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亲。历代明君和思想家都反对任人唯亲，并认为裙带之风是官场腐败的重要根源。
不唯资。选人如果论资排辈，会严重阻碍人才的成长，甚至扼杀有才能的人。因此，宋代包拯提出了“用贤不以次”的观点。他说：“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进用，则必有成效。”这是说，天下不怕缺少人才，只怕不用人才。用人之道，不必区分文、武，不必限制等级高低，而应注重其人德、才如何。如果能够不依等级次第进用，则必然会有成效。
不唯全。选人，不能求全责备，否则就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因为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完人。对人才的缺点过于苛求就会埋没他的长处。既看小节，更看大节，这才是对待人才的正确态度。
不唯财。选人用人，似乎与被选者个人的钱财毫无关系，因为应该关注的是他的德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两者又往往是那么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出现了以钱买官、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
不唯贵。要广揽贤才，就不能以出身、等级取人。思想家墨子就坚决主张用人不唯门第出身，要唯才是举。他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韩非子甚至主张从基层选拔人才，他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如果以出身门第取人，就会埋没大批人才，出现魏晋南北朝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不计仇。用人不计私仇，这是领导者大度容人的表现。
（一）用人的原则
1.用人原则
如果对一个人的能力或人格有所怀疑，你就不要用他；当你用一个人，他做的任何事，你都不能有所怀疑。
——《金史》
中国社会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古训，“用人不疑”也成了各种组织中人事管理的金科玉律，部门经理和执行者们也每每以这句话向上司提出要求。
所谓“用人不疑”，指的是对任用的下属要给予必要的信任，并合理地放权、授权。信任意味着授权者对被授权者在才能与忠诚上的正面评判，是情感性与姿态性的；授权则是管理权限的分割和权力资源的分配，是实质性的。这两种因素都非常重要。信任解决下属的动力问题，授权解决工作条件问题。
在传统的人情社会中，信任的作用甚至更为重要，可以有效弥补权力资源和利益补偿的不足。“士为知己者死”，被授权者为回报上司对自己的信任，往往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能够忍受权力资源的不足，甚至不惜动用私人资源“公事私办”。但是在现代商业社会，个人的行为动因从私人情感、人身依附转向经济理性和功利计算，人际关系从道义主导转向契约主导。在这种背景下，仅仅简单地给予信任是不够的，必须同时给下属配以相应的权力资源和管理手段。
在当前的企业管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授权不合理和不充分。许多领导者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要让下属能够真正承担起责任，必须赋予相应的权力，掌握权力是履行责任的前提；权力也不单是一个头衔，必须有相应的事务决策权与人、财、物的处置权。有的领导者喜欢事必躬亲，事无巨细都要求下属提前请示汇报，久而久之，必然导致下属不敢独立决断甚至不敢独立思考，形成依赖心理；有的领导者动辄就越级指挥，甚至直接批评下属，使下属难以形成必要的权威；有的领导者在下属遇到困难或权力受到挑战时态度暧昧，甚至通过在下属间制造对立局面来“分而治之”。这样，下属有后顾之忧，不敢放手行使职权。
“用人不疑”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没有考核，没有必要的监督和控制。监督和控制是构成管理的重要因素，监督和控制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是能力风险，下属可能无能力独立应付所面临的困难，或者出现计划中未曾预料到的变化，所以领导者要适时介入，给予必要的提醒、帮助和调整；二是道德风险，下属可能出于个人利益或本位主义考虑，做出有违企业整体利益、背叛授权者的行为——在缺乏监控时，这种情况发生的比例很高。企业领导者通过各种管理制度和考核方式对下属进行约束，可以有效地减少这一风险。
