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沅弟左右：
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意气用事。近岁思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惜或作或辍，均做不到。然自信此六年工夫，较之咸丰七年以前已大进矣。不知弟意中见得何如？弟经此番裁抑磨炼，亦宜从畏慎二字痛下工夫。畏天命，则于金陵之克复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且常觉我兄弟菲材薄德，不配成此大功。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余不能与弟相见，托黄南翁面语一切，冀弟毋动肝气。至嘱至嘱。
【译文】
沅弟左右：
我自从经过咸丰八年的一番磨炼就开始知道畏惧天命、惧怕人言、听从君主的训诫，开始知道自己的本事平常得很。年轻时性情倔强，不免意气用事。近年来从畏、慎二字的思索中颐养出一种阳刚之气，完成工作或者半途而废这两个方面我都做不到。但对这六年的磨炼还有自信，比较咸丰七年以前已有很大进步。不知你意下如何？弟经过此番摔打磨炼也应从畏惧两字中下功夫。畏惧天命，则对于金陵可不可以攻克之数，不敢丝毫代替上天。而且经常感到我们兄弟并非栋梁之材，无圣人之德，不具备立大功的机会。惧怕他人的言论，就不敢稍有触动舆论。畏惧训诫，就要以小小的惩罚为逐步提高品德的基础。我不能与你相会，托付黄南翁面陈一切，希望你不要大动肝火。切记切记。
人生在世，一定要有所畏惧
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是渺小的。
曾国藩曾说：“细想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其间，数十年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一间房子，夜晚好比一张卧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着述，浩如烟海，人一生所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所能做的事，不过是沧海一粟。知道上天悠悠无穷，人的生命无比短暂，那么遇到忧患和不顺心的事，应当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广阔，而自己在大地上的位置却非常之小，那么遇到名利的事情，就会主动避让三分，恬淡处之。知道古往今来的着述无穷无尽，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薄，那么就不会再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以谦虚的美德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夸，应思考推举贤才，一起去完成大的功业。”
所以，曾国藩主张，人生在世，一定要有所畏惧，尤其是在顺利的时候，更不能忘乎所以。曾国藩曾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心境中度过的。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自己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给家里写信说：“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要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世代积累下的阴德不在我这里堕落。这样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就敢于恃才傲物。要常存敬畏之心。”
曾国荃怀着郁闷的心情回乡养病时，曾国藩曾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九弟你立志做事，就像春夏扩展之气；我立志做事，就有秋冬收藏之象。你认为扩散舒展才会有旺盛的生机，而我则认为收敛吝啬才会有深厚的生机。我平生最喜欢古人所说的‘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我认为珍惜福祉，保全安康的道理和方法没有比这个更为精当的了。我们的祖父星冈公过去待人接物，不论对待什么人，都是一团和气，只有对我们这些后辈非常严肃，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我想，这大概是他老人家有意使出来的一种收敛之气，目的在于使家中的欢乐有度，而不至于过于放纵。我也是到现在才明白他老人家的这一片苦心。”
与此相关，曾国藩还讲述了北宋熙宁年间的大臣吕惠卿的故事。吕惠卿因积极支持宰相王安石变法而经王安石推荐当上了参知政事(副宰相)。可是他竟利用推行变法之机为非作歹，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对变法的推行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
一年春天，吕惠卿到某道观游览，听说有一位道士会作诗，就指着天空中的风筝，要道士作一首诗。
道士吟道：“因风相激在云端，扰扰儿童仰面看。莫为丝多便高放，也防风紧却收难。”
在这首诗里，道士借风筝喻义，劝告吕惠卿不要因为“丝多便高放”，免得在“风紧”时狼狈。“扰扰儿童仰面看”是对当时场景的描绘，同时也是隐喻，意是人们正在看“风筝”的表演。吕惠卿是进士出身，完全理解诗的内涵，但却继续我行我素，后来屡被弹劾、贬斥无人肯伸出援手。王安石晚年回忆往事时，常后悔当年因信任他而误了改革大事。
“莫为丝多便高放”，这一句的喻义是不要因为手中有权就拼命滥用。曾国藩对此心领神会。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可谓盛极一时，可他更加谨慎，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要多说一句话。人在官运极旺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但这也是最容易生出闲言碎语的时候，怨恨和诽谤也会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在极盛的时候要预先想到衰落之时，在百事平顺之际想到百事拂逆之时。老弟你以后如果回湘乡，切记要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发自肺腑的劝告，你一定要铭记在心。”他还专门写了一副对联与兄弟共勉：“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在曾国藩的日记里，还记有这样一个历史典故：田单攻打狄人的城邑，鲁仲连预料他攻不下，后来果然三个月都没能攻下来。田单向鲁仲连请教原因，鲁仲连说：“我看到将军您在守卫即墨时，坐下就编织草筐，站时就握着铁锹，士兵全都以将军为榜样，全军上下抱着舍生忘死之心，一听到您的号令，没有人不拼死出力的，这是您能打败燕国的原因。但是现在，您东面有进献的珍奇，西边有邀游的快乐，身上披着黄金缕带，尽情享受着荣华富贵，早就没有了殊死作战之志。这就是您现在不能取胜的原因啊。”
这个故事看来对曾国藩影响很大，他认为鲁仲连的话很有道理，在湘军收复了江宁城后，曾国藩看到湘军上下一派骄奢淫逸之气，所以就上报朝廷，恳请将一批将士遣散回原籍务农。
后来，曾国藩受命前往山东、河南一带围剿捻军时，湘军跟随的就极少，任用的都是淮军。淮军将士虽然士气高昂，但缺少忧患意识，曾国藩就暗暗地为他们担心，恐怕他们不能承担平定天下的重任。《庄子》上说“两军相逢勇者胜”，鲁仲连说的凭借忧和勤能胜，而由于娱乐失败的话，也就是孟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思。用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来教育士兵，用昂扬的斗志来振作三军的士气，这两种做法都能够获得胜利，只在于主帅审时度势地运用罢了，这说明做事不能没有忧患意识。
