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全谈何建明创作

    文学与政治历来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二者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都具备精神文明的属性。

    政治对文学的作用表现在：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了文学生产的外在生态或外部环境。政治环境的宽严松紧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状况、成长态势，因此政治对文学首先是一种压力，是其生长的重要背景和环境，对文学的影响首先是对作家主体及其创作心态的影响。二者之间政治居于强势主动地位，它可以有效地干预创作，可以成为创作的一个元素、对象、母题、内容；政治对文学的渗透、交织，产生了一些混合文体。譬如，诗歌中的政治抒情诗，散文中的政论文，小说中的政治小说、官场小说、反腐小说，报告文学中的政论体报告、政治人物传记，影视中的政论片，等等，都是以政治作为自己的创作对象、内容或主题的。政治可以赋予文学以重要性质和属性，这就是所谓的文学的党性、阶级性或政治性。政治对文学的强势作用还表现在政治能够要求文学为自己服务，乃至从属于自己，充任自己的仆从。政治还可以为文学的评价体系提供一个明确的政治标准，这个标准常常与文学作品的思想性紧密相连，有时甚至成为评判作品高下优劣的首要标准。

    文学对政治的响应或反作用表现在：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包含了书写政治，表现政治生活，揭示政治主题，贯彻政治精神，体现政治性。文学在政治面前的姿态或者屈从，主动迎合政治，服务政治；或取疏离态度，力图躲避或远离政治的压迫、束缚和影响；或取拒斥姿态，批判政治，反对现实政治；或取平视、平等姿态，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既接受政治的影响同时努力保持文学自身相对独立的品格。

    社会主义文学历来特别强调和重视与政治的关系。从社会主义文学的萌芽即19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时起，就与政治结下了天然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密切联系。文学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向来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强调，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定下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基调——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这一基调几乎从未改变或动摇过。只是在具体的表述上有些发展或变化而已。这便是：最早是明确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到不再提这些口号，不要求文艺从属于具体的政治任务，对文艺创作不要横加干涉，倡导创作自由和学术民主，但同时强调文学不能离开政治；再到正式提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要求文学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实质上，社会主义也正是我们的现实政治，是一种广义的大政治的概念。要求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旨在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属性。尽管表达上有些变化，但实质内容和本质属性上并无变化。今天我们的文学被要求对建设社会主义有利，对人民有益，要能使人们得到教育与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增进多数人的幸福，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社会主义文艺中，备受推崇的是主旋律创作，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主旋律创作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外延不断拓展，几已成为党和政府大力倡导的社会主流文学。对主旋律的评判，采取的主要是政治性标准或意识形态标准。今天我们所谓的主旋律，通常指的是代表时代精神、体现社会主流或核心价值观念的创作，从实践层面上说，它反映的是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从思想层面上说，它所要表达或揭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梳理，是我们论说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前提与基础。何建明自1990年代中期起，至今10几年间，在报告文学创作方面长期独领风骚，影响广泛，可以称作报告文学领域的一大现象。而何建明创作的特色、其创作成功的一大因素便是对政治的熟稔、切近和表达，是对中国现实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准确把握、正确体现和艺术反映。何建明创作之所以赢得庙堂点头百姓拍手，首先一个原因是处理好了报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政治于报告文学而言是一个敏感的雷区，政治尺度把握得是否合适、准确和到位，直接关系到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的成败，有时甚至关系到一个作家的命运与前途。何建明属于很好地运用了政治，很好地表现政治主题体现政治性并倚重其确立自己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的作家。何建明的创作常常被定性为一位“红色作家”的主旋律写作。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几无例外都被贴上了主旋律的标签，“何记作品”几乎成了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免检产品。而在“五个一工程”奖等一些注重意识形态属性的国家评奖中，何建明作品无疑都要受到格外的重视，是第一梯队的候选作品。而事实上，他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获奖专业户——三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三获“鲁迅文学奖”，四获“徐迟报告文学奖”。