为什么要对被授权的下属进行监督和控制？说到底，是因为被授权者没有能力对负责的工作承担全部责任，虽然有各种奖惩制度，但这对于企业来说常常无济于事。说得通俗一点，“即使你把他杀了，也挽回不了企业的巨大损失”，何况作为一个职务行为人，他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在整个社会职业伦理匮乏、人员流动日益频繁、法律追溯效能有限的大环境下，管理者必须制定出有效的控制制度。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是管理活动的一项内容。管理活动定然是由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等因素构成的，就必须坚持制度化管理。正如管子所说的“治国以法，治人以德”。因此，“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必须是建立在一定制度框架下的用人原则。
2.成事在人
钻营、奔竞的人，善于巴结和推销自己，这种人必须特别小心。
——《名臣言行录》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北宋宰相王安石，实施新法时，总是起用一些恃才好胜的人。司马光看不顺眼，问他为什么如此，王安石振振有词地回答说：“一开始要重用有才干的人来推展新法，到了适当的时期，就用老成的人顶替。这是智者行法，仁者守成的一招。”
司马光不以为然，忠告他说：“此言差矣。君子在被聘请担任要职时总是谦虚为怀，不轻易答应，可是，当你请他辞职，他就毫无眷恋地引退。说到那些恃才好出风头的小人，却完全相反。他们认为要职得来非易，所以，总是想尽办法来确保已得的高位。这时候，你若硬逼他辞职，好心反成歹意，他就会怀恨在心，设法报复你。你的用人政策实在大有问题，迟早会闹出大纰漏的呀！”
王安石求成心急，把他的话当耳边风。后来，果如司马光之言，由于任用非人，陆续出现出卖王安石的小人，王安石给搅得焦头烂额，但已悔之晚矣。
王安石的用人政策也不是全无道理，其错误就在于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空间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在当时表现为皇帝的信任是否始终不变。如果他有权威始终不变，可以实现人才的轮替，或者说王安石本身就是皇帝，那么此策略可能会益于改革推进。问题出在王安石是宰相，不是皇帝，而这个皇帝也不像秦孝公，对王安石没有像秦孝公对商鞅的那种长期信任，以促成改革成功的外在因素。并且稍有风吹草动，君臣之间发生误会，小人们趁火打劫，其相位尚且不保，谈何实现下一步替换计划？
3.择人任势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孙子兵法·势篇》
这里的“择人”，指根据不同的敌情，选择优秀的指挥员。此处的“人”，一方面指己方之人，另一方面也指敌方之人。任势，指通过主观努力，造成有利的战场态势。敌情不同，用兵方式不同。同时，不同的指挥员，也有不同的用兵方式。《武经总要》有云：“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精粗，所使人各当其分，此军之善政也。”高级将领的一个重要职能是选用人才，使所用的人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公元215年，曹操恰当用人，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张辽等能固守合肥，大胜孙权10万大军。而在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北伐，魏明帝急调5万大军，命右将军张瘿率领西进，堵击蜀军。此时蜀军必须派一员先锋大将去守住咽喉要地街亭，当时蜀军中许多人都认为派久经战场的宿将魏延或吴懿最合适，诸葛亮却偏偏“违众拔谡”。由于错用将领，街亭失守，牵动全局，蜀军“进无所据”，不得不放弃已经到手的陇西三郡，败退汉中。诸葛亮在总结此次北伐失败的教训时，说自己“明不知人”、“授任无方”。
“择人”和“任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统兵作战，不“择人”则不知如何用兵；不“择人”，则不知将之优劣。知敌之情，方能正确“任势”；知将之优劣，方知部署之妥否。因而，“择人任势”实际上是求得全胜的大谋略，是统御艺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
