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人很惊异，奥利维耶罗老师活着回到了学校，她开始照顾莉拉，而不是惩罚她，惩罚她才是正常的事情，但老师却一直在表扬她。
这个新阶段始于莉拉的母亲赛鲁罗太太被叫到学校。有天早上，校工来敲门，通报莉拉的母亲来了。农齐亚·赛鲁罗马上就进来了，我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她就像这个城区的大部分女人一样，整日都蓬头垢面，穿着拖鞋和旧衣服，但那天她是穿着节日（婚礼、圣餐礼、坚信礼和葬礼）的盛装出现。她一身黑衣，手上拿着一只黑漆皮包，高跟鞋让她浮肿的双脚很难受。她给老师带了两包东西，一包是咖啡，一包是糖，都用纸包着。
老师很高兴地接受了礼物，她眼睛看着莉拉，她对莉拉的母亲，还有全班人说的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们都才上一年级，刚开始学字母和数字——从一数到十。我的成绩是班上最好的，我认识所有字母，能从一数到十，老师一直都在表扬我，说我字写得好，我总是能赢得三色奖章，那是老师自己缝的。然而让人惊异的是，莉拉让老师摔倒、进了医院，老师现在说班上学习最好的人是她。说她是最坏的学生倒是真的，因为她把蘸着墨水的卫生纸甩到我们身上。假如莉拉没有调皮，那老师也不会从讲台上摔下来，碰伤颧骨。而且，之前老师一直在用木棍惩罚莉拉，让她跪到黑板后面的地上。但现在作为老师，作为人，奥利维耶罗老师却非常欣喜，因为几天前，她很偶然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这时候她停了下来，好像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或者说她要告诉莉拉的母亲，还有我们：事实要比语言更能说明问题。她拿了一根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词（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个词，我那时候还不认字，因此我随便说一个词）——“太阳”，然后问莉拉：
“赛鲁罗，这里写的是什么？”
整个教室陷入了寂静，大家都充满了好奇。莉拉微笑了一下，看起来像做了一个鬼脸。她侧过身去，整个身子靠在同桌的身上，她同桌满脸不悦。莉拉带着愠怒念道：“太阳。”
农齐亚·赛鲁罗看着老师，她的目光不是很确信，甚至有点儿害怕。奥利维耶罗好像不明白：为什么莉拉的母亲没有和自己一样充满热情？老师不得不推测：农齐亚不识字，或者她不是很确信黑板上写的字是“太阳”，老师皱起了眉头。为了向莉拉说明情况，也为了表扬一下我们的这位同学，老师说：
“很好！黑板上的确写的是‘太阳’。”
然后她对莉拉说：
“过来，赛鲁罗，来黑板这里。”
莉拉很不情愿地走到黑板前，老师递给她一节粉笔。
“你写‘粉笔’这个吧……”
莉拉非常专注，颤巍巍，歪歪扭扭地写了个“分笔”。
奥利维耶罗老师把这个词补充完整，赛鲁罗太太看到了老师的纠正，很沮丧地对女儿说：“你写错了。”
但老师马上让赛鲁罗太太放心，她说：
“没有，没有问题。莉拉的确应该练习一下，但她已经会读书写字了，问题是谁教会她的？”
赛鲁罗太太低下了头，说：
“我没教。”
“在你们楼里，有没有人教她？”
农齐亚很有力地摇了摇头。
这时候，老师带着一种真诚的欣赏，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问莉拉：
“是谁教会你读书写字的？赛鲁罗……”
莉拉只有六岁，那时她很瘦小，黑黑的头发，身上穿着深色的罩衫，脖颈处有一朵粉色的小花。她回答说：
“我……”
-7-
按照莉拉的哥哥里诺的说法，莉拉大概是在三岁时，看着他的识字课本上的图片和字母学会了读书。他在厨房里做作业，妹妹总是坐在他身边，比他学得还快，还多。
里诺要比莉拉差不多大六岁，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小伙子。在院子里和街道上玩游戏，他玩得特别棒，特别是抽陀螺，但说到读书写字，他不是那块料。他不到十岁的时候，父亲费尔南多就开始把他带到铺子里，教给他修鞋的手艺。那个铺子位于大路背面的一条窄胡同里。我们这些小女孩遇到里诺的时候，能从他身上闻到臭脚、旧鞋面和鞋胶的味道，我们都开玩笑地称他为“小鞋匠”。他很自豪自己的妹妹学习那么好，觉得自己也有一份功劳。但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过一本识字课本，也没有坐下来写过一分钟作业。因此说莉拉是从他的课本上学会认字是不可能的。莉拉的早慧极有可能是因为那些包鞋子的报纸。她父亲有时候会把那些报纸带回家，给家人读些有意思的新闻，莉拉因此才明白了字母的用法。
无论是哪个原因，事实是这样：莉拉会读书写字了。在那个灰暗的早晨，老师向我们展示出了这一点，我最清晰的记忆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那种虚弱感。从第一天上学开始，我就觉得学校要比我家里好，我感觉学校是整个城区最安全的地方。每次去学校，我都很激动，我上课很专心，非常认真地听老师的话，我学到了东西。我喜欢取悦于人，尤其是喜欢取悦老师。在家里，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几个弟弟也很爱我。问题在我母亲身上，我和她的关系不怎么样。我觉得，从我差不多六岁开始，她就想尽一切办法让我明白：在她的生命中，我是多余的。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我尤其讨厌她的身体，她可能也能感觉到这一点。她头发发黄，眼睛是蓝色的，体态臃肿，她的右眼歪斜，总让人搞不清楚她在看哪里。她的右腿也不好使，她说那是一条“受挫的腿”。她走路一瘸一拐，步子让我非常不安，尤其是在夜里，她睡不着觉的时候会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去厨房，然后又回到房间。有时候，我能听到她用鞋跟猛踩蟑螂的声音，那些蟑螂是从大门底下进来的，我想象她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就像她生我气的时候。
她一定很不幸福，家务让她很累，钱一直都不够花。她经常对我父亲发火，我父亲是市政府的门房，她冲着父亲大声嚷嚷，让他想办法挣钱，要不然日子过不下去了。他们经常吵架。我父亲即使在失去耐性的时候，一般也不会大声嚷嚷。我总是支持父亲，反对母亲，尽管父亲也会打母亲，有时候对我也很凶。在我上学的第一天，是我父亲，而不是母亲，对我说：“莱农奇娅，你在学校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我们供你读书，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如果你不是学习最好的，你就去工作吧！爸爸需要帮手……”这些话一直都让我很害怕，尽管这些话是父亲说的，但我觉得好像是母亲的提议，是她逼父亲说的。我答应父母会好好学习。在学习上，一切都很如意，老师经常对我说：
“格雷科，你过来坐在我跟前。”
坐在老师跟前是一项很大的特权。奥利维耶罗老师旁边总是有一把空椅子，她让那些学习最好的女生坐在那里，作为一种奖励。刚开始的时候，我经常被叫到她跟前。她总是用温暖人心的话激励我，说我的金发很漂亮，这样一来，我就想表现得更加出色。在家里，母亲正好相反，她总是在指责我，有时候近乎辱骂，让我渴望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渴望消失，让她找不到我。后来赛鲁罗太太来到班里，奥利维耶罗老师向我们展示：莉拉的学习进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不仅仅如此，她还经常叫莉拉坐在她身边，比叫我更频繁，这让我内心非常失落。现在事隔多年，我觉得很难清楚描述当时的感受，可能我和所有女生一样，觉得有些嫉妒。
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好在那个阶段，我开始产生了一种担忧：尽管那时候我的腿好着呢，但我觉得自己还是很有可能变成跛子。早上醒来，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会马上从床上起来，检查我的腿。我特别关注莉拉，也许是因为她双腿很瘦，非常灵活，总是在动来动去，一刻不停，即使是坐在老师旁边的时候，她的脚也在踢来踢去，让老师很烦，很快就让她坐回座位。那时候我有一种信念：如果我一直跟着她的话，学她走路的样子，那刻在我脑子里我母亲的走路方式就不会威胁到我。我决定跟着那个女生，盯紧她，即使她会很烦，即使她会把我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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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可能这就是我应对嫉妒和仇恨、压制这些情感的方式，或者说那是对我的自卑和感受到的魅力的一种伪装。当然，我很容易就忍受了莉拉的霸道，还有她的欺负。
除此之后，老师的态度也很明显，她的确经常让莉拉坐在她旁边，但她这样做好像不是为了奖励她，而是让她乖乖待着。老师还是继续表扬玛丽莎·萨拉托雷、卡梅拉·佩卢索，尤其是表扬我。她的表扬让我觉得自己熠熠生辉，变得更加守纪律，更加勤奋和敏锐。当莉拉不捣乱时，她很轻易就会超过我，奥利维耶罗老师先是比较节制地表扬一下我，然后会表扬莉拉。我觉得，如果萨拉托雷和佩卢索超过我，我会觉得非常沮丧；但如果莉拉超过我，我会默然接受。在那些年里，我最害怕的是在奥利维耶罗老师设定的等级里，我不是和莉拉排在一起，老师不再用骄傲的语气说：赛鲁罗和格雷科是最棒的。假如有一天她说：班里学习最好的是赛鲁罗和萨拉托雷，或是赛鲁罗和佩卢索，我可能会当场气绝身亡。因此，我用尽全力，不是想成为第一名——当时我觉得我不可能做到，而是为了不落到第三、第四名，或者最后一名。我学习特别努力，除了学习之外我还投身于很多艰难的事情，那些距离我很远的事情，就是为了跟上那个女生，那个可怕、耀眼的女生。
莉拉对我来说很耀眼，对于其他同学来说她只是很可怕。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因为校长的缘故——奥利维耶罗老师也是一个因素——莉拉是整个学校，甚至整个城区最遭人恨的女生。
校长会让每个班级进行竞赛，一年至少有两次，这样就能选出那些最出色的学生，还有最厉害的老师。奥利维耶罗老师最喜欢这种竞赛了，因为她一直和其他同事有矛盾，有时候简直都要打起来了。老师利用莉拉和我作为武器，证明她自己很厉害，证明她是我们城区最厉害的小学老师。因此她经常把我们带到别的班里，和其他孩子进行比赛，有男生班，也有女生班，有时候也是校长的意思。我通常是打前锋，探测对手的实力，一般我都能赢，但并不夸张，不会让别的老师和学生觉得丢脸。那时候我是一个梳着辫子的金发小姑娘，很漂亮，很乐于表现自己，但并不肆无忌惮，我很文气，招人喜爱。在背诵诗歌和口诀表、做乘除法运算、列举阿尔卑斯山山峰的名字方面，我最厉害。如果我获胜了，其他老师也会抚摸一下我的脑袋，那些学生也能感觉到我背诵那些东西费了很大劲儿，因此他们不会痛恨我。
莉拉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小学一年级时，她就无人匹敌了。老师说如果她努力一点，就可以直接参加二年级的考试，不到七岁的她就可以跳级上三年级。之后，我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莉拉可以心算很复杂的数学题；她听写的时候，不会出现任何一个错误；她和其他人一样，总是说方言，但如果需要的话，她会说一种书面的意大利语，有时候会用到一些很难的词汇——比如“积习”、“繁茂”、“欣然”。每次老师让她上场比赛动词时态和变位，或者做数学题，大家根本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进行比赛，一般都会群情激奋。对于任何人来说，莉拉都太过强大，而且她会毫不客气地大获全胜。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承认她的无敌，就是承认自己永远跟不上她，竞赛也没用；对于老师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是很平庸的学生。莉拉的头脑反应太快了，她能捕捉到非常细微的东西，给人致命一击，她总是勇往直前，锐不可当。她总是穿得乱糟糟、脏兮兮的，她的胳膊肘和膝盖总是有伤疤，旧伤没有好呢，就添了新伤。她的大眼睛非常灵活，在给出精彩回答之前，总会眯成一条缝儿，她的目光一点儿也不幼稚，简直可以说有点非人类。她的每个动作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伤害她是没有用的，无论如何，她会变本加厉地还回来。
