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德治国

    唐太宗刚即帝位时，曾经和大臣们谈论过教化问题。他说：“现在处在大动乱之后，恐怕人民不容易教化过来。”魏征回答说：“不对。长期过着安定生活的人民骄情安逸，骄情安逸就难以教化；而经过社会大动乱的人民忧虑痛苦，忧虑痛苦就容易教化。这就如同饥饿的人不挑剔食物，口渴的人不挑剔饮水一样。”太宗十分赞同他的说法。封德彝却非难说：“夏、商、周三代以来，人民就逐渐浇薄奸诈了。所以秦朝一味依靠法律制裁，汉朝则在采用王道的同时掺杂着霸道，这是因为想施行教化却因客观条件而无法做到，并非能做到而不想做。魏征是个书生，不识时务，如果相信他的空洞理论，一定会使国家败亡。”魏征说：“五帝三王并非更换了治下的臣民才取得教化上的成功。黄帝攻打蚩尤，颛顼杀死九黎，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都能够达到太平盛世，这些难道不都是发生在社会大动乱之后吗？如果说古代人民淳朴，后来逐渐浇薄奸诈了，那么到了今天，都应该化为鬼怪了，君主怎么能够统治他们？”太宗终于听从魏征的说法。

    贞观元年，关中发生饥荒，一斗米价值一匹绢；二年，全国发生蝗灾；三年，又发生水灾。太宗努力处理政务并对灾区进行抚恤，灾民虽然四出乞食，但没有叹息埋怨。贞观四年，全国大丰收，流落他乡的人们都返回故里，一斗米不过三四文钱，全年判处死刑的罪犯只有二十九人。东到海边，南到五岭，都夜不闭户，旅行不用带粮食，需要时在路上可以得到。太宗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上奏章的人都说‘君主应当独自运用权威，不可以把它交给臣下。’又说‘应当耀武扬威，讨伐四周的民族。’只有魏征劝朕停止武备，提倡文教，中国安定了，四周的民族自然会归服。朕采纳了他的意见。现在颉利被擒，他的部族首领都成了宿卫军官，各部落都采用了中原的衣冠，表示归顺。这都是魏征的功劳，可惜的是封德彝见不到这些了！”

    贞观统治集团选择儒家道德教化的治国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是源于历史经验的总结。

    贞观初，太宗就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治国的，则国祚延长，以法治人的，则虽能救弊病于一时，但也败亡得很快。看到从前帝王成大事，足以成为朕的大镜子，如今朕想专以仁义诚信来治理国家，希望革新近代的浇薄风气。”黄门侍郎王□说：“天下凋丧已久，陛下承其余弊，弘扬大道而移风易俗，真是万代之福。但是，若非贤人则不能致治，只有得人才可以。”太宗说：“朕思贤情切，岂止梦寐以求！”“世必有才，随时可以求用。”

    太宗实际即位才两年，政治日上轨道。某日，太宗劝勉侍臣们说：“朕以为大乱之后，风俗难移，近来看到百姓渐知廉耻，官吏人民都奉公守法，盗贼日益稀少。由此可知，人民本来没有固定的风俗，而是政有治乱罢了。所以，治国之道，必须抚以仁义，示以威信，顺从民心，除去苛刻，不作异端，天下自然就能安静。公等应该和朕共同努力于此啊！”

    贞观四年，唐朝内臻盛平，外灭东突厥。这年，左仆射房玄龄提出国防军事的报告：“如今查阅武库的军事武器和装备，远胜于隋朝。”太宗说：“整军经武以防备寇扰虽然是要事，然而，朕只希望卿等能存心治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这就是朕的武装。隋炀帝岂因为武装不足而灭亡，正由于仁义不修而人民怨叛的缘故啊！”

    贞观十三年，王□于正月病逝前，太宗和他见面时说：“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累积仁义则万物归附。人皆知畏避灾害，而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仁义之道，应当思之在心，持续努力，如果有片刻的懈怠，相去就已远了。犹如饮食对身体一般，常常让肚子吃得饱，就可以保全人的性命了。”

    居安思危、以德治国是贞观君臣一个基本的治国方针，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德治体系。其中包括宽仁慎刑与礼法合一的《唐律》，较之《隋律》宽简了许多；在经济方面，采取抚民以静，静民务农，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视为安定和治理国家的基础。还实行租庸调的赋役制度，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均田垦荒，兴修水利等；在教化上形成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包括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反对贪鄙、杜绝谗邪等道德体系。并且太宗以身作则，塞源止流，还经常教导臣属，寓教于言行举止中。

    忠义

    唐太宗曾说：“萧？这个人，不能用利来引诱，不能用死来威胁，真正是国家的良臣！”因此赠给萧？两句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又对萧？说：“你的忠诚正直，古代没有人超得过；不过对善恶过于分明，有时不免发生错误。”魏征说：“萧？违背众人而陷于孤立，只有陛下知道他的忠诚正直，萧？如果不是遇到圣明的君主，要避免死罪就难了！”

