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的好坏，与每个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中国古代为何多马屁精？
北宋时的杭州人薛昂，附会权相蔡京做了高官。为了表示对蔡相国感恩戴德，薛昂要全家人都为蔡京避讳，绝口不提蔡京的名讳。有人不小心提到了，薛昂就毫不留情地笞责。薛昂自己口误说了蔡京的名讳，就当场扇自己嘴巴。薛昂这样的人，就是马屁精。
翻开中国古代史，薛昂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就连“此道高手”都算不上。唐代的庐江人郭霸从县丞被武则天提拔为侍御史。召见时，郭霸匍匐在武则天面前大表忠心，说自己“往年征徐敬业，臣愿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武则天很高兴，时人则送他一个外号“四其御史”。郭霸的顶头上司、御史大夫魏元忠生病卧床，下属们都去探望。看到魏元忠后，郭霸满脸忧虑，捧起上司的粪便品尝。魏元忠大为惊悚，郭霸则一脸宽慰地说：“病人的粪便如果味甘，病情就会加重。我品尝大人的粪便，味苦，表明您即将痊愈了。”如此马屁行为，令人作呕。薛昂和郭霸比起来，估计要甘拜下风了。
细细分析，但凡马屁精都是一定程度上的“弱势群体”。不是官卑职小，仰仗于他人提拔，就是人穷志短，要依赖他人生活。而他们又缺乏资源，没有其他办法攀上高枝，没有其他“利益输送”的渠道，只能自轻自贱拍马屁。除了付出人格和自尊，拍马屁对他们来说成本低廉，但是竞争也激烈。要想拍出水平、拍出响声，出奇制胜，就要比谁更无耻、更没有道德底线。
郭霸之流的作呕行为，虽然够不要脸，但拍马屁痕迹太重，反而效果不好。郭霸的上司魏元忠就因此疏远了他，郭霸的名声也很臭。因此，拍马屁还要“润物细无声”，让被拍者坦然接受、甘之如饴。这其中的“度”如何把握，真是一门艺术。
明清时期，官场上流行结拜。位低者拜入位高者门下做学生，或者攀亲戚、摆族谱，再不行就认干儿子。也有随着双方地位的变化，原来的学生变成干儿子、义弟退步成义子，也有原来的老师悄悄退回学生帖，转拜学生为老师的。大太监魏忠贤掌权时，就有数以十计的“干儿”、“侄儿”。还有更多的人拜不到魏忠贤脚下，就转拜这些干儿、干侄，做魏忠贤的“义孙”。拍马者纷纷上表为魏忠贤歌功颂德，更有人奏请为魏忠贤建“生祠”。一时间，马屁精群起仿效，魏忠贤的生祠竟遍布天下。魏忠贤本质上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对这些马屁来者不拒。于是在天启七年五月，国子监监生陆万龄向朝廷建议把魏忠贤供祠于国子监，配享孔子，而把魏忠贤的父亲，配享启圣公。陆万龄的理由是：“孔子作《春秋》，厂臣（魏忠贤）作《要典》（《三朝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了东林党。礼宜并尊。”魏忠贤大字认不得几个，竟然被赞誉为可以和孔子并尊！这样的建议还有人附和、有人转奏，肉麻吹捧魏忠贤的功绩“在禹之下，孟子之上”。陆万龄因此获得魏忠贤的嘉赏，在国子监里作威作福。不过等崇祯皇帝上台、魏忠贤倒台，陆万龄很快就被处死了。
隋文帝时期，宰相杨素负责修建宫殿，土木监封伦具体主持现场业务。封伦大兴土木，将宫殿修得奢华无比。结果，崇尚节俭的隋文帝看后，很不高兴，骂杨素耗费民力，恶化自己和百姓的关系。杨素害怕之余，把封伦又痛骂了一顿。封伦却胸有成竹地安慰道：“宰相别着急，等皇后看后，皇上必定会对你大加褒奖。”果然，独孤皇后看了宫殿后，隋文帝态度大变，把杨素褒扬了一番。杨素很惊异，向封伦请教原因。封伦说：“皇上虽然节俭，但惧内，事事听皇后的。皇后喜欢奢华富贵，会喜欢新宫殿的豪华。皇上自然会跟着肯定新宫殿了。”老谋深算的杨素不能不叹服：“封伦的揣摩之才，不是我能比得上的！”“揣摩”二字，可谓道出了拍马屁的真谛。一切以被拍者的喜好为喜好，才有可能把握好其中的度。
比封伦稍晚的宇文士及也是个马屁精。一次，唐太宗李世民让他割肉，宇文士及边割边拿起旁边的一块饼擦手上的肉末。李世民几次瞪他，宇文士及都假装没看见。等割完肉，宇文士及不慌不忙拿起擦手的饼，放进嘴里吃掉了。李世民马上投以赞赏的眼神。其实，宇文士及早就发现李世民的眼神，明白他责怪自己浪费肉末，不注意节约，所以才有了最后吃饼的举动。
又有一次，君臣散步，唐太宗停步观看一棵大树，赞不绝口。随侍在侧的宇文士及立刻随声附和，也赞不绝口。李世民皱起了眉头，正色说：“魏徵劝我要疏远谄佞小人，我不知道他说的谄佞小人是谁，但一直怀疑是不是说你？现在听你这么说，果然就是你！”宇文士及吓得叩头谢罪。但他说：“南衙群臣，在朝堂上与陛下当面争议，经常弄得您抬不起头来。如今我有幸随侍在陛下左右，如果也不顺从您的意思，陛下虽贵为天子，还有什么乐趣呢？”李世民听了这话，觉得有道理，怒气顿消。是啊，如果皇帝身边都是魏徵一类的人，刚正不阿，皇帝有一点差错就遭到指责，那当皇帝还有什么乐趣呢？所以，哪怕是英明勤政如李世民这样的，身边也少不了宇文士及之流调剂一下。
被拍者有心理需求，拍马屁者有现实利益，于是马屁精就层出不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如果要想杜绝马屁精的产生，唯一的做法就是制约被拍者的权力，让个人不能决定他人的进退祸福、不能决定国家资源的配置挪移。那时候，谁还愿意抛弃人格和尊严，去奉承一个非亲非故、没有利害关系的陌生人？
梁山好汉尝到的三顿杀威棍
北宋的监狱里有一条规矩：新到的犯人，须打一百杀威棒。据说这是为了镇住那些暴徒凶犯，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又据说当年北宋太祖皇帝赵匡胤没有发达的时候就“享受”过杀威棍，当了皇帝以后专门定为制度，让更多的囚犯尝尝其中滋味。不管来历如何，也不管是否真的有法律依据，监狱中的官吏和差拨们将杀威棍作为一项狱政制度，非常认真地执行着。
杀威棍制度是如何执行的，效果又怎么样呢？巧了，有三位梁山好汉先后“犯事”入狱，尝到了杀威棍的“味道”。
第一个品尝杀威棍的是豹子头林冲，地点是沧州牢房。
林冲一进沧州牢城营，还等着差拨领他去办手续的时候，一旁就有好心的犯人提醒他：“这里的管营、差拨都是害人精，只管诈人钱财。如果你有人情贿赂送给他，你就有好日子过；如果没钱，他就整得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单单说入门就给新犯人打的杀威棒，如果给了贿赂就能找理由不挨；如果没有贿赂，那一百棒保管打得你七死八活。”林冲性情温和，加上当过禁军军官，家里有钱又有娇妻，还想着好好把刑期熬完回家过好日子呢！所以，他赶紧讨教给差拨官爷们塞多少钱合适。众人说，给管营和差拨各五两银子差不多就能免杀威棍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轻易算出杀威棍的价格：100杀威棍=10两银子。10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清朝县令两个半月的工资，相当于一家普通百姓一年的吃穿用度。银子是越来越贬值的，那么上溯到北宋，这10两银子估计就能养活不止一家普通老百姓了。可见，杀威棍真是昂贵，能打掉好几户老百姓一年的吃穿用度。估计一般的贫寒子弟犯了事，就只能硬着头皮挨棍子了。
正说着，差拨过来吆喝了：“哪个是新来的犯人？”林冲赶紧应了一声。差拨见他没有递钱上来，马上变成了一条变色龙。他指着林冲便骂：“你这个贼配军！见我如何不下拜！你这厮在东京犯了事，到这里还大刺刺的！我看这贼配军满脸晦气，一辈子也发迹不了！打不死、拷不杀的贱骨头！你这身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看我怎么让你粉骨碎身！一会就让你见见厉害！”林冲毕竟在官场里混了多年，有一定的应付上司和挨骂的经验，可还是被一个小小的差拨骂得差点灵魂出窍，连头都不敢抬。
等骂声减弱了，林冲赶紧取出五两银子，陪着笑脸递过去。差拨看了，问：“我的和管营大人的都在里面？”林冲说：“这只是送与差拨哥哥的；另有十两银子，就烦差拨哥哥送给管营。”差拨马上换了一副嘴脸，看着林冲笑道：“林教头，我久仰你的大名。想必像您这样的好男子，是被高太尉陷害的。你暂时在我这里受点苦，日后必然发迹。看您的大名、瞧这一表人才，我就知道不是等闲之人，日后必做大官！”
林冲又赔着笑，取出后周皇室嫡派子孙、本朝重要统战对象柴进柴大官人的求情书札，递给差拨，麻烦他送给管营。差拨脸色又一次大变，对林冲说：“您有柴大官人求情，什么都别烦恼了。这一封书值一锭金子。”他还给林冲出主意，让他一会假称自己有病在身，自己再帮林冲支吾，躲过那100杀威棍。差拨出去后，把林冲给管营大人的10两银子贪为己有，把自己那5两银子并柴进的书信给了管营，果然为林冲百般说好话。等到传唤林冲点名的时候，管营和差拨都有心成全他了。
不过，做做样子还是要的。一阵吆喝过后，管营对林冲宣讲了一阵“政策”：“你是新到犯人，太祖皇帝留下旧制：新入犯人须吃一百杀威棒。”说完就招呼差拨用刑。林冲就说：“小人感冒风寒，未曾痊愈，恳请暂缓挨打。”差拔就说：“我看这人也有病。”管营最后拍板：“那好，今天就不打杀威棍了，记着以后再打。”注意：10两银子的交易（林冲是自愿掏出了15两）换来并不是“免打”杀威棍，而是“暂缓”。可见，杀威棍是一个可以“反复交易”的商品，日后差拨、管营心情不好或者等钱用的时候，估计就会把寄存的杀威棍拿出来再逼犯人们交易了。这宋太祖真是好人啊，为监狱系统的后来人提供了多好的一件“商品”啊！
林冲的背景和驯服态度，还是获得了额外的回报。差拨在分配犯人工作的时候，主动提议让林冲去看守天王堂。这可是个闲差，不用卖苦力，自然也是美差。差拨还主动帮林冲去单身房里取了行李，到天王堂办理交接。自然，林冲又自愿送上了三二两银子。差拔更加高兴了，竟然把林冲的枷锁也给打开了。难怪事后，林冲对狱友们感叹：“有钱可以通神。”
我们总结这第一顿杀威棍的滋味，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钱能通神。
第二个品尝杀威棍的是梁山老大宋江，地点是江州牢房。