人世间一物降一物，只要各取所长，选用适宜，各得其所，就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如果按照中国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原理，再加上考虑形势、情景的因素，就不难理解“择人任势”的道理了，但要用得妙，用得神，就不容易了。除了理解外，还要有相当的实践，不断揣摸总结，才可能得心应手地运用。
4.荐人要秘
起用人才时，最好举荐勇于适时引退的人。
——《名臣言行录》
一个企业能不能永远发展下去，全看有没有适得其位的继承者。有关如何选择继承人，宋朝贤臣张咏认为要“举荐能适时引退的人”，这句话应该奉为最高原则。
在商业社会，有些人为了不落后，往往狂奔争先，这种人绝不能做继承者。也就是说，肯勇于引退的人，才会为企业舍身奋斗，坚守正道。
孙中山先生为民国之父，千古伟人，他在权力、地位面前以国家统一为念，以走向共和为念，不惜辞去总统职务，这种胸怀修养值得后人学习！
勇于引退的人，廉谨知耻。如果这种人得以举荐，他会忠诚有加，很少败事。奔竞之徒则不同，这一伙人善于钻营、谄媚，一旦起用，必然矜才、好利，到头来连举荐他的人都要受累……
5.兵在精而不在多
毛泽东主席说：兵贵精而不贵多乃是我们的建军原则之一。
孙子亦云：“兵非贵益多也”。
公元前1037年2月，周殷在牧野展开大战。周武王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3千人，甲士4万5千人及其他各部族的军队，士气旺盛，战力充沛；殷纣王发兵17万（一说70万）仓促应战，这些兵大部分是临时征集的奴隶和战俘，士气低落，战力缺乏。周军以成集团方阵的大量战车甲士猛袭，实施中央突破。殷军一触即溃，全军覆没。
公元383年，前秦主苻坚命苻融等统军百万攻打东晋；东晋派谢石等统军八万迎战。双方大战于淝水，秦军一败涂地，晋军大获全胜。
公元前216年8月，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率4万步兵，约1万骑兵，在坎尼大败罗马执政官伊米里亚斯统率的步兵8万、骑兵约7千。
俄普法战争时期，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奥厄施泰特战役中，法国拿破仑统率法军，普鲁士劳恩什维克指挥普军。在耶拿附近，9万法军击败15万普军，在奥厄施泰特，2万法军击败近7万普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途岛大战中，美军太平洋地区司令尼米兹指挥27艘军舰和23艘辅助船只、348架作战飞机，于1942年6月5日、6日击败了来犯的日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指挥的包括八艘航空母舰在内的各种舰艇一百五十艘，飞机一千余架。
以上战例充分说明了兵在精而不在多的道理。
战争越发展，科学技术越发展，兵在精不在多的谋略越重要。对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来说，更是要重视人的素质，宁缺勿滥，优化组合，使人才队伍的综合实力发挥到最大。
（二）用人的智慧
1.谋不己出
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
——范纯仁
谋不己出，并不是说真的不出谋取划策，而是主张在“以延众论”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做出好的计谋来。这是一种高超的决策艺术。诸葛亮这位历史上的大谋略家，他的神机妙算就来自于“广咨问”。他在《与群下教》这篇仅有九十四字的短文里，精辟地阐述了“集众思”的重要性，要求参与管理相府大事的官员广泛收集有益于治国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谋。如此一来，“则亮可少过矣。”
谋不己出，以延众论，政治家可为之，企业家也可为之。我国许多企业开展的职工合理化建议活动，是决策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国外许多企业家也深谙此道：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以“好产品好主意”为目标，在车间到处设建议箱，在各部门、工厂分别设立建议委员会或事务局，把提建议的方针贯彻到工厂的各个角落。此举取得了巨大成效；更有甚者，日本一位名叫小柳茂的商人，办了一个“老板无主意”商店，让顾客替商店出主意，告诉老板要经营什么商品，或者向商店提供商品。结果，顾客，特别是青年顾客为小柳茂出了许多好主意，商店经销的新奇别致的商品特别多，顾客常把商店挤得水泄不通。小柳茂的“无主意”，其实是“以延众论”的“巧主意”。
