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出生，2011年7月工作，2012年1月副县级，牛呀！”这是今年初天涯论坛网友“江湖人称美丽姐”发出的惊呼，矛头直指甘肃省武威市县级干部选拔公告中23岁直升“县官”的清华毕业生焦三牛。“二代”“潜规则”“清华特权”，网友大胆假设群情哗然。作家何建明肩负发掘真相的使命，深入武威当地小心求证，揭开了一代清华人放弃个人安逸享乐、为支援祖国西部建设不怕吃苦的感人事迹，这就是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三牛风波》。作家在创作中对当前的国民心态、社会焦虑多有思考，对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与主流话语的博弈也体会颇深，他谈“焦三牛事件”但不止于此，一面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面是价值取向多元化语境下的嘈杂世相，报告文学何为？作家艺术家何为？
也许嘈杂的喧哗可以持续十年，但只要一部好作品写出来，那些声音就可以被抵消，以前如此，现在也一样。新媒体环境下，作家艺术家更要静下心来潜心创作，努力打造优秀作品，这是正途和责任，少听杂音和不客观的言论，做自己的事。
凭真本事做实事
记者：清华大学毕业的焦三牛放弃优越的就业前景，选择去武威地区支援祖国西部建设，相信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您在《三牛风波》中不断反身自问，设身处地让自己面对这种困境，用意何在？
何建明：无论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的孩子，考上清华大学都非常不易。三牛家境贫寒，他是家乡的高考状元，他考上清华对当地、对家庭都是天大的好事，而他毕业后去了一个比自己家乡更穷的地方。当代人都很现实，网络上之所以会有质疑，是因为人们不相信生活中还有这样的人，会放弃优厚的条件去那样艰苦的地方。接受“三牛事件”的调查采访任务后，我一直在思考，我能不能做出像三牛一样的选择，假如我的孩子那样选择了，我能不能同意？用这样一个标准才能衡量出我们和三牛的差距。到现在我的心情仍然矛盾，作为作家，为了创作，我愿意到那里去，因为凉州曾是西夏文明的中心，同时又有宗教文化的积淀，在古代，那里曾发生过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普通人，像三牛一样到那里生活、工作，未来是未知数，我认为这是很难抉择的；作为父亲，只有一种情况我可以支持我的儿女到那里去，那就是他有像三牛一样的理想和志向。这是我的答案，也就是说，我还未达到三牛的境界。当代青年对祖国、对自我有责任感、使命感，这在三牛身上体现得非常清晰。创作这本书的意义所在，是要对大学教育进行重新思考，清华精神是凭真本事为国家做实事，不仅在三牛，还有他的前辈——早期清华人——身上也早有体现，这种教育是比较成功的，也是符合现代潮流的。
记者：和同龄人相比，三牛似乎更具有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您看来，三牛是这个时代理想的“80后”形象吗？
何建明：是的。武威是一个充满灿烂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地方，元朝中央政府曾在凉州与吐蕃举行凉州会谈，决定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很多边塞诗都是在这种边疆环境中写就的。作为作家，认识那块土地，对那里产生感情，增加创作和生命的厚度，我愿意去那里，有机会还会去。从建设的角度来看，河西走廊曾经造就了辉煌的文明，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靠近东部沿海，西部地区虽然暂时贫穷落后，但那里空气新鲜，地域广阔，假如在北京找不到实现理想的可能，到那里就会发现可以干一番事业。三牛有思想、有能力，这种选择是正确的，他的理想不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人曾有过的理想，今天、未来这种理想依然有价值，那块土地依然有吸引力。
记者：网络声音对“三牛事件”的质疑反映了社会上哪些问题？
