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搬出大学员工住房，就开始急着找新地方。父亲的一位朋友见过一幢待出租的房子，小区离大学不太远。听起来非常合适：三间卧室，一个大客厅，能放下我的大钢琴。有一架大钢琴，就像有个孩子或宠物一样。你得为它找个地方，找房子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考虑这一点。
在门口见到女房东的时候，我能看出来她有些紧张，举止有点奇怪。带我们看过房子后，她说还有其他人可能租这幢房子。本来这个解释是可以接受的，可她又说不能租给我们，因为我们有钢琴，可能会打扰邻居。这话就露馅了。她在找借口不租给我们，因为我们是黑人。你要是在亚拉巴马长大，隔着一百步的距离都能闻出种族歧视的味儿来。我和父母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父亲质问她。他朋友一天前看到房子，还是可以租的。不许有钢琴的人租，根本没有道理。难道没有哪家邻居有音响吗？也许有的还有钢琴吧？“你不想租给我们，因为我们是黑人，”他对她说，“现在你说什么，我们都不会租这幢房子。但现在我们打算提起平等住房诉讼，祝你好运。”
那个女人差点向后倒下去。不，不，她刚刚还听说小区里有人投诉音乐声音太大，她解释。我们一家子看上去真是不错。我们的钢琴没有问题。父母和我离开了，但我们没有告她。父亲说，吓唬一下就达到目的了，以后她也不会再歧视了。他要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布莱克本博士，布莱克本肯定会延长员工住房的租期。爸爸又说，1972年，种族主义在丹佛显然还活着，他倒宁愿遭受像在亚拉巴马那样赤裸裸的歧视。“至少你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
我理解这种情绪，因为我亲身经历过这种隐含的种族歧视。指导老师建议我试试专科学校，当然属于这种情况。后来，在一年级的“政府入门”课程上，教授罗伯特·埃克尔伯利做了一个讲座，谈的是威廉·肖克利等社会学家提出的各种种族优越论。肖克利认为，黑人智商较低，不是因为后天教育，而是先天如此。埃克尔伯利做这个讲座，表面看来只是在介绍文献，但我觉得他自己接受了部分理论。我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但我还是对他发起了质疑。“我会说法语，我能弹奏巴赫，我比你们更擅长你们的文化，”我说，“这说明这些东西是可以教的！”他很生气，第二天他说我这是要让他噤声。我觉得这是资深教授与大一学生之间一场荒谬的争论。但我还是不让步。
最后，我去找系主任投诉，主要是先备个案，以免埃克尔伯利报复。几天后，教授要见我，继续谈这个问题。他画了一个小图。黑人的智商是底部那条线，上面是白人的智商。“但有时候也会有你这样的人。”他说。然后他画出了我的智商线，比那两条线都高，还说我很特别。显然，他没有明白问题的要点。走的时候，我心中下定决心，在他的课程考试上一定要做到最好，结果我做到了。他对我说，任何时候要他写推荐信，他都会很乐意。我想说的也都说了，但我从没请他帮忙。
在这方面，丹佛是个特殊的地方，与亚拉巴马不同。表面看来一切都好，十分和谐。但实际上，在某个大学课堂上，或者找房子时，或者高中指导老师评价我不理想的成绩时，种族歧视就会出现——也许是潜意识的，当然对方都不承认。我们离开了亚拉巴马，但没能抛开种族歧视。在某些方面，这种偏见并不直接，所以更加隐秘、更难对付。
多年后，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了共和党，我先做了诚恳的解释，说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憎恶吉米·卡特的外交政策，赞同罗纳德·里根的世界观。他们追问我家中对这两党的态度，我根据对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经验，直接做了回答。“我宁愿人家不理睬我，也不愿意忍受屈尊俯就的姿态。”我说。民主党倾向于谈论“女人、少数群体和穷人”，我针对的是这个。我憎恨身份政治，也讨厌那些自鸣得意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没有偏见，但实际上，他们也不能跨越肤色的鸿沟，看到作为个体的人。
事实是，种族是美国生活中一个永恒的因素。但是，对每件真实或想象的事件做出反应会令人疲惫不堪，最终也难有建树。我长大的家庭环境中，有一个信仰：你也许不能控制你的环境，但你可以控制你对环境的反应。摆出受害者的姿态，或者依靠“白人”来照顾你，都是不可能的。自立是我父母两边家族的祖先们留下来的根本道德立场，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尽管我的祖先们曾面临赤裸裸的不公，但进步的确存在，而今天种族也不再是个人成就的决定因素。尽管如此，美国并非无视肤色，以后也不可能。种族总是在那儿的，像个天生的缺陷，无法消除，你只能与之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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