宋江不像林冲那样在京城呆久了，对基层情况不熟悉。他是小县城里的押司出身，三教九流都有交往，对底下的情况熟悉得很。他一到江州牢房，就给差拔、管营都主动塞钱，而且是人人有份，每人10两，就连牢房看门的、打更的也都收到宋江的银子。因此，江州牢房上上下下无一不喜欢宋江的。于是，杀威棍不用挨了，管营的还“考虑”到宋江是县吏出身，分配他在牢房抄事房做个文书——想想看，一个新来的犯人被监狱管理方任命为文书，那是什么样的待遇啊？当了文书后，宋江还经常出钱买来酒肉和差拨、囚犯们搞“腐败”。一日，宋江正在抄事房里和一个差拨喝酒，称兄道弟。那差拨突然告诉宋江：“贤兄，本处节级的常例人情，你怎么还不送给他啊？你来也有十多天了，他明天要下到监狱来视察，如果再不给，恐怕会和你过不去。”宋江满不在乎地说：“这个不妨。那人要钱不给他。如果是差拨哥哥缺钱，只管问宋江取就是。等他下来，宋江自有话说。”差拨警告他说：“押司，那人好生利害，手脚了得！到时候出了事情，别埋怨兄弟没告诉你啊？”宋江还是不放在心上。
果然，节级来了，在监狱大厅上大发脾气，骂道：“新到配军为什么不送常例钱孝敬我！”监狱领导公开索要贿赂了，怎么办？“哪个是新到的囚徒？”一个差拨指指宋江。那节级冲着宋江大骂：“你这黑矮杀才（宋江形象不太好，又矮又黑），倚仗谁的势力，竟敢不送常例钱来给我？”宋江不客气地说：“‘人情人情，在人情愿。’你怎么能逼别人给你钱财，也太小气了！”此言一出，两边的差拨倒吸冷气，都替宋江捏了两把汗。节级大怒，骂道：“贼配军！快，给你绑起来，打这厮一百杀威棍！”管营、差拨、卫兵等等，都是和宋江要好的，听到节级的命令，竟然哄的一声都跑了，只剩得那节级和宋江两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大厅里——看来钱的确能通神啊！
那个节级终于爆发了，操起粗粗的大棒，就向宋江挥去！他喊出了一句话，道出了监狱中管理者和犯人关系的真谛：“这是你自己找死的！我要结果你，就像杀死一只苍蝇！”是啊，在没有监督、不公开透明、处在社会边缘、被人遗忘的监狱里，犯人的生死祸福还不任由管理者决定？
生死关头，宋江只说了一句话，就把节级给镇住了。那人听了慌忙丢了手中大棍，慌了手脚，拖住宋江问：“你说什么？你是谁？”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东郓城县宋江。”那人更是大惊，连忙作揖，又拉着宋江说：“兄长，此处不方便，我就不给你跪下参拜了。请兄长同往城里一叙。”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节级恭恭敬敬地扶着一个刺配的犯人，请他到城里豪华酒楼吃喝起来。
宋江到底说了什么，让节级的态度有了那么大的转变？宋江说：“我因为不送贿赂就该死，那有人结识梁山泊军师吴用，又该怎么处置呢？”原来，这个节级叫做戴宗，暗地里与梁山泊造反集团的重要头目吴用有联系，涉嫌给黑社会团伙通风报信，充当保护伞。当然了，宋江揭发戴宗和梁山泊的关系并不是要代表政府处置他，宋江本人也和梁山泊有密切关系，手里还攥有吴用写给戴宗的求情信。宋江和戴宗其实是一伙的。表面看，宋江让戴宗态度180度大转弯是因为他和吴用的关系，因为他宋江的及时雨名号。深入分析，宋江手里握着戴宗的把柄。他知道戴宗和梁山泊的关系，而且比戴宗和梁山泊的关系更好，所以在黑白两道上都对戴宗有“造福”或者“造祸”的能力。关系和名声是一种隐性实力，让戴宗不得不有所忌讳。戴宗分析自己和宋江的社会实力，不得不承认宋江比自己强大得多，自己非但不能打宋江，反而要跟在宋江后面乖乖做他的马仔——日后，戴宗就是这么做的，他是梁山泊中宋江集团的铁杆成员。
这第二顿杀威棍宋江也没有尝到，因为他用实力压服了戴宗。北宋的中国，毕竟是一个靠强权和实力说话的社会。
第三个品尝到杀威棍的是打虎英雄武松，地点是孟州牢房。
打虎英雄武松杀了西门庆，被发配到孟州牢城营，也面临着杀威棍的威胁。武松一到牢里，早有十数个一般的囚徒来看武松，说道：“好汉，你新到这里，包裹里如果有关照的书信或者使用的银两，赶紧拿在手上，一会差拨就要来提你，你送给他。如果书信关系过硬或者银两多，可以免去杀威棍，即便免不去，打的时候差拨们也会轻些。如果没有人情书信、银子给他们，你就等着皮开肉绽吧。”
可偏偏武松刚硬得很，最恨暗地里蝇营狗苟的事情，不屑于使用什么人情书信或者银子，偏偏要去见识一下杀威棍的厉害。他都已经运足气、做好准备挨一百棒的杀威棍了。不想，监牢管营的问道：“新到囚徒武松，你来的路上可曾得了什么病？”武松回答：“我一路上什么病也没有，酒也吃得！肉也吃得！饭也吃得！路也走得！”管营自顾自说道：“这厮肯定是途中得病了，我看他面相不好，就不打他这顿杀威棒了。”武松一时没明白过来，两边拿着木棍的差拨低声提醒他：“你快说有病。这是大人关照你，你还不快承认。”武松恨的就是这些私底下的黑暗，闻言囔了起来：“我没病，我没病！快打我杀威棍，我不要什么照顾！”这一闹，满堂的差拨都笑了起来，管营也笑道：“我说你得了病，你果然是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胡言乱语地发起疯来了。来啊，把他带下去，关在单身牢房里。”在这里，武松是法定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坚决要求“依法办事”，强烈要求打自己一百棍子。可执法者（管营、差拨们）却坚决不依法办事。执法者不依法办事，法定制度就成了一纸空文。
管营的为什么好心不为难武松呢？难道他是活菩萨？当然不是。在场的管营其实并不是管营，而是管营的儿子，叫做施恩。施恩是个典型的“官二代”，仗着父亲是孟州监牢的管营，自己又学了些三脚猫功夫，是孟州城的一号人物。孟州城外有处狮子林，“山东、河北客商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施恩“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弃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以酒肉店为据点，施恩垄断来往客商的食宿生意，向快活林的众多店家、赌坊、兑坊收取保护费，还垄断快活林的黄色事业，盘剥本地和过路的妓女。各种收入合起来相当可观，施恩每月能有二三百两银子。如此赚钱，快活林被蒋门神看上了。蒋门神从张团练那里调来一批正规军，把施恩打得两个月起不了床。快活林自然易主，蒋门神占了施恩的酒肉店，做了老大。
施恩正琢磨怎么把快活林夺回来，恰好发现监狱里来的一个新囚犯，可能是个扳回颓势的好帮手。这名囚犯就是武松。武松的武功了得，喝醉了酒还能三拳两脚把老虎给打死，因为为兄弟武大郎报仇杀死了当地的黑社会头目西门庆及其同伙才被发配到孟州来的。于是，施恩对武松展开了拉拢，先是免去了武松的杀威棒，再是把他安置在单独的雅间，天天好酒好肉招待着，又让武松看到其他囚犯生不如死的服刑生活，让武松产生了无功受禄、寝食不安的感觉。最后，施恩对着武松一顿恭维、跪地叩拜，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被蒋门神夺去“产业”的经历一说，武松热血上涌，去把蒋门神打得屁滚尿流，帮施恩夺回了快活林。看来施恩免去武松的杀威棍，得来的收益可比10两银子大多了！
很遗憾，一心要见识杀威棍厉害的武松也没能挨上棍子。因为施恩要利用他干大事情。
最后，林冲、宋江和武松三人都没有挨到杀威棍，不过他们又真真实实地品尝到了杀威棍的厉害。那是由金钱、强权和相互利用构成的厉害无比的“棍子”，打得梁山好汉们在正常社会秩序中难以立足，只能到梁山泊落草为寇了。
清朝监狱的“一串黑”
清朝桐城派大文豪方苞因为给一本非法出版物《南山集》写过序，锒铛入狱，于康熙五十一年被关进了刑部大牢。刑部大牢是天底下最高级的监狱，应该是规范、透明、法制齐备的模范监狱，给天下做表率。方苞看到的却是一个胡为、肮脏、没有法度的黑暗世界，每天都有三四具尸体从监狱的后门被抬出去。狱友、曾任山西洪洞县令的杜某见怪不怪，对方苞说：“这有什么值得惊奇的，现在天气好，每天才死三四个犯人。之前每天抬走几十具尸体都是正常的。”
方苞在震惊之余，留意狱中情形，出狱后写了一篇堪称奇文的“揭秘文章”——《狱中杂记》。我们再结合《清稗类钞》讼狱篇中有关监狱内情的描写，可以勾勒出清朝监狱的黑幕轮廓来。
从缉捕犯人入狱这个环节开始，黑幕链条就开始展开了。广东地区发生命案后，衙役们无不把缉捕任务当做商品来买卖，任意罗织罪名逮捕无辜者，常常缉捕回来主犯、帮凶、胁从等等一长串人。人数少则十数人，多则数十人（真不知道为什么杀一个人竟然总要几十个人参与），其中或许有真凶在，但名列前茅的几个人肯定都是家有巨资的富豪。衙役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讹钱。你想不上杀人黑名单，就交钱，而且是大钱。交得少了，他可能只是把你的名字从主犯挪到帮凶而已。有官员的幕僚在核对衙役报送的名单时，总是将为首的两三名勾去，以免差役骚扰。他能这么做，就被文人和百姓称为好人了。
有罪的人混杂在无辜者中进入监狱后，真正的噩梦开始了。先是类似《水浒传》中的杀威棍之类的下马威。当然了，差役们也不愿意费时费力地给人上刑，目的还是讹钱。和方苞一起被捕遭遇下马威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塞了30两银子，被打得轻微骨折，病了一个多月才好；另一个给了60两银子，伤了肉没有伤到骨头，养了20天就好了；第三个人拿出了180两银子，结果当晚就像平常人一样了。
有人就问监狱小吏：“犯人有贫有富，有的人给的钱多，有的人拿不出那么多来，可也尽其所能孝敬你们了。既然你们都有所得，为什么还一定要按照贿赂的多少来区别对待呢？”小吏回答：“不区别对待，谁愿意多给钱！”这句话值得深思。监狱中的强势群体，官吏和差役们，可不是根据犯人的态度来决定对待方法的，而纯粹以能榨取的利益多少来决定犯人的命运。因此，即便一个人卑躬屈膝、逆来顺受，可因为家底贫弱拿不出和别人一样的钱来，还是逃脱不了被严惩、遭迫害的噩运。这点和监狱外面不同。监狱外面的潜规则相对固定，交易标准明确。比如，差役下乡收税的时候，规定正税之外再交50%的孝敬，只要你交了就没事了。可在监狱里面，标准是浮动的，会被犯人的恐惧心和经济实力不断突破。你倾家荡产交了30两银子，还是有可能被打得血肉模糊。所以，一个人从入狱那一刻开始，决定他命运的不是罪行，也不是态度，而只是他的经济能力。多么可怕啊，可这就是清朝监狱的“一号规矩”。
接下来就是关押犯人了。其中的学问就大了。
