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厂，我的青春

    几年前，太太在另一个单位上班，某天下班回家她很伤心，问过了才知不是她的事，是一个同事要调到别的单位，与头头话别时，伤感地说起自己从大学毕业起到现在，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全给了这个单位。不料，那个老男人竟粗暴地回答：谁要你的青春？太太的同事大恸而去。听毕，我忍不住在心里说了一句粗话。

    不一定人人都会老去，但人人都会有自己的青春。我也有过青春，我不敢说自己将青春献给了那座小小的工厂，但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如此十年全在这家县办工厂度过。想起来当年之事历历在目，包括进厂之前，即将上岗的青工们在一起培训，因为有三家工厂可以选择，大部分都认为其中的电机厂最为理想，工具厂则次之。当相关人员问起我的意愿时，我却毫不犹豫选了阀门厂，原因是阀门厂厂房外面有半个篮球场，别的工厂却没有。

    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仍对飞速旋转的砂轮心有余悸。那是我进厂的第一天，师傅给了一个毛坯件，要我去砂轮上将毛刺等打磨掉。师傅教给我打开砂轮的方法后就回车床上忙去了，却没说如何让砂轮停下来。这让我在打磨完毛坯件后很是束手无策。虽然关掉电源半天，砂轮还在高速旋转。我几乎要伸手捉住砂轮！那一瞬间里，冥冥中有某种声音提醒，让我在最后时刻中断了那个伸手动作。时间长了我才晓得砂轮的厉害，人的肌体只要微微碰上去，就会磨去一大块。而当车工的因为天天都在磨车刀，稍不注意就会出现险情。好在磨车刀是细活，碰上了也只是磨去一些皮肉。如果我那用力捉住砂轮的动作完成了，一只手掌肯定就没有了。在我独立操作车床后的某个夜班，因为加工庞大的阀体，必须用专用小吊车帮助装卸，而这些小吊车都是厂里的钳工自己制造的，并无任何安全认证。那天晚上，用380伏电压运行的小吊车漏电了。当我伸手抓住行程开关，按下运行红键时，一股强大的电流击倒了我。也正是身体横着倒下的惯性力救了我，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就要变成一堆焦炭了。因为220伏电压通常能将触电者弹开，而380伏电压只会将敢于触碰者牢牢吸附住。那一次，同车间的工友被我的惨叫吓坏了。我却浑然不知。事后在床上躺了三天才恢复过来。在阀门厂，最苦最累的不是通常所认为的翻砂工，而是车工。一两百斤重的大铸件从机床上搬上搬下，加工铸铁扬起的尘矽更是塞满了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最让车工头疼的却是对付不锈钢T形螺杆。当车工的第一年，一位姓刘的师姐，就是在加工不锈钢螺杆时，不慎被缠绕的铁屑缠住，生生将右臂拧断。离开工厂十几年后，在一次采访中，有记者对我脖子上十几个疤痕很好奇。那些有着优美弧线的伤痕，正是我当车工强力切削不锈钢时铁屑飞溅的烙印。被车刀挤压下来的铁屑带着几百度的高温，偶尔会准确地钻入我的领口，因为强力切削时不能中断操作，必须等这一刀走完，停下车床后才能处理。这当中，滚烫的铁屑会将接触到的肌肤烤出一股烤肉香。

    这个世界有机会闻到自己肌体发出的烤肉香的人应该不会很多，或许这是我一直怀念那座曾经以半座篮球场而成为自己青春梦想的小厂的理由之一。我还怀念那位以爱护的名义阻止我参加高考的党支部书记，不管当时或后来发生了什么，这一点也从未有过改变。我的那座小工厂条件很差，屋顶上盖着石棉瓦，窗玻璃十块有九块是破的，一年当中三分之一是冰窖，三分之一是火炉。还有一年四季都得加工的不锈钢T型螺杆，别的工厂的车工们一班能加工一件就不错了，在我们厂里，每个车工每班必须完成的定额是十八件。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不对。最终让我心存惶惑的是一位初中的同学。在学校里他总是抄我的作业，毕业后他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当了区委副书记，有一次在县城的小街上遇见，他竟然装作不认识我。当天晚上，我失眠了。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失眠。就在那个不眠之夜，我为自己绘制了一个普通青年的人生梦想。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学子最喜欢的梦想：将自己的一生交给文学。无论成功与否，决不半途而废。只要真正努力过，决不对自己的选择后悔。相信生命在于奋斗；相信自己所设定的那个目标，是青春与灵魂的一场约会。

    十年工厂生活，让我获得了二十张先进生产者奖状。很多年后，因为写作我获得过武汉市劳动模范称号。这小小的荣誉却是我最为在乎的，也是我最愿意引以为骄傲的。正因为如此，当我的笔与文字与工厂相遇时，最由衷的总是对工厂的一切的不舍与敬重，而不敢用那些不敬之语来描写，更不敢有半分亵渎之心。即便是后来，接连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大奖和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等，一旦回到写作中，此心依然没有改变。

    大约在离开工厂后的二十几年，不锈钢铁屑留给我的伤痕才完全抚平。在我心里却永远记得当年那些从领口里冒出来的烤肉香。我越来越相信，那是一种青春的滋味，虽然那不是青春的唯一滋味。却是我既往生活中最值得热爱的。我热爱工厂生活中的诸如此类的不快。正是这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快，和绝对了不起的青春锻造了我的近乎不锈钢一样坚韧的神经。

    果园里的老爸头

    太太的父亲从高级畜牧师位上退休有两年了。

    在他尚可称为年轻时，就被膝下的儿女叫做老爸头。

    大年初一，我们打电话拜年，得知老爸头骑着摩托车，又去了他的果园。

    有果园之前老爸头的模样我见得很少。我那聪明美丽能歌善舞的岳母，更是因为早逝，而只存在家人年复年，日复日的追忆里。按照太太的理解，大别前的最后一刻，岳母挂在眼角上的那颗迟迟不肯落下的泪珠，是对老爸头的放心不下。岳母在世时，时常会逼着老爸头做些她认为的事业。就是这样，老爸头还是在知识分子难得受到重用的那几年里，坚决地回避了种种当领导的可能。老爸头的确不会管理人。自从丧母之后，太太兄妹几个，几乎全都早早离开老爸头，过上各自的日子。想起这些，太太就会说，如果妈妈在，家里肯定不会是这种离散的样子。

