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于自我精神分析，一个坚不可摧的放弃的态度形成了一种限制力。一个人可能认为永远无法摆脱心理障碍，从而导致他无法产生攻克困境的企图，即便是一星半点儿也没有。就某种程度而言，所有严重的神经症中都会产生失望。一定数量的建设力量是不是始终积极活动或可以再次积极活动，决定了失望会不会严重妨碍治疗。就算这种建设力量似乎已经消失，却仍旧常常显现出来。有时候，一个人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彻底被击垮了，或者已经受到难以解决的纷争的纠缠，从而导致在很久之前，他就已经放弃了期望与努力。
或许这完全是有意识的放弃，在他感觉生活毫无意义的情感中，或者在一种多少精心设想的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哲理中，将这种放弃的态度表现出来。因为极少数人会对这种“真实情况”有所关注，所以他们就拥有了一些骄傲情绪，从而让这种放弃的态度得到强化。这种有意识的精心设想并未在一些人身上出现过。但是，他们并不是主动的，他们以禁欲形式遭受着痛楚的折磨，而且对所有更具意义的生活的期待反应并不大。
在厌倦生活的情绪背后或许隐匿着这种放弃的态度，正如在易卜生的《海达·高布乐》中的情况那般。她有着非常微小的期待。有时候，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会把一些快乐、激动或者高兴的情绪提供给你，但是，她对所有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都没有期待。这种态度类似于《海达·高布尔》中所叙述的那般，常常是与深刻的玩世不恭相伴而来的，最终导致对生活的一切意义、对努力的所有目标都充满了质疑。不过，或许对这全部深信不疑的人身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失望，尽管从表面上看，这种人让人们觉得他们有能力享受生活。他们或许爱与人来往，爱吃喝，并且爱性生活。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或许是非常有能力的，所拥有的兴趣与情感都是非常真实的。不过，他们由于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已经变得肤浅，不再拥有自己的理想。他们对工作敷衍了事，缺少兴趣。他们疏于培养和人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容易，结束也容易。总而言之，对于充满意义的生活，他们都不再想要去追寻，反倒将兴趣转移到生活之外。
如果一种神经症倾向很成功，或许这样表达得不是太准确，那么就会有不同类型的限制力在自我分析中出现。比如，就算人们对生活的满足其实是在难以捉摸的事物上建立的，但人们对人体机能的殷切希望或许也会拥有这种程度的满足，从而导致精神分析的所有暗示都会遭到人们的嘲讽。在婚姻生活中，假如一个依赖的愿望得以实现——比如，这种人的结婚对象是一个控制欲望极大的人，或因为成为一个团队中的部属而觉得满意，上面所讲的情形都是适用的。与之类似，一个人或许会非常顺利地从象牙塔中走出来，而且因为可以在他能够触及的领域中协调一致，从而感觉非常悠游自在。
是种种内部和外界的环境的融合才形成了这种神经症倾向表面上成功的自信。有关前一种，“成功”的神经症倾向可能不会和别的需要之间产生太过激烈的冲突。事实上，一个人不可能单单被一种强迫的努力彻底淹没，也绝不可能毁掉全部：人们从没有强迫过自己，试图让自己变成一个向着一个方向运转的整体机器。不过，或许与这个方向相距不远。要想这种发展得到允许，外界条件一定要是相同类型。对于外界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哪一种，并不是一直保持不变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假如一个人拥有独立自主的经济能力，那他轻易就能退到自己的象牙塔中。假如另外一个人在经济上无法独立自主，只要他将自己的其他需要都降到最低，一样可以摆脱这个世界。在准许自己将自身的名望和能力展现出来的环境中，一个人已经成熟了；不过，虽然另外一个人在最初的时候什么也没有，但因为他对外界条件的坚持不懈的利用，最后他一样实现了相同的目的。
