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平珍论何建明报告文学的美学特点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成就巨大，影响广泛而深远，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是一种震撼人心的文学呐喊。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美学特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

    一、人民作家的社会良知与责任感

    “我爱我的生命，我更爱我所执着的事业。”[1]何建明如是说。他的报告文学集《共和国告急》即是这样一部鲜明、强烈地表达他爱自己所执着的文学事业胜过生命的作品。该书收录了何建明发表在20世纪90年代的五部报告文学作品：《共和国告急》《愤怒的小秦岭》《生死一瞬间：自然灾害备忘录》《告别帐篷部落》《本世纪告别愚昧》，这五部作品在收入集子前都经过反复修改、打磨，是何建明的用心之作。

    以首篇《共和国告急》为例，该篇所反映的矿难和矿产资源危机问题，多年以来一直是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题材和他关注的焦点。他早在1990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以中国矿产资源开发为题材的报告文学《野性的黑潮》“序”——《告急文书》中，就奋笔疾书说：人类与资源的关系，就是孩子与母亲乳汁的关系。孩子太多，食量太大，母亲的双乳已经趋呈干瘪，伤痕斑斑——这就是当今世界的严酷现实，也是中国的严酷现实。中国矿产资源形势相当严峻，“每一位珍惜人类资源、珍惜人类生存环境的有血性的炎黄子孙，当他了解中国矿山的现状时，都会拍案而起，忧心如焚！”。但事与愿违，矿难与民采抢矿的“野性的黑潮”愈演愈烈。“资源保护应该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为此何建明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对其以矿产资源为题材的报告文学《野性的黑潮》进行再修改、再出版，如同与人谈不成，便大声呐喊，他一定要让灾难擦亮人们的眼睛，一定要让环保深入人心，他的倔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军人的狠劲和对文学作用的信心可见一斑。1992年他在《野性的黑潮》基础上修改的《天堂祭——“黄”与“黑”的透视》在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天堂祭》删掉了原“序”《告急文书》，增加了“引子”《“神”与“鬼”的对话》，从现实的呼告，到现代荒诞的鬼神对话，表现了何建明的无奈和执着。

    2004年何建明在《天堂祭》基础上再修改的《共和国告急》，收入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同题获奖报告文学集《共和国告急》，成为该集的首篇。从1990年到2004年，何建明这部以中国矿产资源开发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的写作、发表、出版过程，经历了新旧世纪之交的长达十多年的时间，恳请国人要有资源危机意识，强调我们应该好好地爱护地球母亲，呼吁要救救被“割据”的矿山，是他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作家持之以恒的宗旨，是当今社会仍要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其作品的现实意义和对国家、民族的拳拳之忱令人感叹。赞颂是挚爱，而反思、批判是非常之挚爱，报告文学集《共和国告急》即是在20世纪末国家矿产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地下宝藏被肆意滥挖和疯狂盗窃，并由此造成矿难频发、自然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之时，一个有责任心、有良知的作家发出的“救救我们的矿山！救救我们的自然资源！救救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母亲”的大声呼吁，这是对20世纪初鲁迅发出的震撼人心的文学“呐喊”的呼应，是对“五四”文化批判精神的继承。

    体现于该集中的批判精神，可以归纳为对中国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平衡现状的批判上。“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他人的关系，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他自己的关系。”[2]关注生态，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来反映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平衡，这是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严峻形势对文艺提出的要求，是文学艺术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必然走向，也是人类本身发展的需要。

    《共和国告急》报告文学集中所叙写的自然生态，有别于古已有之的对自然山水、田园生活的描绘，是针对工业化造成的不可等闲视之的当代中国人生存困境与危机进行文明批判，追问其生态责任，发出生态预警。该作品集披露了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自然灾害真相和人为造成的主要原因，“大山和隧道边，有人肆无忌惮地凿洞挖矿，开山取宝，这又怎么能不让依托铁路的大山塌陷崩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请尊重生命，尊重大自然，这是何建明何以要用文字建构这自然灾害备忘录的原因。对灾难真相的如实披露，对灾难原因的追根究底，对未来何去何从的思虑，体现了何建明报告文学批判性的特点，是一种融大爱于其中的批判；关注国家与民族的今天和未来，是何建明生态题材报告文学现实意义之所在。