    有一次，太宗说：“春秋时，狄人杀卫懿公，尽食其肉而独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己掏出心肝，而将懿公心肝放于腹中。这种人今天恐怕找不到了！”

    魏征回答说：“从前大刺客豫让为智伯报仇，欲行刺赵襄子。襄子捕到他，问道：‘从前你为范氏和中行氏做事，智伯尽灭之，你却不顾而去。如今智伯被消灭，你却要为他报仇，是什么道理呀？’豫让说，‘臣以前为范氏和中行氏做事，二氏以普通人待我，我就以普通人的方式来报答他们。智伯待我以国士，我就以国士的方式来回报他！’由此可知，陛下所提问题的关键，是在人君是否礼遇臣下而已，怎么可以说无人呢！”

    孝友

    名相房玄龄是著名的孝子，年轻时代即才华横溢。他协助太宗达成“贞观之治”，前后当了二十三年宰相，其中担任左仆射一职即长达十四年之久。贞观十六年，玄龄认为自己担任首相太久，女儿为韩王李元嘉之妃，儿子房遗爱则娶太宗之女高阳公主为妻，显贵已极，因此借口六十四岁高龄，频表辞位。太宗一再慰留，不允许他的请求，但最终拗不过他，于是在此月晋拜他为司空，仍请他综理朝政，原任司空的长孙无忌则迁任司徒。

    第二年七月，玄龄丁继母忧。玄龄侍奉继母一如生母，伺侯颜色，奉养惟谨。当她生病时，玄龄延请医师来治疗，每当医师至门，玄龄必迎拜垂泣；及至继母病逝，玄龄居丧，尤其尽哀，竟至骨瘦如柴。

    太宗特命散骑常侍刘洎前往宽慰他，送他寝床、粥食，意思是强要他进食。并且，太宗感于玄龄之孝，特在昭陵（太宗生前已进行修建的陵墓名称）墓区赐地一块，让他继母安葬在内。

    虞世南是太宗经常批评的虞世基之弟，兄弟二人年轻时代即有重名，时人将他们比于前代的著名文学家陆机和陆云。隋炀帝时，虞世基最得天子信任，权倾一时，世南则仅官起居舍人（为天子作日记之官）。兄弟两人性格不同，但甚友爱，世南虽与兄同居，然而勤俭朴实，一如平素。

    炀帝游幸江都，二人均从行。当宇文化及兵变时，虞世基也被逮捕，将加以杀害。世南抱持兄长而号泣恳求，请求以身代死，化及不同意，遂杀世基。世南为兄之死哀痛已极，竟至痛饿得骨瘦如柴。当时的人对他友爱兄长的行为，咸加称赞。

    世南后来辗转归附唐朝，人品学问极为太宗所器重，曾推崇他是“当代名臣人伦的榜样”。

    贞观中期，有个突厥人叫史行昌，他是大内的侍卫。某天，轮到他当值戍守玄武门。吃饭时，他把肉搁在旁边不吃，却把饭吃完了。人问其故，史行昌答道：“我拿回去给母亲吃。”太宗听到了这件事，大为感动，赞叹说：“仁孝之性，岂因华、夷不同而有所差异！”遂赐给他一匹尚乘马（大内御用马），并诏令供应肉料给他母亲。

    公平

    唐太宗当着大臣的面评定功臣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地，让陈叔达在殿堂上唱名公布，并且说：“朕授予你们的功劳和奖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大家可以各自说明。”于是将领们互相争功，议论纷纷。淮安王李神通说：“臣在关西发兵，首先响应高祖起义。现在房玄龄、杜如晦等只知舞文弄墨之辈的功劳却在臣之上，臣私下感到不服。”太宗说：“高祖起义刚刚发动时，叔父虽然首先起兵响应，但也是叔父自己为了设法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吞并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重新纠集残兵进行攻击，叔父望风败逃。而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使国家得到安宁。论功行赏，他们当然应该在叔父之上。叔父是皇家的至亲，朕确实没有什么舍不得给的东西，但不可以佝私情让你得到与长孙无忌等功臣相同的封赏。”将领们便互相议论说：“陛下非常公正，即使对叔父淮安王也没有徇私情，我们这些人怎么敢不安分守己。”于是大家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经对太宗说：“没有升官的秦王府旧僚属，都感叹埋怨说，‘我们在陛下左右侍候，有许多年了，现在封授官职，反在前太子东宫和齐王府的僚属之后。’”

    太宗说：“做帝王的人要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的人心服。朕和你们日常穿的吃的，都是从百姓那里取来的。所以设官定职，都是为了百姓，应当选用有德有才的人，怎么可以用新旧作为选用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确实有德才，旧人确实无才德，怎么可以不用新人而用旧人呢！现在你不管他们有没有德才，只是说他们感叹怨恨，这难道是懂得为政的大原则吗？”

