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逛——隶书鼻祖
程巡，字元岑，秦朝下邦（今陕西渭南）人。他身陷牢狱十多年，励志于文字改革，完成了对隶书的编幕整理，这是我国文字史乃至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因而，程迪被称为“隶书之祖”。
殷商以来，文字逐渐普及，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文字差异很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制，统一文字，创造出“秦篆”，又称为“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在全国颁布使用。
但因小篆结构复杂，笔画多弧形，不易速写，经常造成公文传递的延误。逐渐地，在民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字体，较小篆书写方便，容易速写。于是，时代需要一种新的字体出现。晋代卫桓在《四体书势》中曾指出：“秦代使用小篆，但因为秦朝政事繁多，通行的小篆不便书写，这就使篆字难以推广和沿用。”
经过程邀十年坚持不懈地搜集、整理和研究。一种新的字体——隶书出现了。隶书是我国自有文字以来的第二大书体，也是我国书法艺术宝库中瑰丽的珍宝之一。它代替篆书，上继周秦，程遮下开魏晋，具有承上启下的伟大意义，堪称中国历史上一项重大的书法文化创造工程。时至今日，隶书还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狱中亦努力 献字可赎罪
程邀，原是秦朝一名县狱吏小官，主要负责文书抄写之类的差事，尤其擅长大篆，喜欢研究文字。一次，程邀因性情耿直而惹怒了秦始皇，结果被关进了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监狱中，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他想，我不能就这样白白浪费时间，生活在永无出头之日的监狱中，只要自己努力干出一番事业，得到赏识，就有可能赎罪，获得出狱的机会。可是，身陷牢狱，做什么、怎么做才能干出一番有影响的事业呢？
秦始皇建国之初，大兴戍役和摇役，刑法严酷，稍有不合法、不遵法者，就会被关人监狱，致使秦朝的监狱关满了犯人。当时正值秦始皇推行小篆，经过一番仔细考虑，程邀萌发了一种想法，利用自己对文字有研究的专长，创造出一种既容易辨认又容易书写的字体，解决当务之急。有了明确的目标后，程邀开始在监狱中一心一意钻研字体结构，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对文字的改革中。他利用一切机会，广泛搜集民间流传的各种字体。他发现，秦朝官方文字小篆由于过于复杂，书写起来很不方便，已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而民间在文字使用中多求易、求简、求快，敢于打破文字使用的成规，冲破文字模式的束缚，书写时潦草多变，使得原有的篆体字形结构和书写方式都在逐步发生着变化，从而形成了大量的俗体字。在研究的过程中，程邀的思路日益清晰：对文字进行整理和加工，实现书写的快捷方便，并使之走向统一和规范化。
程邀在监狱中潜心研究，精心琢磨，编创并举，一个字一个字加以推敲和改进，把原来大篆、小篆的圆转改变为方折。同时删繁就简，去粗取精，每一个字他都用不同字体写上数百个，然后从中选取最满意的一个。经过十年的精思苦索和加工整理，终于创编、整理出比小篆字体结构简单、书写方便，又易于辨认的三千多个美观、实用的隶字。程邀所整理出来的这批隶字，比较接近篆书形迹，后人称为“古隶”或“秦隶”。因此，程邀被称为“隶书之祖”。
完工后，程邀立即将这一成果呈献给秦始皇。秦始皇在位期间一直勤政敬业，天下大小之事多由他亲自处理，每次批示的文书都是竹简，以石（一百二十斤）为单位，不批完一石，他绝不会休息。文字的不统一和难以辨认，是他在批阅文书时颇为头疼的一件事。当秦始皇看到程邀整理的文字时，非常惊喜，对他的行为非常赞赏，不仅免了他的罪，还将他提升为御史，并将程邀整理出来的隶书发交各地官府，在牢狱中广泛运用。
由于程邀地位卑微，属于“隶人”（即犯罪的人），起初，这种字体也是专供牢狱隶役使用的，所以人们就把他编纂、整理的字体叫做“隶书”。隶书的出现和推行，极大地方便了政府政令的及时传达和处理，也方便了百姓的生活。
自从隶书推行后，它便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字体。郭沫若先生对秦始皇文字改革的措施十分肯定，他说：“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