何建明：我们的国家、民族缺少三牛精神，各行各业，尤其是年轻人，往往说得好、做得少。网络上反映出浮躁的心态，多的是批评家、旁观者，缺少实践家、行动者。在文学艺术界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如果写不出精品力作，作品水平与社会的期待相差很多，原因就在于做实事的人太少，夸夸其谈的人太多。创作文学艺术作品、建设国家都需要有人做实事，说风凉话比做实事轻松，这种浮躁的文化心理如果继续蔓延，将是悲哀的。网络上的批评有些很无聊、很滑稽，貌似正义的声音，但真正做实事的人是没有时间去清谈的，夸夸其谈的人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使者、时代的引领者，恰恰不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我们要向三牛学习，他怀着纯真的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使命感投身西部，这本来很正常，是值得鼓励的，却有无数人站出来质疑他是为了投机或有家庭背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记者：由于“三牛风波”源于一场网络话语风暴，而作家是带着澄清事实的使命去接近真相的，我认为《三牛风波》的创作更像是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一种较量，您是否同意？
何建明：主流文化的精英并不在网络上，那种杂音并不代表精英的声音，网络上喧哗的大部分人还不具备精英意识。精英意识是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出于正义和良心，可以指导自我实践。而借网络发泄情绪的言论并不是精英意识的体现，他们自认为是社会的批评者和建议者，其实他们的内心、他们的实践与精英意识背道而驰，我们要正确认识这种嘈杂的舆论。他们之所以对“三牛事件”抱有怀疑态度，可能是因为有人看到过一些党内、政府工作中的负面信息，认为三牛这样年轻，直接被提拔为县级干部，其中肯定有黑幕。他们不知道西部地区人才缺乏，也不知道三牛的工作水平如何，就武断地发出了质疑的声音。不了解党的政策，不了解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不了解三牛这样有志向的人，这三个不了解导致网民盲目地对事物表象化、想当然的否定。
我认为不应该混淆个别和整体。改革开放30年来，党领导我国飞速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令我们的敌人嫉妒、害怕、佩服，如果我们自己还在不断地否定自己，那么这种否定是不客观的。具体到“三牛事件”，涉及干部制度问题，我们的干部制度不是铁板一块，也在与时俱进地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单位的用人制度不能千篇一律，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西部地区人才缺乏，武威当地培养了几万名大学生，毕业后没有几个回去建设家乡，所以包括三牛在内的一批优秀清华毕业生来到这里时，武威人感到非常珍惜，以三牛的能力担当目前的工作也绰绰有余。我接触了清华大学的这批毕业生，他们非常了不起，思考问题非常成熟，在实践当中历练，对这块土地有感情，知道存在的问题和改变落后面貌的途径，三牛与老百姓的关系很好，在这里工作也非常自如。当地的孩子被送出去读书不愿回来，其他地区的孩子却自愿来到这里，老百姓感激、敬佩三牛。
在嘈杂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记者：在以往的报告文学中，很少把网络话语纳入创作需要考虑的范围，面对快速传播的流言和无节制发泄的网民情绪，主流的声音似乎有被淹没的危机，您在创作中是否感到压力？
何建明：社会的强音在嘈杂声中成了弱音，这是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有一些事件，人们明明知道是正面的，却是80%的人不愿站出来说话，任由5%、10%的负面声音不断被放大；政府做了99件好事，假如1件没做好，前边的99件就全部被否定。现在透明度高、信息量大，国民的内心有一种不安，精英和草根都是如此，该理直气壮称颂的不敢说，反而捕风捉影大张挞伐，不能客观地对待现实，这是社会的焦虑，必须要改变这种状态。是非爱憎如果不清晰、如果混淆了，是很危险的。
《三牛风波》出版后，20天销量8万册。让我感到很高兴的是，武威的同志告诉我，这本书为他们带来了将近10亿的无形资产，招商效果非常可观，这远远超过了网络上骂三牛的人带来的影响，它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实际的好处，给当地的经济建设、给三牛的工作带来了帮助。所以主流并不是没有声音，主流发出声音之后，社会效果非常好，已经超过了非主流的声音。网络声音是一方面，也要听到社会的声音。
