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拒绝的死亡

    如果说，生命是一种美丽，那么死亡就是美的毁灭。但对于法国人尚达尔·赛比尔女士来说，生命已不成其为美丽，所以死亡就成了一种渴望。

    6年前，赛比尔女士得知自己患了医学上称为“感觉神经细胞瘤演变性鼻腔鼻窦肿瘤”，这是很少见的不治之症，迄今为止，全球只有200例。随着病情加重，赛比尔女士身心备受煎熬，原本美丽的一张脸不可遏制地因破相而变得惨不忍睹。她觉得自己就像活在暗无天日的地狱里，面对魔鬼的啃噬，怎么爬也爬不出去。

    她不堪忍受，她想告别再挣扎也无奈的躯体。她希望在意识还清醒的最后时日里，把家人亲友都召集到家里来，举办一个温馨而美好的烛光告别晚会，然后在黎明到来的时候，静静死去。今年52岁，身为教师的赛比尔不乏法国人的浪漫，她愿意生命有最后的璀璨。今年3月份以来，她通过律师向所在的第戎市高级初审法院提请紧急诉求，要求破例允许主治医生对她采取“安乐死”。她还给萨科奇总统写了一封信。她说，她要表达的意愿在于，她热爱生命，所以不希望采取有障生命尊严的自杀方式。萨科奇总统读信后被她深深打动，当即敦促总统医学研究事务顾问召集全国顶级专家对其病症重作诊断，以确认所有治疗手段是否穷尽。鉴于赛比尔女士已无力远行，总统府派出的一干人员专程赶赴第戎市她家里为她会诊。

    于是，一位女性最私有的“内在自由”走入社会视野，吸引了舆论关注，成为公众话题中一个绕不开的旋涡。人们把她病前病后面貌美丽与丑陋的两极照片贴到网上，对她直面苦难的勇气和有关生命的终极思考表示由衷的敬意。网上帖子雪花般飞扬，飞扬中重叠了一双双饱含热泪的眼睛。

    然而，尽管医学专家同样作出了不治的确诊，尽管连法官也同情赛比尔女士万劫不复的境遇，依据现行法律，法院只能无可避免地驳回她的“安乐死”请求。事实上，法国不同于荷兰、瑞士、比利时，至今尚未通过有关“安乐死”条例。虽然法国人早在心理上认同了“安乐死”，多次民调赞同率都在70%以上，而且每年至少1000例至1500例非合法“安乐死”在暗地里悄然实施，受众不乏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可鉴于教会官方长久以来的阻力，法律意义的“主动安乐死”

    以及“协助自杀途径安乐死”仍同凶杀罪、见危难不救助罪如出一辙，最多可判30年刑事监禁。

    法律就是铁律，来自总统或者平民的关爱体恤都无法超越。不过现行法律也留下了一道豁口，那就是所谓的“任其死亡权”，即用镇静药物辅助，置临终病人于半昏迷状态持续两周导致自然死亡。也就是说，选择这一终结方式的病人必须忍受缓慢的痛苦，在洞黑的时空深渊里踽踽独行，没有任何搀扶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这是何其惨烈的临终惩罚，于生于死都是。赛比尔女士固然是勇敢的，即便勇敢，她也不敢窥视这么一条被死神一寸一寸吞噬的地狱走廊，她把这种懦弱理解为人性的另一面。所以，从一开始她就排斥这个豁口。就法律而言，这或许也算一种人道关怀，但之于人性，更多的舆论则认为是残酷与虚伪的。

    无疑，这是一次被拒绝的死亡，其内涵象征着生命的尊严被无情抛弃。赛比尔女士支撑至今的柔韧意志崩溃了，理性再无法与绝望抗衡。她只能步向极端。虽然诉求驳回之后赛比尔女士获得了更多更多的声援，希望能在尴尬困境中寻找一种相对人道的途径。3月19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曾在左派政府担任过卫生及人道事务部长的现任外交与欧洲事务部长布希纳尔发表讲话，呼吁为赛比尔女士创设一个“法律例外”，并声称既人道，又必要。

    但是，赛比尔女士听不到了。同天上午，她被发现死在第戎市的寓所里。

    门窗紧闭，窗帷低垂，赛比尔女士仰卧在自己干净整洁的床上，悄无声息地去了她想去的地方。亲人和孩子都不在身边。她遵循夙愿死在黎明，却无人送行，没有烛光，也没有温馨的告别晚会。她的脸容看起来平静，却藏匿了无边的憾恨。

    自然，她被推上了尸体解剖台。她赤身裸体躺在冰凉毫无人性的金属板上，被手术刀肢解着需要肢解的部位，生命的尊严再一次被践踏。她是知道的，在吞服巴比妥酸剂之前，她就认定自己终将躺在这里。但她已然没有别的选择。

    结论当然是非自然死亡。致死的巴比妥酸剂在荷兰、瑞士以及比利时的药房里均有出售。

    一个女性关于生命关于死亡的一页沉重合上了。赛比尔女士的悲剧就像春天湿漉漉的风，淅淅沥沥渗入到目睹并参与了这一事件的所有人心中，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把属于私域的“内在自由”推进为社会法律公认的权利，从而进一步完善新的社会环境下新的人权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赛比尔女士无愧为殉道者的称号。

