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
辛亥革命留下的只是思想上的意义。
——李泽厚
从托克维尔说起
中国的辛亥革命爆发那年，法国人阿莱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已经离开这个遍地烟尘的世界达半个世纪之久。可是，每当我谈论辛亥革命，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遥远的托克维尔及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每当我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脑之所思，心之所念，却是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的参差错落。这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二者之间，似乎有一种神妙的机缘，令我迷思、焦灼。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确写到了中国，寥寥数笔，像一副潦草的水墨画。托克维尔批判法国的重农学派曾以中国为理想国，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中国，他们笔下的中国，只是他们所苦心经营的未来法国的瑰丽幻象：“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在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满族人执政的专制中国已经陷入了内忧外患的窘境，已经是“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
托克维尔说，重农学派心中的中国，好比后来全体法国人心中的英国和美国。这个比方可以继续打下去，若干年后，托克维尔所捍卫与批判的法国成为了典范，成为了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乌托邦。1789年那一场大革命，被美化为正义的先声、历史的分水岭、阶级斗争的集结号。
然而，法国大革命距离我们有多远，正如托克维尔距离我们有多远（此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在我的案头；此刻，他的声名在中国盛极一时）。
无论形式还是实质，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并无几分可比性，它们的相异之处远远大于相同之处，就连所冠以的“革命”之名，因法中土壤之异，一者为橘，一者为枳；一者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一者播下的种子便是混乱的跳蚤。
这两场革命之本身虽不可比，革命背后的种种，尤其是托克维尔所诠释的革命爆发的逻辑，却能逾越中国与法国的万里之隔而相互格义。尽管托克维尔的研究对象早已被定格于现代性的黎明，他焦虑的目光，却穿透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构思《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际，他致信友人称：“我没有传统，没有党派，除了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事业，我并无事业；对此，我可以保证……”十年前读这句话，我觉得托克维尔有些矫情，他怎么可能没有传统，没有党派呢，观其回忆录，漫山遍野都是党争的硝烟；十年后再读，则读出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与悲怆。从迈耶所撰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影响史来看，此书的时代烙印已经在历史的热风之中淡去了岁月的眉目，它所揭示的一些原则和真理，用迈耶的话讲，足以“永葆青春”。历史的进程帮助托克维尔践履了他的承诺。
相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结论，托克维尔的研究方法则被冷落一旁。然而，我们重寻辛亥革命的真相及其背后的发生逻辑，首要更新的便是历史研究法。最起码，我们要做到两点，第一即史料的发掘。托克维尔为了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名著，而且研究了许多无名之著，这些著作并非精雕细琢，不过恰恰因其原始、粗糙，更容易反映真实而鲜活的时代精神。他仔细阅读了所有的公共文告、省三级会议以及后来省议会的会议记录、1789年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这些陈情书的手稿长达数卷，它们是法国旧社会的遗嘱，是它的愿望的最高体现，是它的最终意志的真实反映，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献”。他还花了大把时间研究政府档案。这自然可遇而不可求，在中国，查考政府档案，特别是党史，势必难如登天。“……我在那里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见，它的实践。每个人都自由地用自己的语言讲话，暴露他们最隐秘的想法。我因此获得了当代人所没有的关于旧社会的许多概念；因为我看到了他们从未见到的资料”。
其次是观念与方法的刷新——这本来是两个问题，具体到中国近代史研究，大抵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因为意识形态的狭隘战争往往制约了方法论的拓展。《旧制度与大革命》开头，托克维尔就说，他不是要写法国大革命史，这早有人写过了，而且写得绘声绘色，他只是要研究这场革命——这一转，便将此书从历史学转向了历史社会学。以至在后世，托克维尔被归入了社会学家的先锋队（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托克维尔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也许他更愿自视为政治家，他仅仅借用了社会学的方法，犹如古代中国的史家常常借用小学的方法一样。