谋不己出者要有博大胸怀，只有虚怀若谷，才能博采众议。有博大胸怀者，不怕别人“抢功”，不图自己“逞能”，不因人废言而是惟智是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博采众议，就能把“众谋”和“己谋”融合成“一谋”，做出正确的决策。这样，事业幸甚，百姓幸甚，天下幸甚。
2.不求全责备
有些人虽然有缺点，但无碍于他的成功；有些人虽然长处很多，却不一定受人欢迎。万事通往往是一事不通。太完美的人，往往失去风趣，跟四周的人格格不入。
身为经营者，绝不能强求部属完美无缺，对部属求全责备。
不能做善事的好人，比不上能做善事的坏人。
回顾人类的历史，我们不难发觉，从犯罪或颓废中奋起立功的人，比那些生长于温室，不能做善事的好人，更能感人肺腑，更富有人生阅历。“自古雄才多磨难”，只有那些在逆境中奋起的人，才能真正地成为栋梁之才。
秦穆公自责用孟明视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秦穆公不听蹇叔之谏，执意偷袭郑国。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帅率兵从东门出发。由于郑国早有防备，秦师未遂而返。回师途中，经过晋国的？秦师遭晋军袭击，秦军大败。后来，秦穆公仍就重用孟明视，“复使为政”。
孟明视感念秦穆公之恩，急切地要报？役之仇。第二年，孟明视再次率兵伐晋，与晋军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结果又被晋军打得大败而归。孟明视再次战败，秦穆公仍无责备，一如既往，“犹用孟明”。为了能够打败晋军，洗刷耻辱，孟明总结了经验，他“增修国政，重施于民”。经过一番努力，秦军力量大大加强，而且斗志旺盛，这使晋国十分恐惧。看到孟明视败而不馁，秦穆公“益厚孟明等”，第三年，再“使将兵伐晋”。孟明视率大军东渡黄河之后，即令烧毁渡船，以示决不后退。这一仗，他亲自作先锋，长驱直入，连续攻克晋国几座城池。晋国不敢与秦军对垒，采取紧缩政策，退避不战。秦军直抵？山旧战场，收取当年阵亡将士的尸骨埋葬，秦穆公穿上孝服，痛哭自责，孟明视及全体将士无不感动。
秦穆公在秦师数次打败仗的情况下，仍然重用孟明视，孟明视也从屡次的失败中，不断总结教训，终于打败了晋国。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在任用人才时，要全面地对一个人做出评价，不能“以一眚掩大德”，更不能“求全责备”。
3.兼容并包
金世宗即位后，为求天下安定，笼络各派势力。他在用人上实行“兼容并包”的策略，无论何派，也无论有何主张，凡是拥护自己的，均加以任用。白彦敬、纥石烈志为世宗政敌，世宗不杀他们并加以招降。后召白彦敬入朝拜为御史大夫；纥石烈志为临海节度使，升左副元帅、平章政事。金初重用燕人，敌视汉人，世宗即位后以为“南人劲挺，敢言直谏……甚可尚也。”其在位三十余年，自参知政事以上宰相、执政官，宗族完颜氏前后七人，非完颜氏女真十五人，汉人十四人，契丹、渤海二人。世宗用人采取兼容并包之策，对安定人心、稳固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以“兼容并包”为办校原则，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办成了一座网罗众家的学府；他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陈独秀任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来校任教，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对于拖长辫持复辟论的辜汤生，也因为他在外国文学方面很有造诣而聘请他讲授英国文学；在理科中聘请了著名的科学家李四光等任教。在北京大学的教授中，有提倡白话文的，也有维护文言文的；有前清进士，也有海归的博士；有中国教员，也有德、英、法、美的教员。对不学无术者，都一概解聘。由于实行“兼容并包”的人才政策，使北京大学一跃成为当时著名的学府。
“兼容并包”除了要求领导者要有博大的胸怀，还要有一种民主的、法治的、宽松的、开放的社会环境。当今，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兼容并包”的用人方针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4.招降纳叛
在三国时期，谋士、武将各自选择主人；各个集团和地区的首领也都吸收人才以壮大自己，包括接纳降臣叛将。招降纳叛，成了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谋略。其中，曹操、刘备、孙策等人在实行这一谋略方面取得很好的成功。
招降纳叛，在三国时期的历史条件下，是一项必须采用的谋略。