    一束木棉花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正上初中。那时正值对越自卫反击战全面告捷，不时有老山来的英雄报告团来学校演讲。那天，学校大礼堂里又来了四个军人，其中，三个是男人，只有她是个小姑娘，眉清目秀，典型的南方女子。那三个男军人讲的全是千篇一律的慷慨悲壮，未能引起我们太多共鸣。终于，轮到她走上讲台，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缓缓地、柔柔地叙述着。

    她是广州军区某医院的护士，刚刚毕业，也许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她几次请愿，坚决要求上前线。

    第一站，她被分到一个山顶的哨卡，为那里一个排的战士做卫生防疫。上山的时候，天下着小雨。老山属亚热带气候，终年湿热，十几天不见太阳都很正常，什么都潮乎乎的。那里蚊子、老鼠的个头，不是内地人所能想象的，有“三只蚊子一盘菜，五只老鼠一麻袋”的说法。

    山越爬越高，雨却越来越小，等到了山顶时，竟然停了。太阳，像隔着几层窗纱一样，雾蒙蒙地出现在天空。来迎接的小战士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出太阳啦，因为今天来了个小姑娘。”

    她是这个阵地上唯一的女性，受到空前的礼遇，每天三餐有人亲自端过来，甚至洗脚水都有战士给倒。她给他们讲故事，尽管她记得的故事也没几个，连小红帽、狼外婆，战士们都百听不厌。她还给他们唱歌，战士们称她是“百灵鸟”。

    排长是老兵了，看生死就像看下雨一样正常。他对她讲：“别看现在太平，炮弹随时会打过来，刚才还跟你聊天的战友，立刻就四分五裂了——难过？

    你还有时间难过？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趁第二组炮弹打来前，赶快拿个脸盆出去，把你战友的残肢捡回来。然后检查你的武器是否正常，准备回击。”

    对于初上战场的她来说，这话听起来心惊肉跳。排长咧嘴一乐说：“别怕，真打起来，我会派人把你安全送下去的。”

    几天后，她的任务完成，该下山了，战士们排列整齐地欢送她。她一个一个跟他们握手，这帮大小伙子们忽然羞涩起来，只用三根手指轻轻捏捏她的手掌。她把自己所在医院的地址和电话写了一沓纸条，一个个塞给他们说：“打完仗，别忘了到广州来看我，我请你们吃饭。”排长咧嘴一乐，说：“没问题，哪怕我们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到广州去找你。如果……”他停了一下，还是笑着，继续说，“如果我们都‘光荣’了，我们会托人给你送去一束木棉花”。

    这是她到前线待的第一个阵地，她很不舍地离开了。这以后，她又转战过好几个阵地，因为她工作细心、热情，每到一处都很受欢迎。也有几次赶上阻击，她终于直面战争，领略了它的残酷。正像排长说的，难过？根本没有时间难过。她终于也能硬起心肠，踏过战友的尸体向前冲。

    她立了功，受了奖，转回广州后方医院，每天都要收治很多伤员，工作很忙。有时，她走出病房，在奔往另一个病房的路上，会抬头看一眼窗外的天空，心中掠过一点思念，想念所有她去过的哨卡的战士，特别是第一次去的那个哨卡。

    一天，她正跟着主治医生查房，护士长找到她，对她说：“外面有人找你。”

    “谁呢？”她挺疑惑。

    “一个军官，指名找你。”护士长说。

    她略迟疑，转而心中一动，笑容立刻绽放在脸上。她奔出去，其速度让周围的同事咋舌，想不到她这样一个文文静静的姑娘，跑起来劲头竟这么大。

    她推开走廊的一扇门，看见尽头站着一位高大威猛的军人，她心中狂喜，快步走上前……突然，笑容在她脸上凝固。

    她不认识他，这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正午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照着他怀中抱着的一束火红的木棉花……她看着我们，一脸平静。大礼堂鸦雀无声。我们看见她斜跨半步，走出讲台，面向我们，行了一个军礼。她脸上神圣的表情让我分明感到，她面对的不是我们这群孩子，而是她所有牺牲的战友。

    一瞬间，我的眼睛模糊了，看着她，仿佛望着一朵红色的木棉花，静静绽放。

    红鬃马

    一连几日，红鬃儿马子老不按时回来，回来时全身便如水里捞出来的。

    那天，红鬃儿马子索性一夜未归，主人一早骑马去找，却见它正站在一座山头上，冲着东方红日嘶鸣，那剪影极为精彩。主人策马驰去，看见红鬃儿马子又是全身湿透。主人疑疑惑惑把它赶回马群，套住它用马鞭子揍它一顿，可是这天晚上，红鬃儿马子挣断缰绳又跑了。主人不得不留心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阳偏西，红鬃儿马子独自离开马群朝着草滩那边的山上跑去。夕阳射在它的身上，它的身子如锦缎一样闪闪发光；夕阳也照着它的红鬃，那顺着脖子拖下来的长长的鬃毛一跳一跳，正如一团火焰在燃烧。

