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诚淳信，守己无求

    【原典】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冶长无愧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淳信，守己无求，无亡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渝素衷也。国藩滥竽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达于时趋；而逡循之修，亦难跻于先进。独间狷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译文】

    一般说来，君子讲求的立身之道，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的和谐。确实做到反省内心，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仰望日月青天，俯视大地万物，就会心胸宽宏，无畏无惧，更不会羞惭。所以，公冶长不愧对老师孔子，东汉范滂没辱没母亲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您这个人，淳朴诚实守信，恪守本分无求于人，可是意外灾祸却连连降临。夜晚对影沉思，充满悔恨不满。这时正应加深提高修养，培养美德，不能因此而增疑虑，略微改变平时一贯的信念。我在此地滥竽充数，结果也不太好。糟糕的习性本来就跟不上眼前的形势；而缓慢地学习，也难跻身高明者之列。独有一件，那就是恪守自己独立正直的原则，希望不十分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期望，所追求的也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而已。

    忠而遭疑者，古已有之

    古人云：唯忠疑之际，人臣最难处。猜疑毁谤，黑白相昧，乃人性蛇蝎处。然而，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忍侮于大者，浩然正气，坚而不移。

    忠而遭疑者，古已有之。

    写下千古绝唱——《离骚》的屈原，是忠而遭疑乃至投江而死的悲剧性人物。两千三百多年前，在洞庭汨罗的高高堤岸上，一位风骨嶙峋、冠袍庄肃的老臣，毅然怀抱砾石，奋身投入了滔滔北去的江流；猎猎的江风中，还久久回荡着他悲怆的号泣：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

    这位老臣，就是为振兴楚国而竭智尽忠，蒙受了不白之冤，也绝不背弃祖国的伟大逐臣屈原。

    屈原名平，字原，约生于楚威王元年或楚宣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1年前后）。这时代正距楚之“吴起变法”失败五十年，楚国朝政再无当年那样的兴旺气象了。相反，僻居西方的秦国，却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商鞅变法”中崛起，成为睥睨天下的一大强霸。

    屈原的父亲伯庸，曾多次郑重地告诉屈原：屈氏乃古帝颛顼之后，并与楚王同姓。屈原降生的日子，又正是“得天地之正中”的“寅年、寅月、寅日”。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预兆，兆示着他将担当兴国安邦的大任！至于乐平里的乡邻们，说得就更神奇了：据说屈原降生的时候“香炉坪”上，霎时腾起了浓浓的紫烟，化出一条五彩虹霓直跨蓝天，还说有一团火球，从虹霓上滚落，发出阵阵毕剥之声，把乡邻们都惊呆了……

    屈原当然明白：这些传说，不过寄托着人们对他的厚望罢了。真要担当兴国安邦的大任，还得靠他后天的努力，刻苦诵读诗书史传，孜孜探索治国治民的正道。所以，他从未有一刻放松过自己，早起在书斋攻读，傍晚来井边“照面”回顾一天的学业，自省德行之修治。在他的内心深处，早就与商周时代的贤相伊尹、吕望相许相印，立志像他们一样，做辅助楚王一统天下的功臣。

    楚怀王的前期是屈原政治生涯中最为光芒四射的时期。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显得那样聪颖明睿、潇洒自如。最重要的是，屈原精通历史，“明于治乱”，富于革新锐气。许多研究者都推测，屈原很可能在此期间促成楚怀王实施了一系列“朝政改革”。这些改革包括“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光大先祖“功烈”及“前王之踵武”，以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标等内容。而楚怀王，也因急于有所作为，欲与西方的强秦、东方的齐国争雄，对屈原的主张十分支持。楚国的朝政由此蒸蒸日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气象。三十多年后，当屈原徙倚于汨罗江畔，即将怀石自沉而作《惜往日》一诗时，追述起这一段改革生涯，仍不免热情激荡，充满了无限的依恋。

    但楚国的旧贵族势力，却不能容忍触犯他们既得利益的朝政改革。他们无法正面对抗楚怀王，便决定采取“釜底抽薪”之计，先把屈原从楚怀王身边剪除。

    一日傍晚，楚王宫中楚怀王正与令尹昭阳讨论近日秦魏战局，当昭阳说到秦魏复战，秦虽攻占曲沃（今河南灵宝东北），对楚却颇为顾忌，终又将魏俘全部放还时，楚怀王不禁神采飞扬，朗声大笑：“当年朕率六国之师叩关攻秦，早把秦惠王吓慌了，此者实不足惧也！”

    正在兴致勃勃之间，上官大夫神色诡秘地进宫求见：“大王！臣有要事急禀……”

