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头版头条最讲究两方面，一是内容，二是文字。内容要新、奇、特，要切合现实与时令。文字不用说了，初入行的写手朋友首先向这篇看齐。
作者《无公害西红柿“抢滩”南京》：这篇文字让“无公害”进入大众眼球。当时不知道，农药残留竟然成为如此冥顽的人类公害。
读者 这篇文字让人联想到越来越热的农夫市集，还有CSA（注：即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生产有机食品并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达成供需协议，并直接由农场送上门。）
作者《让校舍坚固》：与《安徽日报》众多大师的频繁交集应该是从这篇文章开始。危房改造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抓住类似题材做足文章也是文字职场人的幸运。
读者 十几年前的文章，于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好文章的地基筑在日常的积累和习惯上。积累很重要，习惯很重要。
作者《有为的政协》：我一直想加入政协，所以一直关注政协。
读者 这篇让我们更多更好地理解政协的作为，进而体会到有为才有位的道理。
作者《帝乡治水记》：明光作为帝乡，治水工作成为全国先进，值得关注。
读者“水，历来是民生之重”。明光把水治好了，这样的先进值得书写。
作者《小食堂大文章》：写这篇文章时乡镇很少有食堂。而现在，乡乡都有一个上水平的食堂了。由此观察，办食堂是个有眼光的投资。
读者 乡镇食堂好，办好了就相当于“私房菜馆”，大家在食堂就餐，自然是好处多多。如果谁来弄一个乡镇食堂采风行，我一定捧场！
作者《南京有个明光市“泊北二村”》：很幸运，这篇文章经历了十多年的洗礼，仍为广泛称道和传颂。
读者 文章写得很棒，十几年前能有这样的重要发现，十分难得。
作者《打工走上致富路》：打工，中国社会特定时期的特有现象。所有的打工人都是城市发展的功臣。
读者 围绕一个现象而写的消息，本篇可为代表。
作者《新时期新农民》：一个乡怎样，取决于干部，更取决于农民的素养。
读者 如果把一村一镇都当成“企业”来看，作者及相关人士关于泊岗萝卜的一系列策划和报道，可以说是完美的营销与推广案例。
58 “合并”激活弱医院
去年11月，举步维艰的明光市古沛卫生院与实力较强的桥头卫生院成功地实施了“合并办医”，从此步入了发展快车道，不仅全面落实了预防、初保工作，而且就医病人逐月增加，业务收入也直线上升，今年第一季度就实现了15.2万元的“开门红”，比去年全年收入还高出3万余元；第二季度的收入较第一季度也稳中有升。滁州市卫生局肯定了这一做法，并转发了明光的经验。
近年来，不少乡镇卫生院受制于资金投入不足、医疗设备陈旧、技术力量短缺等因素，出现了活力不足、引力不强、人气低落、病人“盲流”等问题，既造成了农民看病难，又影响了乡镇卫生院的经济收入。同时，一些好的乡镇医院又因病源不足，造成医生和设备资源“浪费”。明光市整合资源，尝试“以强带弱、合并办医”，并在桥头和古沛两所医院中率先推进。
“合并办医”前，古沛卫生院只有一名医生和一幢“半拉子”空楼，技术与设备的严重缺乏，很长时间里难以承接除打针、卖药以外的正常业务，加之因建楼和管理不善而欠下的16万元的债务高压，使得这个小小的卫生院陷入窘境。
“合并办医”后，古沛卫生院的人、财、物全部交由桥头卫生院管理。古沛院的全部债务由桥头院负责偿还，全部资金的支出由桥头院“一支笔”审批；古沛院的药品、设备和其他物品由桥头院负责购进、调拨和管护；桥头院的院长为古沛院的法人代表，古沛院的日常工作由桥头院派驻的一名副院长负责落实，古沛院的医护人员由桥头院择优派进。
为保证“合并办医”顺畅运作，明光市卫生主管部门先后三次在桥头卫生院召开职工大会，统一该院职工的思想。同时，利用广播、电视、公开栏、街道大型广告牌广泛宣传，从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明光市还研究制定了“桥头卫生院医护人员轮流进驻古沛卫生院”“适当提高派出人员待遇”等措施，同时在古沛卫生院修建了职工食堂和集体宿舍，以方便派出人员的生活，让首批派出人员安心工作。桥头卫生院还一次性拿出36万元，为古沛卫生院添置了必需的X光机、B超、心电图等价值15万元的医疗设备，购进了4万元的药品，偿还了13万元的欠债，装修了门诊楼和手术室，另外还配齐了桌椅板凳等辅助物品。
“合并办医”使两院各自的优势变成了胜势。古沛卫生院病员资源丰富，医院所在地的居民就接近1万人，相当于桥头卫生院的8倍多；而桥头卫生院的医疗设备比较先进、技术力量比较雄厚。两院“合并办医”后，二者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重新优化配置，形成互补，进而“双赢”。
采访中，不少群众说，“合并办医”使古沛卫生院所在地的危重病人能够得到及时医治，居民的安全感增强了，方便了当地群众就近就医防病，降低了看病费用，减轻了群众负担；卫生主管部门表示，强院与弱院实行“合并办医”，有效地提升了二者竞争市场的能力，具有推广价值。
【背后的故事】
这是我到宣传部任职后在《滁州日报》上发表的第一个头版头条，当天是2002年5月14日。与两年前我的第一个头条对比，这一个头条是自选课题，是我自己寻找到的一个题材。因为刚到宣传部，一心想来一个开门红，于是，努力地捕捉亮点，展示亮点，同时也展示自我。我知道，往后强调的就是主动，天天让别人提醒自己去写，一定不会出彩。
这篇稿子让我认识了胡金怀——这位掌管着稿件“生杀大权”的《滁州日报》新闻部主任。也是这个头条开启了我与《滁州日报》热线联系的大幕。那是一个上午，我接到他的电话，围绕的正是这篇稿子。他说，稿子很有价值，很快会见报，但要求我加一段新闻背景。
当时的感觉是幸福的，新闻部主任打电话来，说这篇稿子好，更多的是一种鼓舞。说实话，当时真不以为能发头条，想都没想过。后来才知道，这种处理方法适用的都是重头稿子，都会是头条。
这之前，根本没用过新闻背景，压根就没有这个概念。接到胡金怀主任电话后，这才对新闻背景有了一些认识。也确实，没有新闻背景，就没有对比，也就很难让读者看清这个话题在当时能有多少积极意义。如果意义不够，那就没有推广的价值。而如果乡镇卫生院普遍较弱，那明光的经验就有很好的代表性，就具有全面推广的价值和必要。
《滁州日报》发表之后，《安徽日报》也刊发了这条消息。如果话题没有价值，或是影响力不够，想在《安徽日报》发表几乎没有一点可能。
《滁州日报》一个可贵之处就在于，只要是好题材，只要能以小见大，哪怕是村民组的事，哪怕是一个农民的事，都可以得到眷顾青睐，甚至能发到头条。这是《滁州日报》的务实，是报社决策层胸襟开放的一个有力证明。
与《滁州日报》比，有些党报贪大求高又求全，如果不是高大上的题材，如果没有主要领导的身影在，绝不可能上头版，更不可能上头条，也因此，百分之九十九的基层一年上不了一个头条，十年也很难上得了一个头条。而事实上，如果这些报纸能够放下所谓的架子，鲜活的题材立马就会层出不穷，值得记忆的、能引起强烈共鸣与互动的情景一定会多得多，而这，正是拯救有些纸媒的一个重要措施。
一直就听说，桥头有一个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桥头医院也因之效益很好，与桥头相邻的古沛是一个重镇，几县交界的商贸集散地，人口众多，但是医院不行，看病难。两相合并，取长补短，农民看病的问题解决了，这才是真正的大民生，当时要是投给《人民日报》，没准也会被采用的。
59 无公害西红柿“抢滩”南京
连日来，明光城郊的菜农们一直处在兴奋和喜悦中。他们种出来的蔬菜与南京市场成功对接，每天销往南京的蔬菜，仅西红柿就在50吨以上。
在明光街道办事处，我们观看了5月18日在南京举行的“安徽明光无公害蔬菜推介会”录像盛况。大型展台上，“山东有寿光，安徽有明光”的大型横幅赫然醒目。明光市和南京江宁区领导，与众多南京市民齐聚台上。在展台四周我们看到，每个西红柿、每个辣椒和每根豆角上都贴上了无公害标识，南京市民簇拥抢购随处可见。据介绍，办这个推介会包括搭建展台一共花去8万多元，基本上是南京方面掏的钱。
据介绍，南京市场没有被拿下的前几年，每天都有数十吨“富余蔬菜”滞留明光市场，致使本市蔬菜饱和，菜价上不去。而现在，南京方面一天就消化50吨以上，占日销蔬菜量四分之一，基本实现产销平衡。这意味着，明光1亩大棚年收入1万多元、人均年收入7000多元已不在话下，年蔬菜收入超过10万元的已经超过100户。
办事处党委书记刘胜田说，过去，明光蔬菜也有打进南京的，但没有自己的摊位，只能把蔬菜交给其他有摊位的人，销量和价格自然受别人控制，当然也就没有保证。现在，他们在南京天印山和白云亭两个批发市场就有七八个固定“席位”，在自己的“席位”上批发自己的蔬菜，保证了日销量稳中有升，而且，只要你拿出来的是好菜，南京人就全部拿进。
刘胜田说的“好菜”指的是“无公害蔬菜”。年前，明光街道办事处万亩蔬菜田被农业部批准为“无公害基地”，盛产的西红柿和芹菜还被农业部批准使用“明光牌”无公害标识。在这个办事处的万亩蔬菜基地现场，是一望无边的大棚海洋，到处都是采摘西红柿的菜农。“知道现在的大棚是干什么用的吗？”一位菜农考了我们一下，原来不为保温保湿，而是为蔬菜遮风挡雨，因为成熟中的西红柿最怕风吹雨打。
问到这里的蔬菜怎样做到“无公害”，围拢过来的菜农以西红柿为例争着说，特别红、长相尖或是开了裂的西红柿都是因为激素超标，不宜吃。但在这里，蔬菜生长的全过程都有严格的质量保证，都是“放心菜”。从种子看，全部是政府部门从山东采购来的优质种，蔬菜质量的源头得到了保证；从施肥讲，他们从安徽农学院聘请2位专家教授指导“测土施肥”，同时对病虫害进行严格控制，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施多少肥，都有严格的规定。此外，他们还购进专门检测仪，对外运前的蔬菜进行严格抽检，抽检合格的准予放行，不合格的予以扣留。