第一，降者、叛者中间有不少是能人，把他们招降过来，就壮大了自己。第二，这些降者、叛者原来在敌方营垒里都有一定影响。他们投降了，再任用他们策反，必能取得成功。第三，能够接纳降者、叛者的人，说明他很有政治器量，所以，招降纳叛的人众愈多，就越能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相反，对降者、叛者不敢信任，不予重用的人，只信任、重用在集团内部人员的人，多成不了大气候。
赵云原是袁绍“辖下之人”，以后投奔了公孙瓒，为公孙瓒多立功勋，但公孙瓒并不信任和重用他。而在赵云后来投奔刘备后，刘备对待他如对待关羽、张飞一样信任、重用，赵云更为刘备及蜀国立下殊勋。公孙瓒与刘备对赵云的不同态度，充分显示了刘备之优、公孙瓒之劣。刘备能够在后来创建蜀国，是和他善于招降纳叛分不开的。
也不是所有降臣、降将都要一概接受，如果此人劣迹太多，名声太坏，接纳他只会带来政治上的损失，则不但不接纳，还要处以极刑。
曹操平定汉中后，张鲁手下谋士杨松也跟着投降。但此人极贪贿赂、臭名昭著。因此，曹操对投降的张鲁、阎圃等人都封以官爵，惟独对杨松的投降不予接受，以“杨松卖主求荣”，“斩之于市曹示众”。可见，曹操并不是一概地招降纳叛，而是对降者、叛者区别不同情况给予不同对待。
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招降纳叛，吸引人才更是很多公司采取的普遍做法。但是招降纳叛，谈何容易！非有一些过人的功夫、策略和机制才行。我以为：一要有博大的胸怀，把别人的才干当作自己的才干一样欣赏、爱护；二要有与别人共享富贵、共同发展的气度，也就是古人说的“封王封侯”在所不惜，如果用企业管理的行话来说，就是激励机制市场化；三是要从言而有信到制度化管理，让大家放心公司的任何承诺；四是公司要有长期发展的目标，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这样才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才追随，通过一种伟大的事业，建立一种各尽其才的机制，把大家团结起来。
5.使功不如使过
“使功不如使过”就是说，使用有功的人不如使用犯过错误的人。
这一谋略乍看起来似乎有违常理，但仔细体会，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因为要使有功的人再建功勋，就必须不断嘉奖或提职。然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用以奖赏的资金和官爵则是有限的。所以，“使功”的代价会不断增加，使用中的困难也就会随之增长。如果碰上居功自傲、居功要挟的人，就更难应付了。如太平天国的杨秀清就曾居功要挟天王，要天王封他为“万岁”，洪秀全虽不愿意，却仍不得不答允他，最后使事情终于走向反面。而使用犯过错误之人则不然。这些人犯错以后，知道自己已被社会歧视和冷落，因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即是要求再现他们的价值，挽回自己的荣誉和尊严。他们往往要求很少而贡献很多，工作勤恳，任劳任怨。所以说使功者常常不如使过。
根据蒋子龙的纪实小说《燕赵悲歌》改编的电视剧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大赵庆要办工业，需要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带着数千元现款出外跑供销。当时，厂里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有一个叫张万昆的人，虽然业务上可以，门路又广，但他却犯过贪污盗窃的错误，长期受人们的冷眼。厂长武树新想：如果用高薪聘一个称职的供销人员，一来时间上要耽误，二来经济上也不划算。于是，他力排众议，毅然把张万昆找来，把这项工作连同巨款一并交给了他。张半信半疑：“你真信得过我？”武树新真诚而坚定地回答：“让你去就是相信你。”张万昆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场发誓要坚决完成使命。后来，张万昆果然不负所望，呕心沥血，为大赵庆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使用有过错的人，其关键即在于尊重与信任，能推赤心于人腹者，人必感而图报。但这绝不是主张，对待有功之臣反而不如对待有过之人，把有过者放到有功者之上去使用，那就大错特错了。一个单位中如果普遍地重过者而轻功者，那非乱套不可。功者当赏，过者当罚，这是统御常识。这里提出“使功不如使过”的谋略，旨在提醒统御者注重对有过者的使用。
6.恩威并施
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孙子兵法·地形篇》