隶书勤中得 造福于后世
隶书的出现，绝不是程邀一个人闭门造车的结果，它是许多人日积月累共同创造的成果。但程邀勤于收集、整理、加工的努力，则是促成“隶书”整体昭示于世人并得到公认的直接原因。
从考古发掘的一些先秦金文、帛书和简册遗物看，隶书在周朝已经出现了萌芽。如西周孝王时代的《小克鼎铭》等作品，在其笔法上就已切露隶书的端倪。到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字开始了由篆向隶的转变。这一点，从一些出土的战国中期的帛书和木简文字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1980年在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发掘了一处战国墓葬群，在众多的出土遗物中有两件木犊，一件残损严重，另一件却保存较为完好，而且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青川战国木犊比云梦秦简约早八十年，它的字体和秦简上的秦隶极为相似。这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隶书。这说明，秦朝时既有篆书这样的官方规范字体，也有像隶书这样的非官方字体，只不过民间的篆书写得更为随意草率。
程邀顺应时代的需求，针对当时已经存在的这些隶字，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收集和系统的整理加工，“去杂取精”，使其进一步统一和规范化。也就是说，程邀的功劳主要应为编纂、整理和加工，而非传说的“创始”之功。即便如此，他的功绩也是伟大的，无愧于“隶书之祖”这样的称誉！
程邀当初在整理这些隶字时，主要是取决于实用，并没有从书法审美的角度来理解。当时，隶书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甚至到了汉代初年，一些保守者还不承认它，因为“隶书”本身就带有贬义。在西汉，重要文献、官书仍旧要用篆书来写，而免夺三公官爵的策书才用隶书书写。程邀死后一百多年，直到汉宣帝时，隶书才成为日常正式使用文字。随着历史的发展，隶书在汉代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也更趋于工整和精巧，“汉隶”成为后人学习隶书书法的最高典范。秦汉时期隶书的审美价值，由一开始的被人们轻视到逐渐被人们认可，这恰恰是中国书法艺术开端的表现。
可惜的是，很长时间一直难以见到秦隶真迹。直到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了1100余枚竹简，上面有保存比较完整的秦隶，湮没了两千多年的秦隶墨迹，终于重现于世。《睡虎地秦简》上的秦隶，字形工整端秀，笔画浑厚而灵动，说明了隶书的笔法正在日趋成熟。
隶书的产生，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我国文字史乃至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此，我国文字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启了今文字，在形体上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约；在造字原则上则从表形、表意到形声，字体结构也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直到今天，隶书仍然是一种常用的字体，并作为一种书法艺术而延存，深受群众的喜爱。在这一点上来说，程遮功不可没。
程邀一生十分坎坷，身陷牢狱十多年，是“囚”，是“隶”，但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从逆境中奋起，矢志不移，忍辱负重，呕心沥血，整理、加工、编纂出隶书，成就了一番伟业。他身上体现出的这种勤劳质朴、务实创新的精神，在当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班固——泣血著《汉书》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气司马迁一起被称为“班马”，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并列为汉代大赋四大名家。所著《汉书》与《史记》《后汉书》和《三国志》一起被列为中国的“前四史”。