然而，无论这种“成功”的自信是如何被一种神经症倾向获得的，对于精神分析治疗进展来讲，或多或少还是形成了一个极大障碍。首先，对于他而言，这种成功是意义重大的，所以，任何质疑都是他难以忍受的；其次，精神分析所努力的目标——让自己和别人的友好关系协调发展——对这种人是毫无吸引力可言的，因为他们已经很难对这种吸引力做出反应了。
在最开始的时候，无论一般的破坏性意愿是有关自己的，还是关于其他人的，它都形成了第三种对精神分析工作的限制力。应该着重指出，这种意愿未必一定拥有杀伤力，比如，在自杀冲动的意义上。这种意愿最常使用这些方式：或仇视，或轻视，或采用反对所有的态度。这些破坏性冲动是所有严重的神经症都可以形成的。在更加严重或者更加轻微的程度上，这些意愿是所有神经症发展的根源，凭借严重的冲突、对自己有利的要求以及对外界的幻想，这些意愿得到了强化。所有严重的神经症都犹如全副武装的盔甲那般，将他与别人的丰富多彩的、活力四射的生活阻挡起来。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必定会因为它而心存不满，这种遭到排斥的严重不满正如尼采曾经叙述过的“生存嫉妒”那般。因为种种缘由，或许会有着十分严重的仇视与轻视，无论是有关自己的还是有关其他人的，都会让自己的精神彻底崩溃，为了进行报复，甚至表现出恳求的态度。面对生活所赠予的全部，统统给出“不”的答复，自信便成为唯一剩下的东西。在就放弃因素进行探讨的时候，我们曾经探讨过，对于一种一般性的破坏别人和自己的意愿，易卜生的《海达·高布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这种破坏的严重程度决定了它自身是如何受到自我发展的压抑的。比如，假如在一个人看来，相比为自己的生活做任何具有建设意义的东西，更加要紧的是超越别人，那么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他或许就很难获得许多有利之处。假如他觉得快乐、幸福和爱或所有接近人们的行为都意味着懦弱和平庸，那他或者其他人或许就不太可能穿透他的坚硬盔甲。
由于第四种限制力是与“自我”这一很难让人理解的概念有所牵涉的，所以它显得更复杂，解释起来也更难。我认为在这里，与我所讲的“自我”最相符的可能就是威廉·詹姆斯在区分物质的自我和社会的自我时所使用的“真我”概念。简单来讲，它牵涉我真正感知到的、真正需要的、真正坚信的以及真正决定的。在精神生活中，最活力四射的中心是或应当是真我。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恰恰是这个精神中心形成了一种吸引力。在所有神经症中，已经降低了真我的行动范围和活力，并且诚挚的自重、天生的自尊、首创精神、负责自己生活的能力和促使自身发展的要素也在不停地遭受打击。同时，由于对复原过去的能力来讲，人们因为神经症倾向而成为一架遥控飞机，从而导致神经症倾向本身已经把许多真我活力给摧毁了。
许多事例都表明，重新得到和发展自我都具有充足的可能性，就算在最初的时候，这些可能性有着无法预知的力量。假如真我遭受了重创，那这个人就失去了自身力量的中心，从而受控于内部或者外界的其他力量。他或许会强迫自己变成一个机械化的人，以对自己周边的环境进行适应。他或许会发觉，对于别人来说，自己生命的存在纯粹是有益的，尽管自己内部缺少任何力量的中心，这必然会对他发挥能力造成阻碍，不过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来讲，他依然是能发挥作用的。对于内部的指挥官能，他或许已经彻底失去了；或四处飘荡着，却毫无目的；或彻底受控于神经症倾向；正如在探讨过于“成功”的神经症倾向时所提及的那般。他已经慢慢创建的有关他本人的夸大形象或许彻底左右了他的情感、思想与行为：他并不是因为自己真正感觉到自己的形象，所以才怀有怜悯心，而是因为怜悯心仅仅是他形象的一部分。他的形象需要一些特别的“朋友”或者“兴趣”，所以他将会具备这些。
对于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种限制力，其形成原因是已经剧烈发展的继发的防御。假如所有神经症的支撑力，都是坚信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有利的或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几乎可以说绝不会有任何一种刺激可以让他改变。