    诚信

    贞观初，有人上书，建议赶走佞臣。太宗召见此人，问道：“朕所任用的人，依所知都是贤人，卿知道谁是佞人吗？”“臣居草泽之中，不能确知谁是佞人。”上书人回答，并且跟着建议说，“请陛下假装发怒以试群臣，如果有人不畏雷霆之怒，仍敢直言进谏，则此人便是正人；如果有人顺情阿旨，屈服于天威，则此人便是佞人。”

    太宗回顾在旁的封德彝说：“流水是清是浊在乎它的源头，人君是政之源，人民就是水流。人君自为诈欺而要臣下直道而行，简直就如源浊而望水清一样，欲求至治，实遥不可得。朕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果朕也这样做，则岂可示范庶民而指挥天下！”接着，他回覆上书人说：“朕想要让大信普行于天下，不得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

    贞观中，洛水流域水灾。天灾地荒向被解释为天意示警，需君主采访群言，改正过失。所以魏征上疏说：“臣闻治国之基必资于德和礼，人君所保则惟在诚与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行则远人来服。然则德礼诚信，乃是国之大纲，君臣父子所不可暂时离弃的；所以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不信之言和无诚之令，可以使君上败德，而臣下身危。十余年来，威加海外，仓廪日积，然而道德未加厚，仁义未加博，原因何在？在于待下之情未尽诚信，虽有善始之勤，而未睹克终之美的缘故。以往在贞观之初，陛下闻善则惊叹。八九年间，犹能悦以从谏。自此以后，则渐渐厌恶直言，虽或勉强接受，已不如往时的豁达。使谔谔之辈不敢犯颜，便佞之徒肆其巧辩，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妨政损德，原因就在此吧！”

    如今陛下将要建立一个太平盛世，政事委托给君子，如果有了差错，则访察于小人。对待君子恭敬但太疏远，对待小人虽然轻慢却很亲近，亲近就无话不说，疏远就内情不能上达。这样就会造成毁誉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的情势，实为国家兴亡所在，能不慎重吗？诚如荀子所说，‘使智者策划，而让愚者来评论；使高洁之士来实行，却让卑鄙之人来怀疑。’这样做而想得到成功，可以吗？中智之士岂无小惠，然而才干却不一定能经国谋远。这种人虽竭力尽诚，也不一定能免于失败，何况内怀奸诈、承颜顺旨的人？用这种奸谀之徒做事，祸患也就深了！立直木而怀疑影子是弯曲的，这样即使竭尽精神，劳神苦思，终无所得，道理是明显而易晓的。君礼臣忠的基础在于内外无私和上下信任。

    “如果要使君子和小人的是非分明，就必须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这样则小人绝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会远吗？否则，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赏罚失当，则危亡即将来临，哪里还谈得上永保国祚？”

    太宗览疏，嗟叹地说：“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啊！”

    魏征是力主以德、礼、诚、信四德治天下的大臣，也就是走“以德服人”的路子，不走“以力服人”的路线。基本上，唐太宗政权之所以建立，是以武力兵变作为基础的。因此，魏征的意见，无异是要太宗扬弃以往的做法，作一个政策上的大转变。

    太宗生平的重大优点之一就是有信用，也能相信别人。这种优点使得“贞观之治”有两大特色：一是人才济济，而且各尽其才，发挥尽致；一是由守信而引申为守法，使政府具有法治的趋向。

    俭约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修饰宫殿屋宇，在池塘楼阁玩赏，这是帝王喜欢的，却是百姓不喜欢的。帝王喜欢的是放纵安逸，百姓不喜欢的是劳苦疲弊。孔子说，‘有一句可以终身奉行的话，大概就是恕吧！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强加给别人。’劳苦疲弊的事，的确不可以强加给百姓。朕身为帝王，拥有天下，每件事都由自己做主，实在是靠了自我克制。只要是百姓不喜欢的事情，一定要顺从他们的感情。”魏征说：“陛下本来就同情百姓，常常是节制自己来顺从人民。臣听说使自己的欲望顺从人民的人就能昌盛，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人民痛苦之上的人就会灭亡。隋炀帝贪得无厌，只好奢侈，官府每次给他送东西或为他建造什么，稍不如意，就要严厉处罚。上面嗜好什么，下面就更加嗜好什么，互相攀比，没有止境，于是隋朝就灭亡了。这些不但书籍上有记载，也是陛下亲眼见到的。正因为隋炀帝腐败，所以上天让陛下取代了他。陛下如果认为满足了，那么今日就无比满足；陛下如果认为不满足，那么再超过今日万倍也会不满足。”太宗说：“你回答得非常好！不是你，朕哪能听到这番话？”