班固出身于官宦世家。早在秦汉时期，班固的祖先就是边疆地区的富豪，势力强大，后来世代从政。他的父亲班彪曾担任过县令，酷爱治史，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编写过《史记后传》。
官宦世家 英才辈出
班固的弟弟班超是东汉著名军事家和外交家，智勇过人，出使西域时，把汉朝的威名传播至中亚，为东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投笔从戎”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两个经常被人们使用的成语，就是因他而来。
班超年轻时家境并不富裕，靠为官府抄写文书过活。一天，班超起身将笔扔在地上，感叹说：“大丈夫当志存高远，我虽然地位低微，也应当效仿张赛出使西域，立盖世之功，成封侯之业！”这就是“投笔从戎”的来历。
后来班超果然如愿受汉明帝之命，作为使节联络都善（今新疆若羌县附近）抵御匈奴侵扰。一开始，都善王对不远万里而来的班超一行殷勤有加。但过了几天，匈奴使者也到了都善，都善王畏惧匈奴这个强大的近邻，派兵软禁了班超一行。班超当机立断，对部下说：“匈奴使者来后，我们的性命危在旦夕。如今只有杀掉匈奴使者，让都善王得罪匈奴，才能坚定他与我们生死与共的决心。”有人担心匈奴使团兵强马壮、防卫严密，而己方仅有区区十余骑，实力悬殊。班超拍案而起，说：“不人虎穴，焉得虎子！”于是部下斗志昂扬，跟随班超夜袭匈奴营地。班超用兵如神，先用火攻，再乱箭齐射，全歼了匈奴使团。都善举国震惊，没想到汉军如此晓勇，于是决定归附汉朝。
班固的妹妹班昭也是女中豪杰。后世竞相传诵的《汉书》中，有部分篇章就是出自这位才女之手。在中国古代，修史被看做是德才兼备的人才能从事的崇高事业，班昭能够名列史家，并非浪得虚名。班昭年轻时就被公认为才女，汉和帝爱惜班昭的才学，特许她出人皇家史馆阅览书籍，又常常召她到皇宫，教授皇后和其他殡妃、贵人诵读经史，后宫皆尊她为师。班昭的才智成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金星上的“班昭陨石坑”就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人们以此寄托对她永远的追思。
班固家人多为名家英杰，家风端肃，正是这样的家庭环境，孕育和培养了班固。
聪敏好学 谦虚大度
班固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13岁时，汉代著名思想家王充正值青春年华，到京城洛阳游学，拜班彪为师。有一天，王充在老师家中求教，谈论汉朝事务时，班固不时地说出一两句见识广博的话语，王充听后十分惊奇，对班固的才华赞叹不已，他对老师说：“此儿必记汉事！”认为班固将来必定会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班固16岁时，人京城太学读书，进一步深造。他利用丰富的学习资源，博览群书，用功苦学，格外勤奋。他不仅好读书，而且会读书，善于学习。班固的学习视野很开阔，能够向各种流派学习，博采众长，并不局限于一家之言。班固看书，也不停留在字音字义等细枝末节，而是了解经籍大义，融会贯通。他性格宽容随和，谦虚大度，平易近人，虽然博学多才，但为人低调，深受学士们爱戴。
修史遭祸 狱场得福
班固23岁时，父亲班彪去世。班固扶着父亲的灵枢，从京城洛阳返回家乡扶风安陵安葬，为父亲守孝。在为父亲守孝期间，班固开始整理父亲的《史记后传》。通过对《史记后传》的整理，他发现一些不尽完善之处，于是决定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写《汉书》，完成父亲的著述事业。后来，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自改作国史。封建专制时代，修史是国家的事情，只能由国家任命的史官记录皇帝的言行。如果任由私人写作国史，国家就失去了对文化的掌控能力，这正是统治阶级所害怕的，因此也是不被允许的。班固就这样被捕人狱，书稿也被查抄。班固陷人了绝境。
在这生死关头，班超为了兄长，不顾个人安危，快马加鞭赶到洛阳，上疏为班固申冤，引起了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意召见班超核实情况。在汉明帝面前，班超大胆直言，说出父兄所著史书的缘由：司马迁所著《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父亲班彪为弥补这一缺憾，决定著述《史记后传》65篇，而班固继承父志修史也是为了宣扬汉朝的功德。此时，班固的手稿也被作为罪证送到京城洛阳，明帝读过后，证实了班超的说法，并且对班固的才华非常惊讶，称赞这是一部奇书，十分赞赏班固。