方苞在刑部监狱里住的是在开阔地用木板搭建的板房，夏热冬冷，一般人难以忍受。可这在刑部监狱里算是最好的条件了。方苞发现狱中设有四个“老监”。每监分五个牢房，其中正中间的是看管犯人的狱卒住的，前面墙上开有窗户照明，屋顶还有通风换气的天窗。两旁各有两间是没有窗户、不见天日的屋子，常常密密麻麻拥挤着多达二百多名犯人。每到傍晚，犯人的屋子就落锁，成了名副其实的黑屋子。犯人的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臭气熏天。三伏天也好，寒冬腊月也好，犯人们就挤在地上睡，很少有不生病的。有的人病死了也不能及时发现，活人和死人还脚挨脚、头并头地睡着。所以，老监常常暴发传染病。住进了老监，就意味着半只脚踏进了鬼门关。自然，没有犯人愿意分到老监去。
那么，区分住板房和睡老监的标准是什么？不是是否经过审判，不是罪行，犯人跪地求饶也没有用，标准还是实实在在的银子。
人一旦入狱，不问有罪无罪，不问是嫌疑犯还是证人，一律戴上手铐脚镣，先关进老监。正常人一进去就忍受不了，差役们就劝诱他们交钱改善待遇。具体金额则根据狱官对犯人身家的判断来定，一般中产以上的人家往往倾家荡产才能把家人取保候审，离开监狱；普通人家即便倾家荡产了也只能凑上几十两银子，人肯定是捞不出去了，但是可以调换监区，从老监转移到空旷的板屋去；贫寒人家的犯人，能被敲诈的钱就更少了，只能脱掉镣铐，继续在老监中煎熬。而那些贫困又无亲无故的囚犯，就被铐得紧紧的，扔在老监中受折磨，给其他人当反面教材了。
刑部监狱不接受“永久圈禁”或者“终身服役”（类似于无期徒刑）的犯人，所有的犯人在理论上都有离开监狱的一天。释放的释放，流放的流放，斩首的斩首。就是在“离开”的这个环节，官吏和差役们也要从中牟利，就连死刑犯都不放过。
刽子手和狱卒早就组成了利益链条。还没行刑的时候，刽子手就等候在门外，给死囚犯构成心理压力，狱卒就进去当好人，企图榨干死囚最后的财富，行话叫做“斯罗”。如果是有钱人，狱卒还会勒索其家人亲属。人都要死了，狱卒还能提供什么“好处”呢？举个例子，某犯人被判处了凌迟处死（就是千刀万剐），狱卒就说：“你给我钱，我就让刽子手先刺心，让你马上死掉，不多受苦；否则，就先剁去你的四肢，再一片片切你的肉，让你一直疼痛到死。”对判处绞刑的，狱卒就说：“给我钱，保证你一绞就死；否则，三绞三放再加上别的刑罚，再让你死。”就连斩首示众的犯人，狱卒也会拿砍下的脑袋作要挟，讹诈家属钱财。犯人家属就算已经倾家荡产了，为了做人最后的尊严，也会东挪西借、卖儿卖女，凑上数十两、上百两银子贿赂。
每年秋审结束的时候，是差役们最忙的时候。刑部监狱里死囚们的判决会在秋审中得到确认，奏请皇帝朱笔勾准后就可以行刑了。差役们需要把秋审确认的死囚们绑缚刑场等候命令。这又是一笔可以敲诈的买卖，如果不塞钱，差役们在捆绑的时候就故意折断犯人的筋骨。好在皇上有“好生之德”，对秋审报上来的死囚不会全部勾准，总会留下十分之六七的犯人重新羁押。这就可怜了那些被折断筋骨的死囚们，不得不绑回刑部监狱，再受折磨。有的人过上几个月痊愈了，有的成了终生残疾，还有的没熬过去就死掉了。
朝廷司法制度中还有其他“好生之德”，比如规定没有杀人的重大案件，只处置主犯一人，从犯可以在秋审中罪减一等，发配充军。富有创造力的狱卒中也能从中牟利。方苞在狱中就见识到了：有兄弟俩把持公仓，按律应该立即处决，案件已经判决了，狱吏对兄弟俩说：“给我一千两银子，让你活命。”兄弟俩不信，都已经板上钉钉了，还能活命？那小吏说：“这并不难，判决书还没上奏呢，我把你们的名字换成从犯中没有亲属的两个单身汉的名字，奏报上去不就行了？”犯人问：“主审法官又不是傻子，发现判决书有误，指出来怎么办？”那狱吏笑道：“等上面把判决书发回来，主审法官发现错误再上奏的话，我们没有活路，但他也会受到牵连而撤职。他不会为了你们俩的性命而放弃官位的。”兄弟俩将信将疑地这么试了，果然两个从犯立刻被处死。主审法官发现后果真不敢追究。而兄弟俩的命留到了秋审，在秋审前夕又花钱打点，又没发配充军，在监狱里好好地呆着。原来在秋审环节，监狱官吏差役也能动手脚。朝廷规定，凡是没有预谋或无意杀人的杀人犯，经秋审归入矜疑类，可以免死。狱吏就利用这点舞弊，篡改犯人的状辞。有一个叫郭四的人，已经四次杀人，都以矜疑罪减一等，随后遇到大赦出狱。他在狱中和同伙勾肩搭背、喝酒行乐、扬扬得意，对杀人往事毫不隐讳，详细地向外人炫耀。
长久以往，清朝监狱形成了一整套完备严密的舞弊、敲诈和贿赂系统。一个环节的黑幕串着一个环节的黑幕，形成了“一串黑”。刑部十四司正副郎官（正副司局长）中的书吏、狱官、狱卒，无不从中牟利。监狱黑幕成了司法系统的集体腐败。这些人都把多关押犯人视作有利可图，所以，稍有牵连的人，就会被拘捕入狱。只有监狱爆满才能好好地“创收”。
久而久之，坐享贿赂的监狱官吏差役们也懒了，在犯人中扶持代理人。一些常年关押在狱中的老囚犯就与胥卒表里为奸，出面维持监狱黑暗体制，从中赚大钱。方苞在《狱中杂记》中记述了这么一位“狱头”。浙江山阴县（今绍兴）有个姓李的，杀人下狱，充当狱头每年收入数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李某因大赦出狱，寂寞无聊，竟然怀念狱中生活。几个月后，有个同乡杀人，李某主动替此人承担罪名，再次入狱充当狱头。不料康熙五十一年，李某又“不幸”遭遇了大赦，减罪充军。等候遣送期间，李某写了状子再三请求对自己要“从严惩罚”，要求留在刑部监狱。很遗憾，他的恳求没被批准。李某只好叹息：“我再也不能进这监狱了！”最后失望地离开了。
无独有偶，《清稗类钞》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狱头。同治年间，山东人张某因杀人关押在刑部监狱10年，每年收入几千两银子，比他之前做买卖的收入高多了。他还定期把钱送出监狱去，让母亲、妻子和孩子都过上了不错的日子。很不幸，光绪皇帝登基，大赦天下，张某怏怏出狱，随身携带数千两银子。出去后，张某觉得从事什么职业都不如当狱头来钱快，郁郁不乐。一年多后，街坊有人打架出了命案，案卷送到了刑部。张某大喜，花了大把的银子央求刑部的书吏，把自己列明“从犯”，回到了刑部监狱当狱头了。张某的运气也实在不好，没赚几天银子又遇到光绪皇帝大婚，又一次大赦天下。张某还想赖在狱中不走，可早有其他老犯人觊觎狱头的位置要挤他走了。《清稗类钞》中说“计非去张，不得专利”，可见狱头俨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职业。那个老犯人重金贿赂监狱管理方，最后由监狱出了一份公函给张某山东老家的衙门，说：“贵地百姓张某，罪行累累，在敝处关押多年，如今遇到大赦返乡，还请贵地父母官严加管教，别让他出境为盼。”这一招称得上是釜底抽薪。张某不仅被监狱扫地出门，还被差役递解回籍。张某离京的时候，带着女眷、孩子和上万两银子的行李，浩浩荡荡，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哪位衣锦还乡的退休老爷呢！不过张某心情极其黯淡，临出狱门痛惜地说：“吾遂不得复居此耶。”
清朝监狱为什么黑暗至此呢？其实，古代社会的监狱就像是方苞看到的“老监”牢房，牢门一关就是一个密室：没有窗户，密不透风，阳光照不到里面，里面的呼喊也传不到外面。监狱是社会的黑暗角落。在一个没有外界监督，没有权力制衡，只有管理者自上而下行使权力的地方，最后必然演化为强权暴政。在每一个密室里面，都会重演这样的悲剧。
最后讲一件发生在光绪庚辰年（1880年）广东某监狱的突发群体性事件，来结束本篇文章。读者可以当作一个笑话来看：
清朝狱政不修，监狱里黑幕重重不是一天两天了。交了钱的犯人不带手铐脚镣，在监狱中自由来往，贿赂出得多的犯人还可以享用美味佳肴、欢歌艳舞，生活质量一点都不会降低。只有在州县典史巡狱时，狱卒才让犯人们戴上刑具，站在监牢中表演一下。
广东有个新上任的县令，不知监狱深浅，想考察一下狱政。一天，他来了个突击检查，事先没告诉任何人就来到了监狱。狱卒也不知情。县令一进监狱，哇，看到了另一番市井场面：几百个犯人自由往来，散步聊天，有高声谈笑的，有喝酒行令的，好不热闹。犯人们看到县令来了，高喊：“你来得正好！”把县令绑了起来，然后向官府提条件：“县令大人要想出去，就得和我们几百个人一起出去。如果有人阻拦，我们就杀了县官。反正都是一个死字，与其束手而死，不如与官同死。”县里的官吏、幕僚们都傻了眼，不知道如何处置。派兵施压吧，犯人们就折磨县令，监狱里传出县令的鬼哭狼嚎声；断绝犯人们的饮食吧，县令也没有东西吃。主管狱政的典史到门外，先是和声细语地劝说犯人，继而苦苦哀求犯人释放县令。犯人们一概不理。
没办法，县里只好报告知府。知府亲自跑到监狱外面，晓谕犯人：“县令到任以来，并没有虐待你们。你们入狱，都是之前的县令判的。你们何苦为难县令呢？你们如果把县令弄死了，罪名更重，还想脱身吗？不如把他放掉。我保证：有冤者申冤，重罪者也想法给你们减罪，绝不欺骗你们。”遗憾的是官场黑暗太久，人们习惯于不相信官员的话，甚至把官员们的话反着理解了。知府这么一保证，犯人们的态度反而更强硬了，说：“我们和县令，出则同出，死则同死，不必多言。”知府徘徊犹豫，和犯人们僵持了十几天都解决不了。他怕县令死在监狱中，事情闹大了承担不起，不得不上报给广东巡抚，请求发兵二营，先假装同意犯人们的要求放他们出狱，然后再派兵围剿。
广东巡抚接到报告，心想：这种天下奇闻竟然发生在我们广东省，得赶紧摆平了，不然有损广东官场声誉。省里的官兵派到了县里，知府同意释放全部犯人。犯人们就提出要挟持县令同行五十里，到某山才能放他。知府也答应了。狱门打开后，囚犯们簇拥着县令就跑，官兵们尾随其后。到指定的山头，囚犯们释放了县令，然后分道逃散。无奈官兵四面围剿，除三人逃逸外其他犯人全部被捕。知府、县令押着犯人回城，报复惩治，加以酷刑，20多人死于杖下，其他人都从重拟罪，全部处决。
从“黑漕粮”说起
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月，北京城里爆发了一起“食品安全问题”。不少八旗兵丁和家属领到朝廷发的漕粮后，发现大米发黑发霉，没法食用。即便一些看似完好的米粒，蒸煮后发现内部早已变质朽坏，难以下咽。王府和衙门领取的漕粮也有同样的问题。
清政府每年从江南鱼米之乡征收漕粮，供应京畿地区的皇室宗亲、王公大臣和八旗子弟。要求各省解送的漕粮，必须是上等大米。为什么到北京，就成了黑米朽米了呢？
嘉庆皇帝下令彻查。清朝漕运和仓储系统的腐败窝案，就此揭开了口子。
大臣和侍卫们到漕粮仓库一查，发现各仓账目和实际存粮不符，存在严重的亏空。随便抽查的几个仓库，亏空都以千石（几十万斤）计算。而为了掩饰漕粮亏空，不法之徒无所不用其极。最常见的手法，就是以次充好，买劣米、糟米来冒充好米。比较恶劣的做法是在漕米中混杂石灰、沙砾等充数。
