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晖评《为了弱者的尊严》

    2002年，何建明发表了他的长篇报告文学《根本利益》，作品着力展现的主人公梁雨润成为心系人民根本利益的形象代表，并被评为央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时隔四年，梁雨润的形象又在何建明的新作《为了弱者的尊严》里重现。这种重现一方面体现着报告文学追踪现实、深度报告的文体特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作家明确的写作旨意，这就是通过对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持续关注和真实刻画，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构建公平公正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一个宏大主题，然而作者却通过一个纪检信访干部的言行对此做出了生动形象的诠释。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在他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一书中指出：“在秩序良好的社会里，即所有公民之平等的基本权利、自由和公平的机会都得到了保证的社会里，最不利者是指拥有最低期望的收入阶层。”一个社会是否和谐、正义与公平，其中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即是这个社会处于权力、经济或文化底层群体的尊严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何建明正是以报告文学作家特有的敏锐和勇气十分及时地触及到了这个核心问题。

    《为了弱者的尊严》全文共六章，包含九个人物和事件个案，几乎每一个个案都关涉弱势群体和底层人物在一些漠视民生、侵害民权的地方基层干部的打压下所呈现出来的尊严丧失的严峻的生存样态：矿工家属刘金莲守护女儿尸体12年，与麻木推诿的基层公安部门发生冲突，为的是弄清楚其女儿“自杀”的真正原因；王成志等七户农民被村委会一夜之间开除“村籍”，官司打了十几年；农民工李永贺因车祸致残，卧躺板车四年，到处流浪行乞；下岗职工秦银花住房被强行拆迁，据理力争时反被诬为刁民；工亡家属任香枝拖儿带女无人可怜，为讨回百元节日补助金与领导争执，反被关押；毛鸿喜与邻居为小事相争，妻子被对方铁棍击打身亡，在基层公检法人员官官相卫中引发黑白颠倒之判决。正义缺位和公平失衡，是这些个案中的弱者所遭遇的最为严重的创痛。所幸的是，梁雨润最终出现在人们面前，九个个案中被冤屈、被压制、被伤害的弱者，都在他的深明大义、爱憎分明、耐心细致的关爱中重获尊严。作为一名主管群众接访工作的省信访局副局长，梁雨润要直接面对许多“老大难”问题，对这些问题处理的态度和结果，必然涉及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和信誉。梁雨润对此十分清醒，他竭力维护弱者的尊严，扫除各种障碍，为弱者排忧解难。作品强调了他这样做的根本动机和出发点，用梁雨润本人的话表达就是：“为百姓办事要有人情味，这是我们为政者的基本出发点。你缺少对他人的感情，但你得有基本的人性。人性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每个政府公务员都要有这个起码的水准。有了人情和人性，才可能有党性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可能。”人性关怀、人生关怀的意义，对执政者来说非常重要。梁雨润能够为民请命、为民鼓与呼、能够感动中国的基点不是别的，正是这个最基本也是最实在的方面。

    造成弱者悲苦与悲剧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恐怕与某些社会基层无良官员或黑恶势力的丑恶行径有关。何建明没有回避对当下社会基层干部欺上瞒下、沆瀣一气、腐败作恶、恃强凌弱等行为的描写，这是他直面人生的勇气所在，是值得肯定的、充溢着现实主义精神的书写。揭示底层苦难、揭露社会中的丑恶与黑暗，这也是报告文学的一贯传统。从夏衍《包身工》开始，我们完全可以开列出一个详细的书单来证实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对这一传统的弘扬达到一个高潮，90年代以来，这类苦难叙事和批判叙事有所弱化。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这样的表现又火爆起来。与夏衍《包身工》止于揭露与同情的基调有所不同的是，《为了弱者的尊严》除了揭露与同情，更有正义的呼喊和切实的援助，而且这种呼喊和援助不仅来自民间，更来自执政党的干部。因此，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揭露与批判的传达，更是一个让人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传达。

    《为了弱者的尊严》多处都提到“青天”，并通过文中人物之口将主人公梁雨润比作为民做主、为民解难的“青天”。的确，“青天”形象作为中国文学的传统由来已久，它是中国民间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代表着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底层、弱势群体为主体的民间对人治政治结构里主持社会公平与正义、维护其基本利益力量的近乎乌托邦式的意愿。在当下文学中，这一形象遗存仍然不同程度地左右着那些“为民鼓与呼”的作家，何建明的《为了弱者的尊严》和《根本利益》这两部姊妹报告文学无疑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应当说，在中国由封建专制色彩浓厚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向民主自由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时候，文学中强调“青天”在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里的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作品在高歌一个看起来有几分“青天”色彩的共产党官员时，其实也是在呼唤这样的“好官”，尽管“好官”不如好制度来得彻底，但在目前的情形下仍具有某种示范意义。但是，仅有“青天”又是远远不够的，维护尊严、正义和公平，特别是弱者的尊严、正义和公平，还必须依靠正义的社会制度。《为了弱者的尊严》很好地表现了主人公梁雨润对百姓的真心与真情、对邪恶的憎恶与批判，其人格魅力使之能与群众“谈得拢”、心贴心，成为“当代包公、干部楷模”。但作品似乎十分着意强调其个人的品质和为政理念在所有事件和冲突解决中的作用，也就是将其作为药到病除、手到擒来、能量巨大的“青天”来描述，而较少对梁雨润背后组织和制度的保障作用加以叙述，较少对造成弱者悲剧的制度根源作有力的分析与挖掘。另外，我以为，既然是对一个人物的连续性追踪书写，就应该表现出这个人物个性的变化或者展示其丰富性，至少也应该表现出人物在为政处事上的新意。但遗憾的是，从《根本利益》到《为了弱者的尊严》，作者除了写出主人公职务的变化和时间的变迁之外，所述事件的内涵及意义并未有明显的递进。当然，即便如此，我也并不否认这两部作品存在的积极意义。

    因为在当下的情形中，从事严肃的专业的报告文学写作无疑具有相当的难度，而属于这个行列的何建明又是不畏艰难、积极勤奋的。晚近几年，他写出了多部独具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作品，为这一文体在新世纪的重振和崛起增添了浓重的一笔。享誉世界的报告文学作家基希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我理解这种危险就常常来自于这种文体与生俱来的底层关注和社会批判，以及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的刚性和血性。它无意于播撒风花雪月，而以关注民瘼、民生和民权为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为了弱者的尊严》的发表正逢其时，当然也是极其可贵的。

    （2007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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