采访中，我们遇到不少经纪人，他们与菜农一起，活跃在蔬菜基地里。跟随他们的，是捧着钱包的会计人员。“我们这，蔬菜过了秤之后当场就付钱。”曾被省里表彰为“百强经纪人”的周宝民告诉我们，经纪人的作用可大了。去年因为暖冬，芹菜出现饱和，《焦点访谈》报道山西等地芹菜只有几分钱一斤。而明光，一批经纪人在浙江找到了市场，积压的100多吨芹菜于春节前销售一空，每斤卖到了4毛多。
“经纪人与生产、购销等方面构成了一个环形网络。”办事处农委主任张永祥介绍说，明光街道办事处成立了蔬菜协会，将种菜能手、经纪人队伍、村组干部计320人纳入协会中，专门负责市场拓展、技术指导、生产管理等服务。同时，蔬菜协会下设蔬菜销售公司，负责蔬菜收购和外运。
在蔬菜协会一揽子备忘中我们看到，西红柿、芹菜、小白菜、葱蒜等蔬菜的施肥种类、施肥数量以及其他注意事项都张贴在墙，每家每户的大棚面积、位置、虫害情况及治疗结果都登记在册。蔬菜协会长年在长三角地区寻找市场，定期发布虫害预报和防治措施，适时组织菜农外出学习或现场培训菜农，每年都要请来合肥、南京、山东等地的技术权威给菜农上课。现在，菜农们都能按照无公害要求，自行管理自己的大棚。
采访中，市委副书记林昌友说，自《南京·滁州经济与社会发展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以来，明光市委、市政府立足自身优势，下决心以特色农业为突破口，全面提高农副产品质量，建立特色农副产品基地，搞差异化生态发展，迎接南京都市圈的辐射和带动，加强与南京在农业方面的合作。他说，明光蔬菜打进南京市场，是明光与南京的一次成功合作，是明光积极实施“东向战略”、加快融入“南京都市圈”的一次突破。他表示，随着“明光建基地，南京给市场”模式的更好建立，随着与南京合作的不断加深，明光农副产品在南京乃至长三角的前景一定会更加广阔。
【背后的故事】
西红柿是一个好东西。于男性而言，熟食西红柿，好处多多。这是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这篇纪实发表在2007年6月29日《滁州日报》头条，《安徽日报》应该也发表过，但没找到样报。题目是时任《安徽日报》编辑、现定居英国的Y女士修改而成。
这是一篇有亮点的纪实，无论是抢滩南京，还是强调蔬菜安全这个主题，都具备头条价值。
有机、绿色、无公害，这是食品由高到低的三个层级，有机食品禁止使用农药、化肥、食品添加剂、人工合成物质及转基因物质，绿色食品则允许有限制地使用常规农药、化肥，但农药残留需要得到控制；无公害食品禁用高毒高残农药、推广使用低毒低残农药。也就是说，无公害产品是存在农药残留的。
文章中说的正是无公害蔬菜，而不是有机蔬菜，所以说，应该有一定的农药残留。但是，这毕竟是八年前的事情，八年前我们就有无公害这个意识，应该体现出很好的前瞻性和使命感。
与八年前比，现在很多食品中的农药残留有过之而无不及，农民兄弟拎着药壶下田施药，施的是什么药，施多少量的药，施的是第几遍的药，无人过问，更无人干涉。养的猪和鸡鸭也是如此，在这些畜禽身上用了多少添加剂，这些牲畜的肉变成了怎样的可怕，也缺少有效的管制。
我已经成了力推餐桌上安全的志愿者，这几年人大、政协两会上，我坚持与代表和委员联名提交这方面的议案和提案，我觉得食品不安全已经成了人类最大的公害。
动物不少时候还会体现出人性，而这些制造有毒食品的人何以能如此残忍？在最近一篇日记中我还说起这个问题。相信国家很快会对这个问题出以重拳，作为志愿者，我愿意联合正义的人们为抓好食品安全这件大事贡献力量。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耕地质量因为滥用农药化肥已经出现了碱化严重、重金属超标等问题，需要长期治理。而且家禽家畜粪便的重金属也大量超标，所以，这又给我们用动物粪便生产有机肥的传统加工带来了挑战。从政府层面来讲，无论多难，都必须拿出过硬的措施，像合肥边上的某个县全域推广有机肥种草莓一样，我们也要走有机食品的路子，至少能够满足一部分想买安全食品的市民买得到的愿望。倘若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我们就是人类的功臣。
60 让校舍坚固
今年7月31日，滁州市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现场会在我市召开，与会的省、市、县三级领导对我市危房改造的规模、质量和效率均给予了高度评价。据市危改办负责人介绍，去年以来，全市共启动危改项目59个，总投入1400万元，施工面积4.1万平方米。目前，已完成危改项目36个，即将完工的有20个，已投入使用的新建校舍2.8万平方米，6成以上D级危房里的学生已搬进新建的教室里。
谈到危改成果，市危改领导小组组长朱庆龙认为，这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的结果，市委书记陈冰冰、市长龚荣刚将这一成果归功于广泛的社会支持。
（一）
危改中的最大矛盾莫过于资金缺乏。税费改革后，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民教育集资取消，市委、市政府克服困难，及时调整思路，每年从农业税中挤出20%作为危改专项资金，一改过去常用的“农民集资办学”和“学校举债办学”为“市乡政府办学”。
2001年2月开始的首次普查结果显示，全市农村中小学各类危房达7.2万平方米，其中B级危房2.6万平方米，C级危房2.2万平方米，D级危房2.4万平方米；全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中小学出现了危房，首批获准立项的项目有112个，所需的改造资金远非财政本身所能解决的。
为了争取全社会的支持，我市注重发挥舆论的威力，通过电视台、电台、报纸、各种会议，系统地将“庵棚学校”“露天学校”“民房学校”等“游击办学”情景放出来、登出来、喊出来，不仅营造了危改所必需的氛围，而且唤起了明光上下对危改工作的广泛关注。
苏巷镇大郢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去年暑期，为筹齐70万元的建楼款，市里安排了国债资金24万元，镇财政拿出10万元，并通过出售地皮等办法筹措22万元，镇干部和教师拿出1.5万元，个体业主们捐资7000多元。与此同时，学校周边的8个村相继发起了“一事一议”，8000多农民按照人均15元标准三天之内便筹集了12万余元。
据统计，在全市1400万元危改资金中，有800多万来自社会支持。危改中，我市还从实际出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结合布局调整抓危改”的新路子，从而使有限的资金发挥出了最大的效益。苏巷镇第二小学是由苏巷西部4个村原有的3所小学合并而成，合并的理由在于这3所村小处在半径不足2000米的范围内，且所有校舍均为D级危房，必须改造。采取“三合一”的办法建校后，只花了40万，不仅节省开支20万，还使学校规模超过了600人。
通过调整，全市乡镇中小学比1999年减少了31%，农村中心小学在校生均超过了500人，比1999年增加了50%，其中40%以上超过了1000人。规模办学目标的实现，全市80%以上的中心校实行了寄宿制或半寄宿制，有效地提高了教育资源的利用率，较好地体现了中心小学的办学优势。
（二）
2001年初，邵岗中学新落成的教学楼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市委对相关的7名责任人予以免职、撤职和严肃的党纪处分，其中还有一人被判了刑。此举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责任终身追究制在我市的落实，案件处理的本身对保证危改质量起到了警示作用。
在明光，抓危改质量的基本经验体现在诸多环节，市教育局局长汤道义用“五统一、一取消、八次验收”加以概括。即统一规划、统一地质勘探、统一图纸设计、统一工程招（议）标、统一质量监管；取消预制多孔楼板，代之以现浇楼板；每幢楼房从开工到竣工，都要接受八次以上的验收。据教育局专司质量的同志介绍，各工程每到验收环节，相关乡镇或学校的负责人便会提前告知他验收时间。
在追求危改质量过程中，我市还探索出了群众参与监督的好思路。苏巷镇罗郢小学在施工中曾用水泥棒作桁条，群众发现后，责成相关方面修订了合同中这一不合理的部分，最终用禾木棒取代了水泥棒。邵岗乡光明村小学在建设过程中，工程队使用的禾木棒直径比合同规定的少1厘米，在群众的监督下，施工人员不得不加以撤换。
用资金调控质量，是我市危改中的又一成功尝试。市危改办将每个工程的项目款存放在危改资金专户中，何时拨款、拨多少款由质监人员根据工程进度和质量说了算。如果第一道工序不符合质量要求，则不得拨付下一笔工程款，有效地促进了工程进度与质量同步。
为方便社会监督、增强责任人的质量意识，我市还在新落成的教学楼的显要位置镶嵌一块“水泥牌”，上面赫然刻上乡镇负责人、学校负责人、设计人员、施工人员的姓名和工程竣工时间等。群众说，如果将来校舍质量好，这个牌子就叫“荣誉牌”，否则就叫“耻辱碑”，想赖都赖不掉，想拿也拿不走。
今年七、八月间，省教育厅项目办主任陈世锁曾就危改质量问题，专程察看了我市11个乡镇、近20个项目施工现场。事后，陈世锁认为我市新建的校舍质量上乘。
（三）
“危改是一个动态概念”，市分管副市长王邦怀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长效机制，切实把危改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以保证农村中小学危房随有随改。”
在实施危房改造中，我市探索并建立了一套运转协调的工作机制。教育、计划、建设、财政、公安、土地等部门已经建立并落实了以沟通、交流、服务为内容的例会制度，各部门有分工、有合作，需要钱的时候有钱，需要物的时候有物，需要人的时候有人。各部门还主动介入危改，自觉履行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去年2月15日，市委、市政府下发了普查危房的通知，此后，教育、建设部门便组织精兵强将，历时32天，对全市所有农村学校的危房进行了逐幢逐间鉴定，从而使全市危房现状一清二楚。