    以政治取向为重要考量的创作主体意识

    在投身报告文学创作过程中，何建明有着自己鲜明的主体创作意识、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首先是注重政治素质。何建明是一位自觉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在创作时有着鲜明的政治取向、政治意识和政治观念。2008年11月26日在做客新华网接受专访时，他明确地阐述了自己心目中一个优秀的作家必备的五种素质。第一便是政治素质，要有“一定的政治驾驭能力”，“应该具有政治家的头脑”。“在中国这样一个讲民主、政治的作家，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有政治家的素质，政治家考虑的问题你必须得考虑……所以一个作家要写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有政治家的意识，有些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要考虑全局性、复杂性和深刻性。”同时他认为作家还应具备一个思想家、社会学家的素质和写作能力，要有敏锐的思想，要研究复杂的社会现象。他自己在写作时“有两个出发点非常清楚：第一，我反映的主题是否跟时代、跟国家、跟党提倡的东西一致？第二，我会考虑自己所写的东西，读者和老百姓是否关心？是否爱看？”。[1]第一个出发点实质便是政治意识，第二点便是群众立场，这，正是何建明创作的两个基点。

    创作的严肃态度是何建明一贯秉持的准则。新闻干事、报社记者出身的他清醒地认识到报告文学这种脱胎于新闻故而特别贴近时代生活的文体的优长，认为自己天然地适合这种文体。他把报告文学定义为“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说自己“热爱新闻，喜欢表达”，“太热爱和适合报告文学”。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报告文学的热爱之情：“我热爱报告文学就像热爱自己的生命一样。”[2]在报告文学领域他找到了记者一样的表达的自如与快乐。他有着记者一样求真求实、刨根究底的热情，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他说：“尽管现在媒体与通讯非常发达，可作家的现场生活与采访是其他职业与工作所代替不了的。我必须尽可能地去参与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到所要写的对象现场，还得投入感情和走进采访对象的心灵深处。只有这样，你才能完成使命。”（《生命第一》）

    高度重视人民立场、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是一切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共同的特点。对于报告文学作家及其创作，何建明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同时凝结着他数十年创作历程的经验与智慧。在他看来，报告文学作家对于时代和人民应该有鲜明的担当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应该充当时代的歌手、人民心声的代言人、“为百姓写作的人民作家”。他认为“主流作家应该走回社会”，自己是祖国和人民培育起来并为祖国和人民所需要的作家，是变革的新时代造就和哺育了他，因此对于国家、时代和人民有着深切的情感。他一再宣称自己“是带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强烈感情去写作”[3]。“就年龄和文学创作的成就及这些年所获得的荣誉等情况而言，我是可以不用去做那些非常辛苦、冲锋陷阵的事了，但这不是一个作家的本质和所为。我一直认为，自己既然是个报告文学作家，就应该是个冲锋的战士。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去拿笔记录历史和重大事件时，甚至需要我们去投入战斗的时刻，我应该无条件地像年轻的战士一样随时准备出发，甚至需要时用牺牲生命去完成任务。这是一种职业的操守，也是一名作家基本的素质。或者也可以说，它是一名人民作家的使命和责任。”“我是一名业余写作者，平时工作担子也不轻，但出于一个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对文学终身有感情的人，我不会放弃写作。这种动力和使命的力量，是来自对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人民的热爱与感恩之情。因为报告中国，是一个作家的责任！”[4]在他看来，作家也是国家的一个公民，但是作家比一般人更有感情，血更热，所以作家不能在国家和民族出现大难时无动于衷，这是最起码的素质。作家只有比别人表现得更好一点，才配得上“灵魂工程师”的称号。他的自我定位是“正直、有良知的中国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正直作家”，“是个忧国忧民有责任感的热血沸腾文学老青年”，对民族、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与热爱，“喜欢国家民族的大情大义更甚于小花小草的闲情逸致”。[5]他特别强调一个优秀作家要当一个普通人，因为“只有普通人才有普通人的情怀，对我们国家，特别是对老百姓，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生活要具有普通人的那种生活才可能写出当下我们的人民和群众期待的东西”。他一向认为“文学不仅仅是一种取乐于人的消遣品，它更多的功能应是鼓舞和激励我们的人民和后代能够在阅读作品中获得积极的向上的精神与动力”。[6]