    主人骑着马，远远跟在后面。他的头颅刚跃出山冈，立刻使劲儿勒住马，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两只狼！

    这是两只狡猾的狼。它们一前一后把红鬃儿马子夹在中间，转着圈子寻找攻击机会。儿马子却毫无惧色，它那长长的鬃毛现在竖起来了，在脖子上轻轻晃动，正像一面战旗在飘扬。它谨慎小心地踏着步子，移动着身子，不断破坏着狼的进攻角度。

    半空里黑影一闪，一只狼斜刺里闪电般向儿马子的脖子扑去。另一条紧跟着跃起，冲向儿马子腹部，危险！儿马子不慌不忙，身子微微一侧，长鬃啪一下，宛如一条巨鞭，把第一只狼抽得在地上连翻了几个跟头，紧跟着后蹄腾空，把第二只狼踢出数丈。两只狼沮丧地爬起来，又开始组织进攻。主人勒马回逃。

    只在心里祝愿儿马子可别打败。

    儿马子平安地回来了，它如凯旋的将军，跑进马群里左冲右撞，和母马亲热地嬉戏，像在夸耀自己保卫马群的赫赫战功。

    主人却又把它套住，又用马鞭子揍了它一顿，边打边骂：“逞能的东西，找死的东西！”打完了，又喂了它点料。

    这一天，儿马子被拴在圈里，不许出场。天傍黑，远处传来狼嗥，儿马子暴躁不安，它吼、它踢马槽，简直疯了一样，在屋里喝酒的主人气冲冲出来，拿鞭要打，儿马子前趴后踢，根本不让主人近前，主人只好隔着马槽揍了它两鞭子，想不到儿马子长鬃一竖，身子一侧，“啪”地一下，把主人抽了个跟头。

    啊，马鬃！全是这鬃把你烧的！主人恼羞成怒地从地上爬起来，跑回屋，拿出一把锋利的剪刀，跑到马槽上去，“咔嚓咔嚓”，马鬃纷纷落地。他得意地骂：“看你他妈再去惹事！”

    这一夜，主人不断听到狼嗥和马嘶声。但他不敢出来，他相信儿马子没了鬃也不敢出去。天亮了，主人出去一看，惊呆了：槽头只剩下半截咬断的缰绳。

    主人骑马去找，他走过山头，希望再看到儿马子对着红日嘶鸣；他走过山冈，希望再看到儿马子和野狼搏斗，然而他只在草地上发现了血迹……主人对着草原呼喊，草原沉默，冷冷地把他的声音抛掷回来。主人不由得浑身发抖。

    远处，传来得意的狼嗥。

    印度古堡

    印度塔尔沙漠西部有个古老的小镇，小镇的东端矗立着一座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之堡”。

    其实，这座曾结束了数百人畜生命的死亡之堡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四壁用宽大的砖石砌成，堡顶用粗大的圆木拼封，地面铺着整齐的长条状石块，东西两壁各开一扇窗子。古堡的全部秘密，就是它几乎能将所有在深夜置身其间的人畜置于死地，而且尸体上不见任何痕迹。没有一个在古堡里呆上一宿的人畜不是被抬着出来的。对此，政府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古堡大门口贴上一张告示：过往人畜切忌在此留宿！

    不过，唯一的相关目击者却活着。一对分属于两个对立家族的青年倾心相爱，因遭到所有人的谴责和反对，忠于爱情的年轻人因此铤而走险，选择在古堡幽会。小伙子靠在古堡的角落里，甜蜜地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姑娘在踏进古堡的一瞬间，亲眼目睹了月光下发生的一幕。第二天人们收拾小伙子冰凉的尸体时，姑娘双目呆滞，语无伦次——她精神失常了。死神以另一种方式封住了唯一目击者的嘴。

    再次惊动印度政府而动用警方破解古堡之谜的是一名贵族小伙子。这个贵族小伙子在同朋友云游四方时来到小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小伙子只信科学，不信神秘传说。在小镇唯一的小酒店里，当着酒店主人苏赫大叔的面，小伙子和他的朋友不听人们的劝说，用各自的良种马打赌，要到“死亡之堡”里呆上一宿。

    苏赫大叔没有收小伙子的晚餐钱。大叔总是这样，他给每一位古堡探险者提供一顿丰盛的晚餐，并说：“你明天早上来付钱。”自然这些全都成了最后的晚餐，苏赫大叔从未得到过第二天付的饭钱。

    贵族小伙子跨进古堡之前，把大门口那张“过往人畜切忌在此留宿”的告示撕下来扔在地上。

    小伙子只是撕下了有关死神的告示，可死神却永远撕去了小伙子骄傲的生命。第二天，英俊的贵族小伙子成了僵尸，被当地人用那块抬过无数尸体的木板抬进了小镇破旧的停尸房。

    法医翻来覆去检查尸体，怎么也凑不出个解释。警察将古堡掘地三尺，一无所获。那个显赫的家族悲愤而固执地要警察局给他们一个说法。当晚，三名枪法奇准的警察被安排守在“死亡之堡”里执行人与魔的较量。第二天，印度塔尔地区警察局失去了三名忠于职守的好警察。他们未能解开古堡之谜，连自己也整个汇入了这一个秘密。

