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君不能尽知天下事

    唐太宗从亡隋的经验教训和夺取政权、重建社会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实践中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他指出：“人君必须有忠良辅弼，才能身安国宁”，进而又强调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国家的兴衰治乱，全在用人，衰乱由于不肖，兴治因为忠贤。任忠贤则国泰民安，君王也毋庸劳神费力；用不肖则国势危殆，百姓遭殃，人君便会遭受侮辱乃至身亡。要使天下太平、国祚长久，就必须施行德义，任贤使能。而任贤使能的又一个原因在于唐太宗认识到人君不能尽知天下事。唐太宗对太子少师萧？说：“朕年轻时喜爱弓箭，得到十几把好弓，自以为好到不能再好了。近日拿这些弓给做弓的工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做弓的木心不直，纹路就都是斜的，弓虽然很有劲，但射出去的箭路不直。’朕才醒悟到过去对弓的好坏的识别能力不高。朕用弓箭平定天下，对弓箭的认识仍然不能完全，何况天下的事情，能够都知道吗？”于是太宗命令在京城任职的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轮流在中书省住宿，并且多次召见他们，询问民间疾苦和政务得失。

    唐太宗李世民从对弓的认识，觉悟出自己的才智、能力是有限的，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依靠人才。人才是治国之宝，人才可以帮助自己，人才可以为自己分忧，还可以弥补自己才智的不足。看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是不以管理者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使管理者有心包揽权力，不信任部下，不授权给部下，事事自己决定，但是限于管理者的精力、才智和能力是不可能做到的。

    （二）君臣一体，坦诚相待

    唐太宗一次与房玄龄和萧？一起讨论君臣关系，提及隋文帝时，太宗认为：文帝是一个勤政的皇帝，但事无巨细，喜欢自作聪明，对臣下疑心重重。又因篡取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恐惧群臣内怀不服，更加不信任大臣，事事自己决断，臣下即使认为决断的事情不妥，也不敢公然直言。这样日积月累，弊端丛生，积重难返，国家的前途就危险了。大宗最后总结说，人君治理国家的能力是有限的，每天决断十件事，有五件不妥，时日久了，错误就会越来越多。这样治国哪能比得上充分信任臣下，广任贤良，虚静无为，有功即赏，有罪则罚更有效呢？

    君臣本该一体，如果经常对大臣不放心，不信任，那要大臣何用？太宗不光是这样说，确实也是这样做的。虽然他也有玄武门之变，一直被人私下议论为不孝，但是太宗从没有像隋文帝那样，担心大臣不忠。太宗对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大臣，都予以重用，并且思贤若渴、广纳贤良，这说明太宗的心胸是宽阔的，自信心也是很强的。大凡事无巨细，对下属不能充分信任、充分授权的管理者，不是心胸狭窄就是缺乏自信心。

    （三）思贤若渴，用人如器，层层放权

    太宗让封德彝推荐有德才的人，过了很久，他也没有推荐一个人。太宗责问他，他回答说：“我不是不尽心，而是现在没有出色的人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好比使用器物，各取他的长处。古代能使国家达到太平盛世的人，难道是从别的世代借用人才吗？你应该忧虑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可以诬蔑同时代的人呢！”封德彝惭愧地退了下来。

    太宗为进一步理顺行政，贯彻君臣一体、充分授权的治国理念，不光自己这样做，也要求宰相等大臣举荐贤良，对下级放权，从琐碎事务中超脱出来，从容思考国家大政。太宗的这一做法，对我们今天也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些现象：部长插手司长、处长、甚至科长的事务；一些企业，董事长不像董事长，总裁不像总裁，层层越级指挥，出了事情就互相推诿。这些问题造成的危害又不像腐败那样明显，而实际上对国家、对企业造成的负作用不见得比腐败问题小，况且很多腐败现象就是由这种不正常的管理造成的。

    （四）守成用人以德识为本，宁缺勿滥

    人君在守成之际任用的贤良与创业时期是有很大区别的。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黄门侍郎王□说：“近代君臣治理国家，大多比不上古代，为什么？”王□回答说；“古代帝王治理国家，都崇尚无为而治，想百姓之所想。近代帝王只是损害百姓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任用的大臣，又不是通晓经学的人。汉朝的宰相，没有不精通一门经学的人，朝廷如遇到有疑问的事，都是引用经学来解决。因此人们都懂得礼仪道德，国家太平兴旺。近代重武轻文，再加上单纯依靠法律，儒家尊崇的行为准则受到损害，敦厚朴实的社会风气就大遭破坏了。”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说法。从那以后，不断地提拔重用那些学问好、懂得政务的官员。