对莉拉的仇恨是大家能感觉到的，我也能觉察到：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很恨她，但是男生表现得更加明显。实际上，有一个隐秘的原因，奥利维耶罗老师喜欢把我们带到其他女生班里，挫败那些女老师和女学生。她最喜欢把我们带到男生班里，打击那些男老师和男学生。因为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我们的校长很支持后一种比赛。我甚至想到了学校的老师在我们的竞赛上押了钱，可能筹码很高，但也有可能是我夸张了，这可能只是一种宣泄的方式，打破那种死气沉沉的氛围；或者让校长把那些不够能干，不够听话的老师踩在脚下。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上二年级时，有天早上，奥利维耶罗老师把我们带到了四年级的一个班里，那是费拉罗老师教的班级，卖菜女人的淘气儿子恩佐·斯坎诺在那个班，还有玛丽莎的哥哥尼诺·萨拉托雷——我喜欢的男生。
我们所有人都认识恩佐，因为他是一个老留级生。有好几次，他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费拉罗老师在牌子上写着“驴子”，他被老师拽着，在各个教室示众。费拉罗老师头发花白，剪了板寸，他人又高又瘦，脸很小，满脸皱纹，目光犀利。尼诺呢，则是一个很乖的男孩，温和安静，也很有名，我很喜欢他。当然，恩佐在学习方面是负分，我们都躲着他，因为他爱打人。我们在学习上的对手是尼诺，我们在那里还发现了另一个对手——阿方索·卡拉奇，他是堂·阿奇勒的第三个孩子，非常整洁，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二年级学生，但他看起来比他七岁的实际年龄还要小。费拉罗老师把他也叫来了，这说明他更看好阿方索，而不是尼诺，尽管尼诺要比他大两岁。
事先并没有约好把阿方索叫过来，这引起了奥利维耶罗和费拉罗老师之间的争议，但最后我们几个班合在一起，大家在一间大教室里进行比赛。老师考我们动词变位、乘法口诀、四则运算，先是在黑板上算，后来是心算。当时那场竞赛，有三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首先是阿方索·卡拉奇很快就超过了我，他不慌不忙，非常精确，即使是打败你，他也不会得意洋洋；第二件事情是尼诺·萨拉托雷，让人惊异的是，他几乎没有回答问题，他看起来很迷糊，就好像听不懂两个老师的提问；第三件事情是莉拉似乎不情愿和堂·阿奇勒的儿子比赛，好像不在乎是否能赢他。到了心算的时候，竞赛开始变得激烈：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尽管莉拉不是很积极，有时候她不回答，好像没有听到问题，但阿方索开始出错，尤其是乘法和除法。这样一来，如果堂·阿奇勒的儿子输了，那莉拉也不怎么样，他们基本上是平局。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有两次莉拉不回答，或者阿方索算错了，大家都能听到恩佐·斯坎诺充满鄙视的声音，他坐在教室后面，喊出了正确答案。
这使学生、老师、校长、莉拉和我都很惊异：一个像恩佐这样懒惰、资质一般、爱耍流氓的学生，他的心算怎么可能比我、阿方索，还有尼诺都要厉害？忽然间，莉拉好像醒了过来，阿方索很快就出局了。在老师赞许的目光下，莉拉和恩佐开始决斗。
恩佐和莉拉两人一直不分胜负，比分胶着良久。忽然间，校长直接越过老师，把卖菜女人的儿子恩佐叫到了黑板前，让他站在了莉拉旁边。恩佐对着他的几个喽啰干笑了一声，有些紧张，他来到了黑板前，站在了莉拉对面，阴着脸，很不自在。他和莉拉比的还是心算，难度越来越高。恩佐用方言说出答案，就好像不是置身教室，而是在街上，老师会纠正他的说法，但答案总是对的。恩佐好像胜利在望，他非常自豪，好像也惊异于自己的能力。后来，他开始失手，莉拉在最后关头好像彻底醒来了，她眯着眼睛，非常坚定，回答非常准确。恩佐最后输了，但他不认输，开始骂人，喊出很多脏话。老师让他去黑板后面跪着，但他不愿意去，老师用教鞭敲着他的脑袋，拽着他的耳朵，把他拉到了处罚学生的角落。学校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从那时候起，那伙男生开始向我们扔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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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她和恩佐之间的较量，在我们漫长的故事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那时候开始，莉拉就表现出一些很难描述的态度。比如说，我清楚地看到：莉拉可以自己控制才能的使用。她就是这么对待堂·阿奇勒的儿子的，她不仅不想战胜他，还算计好了沉默和回答的时机，让自己不被他打败。那时候我们还不是朋友，我不能问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问，原因我都可以猜出来，她像我一样，她也知道不仅仅不能得罪堂·阿奇勒，也不能得罪他的家人。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那种夹杂着害怕、仇恨和顺从的情绪是从哪儿来的，那是我们的父母对待卡拉奇家人的态度，这种情绪也传递到了我们身上，这种感觉很明确，就像这个街区灰白色的房子，楼梯间传出的悲惨气味，还有街上的灰尘一样具体。
尼诺·萨拉托雷没有回答问题，极有可能是为了让阿方索更好地表现自己。他只回答了很少几个问题，他那么英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睫毛很长，瘦弱而紧张，最后他彻底不回答问题了。为了继续爱他，我愿意认为事情就是这样，但我内心深处还是有些怀疑：他选择闭口不言，就像莉拉一样吗？我不是很肯定。我输了，因为阿方索的确比我厉害。莉拉本可以很快打败阿方索的，但她选择了打个平手。尼诺是什么原因呢？我感觉有些混乱，甚至有些痛苦：不是他不行，也不是他放弃了，现在说起来，那是一种崩溃。他小声的嘀咕，苍白的脸色，眼睛里忽然出现的血丝，那么漂亮白皙，他苍白的面孔真让我难过。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莉拉也漂亮极了。通常我是那个漂亮女孩，她瘦巴巴的，像条咸鱼，身上散发着野孩子的味道。她的脸很长，太阳穴那里很窄，有两缕漆黑的直发垂在耳边。但当她决定甩掉阿方索和恩佐时，就像一位圣女战士一样被照亮，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晕，全身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热情。我第一次想到：莉拉比我漂亮，我什么都比不上她。我真希望没人能发现这一点。
但那个早上最重要的发现，是我们逃避危险的方式，逃避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真实存在的危险。这个方法就是：我不是故意的。恩佐不是故意加入这场比赛的，他也不是故意击败阿方索的。莉拉有意击败恩佐，但她无意让阿方索出局，也不是故意让他丢脸，那只是必要的一步。这样做的缘由是我们确信：要事先规划好自己的行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就能预测后果。
实际上，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措手不及。尽管我们都不是故意的，但还是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像火山爆发一样降临到我们身上。阿方索比赛输了，流着眼泪回家了。他哥哥斯特凡诺那时十四岁，在肉食店里（之前是木匠佩卢索的铺子）当学徒，那家肉食店是他父亲的，但堂·阿奇勒从来都不到店里去。竞赛完的第二天，斯特凡诺来到了学校楼下，对莉拉说了很多难听话，而且还威胁了她，后来莉拉也回敬了一句，斯特凡诺把她摁到墙上，想捉住她的舌头，说要用针扎她的舌头。莉拉回家后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哥哥里诺，莉拉越说，里诺的脸就越红，眼睛亮晶晶的。后来，恩佐在回家的路上——他是一个人，那些乡下喽啰没和他在一起，他被斯特凡诺截住了，挨了很多耳光、拳头和脚踢。里诺呢，他早上去找了斯特凡诺，两人打了一架，他们势均力敌，基本打了平手。过了几天，赛鲁罗家的门被敲开，堂·阿奇勒的妻子玛丽亚大娘出现了，她对着农齐亚破口大骂。
没过多久，在某个星期天的弥撒之后，费尔南多·赛鲁罗——莉拉和里诺的父亲，他是一个鞋匠，个子很小，很瘦，——怯生生地走近堂·阿奇勒，请求他的原谅，但没说明是为何。我当时没有看到，或者是不记得了，但听说鞋匠道歉的声音非常大，所有人都听见了，但堂·阿奇勒走到一边去了，就好像没有听到鞋匠对他讲话。没过多久，恩佐和莉拉相互扔石头，莉拉弄伤了恩佐的脚踝，恩佐打破了莉拉的头，我吓得大喊大叫。莉拉头发底下在滴血，她站了起来，恩佐从路堤那里过来，他也在流血。他看到了莉拉的样子，在我们难以置信的目光下，然后出人预料地哭了起来。没过多久，莉拉最爱的哥哥里诺来到学校，在校外打了恩佐一顿，恩佐根本无法还手。里诺年龄大一些，块头很大，理直气壮。恩佐挨了打，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喽啰，也没有告诉他父亲、母亲还有堂兄弟——他们都在乡下种菜，用小推车推到城里卖。到他这儿，整个冤冤相报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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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被打破之后，莉拉头上包着绷带，很骄傲地出去。若有人问她，她就会把绷带解开，给别人看那道黑色的伤疤，伤疤边缘有些发红，从发际线那里伸出来。最后，她把这件事忘记了，如果有人盯着她看，看留在皮肤上的那道白色伤疤，她会恶狠狠地做个手势，意思是说：看什么看！关你屁事！她对我什么也没说，也从来没有感谢过我给她递石头，用围裙边儿给她擦流出来的血。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开始比谁胆子大，这已经和学校的事情没什么关系了。
我们经常在院子里见面。我们把各自的娃娃拿出来，假装在自己玩，假装无视对方的存在。后来我们就让两个娃娃一起玩，就好像看她们是不是很友好。那天我们坐在地下室的有破洞的通风口旁边，我们交换了娃娃，我拿着她的，她拿着我的。这时候，莉拉不动声色，把我的娃娃从通风口的破洞那里扔了下去。
我感觉到一种无法承受的痛苦，我觉得赛璐珞娃娃是我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我知道莉拉很坏，但从来没有想到她会做出这么邪恶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我的玩偶是有生命的，地下室下面，居住着成千上万个凶残的动物，现在娃娃在下面，这让我无比的绝望。但在那时候，虽然我的眼里全是泪花，但我学会了一样东西——一样后来我非常擅长的本领，就是抑制我的绝望。莉拉用方言问我：
“你不在乎吗？”
我体会到一种极端的痛苦，但我觉得和她吵架，只会让我更加痛苦。这两种痛苦让我喘不过气来，一个已经发生，就是我失去了玩偶，还有另一种可能的痛苦，就是失去莉拉。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平静地做了一件事情，就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尽管我的举动并不自然，我知道我在冒险，我只是把她的玩偶，她刚刚交给我的诺也扔到了地下室里。
莉拉用很惊异的目光看着我。
“你怎么做，我就会怎么做！”我马上大声说，表面平静，实际内心极度恐惧。
“现在，你下去给我捡回来。”
“如果你把我的娃娃也捡回来。”
我们一起下去了。那栋楼房的大门左边有一道小门通往地下室，我们知道那道小门。那道门很破败，其中一扇只有一个折页支撑着，门上有一根链条把两扇门锁在一起。门缝很宽，随便一个孩子都可以挤进去。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心怀恐惧，把门推开到我们能进去的宽度，我们的身体瘦小灵活，从门缝溜进了地下室。
莉拉先进去了，然后是我。我们进去之后，下了五个石头台阶，进到一个潮湿的地方。路面的高度有一个很小的孔，有光透进来，但地下室里依然非常幽暗。
我很害怕，想跟紧莉拉，但她好像很愤怒，一门心思地找她的玩偶，我们跌跌撞撞地向前走。我听到鞋底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那是玻璃、石子还有虫子发出的声音。周围有一些东西，不知道是什么：黑的、圆的、方的，有的是尖的。从窗口透进来的光，有时候会落在一些物体上面，我看到破椅子、台灯支架、水果箱子、衣柜的架子和废铁。有一样让我非常害怕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张软塌塌的脸，上面有两个巨大的玻璃眼睛，下巴那里有一个盒子一样的东西，我看到这张脸挂在一个木质晾衣架上，表情很沮丧，我叫喊起来，指给莉拉看。她转过身，背对着我，慢慢走近那个东西，小心地伸出手，把那个东西从晾衣架上拿了下来，然后转过身来。她把那个东西戴在自己的脸上，看不见她的眼睛，只看到两只玻璃大眼睛，还有一张巨大的脸，眼眶里没有眼珠子，也没有嘴，只有黑色的长下巴，在她胸前晃荡。