    第一次随太太回娘家时，一家人冒着密密麻麻的小雨，出了安远城，爬上风景果然不同凡响的三百山，去看那滋润香港一带生灵的东江源。一路上说起老爸头的称谓，大家异口同声地指认太太，都说是她叫响的。即使没有这样的指认，就凭这样的称呼，也能让我轻而易举地断定，除了太太，世代居住在那闻名遐迩的赣南土围子里的谢家，没有第二个人能有这样的才华。就像现在整天缠着不肯放太太离开的女儿的爱称，已被太太随心所欲地叫出差不多十种花样。这样的统计只包括经常叫的。因为全家人少有的齐聚，老爸头难得时髦一回，带着全家近二十口人上酒店去吃团圆饭。趁着人多，我试着像大家那样叫了一声。看着四周的反应，我一点感觉也没有。隔一会儿，我又叫了一声。这一次感觉是有了，却不怎么好。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我的加入有些晚。其他儿女媳婿，习以为常的东西，在我看来竟像对长者的不恭。

    实际上，老爸头是一个极随和的人。

    在数千里之外的武汉，太太每每提起老爸头的随和，深爱之下还含着一种深刻的不满。在太太眼里，“文革”之前的大学生父亲，对自己的日常起居太随意了。几乎到了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用什么，有什么吃什么，只要手边没有的，他就不去想，更不会去找去寻，更别说开口要了。我曾经对太太说，如果老爸头不随和，我们能叫他老爸头吗！太太没有放弃她的心情，反而连我一起数落，说我和老爸头一样，喜欢将吃得精光的菜碗用开水淘一淘，掺成一大碗汤，津津有味地喝下去。老爸头的这种习惯，太太提过好几次，最动情的那次，声音没出来，泪花先出来了。刚开始我还安慰说，特别是青菜，哪怕只剩下几滴菜汁，用开水掺一掺，好喝极了。真的如老爸头所说，是神仙汤。后来不再这样说，是因为我也知道这样的菜汤，都是苦日子逼的。太太有兄妹四人，她没喝菜汤是因为比我家少一人。我家过去的日子更艰难些，所以在父母之下，我得挺身出来喝那菜汤。前年过年，太太正怀着身孕，我们一起去商场，买了一件挺不错的大衣寄回去。去年过年，我们带着十个月大的女儿回安远时，那件大衣还在老爸头的箱子里原封未动地放着。要不是赶上与广东接壤的这座小城难得下了一场雪，要不是太太记着这事盯着追问，老爸头仍旧不会拿出来穿。一群都不算小了的儿女，七手八脚地将老爸头打扮一番，穿上新大衣的老爸头露出一脸的不好意思。男人中喜欢穿新衣服的少。一件衣服只要没有不能再穿的理由，男人总是觉得越久穿着越舒服。不过，让老爸头舍不得脱的那身旧衣服，明显存在着太多不可再穿下去的问题。老爸头差一点就将新大衣脱下来。那天是大年初一，老爸头还想去果园看看。虽有儿女们的一致反对，中午过后，老爸头还是悄悄地去了一趟果园。不过他没有将身上的新大衣脱下来。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老爸不随和，他那爱女与我的爱情，会不会顺利地发展成婚姻？由于一些不与通常相同的现实，在没有得到老爸头的首肯之前，开在我们心头的那朵玫瑰，总也摆不脱不时就会袭来的风雨飘摇。第一次见到老爸头是在开往三峡的长途汽车站门外。那是太太的主意，她想趁着这趟旅游，让我和老爸头认识一下，顺便看看我们有没有翁婿缘分。太太向老爸头介绍我时，紧张得连我的姓名都忘了说，只说我是一个朋友。老爸头没有握我的手，也没有追问我的姓名，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慈善地笑一笑。直到现在我还在同太太开玩笑，如果那时老爸头要握我的手，或者客客气气地将对平常人的称呼给了我，太太的老爸头就不是我的老爸头了。老爸头有一副人们常说的慈眉善眼，又与日常的慈眉善眼不大相同。老爸头的眉心上有一颗黑里透红的痣，平时不太明显，每逢老爸头的眉眼被笑容淹没时，那痣就会变得异常醒目。当老爸头以他一贯的行事方式默许我们婚事之时，那颗痣在额头上所有皱纹的簇拥之中，平静如常地微笑着，看不出与头一回见面时有何变化。在别人那里，无疑是将眼睛当作心灵的窗口。对于老爸头，那颗痣更像他的为人。

    除了笑，老爸头的脸上很难出现别的表情。那也是老爸头对人最多的话言。不管是在奔向三峡的长途汽车上，还是在往来川江的游轮上，老爸头总是用笑来回答，对人是这样，对那倾心太久的鬼斧神工的自然风光也是这样。说不上是淡泊，也说不上是大度，其中确有一种对万物万事皆如常态的意境。船过新滩古镇，太太犹豫着错过了在第一时间告诉老爸头，我写过一部以此地为背景的惊世骇俗的长篇小说。站在船舷边的老爸头同样笑得让人心动。船又过新滩，已经知道我的写作的老爸头，还是将一样的笑留在因为枯水而格外空旷的峡谷里。正是这些带有亘古意味的笑，让我提前在尚为女友的太太面前早早得出结论，老爸头心里已经接纳了我。