假如一个人竭力想要把自己从神经症限制中挣脱出来，那么不管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他都会知道或者感觉到在他自身的这些局限因素中，有一部分正在发挥作用。上述那些限制力或许对不熟悉的精神分析治疗具有一种抑制作用。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牢记，在这些因素中，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在纯粹感觉中起抑制作用的。能够毫无疑问地讲，在现今世界，唯一有可能在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就是飞机。直率地公开表示感觉无用或者传播怨恨情绪能够阻碍所有人进行自我分析，这是不明智的。对于他展开建设性自我精神分析的可行性，“我可以”与“我不可以”或者“我愿意”与“我不愿意”的较量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两种类型的人中，存在的差别非常大：一种类型的人尽管只是漂泊着，毫无目标可言，而且感觉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却隐约对什么进行着探寻。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已经因为苦痛以及最终的放弃态度丢弃了生活，如同海达·高布尔那般。就像下面这两种类型的人：一种类型是极其放荡不羁，轻视所有抱负，觉得抱负都是不真实的；另外一种类型的放荡不羁也很明显，但是对于向着真实的抱负努力的所有人，他的确是尊敬与喜欢的。或是如同这两种类型的人：一种类型是情绪很容易激动，并且瞧不起其他人，不过在面对其他人的友善行为的时候，他不会毫无反应；另外一种类型是如同海达·高布尔那般，对朋友抱着敌视态度，并用相同的敌视态度对待对手，对于那些损害他本身中残余软弱情感的人，他甚至特意注意。
对于经由精神分析而获得自我发展，假如这个阻碍的确发挥了妨碍作用，那里面的缘由就会是很多种要素的结合，而并非只是一种要素。比如，深刻的失望要想构成一个完全的阻碍，就必须要和一个强化的趋向、一个虚伪的盔甲或可能是一个充分的破坏性相结合。与自身彻底疏离，是难以发挥抑制作用的，除非还存在一些正在逐渐强化的倾向，如稳固建立的依附关系。即只有厉害和复杂的神经症中才存在真正的限制力，甚至在那里，或许也依旧具有建设力量，唯一可以被发觉并得到运用的就是这些力量。
正如上面所述，存在种种对心理有威慑作用的力，或许会对自我精神分析的努力造成影响，假如这些力并没有如此强大，以至于彻底对这一努力造成阻碍的话。比如，因为这些力的影响，导致在进行精神分析时只付出少量的真诚，所以或许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整个的精神分析就因为它们而遭到损害。在这种情形下，在精神分析的整个过程中，产生于每一次精神分析初期的偏见与牵涉非常广泛的范围的盲点，也始终是存在的，最应该做的事情并不是慢慢将精神分析工作的广度与强度降低，而是持续展开精神分析工作。不在这些范围之内的因素或许会获得适当的对待，既然自身所涵盖的领域不能与其他领域脱离，那在与整体构造分离之后，也就无法获得真实的认识，甚至连这些被见到的因素也依然停留在浅薄的顿悟水平上。
尽管卢梭的《忏悔录》与精神分析的相似之处非常少，却依然可以当作这种可行性的例子。有这么一种人存在于这本书中，在表面上，他想要在别人面前塑造一个非常真诚的形象，并且能够把事情做到恰好。但纵观整本书，他有着盲目自负的弱点，还没有爱人的能力——只有两个明显的因素在这儿提到了——这都是一些非常明显的因素，正如长相古怪的人那般，让我们现在印象深刻。他坦诚，对于其他人的喜欢，自己是非常期待并想要接纳的，不过却将形成依赖的关系当作了“喜欢”。对于自己的缺点，他都予以承认，但却将它总结为“感情脆弱”。他坦诚自己的不满，却总是想要证实自己是因为合理的原因才产生这些不满的。他不否认自己的失败，却总想要其他人来承担失败的责任。
自然，卢梭的悔过不属于自我精神分析的一种。不过，我近期又重新翻阅了这本书，那些不用费太大力气就可以进行精神分析的朋友与患者浮现在我脑海中。的确，这当真是一本有用心研究价值的书。假如一个人正在努力进行自我精神分析，就算他已经十分成熟了，相似的结果依然是他难以避开的。假如一个人在心理学方面非常博学，那他也仅仅只能稍微高明地伪装与掩饰自己的行为动机的意图罢了。