从方法上讲，我们研究辛亥革命，自当海纳百川，诸如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统计学等，不论是哪一派的刀法，只要有助于突破政治电网的封锁，呈现历史的真相，都不妨借来一用。像金观涛、刘青峰二先生的巨着《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所采用的考据方法，说好听一点叫重剑无锋，说难听一点简直是笨拙之极，聪明人根本不屑为之，我却以为十分有用。当然，我要再次重申，必须先打破意识形态对头脑的禁锢，假如继续使用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视清王朝为封建社会，视晚清的执政者为反动派，视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视立宪派为窃取革命果实的蠹虫，那么，不管你精通多少门派的刀法，你所切割出来的辛亥革命，只可能距离1911年的真枪实弹越来越远。
改革与革命的缠绕
《旧制度与大革命》有一个着名论断，我们已经耳熟能详：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许多人引用这段话，视之为至理名言，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一旦重返历史现场，稍加印证，便可知托克维尔所言的“最经常的情况”只是偶然。大多革命，总是爆发在革命者的处境最坏——或者说，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时刻。这一点，中国的案例极具说服力。从大泽乡到黄巾，从黄巢到李自成，古代的造反者，揭竿而起的时机，不是选在十舍逃亡九空屋、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灾荒之年，就是选在执政者的苛政对民众的剥削、压迫最严酷的寒冬，唯有此刻，他们登高一呼，才能迅速点燃民众心底的烽火，才能使革命精神的狂热召唤一呼百应。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民不聊生，还有什么处境比这更坏，更堪称绝境呢？
历史浩渺且不可知，托克维尔的论断自然有其用武之地。他先分析：“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随后举出法国的案例：“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
这样的案例还能举出许多。然而归纳法最大的缺陷正在于此，再多的案例，并不能推论一个观点的绝对正确，犹如再少的案例，并不能推论一个观点的绝对错误。托克维尔的着名论断依然有其局限性，它适用于法国大革命，却未必适用于俄国大革命；甚至，它适用于18世纪的法国革命，却未必适用于19、20世纪的法国革命。
意味深长的是，它竟然无比适用于中国的辛亥革命。
第一个做此比对者，应是张朋园先生，尽管他未曾提及托克维尔之名。1969年，张朋园出版《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开宗明义，引西人之言：“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一理论，如用以观察辛亥革命前数年间的中国政治，似有其可信之处。”“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痛苦在可以忍受时，不满就会达到高峰；当不满的情况已经改善了，不满往往造成动乱。”
这两段话，如果不加标注，也许有人会误以为是托克维尔之言。其实出自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的The True Believer，前些年，此书译为中文，即大名鼎鼎的《狂热分子》。
戊戌变法：革命式的改革
我要重述一个论断：戊戌变法被视为改革，细究其内容，却更接近于一场革命——这正构成了改革失败的最大原因；辛亥革命名曰革命，论其实质，却充满了改革的味道。这十来年的中国，就像荡秋千，一直在改革与革命的两极之间摇晃不定，改革与革命相互格义、侵蚀，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精神摇摆人，或者称之为变色龙。
为什么说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革命式的改革呢？
先说这场变法的领导人，按通说，即康（有为）梁（启超）。实则戊戌年的梁启超，只是康有为的跟屁虫和应声筒。“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的论断，直到梁氏晚年才有所改观。在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的主要工作是宣传与串联，谈不上领导改革。康有为之外，另一位发挥领导作用的人物是谭嗣同。许多重大计划，皆出自康、谭联袂。
康与谭，前者被尊为圣人，圣人的另一面则是妄人。康有为之妄，可观他给自己和弟子起的号，他自号长素，取“长于素王（孔子）”之义（另有一说，康有为的“长素”，出自南朝颜延之《陶徵士诔》：“弱不好弄，长实素心”，意为“成人后保持赤子之心”）。其门下五哲，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梁启超号轶赐（轶，车相出也，引申为超车），超越子贡；曹泰号越汲，超越孔汲（孔汲，即子思，孔子之孙，孟子之师；一说此“汲”为燕汲，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之一）；麦孟华号驾孟，韩文举号乘参，驾、乘之意，都盛气凌人，用唐德刚的话讲：“把曾参当马骑也。”
谭嗣同是近代以来我最尊崇的人之一。倘平心而论，我只能说，他是一个英雄，一个侠客，一个大丈夫，却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甚至称不上一流的思想家。他的性情，过于躁进，趋于偏激，好似今天的愤青；其才气纵横而不可一世，爱憎分明而不能容纳异己。章太炎称康有为“狂悖滋甚”，用于谭嗣同身上亦无不可。
