，视万民如草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由此而论，蒋介石谈何独裁，在他治下，国未统，党不一，这种形势，要搞独裁，哪里搞得起。王霸雄图，尽归尘土。

    1949年后的台湾，有一段历史被冠以恐怖之名。这是距离独裁最近的暗影，却仍称不上独裁（蒋介石在台湾推行地方自治、土地私有化改革，皆为独裁者所不取）。于今回溯，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终蒋介石一生，皆与独裁无缘。独裁于他，更像是黄粱一梦。他到底有无梦过，我们不惮以最大恶意来揣测；不过，梦中狂热的暴君，落入冰冷的现实，即刻沦为束手无策的纸老虎。

    旁观者清，如曾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及驻中国美军指挥官的美国人阿尔伯特·魏德迈所言：“（蒋介石）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帮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保证推行自己的命令。”“这个政府对个人的干涉太少，而不是干涉太多。他（蒋介石）最后失败的原因是未做应做之事，而不是做了不应做之事。”

    毛公这句名言，曾被李敖先生发扬光大。他在台湾骂蒋介石、蒋经国“民主无量，独裁无胆”，骂了半个世纪，直至被骂者身死还不解恨，恨不得掘墓鞭尸，起亡者于地下，再战三百回合。后来的陈水扁及民进党政府，被他称为蒋介石的“徒子徒孙”，依然“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其实，李先生多虑了。陈水扁们能容忍李敖的骂战，已经证伪了“民主无量”。“独裁无胆”云云，更是虚妄。有胆如何，无胆如何？因为这本来就不是胆量的问题，而是能力的问题。你把有此贼胆的穆巴拉克或卡扎菲放到台湾，再借他十个虎胆，他也搞不了独裁。

    2011年7月21日

    狮身人面蒋经国

    蒋经国的一生几乎都生活于其父蒋介石的阴影之下。所以，陶涵写《蒋经国传》，蒋介石的名字在书中出现的频率，并不比传主蒋经国低多少。可以说，是蒋介石成就了蒋经国，同时束缚了他。直到晚年，他才逐渐摆脱父亲的政治绑架，他的姓氏与灵魂才独立于威权主义的谱系之外，像一柄锈迹斑斑却锋芒不减的剑。

    将蒋经国与蒋介石二人的肉身置于一处，不知内情者，断然不会相信这是一对父子——如蒋纬国就认为，他和哥哥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骨肉（蒋纬国乃是戴季陶之子）。确实，这二人，论形象、性情、教育背景、行政风格，相距不可以道里计。

    他们最大的差别在于，蒋介石以威权者终老，而蒋经国本来极有可能步父亲之后尘，他却在暮年亲手埋葬了专属一家一姓的蒋氏王朝，还孤岛于公，还政权于民。他以大无畏的抉择证明了一点：从独夫到伟人，原来只有一步之遥。

    我读陶涵《蒋经国传》，最大的兴趣，即想探究晚年蒋经国政治转型的心路历程。陶着则表明，蒋经国从专断转向民主，从威权者转向宪政人，不是一时兴之所至，心血来潮，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转型的基因，从其青少年时期开始便在其肺腑孕育、发酵。这种基因，有时表现为民主，有时表现为仁。它曾被专制之血侵蚀，曾被暴力之刀摧残，曾被冷战之雾笼罩，然而，它最终结出了美丽的果实。不必说今天的台湾人民，连身处大陆的我们，都在分享果实的甘美——那叫望梅止渴。

    陶涵笔下的蒋经国，不同于江南（刘宜良）、李敖笔下的蒋经国，更不同于我们的党史学者笔下的蒋经国。他不会对传主妖魔化，却也不为尊者讳。如他转述，蒋经国的启蒙老师认为此子天资不高，前苏联官员则坦言蒋经国“非常平庸”。换言之，蒋经国的资质充其量是中人以上，称不上一流，不逮其父远矣。

