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大立

    我七岁那年去姑姑家玩，在她家的地上捡了一笔钱。那钱用手帕裹着，整整二十元。

    姑姑家在襄河堤下，堤上是小城。有了钱，我上午上堤一趟，买了个皮蛋吃——那是我发誓有了钱一定要吃个够的食品；下午又上堤一趟，买了两个棒棒糖。正在路上幸福地翻着筋斗时，姑姑把我逮住了。夺走钱，姑姑对着我屁股甩了一巴掌骂，这个死孩子，怎么有这个毛病！

    从此，姑姑看我总像是有问题。

    十三岁那年，我考上了中学。我们那时候能考上中学，绝不比现在考上大学的轰动效应差。家里请客，姑姑来了。我背着行囊去住校，她送我，一路上反复对我说，住在学校里人多，手脚一定要干净，不是自己的东西一定不能拿。那时候，我对“手脚不干净”几个字理解不全面，只知道姑姑是针对我七岁那年的事说的。

    初中毕业，听说部队是所大学堂，我应征入伍，穿上了军装。家里再次请客，姑姑再次来做客，再次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叮嘱我，在队伍里手脚特别要干净，不是自己的东西一定不能拿。

    不知是姑姑杜撰的，还是真有其事，姑姑说她们那里有个人就是因为手脚不干净，被人一枪打死了。那时候，我对“手脚不干净”的理解还是不全面，总以为是说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姑姑家地上用手帕包的钱是姑姑的，我拿了属于姑姑的东西。

    直到我到了部队，才彻底明白了“手脚不干净”是怎么回事儿。这几个字是与专用名词“小偷”画等号的。

    我们连队有个爱好乐器的兵拿了文工团的一支好笛子，连长说他手脚不干净。连长还说，什么叫手脚不干净？就是小偷！随着连长批评的不断深入，我身上的汗毛直炸——我在姑姑的眼里也是个小偷？我没有偷哇！我是在地上捡的！姑姑认为我偷，一定是认为她把钱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让我发现了，是我偷了她的钱，她一定不认为是自己把钱搞丢了。

    我要给姑姑解释，给姑姑说清楚这个要命的事。姑姑没有上过学，写信解释行不通。那时候的通信工具只能是信，我总不能为这事写信让别人给姑姑念吧。

    我也担心在信里跟她说不清楚——我上中学时她说那话我没有吭声，我当兵离家时她那么说我也没有反驳。如果我说我当年是捡的钱她会信我吗？她一定会说，行了，我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都知道手脚不干净就是小偷！

    就在我为这事痛苦不堪的时候，父亲来信说，姑姑病了。除了我，所有的亲人都在医院陪姑姑，姑姑想我，说我是她在病中最思念的人。

    我告诉父亲，部队已让我转业了，但要求我们先到那个三线工厂报到。我到了那里放下行囊就往家里赶。并让父亲转告姑姑，我也很想念她，并有很多话要跟她说。当然是那些叫我一直耿耿于怀的话。

    父亲又来信，说姑姑问我到了工厂干啥，我说，管一个物资仓库。父亲来的不是信是电报，电报里说，姑姑病危，速回！

    父亲的电报，我是在离开部队就要上火车的时候接到的。工厂顺道，下了火车报了到我就往家赶。我赶，一是想在姑姑清醒的时候让她看到我，但主要的还是为了心里的那份委屈。如果我不在姑姑离开人世前当着她的面把那委屈说出来，跟她扯个清楚，我担心那委屈会在我的心里窝他个一生一世，最后会把我窝出毛病来。

    刚接近病房，我就听到了我姑姑女儿的哭声。我哭着一头钻进去。我的哭声一响，姑姑那本来已歪在一边的头猛地转过来，已闭上的眼睛也一个激灵睁开了，见了我，脸上还浮现出一丝笑，然后，嘴巴也嗫嚅起来。

    父亲忍着伤心对我说，快，把耳朵凑过去，你姑有话对你说。

    我跪下，大气不敢出，耳朵紧贴着姑姑的嘴，我隐隐约约听姑姑说，手……

    我还在等她说，哭声又响，且是大而嘈杂地响。再看姑姑，姑姑的嘴巴已远远地离开了我的耳朵，随头歪在了一旁。我捶胸顿足，说我来晚了。亲人们说，你没有来晚，你姑等你，终于见着你了！

    我还是说我来晚了。因为姑姑说的那个“手”字后面的话太叫我耳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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