怀有恬淡之心，不为名利所累
【原典】
沅弟左右：
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贼匪所必争。莫若从贼所不经意之处下手，既得之后，贼乃知其为要隘，起而争之，则我占先着矣。余今欲弃金陵而改攻东坝，贼所经意之要隘也。若占长兴、宜兴、太湖西岸，则贼所不经意之要隘也。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至嘱至嘱。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掀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
吾兄弟誓拼命报国，然须常存避名之念，总从冷淡处着笔，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则善矣。
【译文】
沅弟左右：
凡是行军打仗最忌有赫赫之威名，为天下人所瞩目，为敌人所必争。不如从敌人不注意的地方下手，成功之后，敌人才知道那是要害，奋起争夺，而我们已抢先一步占了此地。我现在如放弃金陵，改攻东坝，正是敌人注意的要害之处；如果占领长兴、宜兴、太湖西岸，恰为敌人不注意的要害之处。希望弟弟早日确定大计，趁势攻占，不要被浮躁的传言所惑，说什么金陵指日便可攻下，死守不动，贪求赫赫大名，而不明了死活之势。至嘱至嘱。如果弟弟一定要围攻金陵，也不妨先动一动，先去攻破东坝，先剿溧阳，取得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再折回来围攻金陵，也不过几个月的事，并不算晚。
我们兄弟誓死忠心报国，但仍须常存有避开显赫名声的念头，总是要从冷淡处下手，出力不少而使人不知道他出了力，那就好了。
看淡名利方能活得从容
曾国藩主张“怀豁达光明之识，品恬淡冲融之趣”。他说：“勤劳而以恬淡处之。最有余味。”“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庄子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诸葛亮讲“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曾国藩认为，无论是为人还是做官，都不能太贪心。在名利问题上，应该以“恬淡”之心处之，学会“尽性知命”。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年来焦虑非常多，没有一天是坦坦荡荡度过的，这是由名利之心太切，世俗之见太重所导致的。现在要想消除这两种弊病，必须在‘淡’字上用力。功名富贵一概淡然忘却，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心境自由自在。要想胸怀宽广，就必须在‘平淡’两个字上用力。凡是为人处世，都要有平常之心，对于功名要看得淡一些。这样心胸才能日益开阔。”
同治年间，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一心想得到一个人攻下南京(太平天国定都后，改为天京)的功劳，但是攻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攻下来，外面由此有了很多对曾国荃很不利的说法，湘军内部的矛盾也一天一天尖锐起来。曾国荃十分焦躁，以致生了肝病。曾国藩多次写信劝他“不要代天主张”。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往往是出力的人并非就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并非就是享福的人。对于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才行。这一次行动，像克复武汉、九江、安庆，出力之人就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经算是十分公道了，但这是不可靠的。告诫曾国荃要在尽心尽力上下功夫，成名这两个字则不要管了，享福这两个字就更不必问了。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最终攻下南京，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了下去。这本是曾国藩与湘军苦战多年的结果，然而曾国藩却在上疏中将攻克南京之功完全归于朝廷，表现得十分理智。
与曾国藩不同，曾国荃是个追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人。攻陷南京之后，曾国荃认为全是他一人的功劳，朝廷应该给他更多的赏赐才对，所以经常发牢骚。曾国藩对此十分担心，他告诫曾国荃说：“自古有几个人有高的官位、大的权力，还享有大的名声而最后能保全自己的呢？你纵然有大的本事，但你必须让一半功劳给老天爷才行。”
为了开导郁郁寡欢的老九，曾国藩还写了这样一首诗：“左列钟铭右谤书，人生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诗中用屠羊说的典故，教育曾国荃要把名利看得淡一些。
楚昭王时，有一个卖羊肉的屠夫，实际上他是一个有才能的隐士，人们叫他屠羊说。伍子胥为了报父兄之仇，率领吴军打败了楚军。楚昭王被迫流亡，屠羊说跟着楚昭王一起逃亡，途中为楚昭王排忧解难，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楚昭王复国了，大赏那些与他共患难的随从。
当楚昭王给屠羊说以赏赐时，屠羊说却不要赏赐，他说：“当年楚王失去了国家，所以我失去了卖羊肉的摊位。现在楚王恢复了故土，我也恢复了我的羊肉摊，这样便等于恢复了我固有的爵禄，还要什么赏赐呢？”然而楚昭王一定要赏赐他，屠羊说又说：“楚王丢掉了国家，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没有请罪杀了我；楚王夺回了国家，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领赏。”屠羊说越是不要赏赐，楚昭王越要赏赐他，而且一定要召见他。屠羊说依然不为所动，说：“依据楚国的规矩，只有立了大功，应受大赏的人才可以觐见国王，我屠羊说智不足以存国，勇不足以杀寇，吴军打进郢都的时候，我只是因为害怕而跟着大王逃跑的，并非是为了效忠大王。现在大王非要见我，这是违背楚国规矩的事情，我可不想让天下人笑话。”
楚昭王听了这番话，感慨地说：“屠羊说只是一个杀羊的屠夫，地位卑贱，说的道理却如此高深，这是一位贤人啊！”于是便派司马子綦亲自去请屠羊说，要“延之以三旌之位”，也就是要让他做地位最高的卿。
不料屠羊说却不肯受命，他说：“我知道卿的地位，比我一个卖羊肉的不知要高多少倍，卿一年的俸禄，恐怕是我卖一辈子羊肉也赚不来的。可是我怎么能够因为自己贪图高官厚禄而使国君得到一个滥行奖赏的恶名呢？我是不能这样做的，还是让我回到我的羊肉摊上去吧。”
曾国藩举屠羊说的例子就是要曾国荃懂得：不要太看重名利，对名利要淡然处之。他认为，无论是为人还是做官，都不能太贪心，都必须知足。在名利问题上，应该以“恬淡”之心处之，学会“尽性知命”，这样才能做到持盈保泰。
曾国藩涉身军务，战争的激烈、残酷，人事上的相互猜忌、争权夺利，时时刻刻让他处于紧张焦虑之中。为此，曾国藩常觉身心疲惫。描述自己身体状况的言语时常载于他的日记和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之中，并且免不了涉及古人心胸开阔、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曾国藩此时往往充满羡慕之情。