    蒋经国的品格尚好：清廉、果决、亲切、务实、知人善任、勤政爱民。他却有一重大缺陷：好色。“若干貌美、聪明的女性受到他的吸引而与他亲近，已婚、单身的都有。有一位女性友人是某空军将领的女儿，怀了身孕，前往美国。”这自然是陶涵的曲笔。以蒋经国的形象，若他不是蒋介石之子，手中无分文权力，我不认为他对女性能有多大的杀伤力。“空军将领的女儿”云云，不知背后潜伏了几多幽暗的故事。堪为明证者，是蒋经国与女秘书章亚若的凄惨情事。章亚若为蒋经国生下双胞胎后，惨遭毒杀；儿女被迫随母姓，不得认祖归宗，蒋经国甚至发誓今生不与这对骨肉会面，可见其绝情。

    与蒋介石喜欢下属称他“校长”一样，蒋经国的老部属，在其贵为总统以后，私下还喊他“教育长”，因蒋经国曾担任中央干部学校（号称“第二个黄埔”）的教育长一职。这绝非因为蒋氏父子好为人师，热爱教育，而是他们所擅长且惯用的传统权术：以师生情谊置换行政关系，以私恩取代公法。（1946年，陈布雷与傅斯年谈蒋介石的性格：蒋先生当过多年校长，“所以教育家的意味多于政治家”；且蒋先生向来总是以“作之师”的精神讲话，其讲话之对象，都视作他的学生，不问官、民也。）其结局，不外是公权化作私权，公共政治化作家族政治。于此而言，蒋经国仍是旧时代之政治遗物。

    确切说，蒋经国乃是过渡时代的代表人物，集新旧时代之善恶美丑于一体，可谓“狮身人面”。如李敖评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实则最公正的历史态度，即不否认其辣手摧花，不美化其怜香惜玉。唯其辣手摧花，最终转向怜香惜玉才堪称华丽绽放；唯其专权达四十年之久，最终推行民主化才至为可贵。

    1949年前，蒋经国在江西、上海的政治举措，已经浮现了一些民主化的影踪。入台后，蒋氏父子在制造白色恐怖政治的同时，埋下了两颗政治暗雷，一是地方自治与选举，二是土地改革。孙中山空喊了多少年的民生主义，在战乱频频的大陆难以扎根，不意在孤岛台湾，真正落实了“耕者有其田”。数十年后，这两颗地雷炸开了民主政治的决口，成就了台湾民主化之路的“地利”。

    台湾时期的蒋经国，依然在补充民主思想的养分。据历史学家许倬云回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效力于史语所，因公务之机与蒋经国打过交道。他们谈话的主题包括“美国的社会，工会的力量，民主制度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民主的意义，自由的意义”。许倬云曾向蒋经国进言：“我解释：一个水坝，拼命往上筑高，坝堤一决，水一冲击，谁也受不了。坝降低，水流缓下来，松弛堤后面的压力，这个是好事情。”（见《许倬云谈话录》）

    台湾的民主改革，最稀缺的不是天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可谓天时）与地利，而是人和。世人以为，蒋经国身为总统，大权独揽，可以登高望远，一呼百应，他如造物主一般，说要有民主，于是就有了民主。可惜世事哪有这么简单呢，政改并不适用GHOST软件，一键便可以恢复所有程序。蒋经国的民主改革，如解除盛行了数十年的“戒严令”，开放报禁、党禁，所遇阻力之大，远超旁观者的想象。保守派的压力与民间的压力一样如泰山压顶，他却在夹缝之中岿然不动。陶涵《蒋经国传》提到一节：1986年10月，台湾的保守派眼见无法阻止蒋经国的改革步履，竟使出了奇招，把蒋老夫人宋美龄从美国请回了台湾——她已经阔别台湾近十年。仍具神秘影响力的宋美龄倚老卖老，发表讲话，斥责蒋经国岁数大了，身体差了，逐渐控制不了局势，以至于政局危殆，濒于失控。她自称民主人士，强调民主制不可一蹴而就：“时下有‘即溶咖啡’，或‘将饮茶’，然而只有蒙骗才能提供立即的民主，狂暴野心分子想要的是从混乱中图利而不遵循法律与秩序。”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政治宣战。然而蒋经国不为所动，就像民进党等反对派的激烈言论同样不能奈何他一丝一毫。他不是懦弱的光绪皇帝，宋美龄更成不了跋扈自恣的慈禧太后。1987年的台湾终于幸运地避开了1898年的晚清悲剧。

