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之旅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面临着和平与内战的选择，蒋介石为了赢得准备内战的时间，玩起了“真内战假和平”的把戏。8月14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

    在20日、23日蒋介石又连续发来两份电报，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在第三封电报中说要毛泽东与周恩来同往，以迅速解决重要问题，甚至说飞机都准备好了。

    8月23日，在延安枣园的小礼堂里，一场50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举行，讨论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毛泽东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自有他的如意算盘：如果毛泽东不来，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则可以利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诱使它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还可以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在收到蒋介石的三封电报后，8月25日晚上中央政治局七位同志与7月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一起再次讨论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激烈的讨论，决定同意毛泽东去重庆。与此同时，周恩来也一再坚持与王若飞一起陪同毛泽东去重庆。

    8月26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毛泽东复电蒋介石：愿意会见。并由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8月27日，毛泽东为了民族的前途毅然决然飞往重庆。

    就在谈判期间，蒋介石授意阎锡山入侵解放区，驻守上党地区，企图侵占晋东南。毛泽东对敌人的阴谋看得很清楚，去重庆前他说，只有打得好，才能谈得好。八路军全力自卫反击，在上党战役中歼敌约3.5万人，占阎锡山部队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10月初，周恩来提出，在某些问题上短期内难以达成一致，决定让毛泽东先行返回延安。在毛泽东走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这就是史称的《双十协定》。

    10月11日早上8点，蒋介石约毛泽东吃早餐。这是两人在重庆的第10次会谈。从此之后，毛泽东和蒋介石再也没有直接会谈，两党领导也再没有见过面。

    经过40多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因为是10月10日签订，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对于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问题，国共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第三天，蒋介石发布“剿共”密令。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破停战约定，向各个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还在争取和平的机会，当他知道国民党军队已攻占张家口的消息时，长叹一声：“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国共双方虽说通过谈判签订了和平协议，但这个协议也是在边打边谈的背景下签订。但就在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当晚，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之语，表达了他与中共和毛泽东决裂的决心。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总结了这次谈判斗争的经验和意义，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提出了今后斗争的任务。毛泽东说：“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这次重庆之行无疑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毛泽东自己心里也十分清楚：蒋介石想在重庆除掉他，易如反掌。据后来披露的史料来看，以戴笠为头子的国民党特务确实有暗杀毛泽东的计划。但是，特务们的暗杀阴谋并没有得逞。

    10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延安的前三天，发生了一桩意外事件，即李少石事件。当天下午，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秘书李少石在回家途中遭到枪击。周恩来在听到宪兵司令张镇的情况介绍后立即离开会场。在走出会场的过程中，他亲自交代跟在后面的钱之光和陈龙、龙飞虎等人加强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以防万一，并质问宪兵司令张镇，要求张镇用自己的汽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住处。然后，周恩来打电话给戴笠和蒋介石，要求他们彻查此事。散会后，毛泽东坐着张镇的车，安全地回到红岩。后经过多方核实，终于弄清了李少石事件的真相。

    毛泽东在重庆待了40多天后，安全地离开重庆回到延安。毛泽东之所以能安全离渝，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周恩来对毛泽东安全的保护无疑是功不可没。在重庆期间，周恩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和他形影不离，朝夕相处，从保卫工作到生活安排都亲自布置，精心照顾。

    后来，一份解密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显示，当时国民党特务对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团都有详尽的跟踪报告。

    毛泽东自然也知道重庆之行暗藏的危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曾回忆说：“蒋介石把我请到重庆来谈判，说要和平，两党联合，和平建国。当时我向党中央作了交代，到重庆后，如果蒋介石把我杀了或关了，那就由刘少奇同志来代替我。”

    “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除他有一种共产党人超凡的领袖风范，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气质，征服了朝野政要之外，还通过这么几件事充分展示了其伟大的人格魅力。

    一是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毛泽东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美、英、法、苏等国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让国内外和社会各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谋求和平的主张。

    二是毛泽东在每次会谈、会见、接待探访中，总是纵谈局势，指点江山，情真意诚，语出惊人。当时担任毛泽东随从的蒋泽民回忆道：“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

    三是毛泽东的自制力让蒋介石大吃一惊。毛泽东知道蒋介石不抽烟，忌烟味。烟瘾甚重的他，席间不抽一根烟。此后毛泽东每一回与蒋介石会谈，从不抽一根烟。蒋介石曾对秘书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

    当时《新华日报》发表群众来信对毛泽东有这样的评述：“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当然不仅仅在此，他在1936年红军东征中写下的《沁园春·雪》，9年后又在山城重庆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这位中共领袖。

    在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写信向毛泽东索诗。柳亚子与毛泽东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老朋友，现在柳亚子又十分诚意，毛泽东自然不好推托，不能不赠诗作答了。

    一天，毛泽东思索着写什么诗给柳亚子。柳亚子写信说“写《长征》诗见惠”也行。毛泽东认为《长征》是不能的，长沙写的又太旧了，井冈山写的更加不行，国共两党还在谈判，不必去旧事重提。毛泽东最后决定将《沁园春·雪》抄送给柳亚子：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把抄好的词托人送给柳亚子，并在附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柳亚子接到词后，反复吟诵，直呼“千古绝唱”，认为毛泽东是“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这首诗又引发柳亚子的诗兴，他步原韵和词一首。

    柳亚子还为《沁园春·雪》写了一篇跋文：“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

    在跋文中，柳亚子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豪放气概，从中也可以看到柳亚子推崇毛泽东诗风的所在。这篇跋文是第一篇评《沁园春·雪》的文章，柳亚子也成为了评《沁园春·雪》的第一人。