在机制上，我市还把日常管理作为危改工作的一个重点加以把握。一方面，实行规划管理。综合校舍危险程度、教育发展需求、各地经济实力、地域特点等因素，制定了危改工程实施规划，做到规划引路、先急后缓、顺次解决、滚动发展。另一方面，实行责任管理。今年3月，市长龚荣刚代表市政府与全市27个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签订了《明光市实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责任书》，明确乡镇政府是危改的责任主体，乡镇长是危改直接责任人，校长是具体责任人。《责任书》还明确规定，在日常管理中，及时发现并上报危房是乡镇长和校长的事，未能及时发现并上报的责任也由乡镇长和校长担。
从领导机制上看，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危改工作，今年年初还专门出台文件，决定由20位市领导负责联系重点危改项目，解决了不少难点。造价96.8万元的古沛镇中心小学兴建于2001年初，由于资金缺口较大，使得教学楼迟迟不能交付使用，反响较大。市委书记陈冰冰联系该工程后，协调解决了所缺资金。
近年来，我市每个领导班子成员无论是下乡检查指导工作，还是开展已坚持数年的“联村帮户”活动，都无一例外地把危改作为自己的本职加以关心。市危改领导小组组长朱庆龙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数次亲临危房现场，成了掌握危改情况最多、协调危改矛盾最多、决策危改事项最多的领导。
【背后的故事】
农村学校危房改造是一个焦点，也因此，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2002年10月15日《安徽日报》焦点新闻版头条。这也是我的文章第一次上焦点版。
《安徽日报》有几个牛气的版面，一个是A1版，一个是焦点新闻版，还有一个是理论版。三个版面都有我的朋友，他们或长于人物通讯，或精于对问题的发现与挖掘，或本身就是理论高手。我读过很多他们的文字，也见过他们对我文章的修改过程，很是具有点石成金的水平与技巧。
2002年之后的三到四年，是我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时期，上《安徽日报》也不少。但是，像这篇文章这样发表在焦点新闻版的，而且是大篇幅发表，真的是少之又少。在我看来，文章只要能上《安徽日报》，无论长短，都是十分不易的事。
再次感谢《滁州日报》，这是一份具有成就一个人、一个地方的媒体。那一个时期，需要的时候，一连发十几篇好位置的稿子也是有的，十几篇稿子连续推出，一天不落，不是头条，就是二条。那都是必须发表出来的，因为都是主要领导圈定的题材，是能够载入明光宣传史册的一次次重要策划。要知道，地方稿件只要硬气，只要分量够，发表在头条是能够让人接受的，可是，放在二条，直直地竖在那里，总有一种突兀感，也真的不容易。
那个时期，我系统地介入和研究了明光的方方面面，对明光社会有了比较好的认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样几年的历练，现在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要写明光，写明光本土文化，写有明光地域色彩的烟云往事和当下众生。
所幸十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写的习惯，一天一两千字，想到就记，坐下就写，倒也积累了三五百万字，很想从里面淘一些有价值的文字来，只是，眼下的角色总是很忙碌，很难有时间用在“淘字”上，就只能牺牲晚上的休息时间了。但是十一点休息这个原则还是在努力坚持，这是保持良好体魄成就更加精彩人生的基本保证。
很喜欢“人生才刚刚开始”这句话，我坚定地认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想着去改变，只要勇于否定今天的自己，全新的自己就在眼前。
61 有为的政协
在明光，政协委员是构建和谐明光的生力军，“献一策、帮一户、联一片、解一难”是他们的活动指南。几年的实践，他们的家庭成了“和谐家庭”，他们所在的界别成了“和谐界别”，他们的帮联对象成了“和谐户”“和谐片”。
构建和谐社会，政协委员怎么做？明光市政协创造性地开展了“四个一”活动，打造出彰显政协优势、展示委员价值的新平台，实现了政协委员与构建和谐明光的有机对接，得到省和滁州市政协的肯定。
“有为才能有位，也才能有威；有位、有威才能更好地有为。”在谈到政协委员构建和谐明光“四个一”活动的初衷时，明光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张贵翔这样说。
有为
在鸡嗉子里灌砂，在牛肉里注水，这些曾让广大市民深恶痛绝的坑人现象，如今在明光农贸市场已近绝迹。“这里面有张连忠的功劳！”知情的市民这样说。
张连忠是政协委员，也是农贸市场卖干鲜的个体业主。他自己不卖过期、霉变、“三无”产品，还要周围经营户也对“问题食品”说“不”。发现强买强卖、卖假坑人的事情，他敢于制止。“卖假货的人能够变着手法防备执法人，却防不了我，因为我就在他们身边。”张连忠说，他要配合执法部门，为实现农贸市场无假货出力。
为构建和谐明光献一策、帮一户、联一片、解一难，这是明光市政协对全体委员的最新要求，也是明光市政协委员们的一贯做法。张连忠参与市场管理是他在落实“解一难”中的具体体现。
张婕服装学校是明光市社会力量办学中的一块品牌，校长张婕是明光市政协委员。多年来，她坚持为下岗失业工人和无业青年提供优质服务，免费为特困人员和残疾人提供缝纫技术教学，赢得了赞许。同样由政协委员兴办的明光飞龙电脑学校，已经为8000多人次社会青年优惠提供电脑技能培训，从这里毕业的社会青年90%以上实现了就业。
“构建和谐明光，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但对于政协委员来讲，却又十分具体和实在。”明光市政协副主席王允山说，政协委员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实践着和谐社会所蕴含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本质要求。
政协委员杨世球，带头创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明光小麦产区的上千农户在他的面粉加工带动下实现了富裕。朱永建自打当上政协委员后，在乡下兴办网具厂，为不能外出打工的农民就近提供编网、补网等生财路子。在他这里做事的每户农民年收入都接近万元，令外出打工的农民心动。
工商联界的政协委员多是个体老板。在“四个一”活动中，他们把重心放在“帮一户”上。共青团明光市委书记陈广乔说，一个月前，新的一批特困女童已被这个界别的委员们“认领”，从此，她们每人每年可以获得一定的学费资助。此前已有三批困难女童被他们“认领”。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慧的出智慧。”明光市政协副主席纵瑞来说，“许多政协委员在帮户、联片、解难的同时，更多的精力还是用在‘献一策’上。”数据显示，本界政协委员三年共形成提案多达1005件，平均每人5.6件；其中立案844件，人均4.68件。
开会期间写提案，闭会期间如何建言献策？明光市政协创办的工作简报《明光政协》成了委员们说话的平台，政协委员的心声和众多社情民意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这个“平台”上。
明光市政协委员们在“四个一”活动中做出的不懈努力，使他们成了群众的贴心人，成了政府与群众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络人，大大提升了政协的社会地位。
有位
就重大事项牵头调研，是明光市政协领导的大手笔，因为调研题目是“大块头”、有分量，市委书记批示参阅的调研材料每年都有10多份。今年以来，具有内参性质的《明光情况反映》共出刊8期，其中有5期刊登的是政协的调研课题，共涉及劳务转移、水污染治理、乡财县管、民营经济发展等方方面面，这些调研已经成了市委、市政府实施决策的重要依据。
如果说理论上有位置还不够，那么，在经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上，明光市政协同样举足轻重。按照市委安排，去年明光市政协领导分工联系10多个企业的改制任务，都完成得比较好。
明光市政协委员位置高，还突出表现为政府对他们的提案高度重视。今年，市长朱庆龙亲自过问提案办理，组织力量重点就一些难度较大的提案实施攻关；常务副市长陈宜华连续10多天，对委员不满意的提案实施重点调度。政府各部门也都反复征求委员意见，办理结果都以文件上报，凡不符合要求的一律退回重办，直到委员满意为止。
“加强自身建设，是政协委员实现有为、有位的重要保证。”明光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傅守乾说，在“四个一”活动开展之前，明光市政协就建立坚持了“三联四访”制度，实施主席联系常委，常委联系委员，委员联系群众，对各项工作区别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实施定期访、随时访、经常访和重点访，有效地提升了政协委员在群众中的威信。此外，明光市政协还相继出台和实施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专门委员会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政协界别工作、发挥界别作用的实施意见》，对于规范和推动政协工作、提升政协委员的位置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
