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西来评《根本利益》

    何建明是一位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很强的报告文学家，读了他的新作《根本利益》，更加坚定了我对他的这种认识。

    说实在的，他的这部作品，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常常是热泪盈眶——为了那些无助的、含冤的农民，也为了真心诚意为他们撑腰，为他们伸冤，执法如山，严惩邪恶，而又爱民如父的作品主人公梁雨润书记。我认为这部《根本利益》选材好，立意好，人物事迹好，也写得好。作品采访扎实，细节生动可信，人物形象真实突出，议论亦恰到好处。总之，是好，好，好！它不仅是何建明自己创作中的上好之作，也是当前报告文学创作中难得的好作品。搞批评的人，读了好的作品，其兴奋和得意，常常甚至会超过作家本人。这很像戏园子里忘我的戏迷和足球场上狂热的球迷。读完《根本利益》我就是处于这种状态。情不能已，便立即打电话给建明，一吐为快。除了向他表示祝贺，还感谢他为最下层的农民说了话；为那些在基层默默无闻地给老百姓办实事的党的干部说了话。我说一定要写一篇文章，为他的这个作品呐喊，并且要在研讨会上做一次发言，因为非此不足以表达我读后的心情。

    直面黑恶势力之下的苦难事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父母都曾是普通的农民，至今仍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生活在农村。知道乡下人的不易，因此对农民的生活和农村题材的作品，有着一种特殊的关切和敏感。我之所以为《根本利益》叫好，就是因为何建明在这个作品中真实地、令人信服也让人震颤地反映了黑恶势力之下的那部分农民的生存状态，反映了他们的艰辛与苦难，当然也因为他描写了一位敢于惩恶扬善、扶危济难的好干部——梁雨润。

    作品的序篇就是从畅春英一家长达13年的蒙冤受屈写起的。畅春英的儿子从部队转业不久，就被胡玉信、胡玉华兄弟杀害。法院判决不公，畅春英夫妇不服，上诉、上访，丈夫愤忧奔劳成疾，不治身亡。畅春英伴着停放在家中的丈夫和儿子的尸棺整整13年！她不断上访，非得讨回公道。为此，她变卖了家里所有能换钱的东西，弄得一贫如洗，只能靠捡破烂维持最起码的生活与上访的花销。然而她的上访、上诉，却一直没有结果。她的处境的悲惨和讨回公道的坚韧，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不是碰上梁雨润书记，这位凄惨的乡村老妇人，恐怕还得在望不到头的上访路上艰难地挣扎着走下去，直到她那个破土屋里再摆上第三口装了她自己的棺材。

    在这个案件中，有一种黑恶势力在张狂着。这种黑恶势力，在地方上欺男霸女，违法横行，或鱼肉百姓，或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与旧社会的土豪劣绅、地痞恶霸无异。这是社会机体上的毒瘤，危害极大。然而这种黑恶势力之所以能够并且敢于横行乡里，绝大多数都有权力背景。敢为大恶者必有大权力背景，敢为小恶者必有小权力背景，没有权力背景的黑恶势力是很难长期存在的。

    胡氏兄弟之所以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乃是因为平素在村里霸道横行惯了。而他们之所以能够霸道横行、不受约束与惩罚，不能说与他们做村支书的父亲无关。村支书在当今的官员序列中，算不上什么品级，但是在一个村子里却拥有最大的权力，如果他忘掉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原则，那他手中的权力就会异化。我们当然还不能说胡氏兄弟的父亲就是纵子行凶，但如果他手里没有权力，他的两个儿子未必就敢于杀人，杀人之后未必就会发落得那么轻，只分别判12年和3年的有期徒刑。须知“杀人者偿命”的法理，即使在中国这种曾经等级森严的国度，也是古已有之的。反过来说，如果被杀的是胡氏兄弟中的一个，姚成孝作为凶犯还能指望轻判而活到今天吗？

    共产党的干部手里的权力，无论职司高低，权力大小，都是人民交付的，不是天授的，更不是私家祖传的。它的性质是公，不是私。这种权力只能用来为民办事，替民行道。掌权者只有立身为公，才能掌好它，用好它。一旦这种权力变成黑恶势力的背景，为各种恶行提供自觉或不自觉的庇护，就是它的性质的改变，至少是某些局部的质变。在《根本利益》中，在何建明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这种质变所带来的下层农民的苦难，看到了怵目惊心的后果。