这个场景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我不是很确信，但那时候我一定是发出了一声恐惧的尖叫。她马上对我说，那是一张面具，只是一张防毒面具——她爸爸是这么叫的，他们家的储藏室里有一张一模一样的。她的声音有点儿回响，我还在发抖，吓得直叫，很明显地这让她很快把那张面具摘了下来，扔到一个角落里，一阵噼里啪啦。从窗口透进来的光线里，可以看到面具扬起了很大的灰尘。
我平静下来了。莉拉看了看四周，定位我们扔下蒂娜和诺的那个窗口。我们沿着粗糙、因潮气而结块的墙壁向前走，在黑暗中寻找，但我们的玩偶不在那里。莉拉用方言不停地说：她们不在这里，不在这里，不在这里！她用手在地上翻找，那是我没有勇气做的事情。
经过了漫长的几分钟。有一瞬间，我好像忽然看到了蒂娜，我心跳加速，伸出手去拿，但那只是揉成一团的报纸。她们没在这里——莉拉又说了一遍，她向门口走去。我觉得很茫然，我不能一个人待在地下室里继续寻找，但我也不想和她一起走开，因为没找到玩偶。
她站在台阶上说：
“娃娃是被堂·阿奇勒拿走了，他放到了一个黑包里。”
就在那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听到了堂·阿奇勒的声音，他像蛇一样，在那些说不上名字的东西中间爬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莉拉已经很灵活地从那道破门里钻了出去，为了跟上她，我只能放弃了蒂娜。
-11-
她说的话我都相信。我简直可以想象，堂·阿奇勒那难以描述的身体在地下隧道里跑来跑去，他双臂低垂，长长的手指，一手捏着诺的头，另一只手提着蒂娜的头。我非常痛苦。
我得了生长热，好了之后又病了，反反复复。我的感觉功能出了问题，有时候我感觉周围的每样东西都加快了节奏，物体坚实的表面在我的手指下面变得柔软，抑或物体的表层肿胀，和内部剥离开来。我觉得我自己的身体摸起来也好像是肿的，这让我非常伤心。我觉得自己的脸颊圆得像球，手上长满了伤疤，耳垂就像熟透了的花楸果，手指上全是裂口，脚也肿得像圆面包一样。
走在路上或是在学校里，我觉得空间也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自己被夹在了黑暗的两极中间：一边是地下的气球不断地膨胀，挤压着房子的根基，以及两个玩偶掉下去的地窖；还有一只气球从上面压下来，那是住在五楼的堂·阿奇勒，他偷了我们的娃娃。这两只气球的两边好像被铁栅栏卡住了，在我的想象里，这道栅栏斜穿过房子、街道、乡村、隧道、铁轨，从上下两侧挤压着这一切。我觉得自己，还有周围每天遇到的人和事，一起被夹在了铁栏里。我觉得嘴里很苦，一直觉得恶心疲惫，就好像周围的一切都挤压过来，越来越紧，我要被挤成一堆让人作呕的糊糊了。
这场疾病很顽固，可能持续了好几年时间，一直快到青春期。我刚生病时，出乎我预料的是，出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告白。
我和莉拉还没去楼上找堂·阿奇勒，我还沉浸在失去蒂娜的痛苦之中。我很不情愿地出门，去给家里买面包，是我母亲打发我去的。那时候我正走在回家路上，手里紧紧攥着零钱，生怕丢掉。我低着头，下巴抵着胸口在走路，我发现尼诺·萨拉托雷拉着他弟弟走在我后面。在夏天，尼诺的母亲莉迪亚让他出门时总是带着皮诺，那时候皮诺不到五岁，尼诺不得不时时带着弟弟。走到街角时，在距离卡拉奇家的肉食店不远的地方，尼诺一下子就赶上了我，但他没有超过我，而是挡住了我的去路。他把我推到墙上，空出来的那只手，挡在了我的前面，不让我逃走，另一只手拉着弟弟，他弟弟一声不吭，看着他的壮举。他气喘吁吁地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他脸色苍白，开始时微笑着，后来变得严肃，最后又微笑了。他用学校里学到的意大利语对我说：
“等我们长大了，我要娶你。”
然后他问我，在这之前我愿不愿意和他交往。
他个子比我要高一些，很瘦，脖子很长，有点儿招风耳，他头发蓬乱，目光很有神，眼睫毛很长。他战胜了自己的羞怯，鼓起很大勇气向我告白，这让我非常感动。尽管我也想嫁给他，但我还是回答说：
“不，我不能。”
他惊异地张大了嘴巴，皮诺这时候拽了他一把，他跑开了。
从那时候开始，每次我看到他都会绕开。尽管我觉得他非常帅，不知道有多少次，为了靠近他，我会接近他妹妹玛丽莎，只是为了和他们一起走回家。很明显，他选错了告白的时间，他不可能知道，我有多混乱，蒂娜的消失给我带来了多大痛苦，院子、楼房，还有城区都让我喘不过气来。
他总是远远看着我，有些胆怯。过了一阵子，他也开始回避我。有一阵子，他一定是担心我把他向我告白的事告诉其他女生，尤其是他妹妹。大家都知道，恩佐向糕点师傅的女儿吉耀拉·斯帕纽洛表白时，她就是这么做的。恩佐知道之后非常生气，在学校楼下和她大吵大闹，说她是个骗子，还威胁说要用刀砍死她。我本来也想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但最后我谁也没说。和莉拉成为朋友后，我也没把这件事情告诉她，慢慢地，我自己也忘了。
等到过了一阵子，萨拉托雷全家搬家时，我才回想起这件事情。那天早上，卖菜女人阿孙塔的丈夫尼科拉出现在院子里，还有他们在城里卖菜用的那辆破马车。尼科拉宽脸，蓝眼睛，头发和他儿子恩佐一样，也是金色的。他除了卖菜，还会帮人家搬家。多纳托·萨拉托雷、尼诺，还有莉迪亚把所有东西都搬了下来，有各种各样的破玩意儿、床垫、家具，尼科拉把每样东西都放在马车上。
楼里的女人，包括我母亲，听到院子里马车的声音，都从窗子探出头来看。我也去看了，大家都很好奇。好像国家铁路局给多纳托分了一套新房子，在国家广场附近。或者按照我母亲的说法，他们搬家是为了躲过梅丽娜的迫害，极有可能是他妻子强迫他搬家的，梅丽娜想抢她丈夫。我母亲总能看到事情糟糕的一面，这让我觉得厌恶。但事后我很快会发现，母亲说得很有道理，她的那只斜眼好像生来就是为了窥探街区的秘密。梅丽娜会是什么反应呢？我听到有人说，梅丽娜和萨拉托雷生了一个孩子，后来被弄死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梅丽娜在破口大骂时，有没有这种可能也会提到这件事情？
那时候，所有女人——大的小的——都站在窗前，也许是为了和这家人挥手告别，也有可能是为了看那个丑陋、干瘦的寡妇发怒的情景，我看到莉拉和她母亲从窗子探出身。
我在寻找尼诺的目光，但他好像在忙别的事情。就像往常这种时刻，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我觉得非常虚弱，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变形。我想，他向我告白，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要走了，在他离开之前，他要告诉我他的想法。我看到他忙前忙后，在搬装满东西的箱子，觉得很愧疚，我为自己曾经拒绝他而感到痛苦，现在他像小鸟一样飞走了。
最后，搬运家具和其他零碎物品的队伍停了下来。尼科拉和多纳托把绳子扔上去，把马车上的东西固定好。莉迪亚·萨拉托雷出来了，她一身节日的装扮，头上戴了一顶蓝色的草帽，推着一辆童车，里面是她的小儿子，旁边跟着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玛丽莎和我差不多一样大，克莱利亚六岁。我忽然听到三楼传来摔东西的声音，几乎同时，大家都听到了梅丽娜的叫喊声，那是一种非常揪心的痛苦叫喊，我看到莉拉用手堵住了耳朵。这时候，传来了梅丽娜的女儿艾达悲痛的声音，她一直用悲痛的声音说：“妈妈，别这样！妈妈！”
过了一会儿，我也把耳朵堵上了。这时候，忽然我看到有东西从窗口飞了出去，出于好奇，我把堵在耳朵上的手拿开了，想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梅丽娜并没有喊出什么话，而是不停地叫喊：“啊！啊！啊！”就好像受伤了一样。我看不见她扔东西的手臂或者手，只能看到铜锅、杯子、瓶子、盘子都从窗子飞了出来，好像它们是自己飞出来一样。路上的莉迪亚·萨拉托雷则低头疾走，她弯着腰，护着小推车，几个孩子跟在她后面。多纳托爬上马车，趴在了他的东西上，尼科拉紧紧拉着马嚼子，马蹄子不安地踢动着。从楼上扔下来的东西摔到了马路上，弹起来，在马脚下裂成碎片。
我用目光搜寻着莉拉，看到一张和平时不一样的脸，她满脸迷茫。她应该感觉到我在看她，于是很快从窗前消失了。那辆马车出发了，马车是挨着墙走的。他们和谁都没告别，莉迪亚和四个幼小的孩子低着头，走向铁门。尼诺好像不想离开，好像那些易碎物品砸在地上，让他觉得挺遗憾的。
最后，我看到从窗口飞出来一个黑影，那是一把熨斗，纯铁的那种：把手和底座都是铁的。还没有失去蒂娜的时候，我用母亲的熨斗和她做游戏，假装那是暴风雨中的一艘船。扔下来的那把熨斗和我母亲的一模一样，也像船，尖头朝下飞出来了，“咚”的一声，落在离尼诺几厘米的地方，在地上砸了一个洞，差一点——真是差一点就要了他的命。
-12-
从来没有男生向莉拉表白，她从没说自己为此感到很难过。不断有男生向吉耀拉·斯帕纽洛表白，向我表白的人也很多。没人喜欢莉拉，首先是因为她瘦得像竹竿一样，脏兮兮的，身上总是有伤；其次是因为她嘴巴非常刻薄，总是给人起一些侮辱性的绰号，喜欢在老师面前炫耀自己丰富的意大利语词汇——很多没人知道的词汇。她一直和我们说一种粗俗的方言，夹杂着很多脏话，这扼杀了任何爱的萌芽。
只有恩佐对她有所表示，假如那不算是示爱，那也可以算得上一种欣赏和尊敬的表示。那是恩佐把莉拉的头打破之后很久，在他向吉耀拉·斯帕纽洛示爱之前的事。我记得，当时我和莉拉走在大路上，他跟了上来，在我惊异的注视下，递给了莉拉一个花楸果花环。
“干嘛啊？”
“可以吃呀……”
“生的？”
“你可以等熟了吃。”
“我不想要。”
“那你就扔了吧。”
恩佐说完就转身去干活了，我和莉拉笑了起来。我们很少说话，但每次一有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先笑起来。我用满怀兴趣的语气对她说：
“花楸果，我喜欢……”
实际上我在说谎，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花楸果。花楸果还没成熟时，我觉得那种红里带黄的颜色很诱人，在太阳底下，它们的果实很绚丽；但果子在阳台上慢慢成熟时，就会变成褐色，很软，就像小小的烂梨子一样，皮很容易去掉，里面是颗粒状的果肉，味道不错，但看起来烂糊糊的，让我想起马路上被车压扁的老鼠，让我一点胃口也没有了。我说那句话只是想试探一下莉拉，我希望她把那些花楸果递过来说：“你拿去吧！”如果她能把恩佐送给她的东西给我，我觉得那要比收到一件她自己的东西还让我高兴。但她没有给我，我还记得她把那些花楸果带回家，亲自在窗户上钉了一枚钉子，我看她把花楸果挂在上面，我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13-
恩佐没有再给莉拉送其他礼物。吉耀拉把恩佐向她求爱的事情弄得众所周知，他们吵架之后，恩佐就很少出现了。尽管他在心算方面非常厉害，但他不想学习，老师没有建议他参加升初中的考试，他也不觉得懊悔，反倒觉得很高兴。他注册了技工学校，实际上，他每天都在帮父母干活。他早上起得很早，和父亲一起去蔬果市场，或者是用马拉车拉着地里种的菜来城区卖，他的学习生涯很快就结束了。
而我们几个呢，五年级快结束时，老师说我们是可造之才，可以继续学习。老师把我的父母、吉耀拉和莉拉的父母轮番叫到学校，告诉他们一定要支持我们继续学习，除了小学毕业考试，我们还要参加中学升学的考试。我费尽心机，想让父亲而不是母亲去学校和老师谈话。我母亲走路一瘸一拐的，又是斜眼，最主要的是她总是怒气冲冲；而我父亲作为市政府的门房，懂得礼貌用语。但我的算计都落空了，后来是母亲去的，她和老师谈了，回到家时表情非常阴郁。
“老师想要钱，她说那个考试很难，要孩子补课。”
“参加这些考试有什么用呢？”我父亲问。
“让她学习拉丁语。”
“为什么？”
“因为老师说她学得好。”
“如果她学得好，那为什么还要上这些收费的课呢？”
“这样一来，她的日子就好过些，我们的日子就难过了……”
他们讨论了很久。一开始，我母亲反对，我父亲不是很确定，后来父亲很慎重，开始支持我上学，母亲做出了让步，不像之前那么反对。最后他们决定让我参加考试，但是有言在先，如果我不是特别出色的话，就要马上退学。
而莉拉的父母决定不让她继续上学。她母亲农齐亚不是很肯定，她想说服莉拉的父亲，但他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还扇了里诺一个耳光，因为里诺说这么做不对。莉拉的父母甚至不想去和老师谈，但后来校长叫他们去，农齐亚不得不去了。这个满脸惊恐的女人拒绝了奥利维耶罗的提议，老师有些不悦，但还是尽量保持平静。老师拿出了莉拉写的精彩作文，还有解出的高难度算术题，甚至是课堂绘画。莉拉无论画什么，班上的女生都很喜欢，她巧妙地模仿乔托的画法，她笔下的那些公主都很逼真：头发、珠宝、衣服和鞋子，都是在书上看不到的，在教区的电影院里也看不到。当她的提议被彻底拒绝之后，奥利维耶罗老师失去了耐性，她把莉拉的母亲拉到了校长跟前，就好像她是一个不遵守纪律的学生。但农齐亚不能做出让步，因为她没有得到丈夫的许可，她一直不停地说“不”，直到自己、老师和校长都精疲力竭。