    《共和国告急》报告文学集披露了自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大地上越来越频繁、总不能制止的矿难和大规模的抢矿夺宝风，展现了国家资源保护与破坏性开采之间的水火不容的冲突等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问题。无序非法的采矿风造成的资源流失令人心痛；国营矿产资源开采与民营矿采之间的矛盾，可谓是水火不相容的生死矛盾；群众性抢矿争矿比一般的民采风更为疯狂和野蛮；行政管理与企业经营之间的权钱纠葛，无恶不作的非法采矿者和那些做着肮脏“权钱”交易的贪官污吏，等等，是造成矿难、矿产资源流失和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作品所披露的灾难触目惊心，揭示的社会生态问题令人忧心如焚，对社会生态平衡的呼唤振聋发聩。何建明说出了在中国需要勇气和胆量才能说出的矿难和资源危机的真相，目的就是希望尽快切除矿难之患，尽量消除社会生态中不和谐之音。

    精神生态体现为人与他自己的关系，即人与自己的思想意识、情感、心理的关系。马克思曾将自然界视为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和人的无机的身体，从人的社会实践、对象化的劳动的结果上，可以显现出人的本质力量，即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因此可以说，从自然生态的平衡，可看出社会生态平衡、人的精神生态平衡；那么，从自然生态的不平衡、社会生态的不平衡，可以反观精神生态的不平衡。“大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肢体”，现在，污染的江河、毁坏的山林、流失的资源，不正是人病态的肢体和不健康的精神的反映吗？针对当代中国资源流失危机和矿难频发等现象，作者之笔如解剖现实之刀，揭开了自然生态失衡缘于社会生态失衡，社会生态失衡缘于精神生态失衡，让我们从生态文明整体环境看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之间的关系，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精神生态的失衡是造成自然生态失衡和社会生态失衡的最内在的原因。

    作品不仅展现了精神生态中“利令智疯”“利令德丧”“利令法盲”等不平衡现象，还探寻了内在原因：“口号提法”“政策指导”“管理程序”“文化根源”等。比如掠夺性的采金黑潮为何制止不了呢，因为“那一张张大招牌，那一句句‘解放思想，开矿富民’的口号，叫人既碰不得又辩不倒。在一顶顶冠冕堂皇的保护伞掩饰下，各种矿霸和采民，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加剧掠夺小秦岭黄金，形成矿区全面失控的势态”。[3]作品对舆论宣传所提出的口号，大胆地提出了疑义。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1958年的“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的口号，让青山变成秃岭，如今千万不能让新的“大跃进”又将矿山变为废矿！

    何建明还从中国封建文化和西方宗教文化根源上探寻造成人类过度开采资源的原因，让作品渗入了深厚的思辨色彩和启发性，启迪读者在这物欲横流之时，以宁静之心去思考一些“形而上”的哲理，对之所以造成资源开发上的问题，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等作深度的思考和资源开发方案策划。

    二、勇于选择重大的“焦点题材”

    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和身体力行，他以有分量的、有社会意义的作品来实践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报告文学集《共和国告急》突出地体现了何建明创作上的这个特点。其报告文学创作在题材上，总是选择重大题材，并主要选择类似“焦点访谈”那样的“政府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的重大事件，可谓“焦点题材”。报告文学集《共和国告急》的题材，就是一部揭露中国矿难内幕的“焦点题材”。该作品内容涉及矿山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国家资源开采和生态环保等问题，是一个个从政府到民间都很关心的重大事情。

    面对中国几乎每天都有的矿山事故，虽然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如违反规定，主要领导人和部门正职负责人要给予降级的行政处分，然而矿难仍不断，矿山在流泪，江河在呜咽，矿难已成国之难，国之痛。《共和国告急》告的是民族和国家之急，诉的是民族和国家之痛。