    如果说胡氏兄弟的犯罪有的还只是一个村支书老子的不算太大的权力背景的话，那么，史英俊价值6万元的整整一窑储存苹果被抢一案，面对的则是长期混迹于司法队伍中的黑恶势力。他们是县公安局刑警队队员李将和县法院执行庭法警杨东海，还有杨的亲信、法警李国庆。这些人靠着刑警、法警的铁招牌，长期干着欺压良善、敲诈勒索、鱼肉民众的罪恶勾当。公安和法院，属于国家机器的强力部门，在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中被称为专政工具，其神圣职责就是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压制反动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破坏与反抗。但是杨东海、李将们，不仅不依法保护像史英俊这样靠党的富民政策致富的诚实庄稼人，反而像强盗一样设了陷阱，甚至动用专政手段把他们劳动所得掠为己有。杨东海等人还不是作为权力背景支持别人为恶，而是本身已蜕变为罪不可赦的黑恶分子。当然，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为非作歹、违法违纪而不被追究、不被惩罚，乃是因为他们已有了一个长期经营的权力关系的网络，这个网络足以保证他们的安全。这就是史英俊从苹果被抢，妻子气疯，从未停止上访、上告，而自己反倒被戴上手铐、被抓、被押，受尽欺凌与摧残的原因。

    司法部门的执法者，如李将、杨东海，一旦将人民交付的权力变成谋取他们个人私利的工具，那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们是在具有崇高威望的国家机关内工作，穿着警服，又有执法者的身份，对于各种法规的运作程序了如指掌，所以为自己的罪恶勾当披上合理合法的外衣，则又易如反掌。掠夺史英俊的价值6万元的苹果，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的每一个强盗行径，都有完备的法律手续。在这些完备的手续之下，黑白被颠倒了，是非被混淆了：一方面，明目张胆的公然抢劫，变成了神圣庄严的执法；货真价实的强盗正是大权在握、身份合法的刑警、法警。而另一方面，则是无罪变成了有罪，维护自己合法所得的行为，变成了违法的罪行，受害者变成了罪犯。当事双方行为性质的颠倒和行为者身份的颠倒，就使已经蜕变为黑恶势力的那些人所掌控的那部分政权机构的性质也随之发生根本的倒转，变成与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敌对的东西。处于敌对者的魔爪之下，老百姓还指望有好日子过吗？他们的根本利益还能得到保护吗？当然不能。普通农民都是很实际的，他们只能从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否得到保护、是否受到损害，来评价你这个执政党、你这个政府是否跟他贴心，然后决定是亲近你，拥护你，还是疏远你，乃至反对你。所以，我以为，江泽民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历史兴亡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那段话，正是从这种最普通、最实在的利害关系的大量事实中概括出来的。因此，像李将、杨东海这种混迹于执法、权力机关的黑恶势力，对党和政府的威望所带来的危害，要远比外部敌对分子的攻讦和中伤大得多。难怪梁雨润说他们“简直是一帮土匪！”，老百姓骂他们“比土匪还恶”。而何建明在采访了这起“五个大檐帽欺压一顶破草帽”的司法腐败案后写道：“这说明我们党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面临着严重的执政危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忠诚的执政党的党员作家发自内心的忧虑。类似李将、杨东海之流的黑恶势力，是真正的民之害、党之奸、国之贼，梁雨润正因为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毫不手软地处置了这伙蟊贼，对他们绳之以法。他赢得的不只是个人的好名声，他是在实实在在地挽回了被黑恶势力玷污和损毁了的党的威望。

    何建明笔下梁雨润的执法如山和爱民如父

    诚如作品的题目所标示的，何建明在他的这部报告文学新作中不仅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在晋南、在夏县那样并不算富裕的具体环境中，什么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用满含深情的笔墨，用非常感人的故事和细节，为读者介绍了一位真正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的纪检干部，写活了他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境界。

    报告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纪实型的门类，也应把高尔基所力倡的“人学”的原则奉为圭臬，因此，成功地刻画人物形象，往往成为一部报告文学成功的关键。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周而复笔下的白求恩，穆青笔下的焦裕禄，魏钢焰笔下的赵梦桃、王进喜，徐迟笔下的常书鸿、陈景润，理由笔下的华罗庚、林巧稚，还有黄宗英、陈祖芬等报告文学家笔下的人物，都因其成功而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我相信，何建明的《根本利益》也将会因为成功地刻画了梁雨润这样一个人物形象而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产生重要的影响。