第二天我们去学校时，莉拉用她通常的语气对我说：“无论如何，我都要参加考试。”我相信她的话，禁止她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用的，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她好像比我们所有女生都强大，她比恩佐、阿方索、斯特凡诺，还有她哥哥里诺都要强大，她比我们的父母、老师，还有可以把我们抓进监狱的宪兵更强大。尽管她外表看起来很脆弱，但是任何禁令在她面前都会失去效力。她知道如何跨越界限，但又不会真正承担后果，最后人们会做出让步。尽管很不情愿，人们还是不得不赞赏她。
-14-
去堂·阿奇勒家是被禁止的事情，但她一样决定去做，我跟着她去了。就是在那次，我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她，她每次违背常规，总会有让人惊异的结果。
我们想让堂·阿奇勒把布娃娃还给我们。我们走上了楼梯，每上一级台阶，我都有转身跑回院子的冲动。我能感觉到莉拉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很欣慰地想：她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她估计我没有勇气一直走到顶楼，其次，她通过拉我的手给自己打气。就这样，我们并肩向前走，我走在靠墙的那边，她走在有扶手的那边，我们的手紧紧地握着，汗津津的。我们走上了最后一段楼梯，来到了堂·阿奇勒家门前，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从耳朵里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但我安慰自己，那也可能是莉拉的心跳声。从房子里传出声音，可能是阿方索、斯特凡诺或者皮诺奇娅的声音。莉拉默不作声，在门前待了很长时间，最后摁了门铃。很长时间都没动静，后来我们听到拖鞋的声音，是玛丽亚给我们开的门，她穿着一件褪色的绿色家居服。她说话的时候，我看到她嘴里的金牙亮晃晃的。她有些惊异，以为我们找阿方索。莉拉这时候用方言说：
“不是，我们找堂·阿奇勒……”
“说吧，什么事儿。”
“我们要跟他说……”
那女人喊了一声：
“阿奇……”
又听到一阵脚步声。
从暗处走来一个非常粗壮的男人，他上身长下身短，胳膊也很长，到膝盖那里。他嘴上叼着烟，烟燃着，他粗声粗气地问：
“谁啊？”
“鞋匠的女儿，还有格雷科的大女儿……”
堂·阿奇勒来到了亮光处，这是我们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他。他身上没有矿石，也没有亮晶晶的玻璃片，他的脸是肉长的，脸很长，头发耷拉在耳朵上，脑袋中间光秃秃的。他眼睛很亮，眼里有血丝，嘴很大，嘴唇很薄，下巴很长，中间有个窝。我觉得他很丑陋，但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丑。
“说吧。”
“布娃娃的事。”莉拉说。
“什么布娃娃？”
“我们的布娃娃。”
“这里没有你们的布娃娃……”
“您从地窖里拿了我们的布娃娃。”
堂·阿奇勒转过头，对房子里喊了一句：
“皮诺奇娅，你有没有拿鞋匠女儿的布娃娃？”
“我没有。”
“阿方索，你有没有拿？”
传来一阵笑声。
我不知道莉拉哪儿来的勇气，她非常坚定地说：
“布娃娃是您拿走的，我们看到了。”
这时候，他沉默了一下，问：
“你说是我拿的？”
“是的，您把娃娃放到了您的黑包里了。”
那男人听到最后这句，眉头皱了起来，有些厌烦。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就站在那里，面对着堂·阿奇勒，莉拉用那种方式和他说话。他有些不安地看着莉拉，我们能隐约看到他身后的阿方索、斯特凡诺和皮诺奇娅，玛丽亚在往桌上摆餐具。我简直不能相信他是一个普通人，个子有点低，有点秃顶，四肢不是很匀称，但他是一个普通人，因此我时刻防备着他变形。
堂·阿奇勒重复了一遍莉拉的话，就好像他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
“我拿了你们的布娃娃，我把娃娃放在黑包里了？”
我感觉到他没有生气，而是忽然间变得很痛苦，就好像确认了一件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他用方言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明白。这时候，玛丽亚喊道：
“阿奇，饭好了。”
“我马上来。”
堂·阿奇勒把一只大手伸向了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我们的手握得紧紧的，觉得他肯定会掏出一把刀来，但他却拿出一只钱包，他把钱包打开，看了一眼，然后给了莉拉一些钱，我不记得数目是多少。他说：
“你们拿去吧，去买布娃娃吧。”
莉拉抓过钱，拉着我跑下了楼梯。他从护栏探出身子，喊了一句：
“你们要记住，布娃娃是我送给你们的。”
我一边防备着从楼梯上摔下去，一边用意大利语回答说：
“祝您用餐愉快！晚安！”
-15-
过了复活节之后，吉耀拉·斯帕纽洛和我开始去老师家上课，为中学入学考试做准备。老师就住在圣家教堂对面，她的窗子对着花园，从那里可以看到茂密的田野，还能看到铁路上的一排电线杆。吉耀拉来我家窗户底下叫我，通常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喜欢上这种小课，我记得是一个星期两次。在上完课之后，老师总是会给我们吃些心型点心，让我们喝点儿汽水。
莉拉没来过，因为她父母不愿意付钱给老师。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莉拉一直对我说，她要参加中学入学考试，要和我在一个班上课。
“书怎么办？”
“你可以借给我。”
这时候，她用堂·阿奇勒的钱买了一本《小妇人》。她决定买这本书是因为她读过，而且非常喜欢。我们上四年级时，奥利维耶罗老师给我们几个成绩比较好的女生一些书看，分给莉拉的是《小妇人》，还附上了一句话：“这本书是大人看的，但对你来说很合适。”老师分给我的书是《爱的教育》，关于这本书，她一个字也没有说。在很短几天里，莉拉把《小妇人》和《爱的教育》都看完了，她说《小妇人》写得太棒了，《爱的教育》简直没法比。但我没时间读《小妇人》，我在设定的还书期限之前很吃力地读完了《爱的教育》。我读书很慢，到现在还是这样。莉拉把书还给奥利维耶罗老师时，她很懊悔没再看一遍《小妇人》，另一个遗憾是她没法和我交流，因为我没看过。一天，莉拉在路上叫住我，我们一起去池塘边，用一只金属盒子把堂·阿奇勒给我们的钱装起来埋在那里。我们拿了钱，到文具店里问老板娘约兰达那些钱够不够买本《小妇人》。那家商店的橱窗里一直陈列了一本《小妇人》，已经被太阳晒得发黄了。她说钱够了。我们一买来那本书，就一起在院子里看了起来，有时候是朗读，有时候只是默读。我们一起读了好几个月，看了那么多遍，后来那本书变得很脏，书脊脱落，书页散开，装订线也开了，但那是属于我们的书，我们非常喜欢它。那本书由我来保管，我把书藏在课本中间，因为莉拉觉得没办法把那本书放在自己家里，那段时间，他父亲一看见她读书就会发火。
里诺一直是护着她的，谈到升学考试的问题时，他和父亲之间经常会爆发争吵。里诺那时候已经快十六岁了，脾气很大，他开始要求父亲给他付工钱，理由是：他早上六点起床，在店里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他要一份工资。但他的话让父母都很气愤，里诺有睡觉的地方，有饭吃，为什么还要钱呢？他的任务是减轻家里的负担，而不是从家里拿钱。但他一直坚持说，他那么卖命干活，一分钱都没有，这实在不公平。这时候费尔南多·赛鲁罗强忍着怒火，回答他说：“我已经付钱给你了，里诺，我把我的手艺交给你，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你不仅仅会学会钉掌、缝边、换鞋底，你爸爸会的所有手艺，迟早都要传给你，你很快就会学会所有技艺，做出一双完整的鞋。”但这种传授技艺的报偿方式让里诺很不满意，所以他们经常拌嘴，尤其是在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开始谈钱，然后为莉拉的事情吵架。
“如果你付钱给我的话，我来供她读书。”
“读书？为什么要读书，我读过书吗？”
“没有。”
“你读书了吗？”
“没有。”
“那为什么你妹妹要读书？而且她还是女孩……”
他们的争吵基本上以里诺挨一记耳光收场，尽管并非有意，但他对父亲总是表现得很失敬，里诺一般不会流眼泪，他总是恶狠狠地请求父亲原谅。
父亲和哥哥争论的时候，莉拉一般会保持沉默。她从来都没跟我说过她对自己父亲的看法，我感觉我全身心地痛恨我母亲，从内心深处痛恨她，但她却不恨他父亲。她一直说父亲很好，说他算账时总是让她来算；她说父亲对别人说，女儿是整个街区最聪明的人；她说过命名日的时候，早上她父亲会亲自端一杯热巧克力，还有四片饼干到她床前。但真没办法，他就是不接受莉拉继续上学的事，因为他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家里人口多，都靠一个小铺子养活，他有两个没嫁出去的姐姐，还有农齐亚的父母要赡养。跟他说上学的事情，就像对墙说话一样。莉拉的母亲也基本赞同她父亲的观点，只有哥哥的想法不一样，他站出来勇敢地和父亲做斗争。莉拉呢，因为我不知道的原因，她总认为哥哥能赢，他会拿到工资，掏钱供她读书。
“如果要付学费的话，他会替我付的。”她向我解释。
她很确信，哥哥会给她买课本的钱，甚至是买钢笔、文具盒、水彩、世界地图、围裙和蝴蝶结的钱。她很爱自己的哥哥，她对我说，上完学之后，她想赚很多钱，唯一目的就是让她哥哥成为整个街区最有钱的人。
财富成为我们小学那几年最关注的问题。我们谈论这个问题，就好像小说里描写的寻宝故事。我们说：发财以后，我们做这个，我们做那个。听起来好像财富就藏在街区的某个角落里，在保险箱里，一打开就会金光闪闪，就等着我们找到它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把财富和上学联系在一起。我们想如果自己努力读书，这样就可以写书，可以靠写书发财。对于我们来说，财富是一堆堆耀眼的金币，存放在无数箱子里，只要好好学习，写一本书，就可以得到这些财富。
“我俩一起写吧。”莉拉有一次说，这个提议让我很欣喜。
她产生这样的想法，可能是因为她发现《小妇人》的作者挣了好多钱，她把赚的钱分给了家人，但我不敢肯定。我们商量了一番，我说我们可以在入学考试之后开始写。她表示同意，但她没能等到那个时候。我和斯帕纽洛下午在老师家补习，我忙于学习，而她却比较空闲，她开始一个人写了，没有等我，她要写一篇小说。
她把写好的小说带给我看时，我有些难过，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压抑着自己的失望，表示很高兴。那是在格子本上写的十几页文字，折起来，用一个裁缝用的别针别了起来。在封面上，她用彩色笔画了画儿。我还记得那部小说的标题叫《蓝色仙女》，小说激情洋溢，里面有很多很生涩的词汇。我说她可以让老师看看，她不愿意，我再三请求她，她让我带给老师看，其实我不是很确信，但我点头同意了。
有一次，我在奥利维耶罗老师家里上课，我利用吉耀拉上厕所的机会，拿出了《蓝色仙女》。我说那是莉拉写的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她想让老师看看。在过去的五年里，无论莉拉多调皮，老师都对她所做的一切充满热情，但那时候她只是冷冰冰地回答说：
“你告诉赛鲁罗，让她好好准备一下小学毕业考试，不要在那里浪费时间。”虽然她留下了莉拉的小说，但她把小说撇在桌子上，看都没看一眼。
老师的态度让我很迷惑。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生了莉拉母亲的气了吗？她也在生莉拉的气吗？我朋友的父母没有付钱给她，这让她很窝火吗？我不明白。几天之后，我小心翼翼地问老师有没有看《蓝色仙女》。她用一种异乎寻常的语气——非常隐晦，就好像只有我们俩才能真正理解——回答我：
“你知道什么是庶民吗？格雷科。”
“是的，罗马帝国的平民，当时有庶民的民权保卫者。”
“当庶民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是的。”
“假如一个人想一直做庶民，那他的孩子、孙子，都会命若草芥，不值一提。你不要管赛鲁罗了，为你自己考虑吧。”
关于《蓝色仙女》，老师一直什么也没有说，后来莉拉问了我两次，最后不了了之。她有些沮丧地说：
“我一有时间，就重新写一部小说，之前写得太糟糕了。”
“写得很好啊。”
“写得太恶心了。”
但她不再那么活跃，尤其是在上课的时候，有可能她意识到，奥利维耶罗已经不再表扬她了。有时候莉拉表现得过于优秀，甚至让老师很烦。
每次竞赛的时候，莉拉还是胜出的那个，但不像之前那么肆无忌惮。在竞赛结束时，校长会考考我们几个没被淘汰的人——也就是莉拉、吉耀拉和我，校长亲自出题，难度非常高。吉耀拉和我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没有做出来。莉拉是最后一个投降的，她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用一种羞怯的语气——一种不常见的语气，说她解不了这道题，题目本身可能有问题，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奥利维耶罗老师破天荒地教训了她一通，她看着莉拉站在黑板前，手上拿着粉笔，非常单薄、苍白，说了一连串非常刺耳的话。我觉得很难过，我受不了莉拉下嘴唇颤抖，快要失声痛哭的样子。