    太宗即位后，在贞观十一年首次驾临洛阳。该年夏天七月，洛阳水灾，太宗下诏请百官各上密封，极言他的过失。于是百官纷纷上疏，其中侍御史马周之疏，义论纵横，批评直切。《陈时政疏》大意是：臣下我观前代历史，自夏代、殷代到汉朝，他们统治天下，帝位递相继承，时间长的有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这都因为各代帝王大多能积德行、创功业，以恩泽滋润民心的缘故。其中哪里会没有邪僻的君王呢？他们全靠前代贤王的德业才免于亡国之祸。从魏晋以来，及至周、隋，各王朝统治的时间长的不过六十年，短的才二三十年罢了。确实是因为创立基业的君王，不致力于广施恩德教化，当时仅仅能够自己守住帝位。以后百姓没有前王遗留的恩德可以怀念，所以继位的君主政治教化稍有衰减，一个人大呼造反，天下就土崩瓦解了。现在陛下虽然凭着伟大的功绩平定了天下，但积累的恩德一天天地微小，早就应当考虑尊崇禹、汤、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广泛地施行恩德教化，使陛下的恩德有多余的部分，为子孙后代奠定万代的基业。难道陛下想只是使政治教化没有失误，以此保持陛下统治的年份而已吗？但是自古以来，那些英明的帝王、圣明的君主虽然根据当时人们的具体情况施行教化、宽政、严刑也随时而定，但主要还是致力于要求自身节俭、对人民广施恩德两个方面。所以他们的百姓才像对日月一样爱戴君主，像对雷霆一样畏惧君主，这就是他们的帝业久长而祸乱不发生的原因。

    现在的百姓处于遭受死丧祸乱之后的艰难时期，人口是隋朝时的十分之一。但供官差服徭役的百姓却一个接一个地被征发上路，哥哥已离家，弟弟才回来，前后接连不断。路远的往返五六千里，春秋冬夏一年四季，全没有休息的时间。陛下虽然常有恩诏，命令减轻徭役，但主管人员监造的工程既然不停止，自然需要用人，陛下的恩诏也只是白白地颁行了个文书，他们照旧役使百姓。我常常访查询问。最近这四五年来，百姓很有怨恨嗟叹的言语，认为陛下不保全养护他们。过去唐尧住茅屋土房，夏禹穿破衣吃粗食，像这样的事，我知道现在也不必再实行。但汉文帝珍惜百金的价值，停止建露台的徭役。并收集臣下上书用的口袋作为宫殿里的帷帐，他宠爱的慎夫人衣裙不拖到地上。到了景帝，他认为刺绣五彩带之类的高级丝制品会妨害妇女的一般手工，就特别下诏令予以废除。所以百姓生活安乐。到了汉武帝，虽然他穷奢极欲，但蒙受文帝、景帝遗留下来的恩德，所以人心不动乱。假设汉高祖之后，就是武帝，那天下一定不能保全。这是时代较近的，事迹还可了解清楚。现在京城和益州等地正在制造供奉皇室的器物，以及诸王嫔妃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不认为是节俭。我听说，那些勤奋早起建立赫赫大功的，他们的后代还是懈怠而无所作为；制定法令虽然合乎情理，但后来还是因为某些弊端而发生混乱。陛下幼小时住在民间，了解百姓的疾苦，前代的成功与失败，陛下也亲眼见到，尚且还像这样，更何况皇太子从小生长在皇宫深殿，不了解宫外的社会情况。假若陛下百年之后，太子会怎样，这是陛下早就应当忧虑的事了。

    我研究了历代以来的兴亡事迹，只要有老百姓怨恨离叛，聚众做盗贼的，那些国家没有一个不立即灭亡的。在那种情况下，有些君主即使悔改了，也没一个能够重新安定和保全国家的。凡是整顿国家的政治教化，都应当在可整治的时候就着手治理，如果等到事变一旦发生，才感到后悔，就无益于事了。所以君主总是见到前代王朝的灭亡，就只知道前代政治教化是怎样失误的，却都不知道他自身有什么过失。因此殷纣嘲笑夏桀的亡国，而周幽王、周厉王也嘲笑殷纣的灭亡。隋炀帝在大业初年，又嘲笑北齐、北魏的亡国。现在看隋炀帝，也就像隋炀帝当初看北齐、北魏一样。所以京房对汉元帝说：“臣下担心后代来看今天，也就像我们今天去看古代一样。”这话不能不作为警戒啊。

    在贞观初年，全国秋季歉收，一匹绢才换一斗米，而天下还安定得很。老百姓知道陛下很爱护他们，所以人人都自觉安定，还没有怨言。从贞观五六年以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可换粮食十余石，但百姓却都认为陛下并不爱惜他们，就都有怨恨的言词。再说现在国家建造的工程，很多都是不急需办的事，所以才引起民怨。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并不由积蓄多少来决定，关键只在百姓的苦乐。而且可用最近的事来验证它。隋朝储粮于洛口仓，而李密却接管了它；东都洛阳积蓄了大量布帛，却由王世充占有了它。西京长安国库的储蓄，也被我大唐使用，至今都还未用完。假使洛口仓、东都全没有粮食布帛，那么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集大量人马。本来积贮是国家的正常事务，重要的是当人民有余力的时候然后才能收集，怎能在人民劳苦时而强行征收？更何况是以此资助寇贼，积贮那些物资也没有什么益处。但是实行节俭使人民休养生息这种办法，在贞观初年，陛下早已亲自实行过它，所以现在实行它并不难。只要实行一天，天下的人就会都知道，还要载歌载舞欢庆。如果人民本来太劳苦了，还要使用他们而不停止，倘若中国遭受到水旱之灾，边境上又有敌侵的祸患，再加上那些狂妄狡诈的人乘机暗中生事，就会不有可预测的事发生。那时，就并不只是靠陛下晚食迟睡就能解决的问题了。古语说：感动人民要用行动而不是言语，感应上天也要看实际而不是言辞。凭陛下的圣明，如果想要振奋精神治理国家，不用远求上古的治理方法，只要赶上贞观初年，那么天下人就很幸运了。