政协委员是一个高素质的群体，每个委员都具有一定文化和专长，在各自的岗位上有突出表现。成为政协委员后，他们充分发挥“包容性强，团结面广，联系面大”的优势，积极投身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上来，理所当然地受到关注。在去年举办的全市十大杰出（优秀）青年评选中，陶幸、陈萍、胡书玲等六位政协委员光荣当选，从中不难体味得出政协委员在群众中的威信。
有威
“我不止一次地体会到政协委员给我带来的自豪感。无论在哪，我都能体会到被尊重的幸福。我知道，那是一种威信在起作用，而这种威信正是来源于政协这个大家庭。”政协委员王玲这样说。
老委员吕学成说：“村里有困难，首先想到我。这次水库下面的一座生产桥坏了，十几个村民找到我，我向政协领导反映后，桥很快就修好了，村民们都说我厉害着呢！”老委员高立科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如果没有政协这个大家庭的领导，我们委员也不会这么风光。”
“有为才有威。”政协委员吴忠庆深有感触地说，他所在的小区下水道坏了，污水乱流，居民计划着上访。他适时把情况反映上去，问题很快得以解决。现在他在小区里的威信很高，他自己也很尽心，就怕辜负了居民的信任。
“政协委员生活在群众中，与群众天然贴近，所以他们的协调能力都比较强。”政协委员刘佳用两个例子佐证这种看法。一例是黄郢新村建下水道，住在高处的9户不愿给钱。耐心动员后，8户同意给钱，还有一户困难家庭也掏出了100元。另一例是一户居民擅自拉院墙，占了30厘米公共巷道，周围20多户不愿意，要求拆除院墙，否则就上访。政协委员刘佳连续做了几个晚上工作，最后是建院墙的拆院墙，其他每户给这一户20元作补偿，邻里关系重归和睦。
明光市政协开展的“四个一”活动，解决了政协委员闭会期间干什么、怎么干以及天天有事干的问题；找到了新形势下的政协工作如何与中心工作有机结合的新途径。“四个一”作为一种示范和感召，也无声地引导着政协委员以外的阶层和个人，努力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像政协委员一样献一策、帮一户、联一片、解一难，为构建和谐明光做出应有的贡献。
【背后的故事】
2005年10月28日，《滁州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这篇文章，题目是，《在构建和谐中彰显职能优势——明光市政协委员开展“四个一”活动纪实》。一时间，政协委员被热议。
领导关注，因为文章中提到的领导很多，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话题让明光政协乃至明光社会成为滁州的典型；政协委员反响大，大家都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被写进去，写得怎么样；市民感触也很深，因为政协委员分布在他们中间，他们切身感受到政协委员的有为、有位和有威。
我一直向往政协这个大家庭，在这里的多数人都有一技之长，不少人都是某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有的是实业家，经营有方，驾驭市场的能力强，引领着各地经济健康发展；有的是慈善家，总在为资助困难群体鼓与呼；有的是社会活动家，努力发挥政协委员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以提案的形式，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为广大群众排忧解难；还有的是爱心人士，他们帮助高考学生填报志愿，帮助需要心理咨询的孩子走出困境，阳光般地生活和学习着。他们的不计名利忘我奉献，表现出崇高的人格魅力，彰显了政协委员的价值。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政协的形象才会熠熠生辉，他们自身才因此备受关注和尊重。
一年后，我成为一名滁州市政协委员，在随后的一次政协大会上，我被指定做大会发言。在谈及对明光政协的认识时，我就是以这篇调研文章为蓝本，抓住这次大会的好机会，举出了一组感人事例，好好地宣传了一下明光的政协委员们，引起了强烈反响。
我向往政协，热爱政协事业，所以当我成为滁州市政协委员的消息传来时，内心确实很激动，更多的是一种幸福感和自豪感，以至于相关的那份公示我还一直保留着。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累积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回报社会，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成就一些值得帮助的人，进而为当下的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价值实现，而政协无疑是实现这个价值的好平台。
62 帝乡治水记
记者近日从明光市水务局了解到，明光市被评为“全国水资源管理工作先进市”。据悉，安徽省获此殊荣的仅明光一家。省水利厅的一位专家说，明光市能获得国家级表彰，根本点就在于今天的明光已经能够从容地应对由水多、水少和水脏而造成的水患。
明光市地形复杂，山、丘、平原兼而有之，南部山区和中部丘陵占地1900平方公里，约占全市总面积80%，属于典型的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其余是易涝的平原、圩区和湖面，主要分布在北部。此外，淮河、池河流经该市，抗旱任务本来就很重的明光又因此平添一份艰巨的防汛责任。
从20世纪90年代的降水情况看，明光市只有1993年和1998年勉强算得上风调雨顺，其余8年非旱即涝、旱多于涝，伴随着以严重污染为特征的水质性缺水，致使10多万市民饮水困难。由于渠道跑冒滴漏、电站设备老化、塘坝数量和容量偏少，明光的抗旱成本长期居高不下。
明光人在承受着由水患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为提高防大汛、抗大旱能力做出不懈的努力。在届届相承的基础上，明光市委、市政府用5年时间，下决心实施了“全民动手、变害为利”的治水方针。南部山区以蓄水为重点，每年都要掀起一场开挖塘坝大会战；中部丘陵地区围绕“蓄提并举”的要求，实施了以水库扩容、渠系改造、电站维修为重点的蓄水、节水工程；北部平原地区则双管齐下，一方面对淮河堤坝进行加固处理，一方面对圩区和平原进行“干沟挖深、中沟配套”改造，确保要水的时候能够灌得上，水多的时候能够及时降得下或排得出。
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2年，明光市共整修、开挖塘坝5200面，兴建、扩建小水库18座，新增蓄水能力4000多万方；共清理渠道600余公里，深挖干沟100余公里，维修乡村集体电站82个，加固淮堤40余公里，共为缺水村庄打饮水井400多眼，改造中低产田10多万亩，治理山区小流域10多个平方公里。由于成效明显，该市的水利工作连年受到滁州市表彰，先后获得滁州市泵站目标考核工作一等奖、滁州市水库管理工作一等奖、滁州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一等奖，还获得全省水利兴修“江淮杯”银奖。
据明光市水务局负责同志介绍，1997年以来，明光市从省里和国家获得批准的水利基建资金累计超过1.06亿元，这个数字在滁州地区位居前列。据悉，我省今年有16座大中型水库建设项目进入国家重点项目总盘子，明光市就占了2个，分别是分水岭水库和林东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
此外，明光市另外两项重大项目也获得人代会通过正上报争取。一个是“节水工程”，就是将几千年不变的土渠道衬砌成砖渠道，又称渠道硬化工程。其目的在于减少渠道因跑冒滴漏而造成的水损和农民用水负担；另一个是“小三峡工程”，这是对该市南沙河拦河坝工程的形象表达，也是对这一工程的价值加以肯定。其意义在于，在池河上游修筑拦河坝蓄水，通过开坝放水来置换下游被污染了的饮用水源，从而改进明光市民饮用水的质量。
楼兰古国终因缺水而覆灭，“四大河流”最终孕育出人类四大文明。正是基于对水和水资源的深刻认识，明光人才会在有限的条件下有所创造，有所突破，从而实现了全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力支撑了全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背后的故事】
明光近郊五公里处的抹山尿布滩是朱元璋的出生地，明光因此被称为帝乡。自古以来，明光多传奇。治水的事就是其中一个。
写这篇消息，是因为明光当时被评为全国水资源管理先进市，而且是全省唯一。这也是这篇消息的新闻点所在，发表在2003年3月27日《滁州日报》头条。
是什么让明光成为这样一个全省唯一？关键点就在于，明光能够巧妙而从容地应对水多、水少和水脏三个问题。
明光是淮河下游，水稍多一点就成灾，于是水灾常见，解决这个问题自然有价值。水少也是灾。明光地处丘陵，旱灾频发，一旦旱了，多地绝收，解决这个问题同样重要。水脏，更是直接危害人的健康的罪魁祸首，解决好水脏的问题，更是天大的事。
明光市解决了这些问题，是地方努力的结果，更是国家支持的结果。在项目资金尚不为许多地区知道的情况下，明光就争取到了一个多亿，成了明光挖塘挖坝的资本，这在项目资金的争取进入白热化的当下或许不是什么大数字，但在当时，这一个多亿实属可贵。
民生无小事，水更是民生之重。试想，一天没有水或没有好水，一个城市就会乱了套。所以，即使以现在的眼光看，水多、水少和水脏三大问题，也都是重中之重。更何况，工业带来的水污染，已经成为全国上下正在合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明光市无疑带了一个好头，这样的先进无论什么时候都值得学习。