    果然，从三峡归来的第三天，老爸头让太太约我上她的住处吃晚饭。那晚的电灯有些暗，一点也不亚于总也温情的烛光。这样的气氛反而让我和太太变得格外没主意，不知如何将我们的事向第二天就要回安远老家的老爸头提起。微光之下，我们的目光一次次地碰得火星四溅，那些在世俗观念中很难被破除的婚姻障碍，在这样的时刻更加令我们忧心忡忡。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杯酒刚喝完，老爸头忽然同我们谈起计划中的果园。岁月在老爸头身上留下的痕迹也是恰如其分地平淡，五十九岁的老爸头看上去也就五十九岁。那些实岁五十五，看上去像五十的人可以退休，老爸头却不行，单位里将他当作骨干。留到五十九，单位再也没办法了。老爸头已经写好了未来果园的计划书，包括投资在内，什么都想好了。他知道远离身边的女儿会担心的是什么，计划书里还有请两个帮工的安排。老爸头的计划百密无疏，最后一条说的是柑桔三年试果，四年挂果，到了第四年秋天，他要请所有的儿女，包括远在武汉的，去果园尝新。谈笑之间，俨然没有比果园更重要的事。趁着高兴，我向老爸头敬了许多次酒。老爸头只回了一次，而且还不是单独的。正是通过这杯酒，老爸头将一枚定海神针放在我们心头。老爸头端起酒杯，一边示意，一边天高云淡地叫着我们的名字，只用一句简单的话，就将我们提心吊胆了很久的婚姻决定下来。老爸头没说将女儿托付给我，也没说要我们甘苦与共，更没说对我们共同生活的考虑与希望。老爸头极目云天地一举酒杯，舒缓地说了句：祝你们健康平安，幸福美满！说完便先将红玛瑙一样的酒一饮而尽。激动之中我已记不得当时说了些什么，但我肯定没有叫老爸头。

    等到我也能当面叫老爸头时，女儿已经知道谁亲谁疏了。出生才十个月，又正好生着病的小家伙，一见到外公，居然毫不犹豫地张开双臂，扑了过去。女儿在她的外公怀里美美地呆着，连妈妈都不要了。此前她的舅舅姨父们试着抱了多次，女儿硬是躲在充满母乳芳香的怀里不肯就范。老爸头一点也不会哄他的小外甥，抱在手中只知道乐哈，偶尔想起来了，也只是唤一声她的乳名。女儿却不客气，转眼间就在外公怀里干了一件所有孩子都会干的小小坏事。天生一副笑佛模样的老爸头，出乎意料地说了句，屎（时）来运转！赣南一带的方言隔着一条河便相互听不懂。因为我，一屋的人都说着普通话。老爸头也是这样说的，虽然其中方言味道很重，却足够我听明白。更因为老爸头的普通话是那些总在身边的儿女从未听见过，满屋子的欢笑，一时间盖过了街上迎春的鞭炮声。

    老爸头的快乐与幽默，不只是在语言上。此时，他离职快一年了。正是别人大闹退休综合症的时候，六十岁的老爸头，踏着江西著名的红土地独自出行，去那离城四十余里的谢家老屋附近，买下一片荒山，按部就班地挖出一道道沟，一座座坑，栽上用他的专业技术认定过的最好的柑桔树苗。被老爸头用六十岁人生开垦出来的果园里，还盖有一栋两层的小楼。小楼旁边，养有近二十头猪的猪圈，也是老爸头老来的事业。在更远的山沟里，老爸头只是动用少许少年时便拥有的知识，修起一座几米高的水坝。有了细细铁管的引导，天赐清泉自行而来，或到桔园，或到猪圈，或到屋里，无需再加任何人力。就是那些有腿没手的猪，口渴要水喝时，也不用主人帮忙。老爸头在猪圈里安了几只特别的龙头，大小猪们用嘴一碰，那水就哗哗流入嘴中。老爸头从不赶时髦用绿色当说法，也不去刻意体现环境保护，老爸头只在意对自己毕生所学知识的尊重。在这样的尊重面前，所有的发展都会自行体现持续性。老爸头建圈养猪，是因为种柑桔用猪粪做肥料最好。老爸头还建了一座处理猪粪的沼气池，所有点灯烧灶的问题全都解决在里面。更为奇妙的是，养在圈里的家猪竟然引来一头野猪。野猪来了，不肯再走。老爸头又多了一样想法。用野猪和家猪杂交，这对大学里就是学畜牧专业的老爸头来说，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幽默。就像他在城内新华书店旁边开的那家兽药店，有做相同生意的人背后说他是外行那样，老爸头只是快乐地笑一笑，再也不肯多说一句。新生在果园里的一切，有时候真像是老爸内心深处的一种满足。在职的时候，老爸头总在将与此类似的东西教给别人，几十年了，真正学到刻骨铭心程度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只是出于种种原因在他面前装装样子。老来的老爸头如此倾心一座果园，为什么不能说，那是对自己毕生喜爱事业的归结哩！

    在老爸头的词典中，汉语中许多常用的词都被剔除了。别人说去吧，他只说去。别人回答好的，他只回答好。如果涉及到果园，不管有多少事，尚在城里的老爸头绝对只会用三个字：去果园。老爸头说的话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些用来练嘴皮子的词字句子，在他看来实在毫无意义。

    自从有了果园，老爸头的话比从前多了起来。也是有了果园，太太往日那种隔山隔水温情脉脉的抱怨也消失了。太太不再说老爸头本不应该生活成这样，特别是老爸头在果园那边屋子里装上电话后，太太对老爸头的想念总能及时到位。每次听她和老爸头说话时，都能听到老爸头在那边邀请我们回去吃桔子，太太则在电话这头嚷着一遍遍问什么时候才会挂果。这时候的太太终于接受了早先我对她过的话，凡事只要老爸头觉得高兴就行，如果老爸头不高兴，就是做成天大的事业又怎么样？能在自己所爱的生活中享受个性的自由，当然就是幸福了。