    他对于时代的整体判断是肯定的、乐观的，认为人民创造着新日新天，生活日新月异，这是一个值得捧和赞美的好时代、伟大时代。现实生活、现代化的壮丽实践鼓舞着他，激励着他，祖国和时代哺育了他，也造就和成全了他，因此他愿意为时代讴歌，为人民歌唱。他说：“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和我热爱着的人民每时每刻又在不断地创造着如歌的新日，我是歌手，假如我不歌唱，我还有生命吗？”[7]“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发生了我们无法预期和想象的变化。我们这些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无时无刻不在这种巨变中感受激动、感受激情、感受采访和写作的快感，当然有时也会有痛感——面对变革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时，我们的激动和激情便带着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独立思考与独立意识，因而痛苦也是必然的。但，这30年中，我们感受最多的还是欢歌与鼓舞。我们的笔无法离开那些激动人心的崭新的历史新篇章和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新面貌、新景象和中国人的新生命。”[8]“鲁迅、巴金面对黑暗社会确实需要讨伐和批评，但人民当家做主的今天还是以歌颂为主，如果还以批评为主调，就会犯错误。”[9]他认为“这个民族之所以今天能够发展得那么快，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和共产党人的那种骨气和精神，这是任何一种力量都毁灭不掉的，而且也是不可战胜的”。他坚信正义的力量，坚信社会一直是在发展前进的。他乐于为人民呼吁，坚定地做一个为人民说话和喜欢的作家，并且从中体会到一个为老百姓说真话办好事的作家的崇高价值。他说：“真正的秤，是人民群众喜不喜欢我写的作品，我的作品是不是为人民和百姓说了话——这是我内心深处一直存放着的一把金铸的秤杆！它与我的生命同等重要，它是我的文学生命的全部支撑点。”[10]

    带有鲜明政治意味的创作选择

    作为一个名声斐然、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的创作选择是非常宽泛的。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以《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两部畅销图书造就其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之后，他经常处在一种写不胜写、写不过来、写不完的境地。他说：“写作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已经相对越来越熟练的创作实践之后，感觉要写和可以写的或者别人压来的任务太多了”，巨量的写作题材、写作对象在追赶着作家，“绝不是贪婪，绝不是随意，更绝不是想进入‘工业化’的写作状态，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事可以去写，别人追在你后面等着你去写”[11]。这就需要作家自身要有定力，要有所取舍，作出明智的选择。回顾何建明30年来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到，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选择原则和路径，知道哪些是重要的、重大的好题材，哪些是时效性强、急需抢救式采访创作的题目，而哪些是可写可不写、可早写可晚写的。他的创作选择是坚定的、果断的，创作速度和效率是惊人的。

    从题材上看，何建明选取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考虑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政治意义重大的题材，此类选材约占其作品总数的二分之一。何建明是个党性原则很强的党员作家，在党的组织中担任着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等职，在政治上对自己要求很高，平时注重学习领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中央一系列的精神，能够紧跟党和国家的重要部署和重大决策，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伟业造就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等都有着深入的学习和领会。同时他非常重视对国情、世情、党情、民情的研究，善于分析和把握时代与社会发展的主潮。而哲学专业研究生的学历背景则奠定了其看待问题、分析题材时的辩证观和形而上的宏观观照。这种专业的政治素质与基础性的科学修养为何建明提供了一个开阔的视野。他的创作特别追求和注重国家叙事，即面对并书写整个国家大事要事的创作。在创作上贯彻“三个代表”思想，他发现了梁雨润这位典型人物和他的典型事迹，用不到一个月时间一气呵成写出了《根本利益》一书，以生动事例阐述党要自觉并认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观点。在该书封面上印着“事关国家今天的生死命运和十三亿人的明天”。[12]以文学作品及时呼应和表现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他找到了梁言顺这位“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的创立者，用了不到七天时间写下了《永远的红树林》一文。为了呼应中央关于和谐社会的倡导与主张，他继续追踪采写梁雨润扶弱济困的事迹，创作了《根本利益》的续集《为了弱者的尊严》，主旨便是：只有维护好包括绝对贫困人口、进城农民工、上访人员等亿万生活上、心理上、情感上和司法上需要帮助的人们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的尊严，只有让每个老百姓都有尊严地活着，坚决反腐败，才能消弭矛盾激化，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每逢国有大事要事、民族有难之时，何建明总是挺身而出，第一时间投入其中，用自己的笔去记录和书写。2003年抗击“非典”斗争中，他冒着生命危险采写了《北京保卫战》；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一年内他四进灾区，创作了《生命第一》一书。为三峡工程，他写下了《国家行动》；为描绘石油系统的壮丽发展历程，他写出了《部长与国家》，倡扬的是大庆精神、奋斗进取奉献精神；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他创作了描写中国海洋石油率先对外开放历史往事的《破天荒》，开创全国最早实行承包到户先河的《台州农民革命风暴》；为庆祝建党90周年，他积极参与中国作协组织的“走进红色岁月”采风活动，推出了《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一书，高扬的是理想信念信仰的旗帜，构筑的是一座崇高精神的大厦。这些选材，都带有鲜明而深刻的政治印记，可谓主要是从政治层面和角度切入而作出的创作选择。