这两大领袖，一个妄人，一个愤青，论性格，论思想，论阅历，论政治经验（他们始终踟蹰于政坛的外围，并无多少行政经验），皆非合格的改革者，而更适合干革命。读谭嗣同的书信，可知他早萌革命排满之志，并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他在致恩师欧阳中鹄的信中道：“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欧阳中鹄的孙子欧阳予倩指出，谭嗣同与康有为主张不同，“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谭嗣同在参与改革的同时，还暗地联络哥老会等武装力量。他对这场变法的前景，也许从受召入京之时便不曾乐观。
李敖的《北京法源寺》虽为小说，对谭嗣同的心理揣摩却令人无比信服。戊戌政变爆发之后，谭嗣同对劝他一同逃亡的梁启超说：“我在认识你以前，我本来可走革命的路，认识了你，你和康先生正走改良的路，要帮手，所以我过来。如果当时你走的是革命的路，我会毫不考虑的过来同你一起这样走，你看了我发表的书，你早就认那些是激烈的革命里子，你和康先生在湖南保中国不保大清，何尝不也是革命里子？我们很苦，我们都知道中国要救，可是谁也不敢断定改良与革命两条路到底哪一条行得通，或哪一条最近最快，或哪一条损害最小效果最好。这次政变，本质上是一种战场上探路的性质，我们探路，证明了改良之路走不通，我决定陈尸在那里，告诉大家猛回头。告诉所有的中国仁人志士，以谭嗣同为鉴，别再有任何幻觉。所以我的死，在这种意义上，有牺牲自己和苦肉计的意味。”“别人从表面上只知道我为变法而死，却不知道我为变法可以不死。从高远博大的角度来说，我不是为变法而死，我是为革命而死。”从这个意义上讲，谭嗣同之死，不是献给变法，而是献给革命，不是献给过去，而是献给未来。
再说康有为、梁启超一系，他们在进入权力中枢之前，政治观颇为暧昧。1897年下半年，梁启超受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去湖南办理时务学堂，行前，在上海与康有为等一帮同志商议对策。在渐进法与急进法之间，在“以立宪为本位”与“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之间，他们更倾向后者。故梁启超在长沙，遇上原本就怀有革命之志的谭嗣同、唐才常等三湘豪杰，言行十分激进。湖南的保守派领袖王先谦、叶德辉“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穴”，并非捕风捉影。待他们被光绪提拔，掌握了权力，才稍变其宗旨：既然改革大有可为，为什么还要革命呢？对此，用一句时下的习语来讲，叫“屁股决定脑袋”。在朝，在权力的正面，便鼓吹改革；在野，在权力的反面，便鼓吹革命。
屁股虽然暂时归化了脑袋，脑袋里面的残余思想却常常颠覆屁股的位置。激进的康谭，说到底并未理会改革的真谛：改革是一场妥协，是最讲究平庸的政治艺术，不仅要团结同道和中立者，更要学会与改革的敌人和平共处并争斤论两。他们所制定的改革路线，近乎是狂飙突进，以霹雳手法，摧枯拉朽。如迁都、改年号、断发易服、军民合治等，很显然不能付诸现实。再如康有为，回应变法的质疑者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此言一出，荣禄等人，以及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官员，怎么可能还支持康谭的改革呢？
康谭的急躁冒进，历来为人诟病。戊戌变法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黄遵宪说：“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变法）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需要注明的是，康谭“求快”，一面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和性情，另一面，世变日亟，国难方殷，局中人都有时不我待之感，行事操切，在所难免。
改革与革命的一大区别，在于对暴力的依赖。当改革者号称以杀人的手段推行改革，那么这场改革的一只脚已经滑入了革命的沼泽；当激进的改革战车误入歧途，另一只脚不甘落后，改革者的整个身体干脆都投向了革命。如你所见，在改革失败的前夜，康有为与谭嗣同困兽犹斗，狗急跳墙，筹划“围园锢后”，包围颐和园，禁锢慈禧太后（据说杨深秀“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可为参照）。此时，这场政治运动，便不再是日拱一卒、筚路蓝缕的渐进改良，而一跃升级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暴力革命。
当然，我们只是说“像”，并非将戊戌变法定性为一场革命。这场改革之所以失败，一大原因即在于康有为们在改革的征途之上，以革命的方法行事（如庄士敦称康有为是“一个危险的极端主义者”；辜鸿铭称康有为为中国的“雅各宾党人”，推行“暴烈和凶猛的雅各宾主义”，我们都知道，雅各宾党乃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最激进、恐怖的一派，其领袖正是杀人如麻、最终将自身推上了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革命对改革的僭越，献祭了谭嗣同等六人的热血和生命。