    我那永无相见可能的岳母去世数年后，在南昌上大学的太太，意外碰到岳母在江西“共大”的一位最要好的女同学。像亲人一样的南昌阿姨，如今也退休了，可整个人依旧风姿绰约容光楚楚。说起岳母，南昌阿姨不胜慨叹，其中既有岳母当年比她更富魅力的神往，也有对岳母后来嫁给老爸头的遗憾。按照她的说法，岳母的初恋被那个时代丑陋的政治生生扼杀了。对于“共大”文艺宣传队女报幕员的爱情归宿，南昌阿姨的不满显然不是针对我们的老爸头，可南昌阿姨在说老爸头每次见她都会不好意思时，还是表现出某种遗憾。作为浙江女子，岳母当年报考“共大”时，首要因素是听说“共大”有饭吃。读上“共大”的岳母，的确从每顿饭里省出一些，晒成米干，寄回地美田肥却饥荒连连的义乌老家。在那样的时代，岳母最终将自己的爱情之果，结在根正苗红的老爸头身上，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一九九九年的春天，为着我和他女儿的婚礼，老爸头再次来到武汉。“共大”毕业后，一直在南昌工作的岳母的女同学也来了。两位前辈坐在一起，没见到老爸头身上有不自在的地方。话不多的老爸头依然不多说话，总在微笑的老爸头依然笑容可掬。老爸头还将后来的妻子带在身边。他将对我们说的有关果园的一切，新鲜如初地对南昌阿姨说了一遍。他那样子让我们这些听过多次的，也觉得新鲜如初。南昌阿姨后来说，要是她那最要好的女同学我们的岳母还活着，老爸头决不会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去经营什么果园。为了他的果园，老爸头比南昌阿姨先起程回江西。送他的时候，南昌阿姨开玩笑地对老爸头说，骑摩托车时小心点，别以为自己还是小伙子。老爸头笑一笑，没有正面回答。限于尊讳，我没有将心里想到的话说出来。

    有了果园的老爸头买回一辆时尚的摩托车，每天里都会骑上它，穿过南方的小城安远，去到那个被称作果园的一天比一天葱绿的地方。关于骑摩托车的老爸头，太太一说起来，眼睛就笑成一弯弦月，就像听到我对她说那最亲密的一句话，就像老爸头的果园在她心里每分钟都轮换一下春华秋实。如果没有果园，肯定不会有老爸头的摩托车。有了果园，有了摩托车，老爸头一下子变得青春勃发起来。在为我们制订的各种制度里，有着一过六十岁，无论身体如何，都不可能合法获取机动车驾驶证的条款。为了果园，一辈子生活在各种规矩里的老爸头，敢于从其中走出来，这在他的儿女看来，简直是天大的奇迹。“头”“古”之类的后缀语是安远一带对男孩的昵称。被后辈叫做老爸头，本是太太小时候没大没小的顽皮淘气，随和的老爸头不以为忤。今日我们在喊老爸头时，言语中自然多了一层敬重与亲近。我那想说而没说出来的话是：不管岳母在和不在，她都会爱这个和果园一起成长的老爸头。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还能挤在年轻人的道路上，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还能将只长杂草的处女地，开垦成鸟语花香的果园，我们能不喜欢并热爱他吗！

    老哥刘益善

    将一个打从内心尊敬的人称为老哥并不是我的创意。

    第一次从别人那里听到这种称呼后，我就毫不犹豫地觉得这样非常好，不仅符合自己的身份，对被尊称者也再合适不过。随后我就这样叫了。老哥听到我换了一种叫法，过了好久才问我：“我真的老了吗？”不知道早先那些如此称老哥的人是不是也接受过如此疑问，至今我还清楚记得那一瞬间里老哥神情的变化，不像是伤感，也不像是忧郁，在当时的感觉里倒有几分责备，毕竟此前我和许多人一样，一直将他称作老师。前几天，在《上海文学》上读到杨斌华所写回忆周介人先生的文章，提到吴亮等人曾经当面问周先生，是否可以像陈村那样不叫他周老师而叫老周。周先生笑着说可以，转过身后，眼睛里却闪现出两朵泪光。天下许多事情不仅相通，而且相同。经年累月，当编辑的为人作了许多嫁衣，眼见着丑小鸭变白天鹅，小秧子长成参天大树，先前的老感情虽然还在，却不见那些人像往日那样时常来叙。老哥没有流泪，说过了，笑过了，我们怎么叫他就怎么应，到后来竟然自报家门地不时冒出一句，我是你老哥之类的话语来。倒是我们这帮在其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作者，反而要用不少时间来为他叹息，说这人也太随和了。

    老哥叫刘益善，三十年前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就在《长江文艺》当编辑，此后便在那几间平凡而充实的斗室里一天接一天地忙碌着。我们正式认识的那一年，老哥已是副主编了。现在，他在主编任上也干了多年。在正式认识老哥之前，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次不期而遇。那一天，我们在一起聊天，老哥说起自己有写日记的习惯，三十年来整整写了三十本日记，记录着许多被岁月模糊了的文坛中事，以至于许多人时常向他求证已成历史的一些事情。我当即笑着他，自己最早出现在他的日记里，一定是某某等二人中的那个等。这件事情老哥的确不记得了，那时候他受委派去鄂东英山县为诗人熊召政的一件纷杂之事做些善后工作，而我只一个刚刚开始写小说即使是在县城里也还没有丁点名气的业余作者，别人告诉我说谁谁来了，完全是出于好奇，想见见那些胸怀伯乐之才的编辑是何面目，我就跟着别人去县委招待所的一间客房里与这个后来被我称作老哥的著名编辑的著名诗人见了一面。老哥正在收拾行李，收拾完行李又匆忙奔向汽车站，在等车的那一刻里，我们站在街边买了些油条稀饭，老哥坚决要付所有的钱。老哥果然不记得那一刻里非常感动的我，他边笑边说，我该给他当年买油条的款项付利息了。听他这一说，我又觉得惭愧，这么多年，自己不知请过多少饭局，唯独没有请过老哥，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一有这样的机会埋单的还是老哥。埋完单后，他还要关心我们，当纯文学作家稿费得来不容易。一九九六年我的四卷本个人文集出版后，曾经挑朋友熟人送了一些，不知为什么竟然忘了老哥。后来的某天，老哥似是无意地对我说，他的书柜里有方方等人的文集，就是没有我的。一句话说得我脸皮都快红破了，忙不迭地表示要将自己存档的仅有一套书送给他。老哥笑一笑，大度地表示这倒用不着。