    太宗览疏，大为感叹，说：“近来命令制造一些细小的随身器物，不料百姓遂有嗟怨，这就是朕的过失啊！”因而勒令停止制造。

    太宗一生中深知以人为镜可以治得失，贞观前、中期主要以魏征为镜，贞观晚期主要以马周为镜。《贞观政要》中奏疏较多，基本上都是些治国经典之作。马周的这一篇《陈时政疏》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谦恭

    太宗个性本来刚烈，常得理不饶人。自从当了皇帝，决心励精图治，要当一名圣君。志气既在于此，首先就必须修养自己的个性，必须谦虚为怀。贞观二年某天，他向侍臣们说：“人家说，作天子就可以树立权威，自我尊崇，而无所畏惧。朕则以为作为天子，正该自守谦恭，常怀畏惧。从前大舜教训大禹说，‘只要你不矜不伐，则天下莫能与你争能争功。’易经也说，‘人道恶盈而好谦。’凡为天子的人，如果惟自尊崇、不守谦恭，则自身倘有不是，谁肯犯颜谏诤？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定上畏皇天，下惧群臣。皇天虽高高在上，但是老百姓的声音却能听到，老百姓的意愿，老天也可以知晓，哪能不怕呢？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一言一行他们都知道，哪能不惧呢？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能称合天心和民意啊！”“愿朕守着这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庙和社稷可以永固，而无倾覆败亡的危险。尧舜所以太平，实在是因为运用了这种方法。”

    贞观三年，太宗有一个问题请教于大经学家孔颖达，颖达当时在门下省任给事中。太宗问：“论语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这是什么意思？”颖达回答：“圣人设教，欲人谦恭，虽有才能也不要自我矜大，仍然要就教于没有才能的人，以求访能事；自己才艺虽多，犹嫌以为少，仍然就教于才艺寡少的人，以更求有益的东西；自己虽有其状却如没有一样，自己虽然充实却如空虚一般，这种态度不但是普通人该如此，即使是帝王也该当如此。标准的帝王，应该是内蕴神明，而外表则必须玄默，使人深不可知。因此易经说，‘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蒙是微昧暗弱的意思；明夷则是暗主在上，明臣不敢显其明智的卦象）如果人君位居尊极，而又炫耀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这样则上下之情有阻隔，乖违了君臣之道。自古灭亡，莫不由此。”太宗听了，接着说：“易经说‘劳谦君子有终吉’，诚如卿的说法！”诏令赐颖达二百匹绢帛。

    仁恻之心

    贞观二年春天这次旱灾，造成了大饥荒，有人卖子以接济生活。太宗了解情况以后，告诉侍臣说：“水、旱失调，皆为人君失礼所招致。朕不修德，上天该当责备朕躬，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听说有人沦至贩卖儿女，朕内心非常怜悯。”于是命令宰臣杜淹巡视灾区，并且拿出御府的金宝，为贩卖者赎回儿女，让他们重回父母怀抱。

    第二天，太宗颁布“罪己诏”（皇帝自我怪罪的诏书）。大意说天灾降祸应只对他一人才是，若使年谷丰稔，天下平安，即使移灾朕身也心甘情愿，绝不吝惜已身云云。诏书颁布未久，即所在有雨，人民大悦。

    张公谨是太宗兵变最得力助手之一，后来又举李靖平定了东突厥，因而异迁至襄州（指今湖北襄阳县）都督，封为邹国公。贞观六年，竟以三十九岁英年病逝于任所。太宗闻奏，磋悼不已。

    第二天即为壬辰日，太宗为他举哀。有关官员奏说：“依照阴阳之书所说，日在辰则不可哭，这是流俗所忌讳的事情。”当时社会确实有此迷信，连父母重哀；至辰日（十二支的第五序日）也不哭，他们认为这是重丧。有些达识的官员，也会为此上表批评过这种迷信。太宗闻奏乃说：“君臣之义与父子之义相同，情发于中怎能避开辰日！”于是不理忌讳，为公谨哭丧并追赠他的官职。

    天意就是民心，民心就要求君主做到“仁、义、礼、智、信”。“礼”的核心是仁义，其形式如果背离了仁义，就不成为“礼”了。太宗这样做，体现了以仁义为本的精神。

    慎所好

    太宗说：“古人说，‘君犹器也，人犹水也。’形状是方是圆在于器皿本身，而不在于水。器是方，则水倒进去也是方形；器是圆，则水也呈圆形。所以，尧舜率天下以仁，则人民也追随他们以仁；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民也追随以暴。在下位者的行为，皆追随模仿在上位者的爱好。”