考诸史实，起初，慈禧并不反对改革。早在1889年，她便撤帘归政，将大半权力还给了成年的光绪。有人指出，彼时之实权，仍在慈禧手中，凡大政之裁决，皇帝依然要秉承太后的意旨；朝中重臣，多为慈禧提掖的亲信故旧，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并未因太后还政、移居颐和园而断绝。这是事实，不容否认。不过，我们需要看到，如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所论述的那样：“太后自归政以后，便不复视朝。王大臣非经宣召，亦难有觐见机会。故身为承转人之德宗（光绪），虽乏最后裁断之权，而事实上于处理政务之时，亦尚有斟酌损益之余地。”还政以后，慈禧与光绪的权力分配，历来有一个说法，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必须经慈禧审批；二品以下，光绪则可自作主张。故光绪任用康有为、谭嗣同等改革者，因品阶不高，慈禧未尝出手干预。由此观之，光绪手上的权力，足以启动改革，慈禧手上的权力，却不足以阻止改革的启动——她何尝阻止了呢。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事前慈禧曾明确表态支持。据翁同龢日记（1898年6月11日）：“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今宜专讲西学”，充分表明了慈禧的政治意向。但是，当康有为所发动的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扰乱了朝纲、打碎了秩序，她便无法在颐和园安枕了。尤其是，这场改革不仅要架空她的权力，还要剥夺她的自由，改革者动了她盘中的蛋糕，她自要开始反扑。
晚清重臣如张之洞、陈宝箴以及后来的袁世凯等人更非改革的敌人，事实上，他们才是改革的主力军，在地方，在中央，一步一个脚印，稳健而扎实（例如，由刘坤一、张之洞等所起草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成为了庚子新政的总纲领）。相反，康有为的改革纲领，连其弟康广仁都不以为然，康广仁在致何易中的信中写道：“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这五个“太”字，折射了康梁一系的改革者的性格及命运。
所以，我一直不太赞同，将康有为与张之洞归为一派，统称为改革者——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进行了细化，称康有为、梁启超为“激进的改革者”，翁同龢、张之洞为“保守的改革者”。在我看来，晚清政治史上，除了执政者外，可分三派：一是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党；一是以张之洞、袁世凯为代表的立宪派；一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他们的政见与思想，则居于前二者之间。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国的改革步履非但没有长期停滞、后退，经义和团一役的刺激，反倒加剧、提速。由慈禧所领导，张之洞、袁世凯等实干家所践行的庚子新政与立宪改革，刀刀见血，岂是康有为之流的枯竹空言所能比拟的？如金观涛、刘青峰所述：“虽然慈禧太后并没有撤销1900年以十万银子捉拿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知识分子的通缉令，光绪皇帝仍然被软禁，但是20世纪初年开始的新政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改革。”慈禧以及一大批保守派，吃足了义和团的苦头，则被迫捆绑于快马加鞭的改革战车之上，甚至让渡了自家私藏的一大角蛋糕，因为他们明白，若不让渡，也许十年后，连一分一毫的蛋糕碎屑都保守不住。他们的耳边，已经拉响了红色警报：“改革，亡满人；不改，亡大清。”只要稍一掂量，便知轻重。
20世纪初的中国，改革乃是共识，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当时所争论的问题，不在改革与否，而在于怎样改革。
改革的转捩点：假如慈禧不死？
改革的另一面，革命的暗流正默默涌动。那一时期的武装斗争，不过是星星之火，偶尔爆发，鲜有大规模者，更鲜有成功的案例。大多数革命党人都藏在租界或者漂泊海外，革命的推进，常常停留在计划与筹款这一步——当然，我们需要重申美国历史学者路康乐教授（Edward J.M.Rhoads）的一个论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而言，革命形势远比革命党的起义更重要。所以我们评判革命党人的功绩，除了攻城略地，驱逐鞑虏，更关键的一点在于造势。所谓势，即革命气氛，即“革命”成为令权力者谈之色变的敏感词，即革命成为一种压力，令改革者一日都不敢睡懒觉，即北方人民“南望革命军，有如望年”。
问题呼之欲出。晚清的执政者不是一直在改革吗，为什么还会爆发革命呢？
这就到了重提托克维尔的时刻。1911年的中国，相比1898年的中国（戊戌变法），1900年的中国（义和团运动），国人的处境的确颇有改进，他们已经尝到了改革的甜头，虽然只是政治盛宴的残羹冷炙。故在此时，一旦改革者故步自封乃至倒行逆施，必将点燃十二分浓烈的战火。
刚才说过，金观涛、刘青峰认为20世纪初年的庚子新政与预备立宪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改革”，这话只有一半的道理。在此，余英时区分了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后者的对象是政治体制，即我们俗称的“政改”。余先生说，晚清新政，仅限于行政改革，一旦触及体制，便无力推进，如改官制，不过是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铁路局与矿务合并为商部，实属换汤不换药。最后干脆连汤都不换了，“政改”的药方被抛诸脑后，集权才是硬道理。只是，集权这一剂虎狼药，病入骨髓的清朝焉能承受得了？
近年来有一种说法，将慈禧之死（1908年11月15日）视作改革的转捩点与近代史的拐角处：“她死的真不是时候：早十年死，戊戌变法就成了；晚十年死，就不会有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官文里就变成‘武昌叛乱’——了。”（王人博语）言下之意，武昌起义必将被扑灭。更有甚者，认为慈禧再活十年，中国可能会实现宪政。历史不容假设，却可推论：慈禧若在，晚清的政改就会高歌猛进一马平川吗？满族人就不会从汉族人手中收权吗？要知道，慈禧在世之日，集权运动已经展开了，满族向汉族收权，中央从地方收权，军权、财权、司法权都次第转移到中央的满族亲贵手里，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失去了四镇……