    何建明报告文学还有很大比例的作品关注重大民生题材。常言道：民生便是最大的政治。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经济的问题，而经济决定了民生。可见民生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生可被看作广义的政治。此类作品如“教育三部曲”——关注贫困大学生生存处境的《落泪是金》，关注每年一度高考大事的《中国高考报告》，关注问题家庭问题小孩的《恐惧无爱——中国“另类孩子”教育报告》，还有像他最早获得全国性文学奖的《共和国告急》，揭露滥采乱挖国家矿产资源恶相。

    从题材来源来看，何建明大半作品是邀约写作的，其中不乏任务写作和“命题作文”“钦命作文”，是题材和被写作对象找的作家。但是，命题作文并不等同于“遵命写作”，创作者保持着相对的主体独立性，除了有自己的选材标准、取舍原则等写作自由外，作者还拥有巨大的选择空间和余地。同时，在采写过程中，作者的个性和思想风采、艺术才情都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这种任务、命题写作，在19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创作领域是相当普遍的，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大事要事接连不断，先进人物事迹不断涌现，写史作传立志类的需求越来越多，需要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家参与记述。于是，几乎每一位报告文学作家都曾或多或少地接受过此类创作要约。这种要约写作如果唯利是图，掺杂进太多的利益驱动因素，便极易演变成有偿报告与“广告文学”，败坏了读者胃口的同时也败坏了报告文学的声誉。何建明的长处和好处在于在面对巨量的题材选择时坚持了作家的主体性与个性，坚持放长眼光，精挑细选，自己去拿来，因此每每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诞生。

    相对于邀约写作，何建明还有一些自选题目的创作。此类创作往往没有受访对象提供实际的采写便利，没有受访者的主动配合，其采写难度自然高出几倍，作者需要投入的精力财力物力都要大得多。这种主要由自己自主选择创作题材和写作对象的作品比例相对较少，但一旦抓准了，极易写出彩来。这种创作对作家自身的题材把握能力、判断甄别能力要求很高。譬如，那些涉及重大民生题材的创作——中国教育三部曲、《共和国告急》等即属于此，这些作品采访艰辛，书写深入，资料大多来自第一手，内容丰富，情节生动，作品发表后大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从何建明的创作选择中可以看出作家的主体意识、主动性和作者自觉。对于当下政治局势及其发展趋势，对于政治，他不仅有着深入的学习，更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于党政发展大计、国事天下事、现实形势及环境背景他都有自己的认识。而学识上对于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涉猎和探究，又为他创造了一个审视创作对象的较高较广的平台。何建明基本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主潮及社会思想的主流，抓住了时代精神的本质与核心，这为他采取总局、全面和长远的眼光，使得其创作能够站高望远，勇立时代潮头，引领时代风尚，提供了可能。因此，何建明的政治性报告文学创作是自主的、自觉的，是有意而为之的。

    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创作主题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紧紧围绕着国家、人民、党等主体对象，围绕改革、开放、发展、和谐、精神、信仰、正义、民生、人性、伟大、崇高等关键词展开，准确把握党性、民心、良心三者的关系，处处体现着国家意识、人民情怀、党员气概，体现着作家使命与文学责任。从创作主题上研究，何建明的作品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大方面。这些也是他创作的着力点和发力点。