这件事成为班固人生中的重要转折。他因祸得福，受到明帝的赏识，被任命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代皇家藏书的地方，在这里，班固利用丰富的藏书，不断收集和消化新的史料，开始了二十余年潜心治史和著述的生涯。正是这二十多年的辛勤劳作，泣血著述，使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巨著《汉书》的主体部分。
撰著《汉书》意在“宣汉”
班固所撰《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部史家巨著，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前206），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23），共230年的史事。《汉书》不仅详细记述了西汉的兴亡历史，还开创了中国古代正史的体裁。班固修《汉书》，采用《史记》的纪传体并加以完善，又改变司马迁通史撰述的做法，集中记述西汉一朝史事，从而创造出断代纪传体史书的体裁。作为中国古代正史的“二十四史”，自《汉书》以后，都用这种体裁。可以说，《汉书》正式形成了中国古代正史的体裁。
班固对西汉的统治是极为肯定的，生怕历史上建功立业的人物湮没无闻、惊天动地的事迹被后人遗忘，因此力图通过修史来宣扬汉朝功业，这就是班固为汉书所确立的宗旨——“宣汉”。后来虽有人向皇帝告发班固私修国史，但是由于班超挺身而出为班固申冤，再加上所著史书内容符合汉朝统治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班固反而受到汉明帝的赏识，被授予官职，掌管皇家图书馆，专门著史。这就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书籍和珍贵史料，为《汉书》的写作提供了丰厚的材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后来的窦宪事件中，班固受到牵连，含冤而死，时年61岁。此时《汉书》尚未最终完成，先后由其妹班昭、班昭门生马续续写补足。最终《汉书》成书于汉和帝时期，前后历时近四十年。可以说，一部《汉书》，花费了班家两代人的心血。
班固为了达到“宣汉”的目的，极力搜罗各种史料，而且录人很多原始材料，叙述有始有终，系统完备。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所以南朝著名史家范哗评价《汉书》，称它“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非后世史官所能及”，认为这部作品叙事详细、内容丰富，是后代史官望尘莫及的。不仅是范哗，历代史家都对《汉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历史上，《汉书》又被称为《前汉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被历代史家视为“二十四史”中成就最高的四部。
有人统计过，《汉书》总字数为742298个，尚且不及百万，但它却登上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巅峰，历经千余年，大浪淘沙，依旧光芒四射！一部《汉书》，倾注了才华横溢的两代人的心血，耗去了他们近四十年的光阴，其间的曲折与坎坷、执著与追求、勤劳与敬业，为后人所传颂。尤其是班固，毕其一生，泣血著《汉书》，百折不挠，其杰出的史学业绩和治史精神，也永远彪炳史册，令人感念不已！
马韵——机械发明家
马钧（199一？），字德衡，三国时期魏国扶风（今陕西兴平）人。因为擅长发明创造和革新机械，享有“天下之名巧”的美誉。他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上最负盛名的机械发明家之一，为我国生产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
马钧从小口吃，不善言谈。但他聪明灵巧，喜欢钻研机械方面的问题。他曾担任曹魏的博士官和给事中，属于正五品官职。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核心，受儒家“重道轻器”“贵德贱艺”思想的影响，科学技术在古代士大夫眼中总是被看做“奇器淫巧”“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所以著名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里就根本没有为马钧立传，更不屑于记录他的科技发明的技术细节。历史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指南车的再现