63 小食堂大文章
吃喝招待，历来是群众关注的一个焦点。过去，明光一些乡镇干部在这方面做得不好，招致了群众的埋怨和指责。这几年，明光市的乡镇干部在来人接待方面做出了好样子，干部的正气也因此大长。知情的人都说：这是小食堂带来的好结果。
（一）
谈到吃喝招待，乡镇一把手们各有苦衷。因为不管谁来作客，都应该招待，而且都得下饭店。于是大家一个看一个：你正乡级招待客人可以进饭店，我副乡级自然也可以，比来比去，部门负责人乃至一般干部也把客人往饭店带。
失控的结果，使乡镇招待费居高不下，也吃出了许多花样：有的干部平时抽的烟、喝的酒、孩子喝的饮料、一些家庭日用品，统统打入了招待费中报销；有的招待亲戚朋友，也往饭店带，吃完饭签了字走人；有的吃了中午等晚上，吃完晚上又想早上；有的实在没人请，就自己请自己，还自鸣得意，说是“喝闲酒”；还有的干脆记“花账”，虚开、多开发票谋私。有一个乡出现过机关干部一年吃掉8万个包子、相当于每人每天20多个包子的奇闻。
一位镇长告诉我们，他们镇2000年的财政收入为280万元，从支的情况看，干部和教师工资210多万，公益事业建设20多万，兑现优扶款和上解各种费用30多万，正常办公经费10多万，剩下的可机动支配的资金只有10多万。如果稍不注意，这10多万元就得填进吃喝招待这个“窟窿”里，甚至还不够。
（二）
乡镇招待问题引起了明光市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从1997年下半年起，一场以“建好食堂，告别饭店”为主要内容的狠刹吃喝风活动在全市27个乡镇同时展开。在不到1个月时间里，27个乡镇全部建起了食堂，共维修、兴建食堂130余间。
建一个食堂对一个乡镇来说不算难，难就难在如何让食堂规范有效地运转起来。过去不少乡镇也有食堂，但除了单身汉之外，其他干部少有问津，更不会在食堂招待客人。如此一来，食堂每天烧出来的饭菜总要浪费一大半，食堂师傅有意见，吃食堂的人也有怨气。
不进食堂去饭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食堂条件差、口味不太好。对此，明光市要求各乡镇注意用创新的办法改善食堂条件，提高食堂质量，努力把小食堂搞活搞红火。现在，每个乡镇食堂都有两间以上装有空调、配有纱窗纱门的“小包间”，都有一个技术过硬的做菜师傅，都有3至4个响名在外的拿手菜。各地还在公款招待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普遍的做法是：办公室填报招待申请单、乡长或书记同意、限定陪客范围和招待金额、凭申请单到食堂就餐、招待费日核月结。
为解决单身干部吃饭问题，明光市还注意在食堂管理方法上加以探索，规定所有的食堂一般不得以承包方式来经营，以防止食堂建设“饭店化”。目前，27个乡镇食堂大体上形成了三种管理模式。一是“政府办食堂”。由政府花钱买菜，干部吃多少、买多少，盈亏由政府负责；二是“干部集体办食堂”。干部出钱买菜，买多少，就做多少。三是“政府补贴办食堂”。干部每月固定支付一定数量的饭菜金，其余由政府补贴。
在加强食堂硬件建设、改善食堂管理方法的同时，明光市坚持从制度的层面研究推动降低招待费的办法。1999年初，明光在滁州地区率先推行了乡镇政务公开。各乡镇将招待费具实公开，很多乡镇都在政务公开栏内将招待事由、招待金额、招待时间和地点公之于众，此举在全市引起了反响，对于乡镇食堂建设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在食堂就餐招待之初还带有强力推动的性质，那么在条件改善、质量提升之后，食堂的亲和力明显增强，到食堂就餐招待已经成为乡镇干部的一种自觉行为。市领导到乡镇指导工作时，也带头到食堂就餐。现在，明光市下乡联系工作的同志都主动要求到食堂就餐，理由很简单，食堂卫生好、花钱少、饭菜可口实惠。
（三）
从经济角度看，明光市乡镇食堂建设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以招待10位客人为例，在饭店至少需要300元，而同样的饭菜在食堂最多只需150元。横山乡去年总共招待费不到1万元，平均每月不足千元，与2001年相比，下降了5万元之多。就餐、招待进食堂之后，每个乡镇的招待费均比过去压缩了一半以上，平均每乡每年可节约招待费5万多元。以兴办公益事业为例，5万元可以为10个村各建1面当家塘，解决一个乡镇大部分农业生产用水；可以兴建10间左右的标准化教室，解决150个孩子的学习场所；也可以建成40亩连片塑料大棚，有效地帮助农户调整种植结构。
乡镇办起了食堂，把上级三令五申的招待标准落到了实处，有效地解决了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的顽症，缓解了乡镇财政的压力，更为显著的好处在于由此产生的社会效益。
一些过去冲着乡镇干部开的饭店，现在再也没有乡镇干部光顾了，只好选择关门。不少群众说，“过去饭店是被‘白条’吃垮的，现在则是因为不吃而‘垮’”。还有的说，现在看不到干部成群结队、前呼后拥下饭店了，更看不到干部们喝得脸红脖子粗在街上摇摇晃晃。
石坝镇办公室的小赵是一位被戏称“睡在食堂”吃的人。他说，过去一到快吃饭的时候，就在愁吃饭的事，看着有人进饭店，心里真不是个滋味。现在食堂办起来了，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吃着同样的饭菜，体现了平等，感情自然也加深了，很多工作在食堂饭桌上就布置下去了，工作中的一些矛盾和误解也在食堂的欢声笑语中化解了，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的心贴近了。一些过去自认为是“扫天下”的干部，如今也和大家一样，碗筷自己洗，吃喝不再挑剔，艰苦朴素的作风在无形中回来了。
一些过去习惯于“走读”的干部，普遍感到在食堂里有了“家”的感觉。由于一日三餐不用愁，所以回家的次数明显减少。不少来乡镇办事的群众说，过去到乡镇找干部办个事，上午过了11点就找不到人，下午更是人影都看不到，不少干部都是“半日制”。而现在随时都能找到人，办事效率也高了。
一些过去喜欢乱找饭局的干部更是体会到了一种由无形的监督带来的压力。食堂的餐桌就是“签到簿”，哪个吃饭时没来，大家看得一清二楚，下次吃饭时都能自觉“交代”：是下村去了，回家去了，还是赶饭局去了。
一些喜欢大吃大喝的干部，现在也没有市场了。特别是少数习惯于公款私吃、记“花账”、贪吃多占的干部如今都没有条件了。因为就餐和招待都必须在食堂，谁招待了谁，招待了几位客人，吃了多少钱，都在群众的眼中，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
与此同时，有事干的干部多了，大家都把精力用在了服务群众上，很多干部成了被群众热情迎、真心请的“香饽饽”。统计表明，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中，每个乡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群众满意率均突破了98%。群众说，是小食堂促进了干部作风大转变。
【背后的故事】
这篇文章写于2003年，发表在当年7月4日的《滁州日报》上。我记得《安徽日报》焦点新闻版也刊登过，但没找到样报。
这篇文章选题不错，在当时产生过很好的反响。那个时期，食堂是没有头绪的人填饱肚子的地方，有头有脸的人通常都进饭店。不像现在，各地的食堂都办出了水平，办出了特色。
社会对食堂的认识也经历过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这期间，我直接参与了对食堂好处的宣传。当时还没有地沟油一说，也许有地沟油，但没有现在这般猖獗，人被伤害的程度也就小得多。即便在当时，食堂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卫生、省钱。如果有两样招牌菜、特色菜，再建两间有纱窗纱门的包间，食堂自然能成为用餐的好去处。
写这篇文章，同样没有过多的采访，对食堂的理解不陌生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之前在组织部工作，三天两头去乡镇，情况熟悉，只要稍加整理，知与行稍加融合，最多对一些重点环节做一点了解，一篇文章就能出来了。
刚到宣传部那阵子，指定的宣传占据了太多的时间，像这篇文章，那都是自由写稿，根本没有时间去采访，所以，这同样得益于在组织部时期的工作经历。
翻开以前的文章看，九成以上的文章都受益于组织部时期的经验积累。乡镇典型也好，村典型也好，党员典型也好，干部典型也好，干部制度改革也好，还有对社会的看法，统统是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宣传工作的重点。所以，如果没有组织部的那段经历，我到宣传部之后也就很难那么快就找到那么多的话题。
一篇文章能震撼人心，取决于作者能事先有一个细致的体验。我在组织部的那段时光，明光的山山水水芸芸众生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这种体验、实践、经历和感悟，成就了后来的很多文章。
我一直认为，视角好与不好取决于自己的积累。当积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美感，也才会有“淡抹浓妆总相宜”的随性与洒脱。真的是用心生活，美意多多。
64 南京有个明光市“泊北二村”
明光市泊岗乡有个泊北村。近些年，这个村先后有400多人在南京市场烤起了羊肉串。由于人数多，所以泊北人都管南京那一块叫“泊北二村”。
5月26日，我随泊岗乡党委书记刘胜田和泊北村党支部书记孙元昌一道，在南京寻找“泊北二村”。
上午九时许，我们抵达了位于南京西郊的“泊北二村”。由于烤羊肉串一般都是日落而作，所以“烤民”们只能在白天或是上午休息。为了不打扰更多的人，随行的村支书孙元昌找到了最早到南京闯天下的几个泊北人。