    首先是写有影响力的歌颂式报告文学。这种颂体报告是基于对现实政治的肯定、赞赏与褒扬而来的，主要是对当下执政党、政府、领导者以及创造历史的广大实践者——人民大众——的肯定与歌颂，亦包含着对党和国家一系列方针政策、国策战略，诸多国家重大事件、工程建设、改革开放伟大变革、科学发展等历史事件的褒扬。应该说，颂歌是悦耳的，也是容易唱的，但如何唱好颂歌，唱出彩来，则是检验作家艺术能力的。写好颂体报告绝非易事。何建明对于自己生活的时代满怀热爱之情。在他看来，这个时代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整体上看，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千年难逢的中华盛世，因此报告文学创作的主体应该是歌颂与赞美。因此在他笔下，我们更多地读到的是对现实、对生活、对社会的肯定与讴歌。何建明的颂体报告之所以取得成功，归结于以下原因：最重要的是紧紧抓住文学的根本任务是塑造人物这个要害，注重在作品中关注人及人的命运，凸显人物个性，呈现不泯人性。譬如《北京保卫战》塑造的抗击“非典”的英模群体，唱响英勇顽强、团结奉献的伟大民族精神的赞歌。《生命第一》关注的是特大地震中人的处境、普通人的应急表现，张扬人性不屈的力量。《苏州博士商》（与唐晓玲合作）刻画的是富于开拓创新精神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形象。《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描画的是一位贫家子弟出身、依靠自己奋斗借助改革东风走向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在那些城市史传中，何建明特别注意挖掘和描写那些标志性事件、典型情节故事和代表性人物。如以自己家乡苏州改革开放30年史志为主题，展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地区特色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典范——“苏州模式”艰辛探索历程的《我的天堂》，记录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10年发展简史的《国色重庆》，记录东莞改革开放史志的《东方光芒》。作为记者出身的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具备着强烈的新闻敏感，善于捕捉和把握新鲜、新颖、有趣味、有意义的新闻性事件和人物。譬如追溯中国对外开放第一个标志性事件的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历程的《破天荒》，讲述最早实行农村土地个人承包的《台州农民革命风暴》，表现威海市民邹树君用歌咏装饰美化人们生活的感人生平的《生命如歌》，等等。

    其次是把握好批判现实尺度分寸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参与生活、干预现实，直面社会问题进行发言，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品格，即战斗性。具备战斗性品格的社会问题报告极易受到人们的推崇，引起轰动效应。同时，此类作品的风险系数亦最高，是最容易踩到创作雷区的文学创作。事实上，报告文学史上，有许多此类作品发表后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甚至在国外获了大奖，也引起较大关注，如刘宾雁的一些作品、《河殇》《神圣忧思录》《马家军调查》《中国农民调查》《中国食品安全报告》等，但这些作品有的遭到政府部门查禁，禁止发行，有的引起了官司等种种纠纷。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使得不少作家将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创作视为畏途。何建明却是一个例外。他也写社会阴暗面，也反映各种社会问题，有的还非常尖锐，譬如他在《共和国告急》中对破坏性开采矿产资源乱象的揭露，对那些土匪恶霸黑社会式的矿主的描写，对全国各地矿难如麻现象的真实披露，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在《根本利益》里他对某些地方官吏草菅人命、漠视伤害百姓利益、玩忽职守、渎职失职等种种腐败现象的揭露，也是相当深刻甚至达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像山西河津市村妇畅春英为了要个说法、讨取公道，将冤死的丈夫及儿子的遗体陈放在家中十三年，夏天“死人味”冲天，她一直不断地上访告状，可始终没人真心过问一下。这样的事情可谓是全社会的耻辱，是国家的阴暗面，无疑绝不该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落泪是金》对穷困大学生生活窘境的揭示也是相当直白和震人的。事实上，这部作品发表后也引起了教育界某些领导的强烈不满，认为把贫困大学生问题端至公众面前是在“暴露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黑暗面”，把弱势群体亮出来是给“中国教育抹黑”[13]。1999年他还因为该书某些素材当上了被告，甚至被央视东方时空作为“反面形象”进行“曝光”，他当年已90岁的奶奶那天看到这个节目，“吐了三口血后愤然离世”。那么，何建明是如何做到脚踩雷区却不触雷的呢？首先他的创作立场是站在人民一边，站在党的立场上，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既要充当百姓喉舌，也要当好党的喉舌，创作立意是积极的、正面的，其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揭出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是为了健全党和国家的肌体，是帮忙搭台而不是添乱拆台。他把接触到的黑暗面以恰当的尺度和方式反映出来，既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又不将阴霾扩散放大。因此，他对社会丑相、腐败的揭露往往都是为了衬托党和政府对问题的最终解决，对百姓利益和弱者尊严的极大尊重、珍视与维护。这是一种旨在歌颂的批判。作者创作时切入的角度和叙述描写的视角是一种为党所能接受和采纳的，甚至是备受欢迎的。何建明自身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哲学修养赋予其能够辩证地历史地全面地看待现实社会问题，能够正确处理好局部与全部、个别与一般、主流与支流、本质与表象的关系，因此他在反映社会问题时除了看到正面力量的不断成长壮大，热情讴歌那些优秀的先进的代表者之外，还特别注意紧扣“客观公正”这条准绳，秉持“善意的批评”这一原则，拿捏好表现问题的分寸，不把它扩大化、普遍化。例如，在采写三峡移民时，他不是仅仅关注上访的，不把局部内容整体化，而是着眼于“让老百姓到一个新地方安家立业总归是好的”。《根本利益》“把社会的部分黑暗面通过正面形象反映出来”[14]，既“反映了农民问题又让人们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