    同年，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等说：“致治之本，在于审量人才而授予官职；务必要精简官员。所以《书经》说：‘任官惟贤才。’又说：‘官不必备，惟其人。’编制名额不必凑数，宁缺毋滥，只要人选得当，虽少犹足；人选不当，虽多无益。”房玄龄等遵奉圣旨，编定文武官员总额只有六百四十员。

    这里实际上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改革创业阶段要重用有能力的人，守成阶段要重用德才兼备的人；二要精简机构，宁缺勿滥。这与我们党在延安时提出的“精兵简政”的行政、军政方针大致是相同的。

    （五）用人的弊政信其所轻，疑其所重

    魏征曾上奏唐太宗道：“目前在用人问题上存在弊端。委任大臣以重任，责成小臣以小事，乃是治国的常道。如今委任职务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这不是所轻视的反而信任他，所重视的反而对他怀疑，怎能求得至治。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而责求他细小的过失，就容易造成刀笔之吏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被枉屈的人想陈诉明白，人君则以为他内心不服；想不申诉，则以为他真的犯罪。进退两难，无法自己来表明，于是只好苟且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

    他还批评皇帝在用人上的弊端。每次选拔及推荐官员，大臣都有所顾忌，想推荐又不敢推荐，不推荐又说不尽力。如果推荐得人，又嫌疑他们有故旧之情；推荐不得人，即使他们关系疏远，又有何用？对待大臣不以诚信，又怎样可以责其忠恕呢？臣下虽然或许有过失，君主也有责任呀！上不信于下，则必定以为下无可信之臣了；如果没有可信的臣下，则主上也有可疑呀！上下相疑，怎么能至治呢？一介庸夫亦有以身相许之交，何况君臣契合、如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岂有因小事小利而改变心志的！如果有，那么虽然是臣下立忠未明，但也是由于主上不信任，而待之过薄所造成的吧！这岂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之道？

    魏征是个直臣，开诚布公地批评用人上的弊政，最终还是强调君臣一体，互相信任，不能被小人的谗言所左右。

    功劳者可酬庸，不宜任要职

    贞观十一年，御史刘洎即上疏批评尚书省，尤其要求精选左、右两丞和左、右两司郎中。他说：贞观初年，当时并没有人任尚书令和左右仆射，那时尚书省的事务繁杂，比现在多出一倍。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征，都是通晓官吏事务的人，他们本性公平正直，一遇到应该弹劾或荐举的事，没有什么需要回避。加上陛下又施以恩宠慈爱，自然待人接物严肃公正，百官也就毫不懈怠，这就是因为用人得当。但近来朝纲不振，都是因为功臣国戚在位，他们的人品并不能胜任其职，还以功劳势力互相倾轧。凡是在职的官员，都未遵循公道。有的即使想奋发有为，也惧怕诽谤。所以郎中办事的权力实际被剥夺，遇事只有请示汇报。尚书也迟疑不决，不能果断处置。有的时候害怕奏闻圣上，就故意拖延；有的案子虽然已经理清，却仍继续盘问下属。发文出去没有时间限制，文来晚了也不责备；公文一经出手，就要超过一年才能办好。有时为了迎合上意，就不顾实情；有时为了避嫌而压抑了正理。主管拘捕的部门只要案件成立就算完事，不去追究其中的是与非；尚书只要会谄谀逢迎就算奉公守法，不去研究处理是非恰当。他们互相姑息包庇，只求掩盖过失。况且选拔贤人，授官给有能力的人，没有才干是不能任用的。代天理事的重要职务，怎能随意授予呢？至于皇室至亲和开国功臣，只应给他们礼遇和秩禄的优待。有的年事已高，有的长期患病，神志不清，既然不能对社会做点有益的事，就应当退下来去过安闲舒适的晚年。长久地挡住贤人的进身之路，是很不应该的。想要纠正这些弊病，就应精心选拔四个主要官员。左右丞、左右司郎中这些重要职务如果都能得到适当人选，那么朝纲自然重振，也必定能纠正奔走钻营、争名夺利的风气。