    小镇上的人们再次感受到死神黑色的翅膀在头顶上盘旋。政府除了重新张贴“不得留宿”的告示外还发布了一项悬赏令：“凡能侦破古堡疑案捕获元凶者，奖赏l万卢比。”

    1923年秋天，著名的英国探险家乔治·威尔斯率领他那支所向无敌的探险队为“死亡之堡”远征而来。探险队人饥马乏，粮食已颗粒无剩，金银货币也行将耗尽。乔治写了一封信准备寄给远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好友，告诉他自己急需填饱肚子，急需一笔经费。

    在苏赫大叔的酒店里，乔治一口气把悬赏1万卢比的政府布告读了12遍。作为探险家，乔治当然不会贸然行事以致白白送死。他相信科学，他就是凭着科学和智慧去同大自然的秘密较量而多有得手的。

    乔治和他的探险队对古堡作了细致入微的勘察和精心周到的准备，把古堡四周50米范围以内的细沙抹平，以便记录可能留下的痕迹；把窗子下的沙地翻松，确保紧急关头队员越窗而下时足够安全；检查每个队员的枪支弹药，保证关键时刻不出机械故障；每人的位置都选在靠近门窗，但不从门窗里露出身体。乔治分析如果堡顶和墙壁足够牢固的话，门窗是杀手唯一的出入口，并依此计算好射击角度。乔治没忘记从镇上牵来一条狗，他明白狗比最敏锐的人还要敏锐。

    按照惯例，苏赫大叔给乔治和他的探险队提供了一顿第二天付款的丰盛晚餐。苏赫大叔和镇上所有人都相信，古堡的秘密就要露底了，他们没有理由不寄希望于这支来自万里之外的异国探险队。小镇洋溢着一股少有的生机，人们重新猜测死亡之谜的谜底。

    探险家在那封寄往剑桥大学的信中加上了印度塔尔沙漠“死亡之堡”的故事，并告诉他的好友：乔治·威尔斯这一名字将取代“死亡之堡”而矗立在小镇人们的心里，随着明天太阳的升起他将得到1万卢比的奖赏。他把信封交给了邮差。

    夜幕降临，镇上的人们退出了“死亡之堡”，缩回各自家里，听着古堡方向的动静。夜半，古堡传来一声凄惨而短促的狗叫，苏赫大叔的小女儿用被子捂住自己吓得苍白的脸。

    太阳重新升起的时候，人们推开古堡厚重的大门。探险家和他的伙伴们倚墙而坐，凝固着昨晚的姿态，乔治的手里握着手枪柄。这个充满着神奇的世界，永远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探险家和一支优秀的探险队。

    数月之后，苏赫大叔的小酒店里来了一个乞丐模样的瘦老头，骑一匹瘦马，驮一只铁箱，牵一只瘦猴。人们逗他取乐，踢那硕大的铁皮箱，箱子里除了一张网就再也没什么了。瘦老头自称是来揭开古堡之谜的。

    人们鄙夷地打量着他。苏赫大叔明白，又一个付不起饭钱的人想借此混顿饱饭，事实上他们连把古堡多看两眼的勇气都还没攒够——这是常有的事。但仁慈的苏赫大叔还是让瘦老头饱餐了一顿。

    吃完饭，瘦老头认真地表示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会用政府的赏金来付饭钱的。人们被逗得有几分乐了。瘦老头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应该相信我，真的，应该相信我！”

    瘦老头请人帮他把铁箱搬进古堡，表示第二天用赏金加倍付钱。可谁也不忍把一个可怜的乞丐推进死亡之堡，老头只好自己动手用那匹瘦马驮铁箱。苏赫大叔相信可怜的瘦老头肯定是想那1万卢比想疯了。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几个年轻人抬着那块抬过无数尸体的木板向古堡挪去，准备把瘦老头的尸体抬到停尸房里。

    这时，一个瘦小干瘪的身影幽灵般地出现在古堡的窗口。年轻人吓得拔腿要跑，但挪不开脚步。幽灵发出一声长啸：“哎——小伙子们，别怕，是我！”人们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吃惊过，幽灵是那个干尸般的瘦老头——他还活着！

    瘦老头把一个个鸟状的东西从窗口投下——那是一只只死了的红蝙蝠。

    原来，在古堡顶上的圆木层生活着一群昼伏夜出的吸血红蝙蝠，这些吸血红蝙蝠长着一根极细极硬的长针，它们能在人畜来不及反应的一刹那，将长针刺进人畜的大脑并分泌出一种麻醉汁，致人畜昏迷。本来这种红蝙蝠像世界各地的吸血红蝙蝠一样靠吸食动物血液维持生命，但生活在塔尔古堡的它们竟发生了变异，干起了吸食人畜脑髓的罪恶勾当。它们把无数人畜制成了干尸，但它们最终未能逃脱瘦老头为它们布下的网。

