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何建明接受了本报专访。
报告文学家自称“业余作家”，“我也写过‘广告文学’”
记者：1978年开始写报告文学，而且从1998年开始，每一年的《报告文学》杂志，第一篇都是你的。从关注矿难的长篇《共和国告急》，到上世纪90年代末关注贫困大学生的《落泪是金》等，基本上都是重大题材。
何建明：是这样。写矿难时，我还很年轻，基本上是凭直觉。说高一点，凭着对国家、民族的感觉。写《落泪是金》，也是如此。我们还能有什么本事？就是拿起笔来呼吁。很管用啊，当时温家宝都批示了我的作品。
记者：你批评过当下的报告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广告文学”。
何建明：这肯定是有的，我整体上对报告文学不满意，大作品出不来，现实的好作品出不来。报告文学必须完成这种使命，这又恰恰是报告文学作家没有去完成的。
记者：你有没有迫于一些外在因素，譬如经济上的诱惑，偶尔写一篇“广告文学”？
何建明：这当然了。毫无疑问，我不隐讳的。今天是一个经济社会，企业需要宣传，它有宣传费，塑造一个企业形象，或者一个地方的形象，我写了不少这样的东西，他们给的稿费也不低。但这是我自我创作的非主流部分。
记者：有人会纳闷，写矿工、写贫困生的，怎么今天写起了房地产商？
何建明：这个没关系。我写《根本利益》、写《奠基者》，一分钱不给我，我也写。这个社会是多元的，我以作家身份去做这种事情，并没有觉得怎么丢脸。而且我写，不是鼓吹，吹胖了、吹坏了，不是。更何况，他也有他很宝贵的东西，完全是坏蛋、基本上纯扯淡的，也不会给他写。
记者：你总说自己是业余作家？
何建明：说“业余”，主要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从来没当过专业作家，原来是杂志社主编，后来又当社长，现在责任更多了，我把自己当成作家，但不是专业作家，是业余作家。
这是我的遗憾。我一直渴望有足够的时间去写作。如果我有时间，我写得应该会更好。因为赶时间，我的作品写得比较粗，我自己承认，当然，这也与报告文学的性质有关。
以前显得激进但真实，现在变得老练但拒绝“短见”
记者：有人说，别人“批评”点什么，自己挨批评；何建明批评点什么，还得表扬。有人很奇怪，你写批判类的报告文学，写得“很安全”，国家领导给你掌声，而且越来越信任和重用你。
何建明：这与做事的出发点相关。不是因为表现我个人而去写作的，是因为这个社会、百姓，咱们的党和政府，需要用我这样的手、笔去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或者是不好完成的。
2002年之前，我有激进的一部分，但整体方向没有错，因为所写的都是真实的。后来变得老练了。
记者：怎么老练了？
何建明：2001年，我进中央党校念书，读哲学，对局部问题和全局的关系，有了更好的把握。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得有政治家的素质，第二是思想家，第三是社会学家，第四才是文学家，还要不失平民心态、普通人的情怀。
记者：你说的时候把政治摆在思想、社会学、文学的前面？
何建明：不全是这样。实际上是强调，报告文学作家首先要有大局观念，客观的、辩证的观念。这可能与我创作重大题材有关。刚刚我说完了政治素质，马上强调“思想家”。因为政治家有他的功利性，有短期效应，有其政治目的，决不能与思想家之间画等号。“短见”，我是绝不能全部服从的。
不要认为你一个小作家，书卖得好全是你个人的原因
记者：现在读者对当代文学的普遍性不满，你如何看待？
何建明：我站在作家协会的层面，和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作家的层面，都能感受到，读者这种感觉和认识是准确的。当代作家人数并不少，但提供给读者的精良的精神作品并不多，或者说是很少，尤其是跟国家繁荣的经济发展很不匹配。我们没有大作品，包括我自己在内。
记者：除了个体的才华，有没有什么共性的原因？
何建明：我们当代的作家，包括主流作家的生活状态、创作心态、传播状态都跟以前发生了极大变化。
现在大部分的作家，照我的话说，过的是一种贵族式的生活。著名作家物质条件都非常好，根本不用到现实生活中去谋生，看看网络、看看电视，过着“二手”生活、“三手”生活。生活状态不到位，情感就到位不了，作品也到位不了，出不了大作品。现在为什么职场小说热？尽管文笔差一点，但他写的是真实的东西。这些，这几年代表中国当代主流文学的作家，写得了吗？
一个个在“大家”的位置上，生活状态不在那里。
传播也存在着问题。作品好与不好，先给它炒热再说，而且以各种方式，读书会、研讨会这一类的。传播的方式不一样，完全进入一种广告的形式，进入一种非阅读情感的通道，而使文学成为一种商业化的、市场化的经济行为，它和文学本身的主体——作品背离，作品是让人家阅读了以后再感动的。