    刘洎的批评建议是非常有道理的。对功臣国戚只能给予政治上的礼遇、经济上的优待，不宜任要职。否则妨碍贤路，败坏风气，误国误民。

    重内轻外，地方官人选轻率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批评重视中央官而轻视地方官的制度，他说：“治天下以用人为本，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只有用得好刺史和县令才成。县令人数众多，不可能全是贤能之士，但是，如果每州都能求得良刺史，则可合境清平。若天下所有刺史都能称职称意，则陛下可以垂拱而治，百姓可无忧无虑。自古地方长官都要选用有才能有品德的人担任，想拜将相也必先任用为地方官，以试验他们临民之才。所以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中央官），而压低刺史和县令，使得地方官人选轻率。如今本朝用人任官唯重内轻外，刺史治理一州，竟然多用武人，或者是将京官不称职的加以外放。在边远地方，任用官吏更是轻率，所以百姓不能安定。”

    太宗览疏后，一再称善，告诉侍臣说：“朕当自选刺史，县令则宜命令五品以上京官各举一人。”

    马周的批评切中时弊，太宗也马上采取了相应措施，说要亲自选拔刺史，县令则由五品以上京官推举。这一措施是否有效呢？事实上其效果甚微。静下心来思考这个问题：皇帝态度虽然认真，但亲选刺史是否就一定贤良？而京官推荐又怎能保证县官的称职？事实上，官吏的贤良与否只有被管辖的百姓能体会到，而百姓之心、百姓的意见谁又能知道呢？百姓在评价为他直接服务的父母官又有多少分量呢？又有多大的参与权呢？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古今通宜。

    （六）用人须慎重

    唐太宗一次和魏征谈话时说：“古人说王者必须为官择人，而且不可以随便仓促即加以任用。朕如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好人，则天下都会激励；误用恶人坏人，则天下都会竞进。赏励有据，那些无功的人自然就会引退；惩罚得当，则为恶者自然就会戒惧。所以，朕知道不可轻行赏罚，用人则更须慎重选拔。”

    魏征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所以有考绩制度来审察善恶。”并进而提出“才行兼备论”的观念：“如今要求人，必须先审察查访其人的行为，若知其善然后才用他。假设这人才干不济，但品行不是大恶，那么也不会造成大害；假如误用了恶人，他又是强干之徒，为害就大了。只是乱世仅讲求才干而不顾其品行，如今太平之时，则必须才行兼备，才可任用。”

    过了几年，太宗和侍臣又讨论到知人之难，希望建立自我推荐的制度。他说：“朕闻太平之后，必有大乱；大乱之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只有用得贤才始能安天下。公等既然不知贤才，朕也不可能识遍所有的人，如此日复一日，绝不可能得到人才。如今朕想令人自我推荐，公等对此有何意见？”

    魏征反对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则自知其实也不容易。而且，愚暗的人大都矜能伐善，这样做恐怕会助长浇竞之风，不可允许他们自行推荐。”

    既然不能建立自我推荐的制度，则知拔人才只好依靠在朝的宰相大臣。当然，太宗认为他们都是贤才，所以才依靠贤才来知拔贤才。

    用人需慎重是千真万确的，但自荐也未必像魏征所说的不能采纳。人有自知之明难，但是人要知人也是不容易的。自荐制度在春秋战国时代颇为流行，像毛遂自荐的故事就一直传为佳话。自荐也是一种发现人才的方法，适当的采用也未尝不可，但关键是要重视考核人才。唐朝后来的执政者武则天就以用人过滥，但重视考核而著称。因此自荐制度不应被废弃。

    （七）用人之总方针与辨识六正六邪

    人君的要务在于区别君子小人和奸人。秤杆一提，物体的轻重可以称出来；绳墨一拉，物体的曲直就显示出来；规矩一比方圆也就清楚了。但是知人、识人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重要的是铨叙考核，严于管理。唐太宗对臣僚是信任而不是放任，是“不疑”而不是不管。他的“信任”和“不疑”建立在对官吏考核和管理基础上，并通过表彰君子之臣，严惩小人之臣，不断去恶扬善。赏不遗漏疏远，罚不偏袒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循名责实，从而邪正莫隐，善恶自分。通过表彰、严惩，留下君子之臣，斥退小人之臣，最终形成德才兼备的人才群体。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呈上一疏，给太宗介绍西汉刘向六正六邪的选才法。西汉的刘向将为人臣的处世之道分为“六正”和“六邪”。据此魏征认为按照“六正”的标准去做人，就会流芳百世；如果犯了“六邪”，就会遗臭万年。何谓六正呢？其一为“圣臣”：事情的端倪尚未萌生，形迹尚未出现，就能清楚地看到存亡之机和得失之要，从而防患于未然，使人主安然无恙，常处于安稳、祥和之境地。这样的人就是“圣臣”。其二为“良臣”：能够虚心尽意、经常给人主出好主意，勉励上级遵行礼义，献之良策，顺成其美政、匡正其错误。这样的人就是“良臣”。其三为“忠臣”：早起晚睡、兢兢业业，能不断地向人主推荐贤才，以历史上英明君主的事迹激励人主，对其有帮助，能够使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众幸福。这样的人就是“忠臣”。其四为“智臣”：能够明察秋毫、预测成败，及早地加以预防或补救，堵塞漏洞，杜绝祸害的根源，化险为夷，使人主最终也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这样的人就是“智臣”。其五为“贞臣”：能够奉公守法，为官办公，不受贿赂，对官禄和赏赐推辞不受，仪表整洁，生活俭朴，不铺张浪费。这样的人就是“贞臣”。其六为“直臣”：在国家动荡，人主昏乱的时候，从不阿谀奉承，敢于犯颜直谏，历数人主的过失，不怕被砍头，为了国泰民安，而无所畏惧。这样的人就是“直臣。”