    瘦老头在古堡里布好那张大网，把猴子拴在网下，自己则躲进铁箱子里，通过铁箱上的小孔观察外面的情况并控制操作绳。夜间故技重演的红蝙蝠群从圆木缝里钻出时惊醒了敏锐的猴子，接着猴子惊动了瘦老头。当红蝙蝠扑向猴子时，瘦老头拉动操作绳，作恶多端的红蝙蝠被一网打尽。

    这个乞丐般的瘦老头是谁呢？还记得探险家遇难前寄出的那封信吗？瘦老头就是那位收信人，探险家乔治生前的好友、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生物学家。

    他从事红蝙蝠研究长达20多年，我们现在知道的有关红蝙蝠的知识大都署着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汤恩·维尔。

    有尊严地离开

    1995年12月的一天。

    霍贝特·莫维斯正开车在回家的路上。“汉内罗尔已变成个老太婆了，”

    看着搭在座位一旁的那条毛茸茸的围巾，临出门时，老伴汉内罗尔坚持着把它塞给自己，“整日唠叨这个，操心那个，她忘了她的丈夫一直像二十年前那么棒吗”？霍贝特吹起了口哨。

    突然，他嘴唇一哆嗦，口哨戛然中止，一阵剧痛从腹部撕裂般传开。

    车子停住了。霍贝特趴在了方向盘上……

    医院诊断结果出来了。“喂，伙计，你那大啤酒肚里藏了个家伙，”詹姆斯医生手里拿着张X光片，眼睛定定地盯着他，“我们想打开来看看那究竟是个什么。”

    “亲爱的，怎么了？”汉内罗尔不安地凑过来。

    “没什么，”霍贝特晃晃肚皮，“詹姆斯说这里面有个小家伙，”他夸张地拉长了声音，“他要把它拿出来”。

    手术台上。霍贝特拍了拍妻子的手，“亲爱的，别担心，手术后，你会看到我苗条的身躯，我会重新变成一个美男子”。

    汉内罗尔出去了。霍贝特收起了笑脸，“喂，大卫，”他扯了扯站在他旁边的麻醉师，那是他的老朋友，他们常一起出去打猎，“请你帮我一个忙，如果情况良好，你就把大拇指往上翘，否则，就往下”。霍贝特轻声地说。

    手术结束了。

    霍贝特苏醒过来，汉内罗尔俯在他身边。

    那个该死的大肚子，仍那样旁若无人地高高挺起。霍贝特闭住了双眼，稍一会儿，他睁开眼睛，抱歉地对妻子说：“汉内罗尔，大概没什么希望了，这家伙太大太累赘，我没法带着它挤过鬼门关。”

    霍贝特说，人一生下来，就在向死亡走去，现在该考虑最后一步怎么走了。

    接着，他又说，最后一步他要在家中而不是在医院里过。

    情况很不妙。据医生预测，他少则只能活两个月，最多也不会超过六个月。

    然而，霍贝特度过了严冬，又度过了炎夏，并且，他还举行了多次夏季晚会。

    霍贝特像他所自诩的“永远是个小伙子”那样，爽朗地笑着、跳着。

    苦恼的仿佛是死神，它不知该如何下手。

    就在此时，BBC（英国广播公司）正在策划一部奇特的电视片。

    一个摄制小组跑遍了英伦三岛和爱尔兰，打算找一个愿意接受他们采访的人，以便向观众展示死的科学。

    1996年秋季，制片主任克利斯·斯潘瑟登门拜访莫维斯夫妇。

    霍贝特却一口答应了对方的采访拍片要求。“这不挺有趣的吗？亲爱的，”霍贝特拉着妻子的手，嘟囔道，“我不能成天只守着癌症啊，与他们在一起多有意思呢，何况，”他顽皮地向妻子挤了挤眼睛，“谁能像我这样以这么一种坦率的方式告别妻子和人间呢”？

    1996年圣诞节前夕，BBC的摄制组开始拍片。

    此时，霍贝特肚内的癌症肿瘤已扩张成两个足球那么大。“比分多少了？”

    霍贝特躺在椅子上，“快吹终场哨了吧”？他疲惫地笑了笑。汉内罗尔在一旁用毛巾替他拭去额头上的汗珠。“这家伙可真厉害，它把我的草皮吃光了。”

    “他还是那么聪明幽默。”汉内罗尔一阵恍惚。

    霍贝特出生于德国，从事古玩生意，却梦想当一个农民。

    这么多年了，汉内罗尔还记得她接到霍贝特急急打来那个电话时的情形。

    已深夜了，她刚拿起话筒，耳边就炸开了霍贝特的大嗓门，他激动地告诉她，他在农村买了座“新居”。

    “新居”是一间快要倒塌的茅草屋，不过周围倒还有几英亩荒地。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屋外，很不方便，可霍贝特却乐在其中。他一边做他的古玩生意，一边抽空修葺他的“新居”。日子过得如此悠然惬意，他们养鸡，养猪，还自制果酱酿酒……