    何建明说：“文学承担着对社会的批评责任，这种批评首先应当是建立在对民族和国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的态度，没有了这种态度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建设性批评。”[4]这表明了他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对文学与政治紧密相连的认识。何建明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及看法，与鲁迅当年把文学作为“改革社会的器械”[5]、以文学“改造国民性”[6]的文学观有相同处。鲁迅认为，文学的任务首先是在“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而他当时所处的中国“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原因是缺失这两种“批评”。[7]文学发展到21世纪，对现在专业作家的创作现状，何建明认为“现在大部分‘一流作家’的生活状态都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大部分都生活在一种相对独立的、自我状态下。所以一些跟我们老百姓关注、关心的作品不多……大部分作家我认为他们都处在‘贵族化’写作状态”，因此社会对专业作家的创作状态不是很满意。[8]将创作与老百姓的利益紧密相连，与国家、民族利益紧密相连，是何建明文学批判精神的根基，也可谓他对鲁迅精神的继承，是其所写“焦点题材”的报告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思想性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概言之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作品中可谓是一种“政治的艺术”。正如普列汉诺夫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时说“当时法国‘爱国者’的美德主要是政治的美德，他们的艺术主要是政治的艺术”一样，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不断努力工作和创作的何建明，文如其人，灌注其报告文学中的强烈的爱国主义，使其作品具有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政治的艺术”的特色。

    在我们这个世纪之交的改革开放的时代，由于现代化的推进，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富裕，都市的繁荣，人口的激增，但同时也带来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精神文化的衰落，个人创造性的枯竭，这种相互对立的情景正如马克思曾尖锐指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9]恩格斯与马克思对工业时代利弊的权衡，对“自然的有机完整”与“人性的健康发展”这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的论述，是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民族精神的陶铸，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何建明报告文学集《共和国告急》中对自然生态现代性的批判、对社会生态现代性的批判、对精神生态现代性的批判，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辩证关系的思想理论资源，其批判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也与攻读哲学和文学专业的何建明的哲学理论修养和对文学的见解有关。他认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得有政治家的素质，第二是思想家，第三是社会学家，第四才是文学家，还要不失平民心态，普通人的情怀。”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把政治摆在思想、社会学、文学的前面”时，何建明说：“实际上是强调，报告文学作家首先要有大局观念，客观的、辩证的观念。这可能与我创作重大题材有关。”他还认为：“政治家有他的功利性，有短期效应，有其政治目的，决不能与思想家之间画等号。‘短见’，我是绝不能全部服从的。”[10]他在创作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了“一个敢于面对真实的文学家的痛苦”，和“一个敢于面对真实，并努力去改变某些不符合客观规律与现实规律的政治家”更深的痛苦。[11]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将政治家的素质放在第一位和他的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政治的艺术”或人称之为文学“主旋律”的原因吧。其实，“在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他们国家的政党或政府所提倡和支持的主流文化与艺术，这种主流文化与艺术必须为其国家的政治利益服务。例如美国的大型城市雕塑《美国国家纪念碑》《硫磺岛纪念碑》和《越战纪念碑》，美国电影《巴顿将军》《空军一号》《拯救大兵瑞恩》等，都是政治色彩非常鲜明强烈的美国主流艺术”。[12]

    何建明对报告文学作家的“五要求”和他的“焦点题材”的创作实践，体现出的强烈的人文情怀和鲜明的政治色彩是难能可贵的。其报告文学集《共和国告急》对国家资源危机的告急，对矿难的告急，表现了特别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具有时代特色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精神及久违的生态伦理思想，彰显了深厚的人文关怀。比如该作品集中的《生死一瞬间：自然灾害备忘录》，以自然灾害备忘录的形式，展现资源过度开采带来的危害，发出“救救我们的国土资源”“救救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母亲”的呼声，提出要“尊重生命，尊重大自然”这一融历史教训于其中的“时代宣言”。首篇《共和国告急》（与该书同题单篇作品）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频繁的矿难和抢矿夺宝风进行了披露，展现了种种不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如国家资源保护与破坏性开采之间的冲突等问题，揭开了自然生态失衡是由于社会生态失衡的原因，社会生态失衡是由于精神生态失衡的原因，体现了一种敢于追寻真相、真理的精神。

    写作“焦点题材”的报告文学是需要勇气的，正如何建明在谈到《共和国告急》中的一篇作品时所说：“……要写此文，必须面对真实，而记录历史真实常常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带有浓烈政治色彩的历史。”[13]报告文学集《共和国告急》披露的触目惊心的灾难、令人心忧的原因，振聋发聩，警世醒人，表现了对国家与民族强烈的爱，是一朵盛开的“政治的艺术”之花，而这是一个国家的百花齐放的文艺园地里与所谓“纯艺术”同样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色彩。

    三、在写实中表现出“建设性的批判”