最后，奥利维耶罗冷冰冰地总结道：“当你不会做一道题时，你不能说这道题出错了，而是要说：‘我解不出来。’”
校长一句话也没有说，在我的记忆里，那天就这么结束了。
-16-
在小学毕业考试之前，莉拉促使我做了一件事情，一件我一个人永远也没勇气做的事：我们决定逃学，走出我们居住的城区。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自记事以来，我从来都没有远离过我家住的那栋五层的白色楼房，没有远离过院子、教堂和小花园，也从来没想到过远离这个城区。有火车不断经过这里，也有很多汽车和卡车经过大路。记忆里，我从来都没问过父亲或者老师：这些汽车、卡车，还有火车开往哪里？它们去哪个城市？哪个世界？
莉拉对于外面的世界也没有表示出特别的兴趣，但那次出行是她策划的。她让我告诉我母亲说，我们所有女生放学之后都会去老师家参加期末的聚会。尽管我提醒她，老师从来都没有邀请过所有女生去她家里参加过什么聚会。她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要这么说。这件事情很特殊，我们的父母不会厚着脸皮，问学校有没有这回事。我像往常一样相信了她的话，就按她教的对我家人说了，我家里人都相信了，不仅仅是父亲和弟弟，连我母亲也信了。
出行前一天晚上，我激动得无法入睡。这个城区外面是什么，在我熟悉的这个区域之外会有什么呢？我们后面有一座小山，山上有很多树木，零星的几座建筑，还有闪闪发光的铁轨。在我们前面，大路另一边有一条沿着池塘的路，坑坑洼洼的。从小区门出去，在广阔的天空下，右边是一望无垠的田野，田野里一棵树也没有；左边有一条隧道，有三个出口。天气好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走到铁轨那里，穿过一些低矮的房子、凝灰岩墙，还有浓密的树林，就能看到维苏威山，那是一座火山，一座蓝色的山脉，有一高一低两个山顶。
我们将要看到的情景和每天眼皮底下的所有东西都不一样，或者说和我们爬上山丘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样，这让我们很振奋。学校的课本上通常详细地描述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让我们很激动。莉拉说，在维苏威火山方向有大海，里诺去过那个地方，他说那里的海水是蓝色的，波光粼粼，非常漂亮。尤其是夏天周末的时候，冬天也一样美，他和朋友一起去那里游泳，他答应带她去一次。当然，里诺不是唯一见过大海的人，还有其他我们认识的人也见过大海。有一次，尼诺·萨拉托雷和他妹妹玛丽莎提到过大海，对于他们来说，大海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他们时不时去海边吃牡蛎和其他海鲜。吉耀拉·斯帕纽洛也去过那里，吉耀拉、尼诺和玛丽莎都是幸运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父母会带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散步，不只是在教堂前面的小公园里走几步而已。我们的父母不一样，他们没时间，没钱，也没有那个意愿。说真的，我好像隐约记得大海的蓝色，我母亲说在我小时候她带我去过，她那时候去海边做沙浴，治疗那条有毛病的腿。但我都不怎么信母亲的话。莉拉说她没见过大海，不知道海是什么样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就这样，她打算和里诺一样去看海，她决定一个人动身去看海，她说服我陪她去，我们第二天就走。
我起床很早，做好了一切准备，就像要去学校一样，我把面包泡在热牛奶里，带着书包和围裙。我像往常一样在大门口等莉拉，只是我们没有向右边走，而是穿过大路，往左向隧道方向走去。
那时候虽是清晨，但天气已经很热了。太阳底下，有很浓烈的青草和泥土的气息。我们穿过高大的灌木丛，走上了那些我们不熟悉的小路，向轨道走去。我们到了一根电线杆那里，把上学穿的围裙脱下来放进书包，然后把书包藏在灌木丛里。我们向田野走去，我们对那片田野倒是很熟悉，非常激动地顺着一条斜坡跑了下去，这条坡通往隧道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隧道口非常黑，我们从来都没有进去过。我们手拉手走了进去。那是一条长长的通道，出口那里的光亮好像距离我们很远。后来，我们的眼睛习惯了隧道的黑暗，我们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很响亮，还看到隧道墙壁上有一道道水流下来，亮晶晶的，地上有大片积水，我们走得很小心。这时候，莉拉大叫一声，然后笑了起来，她的声音好像炸开来一样，回声很大。接着我也喊了一声，也笑了起来。这段路我们一直在大喊大叫，有时候一起喊，有时候各自喊：又笑又叫，又叫又笑。我们很高兴听到自己的叫喊产生的回音，紧张的心情得到了缓和，我们开始了旅行。
我们的时间很多，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家人谁也不会找我们。当我想到自由的美好时，我就会想到这一天的开始。当我们从隧道里出来，眼前是一条笔直的大路，望不到尽头。里诺之前告诉莉拉，走完这条路，就会到走到海边。我内心充满了进入未知世界的喜悦，这和我下到地下室，或者爬上堂·阿奇勒家的楼梯感觉完全不一样。那天有云，太阳不是很烈，能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我们沿着一条倒塌的墙壁向前行走，墙上长满了野草，路边有一些低矮的房子，我们听到有人说话，说的是方言，有时候也能听见喇叭声。我们看见一匹马嘶叫着从路边跑下来，穿过马路；我们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在用篦子梳头，把头发里的虱子篦出来；我们看到一帮流着鼻涕的小孩在路边玩，他们看到我们就停了下来，凶恶地看着我们；我们还看到一个肥胖的男人，穿着背心，他从一个房屋摇摇欲坠的院子里出来，解开裤子，对我们露出他的阴茎，但我们一点儿也不害怕。恩佐的爸爸堂·尼科拉有时候会让我们摸他的马；我们院子里的小孩也很凶；还有堂·密密那个老东西，每次我们从学校回来，他都会当着我们的面，把他那个让人恶心的玩意儿暴露出来。我们在那条大路上走了至少三个小时，我觉得看到的东西和我们每天面对的现实没有什么差别。我感觉到带路不是我的责任。我们手拉着手，并肩向前走，但对我来说，就像莉拉走在我前面十步一样，她清楚地知道该做什么，该去哪里。我已经习惯于跟着她，我确信她比我强，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她知道去的路，来回所需要的时间，还有到海边的路程。我觉得她脑子里已经算计好了，周围的世界永远不会打乱她的计划。我沉浸在自己的快乐里，我记得有一种淡淡的光，好像来自大地深处，而不是来自天空，但从表面上看来，这种光是一种贫穷、肮脏的光。
后来我们累了，又饿又渴，这是我们预料之外的事。莉拉走得慢了下来，我也慢了下来。有两三次，我发现，她好像很懊悔让我做了这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发现她一直向后看，我也向后看。她的手开始出汗，我们离开那条隧道很长时间了，已经看不到隧道了，那是我们城区的边界。现在，眼前的路开始变得非常陌生，不断地向前延伸。人们好像对我们的命运漠不关心，周围的一切变得荒凉：有丢弃的破桶、烧过的木头、汽车的骨架，还有断了辐条的车轮、破烂家具和生锈的铁器。为什么莉拉要看着四周？为什么她不再说话？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我仔细地看了看四周，天空一开始很高远，现在好像阴沉了一些。我们的身后变得黑压压的，天上有大片厚重的乌云，就好像被树木和路灯支撑着。在我们前面，还是明亮的日光，但那片发紫的阴暗好像要把这道光吞没，能听见远处传来雷声。我很害怕，但最让我害怕的是莉拉的表情，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那种表情。她张着嘴，眼睛瞪得很大，很焦虑地看着前后左右，她握着我的手越来越紧了。我心想，有没有可能她也害怕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天开始落雨，雨滴落在大路的灰尘上，留下一个个褐色的泥点儿。
“我们回去吧。”莉拉说。
“那大海呢？”
“太远了。”
“家呢？”
“也很远。”
“那我们还是去看海吧。”
“不行。”
“为什么呢？”
我从来都没见过她那么焦虑，有什么事情让她欲言又止，她无法决定是否告诉我，拉着我就回家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继续走下去呢？我们还有时间，大海应该已经不远了。假如要下雨的话，无论是向前走还是回家，我们都一样会被淋湿。这种分析问题的方式是我从她那里学到的，我很奇怪她为什么不那么想。
一道紫色亮光劈开黑色的天空，雷声更大了。莉拉拽了我一下，我不是很确信地向我们城区的方向跑去。起风了，雨滴越来越密，几秒钟之内就成了瓢泼大雨。我们俩都没有想到找个地方避雨，而是很茫然地在雨中奔跑，衣服已经湿透了。我们光脚穿着旧鞋子，脚下已经变得泥泞湿滑。我们跑得喘不上气来。
后来我们跑不动了，就慢下来。电闪雷鸣，大路两边流淌着雨水，卡车飞速地开过，声音很大，扬起一阵阵泥水。我们走得很快，内心很慌乱。那天先是瓢泼大雨，后来是小雨，雨停了，天空是灰色的。我们浑身湿透了，头发贴在额头上，嘴唇冻得发紫，眼睛里充满惊恐。我们重新经过隧道，爬上山坡，那些落满雨水的灌木丛掠过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浑身颤抖。我们找到了书包，把干围裙穿在湿漉漉的衣服上面，朝家里走去。我们的眼睛一直看着脚下，莉拉没有拉我的手，气氛有些僵。
我们迅速发现一切都超出我们的计划。放学的时候，乌云密集，我母亲拿着伞来到学校，想送我去参加老师家的聚会。她发现我不在学校，而且也没有什么聚会，找了我好几个小时。我远远看见她一瘸一拐的身影，马上从莉拉身边跑开，我希望母亲不要怪罪莉拉，就跑向了母亲。没等我开口，脸上就劈头盖脸地挨了耳光，母亲还用伞打我。她大喊大叫，说下次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她一定会杀了我。
莉拉满不在乎，因为她家里谁也没有发现。
晚上，我母亲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父亲，让父亲教训我。父亲有些恼火，但他不想打我，最后他们吵了起来，先是父亲打了母亲一个耳光，后来他很生自己的气，就打了我一顿。整个晚上，我都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本来是去海边的，但是我们没去成，我白白挨了打。后来我们的态度发生了神奇的转变：尽管天开始下雨，我还是想继续走下去，觉得自己远离了所有人和事，去遥远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发现的东西，这让我忘记了所有担忧；但莉拉却反悔了，那是她的计划，下雨之后，她放弃了大海，决定回到我们居住的城区。我很难理解这件事情。
第二天，我没在小区门口等她，一个人去上学了。我们在小花园里见面，她看到我手臂上的青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耸了耸肩膀，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
“他们打你啦？”
“那他们还能怎么做呢？”
“他们还让你去上拉丁语课？”
我很不安地看着她。
她拉着我去远行，心里其实是希望我父母惩罚我、不让我上中学，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说，她急匆匆把我带回来，是为了避免我遭受惩罚？或者——今天的我在想——是不是她在不同时候，都想到了这两种结果？
-17-
我们一起参加了小学毕业考试。当莉拉看到我还要参加中学入学考试，就马上失去了劲头。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惊异的事情：在这两场考试中，我所有课程都是满分十分；而莉拉的小学毕业考试，其他课程都是九分，算术得了八分。
她没有对我说任何不满或者愤怒的话。她开始和卡梅拉·佩卢索来往甚密，卡梅拉是那个赌钱的木匠的女儿，就好像对她来说，有我做朋友还不够。我们迅速结成了三人团体，在这个团体里，我在学校考试是第一名；但三人在一起时，我的位子很靠后，几乎总是排在第三位。她们俩一直在说话，开玩笑，说得准确一点，是莉拉在说话、开玩笑，卡梅拉在兴致勃勃地听。我们在教堂和大路中间散步时，莉拉总是走在中间，我们走在两边。如果我察觉到莉拉距离卡梅拉近一点，我会很痛苦，想马上回家。
在最后一个阶段，莉拉看起来很茫然，像是中暑了。天气很热，我们时不时用喷泉把头发打湿。我记得她的头发湿漉漉的，脸上全是水，她还是不停地说第二年我们一起上中学的事情。那是她最爱谈论的话题，她谈论这些时，就好像在谈论她要写书发财一样。当她谈论中学时，一般都是对着卡梅拉·佩卢索说的，卡梅拉小学毕业考试每门课程都得了七分，她没参加升中学的考试。