不可否认，慈禧是晚清改革的主心骨，是政局维稳的平衡仪；同样不可否认，她是皇权专制的吉祥物，是权贵阶级的头号代表。她是改革的舵手，另一面，则是改革的最大敌人。她对改革的权衡，取决于改革对她的既得利益的损益。在“改革，亡满人”与“不改，亡大清”的两难之间，她深知必须让出一些利益，然而受损终须有度，超出了这个度，她就不再是改革的同路人，而是改革的绊脚石甚至刽子手。一言以蔽之，是利益，而非观念，决定了慈禧对改革的态度。况且，即便论及观念，慈禧亦不能比肩后来的蒋经国与吴登盛。
从慈禧死前三年的执政风格来看，她对这场已经步入深水区的改革，不无犹疑。倘她不死，也许袁世凯等重臣不会被放逐，也许满汉之间的矛盾不会被过度激化，也许地方立宪派对朝廷的信心尚可多维系一时，但是，她只能延缓改革崩盘的时间，却不能扭转改革失败的命运。
在深水区彷徨的改革急转直下，发生在1908、1909年。1908年底，光绪、慈禧先后去世，改革的牌坊坍塌了。摄政王载沣上位不久，便借口“足疾”，罢斥袁世凯，满汉之争彻底撕破了脸皮。1909年10月4日，为改革之舰领航的最后一位舵手张之洞病故，这标志着改革进入昏迷期，距离死亡仅一步之遥。
插曲：“有兵在”、张之洞与改革之死
若不是姓爱新觉罗，生在了帝王家，载沣这一生，恐怕难以为史册所铭记。他的性情与黎元洪相似，其弟载涛说：“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二人的遭遇亦庶几近之：在历史转型的关节点上，被突如其来的一脚踢到了纷乱的前台，作为政治提线木偶，供人在幕后发纵指示（相比黎菩萨，载沣更可悲，连婚姻都不能自主）。不过，他们虽然秉性懦弱，却不甘于傀儡的命运，都曾奋臂而起，说过一些狠话，做过一些狠事。载沣最着名的一言，便是对张之洞说“怕什么，有兵在”。
此言于今十分流行，引述者也许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以历史之酒浇自我心中郁积的块垒。除了今人块垒的内容，我更关心载沣此言的出处。他到底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或者原话并非此形状，那么所改变的成色，多少是时光的摧折，多少是史家的演义。
“怕什么，有兵在”能风行天下，应该归功于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瀛台落日》，这是慈禧系列传记的最后一部。高阳写晚清史，不管是小说还是历史随笔，都可作信史来读。然而，小说家言终究是一种演义，且高阳说史，多刊于媒体，为稻粱谋，故要迎合读者的口味，将一些历史细节世俗化、八卦化。譬如这一节，话说在1909年，直隶的士绅认为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吕海寰非去不可，庆亲王奕匡有意保举徐世昌兼办，张之洞闻听此事，带病入宫，请摄政王载沣召见，直言相询，有无其事：
“有的。庆亲王保他‘才堪继任’。”
“虽然才堪继任，无奈舆情不属。”
“舆情不属？”载沣笑笑，“是直隶绅士的意思。”
绅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张之洞不便细陈，只说：
“不然！舆情不属，而且会激出变故。”
“怕什么！”载沣淡淡地说，“有兵在！”
张之洞像是脑前被捣了一拳，顿觉喉间有什么东西上涌，而且自己微微闻见腥气，口一张，一口鲜血吐在摄政王载沣面前……
这段对话并非高阳凭空臆造，而有其翔实出处。张之洞的年谱有两本，我未尝见许同莘版，且以胡钧版为例：吕海寰革职一节，恰如高阳所述；然而，高阳说庆亲王荐徐世昌接任此职，胡钧撰《张文襄公年谱》（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82页）却说是载涛、载洵二贝勒荐唐绍仪（该版作“怡”）。考二人生平，徐世昌兼办过京浦铁路，唐绍仪曾担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应以前者为是。年谱出错了。
汉阳铁厂，前临汉江，后靠龟山，由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1893年建成投产，有大小十个分厂，是当时亚洲第一大钢铁联合企业。图为1894年7月13日张之洞视察汉阳铁厂。
接下来，年谱记载了监国即摄政王载沣与张之洞的对话：
监国以问公，公曰：不可，舆情不属。
（载沣）曰：中堂，直隶绅士也，绅士以为可，则无不可者。
（张之洞）曰：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载沣）曰：有兵在。
公（张之洞）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此后张之洞吐血的情节，当是高阳的虚构。按年谱，张之洞的病在右肋和肝，经此重大变故，其病加剧，此后连续请假。再过三月，他的生命便宣告终结。
话说回来，一句“有兵在”，为什么令张之洞痛彻心扉、为之魂变？为什么称此为“亡国之言”？
张之洞临终前夕，自我论定：“吾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随后，命家人将“政术”改为“治术”。由此可见他最看重什么。彼时民谚云：端方有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无术”之说，倒小觑了张之洞。他有“巧宦热中”的定评，从年轻之时狂言经营八表，到最终官居大学士，入值军机处，位极人臣，如果无术，焉能走到这一步？而将“政术”改成“治术”，连一个字眼都这般慎之又慎，可知张之洞还是有一颗敬畏之心。
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与载沣对话，把“舆情”看得那么重。他终究是一个讲究治术的政治家，而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独夫民贼。能重视舆情，说明此人心中还有对舆论与民意的顾忌；弃舆论与民意若敝屣，一句“有兵在”，拥兵自重，则直接诉诸军政——如你所知，所有的政治制度当中，军政永远都是最坏的那一种。