    何建明认为：“报告文学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批判，一种是歌颂。前者是一股气，像拿着机关枪到处扫，这也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14]当然不是“看到什么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端起报告文学这把机枪进行一梭子扫射就解决问题了。如果这样可以，干脆就用央视的《焦点访谈》算了。报告文学对社会和现实的干预应当是理性的、思考的、负责的和文学意义的”。[15]何建明这种对报告文学创作原则和规律的认识，更鲜明地体现在其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报告文学集《共和国告急》中。现实主义精神要求直面人生，不回避现实，无论现实是美好还是丑恶。司汤达曾将现实主义喻为一面镜子，只是如实映现对象：一路上，它既可以照见蓝色的天空，也可以照见路边的泥塘。[16]因此，现实主义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写实的手法也可谓“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手法。

    报告文学集《共和国告急》主要采用了批判的写法，但同时也采用了歌颂的写法，这两种写法都是“对社会和现实的干预”。在谈到报告文学中的“批判与歌颂”时，何建明对作为当代报告文学作家笔下的“批判”与鲁迅当年的“批判”进行了比较，认为“现在我们是建设者和创造者，应是建设性的批判”。[17]所以，《共和国告急》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批判，而是“建设性”的批判，是义愤喷写出的“爱我中华”之情。因此，在铲除不利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杂草的同时，自然会怀着更钦敬之情维护、歌颂共和国的栋梁之才，唱出一首首颂歌。

    直面灾难，勇于担当，具有批判性，但批判中有颂歌，颂歌中有反思，体现了报告文学集《共和国告急》中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其写实手法的独特之处。何建明在对矿难原因的调研中，在披露矿难中令人发指的干部腐败问题的同时，也以他真切的钦敬之情叙写他所见到的值得报告和颂扬的工人、记者、科研工作者、干部，乃至“盗矿者”中良心未泯的人。例如，矿难发生了，工头逃跑了，但工人没有跑，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自发地投入到抢险救难中去。工人们不顾个人安危奔赴灾难现场抢险的行动，和一到危难时刻就跑了的矿工头形成鲜明的对照。矿难一来，矿工头就跑这种现象，与某些官员不把人民的生命当回事有关，而具有正义感和担当精神的新闻记者，对矿难当地官员的瞒报等违纪违法的渎职行为的披露和追根究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一组组不畏权势、伸张正义的新闻记者形象。在调查矿难事故的日日夜夜里，记者们面对谎言炮制者的狡诈、死难家属的悲愤、调查和抢险者的艰辛，深感自己肩上职责的重要，他们尽职尽力，表现出了新闻工作者的智慧和无畏，对调查工作的展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该集子中写到的科研工作者，可以说大多是急国家之所急、急人民之所急的令人肃然起敬之人。从在泥石流灾害中失去六个亲人仍默默为消除灾害而忘我工作的灾害专家，到“奉献亿万财富的穷汉”——“功勋卓著无私奉献的英雄地质队”队员；从按客观规律办事出发、敢于发表对修建长江三峡水库工程异议的著名水利专家陈明绍，到舍命找金、英年早逝换来百色红土上的座座金山的李正海，再到被誉为“中国的大魔术师”的地质工程师孙金龙……作家何建明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用文字描画出来的共和国不应忘记的“英雄纪念碑”！该集子的重点是披露矿难中存在的问题，但在反映问题的同时，我们也读到出自作家何建明对那些党的好干部由衷的赞叹。在解决巴基斯坦CRBC项目“那副大烂摊子”的会上，宋瑞祥部长力荐年轻的工程师孙金龙挑重担的决定果断、英明，文驹、宏仁、文岳等部长与之意见的一致[18]，展现了高层领导善于用人、敢于用人的政治家的气魄和眼光及团结、和谐的工作气氛。