心胸宽广，把生死和名利置于脑后，这样才会身心舒畅，但曾国藩常常做不到这一点，经常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而茶饭不思，寝食不安。对此，曾国藩心欲改之而又无可奈何，他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和不断反省自我中度过一生的。一方面，功名利禄心很强，这是他最初踏上仕途的原因和动力；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长时间的车马劳顿和军政要务让他时刻不得安宁，这更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很大压力。为此曾国藩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缓解，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断追求的。但人的性格一旦生成，往往很难有所改变，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不计名利是不可能的。他能够做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不断以古代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在其中表达出来的光明磊落之心。
道家为破除名利的束缚，主张无为；佛家则干脆教导人逃离红尘。这两种办法视功名如粪土，固然无拖累，但仅为一己快乐而计，非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圣贤豪杰所愿为。人生于世，苦难众多，志士仁人，更应以治国安民为己任。此外又要不受名利之累，就更加困难。“淡”的妙处，不但不妨碍成大业、办大事，还给自己留出一片安闲自在的天地，享受人生，同时也使事业获得推动，正是两全其美之法。
读书可以改变气质
【原典】
字谕纪泽儿、纪鸿儿：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
【译文】
字谕纪泽儿、纪鸿儿：
人的气质，由于天生，本来难以改变，只有读书才可以改变它。古代精于相面的人，都说读书可以改变骨相。
读书体味得深的人，气质也会超凡脱俗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要求很严，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虽然长期苦学，但资质有限，直到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曾竹亭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所以就又把期望放到了儿子们身上。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技，十分用心，不懂就让父亲再讲一遍，还不懂再讲一遍。先父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懂。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他曾经说：‘我本来就很愚钝，教育你们当中愚笨的，也不觉得麻烦、艰难。’”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八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四岁时，受教读《周礼》《礼仪》，直至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造就了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他之所以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但是，从根本上说来，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功业，还是基于他自己的苦读。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但是书却不能没有，读书是他生命的重要部分。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书籍。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不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进行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
这时曾国藩身上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易知县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几天。交谈中易知县得知曾国藩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得出曾国藩是个非凡之人，前程一定不可限量。易知县知道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便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知县借钱做路费时，易知县慷慨应允，借给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
经过金陵时，曾国藩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他太喜欢这部书了。然而一问价格，曾国藩大吃一惊，要一百两银子，恰好与他身上所有的钱相当。他想折价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他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一百两银子少一钱也不卖。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已交钱定好，沿途不再游玩，省吃俭用，费用有限。这时已是初夏，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够用。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就是为了买书。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曾国藩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奋发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曾国藩培养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仔细地、有所选择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剿灭洪、杨，一般人都很惊讶。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师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绝对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还担任过其他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从古至今的政事利弊、官场风气及民生疾苦。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阅遍清代道光以前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都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
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曾国藩在读书学习方面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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