    同时他很好地处理了表现方法和表达方式，传达给读者的是深沉的忧患和忧思，作品背后的叙述主体是一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作家。他的问题报告是就问题而论问题，而找寻解决之道，而不是像不少作家那样单单抛出一团乱麻再发些无助于问题解决的牢骚感慨与愤怒。譬如，《根本利益》《为了弱者的尊严》是从反腐入手来描写腐败，展示给读者的也是光明与希望，是正义最终的伸张，因此会引起社会强烈共鸣和一片好评之声。“教育三部曲”、《共和国告急》亦是如此。

    此外，还有一些面向现实、着眼当下及未来的历史题材作品，如《部长与国家》《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前者通过回顾独臂将军余秋里峥嵘不凡的一生，记录的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坎坷曲折又辉煌壮丽的发展史诗，彰显的是一种需要传承的可贵的石油精神、石油人精神、大庆精神。《忠诚与背叛》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史实，还原一群真实的红岩人，还原一个火热的充满激情与梦想、极度张扬理想与信念的时代，在信仰的天平上称量每颗心灵、每个灵魂的重量，来区分真诚与背叛两种迥异的人生抉择，塑造了一大批英雄形象，倡扬的是一种永不磨灭的红岩精神，用文学构筑一座崇高精神的大厦。这些历史往事的书写，其着眼点和立足点都是当下，都是从当代人的眼光来打量和审视历史，来观照过去的人和事，从中提炼萃取的是于今有益、于未来有益的精神内涵。作品的创作动机和用意无疑是贴近时代和生活的。这样的历史题材作品无疑颇具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

    人物的政治性

    刻画政治人物，在人物身上体现政治属性。何建明笔下的人物有一些本身即是政治人物、各级官员。像《部长与国家》中的共和国首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余秋里，《根本利益》《为了弱者的尊严》中的山西运城纪委副书记后任省信访局副局长的梁雨润，《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精彩吴仁宝》）中的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这些作品都是直接以政治人物作为主角，而这些政治人物身上都带有鲜明的讲政治的特点。譬如梁雨润可以说是一位党性很强、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并认真贯彻执行的人。而吴仁宝，这位“统治”了华西村数十年的老书记是非常讲政治的，而且活学活用，形成了一整套相当系统的政治理论或管理学说，而这些土生土长的政治又与中国农村的形势、状况完全相适应，是从中国国情、农村村情出发、扎根现实土壤的，因此实践证明了吴仁宝的政治学说特别行得通，能够被百姓所接纳。

    还有许多作品中写到了各级领导人物，这些人物虽然未必是作品的主人公，但他们对事件的发展进程起到了决策性、领导性乃至主导性作用。他们都是那些作品中的重要人物，他们身上的政治性大多通过其言行得到了直接的体现，如《生命第一》写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