    何谓六邪呢？其一为“具臣”：贪图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庸庸碌碌，左观右望，得过且过。这样的人就是“具臣”。这种人或许有很多“优点”，如不贪污、不受贿、没有脾气，甚至连错误也不会犯。他们白拿薪金傣禄而不去脚踏实地地办事，不办事当然不会犯错误，但这种人会将国家民族的大好前程耽搁掉。其二为“谀臣”：凡是人主说的话，都一律说好；凡是上级所喜好的，就挖空心思地搜寻。以此投其所好，取悦人主，引导人主吃喝玩乐，不务正业。这样的人就是“谀臣”。其三为“奸臣”：外貌乖巧、巧言悦色却嫉贤害能。凡是他举荐的人，只说他的优点，而不谈他的缺点；凡是他排挤的人，只讲他的坏处而不谈他的好处，以使人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这样的人就是“奸臣”。其四为“谗臣”：其智谋足以文过饰非，其巧辩足以行其谬说，离间人主的骨肉之亲，造成上下之间的混乱。这样的人就是“谗臣”。其五为“贼臣”：要为自己圆谎，怎么都能够找到理由。这种人说来还是比较聪明，能为自己左遮右拦，只可惜没有用于正道。专权擅变，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结营私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以此抬高自己的地位。这样的人就是“贼臣”。其六为“亡臣”：用奸邪之言，谗陷人主，陷人主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地，结纳朋党，闭塞君听，使人们不分是非对错，使人主的恶名流播四方。这样的人就是“亡臣”。

    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有这些标准以作为衡量人臣，则人臣的情伪知之不难了；用人之后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防之，为善则赏，为恶则罚，谁敢不奋发尽力呢？

    国家想进用忠良而抑退不肖已经十多年了。但是只听到这些言论而没有看到行动。言行不一致，则会导致是非混乱，好坏相互攻击，赏罚失当。如此想要邪正分明，能做到吗？若赏罚公平，循名责实，则邪正不能隐瞒，善恶自然分明。然后取长补短，便可不言而化。如果喜欢一个人而不知他的短处，憎恨一个人而忘了他的长处，徇私情以亲近邪佞，背公道而疏远忠良，这样的话，即使日夜不懈怠、劳神苦思，也不可能使国家大治。

    表疏奏上，为太宗所纳。

    以上内容基本概括了《贞观政要》的人才思想，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些什么呢？大凡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依靠一个人才群体。但要形成一个人才群体是非常难的，尤其是识人最难，如怎样区别君子、小人和正人、奸人等等。不过只要循名责实，不断地对君子之臣进行表彰、奖赏、亲近，对小人之臣进行严罚、峻惩、疏远，久而久之，贤臣、直臣、良臣、智臣、贞臣、忠臣就会不断地涌现出来，并围绕在左右；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就会越来越少。只要以此为用人的总纲领，就不怕形成不了一个人才群体。当然，人才群体的形成、保持、扩充还需要领导者永远保持虚怀若谷，坦诚相待，礼贤下士的胸襟和作风。吸引人才、识别人才固然很重要，但最终是任人，也就是充分信任、充分授权部属，并在此基础上养成一种层层信任部属的风气，使每一个人的才智得到充分地发挥。在用人过程中还要避免求全责备，因为水至清无鱼。另外，还要从根本上解决用人道路上的障碍，如有功之臣和亲朋好友。对企业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论功行赏，分配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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