    “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佛教和道教。君臣终日谈论苦啊空啊的，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竟然犹讲老子不辍，百官皆穿上军服来听演讲；不久城陷，君臣俱成阶下囚。大文豪庚信也对这种反常现象大加磋叹。朕如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和周孔之教，就像如鸟有翼、如鱼依水一般。”

    同年，他又和侍臣谈及神仙之事说：“神仙的事情求是虚妄，空有其名，汉武帝也好此道，为了求神仙，居然将女儿嫁给了方士。”

    太宗引二人为例，目的在表明居上位者应该慎其所好。太宗接着说：“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他大忌胡人，乃至把胡床说成交床，胡瓜说成黄瓜，重建长城以防避胡人，结果到头来却被胡人宇文化及命令狐行达将他杀了。他又迷信方士之言，以为‘当有李氏为天子’，于是把将军李浑给杀了。而且波及朝廷姓李氏的臣僚，姓李的几乎都被杀光，到头来又有何益？朕意是君临天下的人，惟须正身修德罢了，此外虚事，都不足以介怀。”

    慎言

    传说古代史官制度分为左史和右史。左史记载人君的言论，右史记载人君的行为，所以君主不敢随便戏言。想说出一言，立即就想到这一句话对百姓是否有利益，所以不敢多言。唐制“知起居事”就是史官。

    因此杜正伦进言说：“臣的官职兼修撰起居注，所以不敢不尽愚直奉告于陛下。如果陛下有一言违背道理，则千载以下还会成为圣德的负累，不仅损害百姓于当今而已。愿陛下慎重！”太宗感慨道：“普通人如果一言不善，则会被别人记住了，成为他终生的耻累，何况万乘之主，更加不可出言有所乖离错失。否则亏损德行至大，岂与匹夫相同！我常以此为戒，不敢忽怠。”魏征随声说道：“人君位居至尊，若有亏失，古人比喻为日月之蚀，人人都可看得见，所以陛下应该要戒慎啊！”

    贞观中期以后，太宗自制力已不如前，常与发言者往返辩驳，诘难再三。为此，散骑常侍刘洎忍不住上书谏道：“臣闻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老子称大辩若讷，庄生称至道无文，这些都是教人不要劳烦。而且记得多则损害心，说得多则损害气，心气内损而形神外劳，以后必定成为负累。陛下须为国家自爱，怎能为了个性所好而自我损伤呢？窃以为今日升平，皆是陛下力行所完成，若要保持长久，却不是驳辩所可做到的。但当忘记爱憎，谨慎取舍，每事须秉持敦朴和至公的原则才能完成，心态如能像贞观之初那样就可以了。至于秦始皇强辩，就因为他的自矜而失掉民心；魏文帝宏才，也因为他喜欢虚浮的言论而有损众望。像这些帝王都因为有辩才而造成负累，这些都很清楚明了。愿陛下省略雄辩，养浩然之气，以读书为乐而调怡性情，则天下幸甚。”太宗阅完谏书，亲作手诏，表示要虚怀接受，予以改进。

    杜绝谗邪

    贞观初年，太宗某次与侍臣谈到研究历史的心得，说：“朕观前代史迹，知道谗邪之徒，皆为国之蟊贼。他们或者巧言令色，或者朋党比周，那些暗主庸君莫不因之迷惑，而忠臣孝子则莫不因此泣血衔冤。所以，丛兰欲茂而被秋风吹坏，王者欲明而为谗人蒙蔽，这类事实写在史藉之上，不胜枚举。”

    “古人有云，‘世乱则谗胜。’诚非妄言！朕常防微杜渐，杜绝谗构之端，然而犹恐心力有所不至，或者不能觉悟。以前的史书说，‘猛虎处于山林，则藜藿因此无人敢来采摘；直臣立于朝廷，则奸邪的阴谋就会平息。’这实在是朕所望于群公的境界啊！”

    太宗曾经举周成王和秦二世为例，表明上智之人自无所染，但中智之人则因教育和环境的差异，接受了不同的熏染和陶冶。所以决意要为太子、诸王精选师傅。

    贞观十年，太宗三十九岁，某日他又举了相同的事例，提出相同的意见。但是这次他不区分什么上智或者中智，在说完成王和二世的事情后，却下结论和另提疑义道：“……以此而言，人之善恶诚由近习。奇怪的是，朕弱冠交游的好友只有柴绍、窦诞等人，以他们的为人算起来也不是三种益友（指友直、友，友多闻）。但是及至朕居此宝位，经理天下，虽然比不上尧舜之明，然而再怎样讲也不会像孙皓（吴末主）、高纬（北齐后主）那么昏暴呀！以此而言，人的善恶似乎又非由后天的熏染来决定了，这究竟该怎样解释呢？”

