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地方，也还流传着：花花手巾萝卜脚，不是长旺是匼河。这里的官道直通风陵渡，那时，走在官道上的人，隔着轿帘，或坐在马背上，看到头顶着花花手巾，迈着大脚片子的女人，在黄河边洗衣浣纱。在他们眼里，顶着花花手巾的女人们让黄河水浸泡的大脚片子如同白萝卜一样好看。
在永济或者芮城，如今正月十五闹红火，长旺和匼河都表演着相同的一个节目：背冰亮膘。一个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赤裸着膀子，背着冰块，向人们展示他们年轻健康的身体。相传，清朝成丰年间，长旺村有个叫相福录的人，时任洪秀全农民起义军先锋官。1853年冬的一天，相福录率军攻打黄河边上的蒲津渡。清军为了阻挡起义军攻城布下了火龙阵，相福录带领一百多名勇士冒着刺骨的寒风，身背冰块，借着夜幕的掩护，冲破火阵，夺得了战斗的胜利。后人为纪念农民起义军的壮举，每逢正月十五前后，长旺村和匼河村青壮年汉子，都要沿着黄河，在寒冷的日子里，背冰亮膘。他们豪气冲天，再现着当年先祖的精神。
老书记说他怎么也不明白，就是这两个兄弟一样的村庄，今天为了土地却反目成仇了。1958年匾河村划归到芮城县后，两个村也很少联姻，过去的老亲戚也很少走动，他们的亲情已经失落在一次次为土地相争的械斗中。
老书记一脸无奈。
刘斗奋书记进来对我说：“你要看的石碑已经找到了，让我们过去呢。”
我只好和老书记、陈考古学家匆匆告别。
户主看上去是个老实本分的中年人。他说，这石碑原是在庙里的，“文化大革命”中，庙让红卫兵破坏了，是他把这石碑背了回来，埋在自家的墙根下，当时他并不知道上面记载什么，只是本能地知道祖先看重的东西一定很珍贵。
村主任刘学文把埋在墙根的石碑刨出来，用水冲洗掉上面的黄土，我看到这块不大的青石石碑，原来是乾隆十五年正月初八镌刻成的。正中间刻着“永志不忘”四个字，周围环绕着细小的花朵藤蔓，中间的字迹无论如何也分辨不清，只见长旺、匾河的字迹频频出现。村主任刘学文着急地用手套擦字上的水渍，字还是不清，只有最下面的两行字笔画没有丢失：我村土地界线东至官道，西至秦界，共三千七百步。南至西阳，北至长旺，共一千一百一十八步五寸。
我用手抚摸着这些湿湿的文字，心想：属于长旺村和匼河村的土地畔子就和这模糊的石碑一样，谁也无法说清。
永济市政法委书记仇红学在他日记里写道：“黄河滩涂，一道永远没有答案的世纪性难题。”这道难题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世纪的难题，一个世纪未免太长。
当土地不再是我们农民生存的唯一依赖，他们就不再为土地械斗，当我们有疆无界时，他们就一定能团结友善地对待每一寸土地。走出土地，同时也是对土地之爱的另一种诠释。走出土地，这对今天我们的农民兄弟来说，并不需要漫长的一个世纪。
西斜的太阳下，村主任刘学文又小心翼翼地把石碑重新埋在南墙根下，又一脚脚踏实上面的黄土。但愿，这块石碑仅仅是过去历史的一个见证，正如长旺村那块断碑一样，它让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投射下来的一束阴影，属于历史的东西不是让我们“永志不忘”，而恰恰是让我们忘却。
这天下午，当我离开匼河村时，村书记刘斗奋、村主任刘学文和副书记刘增祥，陪同我来到了村南的后涧沟。后涧沟三面皆是并不高大的土垣，土垣上荒草丛生，有人在咣咣地砍树。一片不大的苹果树林边，颠倒着一块水泥碑，上面写着：匼河遗址。
刘斗奋指着一片长满荒草的土垣说，他八岁那年，经常和小伙伴来看考古工作者在这忙碌，那时，他把一小片龙骨放在嘴唇上，那龙骨就紧紧地沾在唇上，他们能在这片龙骨上吹出呜呜咽咽的声音。
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有一种时光如梦的表情。
在这片土垣上，我怎么也看不到往昔考古工作者留下的痕迹，随着刘斗奋书记的叙述，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八岁的小男孩，无忧的调皮和淘气。时光无情地淹没一切，时光又无时不给我们展示着一种开始。
从一片开阔地瞭望开去，黄河就在不远处默默流淌，黄色黏稠的河水看不到一丝波澜。我无法想象几十万年乃至几百万年前，我们的先祖在这里如何地狩猎生存。他们一定没有土地相争之忧，他们果真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美好日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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