指南车是一种用来辨别方向的工具。相传四千多年前，黄帝和蛋尤作战，蛋尤为了取胜，布下雾气使黄帝的军队迷失了方向。黄帝因此发明了辨别方向的指南车，最终战胜了蛋尤。又传说三千年前，远方的越裳氏（在今越南）派使臣到周朝，迷失了回去的路线。于是，周公制造指南车相赠，作为指向的工具。这些故事虽然仅是一种传说，但实际上我国古代指南车在很早以前便已经出现了。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张衡也曾创造了指南车，可惜后来这种制造方法失传了。到了三国时期，很多人都不知道指南车为何物。因此，常侍高堂隆和晓骑将军秦朗认为，古代文献记载有指南车的说法是不可信的。马钧根据自己的技术实践和经验，持相反意见，他确信史书记载的指南车是合理的，现在看不到是因为年久失传，只要认真钻研，指南车一定可以重新做出来。他的这种说法却遭到高、秦二人的奚落和讥讽，他们认为马钧是异想天开，并将他的想法作为笑话察告魏明帝曹睿。魏明帝听后，却想借此机会试一试马钧的才能，于是诏命马钧制造指南车。在没有任何直接相关的资料和模型的情况下，马钧充分发挥自己的巧妙构思，夜以继日，反复试验，没过多久，便设计制造出一辆指南车。最终，这场争论以马钧的胜利而结束。
马钧制造的指南车，结构灵活巧妙，不管战车如何翻动，车上木人的手指始终指向南方，而且不需借用人手操作，其方向准确无误。魏明帝观看后惊叹不已，满朝大臣也对马钧的巧思敬佩不已。英国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对马钧制造的指南车有着很高的评价，称之为“人类历史上迈向控制论机器的第一步”。指南车的发明，充分表现了马钧敢想、敢做、肯钻研的创新精神。
新式织绒机的诞生
马钧出身贫寒，深知百姓生活的艰苦，这促使他在实践中比较关合生产工具的革新。我国丝织业历史悠久，大约在五千多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已经开始了丝织业生产。我国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逐步发明了织绞机。但那时的生产效率还很低，织工在这种笨拙的织绩机上操作，常常累得满身流汗，而且容易出故障，织一匹花续需用两个月时间。马钧看到这种旧织绩机费力又费时，便下决心对其进行改良。他深入生产过程中，对旧式织绩机进行了认真研究，吸取以往优秀的经验，另辟蹊径，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设计出一种新式织绩机。改进后的新织绩机真正简化了织机的结构，不仅使织机使用起来简单方便，生产效率比原来提高了四五倍，大大降低了织工的劳动强度，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织出各种奇特的花纹图案，花型变化多端，绚丽多彩。据一些专家推断，马钧的新式织续机与宋代提花机相去不远。这种新式织续机一诞生，便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运用，大大加快了我国古代丝织工业的发展速度，并为我国家庭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龙骨水车的发明
马钧还研制了用于农业灌溉的工具——龙骨水车（也叫翻车）。我国应用水车有着悠久的历史，东汉中平三年（186），毕岚曾制造了翻车，当时主要用于取河水洒路，并非直接用于农业灌溉。我国古代的灌溉工具，在先秦时期普遍使用的是桔梅和辘护，它们都能将水从低处引向高处，但那时的工具都是间歇式提水，劳动效率很低。马钧经过勤奋钻研，反复琢磨、调试，发明了一种新式翻车，是变“间歇式提水”为“连续运水”的创始，在中国灌溉工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之一。
马钧在京城洛阳任职时，看到城里有一大块坡地，因地势较高，无法引水浇地，一直荒废着。马钧觉得这块坡地土质较好，若能引水灌溉，可以开辟作为园圃，他便主动为当地百姓排忧解难，设计一个便捷的引水工具来解决灌溉上的困难。经过反复研究、试验，他终于创造出一种新式翻车，顺利地把河里的水引上了坡地，使这里变为良田。马钧发明的这种翻车，效率高且省力，连小孩也能转动，“其巧百倍于常”。新式的翻车能循环往复连续提水，出水量也大，节约人力，而且还能在雨涝的时候利用翻车向外排水，减少自然灾害。更有优势的是，它还具有操作搬运方便、能及时转移取水点等特点，极大地方便了百姓的农业生产。