    后《新华日报》单独刊发了柳亚子的咏雪和词，未被发表的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成了公开的秘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不顾劝阻，11月14日在《新民报晚刊》刊发了《沁园春·雪》，还有柳亚子的和词。一首《沁园春·雪》顿时在重庆引起轰动。人们哪里想到，毛泽东这位长期在山沟里的中共领袖，还有如此浪漫之气的诗情。一时间和者蜂起，不仅郭沫若等有和词，国民党也抓住这首词大做政治文章。

    蒋介石获悉《沁园春·雪》众口称赞，大为恼火。他向陈布雷征询看法。陈布雷说：“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这更加剧了蒋介石的焦躁。他责令国民党中宣部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围攻，撰文攻击毛泽东有帝王思想。

    毛泽东看见了重庆大大小小的攻击辱骂文章后，对周恩来说：“看来要称王称霸的还是蒋公介石啊！不然，我的一首小词，怎么就触怒了他，引得他万炮齐发呢？他不就是怕中国共产党参政，打破他的一党专制的统治么？”

    自11月至次年1月，重庆的《大公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发表20篇（首）批判性的和词和文章。在整个过程中，中共的《新华日报》一直没有正面反驳。到了1957年1月，《沁园春·雪》在《诗刊》发表时，毛泽东写了一个自注说：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漫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这则自注实与当年的风波有关，算是毛泽东对此的一种回答。

    由“纸老虎”到“铁老虎”的转变

    “纸老虎”一词，不是毛泽东的发明。清朝褚人获的《坚瓠集》有“纸牌能耗人材，故呼纸老虎”。但由于毛泽东的多次使用，使之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俗语。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谈到“纸老虎”，并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当天，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个论断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泥足巨人”论断的发挥。

    这是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一篇重要的谈话。

    当时，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格局和中国的战局。这些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通过列举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说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斯特朗问到如何看待美国使用原子弹时，毛泽东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最后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经提出，立刻产生了的巨大力量，对革命人民和军队战胜装备上强大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1960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一文中，回忆起这次谈话说：“毛主席是14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后来，毛泽东不断扩展这个论断、深入阐述，广泛应用于反帝国主义、反修正主义、反霸权主义、国内建设等诸多领域。最完整的阐释是“反动派既是真老虎，也是纸老虎”，应对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它的强大是表面的、暂时的。它不可能像流水一样地援助蒋介石。对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总的方面我们应该轻视他们，但对具体的敌人就不能轻视，如果轻视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

    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文中写到：“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时说：“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

    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

    “纸老虎”的论断，也成了日后中苏论战的一个焦点。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说：“中国同志显然对热核战争的全部危险性估计不足。他们断言‘原子弹是纸老虎’，它‘并不可怕’。他们说，主要是尽快消灭帝国主义，至于通过什么途径，以怎洋的损伤来达到这一点，似乎是次要问题......显然那些把热核武器称为‘纸老虎’的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武器的破坏力。”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道：毛泽东还有另一个很有名的口号“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他竟把美帝国主义当作纸老虎，而实际上它是一只危险的猛兽。

    关于原子弹，其实毛泽东对它有一个从“纸老虎”到“真老虎”的认识转变。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12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一番话，可以说对此作了解释：“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简单说就是：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蔑视。1958年，毛泽东论断：“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无论是“纸老虎”还是“铁老虎”，毛泽东对原子弹是有兴趣的。1954年国庆，毛泽东对应邀来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的赫鲁晓夫说：“我们现在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一点帮助。总而言之，我们也打算搞这项工业。”赫鲁晓夫内心虽说不愿意帮助中国搞原子弹，但最终答应愿意帮助援建一个研究用的小型核反应堆。

    1959年6月，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终止合同，随后撤走了专家。毛泽东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造出原子弹。他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中央还把原子弹工程定名为“596工程”，要造“争气弹”。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言。

    当年，毛泽东在国内经济困难、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决策研制原子弹并取得成功，这是超越战略的胜利。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提出“人民解放战争”概念

    1946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

    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完全关闭了和谈大门。18日，毛泽东再次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指出：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在这份指示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毛泽东是把它同蒋介石“自走绝路”联系在一起的。在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毛泽东又观察了四个多月。随着蒋介石不顾一切地攻占张家口和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客观形势迫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为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11月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形势，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幅大致的蓝图：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七八十个旅，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不但要准备三年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年到十五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而另一方面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现在是否提出打倒蒋介石？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号。”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时间表。由“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由“制止内战，恢复国内和平”到“打倒蒋介石”，是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党的战略指导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这场战争，共产党称之为“人民解放战争”，国民党称之为“抗共卫国勘乱战争”。毛泽东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自卫战争”，这不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变换。

    人民解放战争是人民当家做主和少数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是继续维护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官僚买办统治的国家”还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完全属于人民的崭新的国家”的斗争，是“两种中国命运的斗争”。同时，一方主张和平，一方执意要发动战争，因此这场战争也是不可调和的。

    毛泽东给这场战争赋予了正义性、民族性和人民性。这种从思想到制度的人民性是第一次把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人民大众完美结合起来的创举，是团结人民振兴中华及抑止一切腐败和剥削的一剂良药。人民解放战争的结果，一是干净彻底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头上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和买办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二是彻底赶走了危害中国近代史100多年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堡垒全部被扫除干净，从此以后“租界”一词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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