孙茂兵是第一个带着妻子到南京烤羊肉串的。他说：“1995年刚来的时候真难，整天想着丢在老家不满2岁的儿子，一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自己的眼泪就要掉下来，也想过打退堂鼓，但家里什么都卖了，后路已断了，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月，居然赚了2000块钱！相当于在家时一年的收入啊！我们的劲头越来越大。一年后，我买了摩托车，又在老家盖了两层小楼。村里还在我的楼前开了现场会，动员全村人向我学习。开会那天，大约有1000人参加，乡领导也去了，还讲了话。”
说话间，一下子从外面拥进二十来人。原来他们听说家乡父母官来了，特地赶来说两句感谢话。有的说，村里年年都优先帮他们家割小麦，卖粮食；有的说，村里把后方安顿好了，才使他们能够安心在外面挣钱。更多的人则说，如果不是村里在茂兵家开会，动员我们来南京，也许我们至今还穷着呢！
孙茂海就是“茂兵家现场会”之后第二个到南京烤羊肉串的。采访中，茂海深有感触地告诉我们，他是1996年10月来的，当时因为给妻子治疗障碍性贫血已经背上了1万多块钱的债，只能靠借钱过日子，不少亲戚朋友见到他就躲。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村里动员他到南京闯一闯。为了多挣钱，他拼命延长工作时间，认真研究新的配方，在烤羊肉的基础上又把原来的“下脚料”——牛筋的烤法研制出来了。据茂海介绍，牛筋烤出来之后，效益成倍增长，不少时候，一天挣五六百块，一个星期挣过2万多元的，有一个韩国客人一下子吃了280串，付我100元，说不用找零了，我按标准收他60元，从那以后韩国人便经常来吃。
孙茂海到底挣了多少钱，他自己也说不清，只说挣的钱都花了。确实，1999年他在老家盖了两层楼，2001年买了一辆面包车，每年还要花2万多元给妻子换血、看病，还准备到老家开发房地产。
夜幕降临，也就是羊肉串开始烤的时候，我们结束了当天的座谈，决定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只见在新街口、鼓楼、中央门、中华门等处，几乎都是操着特别口音的泊北人在烤羊肉串。在赵蒯强的摊位前，我们目睹了南京人吃羊肉串的火爆场面，因为吃的人多，蒯强暂时没空招呼我们，待他拿着几把羊肉串来招待我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我们边品尝羊肉串边与他聊了起来：“正常一个摊位要几个人？”“3个，至少2个，一个烤，一个串。”“每天都这么忙吧？”“差不多。今天人多一些，还让溜走了一个，损失10块钱。”“其他摊位的生意怎样？”“差不多，南京人都爱吃这东西。”“一天能挣多少？”“干到天亮，200来块吧！”“夜里有生意吗？”“少一点。”
同行的泊岗乡党委书记刘胜田告诉笔者，随着城市创建的深入，这种“昼伏夜行”式的行业的发展必然要受到制约，所以那些基本实现原始积累的、有眼光的“烤民”们已经或正在考虑“转产”。有的承租沿街门面烤羊肉串，改过去的“游击战”为规范的“阵地战”，虽然房租贵，但白天、晚上都可以烤，利润也就相应地大了；有的干脆改行干别的。
村支书孙元昌自豪地说，烤羊肉串已使九成以上的“二村”人走上了致富路，有的一年能赚六、七万元，有的已成了百万富翁，不少人已从谋生走上了创业的道路。他随口举了几个创业的例子。孙明进，在东南大学搞自助餐，房租和水电费一年17万元，可想而知利润也会不少；张士刚，开了一个面向打工队伍的私人门诊；阚德胜，开了一个中档饭店；还有周本江和朱泽建，分别办了一所面向打工人家子女的私立学校。
次日上午，我们参观了周本江兴办的已有450余名学生的六年制私立完小。走近校门，“明光市双宇私立小学”几个铜字赫然呈现眼前。在南京，能够看到冠有“明光市”字样的单位标牌，倍觉亲切。我们关心的是学校的生命力，周本江非常自信，他说，他努力按政府要求办学，当地政府也很支持私人办学。
下午三点，我们再次赶到“泊北二村”向老乡们辞行，意外地发现“二村”的户主们正在开会，原来他们准备捐一些款，让我们带回老家，以支持家乡正在进行的抗旱抢栽。倡导并主持今天会议的是由6名流动党员组成的“二村”党小组。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泊北二村”已经不是一个抽象性的简单称谓，它分明是一个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发展于一体的村民自治组织。
【背后的故事】
我从组织部到宣传部，熟悉我的人会说，这个安排很适合我；不了解我的人，多少带有一些疑惑。如果说，工作上的这个调整逐步为明光社会认同，这篇文章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这是我到宣传部任职后能够拿得出手的一篇，也是我迄今爱不释手的一篇，更是业内人士和明光社会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一篇。
2002年5月初，刚从市体委到泊岗乡任党委书记的刘胜田找到我，说有一个题材很有意思。他说的就是泊北村有一批人在南京烤羊肉串的事，他提出陪我去南京体验一下。
明光离南京只有一小时车程，去也很方便，再说有党委书记带路，什么也不用操心，于是，我们有了这次说走就走的“轻松旅行”。
文章中说到的事情都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我们也尝了羊肉串，感受到南京人吃羊肉串的火爆场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场景，便是城管追逐烤民，烤民们扛着烤架不顾一切地逃离，烤架里正烧着的木炭火星飞射着。这些虽然没有写进文章，却一直留在心里。
这篇文章产生了强烈反响。这得益于《明光报》《滁州日报》和《安徽日报》三级党报相继刊发，也得益于烤羊肉串发大财这个题材的选取，可以说，这之后，明光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事了。
谢谢《安徽日报》汪言海前辈，在看到文章的第一时间里，就打来电话，称这是一篇好稿子，鼓励我今后多写，他说他相信我是一块好料子。文章很快就发表在《安徽日报》2002年6月25日焦点新闻版显要位置。
谢谢时任《滁州日报》新闻部主任的胡金怀前辈，不但让这篇文章上了头条，而且专门打电话过来向我表示敬意，说即便是一个职业记者也很难有这个际遇，他指的是，我捕获到一个全新的好题材。
我自己也没有谦虚，我同时在自己任总编的《明光报》发了头条。
我认真研究过省市两级党报修改后的稿子，尤其是《安徽日报》修改的几个地方让我受益很多。从标题看，原标题是《明光市泊北村在南京有了第二村》，这也是《明光报》用过的标题，《安徽日报》将标题改为《南京有个明光市的“泊北二村”》，很贴切，很清晰。汪言海前辈说，他本来设置了一行肩标，内容是“从谋生到创业”，可能是受版面影响，肩标没能用出来，失去一次冲刺奖项的机会，很遗憾。
这篇文章应该是反响最大的一篇，以至于后来很久，大家在谈到好话题的时候，还谈到“泊北二村”这个事儿。可以说，正是从这篇文章开始，我的媒体朋友开始不断增加，这篇文章算是我走进媒体的一个标志，如果后来在业界还有一点名气，姑且就把这篇文章叫作我的“成名作”吧。
65 打工走上致富路
沈陶曾经是明光的一名企业员工。早年，她毅然加入方兴未艾的淘金一族，只身一人前往深圳。如今，这位当年从基层做起的打工女已经成了几家企业的管理者，她本人也因此成了享誉家乡的“富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劳务输出在明光便如火如荼地开始了。到今年8月，全市共输出劳务8.7万人，占剩余劳力总数70%以上。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明光市早期外出打工的有七成走上了致富路，不少人还实现了从谋生到创业的重大转变，沈陶便是其中的代表。
据悉，全市外出创业者的足迹已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创业领域也涉及多个方面，所有的乡镇、所有的村甚至每个自然村庄都有通过外出打工而富起来的典型。自来桥镇年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外出务工人员就有1500多，占该镇外出务工人数50%以上，其中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超过500万元的有10多人，郑岗村的张克胜就是其中一个。他于13年前响应政府号召到南京打工，最终由一名建筑小工成了一位多次承建大型建筑工程、拥有千万元资产的知名开发商。
据明光市劳动部门负责人介绍，为了做大劳务产业，努力提升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素质，市委、市政府坚持以长效服务为抓手，十分注重对输出人员的前期培训，探索并坚持与社会力量联合办学的新实践，“十五”以来，受训人员已近3万人次。明光市还加强对外联系，多渠道向面上发布用工信息，每月至少要有10天在电视上滚动发布用工信息。此外，明光市还注重做好典型引路，多方面、大密度地宣传外出务工的成功典型，加强对已经外出务工人员实行跟踪随访，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用工、待遇方面的纠纷或问题。
明光市各乡镇也力求在这项工作上有所作为，相继成立剩余劳力转移开发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制定明确的目标管理责任制，通过有效而到位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努力为外出务工人员解除后顾之忧，让他们甩开膀子忙积累。被淮河故道紧紧环绕的泊岗乡人多地少发展受到了制约，乡党委、政府群策群力抓劳务输出，取得了显著成效，被确定为劳务输出示范基地。据了解，该乡仅泊北一个村就有400多人在南京烤羊肉串，由于他们居住集中、人数较多且多已致富，明光人都自豪地称之为“泊北二村”。现在，这个村有许多人都在南京办起了上规模的产业，《安徽日报》《滁州日报》先后在头版或头条等显要位置报道了这一成果。