检查人员还发现了一种“涨米药”。这种药能让大米膨胀，让米袋看起来鼓鼓的，没有缺斤短两。但涨米药毁坏米质。用药后，大米外表无恙，内部朽坏，蒸煮后没法下咽。检查发现，漕粮沿大运河北上，在到达北京前一站天津时，有船只购买涨米药，膨胀大米，来掩盖短缺。官府很快在天津西沽拿获了专门制卖涨米药的杨秉濂。据他供称，在嘉庆十四年三月内，有扬州二邦第10号船李姓某人、11号船汪姓某人各买半剂药。官府又在天津杨柳青拿获了药贩王文德。他供称，同年三月，新安船李姓某人购买涨米药。
种种恶毒做法都是为了掩饰粮食的亏空。那么，漕粮为什么会出现严重亏空呢？
清代漕粮不仅足额征收，而且是超额征收。原本一斤的法定额度，南方农民往往要交纳好几斤甚至是十来斤。多余的部分就被征收、运输、储存的相关官吏和差役们私分了。同样，大运河沿途的官府也要雁过拔毛，分得一杯羹。与漕粮事务相关的各色人等，发展出了盘根错节的潜规则，霸漕吃漕，俗称“漕规”。比如，山东巡抚尽管在名义上和漕运事务无关，每年也能分得数千两的漕规银。不然，山东地面就可以在漕粮的放行、保护等方面刁难运粮船。真正苦的，除了交粮的农民外，还有运粮的漕帮苦力们。
漕规银的金额毕竟有限，参与漕规“分红”的各色人等的贪壑却是无限的。漕规银不够，怎么办？粮船只能把目光投向漕粮，于是“盗卖漕粮”就发生了。不少运粮船沿途抛售漕粮，填补潜规则的窟窿。在彻查期间，嘉庆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官府拿获恒丰号田姓船主，他在该船行抵东昌时，盗卖了130余石（约两万斤）漕粮。
这些不足额的、劣质的漕粮运抵京城后，必然需要串通接收的官吏、差役舞弊，不然没法入库。清朝对漕粮的接收、储存工作非常重视，户部下面专门有一个“仓场侍郎”，统筹漕粮的验收、入库、储存和发放。其下辖京东地方、运河尾端的数十个仓库，专设监督官员。此外，仓场系统的各级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和武官等官员，和书办、攒典、番役、库丁、花户、炉头等书吏、差役一应俱全。虽然不是中央部院，但仓场系统的官吏、员工并不比六部衙门少。（当年，仓场系统关系官民的切身生活，事情繁、油水多、叫声响，是京城的一大显赫衙门。至今，北京通州、朝阳地区还保留着大量漕运和仓场的遗迹。）理论上，如果仓场系统各司其职，恪尽职守，漕粮是断不会出现亏空和食品安全问题的。
可叹的是，清朝仓场系统黑幕重重，贪污侵占、以公肥私成为单位文化。番役、库丁、花户、炉头联合运粮船作弊，掩盖亏空，参与分肥，手段五花八门。除了一般的收受贿赂，违规验收不足额、劣质的漕粮外，仓场中人还公开敲诈勒索，不然即使是足额的好米也不给验收。验收时，他们以多报少，多收多占；发放时，他们以次充好，欺压领粮人。此外，他们也盗卖已经入库的漕粮，并且私刻印章、捏造事由、冒充他人领取漕粮。一些八旗百姓，乃至王爷贝勒、将军侍郎等，发现自己名下的漕粮遭到冒领，甚至重复领取。仓场系统的行话叫做“出黑档”。
那么，仓场侍郎、郎中、监督等官员，知道办事人员的劣迹和本衙门的种种黑幕吗？
根据此次检查，各级官员不仅了解实情，还协同书吏差役们分肥饱囊，听任他们敲诈勒索、私出黑档。各种不法手段聚敛的黑钱，最后消失在了仓场系统的官僚机构之中。仓场系统的官职之所以是显赫的肥缺，原因就在于此——法定俸禄大家都是相同的。
考虑到仓场是相对边缘却收入优裕的衙门，仓场系统变成了安插闲散官员的场所。调任仓场的官员，不是在原衙门、原系统升迁不利，来此解决级别问题的；就是年纪已老，调到仓场养老，解决待遇问题的。而且，仓场系统的大小职位几乎全部任用满族人，是满族官员的专属地。最终在仓场任职的都是平庸无能、年迈体弱的满族官员。他们对公务敷衍潦草，全不关心，只关心自己的灰色收入。结果只能是书吏差役们实际操纵仓场系统，官员们参与分肥，共同侵蚀皇粮国库。
仓场官吏、差役们，简直就是寄生在清朝躯体上的“仓鼠”。
黑幕曝光，嘉庆皇帝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丑恶行径极为愤慨，施加严刑峻罚。多名把持仓场、中饱私囊、私出黑档的书吏、差役被斩首，敲诈受贿达到一定数额的被绞死。多名接受贿赂、听任舞弊的官员也被斩首，遭到革职、降级、调任的官员更多。嘉庆对前后在仓场任职的官员都没有放过，向前追溯到嘉庆三年，之后凡是在仓场系统任职过的官员，按照在职时间的长短，分别议处。查处亏空的仓库，现任和前任监督官员全部严加议处，该赔偿弥补的，变卖官员家产田地也要赔偿弥补。已经逝世的官员，则由子孙代替填补亏空。应该说，嘉庆皇帝对仓场官员的处罚不轻。
除了惩罚外，嘉庆还在制度方面进行了纠正。首先，针对当时的仓场官员、监督多数以“年老才庸之员充数”，没有能力留心政务，听凭底下人胡作非为的现状，嘉庆规定以后仓场官员从京察一等、二等官员中选拔，必须年富力强、才具干练才能提名。提名官员引见，由嘉庆亲自考察后才能上任。嘉庆警告说，如果让他发现被提名官员“年逾六十，才具平庸者滥行充数”，一定对负责挑选提名的官员严惩不贷。
其次，为了杜绝书吏、差役“挂名互充”、“勾串舞弊”、把持仓场，嘉庆要求严格书吏差役的管理制度。书吏并不是官，差役更只是征发的百姓徭役而已，他们都是没有俸禄的，且按规定应该定期轮换。但在仓场系统中，书吏、差役终身服役，冒名顶替，让子弟接班，几家人几代人盘踞仓库。为此，朝廷制订新规章，规定差役服役满后，饬令回籍，不许以“帮办仓务”等等名义留在仓库，也不许接近仓库，更不许子弟接充；差役告退病故的，不准子弟接充；新招募的差役最好身家殷实，没有生活困难，防止损公肥私。同时设立花名册，填注年貌籍贯住址，定期画卯，按名点查，防止人员混杂、冒充和其他不实情况。
经过嘉庆十四年的这番整饬，仓场的腐败得到遏制，管理干净了许多。可惜好景不长，没有几年，仓场系统又恢复了往日的混乱与腐朽。仓场职位依然是官场争抢的肥缺。嘉庆对仓场的有限整顿，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漕粮的安全问题。
嘉庆整顿的仅仅是漕粮的验收和仓储环节，并没有涉及征收、运输等环节。清代的漕粮问题关系到仓场、漕运、河道等诸多衙门，亏空和安全问题是诸多系统通同腐败的结果。哪里暴露了问题才整顿哪里，类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解决系统问题，结果就是内在越来越腐朽，终于不治。到道光年间，漕粮各系统愈加腐败，至光绪年间是公认的病入膏肓。朝野官民一提“漕粮”二字就直摇头。无数底层百姓不堪重负，恨得咬牙切齿。
从根子上说，漕粮安全问题出在清政府对供应北京的官粮的机械管理。为了保障京畿粮食供应，将此独立管理，是完全必要的。但有必要设立多个衙门，配置一群群的官吏，规定重重规章制度，月月强调年年强调吗？这恰好暴露出了清政府管理水平的低下和不自信。
从乾隆年间开始，中国人口大爆炸。人口规模从一亿出头增长到三亿以上。大江南北出现了诸多人口数以百万计的特大城市。这些大城市的居民并没有漕粮供应，他们非但吃得饱饱的，而且吃得安全，不用吃黑米霉米。其中的奥秘就是市场。市场的力量，从产粮区源源不断地运输粮食到大城市，不仅畅通，而且安全健康。北京城里那些没有资格吃漕粮的汉族百姓，人数比王公大臣和八旗子弟们要多，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清政府对活跃的市场活动视而不见，对大城市的成功案例听而不闻，在两百多年中紧紧抓住漏洞百出、臭名昭著的漕粮制度不放，是思想认识的问题？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拦？还是顽固保守、抗拒改革呢？
结果，北京的王公大臣和八旗子弟们只能吃实际成本不知比市场价格高出多少倍、质量却让人直皱眉想骂娘的黑漕粮了。
段光清办漕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年底，段光清奉委出任浙江海盐知县。赴任前，抚台大人专门把段光清叫过去，语重心长地说：“我亦知海盐缺苦，收漕在即，宜速去，先收民心。”原来，省里面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漕粮征运难题，让段光清去当消防队员。
海盐县政务的一大要点，也是难点，就是“办漕”。全国漕粮年定额为400万石，海盐一个县就超过了5万，可谓是一个漕务大县。段光清自述：“余昔坐书房时亦闻有漕规之说，不知海盐漕规之弊乃有如此之甚也！”新县太爷到了任所后，才真正领教了传说中的“漕规”。那么，海盐漕务有什么弊端呢？
海盐县的百姓，分三六九等，有绅户、衿户、讼户等名目。绅户，就是在任或者卸任的官宦人家。绅户缴纳漕粮，每石并不交足一石，缺斤少两，习以为常；衿户，是有科举功名在身、但没有做官的士人家庭，每石交足一石，依法办事，不能缺斤少两，官府也不多收滥取；讼户，则是正在县衙打官司的百姓人家，都是那些久拖不决的案件的当事人家庭。或许是迫于当事人反复上诉、越级上访等压力，海盐县默许“讼户交米，或一石加一斗，或一石加二斗不等”。也就是要多收他们一两成的漕粮。而对于一般老百姓，“漕粮非一石收至两担以外，不能运到京师”。也就是说，“三户”以外的布衣平民，法定的一石漕粮的义务，至少要缴纳两担以上才能过关。所以，每到临近收漕的时节，海盐县衙就挤满了报案的、上访的人，大家都来争当“讼户”。
在“三户”之外，还有更厉害的“包户”。一些强者，仗势包揽他人的纳粮，收取好处。比如，强者向平民每石按照一石五斗来征收漕粮，只缴纳官府一石，赚取五斗好处。而一般小户，乐于接受包户的“公道标准”，纷纷投靠他们，请他们代交漕粮，以避免官吏的敲诈，避免更大的损失。
这还仅仅是征税对象群体中的漕规，与之相对的收税群体中的弊端更多。除了正常的地方官吏、差役外，段光清发现，“自粮道、帮官、旗丁、委员及各衙门所荐收粮朋友，皆有漕规”。有关部门的官吏，都想从中分一杯羹。清朝有专门的漕运、河道系统，两大衙门实行“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他们自然要从漕粮征收中自肥，雁过拔毛。省、道、府等上级官府的长官们又“推荐”了不少“朋友”，帮忙海盐县征收、起运漕粮。如此美意，段光清是不敢拂的。
漕粮由专门的船队沿大运河北运。期间，验收官吏尺度的宽窄、押运兵丁看管粮食的松紧、贩运船夫装运粮食的快慢，甚至是船老大心情的好坏，都能影响海盐漕务的成败。自然，他们每个群体都发展出了潜规则，能从中得到实惠。此外，作为“统治民族”的浙江八旗子弟（旗丁），借口漕粮供应京畿，主要是为了满足京师八旗的生活需要，也自告奋勇，前来帮忙。对这些爷，段光清即便打心底里觉得就是群纨绔子弟、痞子流氓，表面上也不敢得罪。最终，“旗丁又于每年收县帮费之外，又收民间折色米三四千担。”段光清问前任：“这些人已经收了我们海盐县的帮费，为什么还要收折色米？”前任回答：“此亦明知而不能解者也。”向来如此，谁又有办法改变呢？