记者：那你怎么看待专业作家体制？
何建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专业作家体制是一个历史问题，它本身并没有错。我们国家这么大，养了多少平庸的人、平庸的干部、平庸的公务员，就不能养二三百的文学精英？问题不在于养和不养，关键在于养了谁。做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作品，决定了养的人对不对。
记者：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王蒙说这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代。你怎么看？
何建明：我理解王蒙的意思。现在这些写作者享受的待遇，实际上是最好的。如果没有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没有购买力，没有那么多人买你的书和版权，你哪来那么多稿费？捧起你的，是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对于文化的需求。不要认为你一个小作家，书卖得好全是你个人的原因。
跟大算盘连在一块打，小算盘打得才准确
记者：对不同人的崇拜，一般渗透着一个人的价值观，我不知道你崇拜什么样的英雄？
何建明：我崇拜保尔这样的英雄，但是他有一个缺点。
记者：他有什么缺点？
何建明：他冷静，冷静到自己宁可牺牲。这种刚性，放在国家、放在民族那一面是很好的，放在个人身上肯定会成为自残的东西。我喜欢一个人要么冷到你发颤，要么沸腾到燃烧。
记者：就“英雄主义”，有一种说法是，为一己之私，打个人的小算盘，算不得英雄。但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许多人都会问：谁的算盘，能够完全摆脱个人的小算盘？
何建明：对，英雄并不证明他不打自己的小算盘，真的，而恰恰英雄在打小算盘的时候，他跟大算盘连在一块打，所以他打的小算盘更准确。
记者：刚一提到“人性”，你就说“性本善”，其实我最想问的是“人性的复杂性”，你怎么看待？
何建明：人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当我是“善”的时候，可能对某些人、某些事是善的，但可能会伤害到另外一个人，你实际上是善的，你也没有想害这个人，但实际上你是害了。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隔膜，很多说不清的事情，就在于此。说实话，当我要写回忆录的时候，我就深刻地揭示这个。这就让我很痛苦。但总体来说，人最终要善，善总有一种归属感，终有一天人家会明白；即使不明白，你心灵也是坦荡的，也是安稳的。
素描何建明
1975年，何建明从苏州去了湘西，做“最苦”的工程兵。部队负责勘查地下战备水水源，所处的湘西山势险恶，经常有交通事故，“我们团长就死了，车开着开着翻了”。但是何建明很幸运，待了四年，在兵部“新闻报道已经出名了”。
初去新兵连，何建明就凭借写过广播站小广播稿，成为军区政委“钦点”的新兵发言代表。新兵连还没结束，他就被调去当“报告员”了。从毫无专业训练，到“全军先进新闻工作者”，何建明称，全倚仗“学习扎实”。“我知道自己缺少什么东西，赶紧去补。早上五六点去排队买书，去晚了买不到了。天天到山上去背唐诗宋词。我写作上没老师，提高全凭琢磨，为什么人家写得好，慢慢自己就有感觉了。”
1979年，《解放军报》调他去，何建明从湘西到了北京，但后来没能到《解放军报》。“到北京报到时，工程兵兵部把我留下来了，以全军先进新闻工作者的身份留在兵部。隔了一年，工程兵解散，大裁军，1983年，我就到北京军区。1984年武装警察部队成立，我又到武警，一直待到1989年。”
1989年，何建明转业到矿产部，在部属的一家报纸、《中国国土资源报》前身，写冶金工程报道。两年后，成为地质部下属杂志《新生界》主编。1996年年初，调至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中国作家》，任主编。2008年何建明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当社长，2009年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何建明对记者说：“现在牌头比较大、比较多，你就写我是作家就行了。”
就缘何“这些牌头，和何建明相关”，何建明眯着眼笑了：“你比人家强一点，人家把你捧上去，一捧捧到现在。”
（发表于《北京青年报》2010年1月25日，记者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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