高效的服务致富了一大批外出务工人员，也感召了许许多多走出去的“姑娘”又回到了家。苏巷镇回乡青年张典豹在经历了10多年的打工生涯并掌握了一套过硬的技术本领后，拒绝外商的高薪聘请，于1996年回乡办起了“明光市大郢滤芯厂”，年创利税30多万元，镇政府主要负责人称，这个厂的健康运行有力地示范并带动了全镇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明光市的电子产业曾经是一个空白。去年10月8日，一个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爱福电子有限公司落户明光，公司的负责人叫宗斌。这位生于明光的宗先生一直在深圳的一家日本独资企业打工，在深得日方器重的情况下，积极响应明光市招商引资政策，毅然回到了故乡投资兴业。据悉，这家以开发、生产、销售大中型工业电气自动化设备和电子产品为主的高科技公司运营以来，得到了明光市相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如今，公司的产品正以强劲的势头挺进国内外市场。
据了解，在明光，还有众多的像沈陶、张克胜、张典豹、宗斌这样从谋生到创业的先进典型。正是得益于这些典型的示范、引导和感召，明光市的外出务工人员才会逐年增加，明光市的劳务产业才会一年一个台阶。年初一项调查显示，明光市2002年外出务工总人数为7.519万人，年创收入3.523亿元，人均4487元，比当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了一倍多。
【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条头条消息，发表在2003年10月31日的《滁州日报》上。文章的原标题是《明光早期打工人员七成走上致富路》。
从主题上看，与《南京有个明光市“泊北二村”》《我也敢超前消费了》有点相似，都是与致富有关，都具有热议的条件。文章刊登后效果也还不错，至少与文中主人公有关联的人，有亲戚在外打工的明光人，还有那些打算外出打工的人，对这篇文章都会有感觉，毕竟七成以上打工人员走上了致富路。
个人感觉，这篇消息的可贵处在于返乡创业，像宗斌，我是见证他回来时候的样子，几个大学生租房办厂，做电子加工，说是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但更多的人并没有看好。如今，宗斌的爱福电子已经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属于做大做强序列的精英。
事实上，当年外出务工人员，很多都已经掌握了一技之长，很多都已经实现了原始积累，很多都已经有了很好的市场占有和发财之道，理应成为振兴家乡的新的力量。连温州这样的地方，都在出台政策，吸引遍布全球的温州人回温州发展。
明光也不例外，专门在开发区建设一片返乡创业园，建设一个科技企业孵化器，而且后者直接交给我和我的团队管理。这两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宣传是必不可少的，更多的措施都出来了，尤其是春节前后，所有机关干部深入到村庄，想让外出打工人员别再出去，春节前，在各大路口打上巨型横幅，像接待著名客商一样接回家过年的外出打工者。
当然，任何事情从一点到另一点都需要时间，就像当初拼命把农民朋友输送出去是政绩，现在能够把外出人员请回来是政绩一样，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粗略计算一下，从外出打工形成一种潮，到内地的发展期待和盼望打工人回巢，整整二十年。
决定收这篇文章进集子，还有一个重要考虑，想在一个合适的时候，至少是有属于自己时间的时候，选拔一批外出打工人员中的佼佼者，然后写他们，这既是传颂他们，让家乡人们知道他们，学习他们，同时也是记录一个时代，一个从谋生到创业的伟大时代。
66 新时期新农民
地处皖苏两省四县交界、被淮河新河与故道紧紧包围着的明光市泊岗乡，人均耕地不到1.2亩，由于坚持农业结构调整一条路走到底，摸索并推广了“一年四熟”高效种植模式，河窝子里终于走出了一条致富路。
泊岗乡的土质为淮河冲积而成的“漏沙地”，发展传统农业不行，适合发展蔬菜、水果、苗木等经济作物种植，所以这里的群众早就有种植土豆、银杏等传统，但由于缺乏政府引导和科技投入，造成品种单一、落后，产量低、效益差，销售市场更是因为交通的限制无法打开。因为致富无路，干群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直到发生赴省上访事件。2001年，新组建的领导班子立下决心，用三年左右时间将泊岗乡的农业结构调整好，把银杏、土豆等特色经济作物打出去，让农民脚下的肥沃土地和水面变成“聚宝盆”。
学得真经好发展。2001年，乡里组织一批蔬菜种植大户和经纪人到山东寿光等地参观学习找市场。回来后，由乡村干部带头，对全乡土豆等蔬菜品种进行改良换代，并成立专业公司，负责为农民的蔬菜种植提供产供销服务。为开拓蔬菜销售市场，乡里还专门在上海真如蔬菜批发市场召开了供求对接会，邀请全国各地菜商参加，推销泊岗乡的蔬菜品种。很快，泊岗乡的土豆有了市场，早大白、内蒙古菜豆等优质品种带来了亩均增产3000斤的效益，仅此一项农民人均增收500多元。外地蔬菜商纷至沓来，夏季销售高峰期，乡里每天拉土豆的车子超过100辆。胡台村党支部书记施道扬说，土豆收购时节，田头路边抢购的汽车排成了长龙，有的土豆还在地里就被菜商订购了。短短三年时间，全乡蔬菜发展到1.2万亩，其中土豆就有7000亩。农民调整农业结构的热情被激发了出来，乡里因势利导，探索并推广土豆—西瓜—萝卜—冬菜“一年四熟”套种模式，亩均年效益达4000元。全乡农民人均年收入由2001年的1900元，增加到现在的3000元，种田致富变成了现实。
银杏是泊岗乡又一特色产品，全乡银杏栽植面积达6000亩，很早就被冠以我省“银杏之乡”称号，但一直没有形成产业。为解决这个问题，乡里成立银杏协会，将全乡200多银杏种植大户联合起来，到科研院所学习技术，到市场上寻求商机，通过果用林嫁接技术将银杏挂果时间大大缩短，并对银杏进行了细分：大树用于城市绿化，小树采摘叶脯制成茶叶和药材，小苗制作成盆景，效益大增。
靠水吃水。泊岗乡还利用淮河故道，发展大规模网箱养殖。记者步行在淮河故道上，目光尽处全是网箱，“十里淮河、十里网箱”这条醒目而充满诗意的横幅，述说着泊岗鱼蟹产业的现在与未来。
【背后的故事】
一直对泊岗有着别样的感觉，因为这个乡被淮河阻断，在这里工作的人想进一趟城都很难；还因为，这里的几任书记或乡长都是我的朋友；更因为，这里有着谜一样的故事。
2002年之后的三年间，我为这个乡写过五篇《滁州日报》头版头条。一个乡能有一件事上头条就值得记忆，五个头条的冲击力自然强烈得多。
如果用二百字的篇幅来介绍泊岗，那不妨这样来讲。这个乡曾发生群体赴省城上访事件，后来成为全省先进；各地都有劳务输出，泊岗三四百人通过烤羊肉串在南京牢牢立足，以至于在南京的每个要道口烤羊肉串的都是泊岗人；很多地方的耕作都只能一年两熟，最多三熟，泊岗实现了一年四熟；计划生育曾被称作“天下第一难”，泊岗的计划生育被国家几部委联合表彰，成为滁州的唯一；各地都在栽树搞绿化，泊岗家家户户门前屋后全是银杏，只要有空地的地方就会有银杏树。
一个乡能做到其中的一点就已经不错了，泊岗做到了上面的全部。这里面，固然得益于干部的因素，政策的因素，但深入研究后发现，这一切的获得，更多归功于这块土地上的新农民。
新农民做到了一年四熟，新农民做到了新婚新育，新农民做到了诚信经营并牢牢立足于南京……
从2008年起，我越发觉得泊岗是一个现象，一个值得挖掘的泊岗现象，一个能让各级领导看过文章后欣然批示的重要题材。于是，我坚持推荐泊岗这个题材。直到2011年媒体记者走转改，我向《滁州日报》总编王青推荐了泊岗，引起了他的注意。
2011年9月，《滁州日报》美女记者蒋海潮过来，这也是《滁州日报》对我的推荐做出的正式回应。是我陪蒋海潮去的泊岗，当天去，当天回，蒋海潮的反馈是，题材宏大，需要一个系列报道。之后，王青老总带三名记者亲临现场。没想到的是，这一次采风竟延续半年之久，《滁州日报》《皖东晨刊》等主流媒体关于泊岗的声音此起彼伏，气势空前，异彩纷呈。近十位记者因泊岗的题材分获安徽省新闻系列一等奖。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报道只是表现了泊岗萝卜产业这一点，我的本意是，做一个泊岗系列，从若干个层面来揭示泊岗现象。但记者们首先看到了泊岗萝卜，于是一发不可收。
故事从2011年11月初《滁州日报》王青老总带领几位年轻记者到泊岗乡采访说起。这次采访，王青一行了解到，泊岗蔬菜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大量使用农家肥，因此还涌现出了两位“大粪经纪人”。采访组回到报社后，以《新农村、新农民、新气象——明光市泊岗乡见闻》为题，反映了当前新农村的新景象。
王青觉得，“大粪经纪人”是个不错的新闻题材，还可以深挖下去，单独再做一篇文章，又在几天后带着年轻记者蒋波，住到村里，和两位“大粪经纪人”零距离接触，并跟随拉粪车，前往百里之外的江苏泗洪养鸡场拉粪，全程体验“大粪经纪人”的酸甜苦辣。
采访过程中，王青惊讶地发现，村头萝卜收购点的价格已经降到每斤一角钱，田间庄头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萝卜，前来收购的车辆寥寥无几。因为是在农村做专题采访，全乡情况不明，造成萝卜滞销的原因也不清楚，王青决定，先回报社将“大粪经纪人”的稿件发掉，再深入了解萝卜滞销问题。