    梁雨润被晋南人民称为“百姓书记”，这是老百姓对于为自己做了好事的、与自己贴心的党的干部所能给予的最高评价。照我看，梁雨润这个人物，作为文学形象，之所以被写得生动自然，可亲可敬，真实可信，就是因为作者始终扣住这个“百姓书记”的认识，并且做透了文章。这既是建明的一个主要的切入点，也是他选择素材、剪裁取舍的重要尺度。所谓“百姓书记”，就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维护百姓的利益，为百姓办实事的书记。梁雨润作为一位党的基层纪委书记，他的职司，就是要通过查处各种违纪违法案件，维护党和党的干部队伍的纯洁与健康，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为了百姓，在惩处腐败分子和黑恶势力上，他真正做到了嫉恶如仇，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一段插曲。

    去年岁尾，我们应邀到江西老区的红土地去采风。告别赣州市领导的那天晚上，主人希望题字留念。记得要给主管政法的严书记写字时，一位宣传部的朋友小声提示我：“就写‘执法如山’四个字吧！”我觉得很贴切。管政法，当然应该执法如山，否则不足以震慑犯罪。但我又想，我们是共产党的政法干部，是为人民而执法，因此在转用这句古训时似乎还需要补充点什么。我想到了邓小平在为其文集英文版所写的序中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国家和人民。”于是在四尺单宣上落墨时，我写了“执法如山，爱民如父”八个大字。站在旁边看我落笔的王市长眼睛一亮，说：“好，好！我就要这后面的四个字！”客随主便，恭敬不如从命，我为王市长单留了这四个字。这在我，既是一种共勉，也能够表达老区人民对党的干部的期望。我感到我们有了一种心和心的相通。共产党的干部之所以区别于旧时代的官吏，就在于他们不以所谓的“父母官”自居，不自命为“民之父母”，不把老百姓视为儿子和孙子，甚至连儿子和孙子都不如。也不把“爱民如子”作为称颂懿行和美德的应予恪守的格言，而是真心实意地如邓小平那样，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儿子。这样，爱民如父，也就成了共产党人最可宝贵的传统，成了共产党的干部应予恪守的座右铭。有了这一条，实行这一条，我们就无往而不胜；忘记这一条，违背这一条，则只有败亡。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包括赣南在内的老区和全国父老乡亲的全心全意的支持和拥戴，共产党人能有天下吗？能执政吗？能到今天吗？所以，那天晚上，我很感动。看了何建明笔下的梁雨润的事迹，我也很感动，我觉得，用我写给赣州市委严书记的八个大字，来表彰梁雨润这个人称“百姓书记”的懿德佳行，应该说是非常合适的。

    梁雨润的职务属于纪检执法部门，对于违反党纪国法的案件，对于侵害百姓的黑恶势力，他总是义愤填膺。对于面对老百姓的苦难而无动于衷、而漠然处之的官员，他也感到深深的悲哀。他办案，总是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急于星火。王典才宅基地征收拆迁一案，当事人委屈了18年，上访、上告无数次，总也得不到解决。到了梁雨润手里，很快解决了问题。为了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打破僵局，他甚至从纪委本来就十分拮据的经费中拿出3000元给了王典才。崔良娟的宅基地被无理侵占，她顽强地上访、上告了整整32年，从风韵正当年的少妇，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不知道多少领导作了批示，法院甚至多次进行了判决，可就是执行不了。到了梁雨润过问此案，他很快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就是那个张某仗着当过几任村干部，现在又在镇上工作的威势，无理霸占民宅，声称一百年也不还，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也和梁雨润较上了劲。对于这种已经几近黑恶而又蔑视共和国法律的人，梁雨润就毫不客气了。他让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拘留了这位死硬的张某。他倒要看看，你再横还能横得过法律？进了拘留所的张某，知道梁书记来真格的了，才不得不服气，表示愿意乖乖地搬开，终于使这桩积压了32年的案子，很快地解决了。经梁雨润的手了结了的积案、旧案，由他执法因惩处邪恶而弭平了的长达数年、十数年、数十年的老百姓的冤屈和苦难，并不是别的干部不能解决，而是他们不愿做，不屑做，懒得做，或碍于各种关系和利害的权衡而不做，硬是把原本可以解决的问题拖了下来。在这里，关键是作为党的干部，作为人民的公仆、公务员，如何对待百姓的态度问题。何建明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梁雨润对待老百姓的深挚感情，强调了他的爱民如父。