    摄制小组和霍贝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一起聊天、开玩笑，有时汉内罗尔想加进来，霍贝特会大模大样地向她挥挥手，眼睛里却充满爱意：“一边去，在谈爷儿们的事呢。”

    在最后的日子里，霍贝特搬到外客厅，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季节的变化。

    “我喜欢大自然，喜欢树木，喜欢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霍贝特的眼睛眯起来，专注而喜悦。

    1997年4月8日早上5点，汉内罗尔被霍贝特惊醒。“我痛得实在受不了了。”霍贝特呻吟着，他甚至要求护士给他打一针，让他死掉算了。通常，只要给他打一针止痛针，一切就会过去。然而，这次却不同，霍贝特边哭边对妻子说：“请帮帮我。”

    汉内罗尔惊恐地感到某种事将真实地发生。跟大多数人一样，她没有接触死亡的经验，然而，忍住恐惧，像往常的每个早晨一样，她开始为丈夫清洗身子。他全身除一张皮、一把骨头外，只剩下一个大肚子。

    清洗过后，霍贝特恢复了平静。可过了一会儿，他的嘴唇又动了——他在对汉内罗尔说：“今天天气多好，是死的好日子。”

    实际上，他的生命又延续了28小时。死神慢慢地挨了上来，霍贝特呼吸困难，全身抽搐，他在进行最后一次战斗……

    最后一刻，汉内罗尔用胳膊紧紧抱住了丈夫，用德语轻声地对丈夫说：

    “太阳出来了，我们一起去森林散步吧！”

    冬去春来的日子里，霍贝特告别了人间。

    他虽未能活着看到他爱尔兰式的花园里玫瑰盛开的景象，但他留下遗言，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在花丛里，“这样我的灵魂将永远跟大地在一起”。

    其实不止如此，霍贝特的灵魂还将永远跟活着的人在一起。BBC摄制小组将他最后的日子制成《生命的最后一刻》系列片，播出后深深打动了广大观众。

    自然，这样的片子打破了英国人所公认的禁忌，反对它的人当然有。一般英国人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谈论死，更不用说把它作为娱乐的题材拍成电视片，这等于把个人的隐私暴露在公众面前。然而，霍贝特根本不去理会社会上的种种争议，他说：“我知道我生前永远看不到这部片子，但我希望大家都看到像我那样跟病魔作斗争的全过程，看到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生存夹缝

    “那个男孩儿还卡在里面！”爸爸对我和弟弟说，“你们两个穿上衣服，兴许我们能帮上忙。”此刻是清晨6：30，而我们立即就明白了爸爸说的男孩是谁——他可是昨晚广播和电视的头条新闻。

    俄亥俄州某校的3名教师带着16名男生外出郊游。他们乘坐的汽车将近正午时出了毛病。修车的间歇，有3个孩子发现了一个洞穴，便决定进行一次小小的探险。其中一个男孩15岁，与我同龄，他爬过洞穴狭窄的入口后，晕头转向地沿着一处3米多长的斜坡，滑入一个V字形的裂缝，然后就被牢牢地卡住了。

    几小时后，新闻播音员发出了求助消息，呼吁强壮而瘦小的志愿者参与救援。志愿者必须瘦得能够挤进男孩受困的狭窄通道。

    记得爸爸听到新闻后，神情变得格外严肃。他扫视着我们——围坐在餐桌旁的8个男孩，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他们有很多专家和装备，”妈妈说，“你只会碍事”。

    爸爸没再多说什么——直到第二天一早，他在上班途中从车内的电台得知，那个孩子仍头朝下卡在洞穴里，时间已经过去整整18个小时了。

    救援人员忙活了一整夜。一位从外地赶来的39公斤重的女护士，腰间绑着绳索滑入洞口，设法到达了离遇险者半米远的地方。但是，由于被石缝箍得太紧，她恐慌极了，不得不被拉了出来。

    俄亥俄州州长联系到一位著名的洞穴勘探爱好者，并派空军喷气机把他和队员专程从华盛顿接来。然而，即使这位体重61公斤，体形像意大利面条的专家也没能成功——他还不够瘦，无法碰到孩子。

    这正是爸爸把车停在路边，打电话向上司请假的时候。接着，他回来接我和弟弟。

    一小时后，我们开车开了20英里赶到了出事地点。爸爸要求见负责人，说也许我们能帮上忙。但是想帮忙的人太多了，谁也没注意我们。

    负责人此时正挠着头，焦急地踱来踱去。爸爸看了我们一眼，我们点了点头。于是他拍了拍负责人的肩膀，“我相信我的儿子能挤过去。他们块头小，但是壮实。”