记者：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文学的影响力相对滞后，创作者是否也存在某种焦虑？
何建明：我觉得不存在。评价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标准，不是看他会说什么，而是看他的作品，文学艺术工作者立足之本、立足支点都是作品。写出好作品——来自于现实生活、反映这个时代、人民满意的好作品，我们就可以把另一种声音消化。网络时代造成了文学的滞后性，网络的声音随口说出、不负责任，而我们写一部作品需要花很长时间，需要深厚的沉淀，我们不能被网络的声音左右，文学艺术创作需要独立地存在，文学艺术家存在的意义是以自己的品格、思想、能力独立地创作，不受杂音的干扰，拿作品说话。也许嘈杂的喧哗可以持续十年，但只要一部好作品写出来，那些声音就可以被抵消，以前如此，现在也一样。新媒体环境下，作家艺术家更要静下心来潜心创作，努力打造优秀作品，这是正途和责任，少听杂音和不客观的言论，做自己的事。
报告文学形式技巧要紧跟时代
记者：您最近当选了报告文学学会的会长，能否谈谈报告文学及其创作者的当前处境？
何建明：总体来说，报告文学的优秀作品、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作品目前还不多，原因是写的人比较少。完成这样优秀的作品有很多要素，如创作者政治意识的高度、思想的穿透力等。社会发展如此迅速，面对各行各业的新事物，作家的知识积累足够，对时代、国家、老百姓有真挚的情感，只有这些条件都具备，才能写出优秀作品，现在很多作家还达不到这个境界，因此写报告文学的人较少。报告文学和新闻有相似之处，需要现场采访，条件非常艰苦，作家需要下很大功夫，不像小说创作，可以偏重虚构和内心独白。要真实地表现这个时代，就要付出成倍的劳动，一些创作者有畏难情绪，不能勇于实现报告文学的追求。我作为报告文学学会的会长，一方面认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为作家提供了无数精彩的创作题材，生活在这里我感到无限荣幸；另一方面，报告文学的创作者还未能把这样精彩的时代呈现出来，我感到有些遗憾。
从创作来说，报告文学每年还没有特别叫得响的作品，不期待很多，影视和小说每年有十部、八部好作品让人们爱看、爱读足矣，很多人在努力，但目前还未实现，对不起时代，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我们自己。时代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丰富多彩的原材料，国家又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让我们从事创作，如果我们还没有实现这个最基本的目标，那么文学艺术界的创作者需要反思，需要静下心来，认认真真遵循文学艺术创作规律，拿出真本事来，不受干扰地实现我们的理想。
记者：现在很多人喜欢看穿越小说，不关注现实，报告文学如何应对这种不太积极的接受环境？
何建明：因为我们没有比穿越小说更好看的作品吸引读者关注，所以读者才去看穿越小说。如果有超越穿越小说的主流文学作品，写真人真事、现实生活，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把喜欢看穿越小说的读者拉过来，那就是我们的成功。目前的创作没有吸引到读者，读者看不到现实的、真实的事物，所以只能看虚构的、玄幻的小说来满足阅读需求。我们还要注意，创作形式、技巧也要紧跟时代的发展，要和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充满幻想的阅读兴趣合拍，否则，表现力、吸引力就不够。中国的文学艺术还是要回归根本，创作和现实中人的命运、情感、心灵相连、相呼应的作品，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穿越小说不可能对心灵产生强大的震撼力，传统艺术创作的规律不能丢。
记者：以有吸引力的报告文学作品引导读者关注现实，您是怎样做的？
何建明：《三牛风波》仅针对“三牛事件”展开调查，不足以让很多人关注，我正在写一部关乎重大事件的作品，它会让国民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家，在重新认识国家的同时也重新认识自己对国家的感情。这是外交战线上的一件大事，涉及怎样认识国家形象，从这一事件我们会看到国家的力量，会看到老百姓离开国家会处在什么状态。
（发表于《中国艺术报》2012年7月16日，记者怡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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