    在何建明笔下，涌现出了大量的英模和先进典型。他自己说：“30年里，我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中国的航天、三峡工程等十几个国家重点工程作过记录，在我笔下推出的全国典型有6个，还有2个成了感动中国人物。为重庆、东莞、三亚、大庆、中山、义乌、苏州、昆山等10多个城市写过发展史，为华西村的吴仁宝、优秀纪委书记梁雨润、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几十个人物写过作品，最近中央确定推出的改革开放30年的18个先进地区，我写过其中的6个。”[15]这些先进或典型大多是，或首先是政治意义上的先进或典型。他们（它们）所体现的都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等政治要策紧密相关。因此对这些或精英或普通平凡人的刻画，对这些先进地区的表现，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政治意图、政治旨归。而《忠诚与背叛》一书中对红岩人物几乎逐一重写、重述，每一个正面形象都栩栩如生，如《挺进报》负责人陈然、许建业、国民党将军黄显声、“双枪老太婆”邓惠中、“江姐”江竹筠、李青林等，都有卓越不凡的表现，都是崇高人格与坚定革命意志、革命精神的代表者。《北京保卫战》《生命第一》都刻画了大量拥有崇高思想和政治觉悟的先进人物，如顾全大局迅速调集药材保证抗“非典”之需的“京城女药王”陈济生，北京疾控中心女检验师丁丽新，具有高智商、对人民充满感情、为国家和民族进步倾心倾力的“苏州博士商”徐钊。

    政论体议论或阐发

    在我看来，报告文学是一种面向现实的活文学，它活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活在当下。这样的活文学往往乐于参与现实，参与政治，乐于对一些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作为一位高度重视作品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作家，何建明尤甚。在他的多数作品中，我们都能读到作者本人满怀激情、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浊扬清的抒发和感慨，都能读到作者对诸多政治问题阐述个人观点或意见。当梁雨润主持那两具10几年未能入土的棺材安葬后，作者感叹道：“如果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心头能真正想着老百姓的事，并且实实在在地去工作，八千多万人的先锋队伍一定会让我们的人民感到满意，我们的国家也会是另一个样子。”[16]类似的围绕着党的宗旨、党的执政理念的议论比比皆是。而该书的结束语《生活没有尾声》则是一篇关于为谁执政为谁谋利的道地的政论文。这些阐发大多具备较强的思辨性，而且是有感而发，有所本而发，是从行文中自然而然的、行云流水式的议论或评论，因此显得得体而不生硬，往往能契合阅读至此的读者的心理，从而激发其强烈的思想共鸣。

    何建明在作品中的议论、议政和议事之所以也能被庙堂、领导所接受，除了是从事件、事物逻辑中自然推导而来之外，还由于他对政治理论的热情与谙熟，始终关注并跟踪时政动向，贴近政治方向和要求，对政治生活了解、剖析和思考得相当深入，擅长将政治理论与现实具体实践相结合，且每每能有新发现、新主张、新见解和新建言，容易让人耳目一新。他的许多大段大段的议论，在全文中的作用犹如点睛、点题之笔，升华了作品主旨主题。有的具备严密的内在逻辑性、思辨性，甚至堪称一篇独立的政论或策论、评论。如《为了弱者的尊严》一书的结尾《假如没有梁雨润》便是一篇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政论文，阐述了对百姓有真情、处理起事情来又有方法办法、能干实事、能干好事的党员干部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极端重要的作用，指出梁雨润这个先进最可贵之处便在于按着党性和良心在做事。这些见解和阐发都富于启示意义。

    作品的政治效果和社会影响

    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一大初衷或目标是引起政治决策层的关注，客观上能够对当下政治产生某种影响力。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感召力有时并不比政策条文小”，他希望“自己的文字除了有普通读者喜欢看，领导干部们也能从中受到启发，从而对他们的决策有建设性。这是我想达到的目的”。[17]在《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一书的《题记》中，作者写道：“一个伟大的时代，总会涌现出许多了不起的人物。作为这个时代的笔录者，我常为那些创造伟大时代的精英们感动。”他写吴仁宝，“意在让人们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忠诚与背叛》一书开篇即提出：8000多万党员的纯洁性、信仰感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警惕，红岩英烈们用生命书写的忠诚正是对红岩精神的践行，今天重述红岩故事，就是要警醒党员同志在面对各种形式严峻考验时要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忠诚不渝。