    逢到不认识老哥的陌生人，不管是我们还是他自己总要将他的名字介绍为多多益善。其实善良的老哥也会做出反善良的事情。一九九二年夏天，老哥约我为《长江文艺》写部中篇，因为事情多，耽误了，到九月时老哥一连写了几封信，限我在九月十日以前务必将稿件寄给他。从收到信算起，老哥只给了我一个星期的时间，那几天我又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几。硬撑着将那篇名为《秋风醉了》的中篇小说写完寄给他，没过几天他就打电话来非要我删去其中一些文字。偏偏我又惜字如金，最不爱删改自己的作品，何况是在高烧中写就的文字！在电话里我据理力争，老哥却不让步，振振有词地数出一二三四几条理由，让人由不得要咬牙切齿地骂他是那个在《半夜鸡叫》中百般盘剥长工的周剥皮！对待文学，老哥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洁癖。那几年在老哥的操持下，《长江文艺》每年都要举办不下两次笔会。老哥办笔会向来是动真格的，别说游山玩水，就是早上起床晚了，他也会像生产队长一样敲门叫醒，到了吃晚饭时，他又会笑眯眯地逐个询问，了解谁谁当天写了多少字，弄得我们有时候不得不虚报假报，仿佛不如此就不好意思拿起筷子。在没有时兴电脑时，老哥对那些字迹潦草的手稿简直是深恶痛绝。因为弄到几本稿纸很不容易，我一向下笔极其谨慎，哪怕是初稿也极少有涂改。为此老哥经常将我作为榜样。邓一光就不行了，他的字写得像天女散花，每到定稿后，不得不请别人帮忙抄写，才能最后送到老哥面前。作为编辑的老哥，作风严谨，细致入微，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休想从他所写的手稿中找到一只墨团。这样的细节同样贯穿在老哥对文学的欣赏与编辑中。

    我这人是最不善变化自己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许多场合上也会跟着大家将某些年长者称为老王老张和老李，可是一旦到了自己单独与其相处时，又会依然如故地继续着文坛上最常见的尊称。只有老哥是例外，自从叫上了，就没有再改口，一直将他叫到真的有些老了。那一天，与老哥在一起，先是有人发现我的头发也白了些许，继而便是老哥的自嘲。因为白头白得太多，老哥开始定期上美发店焗油，又因为头发掉得早而多，焗油时人家只按半价收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沧桑中的老哥性情却没有变。今年春节刚过，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告诉我，《长江文艺》将要发表他的一篇小说，同时还要附上评论文章。姑且不论年轻，单是他所代表的新一代作家的艺术理念能在有着六十多年传统的文学期刊上出现，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当然我更是特别地为一点也不老的老哥高兴。后来，老哥如实地告诉我，尽管自己并不欣赏这类作品，他还是愿意用一种宽容之心来接受这样的写作。老哥的心的确宽厚。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周介人先生。那么好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远得活着的人无法想像。一想到这一点我就痛恨自己。那时候并不是不了解他的病情，而是不相信周先生的生命力是有限的，脆弱的。早知道周先生也像平常人一样，心律，脉动，脑电波，都有可能在重创之下永远消失，我非要为他写上十篇文章，哪怕别人说自己像个爱唠叨的老太婆，哪怕别人背后嘲笑这不过是在投机取巧逢场作戏。可现在，再多的文字周先生也看不见了，这是我一辈子的心痛。正因为如此，我才明白，许多事情是不可犹豫不可观望不可环顾四周而等待的。譬如老哥，人好，心地好，很多人都喜欢他尊重他，我就该当面对他说，这不是他在乎和不在乎的问题。

    坐我右边的军人

    浮华时节的尘缘，有时候也会具有新奇。新年伊始的一个会议上，因为按姓氏笔画排列的缘故，我和身为某部副司令的刘耀来坐到了一起。之后几次例会，他始终坐在我的右边，我便始终坐在他的左边。于他于我，因职业的陌生感产生的彼此好奇，使我们在会议上各种报告的缝隙，作了许多每每是只有开头和结尾，省去中间过程的一竿子插到底式的简短交谈。在我这里，一直认为保家卫国是军人天职，只有真正履行过这种天职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只有从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敢于提着自己的头颅，将一腔铁血漫天抛洒的司令，才不是阿庆嫂眼中的胡司令。所以，有一次，我突然问他打过仗没有。

    耀来兄懂了我的意思，他取下军帽略低一下头，露出头顶正中一块指甲大小的伤疤。那是一颗AK-47突击步枪子弹的绝作。当年他在南方边境丛林里与敌军突然遭遇，眼前白光一闪，他下意识一缩脖子，原本冲着眉心而来的子弹，无奈地贴着军帽上的红五星的上沿，擦过耀来兄的头皮，坠落在身后常绿的丛林里。我这才发现生死之隔，远没有一只飞机翅膀那么宽大，末日与未来的距离也不会有飞机起落架飞出的那么远。

    生活在浮华时代，尘俗比比皆是。万一遇上针鼻大小的艰难，便会放大到仿佛天要塌下来的末日一样，不仅让自己惊恐，还要绑架般让他人跟着绝望。在耀来兄那里，生与死、末日与未来，只隔着一颗红五星。放到平凡生活的人们那里，相隔也只有一块橡胶擦那么宽、一片口香糖那么厚、一粒米那么长；至于时限，肯定少于某个日常欢乐场合无心抛向异性的媚眼之一瞬，肯定短于对某项分配或委任不甚满意的一声长叹与低吼。耀来身上还有一块碗口大的伤疤，那是一枚追击炮炮弹在他冲锋的路上猛烈爆炸所留给他永远的纪念。