两天后，王青带着《滁州日报》《皖东晨刊》和网站的记者，第三次来到泊岗。经过全面采访，弄清了缘由，主要原因是当年风调雨顺，适宜蔬菜生长，全国各地蔬菜都获得大丰收，内蒙古的土豆、浙江的大白菜、安徽的萝卜都集中上市，形成叠加效应，故而滞销。苏北一些县区白菜2分钱一斤也无人问津，农民只好直接翻耕化作肥料。泊岗乡过去在苏、锡、常一带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都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但现在只是杯水车薪。农民只好外出推销，以五、六分钱一斤出售。全乡共有1500万斤萝卜积压在地头。采访组全体成员决定肩负起媒体人应有的社会责任，帮助农民兄弟一把。
回到报社后，王青立即向报社编委会作了详尽汇报，并提出了如何利用媒体的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的制高点，精心策划做深做透做足做活泊岗萝卜这篇文章。帮助农民兄弟推销萝卜的若干想法，得到了编委会的认同，紧接着，《滁州日报》《皖东晨刊》和报社所属新闻网站围绕同一主题，各自进行侧重不同、视角不同、表达方式不同的新闻策划，力求营造强劲的态势，形成热点，引领受众，产生影响。
11月18日，两报一网站同时重磅推出了专题报道。报纸还及时刊发5点倡议，吁请滁州市机关、厂矿、学校食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大型超市、广大市民积极购买爱心萝卜。无论是《滁州日报》《皖东晨刊》还是网站，都破天荒地醒目刊发泊岗乡党委书记、乡长、乡农技站长、萝卜生产大村党支部书记等4人的手机号码，同时刊出了采访记者的手机号码，报社记者担当起泊岗萝卜销售“经纪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11月18日刊有泊岗萝卜报道的报纸刚上报摊不久，报社编辑部和记者的手机就响个不停，一条又一条振奋人心的信息不断传来，爱心潮在皖东大地涌动。
市地震局购买1000公斤
市公安驾校购买4000公斤
滁州学院后勤部订购5000公斤
康佳集团购买12000公斤
滁州惠民农产品批发市场首批订购5000公斤，并愿意免费提供货场和摊位……
滁州新闻网在论坛里组织的“爱心萝卜”团购活动也得到了网友的积极响应，“我要100斤”，“我要200斤”，“我要500斤”……半天时间，集中购买就超过1万斤。
滁州日报社几家媒体一边安排记者追踪采访，做好后续报道，一边又派出几十位年轻记者，分头到市内苏果、乐天玛特等几家大型超市以及众多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联系，希望社会各界都能伸出援手。苏果超市负责人当即表示：“媒体对泊岗滞销萝卜的报道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我们理应积极响应，帮助农民解决燃眉之急。”
滁州市委主要领导看了相关报道后，在当天的《皖东晨刊》上批示：“我们的机关食堂应当带头购买，缓解农民卖菜难。”机关食堂当即决定，购买2万斤萝卜。
为了进一步把萝卜新闻形成舆论热点，尽可能放大时间波及力，以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报社几家媒体都分别开设了“爱心萝卜大购买追踪报道”栏目，每天都在一版或首页辟出较大篇幅，连续报道社会各界反响、市民踊跃购买、机关单位积极响应等情况，刺激新闻实践进一步升温。
在前期广泛发动、强力推进、家喻户晓、水到渠成的基础上，报社和泊岗乡商议，在滁州市人民广场举办一次“爱心萝卜”大“义买”活动，把爱心义买推向高潮。报社主动和有关部门联系，取得支持，他们不仅免费提供场地，还帮助维护秩序，打扫卫生。报社印制了“爱心萝卜”大义买条幅，制作了泊岗萝卜及其他介绍绿色蔬菜的展板，还安排两位年轻记者录制了一段非常有号召力和鼓动性的音频，现场播放。“义买”活动当天，泊岗乡运来了约7万斤萝卜，报社十几位记者齐上阵，和十几位农民兄弟一起卖萝卜。
由于前期宣传到位，且做了预告，熙熙攘攘的人群早就在人民广场等候。“义买”现场涌现出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一位叫贾玉华的大妈自己买了两大袋，又激动地打电话让亲戚朋友都来购买；市公安驾校的王建开着小货车购买了1000斤，还表示回去后动员学员前来购买；家住银花西区的魏一芝骑辆三轮车，一口气搬了6袋，车轱辘都压扁了；南谯区施集镇真武观道姑林宗桢穿着一身黑色道袍，挤在人群中，也买了500斤；文广爱心车队的哥的姐们依次排队进入广场，除了自己购买外，还免费为市民运送萝卜……蛇皮口袋、环保袋、麻绳，各种工具五花八门；自行车、摩托车、私家轿车，各种车辆各显神通。一位年轻的母亲把孩子从婴儿车里抱出来，装上萝卜，更有青壮年，一弯腰，扛起萝卜在肩头……不到四个小时三卡车的萝卜销售一空。
到了中午时分，不断有市民前来购买。望着热情高涨、爱心涌动的市民，报社和泊岗乡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义买活动，火爆场面相继再现。
几十万斤萝卜，几个小时就销售一空。市委、市政府领导专门来到第二次义买现场，看望工作人员，为农民兄弟卖萝卜。
与此同时，冷清多日的泊岗乡几大萝卜收购销售点也热闹起来，来自合肥、苏州、无锡、常州、淮安等地的蔬菜批发市场和酱菜厂也纷纷前来采购萝卜，以每日30万公斤的速度销售，至11月底，积压的萝卜销售过半。
由于滁州市场消费能力趋于饱和，报社负责人向市委宣传部汇报后，与市委外宣办一起，策划了“江苏、安徽媒体泊岗行”活动，进一步扩大萝卜的新闻效应。2011年12月1日上午，王青带领江苏、安徽十多家新闻媒体记者赶赴泊岗乡，参加在田间地头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应邀而来的媒体有新华日报社、南京日报社、扬子晚报社、金陵晚报社、现代快报社、江苏电视台、南京电视台、江苏新闻网、龙虎网、安徽日报社等十余家新闻媒体，南京市菜篮子办、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南京众彩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滁州市菜篮子办等方面负责人及多位蔬菜批发户也应《南京日报》的邀请赶到现场，聚焦“金泊岗”牌萝卜等系列农产品，为农民群众排忧解难。之后，各家媒体都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丰收的田野，路边堆放如山的萝卜，农民兄弟企盼渴望的眼神都给记者们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各家新闻单位随后都做了大篇幅报道，有的还发出了倡议。新一轮的“萝卜风景”再次呈现，爱心萝卜义买高潮在苏皖等地不断掀起。随后，泊岗乡党委书记朱家如应邀到合肥就泊岗萝卜接受安徽电视台专题采访，泊岗萝卜开始在省直机关畅销。到12月中旬，原本积压和滞销的1500万斤萝卜销售一空。
2012年1月12日，乡党委书记朱家如带领泊岗农民一行20多人，带着滞销萝卜顺利销售一空的喜悦，敲锣打鼓送上锦旗，向滁州日报社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以下是《滁州日报》发表泊岗稿件备忘——
2011年10月27日，《滁州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王青、蒋海潮、喻松、汪勇采写的稿件《新农村新农民新气象——明光市泊岗乡见闻》，全面介绍泊岗乡的农业发展情况。
2011年11月16日，《滁州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王青、蒋波采写的稿件《臭大粪孕出“香饽饽”》，用独特的视角对“大粪经纪人”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和解读。
2011年11月18日，《滁州日报》《皖东晨刊》、滁州在线网站围绕泊岗无公害萝卜丰产滞销这一主题，同时重磅推出了专题报道。《滁州日报》以《伸出你的热情双手，快来帮助农民兄弟一把》为题，并配发三幅萝卜堆积如山的照片，在一版头条用近半个版的篇幅强势推出；《皖东晨刊》以《萝卜啊，萝卜，何时才能卖完你》为题，以头版半个版、二版整版篇幅，并配发一妇女手提萝卜愁眉苦脸的照片。滁州新闻网在首页上制作了《泊岗萝卜：多收了“三五斗”的困惑》专题，刊发了大量文字和图片，并介绍了萝卜的各种吃法，利用网络互动的特点，在论坛发起购买“爱心萝卜”倡议。
2011年11月21日，《滁州日报》继续跟踪报道萝卜滞销情况，一版刊发《急农民之所急 解农民之所难 社会各界对泊岗萝卜伸出援手》稿件，报道社会各界帮助泊岗农民销售萝卜情况。
2011年11月22日，《滁州日报》一版刊发《爱心在这里汇聚——市人民广场“爱心萝卜”现场义买见闻》稿件，现场展示社会各界帮助泊岗农民销售萝卜。
2011年11月23日，《滁州日报》一版刊发《爱心行动温暖农民》稿件，报道康佳电子公司、滁州学院购买“爱心萝卜”实况。
2011年11月23日起，《滁州日报》每天都派出几十位记者，深入滁城每个“爱心萝卜”销售点跟踪报道，刺激新闻实践进一步升温，进一步把萝卜新闻聚焦成舆论热点。
2011年11月24日，《将爱心进行到底——市人民广场“爱心萝卜”大义买侧记》再次展现社会各界关心、关注和支持泊岗农民萝卜销售。
2011年11月25日，《帮助农民，我们义不容辞——“爱心萝卜”进入市政务中心食堂见闻》报道市政务中心采购泊岗“爱心萝卜”情况。
2011年11月26日，社会各界对泊岗萝卜销售的关心持续升温，《滁州日报》以《真情系泊岗 关爱汇暖流 社会各界继续关心“金泊岗”萝卜销售难》为题，报道滁州各大超市采购“爱心萝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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