    还可以作为对比的案例，是蒋经国与袁世凯。晚年袁世凯复归帝制，其长子袁克定的劝进罪莫大焉，因他想当太子。袁世凯曾对外人说，儿子们都不成器，无人可继伟业，所以他不愿当皇帝，像秦朝那样短命有什么意思呢。后来他却食言了。那么，蒋经国是否有意传位于其子呢？窃以为，宁可信其有。对二儿子蒋孝武的培养——如命其督导总统侍卫队——可见蒋经国的意愿。不过，“蒋经国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家儿子的缺陷，没有任何意愿让孝武担负重要的政治职位”。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接受《时代》专访，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随后即派蒋孝武出任台湾驻新加坡副代表，形同放逐。

    陶涵《蒋经国传》还提到一点。1987年10月，蒋经国授意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宣布，国民党的政策，不再是光复大陆，取代共产党，而是推动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化。这相当于修改党纲，否决蒋介石的思想理论，令党内的右派们脸色铁青。对比1981年，受蒋经国提携的宋楚瑜发表演讲：台湾人有了更好的抉择，当我们谈到“光复大陆”，可能不是直接去做，而是提供一个不同的抉择。再联想蒋经国在生命最后几年，公开主张、呼吁中国统一，与老同学邓小平（蒋与邓是前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里应外合，一较高下。可见其用意之深远，野心之远大。他不愧为雄主。

    陶涵说，蒋介石无论在世、辞世，他的心显然不在台湾。此言同样适用于他的长子。

    蒋经国病逝于1988年1月13日。据医生回忆，当天下午天气晴朗，阳光和煦。蒋介石去世于1975年清明节的午夜，彼时，由台北到高雄，全岛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下，士林官邸屋后的亭子出现了倾圮。天象的转变，恐怕不是巧合。

    蒋介石死后，“新闻界及高级官员使用过去帝王宫廷的生花妙语来追述撒手人寰的领袖之伟大事功”；蒋经国之死，“台湾首次不见传统的溢美赞颂、半宗教性质的谀辞，新闻媒体的评论和个人的悼词，都集中在蒋经国平凡的一面”。这种转折，更非巧合。

    依中国传统史观，蒋氏父子终归壮志未酬，甚至称作失败者并不为过。然而，我想起了列奥·施特劳斯悼念温斯顿·丘吉尔的话：“丘吉尔的失败过于伟大，以至于不能被称为悲剧。”同理，在蒋氏父子尤其是蒋经国败北的地方，依然在生长火种与曙光；埋葬他们的坟茔，不是废墟，而是泉源。

    曾经在台湾收音机里震天响、反复播送的口号：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是蒋氏父子喜爱的警句。不过，蒋经国的言论，令我肃然起敬、念兹在兹的却是另一句，他对下属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能说出这话，便是一个宪政主义者。

    2010年11月7日

    陶涵与蒋氏父子

    尽管外交官出身的陶涵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涉足中国的热土，然而中国人对他的了解实在有限。为了检索他的生辰，我遍查中文媒介，却一无所得，最后还是在一家英文网站，查出他生于1931年。若属实，那么《蒋经国传》与《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作者，如今已经是耄耋之年。

    假如没有这两本书，我们必然不知形象酷似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陶涵是何方神圣。甚至，即使有了这两本书，我们对陶涵此人，依旧一知半解。他的简历仿佛一副枯瘦的古画，寥寥数笔，便勾勒了一个人的峥嵘岁月：他在美国外交部工作了37年，大多时间都在处理有关中国的政治事务，从台湾到北京，他见证了两岸的曲折转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在台北参加酒会，曾与蒋介石握过手，他清晰记得，晚年的蒋介石有些脆弱，握手的力道之轻让他惊讶。

    亲炙蒋氏父子的执政，为他的写作提供了灵感；数十年的外交官生涯，对中文及中国事务的精通，构成了他写作的根基与背景；外交官与情报官员（他曾供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练，不仅培植了他的人脉（如他写《蒋经国传》之前，“仅当面采访的和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士就超过一百六十人”，其中包括马英九、钱复、李焕、王升等政坛要人，对一般作者而言，不消说采访，要见这些人一面，谈何容易），还锻造了他对情报与史料的独特嗅觉。近水楼台先得月，他运用《信息自由法》，从美国中情局、国防部、国务院等部门拿到了许多尚未解密的文件；美国各大档案馆所珍藏的宋子文、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等人的文献，同样落入了他的囊中。