无论如何，卢梭在他的性特点这一点上是非常坦白的。应该给予这种坦白一定的评价。他在性方面的坦白，可以协助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多么不重视自己的其他问题。在卢梭那儿，我们还可以获得一个经验，这是有必要提及的一点。在我们生活过程中，因为性生活这个范畴是极为关键的，所以非常需要彻底坦白地对待它，就好像对待别的事情那样。不过，非常片面地对弗洛伊德指出的性的要素进行着重提及，或许就会诱导很多人如同卢梭那般，让这一因素比别的因素显得更加突出。在性问题上必然是需要坦白的，不过如果坦白的只有这个方面，也是远远不够的。
把现在的特殊障碍视为单纯的少年时代活动的重复的趋向，属于另外一个偏见。可以肯定，假如一个人想要对自身进行认识，最为关键的就是对在他自我发展过程中发挥影响力的那些力量进行认识。这是弗洛伊德所发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人格的产生受到了早期经历的影响。如今的结构恰恰是这种早期经历的总和所促成的。所以，对于现在的某种困难以及早年的某种影响之间的独立的关联，是一定存在解决办法的。现在的特性或许仅仅被理解为有某种力影响着当前的个性，是这种力发挥的全部作用的表现。比如，在一定的程度上，克莱尔对男人的依赖性就受到了她与妈妈的关系中所产生的特殊发展的影响。不过，只有老形式与新形式之间的类似之处被克莱尔注意到了，因此对于强迫她一直维持这种形式的重要驱动力，她就搞不明白了。她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对彼得的依赖就好像对妈妈的依赖那般；自己把彼得当作伟人崇敬着，就好像对妈妈的崇敬那般；在自己境遇悲惨的时候，她期待彼得可以保护并帮助她，就好像对妈妈的期待那般；她因为遭到彼得的拒绝而怀有不满，就好像因为遭到妈妈的轻视而怀有不满那样。在这些关联引起她的注意的时候，她或许以为只对强迫形式的结果有所理解，就已经与自己的真实问题接近了。然而事实上，她之所以会依赖彼得，并不是因为她想让自己心中的妈妈形象再次出现，而是因为经由她的强迫的谦逊、压抑的高傲以及理想，让她不再拥有尊严，并且几乎不再拥有自己的人格。因此，她怯弱、压抑、毫不防备以及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她必定想要经由自己强迫的谦逊以及受到压抑的高傲与奢念来寻求保护。为了让自己复原而尝试种种办法，而这些办法都必然是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同时，让她被更严重的压抑和担忧笼罩着。对于因为小时候的悲惨遭遇而遗留下来的问题，假如她想要让自己从中挣脱出来，就不得不对这些原动力进行了解。
另外一种偏见是不断地絮叨“不利的”方面，或那些被以为是这种方面的倾向。在这个时候，理解能够由悔过与谴责替代。这种行为的其中一部分是在一种敌意的自我谴责情绪中进行的，此外，还带着一种隐秘的觉得单独悔过就能得到回报的信念。
自然，不管是不是存在上述限制力，在自我精神分析的努力中都有发觉这些盲点与偏见的可能性。限制力的产生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就是对精神分析先入为主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假如的确如此，假如一个人对心理作用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那么就可以制止这些限制力。不过，我想要在这儿着重提出一点，那就是，这些限制力也或许会使用回避本质问题的手段。假如的确如此，那么最后对前进的抗力就是这些限制力的起因，假如这是一些极其强大的抗力——假如它们的强大程度如同我所讲过的限制力那般——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成功的某些障碍或许就是它们。