莉拉特别擅长讲话，好像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将来的学校和老师。这让我觉得很好笑，也让我很担忧。一天早上，我打断了她：
“莉拉，你不能去上中学，你没参加考试。你和佩卢索都上不了中学。”
她生气了，她说无论考不考试，她都会去的。
“卡梅拉也去吗？”
“她也去。”
“不可能。”
“你就等着瞧吧！”
我的话可能让她很受震撼，从那时候开始，她不再谈论我们将来一起上学的事，变得沉默了。最后她忽然又下定了决心，开始折腾她的家人，说她想学拉丁语，就像我和吉耀拉·斯帕纽洛一样。她尤其是生里诺的气，因为他答应帮助她，却没有做到。跟她说什么也没用，她变得很不讲理，很蛮横。
夏天来了，她开始用一种很难形容的态度对待我。我看得出她很焦虑，和以前一样有攻击性，我很高兴，因为我了解她，同时我也感觉到，在她那种惯用的方式背后隐藏着痛苦，这让我很难受。她很痛苦，我不喜欢她痛苦。我更喜欢那个和我不一样的她，那个不会有焦虑的莉拉。我发现她的脆弱之处，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暗地里转化成了一种优越感。一有机会，尤其是卡梅拉·佩卢索没和我们在一起时，我就小心翼翼地提醒她：我的成绩比她好，我要去上中学了，她却不能去。我不再跟在她后面，而是超越了她。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成功。我能察觉到她比之前更刻薄，不仅仅对我，而且是对她的家人。
有时候，我在院子里等她，听见她的叫喊声从窗口传了出来。她在骂人，比骂街还难听，还伤人。我听到她那样骂人，想到了规矩和尊敬，我觉得她不应该那样和大人说话，包括和她哥哥。她的父亲费尔南多只有五分钟耐心，之后会发怒，就像其他父亲一样。如果莉拉不惹他的话，他是一个热情、客气的人，一个了不起的鞋匠。他长得像一个叫兰道夫·斯科特的美国演员，但毫不精致，要比那个演员粗糙得多，他不会穿浅色衣服。他留着大胡子，黑色的胡子一直长到眼睛下面；他的手很宽大，指甲里全是黑色的污；他很爱开玩笑，有时候我去莉拉家里，他用食指和中指捏住我的鼻子，假装把我的鼻子揪下来了，他想让我相信他偷走了我的鼻子，鼻子在他的手里挣扎，想回到我脸上，我觉得非常好玩。但假如里诺、莉拉，或者其他孩子让他发火了，从路上都能听见他怒吼的声音，这让我也很害怕。
在炎热的季节，我们在外面一直待到吃晚饭的时间。一天下午，不知发生了什么，那次莉拉没出现，我在窗下叫她，他们家住在一楼。我大喊着：“莉拉！莉！莉”我的声音和费尔南多，还有他妻子的叫喊声融为一体，中间还夹杂着我的朋友莉拉倔强的喊声。我听得非常清楚，正在发生一件我非常害怕的事情，从窗口传出撕心裂肺的那不勒斯方言，还有东西摔碎的声音。表面上听起来，这和我们家发生的争吵没什么差别，我母亲因为钱不够用而发火，我父亲因为母亲已经把他的工资花了大半而愤怒。我父亲发火时会控制自己，那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怒火，他会压抑自己的声音，尽管他气得脖子上青筋暴露，眼睛发红。费尔南多则会大声嚷嚷，摔东西，愤怒会越烧越旺，停不下来，如果他妻子尝试阻止他，只能让他更加愤怒，尽管和妻子无关，他也可能会动手打她。实际上，他们家的争吵和我们家的没什么本质差别。我还是在叫莉拉，我想把她从那场充斥着叫喊、咒骂和破坏的暴风雨中拉出来。我大声喊道：莉拉！莉拉！但她没听到，还在和她父亲争吵。
我们当时十岁，已经快过十一岁生日了。我变得越来越丰满，莉拉还是小个子，非常瘦弱、轻盈。忽然间，争吵声停了下来，过了几秒钟，我看到我的朋友从窗子飞了出来，经过我的头顶，落在了我身后的地上。
我顿时目瞪口呆。费尔南多从窗子探出头来，还继续在痛骂女儿，是他把莉拉扔出来的，就像扔一件东西。
我恐惧地看着她，她试着站起来，做了一个近乎开玩笑的鬼脸，说：“我没事。”
但她在流血，她的一条胳膊摔断了。
-18-
对于蛮横不听话的女儿，父亲可以随意处罚。经过那件事情之后，费尔南多变得更阴郁，比平时更加努力工作。整个夏天，有时候我、卡梅拉和莉拉经过他的铺子门口，里诺看到我们，总是会很热情地给我们打个招呼，但是鞋匠费尔南多——女儿手臂上还打着石膏——他眼睛都不抬一下，能看出来其实他也挺难过的，但和发生在这个城区的暴力事件相比，他施行的父亲的暴力算不了什么。在索拉拉的酒吧里，天气炎热，男人们赌输了钱，加上喝多了，有时候会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失去了一切希望，同时也没有一分钱），就会开始斗殴。西尔维奥·索拉拉是这个酒吧的老板，他很壮，肚子很大，蓝色的眼睛，高高的额头。他柜台后面有一根黑色大棍。如果有人没付钱，或者不想按时还账，说话不算数，那根大棍会毫不犹豫地打在他头上。通常，他的两个儿子——马尔切洛和米凯莱也会出来帮他，他们和莉拉的哥哥年龄相仿，但他们下手比父亲还狠。有人打人，也有人挨打，有些男人窝一肚子火回到家里，因为他们输了钱，喝了酒，欠了账，还不上钱，挨了打，家里人一句话说得不对就会动手，就是这样一个死循环。
在这个漫长的季节里，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不安的事情，对莉拉的震撼尤其大。堂·阿奇勒，可怕的堂·阿奇勒，在八月的一天下午被杀死在自己家里，那天很意外地下了一场雨。
他当时在厨房，刚刚打开窗子，想让雨后的凉风吹进来。为了这么做，他中断午休从床上起来。他穿着一件很破旧的天蓝色睡衣，脚上只穿着袜子，袜子颜色有些发黄，脚后跟有些发黑。他刚打开窗子，就有一阵雨打在了他脸上，这时候，他的脖子，下颌和锁骨中间，挨了一刀。
血从他的脖子上喷出来，喷到了挂在墙上的一口铜锅上。那口锅很亮，血像墨汁一样洒在上面——莉拉给我们讲述说——那些血流下来，形成一道道不是很规则的黑线。那个凶手——莉拉认为是个女的——悄无声息地进到房子里。凶手利用中午这个时机：孩子们都在外面，大人不是在工作就是在休息。“她”一定是拿了一把假钥匙开的门，是想趁他午休一刀扎进他的心脏，但凶手看到他起来了，就给了他脖子一刀。堂·阿奇勒转过身去，整个刀刃都没入了脖子，他眼睛瞪得很大，血从伤口流出来，像小溪一样流在睡衣上。他跪在地上，脸朝下倒下了。
这场谋杀让莉拉非常震撼，几乎每天，她都会很严肃地补充一些新的细节，就好像她当时在场一样。她给我们讲述这场谋杀，我和卡梅拉·佩卢索听着都觉得非常害怕，卡梅拉甚至晚上都睡不着觉，讲到最可怕的情节——就是血从铜锅上流下时，莉拉的眼睛会眯成一道缝，显得很凶残。她想象那个杀手是个女的，这样她就比较容易进入角色。
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去佩卢索家里一起玩三人跳棋——莉拉忽然有了这个爱好。卡梅拉的母亲让我们去餐厅玩，那里的家具都是在堂·阿奇勒剥夺了木匠铺子之前由她丈夫做的。我们坐在桌前，桌子放在两个带镜子的橱柜中间，我们在那里玩跳棋。我越来越不喜欢卡梅拉了，但我假装和她是朋友，至少是莉拉在场的时候，有时候我甚至假装更在乎卡梅拉。作为补偿，我很喜欢佩卢索太太，她在卷烟厂工作，但那几个月她失业了，所以总是待在家里。无论日子好坏，她都是一个快活的女人，她很胖，胸很大，脸颊上有两团红晕，显得很热情，尽管家里穷，但她总能拿些好东西给我们吃。她丈夫是一个安静的人，那时他在一家披萨店里当服务员。他强迫自己不去索拉拉酒吧，不想把自己辛苦赚来的几个子儿也赔进去。
有一天早上，我们在佩卢索家的餐厅里玩跳棋，我和卡梅拉一起对抗莉拉。我们都坐在桌子前，我们俩坐在一边，卡梅拉在另一边。莉拉的身后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我和卡梅拉身后也有一个一样的橱柜，橱柜都是深色木头做成的，镶了花边。我看到我们三个人在镜子里形成无数重影像，无法集中精神，我不喜欢镜中有那么多我们；还有，阿尔佛雷多·佩卢索那天非常烦躁，频频对他妻子发火。
后来有人敲门，佩卢索太太去开门，接着传来一阵惊叹和叫喊声。我们三个女孩从餐厅探出头去，我们看到了宪兵，那是我们都很害怕的人物。宪兵抓住阿尔佛雷多，把他带走了。他张开双臂挣扎，不停地叫喊，叫几个孩子的名字：帕斯卡莱、卡梅拉、西罗和依玛科拉塔。他紧紧捉住自己亲手做的家具，还有椅子，对朱塞平娜发誓说，他没有杀死堂·阿奇勒，他是无辜的。卡梅拉很绝望地哭了起来，所有人都在哭，我也哭了起来。莉拉没有哭，她的目光和几年前她看梅丽娜的目光一样，但要漠然一些。那时她一动不动地待着，好像目光在跟随着阿尔佛雷多。阿尔佛雷多发出沙哑的叫喊：“啊！啊！”非常吓人。
这是我们整个童年看到的最可怕的场景，让我非常震撼。莉拉为卡梅拉担心，她安慰了卡梅拉。她对卡梅拉说，假如真是她父亲杀了堂·阿奇勒，那他做得太好了，但她觉得不是佩卢索干的，他是无辜的，很快会被放出来的。她们一直在那里窃窃私语，如果我靠近，她们会移开一点，不让我听到她们在说什么。
青春期 ｜鞋子的故事｜
-1-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她第一次出现“界限消失”的状况。这不是我的说法，莉拉一直在用“界限消失”来描述她的感觉，这变成了她的一个专用词汇。她说，在那种情况下，人和事物之间的界限忽然就消失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栋楼的楼顶，庆祝一九五九年的到来，她忽然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感觉。她非常害怕，就把这件事埋在了心里，因为她当时还不知道怎么描述它。只有在多年之后，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的某天夜里——我们当时都三十六岁了，已经结婚生子——她详细地对我描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并第一次用到“界限消失”这种说法。
我们当时在室外，在小区一栋楼的天台上。尽管天气很冷，但为了漂亮，我们穿的衣服很单薄，露着肩膀。我们看着那些男人们，他们都那么愉快、强悍，因为过节，他们吃美食，喝气泡酒，都有些张狂，他们点燃烟花导火索庆祝新年。莉拉后来说，她为了这个仪式费尽心机，那时候她看着冲向天空的烟花，觉得非常高兴。忽然间——她后来对我说——虽然天气很冷，但她开始出汗。她感觉到大家的叫喊声太高了，而且大家移动得太快，这让她感到一阵恶心。她感觉到一种东西，一种非常具体的存在，围绕在她和其他人，以及所有事情周围，之前她一直都没有感觉到。现在这种存在正在打破周围的人和事，显露出自己的面目。她的心开始狂跳，根本无法控制。周围的人在天台上走来走去，他们的叫喊声、烟花和鞭炮声，就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遵循某种崭新、陌生的规则，这让她觉得恐惧。她觉得极端恶心，我们说的方言让她觉得很陌生，我们湿润的喉咙、口水浸湿过的词汇让她觉得难以忍受。她对周围那些来回移动的身体产生了一种极端的反感，他们的骨架，他们的癫狂。她想，我们发育得真糟糕，真不完美：宽肩膀、手臂、腿、耳朵、鼻子和眼睛——在她眼里都宛如鬼怪，好像是从漆黑天空中的某个地方掉下来的一样。天知道，那种反感和嫌弃，尤其集中在她哥哥里诺的身上，那是她最熟悉、最爱的人。
她似乎是第一次看到他真实的样子：他就像一只矮小的动物，很粗壮，叫喊得最凶，最残酷，最贪婪，也最愚蠢。她的心怦怦直跳，完全无法控制，她觉得自己要窒息了。太多烟花在寒冷的夜空中闪烁，浓烟四处弥漫，味道很难闻。莉拉想平静下来，对自己说：我必须控制这种侵袭我的东西，我要把它丢开。但这时候，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就像鞭炮炸开的声音，她感觉有东西飞过耳边，然后听到一声枪响。他们不再是放鞭炮和烟花，而是开枪了，里诺朝着那个发出黄色火光的地方破口大骂，全是非常下流的话，让人无法忍受。
在讲述这件事情时，莉拉说那种感觉就是“界限消失”，那一次她感觉非常明显，但那不是第一次。比如说，她之前经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一个人、一样东西、一个数字或者一个音节，会打破原来的界限，改变形状。那天她父亲把她扔出窗外，在她飞向路面的过程中，她很明确地感觉到自己看到一些红色的小动物，非常友好，它们化解了坚硬的路面，使路面变得光滑柔软。但在庆祝新年的那天夜里，她第一次感觉到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陌生，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打破了它的界限，展示出可怕的本性，这让她非常不安。
-2-
莉拉胳膊上的石膏去掉之后，露出了一段发白的瘦小胳膊，她恢复如初。她父亲费尔南多想出了一个弥补的办法，但他从来都没直接和莉拉说，而是通过里诺和妻子农齐亚转达，说可以让莉拉去上学。我忘了是学习什么了，可能是速记、簿记、家庭经济，或者是这三样都学。
她不愿意去上学。母亲农齐亚经常被老师叫到学校里去，因为莉拉经常无故旷课，而且上课时扰乱课堂纪律，拒绝回答问题，花五分钟时间做完必需的练习后，她会搅扰其他女生。后来有一次，她得了感冒，病得挺严重，她从来都不生病，那次好像有些放任自流，病毒让她无精打采。过了好一阵子，她都没有好起来，等她再出门时，比之前更加苍白，后来她又发烧了。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见她，她看起来像鬼魂一样，就像我在奥利维耶罗给我们的童话书里看到的，一个吃了毒果子的女孩的鬼魂。我听说她可能很快会死掉，这让我实在受不了。但后来她渐渐好起来了，她几乎不愿意让自己康复。在学校里，她借口没精力学习，后来去得很少，年底的时候，她考试没有及格。