    “何事？”楚怀王见是上官大夫，显得颇不耐烦。

    上官大夫眼珠骨碌一转，故作嗫嚅之状：“事关大王威灵，臣不敢妄言。”

    “说！”

    “臣闻国中之人纷纷议论，大王自得屈左徒，内外大事均付屈左徒操办，气象殊非昔比！”

    “此言说得倒也不错，自朕擢拔屈原，他所办诸事甚合朕心，确也免去了朕之操劳。”楚怀王说罢，抚髯而笑。

    上官大夫却词锋一变：“但屈原之心，却并不感念大王。臣今日拜望屈原，他竟扬扬得意地声称，楚有今日之兴旺全赖他屈某深谋远虑。大王昏聩，不识大体，令尹昭阳，碌碌庸才。楚国之事，非他莫能为也！”

    楚怀王脸色一沉：“他屈原果真这样说？”

    “臣亲耳所闻！”上官大夫装作为楚怀王不平的样子说：“朝中上下谁不知道，屈原起草的法令，其实都出于大王您之英明决断。想不到屈原竟如此狂妄，每一法令公布，都夸说是他的功劳。这不是心怀异志，企图凌驾于大王之上吗！”

    楚怀王这个人本就好大喜功，听到这里早已忍耐不住狂怒之气：“岂有此理！”

    他站起身来，在大殿上盛怒踱步，终于大声对令尹昭阳说道：“这样的狂徒岂可重用！你即刻传朕之命：罢去屈原左徒之职，贬为三闾大夫，暂停参与朝政议事！”

    这便是上官大夫在背后施放的恶毒一箭。

    屈原蒙受这不白之冤，竟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便被从左徒之位上赶下了台！

    由于屈原的被黜，失势的贵族权臣重又受到楚怀王重用，一场由屈原策动的朝政改革，从此中断了。一抹夕阳从楚王宫渐渐消隐，苍苍茫茫的暮霭，笼盖了整个郢都……

    天命反侧（天命反复无常），

    何罚何佑（怎能佑善罚恶）？

    齐桓九会（齐桓以九会诸侯），

    卒然身杀（为何突然死去）？

    彼王纣之躬（再看那位商纣），

    孰使乱惑（是谁使他迷狂）？

    何恶辅弼（为何厌恶贤辅），

    谗谄是服（却听信谗舌如簧）？

    比干何逆（比干触犯了什么），

    而抑沉之（竟被当殿剖心）？

    雷开何顺（雷开怎样媚从），

    而赐封之（被赐以爵位、王位）？

    何圣人之一德（为什么圣人同德）？

    卒其异方（结果却大不一样）？

    梅伯受醢（梅伯被砍为肉酱），

    箕子佯狂（箕子也披发佯狂）？

    这是屈原最哀恸的一刻，壁画上的齐桓公，恍惚间幻化成了楚怀王——他当年曾率诸国之师伐秦，转眼间却又“卒然身杀”、客死于秦。那狂怒乱惑的纣王，信任的也似乎不是“雷开”，而是谗谄怨毒的上官大夫和子兰，正将忠贞直谏的屈原剖心！

    这就是《天问》——屈原在获悉楚怀王死讯的情感迷乱中，怆然写下的奇诗，历史的兴亡悲剧和楚国的现实之难，正这样交汇一起，激荡着蒙冤受屈的屈原，向着庙堂壁画，向着渺渺苍穹，苦苦地诘问，哀哀地恸泣！屈原本来以为，楚怀王的被欺囚秦和客死，应该震醒新上台的楚襄王，他谏“武关之会”而遭放逐的冤屈，也应该得到昭雪了。

    然而，他毕竟低估了楚王朝的旧贵族势力。特别是低估了子兰和上官大夫的狡诈、险恶。

    屈原怎么也没有料到，在楚怀王客死、国难当头之日，他还会被再次谗毁、放逐江南，当他途经郢都整治行装的时候，也有人劝他向子兰疏通，或者求后宫郑袖出面说情，但均被屈原一口拒绝。

    根据民间传说，屈原在江南的放逐生涯，主要是在汨罗江畔的玉笥山度过的。玉笥山其实是一处丘陵，濒临滚滚北流的汨罗江，远远望去，其形正如置于蓝天下的大竹筐。

    放逐江南的岁月是凄凉的。遭受了精神上巨大摧残的屈原，又受着多病的痛苦折磨。但他依然保持着不折不挠的气节，连爱好清洁的脾气也未改变。他每天都要去坡边的桥下洗涤帽缨。平时除了读书，就常找村民叙谈。夏日炎炎，便在山间的“桃花洞”里避暑。秋风萧萧的傍晚，村民们常见到他孤清的身影，独伫在高高的坡岭上，向着西北的郢都方向凝望。这里离郢都很远，屈原被严令不准涉越大江和夏水，他只能常常乘湘而下，在洞庭湖一带徘徊；或者溯湘而上，到九嶷山踏访大舜的遗迹。