自我精神分析工作会因为上面所讲过的这些阻碍的力量而遭受挫折与失败，并提前结束。在这儿，我想把一些例证列举出来，精神分析在这些例子中发展到了多少明确的、有益的目标，却没有发展到这个目标以外，因为这个人不愿与自己心里的那些阻止他奔向更远目标的要素进行抗争。这或许出现在他已经把大多数因素打败，而且不再觉得一定要接受自我精神分析之后，就算需要解决的阻碍依然很多，并且都很复杂。假如他过着非常顺遂的生活，还没有遭遇任何挑衅和斗争，使用这种方式会产生非常大的诱惑力，以致他懈怠了自我精神分析。当然，我们在这种情形下都不会热衷于完成自我精神分析。我们怎样评价对于促进我们向着更深的方面延伸和发展的积极的自我不满，这属于我们人生哲学的基础内容。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识或逐渐认识到自身价值的确切所在，而且凭借这一点开展活动。假如尽管我们有意识地维持发展的念头，而事实上，却对为实现目标而做出的努力有所松懈，甚至让扬扬得意的自我满足淹没了这些努力，就会出现不忠于自己的情况。
不过，因为一种截然相反的理由，一个人或许就会中断自我精神分析的努力：在许多方面，他已经有能力洞悉自己的阻碍，不过一切都没有任何改变，而且因为能够感觉到的效果非常小，导致他变得灰心丧气。事实上，正如上面所讲的，这种灰心丧气本身就是一种问题的起因，这种解决方式是正确的。不过，假如是因为严重的神经混乱造成了这些灰心丧气，比如，在上面所讲的失望中形成的放弃态度，这个人绝对无法独自攻克它。这并不代表他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对于他可以达到的水平来讲，无论有着多少强大的限制因素，他总是可以成功消除自己精神障碍中的一个个严重表现。
因为另外一种方式所引发的自我精神分析，内部的局限因素或许很早就会终止其作用：这个人或许会使用调节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对还没有消失的神经症进行适应，以达到一种不真实的解决。生活本身可能为这种处理方式的出现提供了帮助。有一种情境可以提供与机能需要相匹配的宣泄方式，他或许就深陷这种情境中，任凭暧昧的生活与没有必要对自身权利进行维护的依附关系发展。结婚或许可满足他的依附需求，因此他必须抓住这个希望。抑或是在人际交往方面，他或多或少可能会有意识地解决自己的困扰——他已经对其中的一部分有所了解并理解——他因此疲惫不堪，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归于平静或让自己的创造力得以保留，仅有的办法就是从其他方面退出。因为这个原因，他或许会尽量降低自己对人对物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竭力过能够过得去的生活。自然，这并不是一些非常完美的处理方式，不过能够到达的心理均衡必然会更高于以往。在一些非常混乱的情况下，这种虚假的解决可能是所能达到的最理想水平。
通常来讲，就算是在专业精神分析过程中，都存在这些对积极工作的限制，自我精神分析过程就更加不用说了。实际上，就像之前已经讲过的那般，假如是十分强烈的阻拦力量，就会导致患者彻底放弃精神分析。就算没有放弃它——假如在自己没有能力进行精神分析的重压之下，这个人吃尽了苦头，最终他采用了精神分析治疗方法——精神分析师并不是巫师，没有能力使用咒语把受到抑制的力量召唤回来。但是可以肯定，总体来讲，更加强大的限制力存在于自我精神分析中。在很多实际事例中，在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引导下，患者可以与具体问题的解决离得很近，彻底释放建设力。反之，假如患者独自一个人进行精神分析，而且模糊地感觉自己被无形的、明显无法解决的纠纷缠绕着，他就绝不会彻底打起精神，抵抗自己的问题。并且，在这位患者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其自身的种种心理力量的相对强度是会发生变化的，因为这些力量是经过多次添加的。在一切手段的指导下，他与自己的真我靠近，与其他呈现他极少彻底失去希望与极少孤单的方面靠近，进而让他包含自我发展兴趣在内的生命活力得到强化。所以，在和一位精神分析师共事一段时间以后，有时候在必要的情况下，就连患有严重神经障碍的患者都可以将他们的自我保持下去。
但总体来讲，相比专业的精神分析师，对于繁杂、凌乱的缠绕纠结的干涉，不管是在什么时间，最强大的都是后者，不过它具备相当的局限性这一点也是应该关注的。拿自我精神分析以及它自身难以避免的缺点对比理想中的分析治疗，这是丝毫不具有合理性的。我对这种类型的人有所认识，他们公开进行过精神分析治疗，不过之后，自己又和非常严重的问题进行斗争，并且获得了成功。我们会非常慎重地对待两种方式，对于在缺少专家帮助的情形下可以做的工作，我们既不抬高，也不贬低。
