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伟哉

    一夫一妻两个人，应是四只眼，为何称半只眼夫妻？因男方双目完全失明，女方两眼只有极微弱的视力。七十年前，我小的时候，偏僻的乡村医药极缺，更没有西医的检查设备。这一对夫妻的女方，她的视力，到底是零点几或零点零几，无法得知。反正，同丈夫一样，她也得拄拐棍。也许，因为她还能模模糊糊影影绰绰看出或感觉到一些大物象，例如道路和房屋的轮廓，出行时总是她走在丈夫前头；丈夫在后，一只手拽着她的衣襟，一只手里的拐棍敲打着地面。他们走路的速度很慢很慢。她两只眼的视力加在一起，也远远比不得健康人的一只眼。

    他们怎样结为夫妻，我不知道；他们的姓氏名字我也不晓得。那时我只有六七岁。我只知道他们是夫妻，与我外祖母家是一个村子的人。随母亲到外祖母家时，我还看到过他们住的地方，那是南堡村西头靠一堵高房墙的一间小平房，又低又矮，小门小窗，坐南面北。

    我记得这些，是因为他们不止一次来过我们北庄村，有一回还到过我们家。

    我的家乡有一眼山泉，源自霍山，古称霍泉。霍泉流量颇大，形成两条清清的河流，灌溉面积达十万亩。所以人口密度大，村与村相距不远。近者几十米、百十米，远者二三百米。这一对盲夫盲妻的活动范围，就在附近这些村庄间，路，他们好像也走熟了。

    他们走来走去做什么呢？解梦，乡亲们又称之为“破梦”。

    那时，日本鬼子还在，据点碉堡很多。时常，半夜里，只要群狗乱吠，母亲就爬起来跪在炕角，双手合十然祷告；我说不出什么话，也听不清母亲的祷告词，但是也跟着坐起希求平安，怕日本鬼子突然袭击，杀人放火。

    在日本鬼子的残暴下，在那种紧张恐怖的社会氛围里，做噩梦，做怪梦，成为乡亲们相当普遍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现象。有一幕情景我至今记得，在村中心的水井边，一天早晨，好几个大娘大婶，不约而同地讲起自己近日做过的怪梦，荒诞、离奇，让人越听越心惊肉跳。而我的母亲，自从父亲作为抗日决死队排长被阎锡山军队杀害，就成了一个多梦者。不祥的梦折磨得她心神不宁，她总以为梦境是某种预兆。村里有一个老头儿，好像清朝末期一个什么军官，从马上摔下来成为残疾，每天扶一根木拐在门口孤坐，被认为是见多识广的人。母亲每每做了怪梦，就拉着我去向这个老人倾诉求解，用现在话说便是不自觉的“心理咨询”。

    有一天，母亲可能是做了比往常更怪更吓人的梦，她不是去找本村那个老汉，而是特意请来这一对盲夫盲妻，因为那个盲夫是方圆乡村著名的解梦人。岁月抹掉了我的记忆。我已不记得母亲说了什么，也不记得那个双目失明的男子说了些什么，对他的音容笑貌却印象深刻。他静静听过母亲的诉说，才讲出他的道理。他说话慢条斯理，声音轻柔，总是满面和善的笑意。他的道理究竟如何，无由评价，反正母亲原先心事重重、忧愁凝滞的脸上，随着他的解释，渐渐有了笑容，有了光彩，显出精神松快。这个盲夫讲过之后，他的盲妻又玩了一个魔术似的表演：把一枚针头和一根线头含在口内，过一会儿拿出来，那线头居然穿进了针眼。这无疑使我们更惊奇快乐。为表达谢意，母亲高高兴兴做了一顿好饭请他们吃。

    那时在偏僻的乡村，虽无人明明白白讲心理学，乡民们实际上有自己自觉不自觉的心理调适活动。这一对盲人夫妻受欢迎受敬重，全在于他们善解人意，怀抱一颗良善之心，给心怀忧虑和困惑的人排忧解惑。也许，正因为他们自己是苦命人，才更理解别人的忧愁和苦恼。他们把噩梦怪梦解释成“无碍”和“吉祥”，让人们得到宽解和慰藉，让人们摆脱心理的阴影，在那个沉重苦难的时势里，用当今的话讲，实堪称良好的“心理疏导”。

    我上学转移过几个地方，从平川转到山区，一晃几年。好像是1948年5月我参军入伍前夕，忽一天在村道上，又碰到这一对盲夫盲妻。他们仍然拄着拐棍，而在前面给他们领路的，竟是一个蛮可爱的小男孩——他们有了一个眼睛明亮的儿子。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