    例如，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结语，他引用魏德迈的信函，称蒋介石曾告诉魏德迈将军：“如果我去世时仍是个独裁者，我必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永远活在中国每个家中。”蒋介石的传记，我读过不下十本，却从未见过这一宏论。它的出土，应归功于陶涵的发掘。只是，如果说此言出自蒋经国之口，似更顺理成章；蒋介石这么说，则一反他留给国人的保守形象，我们不仅感到新鲜，还觉得有些突兀。如此，你就得面临抉择，是相信陶涵的史料功夫，还是坚守自己的惯性思维？

    一反常态的论述，遍布于《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故相比《蒋经国传》，《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更具争议。汪荣祖甚至直接批评此书是“为蒋介石翻案”的失败之作。在他看来，陶涵对蒋介石过于溢美；称蒋介石为台湾的民主与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并为大陆提供了典范，未免矫枉过正。我们且不论汪氏批判的是非，单说一点，将陶着与汪荣祖、李敖合着的《蒋介石评传》对照，毋宁是前者更加客观而可信，后者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与仇恨，以及野狐禅与诛心之论，倒更接近“失败之作”呢。

    中国人写蒋介石，无论褒贬，都不免屁股决定脑袋，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先行。外国人写蒋介石，大多可免此疫，他们最大的优势，即在于拥有自由、中立的身份，以旁观者的清醒与冷静，保证了作品的客观和视角的新异，重现了传主被权力遮蔽的日常一面。其劣势，一是史料：虽然陶涵拿到了一大批令我们艳羡不已、垂涎欲滴的资料，然而最基本的史料关，他仍未过，以至于书中硬伤累累。譬如，“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急电南京请示对策，陶涵写道，“这一刻，蒋正在返回南京的军舰上”（第66页），事实上，蒋介石正乘永绥号军舰，从南京出发，去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共军（第三次围剿）；南京沦陷后，国人与财产向西南疏散，“蒋介石指派他的奉化同乡、哈佛毕业生俞大维主持此一疏散行动”（第109页），俞大维的祖籍是浙江绍兴，而非奉化。诸如此类的谬误，诚如汪荣祖所言，“不胜枚举”。

    另一劣势，在于他们对中国历史缺少一种“了解之同情”，而常常陷入一种概念化、脸谱化的困境，被一厢情愿的爱憎所感染。陶涵对周恩来的判断一直存在偏差，他过度美化了蒋介石与周恩来的关系，称西安事变时期，蒋介石能从西安脱险，周恩来当居首功（第97页），这显然高估了周，而低估了毛泽东与前苏联在幕后的作用力。这样的疏误，不独陶涵为然，几乎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外国作家、学者的通病。如本杰明·史华兹写严复，《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虽属杰作，却不乏隔膜之论，尤其论及严复晚年的思想转向。比照之下，台湾学者黄克武写严复的《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主义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和《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则更为体己。也许，我们不该苛求，史华兹、陶涵等毕竟是美国人，他们写中国近代史属于隔岸观火，焉能体味这百年以来在战火与秦火之中寻求救赎的中国人的苦与痛呢？质言之，他们成也旁观，败也旁观。

    就我所见，陶涵论蒋氏父子二书，恐怕当以《蒋经国传》的风评为高。这不仅取决于陶涵的书写，还取决于传主的历史影响与地位。无论台湾还是大陆，国人对蒋经国的认知，争议越来越少，共识越来越多。我曾对朋友说，梁由之兄以如椽巨笔撰《百年五牛图》，假如由我来评百年中国政界五牛，未必有蒋介石，却必定有蒋经国一席。陶涵写蒋经国，论其一生是非功过，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若以《蒋经国传》为基点，那么《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对蒋介石的溢美，则在所难免。因为，一旦我们拉长历史的焦距，正可见，蒋经国是蒋介石的未来，犹如台湾是中国的未来。

    2012年10月5日

    参考文献：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着，九州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蒋纬国口述自传》，蒋纬国口述，刘凤翰整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蒋经国传》，陶涵着，林添贵译，华文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陶涵着，林添贵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蒋介石评传》，汪荣祖、李敖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5月第一版

    《许倬云谈话录》，许倬云口述，李怀宇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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