恩德武威同时并用，是古来将帅、君王所重视的统御谋略之一。《百战奇法·爱战》云：“凡与敌战，士卒宁进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将恩惠使然也。”《孙子兵法·地形篇》：“视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武认为，统御部卒，必须用恩威并施之谋。
《汉晋春秋·后主》载，蜀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下讨伐孟获，马谡分析孟获易于反叛的实际情况，建议诸葛亮制定“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战略原则。最后，七擒孟获，使其心悦诚服地归顺蜀汉，永不反叛。
诸葛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糁、越四郡都告平定。诸葛亮仍然任用原来的首领，在南中各地，不设官、不留兵，使当地人粗定纪纲，夷汉相安而还。
如果把恩威并施用在今天的企业管理上，我认为要多激励、多奖赏、多鼓励，尽量少惩罚。根据现代管理理论对人性假设的研究结果来看，也说明了多采取激励、少惩罚的办法，效果更长期、作用更大。
（三）树人之计
1.树人之计
考虑到一年后的事，只要种谷物就好；考虑到十年后的事，就该种树；要是考虑到长远的终身问题，就得好好培养人才。
——《管子》
以此推理即为：“与其种田，不如种树；与其种树，不如树人。”
培养人才最忌急功近利。速成式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昙花一现，不堪大任。也就是说，可以马上派到用场的人，也可以马上变成无用的人。小有才干的人，就像速食面那样，无法成为企业的中坚。拙笨，但下功夫慢慢磨成的人，却可以成为刚毅、有骨气、足堪重任的大才。
2.后生可畏
年轻人现在还没有成熟，但是，说不定日后就会发挥出惊人的潜力，后生可畏呀！要是年纪已经四五十岁，仍默默无闻，这种人就不足畏了。
——《论语·子罕》
孔子的话，不但足以警惕自负的年轻人，而且，站在培养年轻人这个角度来说，也意味深长。
年轻人未经磨炼，当然不太成熟，但是，切莫因为不成熟的一面，而瞧不起他们。要知道指导他们的人，也有过不成熟的时候。起初，他们虽然经验不深，不足以挑重任，但是，有朝一日，或可成为大才，成为足以左右国家命运的大人物。对企业的人才培养而言，也是一样，培养年轻人时，必须抱着“后生可畏”的观念，鼓励、爱护、扶持他们。
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就曾经说过：“我最讨厌年纪一大把的人，以轻蔑、不信任的口气说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呀！真是不可靠……’之类的话。”他也是对“后生可畏”真髓认识透彻的人。年轻人可以成为国之栋梁，可以成为企业的中坚，潜力之大，无以言喻。是否有大成，则在一定程度上看当上司的人如何灌输、培养。
说句实在话，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这个优势不光指年轻有美好的未来，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年轻人有朝气，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更可贵的是朴直无华，如没有任何雕凿的璞玉。而人一旦成熟，这些朝气、野性也就荡然无存。读历史的人会发现一个规律，大凡有作为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担当了重要的职务了。
3.躬自践行
东晋谢太傅的夫人，有一次问他：“我从来没看您教育过孩子，总得抽些时间教育他们吧？”谢太傅回答说：“我每天都在教育他们呀！”
——《世说新语》
教育这回事，并不一定要对方坐在那里听讲。身为企业管理阶层的干部，与其凭一张嘴巴大谈道理，不如起而示范，这种教育效果，比大谈道理效果好得多。
《十八史略》上记载唐太宗李世民远征高丽时穿的战袍已破烂不堪，近臣多次劝他换上新袍，他都摇头道：“士兵的战衣都那般破烂，岂有独朕穿新袍的道理？”李世民这样做是为了教育皇太子。
身教胜于言教，正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则不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这些都说明了“躬自践行”的重要性。
4.尽本分
君主要像个君主，臣子要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孩子要像个孩子。如果人人如此守分守己，和乐相处，国家就大治了。