这些看似无权的群体的手段很多，“惟起运本色每正粮一石，加耗三斗、四斗不等。此外有补润、加赠、淋尖、饭食等米，又有踢斛、稳跳、倒箩、舱垫等银，在旗丁则有行月，在船只则需修理、打造，在起纳则多轻赀、席板，而衙役之需诈与粮里之藉端科扰，水次之挑盘脚价，犹不与焉。”（光绪《户部漕运全书》卷2《漕粮原额·历年成案》）。这里面提到了很多官家盘剥百姓的手段。比如，“淋尖”、“踢斛”，说的是明清时期，老百姓缴纳官粮，官府用扁平的大斛做盛器，让老百姓把粮食放进斛里。这本来也没什么，但是经办的差役要求谷米按照尖形堆得高高的，称为“淋尖”。原本一石的盛器，因为有淋尖的要求，往往要倒入两石粮食才能达标。在百姓淋尖的过程中，差役还不时地踢着大斛，谷米不断溢出斛外。溢出的粮食，不允许纳粮的百姓扫回去。这叫做“踢斛”。“饭食”，说的是收粮的官吏、差役们的伙食费用，要由百姓承担。百姓承担的，可不是粗茶淡饭，而是好酒好肉，临走还要送礼。
有些不良的剥船船主，在运输时私造燥烈药末，掺和热水浸泡，让大米涨大，运到京畿滥竽充数。自己则在沿途盗卖漕粮，或者卖优买劣，把优质漕粮更换成粗劣谷物。千里贩运，官府不能时时处处监控，经手的底层人物有太多动手脚的机会了。有机会，就会想出办法来。
起初，漕粮征收谷米实物，后来因为运费、勒索等额外开支都强迫县里支付，海盐就开始征收“折色”。也就是征收银两。至于漕粮按照什么标准折算银两？银子又怎么个收法？这就又大有文章可做啦。
绅户、衿户、讼户、包户、漕口、河道、上司的朋友、旗丁、押运兵丁、船夫等等群体层层筛过后，学者估计，清代每运1石漕粮到北京，老百姓实际缴纳的粮食在3石以上。这还没算上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如果按照综合成本来算的话，一石漕粮的成本逼近40两白银。（李作栋：《新辑实务汇通》卷67）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段光清一年的俸禄是45两白银。一石漕粮几乎可抵一个知县的年俸。北京官民吃的是天价大米！
综上前述，前任知县向段光清感叹：“海盐之漕，所以不可办也。”（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这差事，简直没法办！
没法办，也得办！
段光清发现，海盐的风俗是，官府征收漕粮之前，先代本县地主催佃户交租。届时，知县鸣锣下乡，召集佃户，说明开仓在即，地主缴纳的漕粮，租米出自佃户，催督佃户们按时交租，不可违抗。段光清在寒冬腊月就下乡催粮，向百姓说明情况，可谓是“高度重视”、“提前部署”。第二年春天收漕，段光清自述“海盐收漕，尚可敷衍，未至大累”，算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那么，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段光清办漕成功的秘诀，主要有两点。第一点，上峰的高调支持。浙江巡抚在赴任谈话时，对段光清表示“尔到任，将地方情形详悉禀明，有可代尔为力之处，我必行之，速去！”段光清到任视事后，将地方情形禀明巡抚。巡抚回信：“上不掣尔肘，尔可放胆以办事。”为了做好漕务，巡抚明确支持段光清，激励段光清勇敢去做。这让他有了底气，也让可能阻碍海盐漕务的潜在势力受到震慑。
第二点，段光清不寻求改变漕规，在承认既定现实的前提下做有限的改良。这就避免了与既得利益群体的实质冲突。
海盐漕务糟得很，水深得很。推波助澜的每个群体，都有些实权在手，能对漕务施加影响。现存的漕规，是各方面群体长年累月博弈之后的结果。大家都接受了现实。比如，老百姓接受了“三户”的存在，默认了不平等，忍受盘剥。他们的反抗，最多是争当“讼户”。而且，一些百姓还欢迎“包户”的出现。这可看作不同群体在权力因素下的现实选择。
以段光清为首的地方官吏，接受了条条框框、允许各级衙门插手分肥。清帝国体制下的相关衙门和人群，都有公权力在手，段光清作为体制内的人，谁都得罪不起，他能做的只是维护现有漕规的平稳运行：大家都按“规矩”办事，该拿多少就拿多少，不能多贪多占。旗丁在帮费之外，可以拿走三四千担粮食；海盐县的“包户”包揽漕粮的规模也是有“规定”的，“举人包米一百六十担，副榜八十担”。
但是，完全认可现状、不做丝毫改变，显然是完成不了任务的。段光清就召集地主绅士，说明“交米不略加增，地方官断无力解运”。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明确了要增收“陋规”。自然，面临的阻力不小。段光清“或面议，或写信”，一个个地做工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同人不同对待，“有每担加斗余，有加至二斗，有只加三、四升者”。最后，海盐漕粮较常年共多收米数百担。多收就是胜利！为了应付旗丁的需索，段光清付洋钱数千元，造成了当年最大的亏空。但总体来说，漕务办得基本成功，“未至大累”。
段光清成功的两大秘诀，是不可分割的。正是因为有上峰的高调支持，在增收漕粮时，相关群体不至于激烈反对。多收的漕粮，最终出自无权无势的贫苦百姓身上，有权群体也不会强硬反对。段光清虽然感觉贫寒人家“益苦”，但为了办漕“大局”，也只能如此。反之，正因为知道段光清是在维护现有权力格局的前提下改良，所以巡抚大人才放心地支持他施展拳脚。
交粮的时候，人声鼎沸，常常发生纠纷官司。海盐出了一位状元，状元家的家丁赴仓交米，与别家交米的佣人发生口角。家丁在言语上吃了亏，仗着主人的身份，喧嚷公堂，吵着要段光清“验伤”、“主持公道”。段光清坐堂开审。那家丁却面朝堂外而跪。差役去问，家丁回答：“非吾主人，岂可向而跪之。”差役们大笑。段光清就给家丁戴高帽：“此忠义之士也，其志不事二主。”既你不搭理我，我也不管你的事，段光清让差役给家丁传话：
“你本无伤，即便或许有伤，也必须要你家主人验视。”于是，段光清下令退堂。那仗势的家丁自讨无趣，也灰溜溜地走了。
办漕完毕，段光清去杭州拜见布政使。布政使说：“段大人的官声，没有以前好了。”段光清回答说：“想必是因为本年收漕，多要了富人的几颗米。”布政使闻之，一笑而过。
八旗子弟是怎么废掉的？
有一个笑话，说的是几个八旗军官的孩子在“拼爹”。一个孩子说：“我爸有只白雀，叫得可响、可脆了！”一个孩子说：“我爸会唱戏，他登台唱戏，下面叫的彩排山倒海！”第三个孩子对第一个孩子说：“你家养白雀的鸟笼子，是我爸扎的。”又对第二个孩子说：“你爸登台那回，是我爸带人去捧的场儿。”三个孩子问第四个孩子：“你爸会干嘛？”第四个孩子高声说：“我爸会骑马！”前三个孩子一齐竖起大拇指说：“你爸最牛！”
请注意，这四个孩子的父亲，都是军官。不管这四个爹哪个最厉害，都是莫大的讽刺，对大清王朝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这笑话说的是晚清的事儿，反映了八旗武装腐朽没落的事实——当时杭州上万八旗子弟，还真只有一个人会骑马。1911年，革命青年温生才单枪匹马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笑话”。光天化日之下的广州街头，温生才手持枪械，冲到重重护卫的孚琦的轿子前，开了第一枪。孚琦并没有被射中要害，大喊救命。周围的八旗亲兵、护卫竟然“相顾错愕”，茫然不知所措。温生才对准孚琦头部，开了第二枪，孚琦这才毙命。温生才不放心，又补了两枪。等他确认孚琦已死再环顾左右的时候，惊喜地发现：数十名亲兵、护卫早已经逃散一空了！最后，温生才从容地走过大街小巷，逃出城去。
事后，孚琦的夫人要追究卫队官兵的责任。他们护卫将军有责，竟然听任刺客连开四枪，又逃散一空，不算临阵脱逃，也算是失职吧？负责的一名标统（相当于团长），也是八旗子弟，为此忧虑得昏厥倒地，家人好不容易才把他灌救过来，闹出了第二个笑话。孚琦夫人见此，不得不大事化小，不再追究。
孚琦遇刺后，满族官吏闭门谢客，轻易不上街，偶尔上街也加强戒备，携带重兵护卫。那些当兵的旗人，很不愿意护卫长官出巡，担心连累自己死于革命党人枪下。一次，福州将军朴寿外出，那场面搞得像军事演习一样。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八旗官兵，团团围住朴寿的轿子，在福州街头搜索前进。突然，一声枪响！朴寿吓得七魂出窍，摸摸身上没事后大喊“救命”；护卫旗兵不是卧倒在地，就是跑到街边躲避。这场闹剧的起因只是一个护卫士兵，精神过于紧张，手枪不小心走了火。一声枪响，让官兵们纸老虎的本质暴露无遗。不知道，能征善战的八旗祖先们看到子孙这个熊样，会作何感想？
八旗子弟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由弱变强，以几万之众，最后蛇吞象一般占领了大江南北，建立了大清王朝。时人夸耀说，“满洲兵至万，横行天下无可敌”。怎么才过了两百多年，当年的铁骑就变成草包了呢？
这都是旗人咎由自取。当年，清朝靠八旗铁骑南征北战，才夺得江山，王朝建立后还得依靠八旗军队控制天下。入关后，清朝规定八旗子弟专事武装，不得从事其他行业。八旗武装除了守卫北京城（京师八旗）外，扼守天下重镇、要害，称驻防八旗。驻防八旗的“户口”、“编制”都在北京，本质上算是中央外派地方工作人员，还会调回北京或者调防他处。这套驻防制度的本意，是保持八旗子弟的武力，依赖精干的八旗武装巩固统治。
为此，清朝给予八旗官兵稳定、丰厚的待遇，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专心当兵。一个有编制的八旗士兵，一个月能拿到三四两银子的俸禄，和县官是同一水平。此外他们还有很好的福利，比如广州驻防八旗兵还有红白事赏银、蔬菜、劈柴、食盐等等。这些待遇是终身的，只要当过兵一生都能领取钱粮。八旗兵死后，妻子幼儿的生活也由部队负责。只要有一人当兵，就可以保证一家人生活无忧。此外，八旗子弟还有大量“当差”的机会，比如押送、工程、庆典等等，除了能拿补贴，还有不菲的“灰色收入”。海关的关丁、漕运的漕丁和盐运的盐丁等差使，规定只能由八旗子弟担任。这些可都是肥得流油的好差使。可以说，八旗子弟在理论上根本不用愁生计。每个旗人家庭都能从体制中获得一份稳定、丰厚的收入。