“有兵在”不仅暴露了载沣的骄狂，还从侧面折射了他的颟顸：他可能并不清楚当时的军事力量之分布，满人早已不是铁马冰河悍然入关的满人，八旗腐化如泥，绿营不堪大用，军队已经完全落在了袁世凯等汉人手中；而且，这些军人里面，保大清者有多少，革命党与立宪党人的追随者有多少，二年后，武昌城的枪声一响，便见分晓。
可悲的不是狂言“有兵在”的载沣，他和他的同党自绝于民，不亡何待；而是感慨“君民末世自乖离”，却甘作孤臣孽子的张之洞。他病逝前夕，与载沣还有一段故事。年谱记曰：
王（载沣）至，谓公曰：“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公曰：“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王出，陈太傅（陈宝琛）入问曰：“监国之意若何？”公无他言，惟叹曰：“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张文襄公年谱》，第286-287页）
辛亥革命：改革式的革命
张之洞死了，晚清改革的败局开始倒计时了。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成立，改革的丧钟正式敲响。至此，改革死了，“维新绝望，大陆将沉”。改革者及其同情者，尤其是地方的立宪派，转过身便投向革命的阵营。
我们再来看托克维尔的名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毋庸置疑，晚清是一个坏政府，若它不改革，就不会有危险么，不会爆发革命么？显然不是。它若墨守旧法，冥顽不化，压根撑不到1911年。
开始改革，危机与希望共生。改革是解药，不过，是药三分毒。改好了，妙手回春，转型成功，大清还是大清，千秋万代，一统江湖。改不好，解药变成了毒酒，酒入愁肠，五内俱焚。晚清改革，便是“改不好”的典型。
托克维尔的观点亟待修正：首先，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改革危险，不改革则更危险，改革如行蜀道，不改则坐以待毙——稍有头脑的执政者，都会选择改革赌一把；其次，对于一个已经开始改革的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改革者止步或倒退的时刻，若一门心思改革，争分夺秒改革，一往无前改革，也许能跑赢革命呢——改革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政治游戏。
请允许我中断叙事，对改革与革命的辩证做三点总结：
（一）改革的阻力有多大，革命的引力就有多大；革命的压力有多大，改革的动力就有多大；
（二）成功的改革是革命的消毒剂，失败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
（三）不改革，必革命；假改革，必革命；慢改革，必革命；错改革，必革命。
读晚清史可知，这三点皆不幸言中。
“皇族内阁”成立后一天，清廷颁发上谕，宣布将各省集股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补偿的办法却十分不公，这相当于在国人的伤心之处再撒上一把盐。其中对四川人的补偿尤为苛刻，如两湖人民所缴的股金，十足发还；川人的股金，却换成了所谓的“保利股票”——这不是私吞国有资产，而是公吞私人资产——随即，黑云摧城，乱起西南。
这里且多说两句。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正史，都将辛亥革命的开端定格于武昌起义。武昌起义之成功，遮蔽了此前诸多起义之失败。人们只记得，四川的保路风潮为武昌起义制造了擦枪走火的契机；却忘了，在此风潮之中，同样有枪声，同样有起义。起义者曾占领成都城东五十里的龙泉驿、双流县与新津县，尤其是新津县，义军坚守了一月，直到10月13日，武昌起义后三天，才因弹尽粮绝，被清军攻陷。
为什么历史的荣光都落在了武昌起义头上呢，想来缘由有二，其一，这是一场成功的起义，激起了四海九州的革命火花，这么说，大概有一些成王败寇的意思，然而历史之神就是这般世故，更眷顾成功者而非失败者；其二，武昌起义是革命党人所领导，四川的保路风潮，据尚秉和《辛壬春秋》记载：“……素无同盟会党踪迹，徒以激起怨忿，揭竿而起，故乱数月而省城不陷。及武昌兵起，大江南北踵迹独立，川人始实行革命矣。”杨早《民国了》则直接将四川的辛亥革命归结为“袍哥革命”，认为“立宪派不过充当旗号，同盟会更是敲敲边鼓”。看来，领导者为谁，才是关节点。因为后来的历史，乃是由当年的革命党人及其政治后裔所书写。
诠释辛亥革命这一段历史，托克维尔的作用，到此为止。再向深处追索，就需要引出我的疑惑：这场革命，与改革的政治谱系的关系，与改革者的关系，到底有多大？
近代史研究者都无法忽略一个吊诡的问题：1909年后，晚清改革出现了倒春寒，按理说，此消彼长，接下来理应是革命的高潮迭起，实际上，从1909到1911年，革命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期。改革与革命几乎一同沉寂，这是为什么？
据路康乐考证，1905到1908年乃是革命党人最活跃的时期，随后则偃旗息鼓；据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从1903年到1908年，每年至少诞生20个革命团体，1909年到1911年，均数则降至15个；据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所建构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辛亥革命前十余年间，革命话语的高峰，出现在1903年与1906年，从1907年起开始下降，1911年则跌至幽暗的谷底。对最后一项研究结果，有人会反驳：革命不仅仅是话语，不谈革命，并不代表不去实行革命。这个观点，置于其他历史时刻，也许可以成立，但在晚清却丧失了灵效，因为当时革命的一大表征即造势，言革命即是行革命。
是故，金、刘结论称：“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乃是由绅士公共空间扩张而颠覆王权造成，它是立宪改革必然导致的结果。”