——《论语·颜渊》
想居于高位、领导众人，必须先锻炼自己成为尽本分的人，否则，将永难成为大人物。
美国各地的大学生发生骚动时，加州大学A·泰纳博士说了一句严正的话：“我想重申下面的事实，教授是为教育而有；管理者是为管理而有；学生是为学习而有。”
言简意赅，发人深思。把看似乎平凡的事，各尽本分地去做，这是社会秩序之本、社会和谐之本。
（四）治大国如烹小鲜
1.治大国如烹小鲜
治大国就像烹小鲜（小鱼）一样，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惟恐糜烂也。
——《老子》
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人爬上拥有众多部属的职位时，总是急切想一展才华，于是乎大言改革，急于显示他与众不同。这就是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
可是，企业的组织非一夕而成，内部的众多问题更是盘根错节，在短期内刷新有成，实在是太难了。
日本伊滕肇曾经说过自己的故事：他在某家杂志社当总编辑时，他的老师安冈正笃让他以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作为治事的方针。当时他对这句话的含义不太明白，于是请教老师。老师说：“你呀！当了总编辑后，一副求成心切的模样，要知道从事改革，操之太急，必然坏事。一年内不必做任何操切的改革，直到大伙批评你说，‘那家伙当记者时，本事很大，表现极佳，可是，当了总编辑之后，人就变得昏聩不堪，似乎不胜其位。’你要从事改革，就在这个时候着手。但是，改革要做到编辑们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完成，做到这个地步，才算达到‘治国如烹小鲜’的境地了。”
一种制度的变革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可以发现中国的诸侯封建制变为郡县制，其间经历了二百年左右。郡县制始于秦国的商鞅变法，秦朝统一天下后，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秦朝因新法太多，又实行暴政，很快被汉朝取代，走向灭亡。汉初因形势所迫，在封建与郡县之间摇摆不定，采取一国两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推行郡县制，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实行诸侯封建制，甚至分封异姓诸侯。到汉武帝时，实行“推恩令”，最后到汉昭帝时，在全国范围内才真正确立了郡县制。
从这一制度变迁过程时间之长、道路之曲折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深意了。治国不能操之过急，改革更不能急于求成，中国有句古话：欲速则不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些时候，有些事情非得有些忍耐的精神不可。“治大国如烹小鲜”与“无为而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除了有缓、慢、迂徐的意思外，还有顺势而为，多采取疏导的办法，以及从易处着手，一点一滴地改变，一点一滴地治理。正像唐朝诗人杜甫所写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样，才为得当。
2.近悦远来
近者悦，远者来。
——《论语·子路》
孔子周游列国，先到过卫国、曹国、郑国、陈国和蔡国，又辗转来到了当时属于楚国的叶邑。叶公接待了孔子，同他谈话并且向他请教：怎样办好一个地方的政治。对于这样一个大问题，孔子的回答却只有六个字：“近者悦，远者来。”这六个字的原意是说：要使近处的、境内的人民欢悦无怨，还要使远处的、境外的人民心向往之，愿意前来。
近悦远来是治理国家的一条重要方针。历史证明，富强的国家，无不是采用近悦远来的治国之道的，即采用各种措施，使人民安居乐业、心悦诚服。这样，那些居于远方的民族和民众，逐渐归附，有志之士就会自愿为国家献身立命。
近悦远来的治国韬略，是与孟子追求王道政治一脉相承的，与穷兵黩武的强权政治是完全相反的统治方略。
3.有事“斩然”
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有事斩然；无事澄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
——崔后渠
经营企业也好，漫长的人生也好，总有上下起落的时候，当事情临头，该如何处变？如果跟自己的利害有关，应付之难，可以想见。“有事斩然”意思是遇到棘手的事，要有快刀斩乱麻的魄力，是一个经营者必备的条件之一。