    军人的荣耀从来是与牺牲相伴。耀来兄原来不叫耀来，在他还是个乡村小剃头匠、小泥瓦匠和小卫生员时，父亲赐给他的名字是跃来。在成为一名军人，并且成为连级指挥员之后，他才将自己原来名字中的“跃”改为“耀”。无论是跃来还是耀来，这时候的他，已经在TNT爆发的烈焰中将自己的脊骨淬过火，更将乡村少年的青春替换成中国军人的铁血，真的是怎一个耀字了得！

    那一次在会上，耀来兄说起他写了一些关于自己的文字，有两万多字。我有意无意地信口说道，何不再充实一些内容，写一本一个普通中国军人的长成史。事隔半年，他真的拿出一部洋洋十万言的书稿来，要我在书的前面写上一段话。还说这是武汉大学的一位女士出的主意，要他谁也别找，就找开会时坐他左边的那位来写。耀来兄的幽默让我无法拒绝。读完书稿，其中铁血军魂自不待言，最妙不可言的是作为职业军人的他，所获得的最幸福，也最真挚，同时又是最为奇妙的爱情信物。那位日后成为终身伴侣的梁子湖畔的美丽女子，用一块美丽的花布包上一枚自己生产的扣子，将自己的初恋献给了一个从南方前线回来后，又去驻守西部大漠的军人。这情怀是那样的普通，因为那样的扣子每天都会在车间里堆出一座小山。这情怀又是如此浪漫，因为这枚扣子是从小山一样的扣子堆里精心挑选出来的最美丽的一枚。身为副司令的耀来，何尝不是这样一枚扣子！

    如耀来兄爱妻当年所言，随便将这枚扣子缝在衣服上的什么地方都行。上战场、守大漠、护奥运、保家乡，他都做到了。像扣子一样，守住应当守的美丽家国，并且一步一个脚印地创造出从普通中超越出来的壮丽军魂。

    有一种伟大叫巴金

    秋叶苍红。秋草苍黄。秋夜苍白。秋水苍茫。

    我趴在塞外一张陌生的桌子上，好不容易写下“泪水清扬的满月”这一句。

    头一天，在渤海大学音乐厅的讲台上发言，曾经脱口提及文学艺术的描写，从来都是黄昏之壮美远远胜过清晨的秀丽，在数量上，对黄昏的关注更是不成比例地远远超过清晨。十月十七日，一大早就外出，赶在每个月的农历十五都免不了的大潮涨起淹没之前，经过那罕有的海底天桥，去到渤海中央的笔架山岛，尔后又忙忙碌碌地到了曾经名叫平远和威远的那座古城，看看天黑了才往住处赶。途经锦州城外一条宽阔的大河，望着河的西端尽是辉煌晚霞，车上有人说起我先前的话题，言语未定，蓦然间从河的东端升起一轮清清朗朗的满月。刹那间，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明明是三十五个座位坐着三十五个人的大客车，竟然一点动静也没有。塞外的天空让人惊讶，那种天空上的满月让人感受到的更是一种震撼。

    塞外的黄昏总会来得早一些。然而，这一天，从不与满月争辉的黄昏落霞迟迟不肯抽身隐退。时近七点了，一行九人从住处出来，去到锦州大戏院看那东北二人转到底如何恶俗时，还能从炫目的霓虹灯旁找到依依不舍的许多碎片。八点刚过，《文学报》徐春萍突然打来电话说：巴老走了！七点零六分！这一次是真的！这后一句话里包含有一件旧事。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本地一位记者打电话到家里，也说是巴老走了。不记得当时曾如何表达自己的忧伤，只晓得后来迅速打电话到上海，求证于正在生病的徐春萍，以及在《文汇报》供职的女作家潘向黎。一年前的新闻终于不再假，那种难过，让电话里的我们说不成任何句子，除了寥寥无几的三五个字，其余全是空空的电磁声。这时候，潘向黎也发来相同内容的短信。我无心再看二人转了，与同行的另外八个人打招呼，孤单地回到房间，摊开纸，刚刚写出一行字，便被那止不住的泪水彻底模糊了双眼。

    我晓得此时此刻自己需要一场刻骨铭心的伤痛。

    我别无选择，只有将电话打回家，那是一个行将五十的男人唯一能够彻底敞开胸怀的地方，也只有骨肉至爱的女人怀抱，才能让早已心如止水的男人隔着千山万水放声大哭。平静了些，我才重新拿起笔来，匆匆写了一段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的文字。

    “是您自己的选择，还是上苍的安排，泪水清扬的满月，就这样载走了亲爱的巴金老人！从此后，谁堪做文学中国的良心？我唯有匍匐在山海关外的茫茫大地上，祈望天空那颗最大最圆的月亮成为您的永生！”

    我还想说，从此后，谁堪矗立文学中国的脊梁？

    我还想说，从此后，谁堪标志文学中国的清洁？

    长夜难眠，这发自心灵的伤痛，其实早就深植在浅薄的年少时期。那时候，我生活着的小城，流行一种名为文学青年的毛病。就像传播非典型肺炎的蝙蝠与果子狸，小城里最活跃的几个人，每次外出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归来，总要传播一些闻所未闻的小道消息，或者是美其名曰的文学新观念。很多次，混迹在听众中的我，闻得种种对巴金老人的不敬，血肉之躯竟然能够产生阵阵莫名其妙的亢奋与激烈。世事如烟，所幸我还能及时看清楚，在谎言被重复千万次的那段时间里，真理并没有真的被淹没。只是以其沧桑历尽的姿态，耐心地等待着对方，用忏悔的耳光，痛苦而幸福地抽打自己。年少并不等于无知。真无知是因为个人欲望太过强烈，看不到追名逐利背后的丑陋与肮脏。更看不到文学的真正巨人反而类似老父老母，从不在儿女面前以哲人姿态，散布那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大话，更不会利用各种方式将自己的书写无限夸张。

    有一说法，远处的作家是天才，隔壁的作家是笑话。远处的巴金老人，越来越不被人当成是天才。在我成为一名真正的书写者，并将巴金老人当成动笔就能见到的邻居之后，老人拥有的全部朴实无华，都在证明，真是高僧，只说常话。所以，不将巴金老人当成天才是对的。天降大任于斯，为的就是让巴金老人与众多狂妄之辈的平实相处，及时地帮其来几颗救心丸，饮一剂还魂汤。