自新式翻车问世后，一直被后代的中国乡村所沿用，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没有实现电力提水浇灌农田以前，我国许多地区都广泛使用翻车提水，直至今天，我国某些地方在农忙时节仍可看到翻车的身影。可以说，翻车是我国农业灌溉史上普及面最广、应用时间最久的一种灌溉工具。马钧发明的翻车，真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水转百戏
统治者也利用马钧的“绝世巧思”为自己娱乐服务。就在翻车制造后不久，马钧又奉诏制作木偶百戏，也称“水转百戏”。一次，有个官员为了讨好魏明帝，进献了一种叫做“百戏”的木偶玩具。这种玩具造型精美，制作巧妙，可那些木偶是静止、固定的，只能作为一种摆设，为此，明帝觉得很遗憾。于是，他便让擅长机械的马钧将这些木偶加以改造，使其成为活动的“百戏图”。经过多次琢磨和反复调试，马钧成功地创造了“水转百戏”。他用木头制成原动轮，以水力推动，使其旋转，以传动机构。这样，上面所有的木人都可以动起来：乐工木偶们击鼓吹箫，歌女木偶们翩翩起舞，杂技木偶们有的耍剑，有的骑马，有的在绳上倒立，还有百官行署、春磨、斗鸡，表演变化多端，惟妙惟肖，极为生动有趣。并且这些木人活动自由，动作极其复杂，巧妙程度是原来的百戏木偶所无法比拟的。魏明帝和百官看后赞叹不已，马钧的声誉更是闻名遐迩。
尽管“水转百戏”是供当时封建统治者玩乐的东西，对生产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作为机械发明，其复杂和精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充分展示了马钧在机械传动设计与制造方面的卓越才能，它所达到的机械水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惊叹的，对后来的木偶戏也有重要的影响。
军事上的发明
马钧在机械制造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上述的发明创造外，他在军事器械制造上也有不少发明创造。当时，魏、蜀、吴三国经常交战，诸葛亮率兵攻打魏国时，曾使用了一种新发明的连弩，可以连续发射数十支箭。马钧仔细观察这种连弩后认为，虽然制作精巧，但还可以改善，使其发射的效率再提高五倍。同时，他还计划改造当时攻城用的抛石机。旧式抛石机是单发的，只要对方在城墙上挂起湿牛皮，就能挡住抛石机投掷过来的石头。当时发石车每发射一次一二十千克重的石头，需几十人拽动绳索。马钧针对其效率太低的问题，打算制造轮转式的连续抛石机，以机械带动大轮，系着绳索的石头随轮而转，待旋转速度达到最大时，绳索就断了，石头便迅速飞出去攻击目标，像闪电似的一个接着一个，使敌人不胜躲避和抵挡。马钧曾以自己制造的抛石机做过试验，用数十块砖瓦，可以抛出去数百步（一步合约1.4米），可见其威力相当大。马钧希望通过这些新式武器来提高魏军的作战能力，可他为国尽职效力的理想却未能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当时著名的儒学家裴秀看不起马钧这种技能，经常故意在公众场合对他发难和讥讽，马钧因质朴口呐、不善言辞，经常被裴秀刁难而“口屈不能对”。当时的文学家傅玄见此，便责备裴秀不要用自己的长处攻击别人的短处，并对马钧改进军事装备的行为十分支持。他大力游说安乡侯曹羲，希望国家能重用马钧，但武安侯曹爽对此却置之不理，最终导致马钧军事兵器革新的成果被扼杀。傅玄对此感慨地说：“马先生的巧思，就是古时的公输般（鲁班）、墨翟以及近代的张衡也比不过，但公输般和墨翟都能重用于当时，张衡和马钧却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这实在让人痛心啊！”
马钧在手工业、农业、军事等方面有很多卓越的发明创造，是三国时期最优秀的机械制造家，在我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杰出科技人才。他的才能虽然没有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所重视，他的发明创造却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为我国生产技术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马钧是古代陕西人的杰出代表，他质朴寡言，善于思索，．勤于动手，热爱钻研，注重实践。他的这种勤劳和实干的精神，在秦地影响深远。而古今秦人对科技的重视以及寡于言而敏于思的探索精神，也已积淀成为当代陕西精神的核心内涵之一，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潜在而又巨大的作用。