    负责人打量着我们，不难看出他已经绝望了，最后他说：“你们必须签一份免责书。”爸爸犹豫了一下，咽了口吐沫，然后拔掉了钢笔帽。

    我弟弟12岁，才37.5公斤重。他们在他身上绑了两根绳子，给了他一个手电筒外加一大堆叮嘱。男孩被困在裂缝内3米深的地方，裂缝顶部宽46厘米，底部仅宽23厘米。

    我们眼瞅着弟弟顺着一侧石壁扭动着身体挤了进去。他几乎紧接着就大嚷要出去，于是被拉了回来。“你够到了吗？”我们大声问。

    “差一点，”弟弟面色苍白，“可是我做不到”！他弯腰呕吐起来。

    “没关系，儿子，”爸爸说着抱紧了弟弟，“麦克，该你了”。

    我平时体重62公斤，但是为了参加中学的摔跤队，经过锻炼减到了55公斤。爸爸还告诉负责人我受过急救训练。

    我像螃蟹一样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有人在身后为我照明，我头朝下轻松地进入裂缝，用一种古怪的泳姿向下蠕动着身体。缝隙是如此局促，我不得不呼一口气，才能前进一寸。每次呼吸，我都被岩壁挤压得更紧。

    十分钟后，我才深入了2.5米的距离。怪不得那个男孩被卡在这儿了，我自己也险些被卡住！

    当我终于接近男孩时，我明白了弟弟为什么呕吐。男孩闻起来就像一条臭鱼！我的胃也被熏得上下翻搅。他已经被困20个小时了。

    上面的救援人员把手电光照得尽量远，但是我自己的阴影遮住了光线，而且我无法使用右手，我得靠它来支撑身体。

    “救我出去！”我听见他含糊不清的声音，“求求你”。看样子他帮不上什么忙了。他的一只胳膊被压在身子下面，更糟的是，他仍在下滑而且神志不清。

    负责人的声音在入口处响起来。他冲着男孩大吼大叫，骂他有多蠢，竟然把自己弄进这个洞里。这真是一条妙计。男孩被激怒了，气得不顾一切地回骂：

    “等我出去了，一定揍扁你！”愤怒促进了他的血液循环，使他清醒多了。

    我用左手把皮带绕在他的一只膝盖上。最困难的是只用一只手把皮带穿过扣环。

    完成之后，我吸了一口气，蠕动着爬了出去。救援人员一阵欢呼，他们赶紧抓住绳子向上拉。

    我的四肢好似扎满了滚烫的钢针一般，我不停地摩擦好让它们恢复知觉。

    摔跤可从来没有这么费劲！能重新看到日光，呼吸新鲜的空气，感觉真好。再也不必待在发霉的洞穴里，靠近一个像茅厕一样发臭的孩子了。

    这时，欢呼声戛然而止。男孩不但没被拉上来，反而卡得更牢了。

    “着力点不够。”负责人说。他看了看我——此时仍躺在地上。“你是他唯一的希望，”他说，“我很不情愿开口，但是你能再下去一次吗”？

    第二次历险比第一次更艰难。但我至少得到了更多的指导，知道该怎么做。

    这回，我又用了一条皮带，而且系在了他的两条腿上。接着，我摸索着在岩石上寻找能钩住第二条绳子的地方。有块门把手大小的凸石也许能派上用场。

    我用左手和牙齿，设法绕着这块岩石系了个圈，使第一条绳子从中穿过。这就像一个滑轮装置，能提供足够的拉力。

    当我终于再见天日时，简直都站不起来了。

    人们拽住绳子。“管用了！”

    但是，接下来又是一阵叹息。男孩只有下半身动了，上半身仍死死地卡着。

    谁都没说一句话。那位负责人的眼睛湿润了，他再次转向我。不会要求我再下去一次吧！

    于是，我第三次爬进那个冰冷、阴暗的“地牢”。

    我用左手和牙齿又做了一个绳套。男孩此时几乎处于昏迷状态，我对他说：“你必须帮我，不然你永远都不能出去揍扁那家伙了。”这句话激醒了他。

    最后我们一起努力，把绳子在他的肩膀下绕了一圈。

    我检查了绳子和皮带是否牢固——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然后小心翼翼地爬了出去。这次，救援队弄了一根长棍，棍子上绑了根胶皮管。他们把管子推进裂缝，然后把一加仑的甘油倒进管子。里面的孩子立即像只浑身涂了油的小猪一样。这是为了增加润滑，拉他出来才更容易。救援人员拽着绳子，一下、两下……男孩动了……终于，他出现了！

    下午1∶30，我才第一次真正见到了我救上来的这个男孩，他满脸青肿，被抬上了守候的救护车。受困25小时之后，他终于脱险了。医生说：“过几天他就没事了。”一刹那，我的疲劳感仿佛一下子烟消云散，我感觉好极了。

    有时候，我们面临的任务或身处的环境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巨人。但是，一旦你勇敢地面对它，你就会被赋予前行的力量，并最终赢得胜利。

    独舞

    每次查病房，我总是习惯叫她二十八号。她会先甜甜地“哦”一声，然后兴致勃勃地向我汇报她一天的动向，或者她又学会了些什么。二十八号，一个不足十二岁的小女孩，不小心跌断了一条腿，接着被查出了骨癌，左腿臀部以下全腿切除。在她的身上，我似乎找不到病人惯有的悲观厌世。我总是怜悯地想着：