这可不是什么一家之言。就我阅读所及，这一宏论，应由张朋园发端，在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大陆学界（这一年关于辛亥革命的图书出版盛况，诚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得到了广泛的印证。譬如雪珥称辛亥革命为“计划外革命”，革命只是改革路线的歧出，武昌起义只是偶然迸出的革命星火（连革命党领袖都未曾料想由此而成就燎原之势）；祝勇眼中的清朝：“仿佛一个巨人，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
我大致认同这些观点，只是需要警醒，为晚清改革翻案的同时，切不可高估；重审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功过的同时，切不可情绪化——“高估”与“情绪化”的佐证，便是一些论者，满怀现实的块垒，刻意抬高改革而贬低革命。纵然百年以前，改革者与革命者相争不可开交，甚至视对方为寇仇，实则他们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辛亥革命，正出自这两派的合力。
在雾霭沉沉的辛亥年，改革的低潮使立宪派倾向革命，革命的低潮则造成了革命党领袖的缺席，如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打响之际，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这一缺席，成就了立宪派的契机，他们刚刚转身革命，便攫取了领导权，并主导了革命的走向：集中于城市与精英，以妥协为主流，破坏性被限定，暴力色彩被弱化……
空口无凭，且以数据和史料为例。先说辛亥革命的领导权，正史归功于革命党人，实则他们的功用只是“引导”，而非“领导”。武昌起义之后月余，响应独立的共计十四省；未独立的共计八省。十四省里，如江苏、四川、贵州、安徽等省的独立，几乎由立宪派一力发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省的独立，基于立宪派与革命派之合作；湖南，则由革命党人发动，十天后政权落入立宪派之手。据张朋园统计，除了陕甘二省的立宪派对于辛亥革命的浪潮表现消极乃至反动外，其他诸省——特别是那些未独立的省，因革命党被当局视为贼寇，欲赶尽杀绝而后快，立宪派反而获得了更广博的活动空间——立宪派及其领导的咨议局，皆扮演了举足轻重的政治角色。如张一麐称：“辛亥革命，皆以咨议局为发端。”
我们的某些史书，曾大肆讥嘲时任江苏巡抚的程德全，为了落实“革命必有破坏”的谬说，亲自爬上巡抚衙门的屋顶，用竹竿挑下三片瓦，将衙门的招牌换为军政府，便宣布江苏（苏州）独立。并以此为例，教育青春期的受众，辛亥革命的果实就是这样为立宪派的硕鼠所无耻窃取。我无法判断这是不是谎言，却可以判断，这必定是一种偏见。事实上，那么多龙盘虎踞的清朝封疆大吏，程德全乃是第一个公开反正者，这份胆色，这份心胸，足以光耀汗青。除了我一直未找到出处的“挑瓦革命”，程德全还割去辫发，将院司的印信、官服一起焚烧，以示决裂于清朝——这庄严一幕却被历史的书写者与教育者故意遗忘了，他们只允许后人的头脑记得，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立宪派如何反动，如何卑劣，如何一面与革命同行，一面挖革命的墙脚。
程德全所领导的江苏独立，绝非个例。所谓革命者，并不一定要躬冒矢石，辛亥革命并不完全是湖北那样的枪林弹雨，还有江苏这样的“和平演变”——借用冷战时期的一个时髦词语。统计起来，倒是为正史所不齿的“和平演变”的省市居多，如我寄居的城市宁波于辛亥（1911年11月5日）光复，几乎未费一枪一弹，绍兴、南昌等莫不如是。所以说，相比此前与此后的种种革命，辛亥革命实在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场“天鹅绒革命”，基于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合作，实现了流血牺牲的最小化。帝国的巨人，不是死于腰斩，而是死于感冒。
辛亥革命，另有两大特征。这是一场城市革命，与农村无关；这是一场精英革命，与民众无关。如曹聚仁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所述：“其后两年，辛亥革命到来了。我们乡僻地带（浙江兰溪），交通阻梗，不知秦汉，遑论魏晋，如‘革命’这样的名词，从来没听到过；乡间所说的，还是‘造反’，说是有人卖‘九龙票’。‘九龙票’，我也一直没见过，后来才知道这是光复会徐锡麟、秋瑾那一派所干的……”
辛亥年，后来威震一方的湘西王陈渠珍，当时是清朝军官，正驻军西藏。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作为同盟会员的陈渠珍深知形势危殆，便策动部下湘黔籍官兵115名从西藏出逃。其至青海，在1912年6月，遇到一位随左宗棠出关而定居于此的七旬老人：“余询以内地革命事，但知：‘袁世凯为大元帅，孙文为先锋，国号归命元年。’亦道听途说，且误‘民国’为‘归命’也。”可见辛亥革命的话语传播，半年不达民众。难怪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
在前现代的农业社会，当革命仅仅限于大中城市；在金字塔型的社会，当革命仅仅限于官僚、商人、军人、学生等中上层精英，那么它的杀伤力、影响力等，只可能滞留于这个社会的肌肤，而无法洞穿制度的心脏。
总结起来，我所理解的辛亥革命，是一场由革命党点火、立宪派烧饭、革命与改革两大阵营联袂打造的革命，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场城市革命，一场精英革命。辛亥革命的真实图景，远远背离了我们对革命的一贯定义，背离了意识形态所赋予我们的政治与历史想象。
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我重点论述了戊戌变法的革命因素与辛亥革命的改革因素，唯愿由此推出一点事理：改革与革命，并不是必然处于相互对立的两极，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蜜里调油，水乳交融。它们好似调节社会平衡的两根杠杆，演奏政治乐章的两根琴弦，没有革命的压力，执政者哪会主动改革呢；反之，当改革的战车陷入了泥沼，对民众而言，若不革命，难道要束手待毙、引颈受戮吗？