我上初一的时候，情况也不怎么好。一开始，我充满希望，虽然没有明说，但我很高兴和吉耀拉一起上中学，而不是和莉拉一起。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非常秘密的角落，我已经事先感觉到一种喜悦：这所学校里没有莉拉，我可能会成为成绩最好的学生，我可以在她面前炫耀一番。但一上初中，我就感到很吃力，很多人都比我学习好。最后，我和吉耀拉都陷入了沼泽一样的困境，我们像惊恐的小动物，成绩非常平庸，为了不落到最后几名，我们整年都在苦苦挣扎，都很难受。我内心深处冒出了这种念头：没有莉拉，我们永远都不能进入前几名。
有时候在学校门口，我会遇到阿方索，他是堂·阿奇勒的小儿子，但我们假装互不相识。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才好，阿尔佛雷多·佩卢索把他父亲杀了，我想这是为民除害，我找不到安慰他的话。我没法对他的孤儿处境产生同情，就好像堂·阿奇勒让我担惊受怕了那么多年，他也是有责任的。他衣袖上戴了一只黑色孝圈，他从来都不笑，总是在忙自己的事情。他和我不在一个班级，听说他学习非常好。小学最后一年，我们都知道他中学入学考试成绩是八分，我觉得压力很大。初一结束时，吉耀拉的拉丁语和数学不及格，我得了六分，勉强及格。
成绩公布时，老师把我母亲叫到了学校，当着我的面对我母亲说，我的拉丁语能及格是因为她对我很仁慈，但二年级如果不补课的话，我不会及格的。我感到双重的屈辱：首先因为我的成绩没有小学时好，另外让我觉得羞耻的是老师和我母亲站在一起的那种差距。老师看起来那么体面，穿着得体，她说的意大利语就像史诗《伊利亚特》里的语言；我母亲畸形的腿、破旧的鞋子、暗淡无光的头发，还有夹杂着方言、错误百出的意大利语，让她应该也感觉到屈辱。她很恼火地回到家里，告诉我父亲老师对我很不满意。她说家里需要帮手，我应该退学。他们讨论了很久，后来吵了起来，最后父亲决定，鉴于我最终还是通过了所有考试，但吉耀拉有两门考试都没通过，我可以继续上学。
我度过了一个懒散的夏季，在院子里、水塘边上待着，一般都是和吉耀拉在一起。她跟我说，有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来家里给她补课，她觉得那人爱上她了。我听她絮絮叨叨讲这些，觉得很厌烦。有时候，我看到莉拉和卡梅拉·佩卢索在外面散步。卡梅拉后来也上了一所学校，我不知道是什么学校，她考试也没通过。我感觉莉拉不想再做我的朋友，这种感觉让我很疲惫，就好像困了一样。有时候，我希望母亲看不到我，躺在床上打瞌睡。
有一天下午，我真的昏睡过去了，醒来的时候感觉到内裤湿了。我去洗手间里看看发生了什么，看到内裤上全是血。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很惊恐，担心母亲会骂我，因为我把双腿之间弄伤了。我仔细把内裤洗干净，拧干，又穿到身上。我出门，来到炎热的院子里，因为害怕，我的心怦怦直跳。
我遇到了莉拉和卡梅拉，和她们一起走到了教堂。我感觉下面又湿了，我尽量安慰自己说，那是因为我内裤是湿的。但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在莉拉耳边轻声说：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
“我只想告诉你一个人。”
我捉住她的一条胳膊，把她从卡梅拉身边拉开了，但卡梅拉跟了过来。我当时非常担心，就对她们俩都说了，我的眼睛看着莉拉。
“会是什么原因呢？”我问。
卡梅拉非常了解这事儿，因为她开始流血已经一年了，每月一次。
“这很正常，”她说，“女人天生都这样，每月会流几天血，肚子和腰会疼，会过去的。”
“你确信吗？”
“确信。”
莉拉的沉默把我推向了卡梅拉。卡梅拉很自然地告诉我她所知道的事情，她让我放心下来，我开始喜欢上她了。整个下午，一直到晚饭时间，我都在和她说话。那个伤口又不会要人命，我证实了这一点。不仅如此，这也意味着你已经长大了，可以生孩子了，假如有男人把他的那玩意儿放到你肚子里的话。
莉拉在静静地听我们说话，几乎没有插话。我们问她有没有像我们一样流血，我发现她迟疑了一下，很不情愿地说没有。忽然间，我觉得莉拉很小，要比我一直看到的她还要小。她个子比我们矮六七厘米，瘦得皮包骨头，尽管她经常在外面，但还是很苍白。她考试不及格，她不知道流血是怎么回事儿，也从来没有男生向她表白过。
“你也会来的。”我们俩用一种假装的语气安慰她说。
“我才不在乎呢，”她说，“我没有，是因为我不想有，这事儿真恶心，那些有这事儿的人也让我恶心。”她转身要离开，但最后停下来问我：
“拉丁语怎么样？”
“很美。”
“你学得好吗？”
“很好。”
她想了一下，嘀咕了一句：“我是故意考不及格的，我不想再上学了。”
“那你想干什么？”
“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最后她把我们俩撇在院子里，自己走了。
后来，我整个夏天都没有看到她。我和卡梅拉·佩卢索成为了好朋友，尽管她总是反复无常，有时候太爱笑，有时候太爱抱怨，这让我很烦。莉拉对她的影响很明显，她成了莉拉的某种替代品。卡梅拉说话的时候，会模仿莉拉的语气，会说她经常说的话，做她经常做的手势。卡梅拉走路的时候也在模仿莉拉，虽然卡梅拉和我的身材更像：优美、丰满、身体健壮。这种对莉拉的模仿，一方面让我有些生气，另一方面又吸引着我，这好像是一种滑稽模仿，尽管有种掺水的感觉，但莉拉的风格总归很吸引我。卡梅拉就是通过那种方式，让我一直陪在她身边。她说新学校真的很烂，那里的学生都在捉弄她，老师也不喜欢她。她说她和母亲还有几个兄弟去波桥监狱看她父亲，大家都哭了。她还说他父亲是无辜的，杀死堂·阿奇勒的是另外一个人——一个皮肤黝黑、不男不女、和老鼠一起生活在下水道里的人，有时候白天也会忽然钻出来，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情，然后马上逃到地下去。她忽然告诉我说，她爱上了阿方索·卡拉奇。她脸上带着一个很愚蠢的微笑，在那个微笑之后，她马上就流下了眼泪，这份爱情折磨着她，让她很疲惫：凶手的女儿爱上了被害人的儿子。她看着阿方索穿过院子，或者走在路上，感觉自己要晕倒了。
她说的这些秘密，尤其是最后一件事情，让我很感动，这加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卡梅拉发誓说，这件事情她谁也没告诉过，连莉拉也没有讲。她决定对我敞开心扉，是因为把这一切压在心里，她实在受不了了。我喜欢她说话时悲剧般的语气，我们分析了那份爱情可能出现的结果，直到后来开学了，我再也没时间听她讲那些了。
真是曲折的故事！即使是莉拉，可能也构思不出这样的情节。
-3-
一段很糟糕的时期开始了。我发胖了，胸口长出了两个很硬的小球，腋窝和阴部长出了毛发。我很悲伤，也很焦虑。在学校里，我比第一年更加吃力，那些数学题我永远都解不出来，得不出书上的答案，对我来说，拉丁语句子没头没尾的。一有时间我就把自己锁在厕所，光着身子看着镜中的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开始怀疑自己会一直变化下去，变成我母亲的样子：斜眼、跛脚，永远都不会有人爱我，我经常失声痛哭。我的胸先是很硬，后来变大了，也变软了。我感觉身体内部有一种阴暗力量摆布着我，让我很担忧。
一天早上，在学校门口，药剂师的儿子吉诺跟在我身后，他告诉我，他同学都说我的胸不是真的，说我在胸口塞了棉絮。他一边说，一边笑，他说他觉得我的胸是真的，他们赌了二十里拉。他最后说，如果他赢了，他会自己留十里拉，剩下的十里拉给我，但我要向他证明我没在胸里塞棉絮。
他的要求让我很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时候，我故意装出莉拉放肆的语气说：
“给我十里拉。”
“因为我说得对吗？”
“是的。”
他逃开了，我很失落地走了。但没过多久，他就带着班里的一个同学来了，一个很瘦的男孩，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他嘴唇上已经冒出了一层黑黑的胡须。
吉诺对我说：“他也应该在场，不然的话，其他人不相信我赢了。”
我还是用莉拉的语气说：
“先给钱。”
“假如你有棉花呢？”
“我没有。”
他给了我十里拉，我们三个人默不作声地来到一栋楼的顶层，那里距离小公园不远。我们站在天台的小铁门旁边，那道铁门线条简单，道道细长的光线包裹住我。我掀起了上衣，露出了胸部。那两个男生呆立在那里看着，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最后他们转身顺着楼梯逃走了。
我松了一口气，走到索拉拉的酒吧，给自己买了一只冰激凌。
这件事情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我第一次尝试了自己的身体对于男性的魔力，但我尤其意识到：莉拉不仅仅像幽灵一样左右着卡梅拉，也左右着我。在当时那种失措和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假如我自己做决定，我会怎么做呢？我会逃走。假如在莉拉的陪伴下，我会怎么做呢？我会拉着她的一条胳膊，在她耳边说：我们走吧。然而，像往常一样，我可能会留下来，因为她决定留下。
但她不在我身边，短暂的犹豫之后，我决定像她一样行事。或者说，让她取代我的位子，替我做决定。回想吉诺向我提出要求的时刻，我非常准确地感觉到，我把自己推向了一边，在这种公然的困境中，我模仿了莉拉的目光、语气和动作，我非常高兴。但忽然间，我有些担忧：我就像卡梅拉一样吗？我觉得不像，我感到自己和她不一样，但我不知道是什么破坏了我的快乐心情。当我拿着冰激凌经过费尔南多的铺子时，我看到莉拉在专心地整理一个长架子上的鞋子，我想把她叫出来，跟她讲讲发生的事情，听听她的看法，但她没有看到我，我就走了过去。
-4-
莉拉总是很忙，那一年里诺又逼着她注册了学校，但她基本上都没去上学，后来又没有及格。她母亲让她帮着干家务，父亲让她待在店里，她不动声色，没做任何抵抗，好像很高兴两件事都做。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只有星期天做完弥撒之后，或者在教堂前面的小公园和大路边上散步的时候。
她对我在学校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兴趣，总是充满热情地谈论她父亲和哥哥的工作，语气里充满了崇敬。她得知，她父亲年轻的时候想解放自己，从爷爷的铺子里逃走了——她爷爷也是鞋匠，在卡索里亚的鞋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在工厂里做过各种各样的鞋子，包括军靴。
她发现，费尔南多能用手工从头到尾做一双鞋子，他也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制鞋机器，切边机、卷边机和磨光机。她和我谈论皮子、鞋面、皮革制品和皮革商，还有高跟、中跟、备线和鞋掌，怎么上鞋底，还有怎么上色抛光。她使用那个行业的术语，就好像那些词都是有魔力的咒语，是他父亲在一个魔法世界——卡索里亚工厂里学到的。他父亲从工厂回来后，就像经过了一场洗礼，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想法，但现在他更喜欢待在自己家的小铺子：安静的工作台、钉锤、铁质的脚模、胶水和旧鞋子混合的味道。她充满热情，把我拉进那些词汇的世界里，她父亲和哥哥通过他们的手艺让人们穿上结实、舒适的鞋子，我觉得他们是整个城区最好的人。尤其是，在鞋匠铺子里度过了一天，每次我回到家里，面对我的父亲——一个非常普通的门房，我觉得有些自卑。
我开始觉得自己在学校是在白白浪费时间，有好几个月，我觉得书本里包含的所有能量和前途都没有了。从学校出来，我总是闷闷不乐，我经过费尔南多的铺子门口，就是为了看到莉拉在那里干活。她坐在铺子最里面的一张小桌子前，身子很消瘦，胸部一点都没发育，脖子很细，脸也很憔悴。我不知道她具体在做什么，但她好像很积极。透过玻璃门，我看到她待在哥哥和父亲中间，他们都低着头。她没有书，也不用上课，没有作业。有时候我会停下来，看橱窗里那些染了颜色的盒子，那些刚缝好、做好的鞋子，被用楦头撑着，让皮子撑开，为了穿起来舒服一点，我就像一个对他们的产品很感兴趣的客户一样。莉拉看到我会向我打招呼，这时候我才会恋恋不舍地离开，我也向她打个招呼，她又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了。但通常是里诺先看到我，对我做一个搞怪的鬼脸，让我发笑。我觉得有些尴尬，不等莉拉看到我，就马上跑开了。
一个星期天，我竟然热情地和卡梅拉·佩卢索谈起了鞋子。那时候，她着迷于照片小说2，买通俗杂志《梦》。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她在浪费时间，后来我也看了一眼，就和她一起看了起来。在小公园里，我们评论那些故事和人物对话——写在黑色背景上的白字。卡梅拉在评论那些故事时，比我更加前言不搭后语，她总是把那些虚构的爱情故事扯到自己身上，就会说起了她真正的爱情——她对阿方索的爱。