    魏征答道：“中智之人可与为善，也可与为恶；不过，上智之人自然是不受熏染的。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乱，救万民之命，治致升平，岂是那些纨绔子弟和放诞之徒所能拖累熏染的？但是论语说：‘放郑声（指淫靡之音），远佞人。’陛下对近习之间，特别应该加深戒慎才好。”“好！”太宗赞同地说。

    贞观初期，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朕听说自古上合天心、以致太平的帝王，皆得助于股肱之力。朕近来所以开直言之路，是希望由此知道冤屈之事和听到谏诤之言，但是所有呈上密封给我的人，多是告讦百官之事，琐细而无从采访证实。朕曾经评鉴前代的帝王，但凡有君怀疑于臣的事情发生，则下情不能上达，如此而欲求臣下尽忠极虑，何可得哉！然而无识之人务行谗毁，离间君臣，珠非有益于国。自今以后，有上书告讦别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

    这期间，右仆射杜如晦曾上奏说：“监察御史陈师合奏上‘拔士论’，主张一人不可身兼数职。他的用意其实在批评臣等。”如晦曾以兵部尚书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总监东宫兵马事（相当于国防部长兼代理宰相兼暂署人事部长兼东宫兵马总监）的官职升迁为右仆射，但仍然掌理全国铨叙的政务，所以说陈师合影射他们。

    戴胄当时为尚书左丞兼谏议大夫，太宗对着他说：“朕以至公治天下，如今任用玄龄和如晦，绝非因为他们是我的功臣或旧人，而是因为他们有才干和德行的缘故啊！这人妄事诽谤，只想离间我君臣关系。从前蜀后主昏弱，（北）齐文宣帝狂悖，然而国家却称治安，原因在他们任用了诸葛亮和杨遵彦而不加以猜忌之故。朕如今任用如晦等人，不过是采用同一种方法罢了”于是下诏流放陈师合于岭南。

    大约与陈师合事件略同时，有人告新任秘书监魏征谋反。太宗自信地说：“魏征从前是我的仇敌，只因他忠于所事，所以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于谏议大夫褚遂良，他当时兼知起居注：“卿负责起居注，最近记了我哪些善事，哪些恶事？”“史官设立的目的，是人君凡有言行举动必定要记载下来，所以善既必书，过亦无隐。”遂良答。“朕如今努力实行三件事情，希望史官也不要写我的过恶。”太宗主动提出，“第一件是利用前代成败之事作为借鉴。第二件是进用善人，共同完成良好的政治。第三件是斥弃小人，不听他们的谗言。这三件事我能把持得住，怎样也不会改变的！”

    贪鄙

    贞观初，太宗与侍臣谈及“杀头之事有人做”的贪污问题。他说：“人有明珠，莫不贵之重之，假如拿来当弹丸以弹雀，岂非可惜得很吗？何况人之性命，远较明珠为贵重，如果看见金钱财物就连刑纲也不恐惧，立即收受，这简直是不惜性命的行为。明珠是身外之物，犹且爱惜而不用它作弹丸，何况性命之贵重，居然不加珍惜而用它来赌博财物吗？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民，则官爵立刻可以得到。若不能顺着此途径以追求荣华，便妄受他人的财物，一旦贼贿既露，其身亦殒，实为可笑。帝王也是如此。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良，四者只要有其一，则国家岂能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而自以为是，到头来身死匹夫之手，这也是可笑的事。”

    有些人不了解真正的爱财应该是怎样的，贞观二年某天，太宗开解侍臣们说：“贪贼的官员最不懂爱财。例如五品以上官员待遇优厚，一年所得累积起来自然就多；如果受人财贿，数目不过数万，一旦泄露，则待遇非削即夺，前途也没了。这岂是懂得如何爱财的人？只看到小得而丧失了大利。从前，鲁相公仪休嗜好吃鱼，而不接受别人送给他的鱼，结果则长期有鱼吃。身为人主而贪，则必丧其国；身为人臣而贪，则必亡其身。诗云，‘大凤有隧，贪人败类。’此言实非谬言啊。以前秦惠公想要伐蜀，却不知道进军的路线该如何走，于是命人刻石牛五头，各在其后面置放金块。蜀人以为这是拉金粪的牛，蜀王赶紧派五丁力士拖牛入川。秦军随着拖牛的蜀道推进，蜀国因而灭亡了。又如汉朝的大司农（财政部长）田延年，因为收贿三千万的事情东窗事发，只得自刎而死。如此之流，何可胜记！朕今以蜀王作为借镜，卿等亦须以延年当作覆辙才好！”

    贞观六年，太宗一行到九成宫避暑，直至十月才还京师。某天，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赴京公干，中途住在驿站休息，并违法拿取驿家麦麸数石。事为太宗所悉，乃诏令赐麦麸给陈万福，而且命令他亲自背负回去，让他耻辱一顿。