以上还只是一般的工作，或者说是留给底层旗人的基层岗位，就已经让为生计奔波的汉族人羡慕了。旗人但凡有点能力，能写几个字，更有大把升迁的机会。比如汉人和旗人的科举是分开的，满族科举的竞争大大小于汉族科举。考不上，旗人还可以去各个衙门抄抄写写，称为笔帖式，给编制给品级，有大把大把升迁的机会，成为封疆大吏的不在少数。不认字的，可以参选紫禁城、各王府和达官显贵的侍卫，那也是有品级的，而且还不低。
清朝官制中特别有“缺”的内容，即对很多岗位有民族要求。比如六部尚书必须满汉各一人，侍郎满汉各两人，这自然对人少的旗人有利。很多岗位干脆就专供旗人，比如内务府系统。
在清朝，旗人一出生，就捧上了铁饭碗。用他们的话说是“铁杆子庄稼”。稍微像样一点，就能混上知府、知县、主事什么的；即便一辈子当兵，退休前也能落个一官半职。
这套制度在执行的时候，很快就走了样。什么都不做，就有体制保障，能一辈子衣食无忧，那谁还去学习、去做事啊！八旗子弟迅速懒惰下来，悠游无事，进而养尊处优，每月等朝廷发一份钱粮来花销。反正大家都一样，干好干差，干与不干，人人都领一份“月钱”，结果谁都不去操练，也不去关心时事了。八旗战斗力迅速下降。入关的时候，八旗军队冲锋在先，战绩辉煌；二三十年后吴三桂造反，八旗军队就要拉绿营（汉族军队）共同行动了，八旗为主，绿营为辅；等洋人打进来的时候，八旗军已经打不动了，不得不以绿营为主，八旗为辅；太平天国造反的时候，八旗军彻底不行了，先是绿营为主，后来又让位于地方武装团练。湘军、淮军就是在此时兴起的。之后，八旗军在军事上就彻底边缘化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八旗军队的开销越来越大。比如各地驻防八旗最初核定编制都是几千人，超过五千的极少。到近代，每一地的驻防八旗都超过了万人。打仗不行，队伍却飞速膨胀。旗人拖家带口，把当兵、当差变为一份职业，一个生存的保障。朝廷规定，驻防官兵不准于当地置产，死后不准于当地设立坟茔。在现实中成了一纸空文，八旗子弟该安家的安家，该娶小妾的娶小妾。他们连操练都不当一回事了，还会在乎军纪吗？
不干事，旗人们都干嘛去了？人家忙着呢！泡茶馆、养宠物、玩票、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扎风筝，汉人吃喝玩乐、休闲游戏的事情都学会了，还自创了许多娱乐形式——对中国民间文化来说，旗人立下了大功。围绕驻地，旗人聚居，形成“旗城”，自成体系，有别于其他城区。
慢慢地，不少旗人还是变穷了。一方面是家族繁衍，人口越来越多，但是这个体制能够提供的铁饭碗是有限的，不能吸纳快速增长的旗人人口，注定有很多人补不了缺、当不了差，“闲散”下来。更主要的是旗人只会享受，不会理财。发的“月钱”和其他收入，如果好好计划，完全可以保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却经不住天天吃喝玩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旗人一旦养尊处优惯了，花销越来越大，又不事生产，自然入不敷出，开支窘迫了。不过，他们普遍不在乎。只要清朝不亡，铁杆子庄稼就在，月钱还得发。旗人们仗着特权身份，到处赊账，竟然变成一项时尚。明明口袋里有钱，也要赊账；明明揭不开锅了，还是下馆子逛戏院，似乎唯此才能彰显身份。
满族出身、父亲在紫禁城当兵的老舍先生，写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正红旗下》，生动地描述了清末北京城旗人的生活状态。老舍大姐的公公和婆婆，就是一对“活宝”。
大姐的公公“除了他也爱花钱，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我首先记住了他的咳嗽，一种清亮而有腔有调的咳嗽，叫人一听便能猜到他至小是四品官儿。他的衣服非常整洁，而且带着樟脑的香味，有人说这是因为刚由当铺拿出来，不知正确与否。”“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里面是两只红颏，两只蓝靛颏儿。他不养别的鸟，红、蓝颏儿雅俗共赏，恰合佐领的身份。只有一次，他用半年的俸禄换了一只雪白的麻雀。”
“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看，不要说红、蓝颏儿们怎么养，怎么蹓，怎么‘押’，在换羽毛的季节怎么加意饲养，就是那四个鸟笼子的制造方法，也够讲半天的。不要说鸟笼子，就连笼里的小磁食罐，小磁水池，以及清除鸟粪的小竹铲，都是那么考究，谁也不敢说它们不是艺术作品！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
大姐婆婆“口口声声地说：父亲是子爵，丈夫是佐领，儿子是骁骑校。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儿上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有她的胖脸为证，她爱吃。这并不是说，她有钱才要吃好的。不！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她不但自己爱赊，而且颇看不起不敢赊、不喜欢赊的亲友。虽然没有明说，她大概可是这么想：不赊东西，白作旗人！”
“对债主子们，她的眼瞪得特别圆，特别大；嗓音也特别洪亮，激昂慷慨地交代：‘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候的威风，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不幸，有时候这些话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她也会瞪着眼笑那么一两下，叫债主子吓一跳；她的笑，说实话，并不比哭更体面一些。”
近代外国人观察八旗军队，描述他们是一群穿着五颜六色的绫罗绸缎，提着烟枪、鸟笼，哼着曲子，嘻嘻哈哈的老百姓。他们的马雇人牵着，枪雇人扛着，做个样子罢了。就是当差的关丁、盐丁，也不自己干了，早就雇了下人去顶包。不得不操练或者“干部选拔”考核的时候，旗人也雇枪手。铁杆子庄稼是拔不了的，多少人靠形式主义混饭吃，于是考场上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你好我好大家好。罗锅、瘸子、聋子，都挤入军队。加上腐败，坐吃空饷，挥霍浪费。八旗军队成了养老院、福利院。
最可怕的是，旗人们坐吃山空，还理直气壮，觉得被人养着就是理所应当的。“以大姐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一些有识之士，也觉得游手好闲，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也有去学习手艺的。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少数旗人，也想抛弃铁饭碗，自立自强，或者生活难以为继，想学门手艺，做个小买卖，养家糊口。不过，他们都偷偷摸摸的，像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旦担着货担撞到熟人，他们得说：“嗨，闲着没事，来玩玩！”“这不是买卖，就是个玩意。要不，您也来吆喝两声？”
供养八旗子弟成了清朝的沉重负担。各部八旗长官，最担心的不是军队战斗力，不是军纪，而是如何养活那么多张口。开支越来越大，朝廷的拨款是一定的，只能出现亏空，整个部队、整个体制都拆东墙补西墙，不堪重负。每当发钱粮的时候，就是长官们最头疼的时候。钱粮发得迟了，或者分不好，就有旗人找上门来闹，吹鼻子瞪眼，大喊“祖宗把血和汗都流尽了，我们就该拿份铁杆子庄稼”，大叫“贪官无道，侵害良民”。官府还得好言相劝，不敢得罪。日子长了，赊账多了，透支重了，高低贵贱的旗人都牵涉其中，一致要求“解决生活困难”。朝廷或者地方政府就得出面，接下旗人们的烂账，拿公款补贴旗人的私债。
清政府在后期征收很重的税，相当一部分用来养活游手好闲的旗人了。
然而，大清王朝供养八旗子弟，维持他们高标准的生活是有条件的，就是指望他们在危难时刻保卫朝廷。晚清内忧外患，就需要八旗子弟出来“还债”，保卫朝廷了。清政府也很重视八旗军队的改良，引进先进武器，希望训练出近代化的八旗武装。退膛炮代替了旧式大炮，崭新的步枪代替了大刀，最新出厂的马克沁机枪代替了长矛，清政府把最好的武器拨给了八旗子弟。结果怎样呢？照样是形式主义，枪是领了，但被旗人锁在柜子里，看都没看；等到钦差大臣来阅操的时候，不得不杵着枪，站一会儿。建制是新的，训练是新的，办的差事也是新的，但旗人还是雇人去出操出工。辛亥革命爆发时，很多旗人连射击都不会，谈何抵抗？
一些长官也想有所作为。在革命前夜，他们多少感觉到了危险临近，不得不整顿军队，预作准备。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广州，驻防八旗编练了三个营的新军，将近两千人。练了两年，广州将军搞实弹射击，下死命令，要求必须是旗人亲自射击。结果场面乱成一团，多数人雇人来装填弹药，只有少数人会开枪，至于能射中靶子的人，屈指可数。
不过，不知情的革命党人对装备先进的旗人还是很忌惮的，在战术上很重视旗人武装。毕竟旗人占着要害重镇，那黑洞洞的炮口、明晃晃的钢枪，都在那摆着呢！弄不好，要牺牲好多革命同志。结果，他们发现旗人压根不足为虑。多数旗人在枪响后，都乖乖待在家里，静候新政权来收编。少数旗人跑出家门，一哄而散。只有个别地区的旗人武装，担心反清排满风潮，害怕汉人也来个“扬州十日”、“嘉兴三屠”，所以拿枪顽抗。革命军发现，对付顽抗旗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掩体藏好，听旗人噼里啪啦地放枪。等旗人子弹打完后，他们就会竖起白旗投降。旗人射击根本没有准确率可言，只要不被流弹击中，革命军可以保证零伤亡。如果等不及听完“枪炮交响曲”，你只消用猛烈的火力压制一下，旗人也会投降。害得个别想抵抗的军官，无兵无将，无法“杀敌报国”。镇江的载穆就有心抵抗，奈何部下旗人全都要求投降，他只好一个人孤单地上吊殉节去了。
