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兵治军，仁礼并用

    【原典】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之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译文】

    带兵的方法，用恩情不如用仁义，用威严不如用礼遇。“仁”的意思就是：要想自己立身成事，先让别人立身，要想自己达到目的，先要帮别人达到目的。对待士兵要像对待自家子弟一样，希望他成事立业，希望他发达兴旺，那么人们自然感恩于你。“礼”的意思，指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不分年龄大小，不分位置上下，彼此不能侮谩、安适平和而不骄傲自大。衣冠端正，庄严肃穆，人们看见就生敬畏之心，觉得威严持重不莽撞。做事敬业，待人稳健，无形无声中现出崇高难犯的气象，这样，别人自然尊重他的威严。遵守这两个方面，即使到国外出使也行得通，更何况带兵治军呢？

    兵无常势，见机而行

    《老子》云：“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大意是说，我不敢先发进攻，而是采取守势；不敢冒进一寸，而要后退一尺。这就叫作：虽然有阵势，却像没有阵势可摆；虽然有奋臂进击，却像没有手臂可举；虽然可以牵制敌人，却像没有敌人可以牵制；虽然手持兵器，却像没有兵器可持。

    老子的这一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大，成为他攻防战守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说：“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那么何为主，何为客？何为奇，何为正？这主客奇正有什么奥妙，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曾国藩说，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

    这种战略战术核心思想就是要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

    一般说来，用奇兵比用正兵好，老子就说要“以奇用兵”，奇兵的优点是隐蔽，出其不意，变幻莫测，但有时也要用正兵，威风凛凛，气吞山河，使敌不敢进犯。

    那么，什么时候为主，什么时候为客，什么时候用正兵，什么时候用奇兵，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曾国藩说：“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可见“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这才是用兵的最高智慧和最高境界。

    曾国藩说：“行军本非余之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他指示下属说：“兵事喜诈而恶直也。”“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又说：“行兵最贵机局生活。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关于稳慎与灵活的关系，曾国藩在一副箴弟联中说得很明白：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并求。这就是曾国藩的战略原则的总的要求。

    为了力求机局多变，曾国藩提出了“虚虚实实”之法。他说：兵法最忌“形见势绌”四字，以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若人数单薄，尤宜如此诀。若常扎一处，人力太单，日久则形见矣；我之形既尽被贼党觑破，则势绌矣，此大忌也。

    有一年，湘勇一统领张连兰所部三百人驻扎在牛角岭，前后左右没有增援部队，曾国藩听说后立即写信加以制止，认为这样做太呆板了，正犯了“形见势绌”的毛病，结果五旗失守，他们没有吸取教训，又把第三旗驻扎在这里，曾国藩写信告诉他们，这就更呆板了。他说：用兵当深思熟虑，不能驻扎，就应退守，然后，军队合到一起，等敌人来时，就联合起来与之决战，只要有一次得胜，锐气就会振作起来。大凡敌我交战，胜负常在须臾之间，即使救兵在八里之外，也不能援救；若是雨雪泥泞天气，即使在四里之外，也不能援救。再加上将士精神心血，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假若时刻兢兢业业，夜夜提防，不过十天，就会疲劳不堪。疲劳之师，就会产生暮气，肯定没有战斗力。曾国藩所担心的一是怕孤军无援，二是怕劳师无力。

    《淮南子·兵略》云：“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近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收敛）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这种方法就是在表面上不显得斗志昂扬，迎敌时却勇猛顽强；表面上显得弱小无力，攻敌时却威力无比；部队将要向西行动，却虚张向东的声势。总之要无形无迹，变幻莫测，让敌人摸不着头脑。正是出于这种战略战术考虑，曾国藩对张连兰说：“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有神龙矫变之状，老湘营昔日之妙处，全在于此。”湘军在与太平天国军队交战中始终处于弱势，太平天国军队有百万之余，而湘军在其鼎盛时期也不过三十万人，没有正确的战略和战术，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为了避免“形见势绌”，就要采取“变化不测”的方针。曾国藩曾指出曾国荃“行军太缺少变化”，他说：“世事变化反复，往往出乎意想之外。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饱历事故，焉知局中之艰难哉！……余之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缺一不可。”特别“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重兵，少用轻兵”。

    虚实结合，主要体现在示形上。他在《陆军得胜歌》中具体地说：“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之所以“起手要阴”，要“如老鼠”，就是为了麻痹敌之心意，而蓄养己之气力，“先为不可胜，然后伺间抵隙，以待敌之可胜”。这就是“气敛局紧”的意思。所以，曾国藩断言道：“凡用兵之道，本强故示弱者多胜，本弱故示强者多败。”本强而示弱，是用兵之虚；而且虚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己之实（实力），“越打越强如老虎”。这种虚实结合，终归是形虚而实实，正如《孙子》所说，“兵之所加，如以投卵者，虚实是也”，“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

    为了机局多变，曾国藩主张“奇正互用”“忽正忽奇”。他评论道：“吴竹庄带彪勇并义武营驰剿新昌，甚好甚好，有重兵以镇守，有轻兵以雕剿，正合古人奇正互用之法。”何谓奇正？他解释说：“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待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一般来说，在战场上，以正兵为主，奇兵为辅。但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有时候用兵的重点方向，或者说，军事指挥人员的主要着笔处，不在正兵，反在奇兵，这是因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出奇之所以能制胜，主要是乘敌不意，攻敌不备。《孙子》中说：“奇正之变，不可胜变也。”奇正互用，忽正忽奇，正取此意。