    一位老人的远去，让一批后学长大许多。第二天的早上，大家又到了一起。回忆着一九九九年，老人在喉咙里插上两根导管之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从现在起，是为你们活着！我没有同意对老人最后言语的普遍说法，也没像从前那样只要求自己心里有数，不去触犯众怒。算不上挺身而出，我只是不再习惯从众，不再习惯洁身自好，不再习惯温良恭让。我想让大家同自己一起去触摸一个伟大的灵魂了。

    虽然早已不年轻，这个念头刚一出现，我就觉得肩头上一夜之间磨出了一层老茧。也只有这种老茧才有力量让我将心里的话当众掏出来。当然，这老茧也是老人离去后，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担在肩上的责任。

    在《圣天门口》中，我形容说，一盏灯最黑。那样的黑是众多逃避所导致的，不是不懂得，而是世界太聪明，非要等到唯一的灯熄灭之后，人们才开始点燃自己的心灵之火。这些年，有多少年轻人都不堪重负的责任，被强压在这位衰弱得无法做出任何行动的老人的肩上。有多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者都三缄其口的话语，还在凭借连呼吸都不能自主的老人的名义发出声音。老人终其一生从不计较一己之利，不管世俗之眼如何相看，事实无可否认地摆在那里，没有老人的脊梁作为支撑，文学中国也许早就被一些三头六臂的怪物，幻化为出产种种丑陋私利的自家后院。老人是定海神针，老人是镇宅宝镜。本可以早些仙去的老人，就连文学中国里最基本的良心，也还要以一己之力独自担当，直到悬于一线的生命最后一次搏动。

    对巴金老人的尊敬和热爱，就像大树一样年年见长。却不然，这成长连一丝氧气、一只吊瓶都不如，救不回哪怕只需延续到一百〇二岁生日的一点点时光。虽然永生也是活着。虽然一百〇一岁也是永恒。

    一九九一年春天，我去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作为首都的这座城市先前样子我并不晓得。因为是一九八九年之后，这次会议显得格外特殊。即使是我这样的陌生人，也能感受到最初时刻的郁闷与压抑。

    然而，一切都在那一天的那一刻烟消云散。

    一个声音在冷清了许久的会场上响起：“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没有人不懂这声音的深刻性，如风暴一样的第一轮掌声，是那最好的证明。没有人不明白这声音的针对性，如雷鸣一样的第二轮掌声，是那最好的响应。没有人不听从这声音的号召，如天崩地裂般的第三轮掌声，更是那只为真理迸发的热情。巴金老人没有亲临会议，尽管那声音只是用书面形式发出来，仍然有足够力量撼动所有年轻的心。没有巴金老人的会场上，巴金老人却无所不在。巴金老人的无所不在一出现，那些同样无所不在的假话空话和废话，顷刻之间就被荡涤得干干净净。迄今为止，这是我所见到的，用最貌不惊人的真相，表达出来的文学的最精髓。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我去上海参加一个文学颁奖活动。与周介人先生见不久，他就问我想不想见巴金老人。在心里，我非常想见，说出来的话却变成不想打扰。后来听说有人去了，也没有生出多少后悔。有三年前巴金老人的耳谛面授，得一箴言足矣。

    我坚持着这种与巴金老人亲密接触的最好方式。

    时至今日，它却成了天下之人的唯一形式。

    在文学中国处于最危难时刻，巴金老人以最坦荡的方式来到了我们当中。

    而他自己却在文学中国春暖花开时节，以一种最艰难的方式悄然离我们而去。

    好在天空中有一轮最圆的月亮，还活着的失落之心才不至于像枯叶一样四处飘零。我寻找到一处网吧，将无论如何也难表达怀念的文字发送出去。塞外深秋不再是凉，而是真实的冷。我不想马上回到住处，顺着漫长的街道往前走，不时地心中会怦然一动，以为自己接近了某种渴望。月光如雪水流遍，清冷浸透到灵魂深处。这时候，才想起在河流之上见到的落霞满月，真的是一种预兆。

    天地留言，默默雾雨电；星月流响，朗朗家春秋。

    好在这世界猛然惊醒过来，像我一样明白，有一种伟大叫巴金！

    一部红楼梦天下

    任何历史，政治的、军事的和文学的，距离远，视野总会相对开阔一些。后来者总是幸运儿，因为通过读书，可能用前辈们的灵与肉来进行探索。当然，那样的前车之鉴，也还需要善于理解和运用。文学总会首先与她所处的时代共命运的。从现代文学的出现，到当代文学的兴起，中国文学一直在承担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责，承担了太多本不应该由文学来承担的重责，这是由阶段性的历史决定的。文学经典性的重要方面，就在于她与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只顾抱着那些实用书籍的实在算不上是读书。我们所说的读书其实应该是为了让人的思想开窍。所以，对多数人来说，读文学书才是最好的首选。譬如，因为太注重实用了，对于鲁迅，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对他的研究与表述，一直存在着深刻的片面。在这一点上，我所读出来的鲁迅，并不是那个普遍认同，只会将文章当作匕首和投枪的鲁迅。我想这一点很重要，鲁迅精神不能理解为，只是某种阶层或者执政当局的天敌。

    唯有阅读文学才会让我们明白，高贵是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准。我们这一代人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最普遍的又是受到高尔基的影响。当我开始遐想高贵是如何与文学互存时，曾经因高尔基的出身与他的写作而困惑不已。关于高尔基，中国文学一直是这样介绍他：“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十一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过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的课堂。他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这些话中，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所写作的那部著名的三部曲，然而，对于年轻的中国学生来说，影响更大的是那部似乎更能体现其灵魂风范的《海燕之歌》。那只高贵的海燕，无疑就是高尔基的人格写照。