这让我们再次回到一开始所讲的那个问题上面，有关一个人可以在特别情况下进行自我精神分析。假如他已经展开了一些精神分析治疗，假如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我坚信他有希望可以单独持续获得比较大的成效，正如我在这本书中一直着重提及的那般。克莱尔的事例，以及没有在这里提及的别的例子明确地证实了，对于更加复杂、困难的问题，独自一个人使用过去的经验去解决，这是可行的，而且这种努力还要展开更多。这也就期望精神分析师慢慢调整衡量准则，让他们能判断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理智地鼓舞患者，使患者独自持续进行他的分析工作。
在这儿，我打算重点提及一个有必要进行思考的问题，不过它和自我精神分析并无直接关联。在面对患者的时候，假如精神分析师不呈现出一副专家的样子，最初就明白这是一个精神分析师和患者共同完成的工作，二者一同向着相同的目标积极努力，那患者或许就会将自己的才智发挥在更高的水平上。那种或多或少让他感觉没有任何希望的灰心情绪也会被他消除掉，精神分析师一定要独自肩负责任，而且意识到在面对的时候要使用积极主动的精神与谋略。总结下来就是，在患者和精神分析师都被动的情况下，精神分析治疗已经得以发展了。首先，精神分析师所拥有的积极性更大了，最终两个参加者所发挥的积极效用就会是相同的。拥有最后这种态度的前提下，可以最快地取得成功。在这儿，我之所以会将这一事实讲出来，并非是想要说有可能缩短分析治疗的时间——尽管那是理想的与关键的——而是想要说对于自我精神分析的可能性来讲，这种协作的态度可以贡献什么。
假如那些自我分析的患者事先并未接受过分析治疗，在面对与自我分析有所牵涉的可能性问题时，就更加无法给出确切答复了。假如并非全部事情，那么大部分则是由精神失调的严重程度决定。我坚信不疑，严重的神经症应当处于专家掌控中：在进行自我精神分析以前，所有身患严重失调的患者都应该去接受专业精神分析师的治疗。不过，在估测自我精神分析的可行性的时候，重点考虑的并不是严重的神经症。可以肯定，相比严重的神经症，轻微的神经症要占大多数。在最开始的时候，特殊的情境障碍才是种种神经症的起因。在大多数情况下，精神分析师并不能看到人们患有这些不严重的精神失调，不过不应当敷衍地对待他们的障碍。因为患者遭受阻碍，人类应有的最高才能水平他却无法达到。所以他们的病不但引发了痛苦与障碍，并且还白白耗费了宝贵精力。
我觉得，有关这些障碍，在“偶然的自我精神分析”一章中所汇报的这些经验是让人振奋的。在那儿所讲过的几个例子中，受到牵涉的人简直都没有精神分析治疗的经历，当然，在检查自己的努力中，他们必然会失败。使用更广泛、全面的与神经症特性相关的知识以及应付它们的方式可以更深地发展这种努力，对于这一点，似乎没有任何合适的理由来进行质疑——不停地对自己说，这是一种不属于压抑性的严重的神经症。相比在严重的神经症里，在轻微的神经症中的人格结构反而更加牢固，就算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也可能依然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在每一种消除的结果尚未实现以前，在严重的神经症里常常需要展开很多的分析工作。在轻微的精神失调中，就连一次揭示一个无意识的纠缠都有可能会变成转折点，导致向更随意自主的方向发展。
就算我们假设，可以进行有益的自我分析的人有很多，他们可以坚持到底吗？是不是不存在未被解决，甚至是未被触及的问题？对于如此彻底的精神分析，我觉得是不存在的。这种观点并非形成于放弃的态度。自然，透明度显然更高。我们越随意自主就越对自身有利。不过，在我看来，假如一个思想实现了人类诉求，那么它不但会呈现出自以为是的情绪，甚至会缺少所有强烈的要求。生命就是奋斗与竞争，发展与成长——精神分析是能够发挥协助作用的方法之一。毫无疑问，它有着非常显著的实际成就，并且努力本身拥有实用价值。就像歌德在《浮士德》所讲的：
每一种坚持不懈，
都是在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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