    一首充溢着追求和奋斗、失败和抗争、痛苦和对祖国无限依恋的伟大抒情长诗，就这样经历了许多个不眠之夜，终于在玉笥山下的陋室烛光下诞生了！根据汨罗一带的传说，屈原写成《离骚》的当夜，就曾让女儿举着松明，来到玉笥山西南的山冈上，向着茫茫天地、四方神明，高声地诵读这篇血泪凝成的诗作。当悲怆的语声诵至“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时，山冈下竟黑压压聚集了大片人影，全都在叹息，全部在掩泪咽泣，最后竟化作一片哭声，震荡着幽幽汨罗！

    但在这个传说中，那些人影并不是生人，而是捐躯沙场的楚之亡魂，是山山野野闻声来集的怨鬼、游神……

    忠而遭疑，疑而致死的事在历史上何止万千。

    识才选将，炼能征善战之师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曾国藩是一位重要的人物。由于他出力平定太平天国，满清王朝的命运得以延存。也因为他善于识拔人才，引用贤能，更时时以转移社会风气及建立廉能政治为己任，所以满清王朝才会在同治光绪之间，一度出现振衰起敝的中兴气象。同时他注意个人的道德文章修养，在立言、立德、立行上成就了“不朽”之业。

    清政府称他是“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清末的官宦和士人也对他是一片赞之美声。“文正公盛烈伟绩冠一代”“深造道德”“仁爱备至，智勇兼全”“凄凉恢弘，望而知其伟人”“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等善颂之词，汗牛充栋。

    第一，曾国藩在选将中，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统治民众的才能，不外乎公、明、勤这三个字。不公平、不明正，那士兵们就一定不会乐意服从；不勤快，那营中大大小小的事就都会废弛而无法管理。所以第一重要就在于此。如果士兵不怕死，则战时能冲锋陷阵、效命疆场，这是第二要事。身体虚弱的人，过于疲劳就会生病。缺乏精神的，长久了就会逃走，这又是次要的了。这几个方面看起来似乎过于求全，而假若缺了其中一条，则万万不可带兵。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则几个中得一人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的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第二，曾国藩在选将中，将“廉”“明”品质放在第二位。士兵如果看见本营将领不深究事理，只关心银钱多少，只关心保举是否恰当，那就会众目相望、相互等待，口里啧啧不已，以此相互讥讽。只有将领们自己廉洁，公私按款项支出、使全营都有目共睹，那么这种廉洁的行为就会使士兵的心敬服。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下面的人常常能沾点油水，那么恩惠就足以服人了。明这一字，第一要在陷阵之际看清楚谁是冲锋陷阵，谁是随后助势，谁是回力合堵，谁是见危险就跑，一一看清楚，又用平时办事勤惰虚实进行佐证，逐条进行考核，长久了，即使一兵一卒是否有长有短，都能认个大概，几乎直到明晰。

    “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上，要做到与众不同，就必须在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

    “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

    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选取将领，专取“简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心里慨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以变营伍之习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将官；另一方面，便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淳朴”。所谓“淳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认为：“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案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注意看人，认真看公文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淳朴”之人委以重任，这无疑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益。

    第四，“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人才。”绝不能选用庸者。他指出：“其卑劣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军将领还应具备“坚忍耐劳”的特点。

    “坚忍”就是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曾国藩虽为一介儒生，对于治军最初没有多少经验，但他亦清楚，行军作战倍加艰辛，只有“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回”。他提倡在艰苦环境中磨炼矢志不移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使湘军从上到下都有着一股与农民起义军顽抗到底的决心。

    “耐劳”是指能耐受辛苦。曾国藩认为，“拣选贤才，必求……能耐劳苦”之人。“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务求具有过人的精力，只有这样才能身先士卒。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义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中考证，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可考人数的58%。

    同时，加入湘军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深受理学的影响，既懂得一些军事战略战术和用军之道，又善于总结实际经验，在战争中磨炼出坚强的意志。于是他们走出一条以文人带兵打仗的途径。

    曾国藩在选将制度上的改革，使清朝旧制中绿营将领的腐败无能、贪生怕死、败不相救等现象得以改变，从而培养出一批较有实力，能征善战的湘军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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