    为了收集写作《共和国告急》的第一手资料，何建明曾多次深入基层进行采访、调研，曾踏上绵延八百里的昆仑与潜入云海的巍峨祁连，曾走进海南的胶林、广西的十万大山、贵州的原始森林……不仅与当地农民、矿工等促膝谈心，还有过独自一人在湘西龙山中遭遇“土匪”的“劫持”的经历。在与“土匪”的接触中，作为作家和新闻记者的他，以敏锐而又深邃的眼光不仅发现了“土匪”为非作歹的现象和原因，而且也看到了“土匪”身上残留的善良和未泯的良心。当他被一群“因穷困潦倒而参与偷矿抢矿”的“土匪”押到洞穴时，看管他的老孙头（1956年还曾上省城开过劳模会的老农）得知他是北京来的记者时，“不想老孙头那张死人一般毫无表情的脸蓦然露出一丝兴奋的光芒”，随后他要何建明快走，担心同伙回来“就要拿你出气”，后来还将他们之所以走上这条歪路的缘由讲给何建明听，并对自己成为“土匪”感到痛心。这些真实细节的叙述，让我们看到即使是成为匪徒的人，他也有改变自己再转变为好人的因素——良心未泯，这因素只要遇上好的外因，就能起到决定的作用。如果不是深入“虎穴”，不是抱着一颗大爱之心，远离底层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知晓这些发自人性的微弱然而又是那么强烈的呼声。

    何建明报告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似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改革开放前进道路上的“蓝色的天空和路边的泥塘”，作家在披露当代中国面临的矿难不断、矿产资源的危机，以饱蘸爱国挚情之笔写下“啼血的批判”，用血的教训向世人警示的同时，也充满钦敬之情唱响一首首赞颂之歌，所颂人物的高风亮节和轩昂气度，让读者犹如炎夏远行在高树浓荫中缓过气来，冷静下来，反思我们应怎样把握“危机”，化“危”为“机”，从“危机”中寻找“机遇”，怎样才能从“相濡以沫”上升到“相忘于江湖”，从“救人急难”变为“相安无事”，为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而行动起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谱写出一首首“行动的诗”。

    四、“拼贴艺术”式的结构技巧

    与现当代文学史上经典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有连贯的情节不同，何建明报告文学集《共和国告急》中的作品，基本没有连贯的情节，不是专写某一个人的经历，这有异于《哥德巴赫猜想》写一个数学家的故事；也不是写某一个团体，这有异于《谁是最可爱的人》写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不是只写某一件事，这有异于《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写抢救六十一个食物中毒的民工的事。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写多个人或多个团体的多件事，在对其叙写中，将新闻报道、新闻照片、案例、评论等，采用现代的拼贴艺术的技法将其结构起来。

    拼贴源于绘画，原指拼贴画家的一种绘画方法，即将毫不相干的事物，譬如报纸、木头、布片、塑料、瓶盖等拼接粘连在某个平面上；文学借用它来指作家将引语、典故和其他怪异表达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巴塞尔姆认为拼贴原则是20世纪所有媒体艺术的中心原则，他说：“拼贴画的要紧处，是不同的物粘贴在一起，粘贴得好就造出了一个新真实。”杰姆逊也认为：“‘拼贴’（pastiche）作为创作方法，几乎是无所不在的，雄踞了一切的艺术实践。”[19]

    拼贴是《共和国告急》集子中采用的主要技法和结构上突出的特色，作品以矿难和矿产资源危机为中心，将有关矿难的新闻报道、矿难的新闻图片、作家到矿山的采访经历、矿难动态追踪、环保评论，等等，巧妙地“拼贴”“组接”在对人物、事件的叙述中，以“集束照明弹”式的强光，让魍魉难以遁迹，真相大白于天下。这种技法和特色在所收的各篇中都可找到。

    比如首篇《共和国告急》的结构就与众不同，它以中国矿难问题为中心，将续写的动态追踪中国矿难的文章《走过血腥的数字之路》、矿难事故新闻图片等拼贴到“引言”之前。《走过血腥的数字之路》是何建明在1990年代《野性的黑潮》《天堂祭》出版之后，对中国资源开发问题仍持续不断地关注、调查研究，以新的矿产资源开发事实材料为素材，于2004年完成的续作。将续作拼贴于已形成定态的作品之首，注入动态的、滚动的、与时俱进的内容，从而起到引人关注现实的作用，这可谓是由内容决定形式而引起的报告文学写作上的一个创新，也可以形象地称为“老树抽新枝”。