    很多年后，真到儿子也像我当初那样年轻，有机会去到高尔基童年和少生时代生活过的喀山市的一所大学留学，我才了解到一些关于俄罗斯人的生活真相。儿子后来告诉我，喀山当地治安情况十分糟糕，走在街上被暴徒抢劫的事，多得就像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随地吐痰的情形。在那所大学里呆了十几年的中国老师传授了一个秘诀给他们，男生们如果有事出门，一定要请一位女生做伴，因为，俄罗斯男人可以在家打老婆，也可以抱着酒瓶醉卧街头，却断断不会当着一个女人的面抢劫另一个男人。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俄罗斯文学高尚无比的地位，正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种种小事。回头来看，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的不同步，姑且不从宏大事物去观察，仅仅是生活本身就已经落伍了一大步。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中真有什么输赢的话，赢者也好，输者也罢，是成者为王，还是败者为寇，一切皆由起跑线上那一步所决定。在一个将垃圾奉为鲜花的环境里，绝无产生瑰宝可能。在一个不知何为羞耻的人心里，也绝不可能孕育出传世佳作。

    如同近代史上的一部佳作，上海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地位，也是由于她所拥有的高贵气质。财富的积累并非太难，难的是人在任何时候对文学艺术的信仰与恒守。按照现在人喜爱以地域来划分某类文学，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从古典中明确区分出来的新文学，几乎可以说成是“上海文学”了。而在事实上，上海的人文形象和口碑，则得大大地得益于文学。完全可以这样说，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诗歌和电影戏剧，奠定了上海这座城市比许多东方城市更为高贵的身份与高雅的名声。在信息传播滞后的年代，作为不夜之城的上海正是仰仗着文学的丰富魅力，让许许多多未曾有机会一睹城市英姿的人，开启了人生的想往之旅。

    为什么说《红楼梦》是好小说的标志，就因为《红楼梦》骨子里的是高贵，是一种高处不胜寒，它的人物也好，它描写的生活也好，是一个时期的精神结晶。缺少这个根本点，仅靠道听途说的摹仿是靠不住的。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内心藏而不露的高贵之心在作怪。就像生活中，有的人靠粗鄙可以得逞于一时，但能如此粗鄙一生吗？

    所谓中坚，当然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否只是跟着某种概念潮流四处泛滥？真理有时候只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些借以文学名义的离经叛道，就像当年搞反右和大跃进，将自以为是的东西，无限地浮夸。再用不惜消灭肉体的办法，消灭那些自以为不是的东西。一切为了欲望，再将欲望作为一切，包括替代当年那些屡屡置人于死地的暴力手段。这种疯狂追逐暴利和决不放过任何蝇头小利的趋势，所考验的不仅是文学，而是人为了生存而必须具备的那种大智慧。

    所以，在那部几乎被所有当代中国人阅读过的红色经典里，保尔·柯察金即便真的就是斯大林所说的那种用钢铁做成的人，也有理由让我这样的后来者在深思熟虑之后，不能不发出拷问：人类的品行高贵，不应该再有受到世俗非礼的时代，更不能以暴力相向。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因素，依这部小说所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文学元素来分析，我们阅读到的主人公实在没有不爱冬妮娅的理由，就这样将人的生命牵强地塑造到钢铁的程度，实在是一场天大的悲剧！在现实中，现代中国史上的第一次离婚潮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北京成立之后不久，从解放区来的军政干部，纷纷休掉同一意识形态阵营里的黄脸婆妻子，转过身来投入到众多有资产阶级背景的女人怀抱。以中国国情来看，在这一点上，这部红色经典有主题先行的嫌疑。还可以说，这种文学的无良因素，间接导致当代中国文学出现了一段让人闻之色变的无良行为时期。

    文学所需要的高贵，存在于作家的骨子里。如果写作者本人都不能意识到高贵之紧要，怎么能要求他的作品高贵起来呢？但是，往往很多人把高贵理解为矫情，或者是反过来，将矫情当成了高贵。真正的高贵是人的心灵质量的一种标志。

    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日常读书，曾经盛行的民间故事与民间文学，它所表达出来的，是人在内心潜藏着的种种不满与反叛。譬如，以著名的《刘三姐》为例，过去流传的民间文学几乎千篇一律：愚蠢的有钱人总被聪明的穷人所戏弄；满腹经纶的秀才举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知识分子，总是被塑造成一付食古不化的书呆子模样，吟诗不行，对歌也不行，就是将孔圣人抬出来，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笑话。从这一点上，我们的民间文学中有一种潜在的暴力倾向，那就是，当一种东西无法得到时，百般无理的抹黑与诋毁就开始了。既然自己得不到，别人也就休想独自占有。这种流民无赖者心态所带来的恶果，不仅屡屡出现在世界历史上，当今世界里，文明程度越低的地区，越是还在层出不穷。

    人类的高贵，在过去时期需要借助诸多奢侈品以及奢华的生活方式来展现；在物质生活差异正在变小的当下，精神气节的关键性就显得更加突出；在生存质量将会变得越来越小的未来，这一点就难免会成为至关重要的了。

    包括阅读在内的中国问题在于，人人都希望一分努力马上要得到一分回报。欧洲一些地方，一百年前开工的艺术馆，到现在还在建设中，中国人还稀里糊涂地嘲笑他们。前几天，在台湾的国民党，输了高雄市长选举。党主席马英九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绝大多数人指责他，在高雄拼选举，不肯使用下三滥的招数。我很为这样的指责悲哀。如果马英九最终听信了这样的建议，那会更加令我悲哀。为了获得一张横行天下的卑鄙通行证，宁肯身陷卑鄙的泥潭，这样的马英九将会在历史的选举中输得更惨。卑鄙者貌似肆无忌惮，其实是惶惶不可终日。这也是陈水扁等一些人，拼命想将马英九抹黑的真实心理。在高贵面前，任何卑鄙都明白自身的卑贱。供世人阅读的文学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但一定要成为世界的良心。所以，站在文学的立场上，总在自诩的李敖先生虽然会读书，却实在算不上是好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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