    同时，他又有一些作品直接便是由中央、地方各级领导或思想宣传文化等部门“钦点”、授命或授权的创作，是同时作为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去完成的。事实上，何建明的创作不断在诸如《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等中央及地方意识形态性鲜明的党委机关报刊上发表，并不断引起各层领导和各种政治部门、机构的关注和重视。例如，刻画反腐倡廉、执政为民好干部形象的《根本利益》受到了中央纪委的肯定和支持。政府出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系列措施。山西省委发出了向梁雨润学习的号召。《根本利益》与描绘三峡大移民的《国家行动》都受到了中央高层的深切关注。《落泪是金》震动了教育部，并影响了国务院的决策，国家随后陆续出台了一些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政策。《中国高考报告》则掀动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又一轮呼声。

    从作品获奖情况上也可以看到宣传部门等对其作品政治性特征的首肯与赞赏。《根本利益》《国家行动》《我的天堂》等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评选的第十一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根据其作品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国家行动》和长篇报告文学《我的天堂》双双获奖，这在“五个一工程”奖整个评颁历史上可能都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这项格外注重意识形态性的国家奖对何建明创作肯定与鼓励之一斑。

    何建明作品大多拥有较高的发行量，有着相当多的读者和观众，其社会反响与评价很高。《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等都是当年的畅销书，销量超过10万册，《根本利益》《国色重庆》《部长与国家》《忠诚与背叛》等销量超过5万册。他的多部作品陆续被改编成影视，如《中国高考报告》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命运的承诺》，《根本利益》改编成电影《信天游》，《部长与国家》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奠基者》，《国家行动》改成24集电视剧，《落泪是金》改成22集电视剧，等等，都拥有较高的收视率。作品如此高的影视改编率在报告文学作家中是很少见的。

    在报告文学界，何建明被视为旗帜性、标志性的作家，甚至有人认为当下报告文学创作“无人能出其右”。他是报告文学的一棵常青树。当许多报告文学作家逐渐老去或放弃写作、退缩不前，或改行转向的时候，自称业余作家的何建明却格外珍惜自己手中的笔，执着奋笔疾书，创作激情和热情非常高涨，能力不断彰显，成就不断扩大。这些归结于他的独特选择，尤其是正确处理了报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从而为自己开拓了宽广的写作自由和空间，拥有了强劲的话语权力。同时，他为自己创造了无尽的写作素材和题材，以及无穷的写作可能，占有丰饶的创作矿藏。他的成功还归结于作家志向与胸怀的远大，着眼未来及长远，有写史作传立志的决心与气魄。他的写作才能不断磨砺，他的写作技巧、文字组织、作品构思、素材剪裁、结构艺术等都走向成熟。他的采访艺术亦别具特点，如他不用录音坚持手书笔记，善于把握判断题材的重要性、可期性，善于选材用材。尽管只是业余创作，并被认为是一位写作快手，然而他却没有快写的诸多弊病，每部作品都有令人称道之处。

    何建明是无法绕过的报告文学现象和话题。他的创作为中国报告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留下了时代和历史前行的足迹，具备文献、史志、政论和文学等多方面价值，势必要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章。

    参考文献：

    [1]韩小蕙：《何建明：文学是我们的生命》，《光明日报》2010年4月8日。

    [2]何建明：《为了弱者的尊严·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3]舒晋瑜：《何建明：30年国家叙述》，《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15日。

    [4]何建明：《报告中国作家的责任》，《人民日报》2009年1月8日。

    [5]红娟：《何建明：最冷漠与最狂热》，《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29日。

    [6]《台州农民革命风暴·补记：发现历史的意义》，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

    [7]舒晋瑜：《何建明：30年国家叙述》，《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15日。

    [8]何建明：《报告中国作家的责任》，《人民日报》2009年1月8日。

    [9]李冰：《何建明：我成功，因为我感性》，《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5月31日。

    [10]何建明：《共和国告急·后记〈生命如歌，文学如歌〉》。

    [11]何建明：《为了弱者的尊严·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12]何建明：《根本利益》，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

    [13]何建明：《共和国告急·后记〈生命如歌，文学如歌〉》。

    [14]舒晋瑜：《何建明：30年国家叙述》，《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15日。

    [15]何建明：《报告中国作家的责任》，《人民日报》2009年1月8日。

    [16]何建明：《根本利益》，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

    [17]李冰：《何建明：我成功，因为我感性》，《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5月31日。

    （发表于《中国作家（纪实版）》2012年第4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