林肯总统在一次阁员会议上，听取某重要提案的意见。七个阁员都赞成原案，惟独林肯说了“不”。嘴里说“不”，但是，他还是以“蔼然”的态度，一一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最后，他笑了笑，下了最后的结论：“赞成的七票，反对的一票，本人郑重宣布，原方案遭到否决。”阁员们无不面面相觑，呆了半天，之后，无不为林肯的“有事斩然”，由衷感佩。果断处事，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单位都有一些老大难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久拖不决，造成人们精神上的压抑和领导工作的被动。如果领导针对这些老大难问题采取“斩然”的态度，拿出“炸堤放水”的手段，解决掉这些关系全局、关系群众利益的难题，就会形成呼之欲出之势，造成引发激情、万民归附的开拓性局面。
4.守成不易
创业和守成何者为难？相比之下，还是守成较难。
——《史记》
唐贞观十年（636年）的某一天，半生励精图治的太宗皇帝，在与侍臣们聚会时，突然提出了一个千古争辩不休、迄今仍为人们辩论的问题。
“卿等谈谈看。”太宗提议说，“帝王的事业，开创和守成哪一种比较艰难？”
“天下混乱昏暗，群雄竞起角逐，力量大的攻破力量小的，攻破了就投降，战胜了就消灭。就此而言，开创确实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似乎很感慨地回答。
“不然，不然！”魏征反对说：“帝王的兴起，必定把握了世界衰乱的机会。打倒那些昏狡之徒，百姓一定乐于拥护，四海归命，天授人兴，哪里算得上难！但是既得天下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想安静休息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困苦而奢侈的事情没有停息，国家的衰敝，常常因此而发生。这样看来，守成实在难呀！”
太宗听了两人的辩论，就作了一个总结说：“玄龄从前追随我平定天下，备尝艰苦，九死一生，所以看见开创事业之难。魏征与我安定天下，治理国家，所以看见守成之难啊！现在，开创之难既然已经过去了，至于守成之难，应该和公等（宰指相侍臣们）慎重努力才是。”
中期以后，太宗目睹太平之盛，国威之远，心志不免慢慢松懈下来，而且言行也不免有所骄奢，不像以前一般纳雅言、从善如流了。有时臣下向他进谏，他竟然常常和谏者面对面地剧辩不休。太宗口才好、学识丰、地位尊，谏者被他面折，常陷于既窘又惧的困境中。
他和房玄龄、魏征讨论过“创业与守成孰难”这一命题以后，有一天，又想到创业既然已经完成，守成尚需慎重努力。但是，现在国家已经进入太平有年，而且蒸蒸日上，守成到底有多难呢？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又问侍臣：“守天下究竟是难呢？还是容易？”
“甚难。”魏征马上回答。
“任用贤能而又能接受谏诤就可以了，为什么说甚难？”太宗紧追着问。
“臣观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危的时候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就必定产生懈怠之心，这样日复一日，慢慢衰懈，以至于危亡。”魏征申述说，“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是为此啊！安乐之中而能保持忧患意识，岂不是很难吗？”
魏征的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创业时因环境逼迫，导致创业者必须发奋努力，否则就有危及生命、破产的危险。守成则不一样，外部环境压力不够，即使不奋斗、不努力，马上也不会有生命之忧、破产之危，矛盾之激化程度又不是箭在弦上。因此，守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自觉、自省和自律，确实更难。
北欧有一句谚语说：“抬上肩头容易，抬着走路困难。”这就是最好的写照。
5.开拓万古之心胸
展示济世的智勇，开拓包藏永恒真理的心胸，这才是男子汉最有生命意义的一件事。留下这句话的人是宋人陈龙川，是朱熹的学友，为人豪爽磊落。
当今世界，世贸组织日益扩大，全球经济已渐一体化。对中国企业来说，既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何去何从！不言而喻，迎接挑战是惟一的选择。中国的企业家必须抱着这种开拓万古之心胸，抢占先机，才能纵横驰骋于国际市场中。
§§第四章 《贞观政要》中的管理艺术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