    何建明在描述梁雨润处理史英俊苹果被抢一案的态度时，特意插入了关于梁雨润的出身、家世的文字，写得非常动情。梁雨润是晋南中条山南麓黄河岸边的芮城县人，出生在黄河岸边300米外的一孔农家的破土窑洞里，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他是黄河母亲河的儿子，是黄河岸边的农民的儿子。他没有忘本，不会背叛，他深爱着哺育他长大成人的土地和生活在那里并艰难地背负着历史前进的父老乡亲。他的许多作为，包括他的执法如山，敢于碰硬，善于协调，甚至干了许多职司之外的善事、好事，都可以用爱来解释，也只有用爱才能解释得清楚，才能做出准确的评价。比如解决师村打井的纠纷问题，制止械斗和流血，固然是他分内的职责，但是带着村干部到市里、到省里去跑打井的资金，跑来了资金又出主意“东水西调”，甚至包括下决心确定井位这样具体而又担着天大风险的事，则显然是纪检执法职司以外的事情。但他还是不辞劳顿，风尘仆仆地去跑，去做。按照部门的分工，许多事情他是可以推出去不做的，但是作为党员，作为农民的儿子，百姓的事就是他自己的事，没有什么严格的分内和分外。他觉得自己都该去做，而且必须拼命做好。晋南人称他为“百姓书记”，表达的是对他的爱，而这种爱，恰恰也是对他的爱民如父的精神的回报。

    何建明报告文学的创作方向

    何建明《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值得肯定。这是一部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写得很扎实，很带冲击力的沉甸甸的作品。中国的报告文学，是随着报刊等现代传媒的发展和新闻事业的繁荣而于20世纪兴起并在世纪末叶“蔚为大观”的文学门类。从它在中国诞生之日起，就与时代的大潮同呼吸，共命运，就是时代的号角和民众的喉舌。它以其忠实的纪实品格，而与新闻、与史志为邻。20余年，它取得了可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样式相比拼、相较量的地位，势头一直不错，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何建明就是在报告文学获得长足发展的情势下跨进这块欣欣向荣的创作园地的。他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崭露头角，渐渐为人所知的。他是军人出身，身体好，精力充沛，有极好的新闻敏感性，即有极好的对于报告文学题材的敏感，这是报告文学家必须具备的头一个重要素质。无论采访，还是写作，何建明都有一股顽强的拼命精神，而且行动迅速果决，很少因拖拉而贻误时机。

    进入90年代后期，他以《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等力作而打出了自己的品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从而确立了在报告文学界的地位。《根本利益》是他把自己创作的焦点从高等教育移向农民问题的一个战略性转移的开局，在题材战略上显示了他的眼光和行动能力。如果说，大学生的问题、大学教育的问题事关国家的未来、事关正在磅礴展开的世界知识经济的格局中中国的地位，那么农民问题的战略重要性则尤其突出。他写道：“一个以百姓利益和幸福为己任的政党，如果不能代表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根本利益，那这个政党必然早晚失去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和领导地位。”这可以看作他对《根本利益》命题的诠释，也可以理解为他选取这个题材、转移创作战略方向的初衷。中国的农民不富裕，中国的农村不走向现代化，中国的农村不稳定，中国的农民过得不痛快，一切振兴国家、振兴民族的计划都不可能实现。正是从这样的战略眼光和战略襟怀出发，何建明正确地处理了《根本利益》这个题材，看出了梁雨润这个人物的价值，而梁雨润也正是以这样的眼光和襟怀对待他的乡亲父老，处理每一个具体案件的。

    难得的是，作者和他笔下的主人公有一种会心的默契与共鸣，这是作品能够感人的深层原因。是他们的共鸣引发了我的共鸣。我为作者和作品叫好，也为梁雨润这样的“百姓书记”、这样的党的干部叫好。《根本利益》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值得推荐，值得一读。

    （2002年7月2日于六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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