    贞观十六年，太宗提示侍臣注意，说：“古人说：‘鸟栖于树林，犹恐树木不高’，所以结巢于树的最高端。鱼藏于水中，犹恐河水不深，所以在河床窟下穴居。然而它们都被人类捉到，原因皆在贪吃饵食的缘故。如今人臣受任为官，居高位，食厚禄，就该当行为忠正，遵守公清的原则，这样则无灾无害、长保富贵了。古人说，‘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则陷身法网者，都是为了贪财二字罢了，这和鱼鸟有何差异呢？”

    贞观统治集团由于具备相当高的政治文化素质，有高度的历史识见和丰富的斗争阅历，因而在社会动荡之际把握航向，顺利完成了从武功到文治的战略转变，及时制定了一条居安思危、以德治国的治国方针和官僚政策。加之这个最高统治集团君臣和谐，团结一心，又有一个廉洁俭约的政风，保持了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顽强战斗的进取精神，而且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因而缔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少有的开明盛世。尽管这个统治集团还有很多的消极因素，史家或有溢美之辞，但是就其基本点来说，足为后人借鉴。

    （二）德治与公司的诚信文化

    《贞观政要》所倡导的德治体系对我们今天的企业文化有莫大的启示，而贞观天子身体力行的精神和塞源止流的方法更值得我们借鉴。当今企业文化的推进不仅仅是开大小会、搞宣传，也不是靠做广告，企业文化的形成是在一天天的工作当中，一桩桩的事情当中潜移默化地、不知不觉地，经历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才形成的。有人总结我们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几个误区：1.重“移植组装”，轻“自主开放”。意思是指不深入分析自己企业特点，过多引进成功企业的经验，不知道企业文化具有差异性。2.建设企业文化口号化、形式化、外部化、公式化。一些企业对文化建设的导向是注重外部形象推广，忽视在企业内部员工思想上的认同。这些企业文化推广的一种流行做法是围绕宣传企业做文章，特别是面对消费者的宣传更是如火如荼。为了提高企业的公众认知程度，别出心裁地推出各种各样的活动，树立企业在社会和消费者中的形象，并以此作为展示企业形象的平台。这种做法对促使消费者了解企业是有帮助的，但企业外部形象建设与内部员工思想建设不平衡，有的企业对外部的宣传连本企业员工都不认可。这样的形象推广是不可能产生有益效果的。一个企业的形象首先要在内部建设，然后才能在社会上推广，只有这样，企业形象才是生命长久的，否则，形象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庞朴先生讲，文化首先是物质的，其次是制度的，最后才是心理的、精神的。因此不同的生产方式下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文化。所以，我们在建立企业文化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考虑民族的特点、企业自身的特点、时代的特点，然后建立有自己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贞观之治推行的王道政治，抓住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这就找到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因此，建立起了符合中华民族特点的，在当时世界上又是先进的大唐文化。所以，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要有民族性、时代性，还有企业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的文化才是有力量的，具有竞争性的。

    其次，管理者要从我做起，身体力行，要具有榜样的力量。管理者是源头，只有源头清了，水才能清；中层管理者也是源头；是支流的源头；基层主管是小源头。这三个源头都清了，整个公司的河流也就都清了。所以，整个管理群体的言行关系到整个企业的兴亡成败，关系到整个企业文化的命运。《论语》上说：“举直措诸枉则民服，举枉措诸直则民不服”。这就启示我们必须在企业中树立正直的东西、压制邪歪的东西，这样员工才能心服口服。因此可以这样说，一个企业的干部队伍是推动企业文化的主力军，是战斗堡垒。

    其三，企业文化要贯穿于企业管理的整个活动中，贯穿于生产管理当中、营销活动当中、组织机构设立当中、管理制度当中。不同的生产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一个钢铁公司与一个金融公司肯定会产生不同的企业文化；一个商业公司与一个加工企业由于经营方式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企业文化。进一步讲，由于文化的不同，在管理方式上、制度设计上也都会有所不同。反过来说，也由于管理方式的不同和制度的不同，又进一步导致文化的差异性。上面对企业文化与生产方式及制度之间的关系的说明，不是在强调文化的差异性，而是在说明企业文化无处不在，存在于企业活动的每一细节和每一个角落当中。因此，推进企业文化的建设要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从细小的管理做起，从日常的生活琐事做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久了，自然会提炼出一种属于价值观念上的东西，也就是上升到了心理、精神的层面。

    其四，要将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接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奖罚机制是推进企业文化建设最有力的工具。奖赏什么就意味着企业崇尚什么，需要什么；惩罚就意味着企业禁止什么。因此将企业文化建设灌输于企业管理机制之中，避免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实务的“两张皮”现象，从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力度。

    最后，企业文化还需要通过学习、培训来引导、固化与强化。为此要建立员工的终身培训制度，既要进行技能化的学习，还要进行文化普及教育，提高每个员工的文化素质。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员工会增强对企业文化的理解力和领悟力。还要进行道德伦理方面的教育，从职业道德的教育到社会公德的教育，不断地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每一个员工都是企业文化的推动者、创造者，一种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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