    为求机局多变，曾国藩还很注意重兵与轻兵，呆兵与活兵之辨。他说：“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灵活，马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风驰电击，轻兵也。”他指出：“我的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轻兵，缺一不可。”但他主张“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或者“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换，乃能保常新之气”。“至军务之要，亦有二语，曰坚守已得之地，多筹游击之师而已。”他批评向荣、和春的江南大营之败，在于“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早思变计”，即不知于“空处着笔”，动用轻兵、活兵之妙。所以，他坚决反对曾国荃屯兵金陵城下，“以数万人全作呆兵，图合长围”。他反问道：“今岂肯以向、和为师，而蹈其覆辙乎？”

    虚实、正奇、呆活、轻重，以及战场上如何具体运动，关键取决于见机审势。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荃部将南渡长江以进金陵时，曾国藩指示说：“以你军目前的情势来看，若在下游采石渡江，隔断金陵、芜湖两贼之师，下窥秣陵关，这就得势。若在上游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师与分攻鲁港之兵隔气，这就失势。”这是在用兵地点上审势之一例。“至于进兵金陵早迟，亦由弟自行审察机势。机已灵活，势已酣足，早进可以；否则不如迟进。”这是在用兵时间上审势之一例。他概括地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

    但他在另一处说：“审机审势，犹在后来，第一先贵审力。审力，知己知彼的切实功夫。”“古人说，兵骄必败。老子说，两军相对，哀者胜。不审力，这就是骄；审力而不自足，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哀。”审力，是指战员的基本功；审机审势，则是对指战员的更高要求。咸丰五年，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外江、内湖两部分，进击无力，陆师围攻九江，也久攻而不下，曾国藩驻扎南康，一筹莫展。太平军则乘机西上，第三次攻克武昌。八月，罗泽南至南康、湖口一看，“自知兵力不足以图功”，便毅然率勇扬长而去，弃赣奔鄂。曾国藩后来多次提到这一事例，盛赞说：“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识时务，能取远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

    善于审力、审机、审势，则静动、主客、迅速、正奇、虚实、轻重、呆活、伸缩、开合等对立事物，皆可有机地统一，运筹自如，得心应手，否则，必然弄巧成拙，南辕而北辙。这就是曾国藩“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辩证思考。蔡松坡说，曾国藩的治兵言论，“多洞中窾要”，乃“治兵之至宝”。作为对《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吴子》《六韬》及《练兵实纪》等中国古代兵法理论的继承，作为对中国近代军事实践的总结，曾国藩的战略战术思想，确实含有丰富的辩证因素。“多洞中窾要”的评论，当是言之有据的。

    严格约束部将，重视纪律教育

    曾国藩深谙“兵者，阴事”的道理，对行军打仗本不在行的书生而言，他每临战阵，多以失败告终。但他注意总结教训，而且注意民心的作用，严格约束部将。

    曾国藩为了把湘军训练成为一支劲旅，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子弟兵，是不吝花费心血的。曾国藩将湘军的训练分为训教与操练两种，而以训教为根本，特别注重思想教育。

    湘军的训教，没有制成明文颁布，但在曾国藩所着的《劝训练以御寇》中有反映。他写道：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

    曾国藩以理学家的身份创立湘军，为此他十分重视义理之教在湘军中的作用。王守仁曾说过“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的话，曾国藩遂将此一思想运用于治军上，则可理解为，重视“操练”就是“破山中之贼”的工夫；“训教”则是“破心中之贼”的工夫。因为“破心中之贼难”，所以对于训教必须下苦功夫。如何训教，曾国藩将其分为两个方面，即官兵与兵民。在官兵方面，他强调以义理来带兵。

    在湘军中，倡导将领以父兄待子弟般对待士兵，士兵也就视将领为父兄，加之湘军中客观存在的亲党邻里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每每在训教后，均收到勇丁感动得五体投地的效果。

    曾国藩十分重视湘军的纪律教育，力争以湘军形象改变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曾国藩说：“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兵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目的在于，要在精神上唤起兵勇的自觉，以对抗太平军。曾国藩苦口婆心，开诚布公，劝导士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

    对湘军的操练，曾国藩强调勤与熟。他将湘军营规定为《日夜常课之规》七条：

    一、五更三点皆起，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

    二、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三、午刻点名一次，亲兵由营官点，或帮办代点。各哨由哨长点。

    四、日斜时，演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

    五、灯时，派三成队站墙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

    六、二更前点名一次，与午刻点名一次。计每日夜共站墙子两次，点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营官点全营之名，看全营之操无定期，每月四五次。

    七、每次派一成队站墙，唱更，每更一人轮流替换。如离贼甚近，则派二成队，每更二人轮流替换。若但传令箭而不唱更，谓之暗令。仍派哨长、亲兵等常常稽查。

    曾国藩对湘军日夜课程的七条规定，就是要突出一个“勤”字，使士兵在营中日夜都有一定功课可做，严格遵守点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营规，曾国藩对于治军中“勤”字的理解是“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只有在平日里保持高度的紧张，才能有备无患，战时镇定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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