    小女孩，或许你还不懂，你面对的可是人生的大困难啊。

    她的坚强是让我吃惊的。就拿手术那天来说吧，当她麻醉后醒来，摸着厚厚的绷带，最终没有哭出声来。我听见她对守护着她的母亲说：“妈妈，你得帮我，我不能没有舞蹈！”她母亲转过脸拭去眼泪，她却笑了（那是一种苍白而无奈的笑啊），“妈妈，我们都得学会坚强，不是吗”？

    二十八号是我主管的病人。从和她的聊天中我了解到她是某艺术舞校五年级的学生，主修民族舞蹈。每天她除了打针、吃药，还得化疗。据检查报告说，癌细胞已有少许扩散至盆骨，五年存活率百分之十。化疗五个疗程下来，她的头发脱光了，夜里又经常睡不着觉，因此，她看起来似乎很虚弱了。不过她很配合治疗，又听护士的话，嘴巴又甜，大家都很喜欢她这个小妮子。

    手术过后二十天，她腿上的绷带终于拆除了。她央求母亲给她买回一张轮椅，傍晚时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她让母亲推着她到处散步呢。她也常常一个人推着轮椅到各个病房探望病友。在值班时，我常可以听见隔壁的叔叔阿姨吆喝她：

    二十八号，过来给阿姨唱个曲子；二十八号，过来让叔叔瞧瞧；哎，给叔叔讲个故事啦……

    她似乎是一个快乐的精灵，在病友间传播着她的乐观，甚至感染着医生和护士，整个化疗二区的氛围因此轻松而愉悦。

    一日，隔壁的一个病友25号去了。清理25号的物什时，我们小心翼翼的，我又叮嘱大家统一口径，如果25号问起，就说痊愈出院了。二十八号最终还是知道了，她母亲告诉她的。我责怪她母亲时，她母亲却淡淡地说，我必须让我女儿知道这种病是多么可怕，意志稍微松懈便有被吞噬的危险，我不会对她隐瞒什么，让她知道实情或许她能更好地面对呢。我因此而担心二十八号的情绪。事实上，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天晚上，大家都不愿打开电灯和电视，病友们以沉默的方式来表达对二十五号的悼念和祝福。整个化疗二区的空气枯燥、沉闷、压抑，走廊里空寥寥的，出乎寻常的死寂。纵然是作为一名医生，我还是害怕这样的氛围。我仿佛被巨石压迫透不过气来，人因此烦闷而不安地来回踱着步子。我兀地发现，三一二病房的门缝里透出闪烁的烛光。我踮起脚跟，透过门上的玻璃镜，我看到二十八号面朝着窗户，低垂着头，似乎虔诚地祈祷着什么，她母亲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我轻轻地推开虚掩着的门走了进去，从背后拍了一下二十八号的肩膀。二十八号抬起头，眼眶里含着泪珠，里头跳跃着烛光的火焰。我正要安慰她时，她却先问我了：“医生，人死后是不是可以去天堂呢？天堂是不是没有病魔和痛苦呢？”我认为她是受着惊吓了，便苟同她说：“是啊，天堂里没有人世间的一切苦难，放心吧，25号会一路走好的。”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作为医生，我是不相信天堂的，即便有，那边的路也不平。可是我竟相信天堂是存在着的了，而且还是一个美好的归宿。

    那一晚，我们谈到了死亡，谈到了生活，谈到了未来。凌晨两点的时候，她终于肯睡觉去了。窗外的月光透过米白色的窗帘，细碎地散落在窗棂上。拂开窗帘，微凉的风从我的脸上拂过，这样的风曾在我的心底留下冰凉的痕迹。一轮明月逐渐地往西落去，旧年的钟声将要敲响了吗？

    第二天，二十八号又像往常一样快乐地推着轮椅穿梭于各个病房之间了。

    她从我的口中得知，医院将在除夕晚上举办新年联欢晚会。她央求我说，她想去参加并表演一支民族舞蹈。这可让我为难，舞蹈本身是一种肢体语言，而她却丢了一条腿，她能行吗？为了这件事，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专门组织了一次讨论，最终决定给二十八号一次表演的机会，不过表演时间不能超过两分钟。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时，她乐翻了天。

    经过商量，她决定准备一支名为《浴火夜莺》的舞蹈。她向我借了一台微型录音机，又让我帮她准备好磁带，然后她开始了训练……

    除夕终于来了。

    我敢说这是医院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晚会。当二十八号由她的母亲推着出场时，舞台下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用了整整五分钟才平息下去。院长作了关于二十八号简短的介绍，然后音乐开始了。她，我们的二十八号，一条腿撑着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如一只夜莺般，时而张开双翼，似翱翔于碧空之上。又时而俯首，似在亲吻土地——这位伟大的母亲，她甚至跳跃起来，可是她跌倒了，一只腿让她无法控制好重心。观众的心掀到了嗓子，医护人员正准备冲上舞台时，只见我们的二十八号又重新站了起来，而且近乎完美地完成了跳跃的动作，最后，她由母亲举起，做出一副扑飞的姿态，音乐“嘎”地停止了。舞台下响起一片啜泣声，观众擦拭着眼泪冲上舞台紧紧地拥抱着二十八号母女俩……我们的二十八号，一个名叫苏琪的女孩，这个独舞者，震撼了整个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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