京师八旗的兵额最多，装备也好。尤其是禁卫军，在各支八旗队伍中算是先进的。皇室用它来贴身护卫。南北和谈达成，禁卫军兵心不稳。他们倒不是要挽救清王朝，而是担心清朝没了，自己当不了禁卫军，没了月钱和待遇。身为统领的冯国璋只好拿着《优待清室条件》，集合全体禁卫军官兵训话。他详细说明皇室和八旗子弟的待遇不变，禁卫军照常当差，不会有变动。官兵还是出现骚动，哭泣声、叫骂声不绝，甚至有人持枪拔刀，大声鼓噪起来。冯国璋以性命担保，承诺与禁卫军进退一致。官兵们不相信，骚动愈演愈烈。最后，冯国璋登台高呼，如果大家不信任，可以推举两个人持枪日夜守在我身边，如果发现有违背诺言之处可以立刻将我击毙。禁卫军这才慢慢安静下来，平静接受了王朝覆灭的事实。之后，禁卫军被改编为陆军第16师，冯国璋守信用，一直保证这群老爷兵的“待遇不变”。结果，由京师八旗改编而来的第16师，上阵不行，闹饷在行，成了直系军阀的一大负担。
辛亥革命能够以很小的代价，相对和平地成功结束，旗人们也有一份功劳。革命党人如果事先降低一下排满的宣传调子，突出一下“五族共和”，申明保护旗人生命和财产安全，估计连那一小部分抵抗的旗人也会静静呆在家里，等待新政权来收编。旗人对革命的“功劳”也会更大。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八旗子弟的颟顸糊涂、懦弱无用，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八旗子弟是被王朝体制废掉的一群人。一个人不是凭真才实学，凭艰苦奋斗，而是凭血缘关系获得稳定的收入，躺在一个体制上闲逸度生，坐享其成，换作你，人生也会被废掉。八旗子弟荒废的悲剧，给后世的制度设计、人事激励等等都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清末朝廷为何管不住舆论？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声响起，震惊清廷。北京城陷入一片恐慌，官府仓皇在京城戒严，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钳制舆论。
10月12日，清政府民政部给内外城巡警总厅发文：“准陆军部咨开，查鄂省近有匪徒聚众滋事，意图倡乱，现已派兵剿办，京师五方杂处，诚恐无知愚民散布谣言，希冀煽惑，应即严加防范，以镇人心。相应咨行查照预为防范，并希传知在京各报馆，关于此次鄂省匪徒倡乱情事，暂缓登载。”镇压起义，是陆军部的分内之事。但陆军部显然对五方杂处的北京城的人心安定，也很在意，于是就给民政部发函，要求“配合工作”。民政部简单地下令：不许刊登武汉起义的新闻！
一场有关武昌起义的新闻战，就此打响。
清末，近代新闻业发展迅速，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媒体从业者普遍“革命化”，自觉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官府的阴暗面，巴望着政府出丑。革命党人办的报纸、杂志自然如此，就是租界和使馆区内的外国媒体，也混在革命浪潮中瞎起哄。批评官府、鼓吹革命俨然成了时尚潮流。
而当权者的疏忽与无能，客观上也助长了这股潮流。摄政王载沣等满族亲贵上台后，对舆论控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对许多东西的认识都不足，难怪体制内外的人都批评他们“年少轻浮”），放松了对媒体的控制。晚清新政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辖区内办了多少家报馆、每天出几份报纸，成了考核地方官的一项指标。之前对近代媒体几乎一无所知的清朝官员们，为了通过考核，纷纷礼贤下士、海纳百川，支持开报馆出报纸，对过火的言行也睁只眼闭只眼。所以在清朝的最后几年，新兴媒体的生存环境大为改善，媒体记者和编辑们，还真找到点“无冕之王”的感觉，时不时破口大骂也能平安无事。
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新闻法《大清报律》。报律规定，凡是年满20岁的正常人，都可以成立媒体，只要在发行前20天向衙门申报即可。除了少数几条法律限制报道内容外，官府对报刊内容几乎没有限制。即便从业者违反了报律，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流配充军甚至砍脑袋了，大不了就是罚款，最重的惩罚也就是查封报馆。等到官差衙役去查封的时候，早就人去楼空了。查封后，原班人马换个名字、租间房子又重操旧业，继续骂官府。
比如，当时武汉的《大江报》就是革命党的“机关报”，激烈抨击清朝的内政外交，挖苦清朝官吏，毫不留情。1911年的7月，《大江报》发表短评《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赤裸裸地鼓动暴力革命，号召推翻清政府。《大江报》太高调太过火了，湖北官府不得不出面干涉，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和“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查封报社，逮捕主持人詹大悲。作者何海鸣闻讯“自首”。按说，湖北官府是根据报律“依法办事”，结果引起全国舆论哗然，一边倒地支持《大江报》，各地革命报纸遥相呼应，一天好几篇文章声援。詹何二人最后被判处罚金800元。两人都无钱缴纳，被改判有期徒刑18个月。坐了两个多月牢后，武昌起义爆发，两人就出来做“革命元勋”了。
对于轻微的处罚，各家报刊都遵照执行，不过缴了罚款就发表《抗议声明》，然后继续骂政府。对于触犯政治红线的内容，记者编辑们就说反话、用曲笔，拐着弯地绕开限制。比如，《神州日报》一字一句地抄录官府审讯革命党人的供词，变相阐述革命道理；平时大量发布各级官府发布的有关革命党活动的通报、缉捕令等，变相宣传革命形势。
当12日民政部下令禁止北京城媒体刊登武昌起义新闻时，各家报馆大多嗤之以鼻。之前，革命党人的起义屡战屡败，尤其是4月份的广州起义让同盟会伤了元气，倾心革命的记者编辑们大受打击，提不起精神来。武昌的枪声让他们士气大振，正想大展拳脚，哪里会理会民政部的禁令。好在之前和官府的斗争，让各家报馆积累了充分的经验，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都琢磨着怎么突破民政部禁令。
《国风日报》是同盟会在北京办的报纸。当初，革命党人白逾恒化名“乌有氏”到衙门注册，竟然通过了！得知起义军占领武昌后，《国风日报》马上用二号大字排版，准备推出号外。警察赶紧过来干涉，重申不准刊登起义消息。《国风日报》也不争论。第二天，该报头版开了大天窗，只有一行字：
“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下可不得了了，读者很自然浮想联翩：警察禁止刊登的是什么新闻呢？是不是清军一败涂地了，不让刊登呢？这天窗开得，还不如不开呢！警察又一次跑到报社，请求编辑们：有什么新闻您就照常刊登吧，只要不是胡编乱造的就行。于是，《国风日报》有恃无恐，铆足了劲刊登武汉前线的消息。民政部的禁令形同虚设了。
官办的和外国报纸，则寻求通过正常途径突破禁令。10月14日，外城巡警总厅给民政部回了一个申文，说禁令下达后，12日夜间《京师公报》等就来禀报，说接到禁令时，报纸已经排印，恳请照常发行。巡警总厅予以拒绝。但是13日、14日市面上发行的各家报纸，如《帝国日报》、《政报》等，还是登载了武昌起义的消息。《宪报》等八家报纸更是给巡警总厅去函，指出“现在京师人心皇皇，若本国报纸一律停载此事，则民间谣诼纷出，益属可虑”。“报馆等公同决议”，“所有关系军事秘密不敢登载并由同业确实调查情形，凡确系谣传不为刊登外，所有确切消息，似应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大局者，亦即在此。”总之，各家体制内的报纸也都要求刊登起义消息。巡警总厅搬出《大清报律》来，查报律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该条款专指军事，而陆军部关于“暂缓登载”的范围太广，总厅专门询问民政部：“是否专禁记载军事抑系全禁关于鄂省乱事之处？”
不等民政部回函，外城巡警总厅厅丞在10月15日又给民政部去函，说当天《帝京新闻报》来函称：14日《北京报》报社的朱淇面见了陆军部副大臣寿勋，直接询问为什么要禁止刊登起义消息。当时陆军部大臣荫昌去武汉前线了，寿勋就是陆军部的最高长官了。面对媒体人士的询问，寿勋否决要禁止媒体刊登武汉的消息，而是为了“禁止谣言而已”。为此，寿勋当即派司员赴民政部说明情况，要求“变通办理”，“并不一律禁止登载”。得到寿勋的回答后，《北京报》14日开始刊登起义新闻。如此一来，巡警总厅夹在媒体和陆军部之间，里外不是人。总厅厅丞大为恼怒，特意去函民政部，“尚乞速示”，要求尽快给个解释。
民政部也觉得诧异，当天就去函陆军部询问：到底怎么回事？不是你们让我下令禁登的嘛，怎么又反悔了呢？这让民政部的工作很难做。
16日陆军部回文说：“此次鄂省匪乱事起仓猝，不免谣言纷起，本部为镇定人心起见，是以咨请贵部将关于此次鄂省匪徒倡乱情事传谕各该报馆暂缓登载在案。”但这并非禁止一切前线新闻，陆军部认为如果消息确实，能够制止谣言传播、维持大局，“原可准其登载”。至于具体如何变通、如何加以制限，“应由贵部酌核办理”。陆军部把自己装扮成宽容大度的模样，把责任和工作都推给了民政部。
民政部也不是吃素的，在18日复文陆军部：“贵部既准变通办理，其办法限制，权限攸关，自应仍由贵部酌核见复，以便转饬遵办。”一记猛射，民政部把球踢回给了陆军部。这种既负责任又得罪人的事，陆军部的老滑头们自然不会真的去做。之后，陆军部始终没有商量出如何刊登起义新闻的具体标准、具体方法来，没有给民政部回文。民政部乐得一个清闲，对此不闻不问。武昌起义的新闻禁令，就消失于无形之中了。
在各家媒体的阳奉阴违、软磨硬泡之下，在各个衙门的相互扯皮、推脱搪塞之下，北京城内的新闻战，以各家媒体全胜、官府夹着尾巴退却而告终。事实上，起义发生后，革命的消息在京城就不曾被封锁住，越传越广，起到了很好的革命宣传作用。老百姓们追踪起义消息，莫名地兴奋；达官贵人们则仓皇失措，纷纷准备跑路。
州县之失：晚清“新政”启示录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湖南最先响应。省会长沙被革命军占领，全省震动。清朝的湖南衡永郴桂道道台通令各县筹款上缴，预作镇压革命的准备。下属的嘉禾县知县锺麟接到命令，大哭一场后，召集士绅说：“我到任好几年了，无德于民。如今造反纷起、朝廷危急，请在位诸位杀了我，向百姓谢罪。这样如能让县城免于兵祸，我死无所恨！”