    该篇主体部分将“走入野性谷”一章中的“枯井沟里的‘阿里巴巴’”“龙山的黑道英雄们”的故事，与“矿山大割据”一章中所写的“香花岭锡矿解体记”“乌金王国的崩溃”“边界大械斗，矿山化为乌有”等发生在各地的大规模的抢矿劫宝事件等拼贴；末章以“死亡档案”中的矿难死亡数字与“请为母亲承诺”中的评论性文字拼贴，在图片和文字的拼贴中给人确信无疑的真实。《愤怒的小秦岭》讲述某县干群共同抵制一件违法采矿案，全文将事件调查与新闻报道、法庭实录与法院判决、官方与百姓反响及民谚等拼贴，为这一新中国的矿法史上前所未有的典型事件作出了文学的反映。《生死一瞬间：自然灾害备忘录》由一组当代特大自然灾害和城市地质环境灾害片段及环保评论组成，痛陈由于大山崩溃造成的宝成铁路线上的“8·16”惨案、云南思茅大地震、长江新滩断流等灾害带来的危害。《告别帐篷部落》围绕地质队干群的“吃饭和工作”问题，组接了某地质部长被劫事件、某地质队从当年的“首都新闻媒介的明星”变为“形似上访的盲流”，再到杀出一条生路并为国争光等等片段，讲述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中国地质部门的机制改革带来的“阵痛”和“新生”。该书中出现的拼贴技巧，源于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和科技的发展，是报告文学对快速发展的时代的适应。

    总的来说，该报告文学集的拼贴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一种是图片式，即将新闻照片插入文本；一种是文字式的，即将新闻报道、日记、案例、法庭记录、矿难数据、矿产资源流失数据、语录、评论、学术讨论等插入作品的叙事过程。全书还有一个显眼处，所收作品每章节大都有小标题，各自可为独立的文章，也可拼贴成一文。比如《本世纪告别愚昧》，分成引子和四章等五部分，皆有小标题。引言《“神”与“鬼”的对话》讲述一件严重违反国家矿产资源法的案例后，拼贴进一则虚构的“神”与“鬼”的幽灵对话，与第一章《野火烧焦的山谷》写矿产资源管理局领导人的访谈和矿产资源被抢劫情景既可组合成一篇文章，也可分开各自为文；第二章《向野蛮宣战》写共和国“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局”的建立和《矿产资源法》通过的过程；第三章《文明的历程》写矿管工作者保卫国家矿山，维护《矿产资源法》的典型事例；第四章《世纪丰碑》发表对环保和《矿产资源法》作为一项国策的评论，也是可分可合，既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也能独立成篇。这种拼贴式的结构的好处对于作者来说，可表现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矿产资源问题的复杂性和动态发展，可与时俱进地加入新的续写的内容且不影响全文；对于每天生活在紧张的生活节奏中的读者来说，随便从哪儿看起都能引起他的关注，犹如并联而不是串联电路上的灯，任开哪盏都会亮；从报告文学文体的发展来说，其拼贴结构上随意性、不确定性的特征，是对报告文学形式与艺术技巧的创新，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但优点也带来缺点，各篇除拼贴的文字外，只有一个个短小的故事，虽然令人震惊，但终因缺乏贯穿全篇的主干人物和主干情节，有损文学特有的曲折感和趣味性。另外在选材方面还须更严、更精，在注意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的同时，还要注意其文学性。但瑕不掩瑜，该书具有的社会作用和艺术价值不容忽视，特别是对于报告文学创作如何与时俱进，如何贴近火热的、飞速发展的现实生活，成为时代潮流的弄潮儿，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借鉴。

    参考文献：

    [1]何建明：《共和国告急·后记》，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2]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何建明：《共和国告急·后记》，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4]王琼：《何建明：可以不当官不挣钱但不能放弃报告文学》，《重庆晚报》2010年4月1日。

    [5]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6]鲁迅：《〈呐喊〉》自序》。

    [7]鲁迅：《两地书·一七》。

    [8]2006年5月10日《中国作家》杂志主编何建明做客人民网文化论坛，就“作家的社会责任”与网友在线交流。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0]朱玲：《何建明：缺乏时代的写手，是因为太多人过着二手生活》，《北京青年报》2010年1月25日。

    [11]何建明：《共和国告急》，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12]朱平珍：《文艺与教育的交响》，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

    [13]何建明：《共和国告急》，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14]宋庄：《何建明：带着对国家的强烈感情写作》，《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2月18日。

    [15]何建明，刘颋：《30年：一个作家的成长和一个文体的成熟》，《文艺报》2008年11月13日。

    [16]司汤达：《红与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17]2010年1月10日在湖南理工学院何建明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8]何建明：《共和国告急》，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19]赵炎秋主编：《文学批评实践教程》，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发表于《云梦学刊》2012年1月第3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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