革命与改革孰优孰劣，其实是一个伪问题。作为国家转型的政治路径，要革命，还是要改革，大多时刻都不是一种价值之争，而是实用性之争。甚至争都不必争，因为，有时不是中国选择革命，还是革命选择中国。
与其斤斤计较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不如登高一步，考察它的成果与方向：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断裂，更要看到它的承续；不仅要看它为中国带来了什么，还要看它阻挡了什么。托克维尔反思法国大革命，认为革命前后的法国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他打了一个比方说，革命砍掉了政府的脑袋，然而其躯体依旧完好无损，行政机构的运行依旧按部就班，以前他们以国王的名义，随后以共和国的名义，最后以皇帝的名义审判和执政。对比之下，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呢？时人总结：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瓴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这许多改变，如“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卡片兴，大名刺灭”“律师兴，讼师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等，都是换汤不换药，其实并未改变什么。如“剪发兴，辫子灭”，国人脑后的辫子虽然剪去了，心中的辫子依然在纠结。民国与清朝，仍旧维系于同一条精神脉络。再如“总统成，皇帝灭”，变更的只是表面的名号，论权力之大，民国的总统远胜于清朝的皇帝。难道革命后的中国，没有前进，反而在倒退么？亲历革命潮并在湖北都督府任参谋之职的熊十力回忆道：“到了辛亥武昌起义，革命党也曾掌握过南方许多省，而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暴露浮嚣侈靡淫佚种种败德，一时舆论都感觉……革命只是换招牌，而过去腐恶的实质，不独丝毫没有改变，且将愈演愈凶。”
所以我实在不能认同，将辛亥革命称作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历史并未在1911年出现断点，大革命并未摧毁旧制度，中国还是那个中国……
辛亥革命后二年，康有为、梁启超纷纷哀叹共和在中国“不过一时幻象”；六十年前的法国，托克维尔同样对大革命后的乱象痛心疾首。然而，将“幻象”、“乱象”的罪过全盘推到革命头上，是否合适？
百年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依旧是如何观察这一场革命。有时，不是革命出了问题，而是我们观察革命的眼神与视角出了问题，我们对革命的定性过于狭隘，对革命的观感过于粗暴，对革命的理解过于妖魔化，我们的历史视网膜蒙上了厚重的意识形态阴霾。托克维尔曾经提醒世人：“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这难道不是在说辛亥革命与中国人？
2011年10月8日
参考文献：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着，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第一版
《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托克维尔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
《谭嗣同全集》，蔡尚思等编，中华书局，1981年1月第一版
《北京法源寺》，李敖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3月第一版
《革命逸史》，冯自由着，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辛亥革命宁波史料选辑》，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宁波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李剑农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石泉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1月第一版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张朋园着，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8月第一版
《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周锡瑞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金观涛、刘青峰着，法律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刘青峰着，法律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告别皇帝的中国》，马国川着，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2012年1月第一版
补记：
此文原系约稿，主题是“托克维尔与中国”，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便将托克维尔与辛亥革命放进一个锅里炖。于今来看，要谈辛亥革命，则当单刀直入，实在不必拉托克维尔的大旗，因其非但当不了虎皮，而且有可能妨碍我们把握辛亥革命的历史脉络。当然，需要反省的只是此文的写法，而非观点。
2014年2月27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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