作为清朝两千名基层知县中的一员，锺麟很清楚此时此刻县里的困境。他筹不了几块钱，也募不了几个兵，拿什么去镇压革命？锺麟能做的，就是以退为进，打悲情牌逼士绅们表态支持官府镇压起义。他知道士绅们不会杀了他，也不希望士绅们真的响应革命。
然而，士绅们的态度并不像锺麟希望的那般。
在场的士绅“皆相顾错愕”。他们虽然没有赞同革命，但也没有支持官府，更没有答应出钱出人，而是“好语慰之”。士绅们大致劝锺麟不必寻死觅活的、不要担心之类的，然后就散了。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他们选择了观望。对锺麟来说，这是可怕的观望：观望意味着不效忠，说明士绅们对朝廷的失望。
何永清是该县的典史，宦海沉浮多年，县里的胥吏、差役们都敬畏他，算是本县的实权人物。士绅们认为他能稳定住局势。更重要的是，知县锺麟是旗人，何永清是汉人，符合当时“排满”的革命标准。于是，有士绅就来游说他：“知县大人是旗人，革命军恐怕容不下他。如果革命蔓延到本县，我们愿意拥戴你主持新政府。”但是，何永清决心效忠清王朝，谢绝了士绅们的好意，发誓与锺麟一起死守嘉禾，抵抗革命。
革命之火迅猛燃烧。嘉禾县眼看不能幸免。何永清无计可施，痛哭之后，把官印挂在身上，上吊自杀了。11月11日，距离武昌起义爆发整整一个月后，嘉禾也爆发了起义。革命军围攻县署，锺麟端坐堂上，服下金屑自尽。嘉禾县“光复”，士绅们咸与维新去了。
锺麟、何永清的事迹，被收入《清史稿·忠义十》之中，成为传统的忠臣义士的典范。清亡民兴的变乱中，为清朝殉节的官吏并不多。但清史稿的修撰者还是搜罗了数以百计的殉节者，全都记载在这一卷中。细读此卷，发现多数殉节者是阵亡、自尽的八旗子弟。他们的死难，能否称为“殉节”是存疑的。同一卷中出现了革命过程中，旗人被“剖心脔割死”、“缚于树，支解死”、“剁尸如泥”等记载，“旗人皆自危，颇有无故被杀者”。因此，很多死难旗人是被动遇害，或者是在民族矛盾极端激化的大环境中因恐惧而自杀的。
死难官员的事迹，才是真正的殉节。《清史稿》的记载也更详细。但在死难官员中，文官按察使（三品）以上、武官参将（三品）或者协统（旅长）以上的屈指可数，就是道台、标统也少见，多数是锺麟、何永清那样的州县官员。
这些州县殉节者，是帝王政治体制下的失败者。他们几乎有着相同的仕途特点：起点低、级别低、关系差，长期得不到提升，很多人注定要在小官下僚的职位上退休终老。比如何永青是四川新津的普通汉人，没有家庭背景，没有科举功名，花钱买了一个典史的官职，被分配到湖南任职，代理过州同知、吏目等小官，始终没有升迁；殉节的山西同知陆叙钊，顺天大兴的汉人，没有功名，从小从军西北，因功被保荐为知县，分配山西当了22年州县官。《清史稿》一再说他治官“有声”、“得民”，治理得“县境晏然”，但就是得不到提升；殉节的浙江兰溪知县黄为熊，是江西德化的汉人，有举人功名，但没考上进士。清朝每六年在长期考不上进士的举人中，挑选一批人当官，称之为“大挑”。黄为熊就被挑中出任知县，分配到浙江后代理过于潜、东阳、兰溪等县知县。清史稿说他政绩斐然，处理了成百上千的积案、清剿干净了兰溪县的盗匪，还兴学重农，广受褒奖，但就是一直没有实授官职。
晚清吏治不好，孔方兄当道，贤能失势。加上僧多粥少，一个官位之后排着一溜候补之人，一般官吏如果没有关系没有金钱，很难进步。州县官员本来升迁的空间不大，如此一来，晚清州县官职更是鸡肋，如不出意外永无出头之日。
然而，王政之基在州县。晚清各项政令最终都要基层的州县官员去落实。州县官员承担了越来越大的工作量，支撑着清王朝踉踉跄跄地继续前行。一个负责的州县官员必然是异常忙碌的。除了传统的钱粮、刑名、文教和迎来送往外，他们还是晚清“新政”的贯彻者、落实者。远在北京朝廷的衮衮诸公，号召富国强兵，要练新军办实业学习西方，每一个口号每一项政策都够地方官员忙的。比如朝廷要求各省编练新军，每省预定两个镇（师）。为了编练两个镇的新军，就要创办军校、辎重后勤，还要裁撤旧军安置旧人，哪一笔都是不菲的开支。但朝廷只给任务，没拨资金，要各州县自筹。又比如朝廷废科举办新学，原本是好事，但同样只考核各县要完成的“办学目标”，却不告诉如何汰旧立新，更没有拨款，一味把压力和包袱甩给基层官员。再比如创办近代工业，学西方办图书馆、博物馆和慈善机构等，朝廷也都“有章可循”，考核标准历历在目，却不问新事物如何与基层的旧结构、旧事物衔接……晚清政策显得相当浮躁，急于与传统划清界限，像是中国社会上浮着的一层油脂。1901年后的新政和1906年的立宪等改革，更像是王朝上层的一场自娱自乐。
虽然执行的是“新政”，清史稿中殉节的诸位州县官员却都是“旧人”，没有一个新式学生，没有一个留洋的海归。很多人走的是“读书——当官”的老路。新政甫起，他们的担子日益沉重。中央集权的思路没有变，历代朝廷对州县权力的限制越来越大，州县官员“自选动作”的空间其实很小。晚清的朝廷更是集权，凡是有利可图的，比如盐政、比如路权，都收归国有，凡是繁琐的、无利的则甩给州县。但是要完成改革任务、达到考核要求，州县官员必须拥有更大的财权、事权。遗憾的是，没有。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戴着枷锁起舞，各显神通，甚至走旁门左道来完成自己都不甚理解的任务。
上层的种种政策，对基层社会也有巨大的影响。士绅阶层千百年来，在官府和百姓之间发挥着中转调剂作用。改革让他们眼花缭乱，让他们利益受损。他们看到的是，种种利权被官府收走，自己却没分沾改革成果。清王朝让百姓承担改革成本，却任由一小撮人霸占了改革的成果。也许，清末改革最大的成果就是提高了百姓的权利意识。接触的新事物虽然有限，却让他们知道了“权利”二字，增加了斗争意识和技巧。我们会发现，在革命爆发前的几年，各地爆发的百姓维权斗争日益增多。自然，维稳的压力也落在了州县官员头上。他们一边要推行激发维权斗争的政策，一边不得不降低姿态来与士绅阶层对话。如此反复，结果往往是士绅阶层不仅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对原本亲近的父母官也疏远了。
州县官员就在上下压力之间的夹缝中，艰难维持着地方的运作。而这夹缝越来越小，官越来越不好当。我倾向于相信，是传统知识分子入世济民的信念和古老的“父母官”心态，推动着晚清州县官员肩负着不相称的重担踉跄前行。
同样，他们在革命变乱中付出生命代价的举动，与其说是“殉节”，更像是在恪守州县长官保境安民的职责——尽管他们对安定、对百姓利益的认知可能有问题。
四川是蒙受革命破坏较大的省份。革命爆发时，乱军涌入石堤厘局（抽取商税的机关），逼索税款。负责厘局的曹铭拒绝交钱，被乱军扎了十余刀，也没有泄露钱在哪里。乱军走后，乡绅们来看他，曹铭指出税金埋藏的地窖所在，看着乡绅们点验完毕才闭上眼睛。曹铭的“殉节”，未必是对清王朝的愚忠，更像是忠于职守。清史稿说曹铭是浙江上虞人，读书出身，但没有功名，从给他人当幕僚开始，凭着苦劳一步步升迁。他负责的厘局地处川、黔、楚三省要道，收入颇丰。前任都贪污中饱，曹铭却丝毫不染。
变乱一起，各种利益集团都想维权扩张，想当豪强霸主的人也不在少数。基层乱象难以避免。基层官员就成了变乱的目标。州县官员们往往要以一己之力应付乱局。辛亥革命中，福建泰宁知县李秉钧就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县治无官，民将失所。”他召集地方士绅商议保家卫县的措施，商定后再服药自杀。李知县显然是一个开明且责任感极强的人。浙江兰溪知县黄为熊则遭遇乱民来夺大印。他“正色谕之”，无奈秀才遇见兵，无理可讲，抱着官印上吊自尽。天津武清的曹彬孙，是四川开县知县，在革命爆发时尚未赴任，逗留在夔府（奉节）。川鄂一带革命烈焰高涨，很多在任官员都弃官而逃，曹知县尚未到任，原本没有他什么事情，他却协助夔府本地官员防卫。一次在率团勇出巡时，遭遇乱军，团勇一哄而散，曹彬孙被捕，脑袋被割下来放在县衙公案上示众。
贵州贵筑人杨调元，光绪二年进士，以户部主事起步，起点不低，但外放陕西后，历任紫阳、长安、华阴、华州、咸阳、富平、渭南等县知县，资历越熬越深，官位却原地踏步，甚至在华州任上“以狱事忤上官，解任”。清史稿说他“缉捕有名”，还“疏濬河渠”，“复民田五万亩”，无疑是传统意义上的能臣干吏，就是没留下什么“新政”的功绩。
恰恰是杨调元，在辛亥革命中几乎成了清朝在陕西南部的擎天一柱。陕西新军起义，西安光复，“诸守令多委印去”，杨调元正代理着渭南知县，没有逃跑，而是“与城存亡，亟召绅民议守御”。他成功招募了陕西社会特有的“刀客”，编成武装力量。清史稿说杨调元招募了上万名刀客，估计是夸张（如果是真的，杨调元都可以去“收复”西安了），但这支队伍实力不容小觑却是真的。当时陕西南部一带盗匪蜂起，乱得很，渭南县因为守御严密，保得平安。后来，军政府派人来接收渭南政权。杨调元不让新军入城，说“吏所职，保民耳”，要求接收者单身入城，如敢侵犯百姓“当与决生死”。在办理交接时，新人语气凌厉，让杨调元接受不了。他踯躅走到衙门后园，叹道：“吾宜应死，所以委曲迁就，欲脱吾民兵祸而后归死耳。卼辱至此，尚可一息偷生乎？”投井自杀。
杨调元的遗言值得揣摩。他还是把“脱吾民兵祸”放在了“归死”前面。父母官的责任感很重，也采取了实际行动；报效君王的念头也有，但他没有采取实质行动。杨调元已然对清王朝的延续失去了信心，坐等接收。
同是州县官员，宋亡有文天祥、陆秀夫，元亡有王保保，明亡有郑成功、张煌言，清亡又有谁负隅顽抗呢？一来，州县无死忠报效之官，二来，地方无感恩捍卫之民。就在不久前，清王朝还今日办一事，明日兴一政，后日又在谋划某某新策，看来颇有一番作为，不时收获光鲜铮亮的政绩，其实削弱了基层州县的执政能力，疏远了州县官绅，最终失去了天下。
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城市革命”，或者说是“上层革命”。革命爆发于大城市，主力是知识分子和城市精英，并没有深入广大的乡镇和农村地区。那么，这么一场范围有限的革命，为什么迅速、和平地成功了呢？因为，广袤的乡村、数以千计的小县城，是中国的主要部分。它们的倾向决定着政治运动的命运。枪声在大城市响起后，县城里的士绅、乡间地头的百姓对清王朝的危亡漠然无视，部分人还涌起来响应起义。最后，统治者被百姓抛弃了，清王朝轻轻地就被基层“卸载”了。
只是苦了那些埋头实干、临了恪尽职守的“殉节”小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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