我比她还要沉迷，有一次我告诉她，我觉得药剂师的儿子吉诺爱上我了。她不相信，在她眼里，药剂师的儿子是一位高不可攀的王子，一个阔佬，永远也不可能娶一个门房的女儿。
那时候我几乎要把那件事讲出来，就是药剂师的儿子要看我的胸，我让他看了，还赚了十里拉的事情。这时候，新一期《梦》杂志铺在我们的膝盖上，我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女演员的漂亮鞋子上。我觉得那是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所以就抛开了胸脯的事情。我没办法控制自己，就赞美起那双鞋子来，我赞美做出那双鞋子的人。这双鞋子那么漂亮，假如我们穿上的话，无论是吉诺还是阿方索，都无法抵挡我们的魅力。我越说，越是尴尬地发现，我正在把莉拉最近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爱好。卡梅拉漫不经心地听我说话，然后她说她该走了。她和我不一样，尽管她也在模仿莉拉，但她还是紧紧抓住那几样自己喜爱的东西：照片小说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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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阶段一直都是这样。我很快发现：我一个人，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没办法心情澎湃，只有莉拉触及的事情，才会变得重要。假如她远离、远离了我所做的事情，那这些事就会沾染污垢，落满灰尘：中学、拉丁语、老师和书籍，我觉得书上的文字远没有加工一只鞋子迷人，这让我很抑郁。
但在某个星期天，一切好像都发生了变化。卡梅拉、莉拉和我一起去上教理传授课，为我们的第一次圣礼做准备。上完教理课出来，莉拉说她有事就走了。我看她没有朝着回家方向走去，让我惊异的是，她进了小学的一栋房子里。
我和卡梅拉走了一段路，但我觉得有些厌烦，就和她告别了。我绕着莉拉进去那栋楼走了一圈。星期天学校都关门了，莉拉进去干什么呢？我带着很忐忑的心情走进了大门，走到前厅，我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进来过，这是我的母校。我很激动，我熟悉这里的味道，觉得舒坦自在，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我溜进一楼唯一开着的一扇门，那是一间很宽敞的大厅，白炽灯开着，靠墙全是书架，书架上堆满了旧书。那里有十几个大人，还有很多孩子和一些小学生在里面，他们手上拿着书，翻阅一下，放回去，最后选一本出来。选好书的人在一张写字台前排队，写字台后面，坐着奥利维耶罗老师的死对头费拉罗老师，他很瘦，头发花白，剪成了板寸。费拉罗看一眼人们选中的书籍，在登记簿上记下来，那些借完书的人，拿着一本或者几本书就出去了。
我看了看四周，莉拉没在那里，她可能已经走了。这就是她现在做的事情吗？她不再去学校，开始对鞋子和修鞋产生了兴趣，但她没告诉我，她来这个地方借书。她特别喜欢这地方吗？为什么她不让我陪她来呢？她为什么把我撇下，让我和卡梅拉在一起？为什么她只对我说学校很烦人，却没告诉我她读的书？
我很气愤，转身离开了那个地方。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学校比平时更加乏味无聊。后来我被期末作业淹没了，我很担心拿不到好成绩，我学得很马虎，但学习时间很长，同时我还有很多其他担忧。母亲说，我现在胸长得那么大，很不像样子，她带我去买文胸。她比平时更加粗暴，好像我长了胸，我来了例假，这让她觉得很羞耻。她给我的指导说明，也是草草了事，带着怨气。我还没来得及问她一些问题，她就转身一瘸一拐地走了，留给我一个背影。
戴上文胸以后，我的胸更加明显了。在那几个月里，我被学校的男生纠缠。我很快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吉诺和他同学把我向他们展示胸脯的事情说了出去，时不时会有男生过来，让我再展示一下。我试图摆脱他们，手臂交叉挡在胸前，我隐约觉得自己罪有应得。那些男生不断在路上或院子里提出要求，他们都在嘲笑我，开我的玩笑。我试着模仿莉拉的样子把他们推开，但效果不怎么样，后来我实在撑不住了，就哭了起来。我担心他们骚扰我，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下功夫学习，只有在上学的时候，我才很不情愿地从家里出去。
一个五月的早上，吉诺从后面追上我，没有了平时的傲慢，甚至有些忐忑，他问我愿不愿意做他女朋友。我拒绝了他，出于怨恨、报复和尴尬，但同时我也很自豪，因为药剂师的儿子想要我当他的女朋友。第二天他又问了我一次，后来他不停地求我。一直到六月底，我们的父母生活繁忙，我们三个女孩——卡梅拉、莉拉和我才穿着新娘的礼服，举行第一次圣礼。我们穿上礼服，在教堂前的空地上等着举行仪式，我们马上谈起了爱情，这真是罪过。卡梅拉无法相信我拒绝了药剂师的儿子，就把这事告诉了莉拉。让我惊异的是，莉拉没有作出一副不关我事的模样，没有掉头走开，而是表现出了极大兴趣。我们三个人谈论起来。
“你为什么要拒绝他呢？”莉拉用方言问我。
我忽然用意大利语回答她，是为了提醒她，让她明白：尽管我们在聊男女问题，她不应该像对待卡梅拉那样对待我。
“因为我对自己的情感不是很肯定。”
这是我在《梦》杂志上学到的句子。莉拉好像有些惊异。我们又开始聊了起来，就像小学时参加竞赛一样，我们用书上和漫画中的语言聊了起来，卡梅拉只有听的份。这时候，我感觉自己心灵和头脑都被点亮了：我和她说的话都是精心构思的。我在中学里从来都没出现过类似的经历，和老师们还有同学之间都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对话，感觉太棒了。我们一句接一句聊起来，莉拉让我相信，坚固的爱情需要严厉的考验。后来，我们又用方言聊了起来，她建议我先做吉诺的女朋友，但他要答应一个条件，就是整个夏天，他要给我、她还有卡梅拉买冰激凌。
“如果他不答应的话，那就不是真爱。”
我按照她说的做了，吉诺消失了，因此那不是真爱，我一点儿也不难过。和莉拉的交流让我非常欣喜，以至于我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到她身上，尤其是夏天空闲的时候。我想，我们之后见面，也要像那次那样对话。我又一次感觉自己很棒，就像有什么东西撞击了我的大脑，让我产生了思想和语言。
但事情没有按照我想象的来，不但我和她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得稳固、排他，她身边还围绕着很多其他女生。她和我的谈话、给我的建议，以及产生的效果让卡梅拉·佩卢索非常震撼，以至于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很多人。结果是：鞋匠的女儿莉拉，连月经初潮都没有来，也没有任何一个追求者，短短的几天里成了爱情方面的专家。让我讶异的是，她接受了这个职责。假如她不是在家里和铺子里干活，我就看到她不是和这个女生就是那个女生在窃窃私语。我经过她身边，和她打招呼，但她那么专心，以至于都没听到我说话。我偶尔会听到一两句很美的句子，这让我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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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很黯淡的日子，最糟糕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屈辱，但我不得不假装若无其事。学期结束时，阿方索·卡拉奇期末考试的平均分是八分，吉耀拉·斯帕纽洛的平均分是七分，我的拉丁语得了四分，其他课程得了六分。九月开学时，我要补考拉丁语。
这次是父亲和我谈话，他说我再念下去也没什么用，上学的课本已经花了很多钱，拉丁语词典即使是买二手的，也会花很多钱。暑假期间，他们也没钱让我补课，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学习不好：堂·阿奇勒的小儿子做到了，我却没有做到，糕点师傅斯帕纽洛的女儿做到了，我却没有，需要顺应天命。
我整天哭泣，故意蓬头垢面，惩罚自己。我是家里的长女，后面有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埃莉莎。两个弟弟佩佩和詹尼轮番来安慰我，一会儿给我送点儿水果，一会儿让我陪他们玩，但我还是觉得很孤单，面对自己糟糕的命运，我无法平静。后来有一天下午，我母亲从我身后走了过来，她用方言对我说话，还是平时那种粗声粗气的语气。她说：
“我们没钱让你补课，但你可以自学，看看能不能通过考试。”我很不安地看着她。她还是以前的样子：头发干枯，斜眼，大鼻子，身躯肥胖。她补充说：“没人说这样做不行。”
她就说了这些话，或者说我只记得这些话。从那天开始我就自学起来，我要求自己不去院子和小公园里。
有天早上，我听见有人在路上叫我，是莉拉。自从我们小学毕业之后，她就没有了来叫我的习惯。
“莱诺。”她喊道。
我从窗子探出头去。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
“什么？”
“你下来吧。”
我很不情愿地走下楼去，我不愿意告诉她我考试不及格的事。我们顶着太阳在院子里走了一会儿，我闷声闷气地问了她那些男女朋友的事情。我记得，我问她卡梅拉和阿方索之间发展的怎么样了。
“发展什么？”她说。
“她爱阿方索。”
她眨了一下眼睛，变得非常严肃。她露出这个表情时，脸上没有微笑，她眯着眼睛，就好像要使眼珠子更聚光，看得更清楚，这让我想起了那些猛禽的眼睛，那是我在教区电影院里看到的。我觉得，她好像在面对一件让她生气，同时又让她害怕的事情。
“她从来没对你说过她父亲的事吗？”她问我。
“她说她父亲是无辜的。”
“那谁是杀手呢？”
“一个不男不女的人，藏在下水道里，有时候会像老鼠一样，从井盖下溜出来。”
“那就是真的了。”她说。忽然间她好像有些痛苦，她接着说，她说什么卡梅拉都会信以为真，院子里的女生全一样。“我不想说了，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了。”她皱着眉头说。我觉得她说这话时，并没有带着鄙视，她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并没有让她很自豪，我有些不理解。假如我是她的话，我会很骄傲的，但她一点儿也不骄傲，而是表现出不耐烦，混杂着对承担责任的担忧。
我嘀咕了一句：“和别人交谈很好啊！”
“是的，但只有在有人能回应你的话时。”
我觉得胸口一阵惊喜，这么美妙的一个句子里，是不是含有某种请求？她是不是在告诉我，她只想和我说话，因为我不会对她说的所有话都信以为真，而是会作出回应？她是在告诉我，只有我能跟得上她的思维？
是的。她跟我说话时用了一种我很不熟悉的语气，很柔弱——通常她都很强悍。她说：“这是我建议卡梅拉的，在我看过的一部小说或电影里，一个凶手的女儿爱上了受害者的儿子。这是一种可能：要成为事实，那应该产生真正的感情。卡梅拉没明白，第二天她就告诉所有人她爱上了阿方索。这是带着卖弄的谎言，和其他谎言一样，但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谈论这些事情时，我们十二岁，走在城区滚烫的街道上，四处都是灰尘和苍蝇，那是经过这里的卡车留下的。我们就像两个老太太一样，在总结自己充满失望的人生。我们手拉着手，没有人能理解我们，只有我们相互了解。我想，我们在一起，只有我们俩，我们知道，头顶上的苍穹一直压在这个城区之上，也就是说，自从我们记事开始，这个城区就是这样，假如木匠佩卢索没有把刀子插入堂·阿奇勒的脖子，假如凶手是一个住在下水道里的人，假如杀手的女儿和受害人的儿子结婚，那我们的生活还有一线生机。这里的人、事物、楼房和街道，有一种让人无法承受的东西，只有像在游戏中那样，重新安排这一切，眼前的一切才会变得让人可以接受，然而最主要的是：我和她一起玩，只有我和她才玩得了这个游戏。
这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和之前的谈话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好像所有的话都必然会引向这句话。她问我：
“我们还是朋友吗？”
“当然是啦。”
“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在当时的情况下，在那个一切从头开始的早上，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离家出走，离开这个城区，在农舍里睡觉，吃草根，从井盖下到下水道里去，再也不回头，无论是严寒还是下雨。但她那时候请求我的事情，让我有点失望，她只是要求我每天去小公园里一次，每次一个小时也行，在吃晚饭之前，她让我带上拉丁语课本。
“我不会搅扰你的。”她说。
她已经知道我考试不及格，她想和我一起学习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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