阎立本——划时代的绘画大师
阎立本（？一673），唐代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擅长工艺和建筑，尤为精通绘画，是初唐时期著名画家，被誉为“丹青神化”，是开一代画风的杰出人物，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阎氏父子三人（父阎毗、兄阎立德及阎立本）并以工艺、绘画驰名隋唐之际。
阎立本出身贵族之家，为北周武帝的外孙。父亲阎毗擅长工艺，精通书法、绘画与建筑艺术，深得北周武帝的赏识，被北周武帝的女儿清都公主招为附马。兄阎立德博学多能，也擅长书画、工艺及建筑工程。
阎立本深受家学影响，自幼酷爱绘画，善于刻画人物、车马、台阁，尤其擅长肖像画与历史人物画。他年轻时崇拜南朝著名画家张僧矫，曾三观张僧矫的壁画而流连忘返，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美谈。
三观壁画
有一次阎立本到荆州去办事，途经一个地方时，听说附近一个寺庙里有幅张僧舔的壁画，于是特意前往观摩。他风尘仆仆赶到这座古庙，兴冲冲来到壁画前，端详好一阵，却觉得这张画实在太一般了，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心中十分失望。看罢便匆匆离去了，并对其他人不以为然地说：“从这幅画来看，张僧舔是空有虚名啊！”但回到住处后，他心里却又矛盾起来，反复琢磨，总觉得应该珍惜这次观摩张僧蒜真迹的机会：人家毕竟是公认的大画家，是不是自己观看时比较粗略，所以没有看出名堂？第二天他又跑去观看壁画。这一次，他细心观察，并不停地思考。看着看着，慢慢有些体会了，觉得这幅画还是很有特点的，不愧为大家手笔。第三天，他再次来到壁画前，这次，他连一个细微的地方也不放过，仔细研究，发现画中果然有不少妙处。他越看越钦佩，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品味，觉得张僧舔的画笔精墨妙，技艺高超，果然名不虚传。他越看越人迷，感到画中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欲罢不能，到后来索性，搬到庙里，朝夕揣摩，坐卧观之，在庙里留宿了十多天，才恋恋不舍地离去。正是这种如痴如醉、执著追求的精神，使他登上了唐代绘画艺术的巅峰。
阎立本在艺术上虚心学习，深人钻研，从不浅尝辄止。他善于吸收、借鉴前人的经验，但不因循守旧、拘泥于成法。他的画取法于张僧舔、郑法士、杨契丹、董伯仁、展子虔等名家，在继承南北朝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标新立异，自成一家。古人誉之为“丹青神化”，推崇其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妙笔实录
阎立本最擅长人物画，对人物的状貌神情刻画得细致人微，画中人物神形兼备，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当时号称“神品”，备受推崇。
《历代帝王像》是阎立本的一幅绝世艺术珍品，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这幅画卷纵51.3厘米，横531厘米，全卷描绘汉至隋代十三个不同帝王的形象：汉昭帝刘弗陵、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巫、蜀主刘备、吴主孙权、晋武帝司马炎、陈文帝倩、陈废帝伯宗、陈宣帝项、陈后主叔宝、北周武帝宇文琶、隋文帝杨坚、隋场帝杨广。这组画卷对人物的塑造不只停留在表面上，对各个帝王的性格、功过作了精细刻画，连各帝王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在画中曲折表现出来：如蜀主刘备面带饱经风霜之后的哀痛苦愁；吴主孙权呈现目中无人的傲慢：曹工则流露出挑衅式的目光，显出一副精悍霸道、咄咄逼人的神气；陈后主两眼无神，状貌萎靡不振；隋文帝杨坚神采焕发，晓勇威武；隋场帝骄傲、固执并带有放纵享乐的神情。阎立本选择有特征性的细节，主要体现在面部，特别是眼睛、嘴和胡髯。在绘画过程中既注意刻画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共同特性和气质仪容，又根据每个帝王的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性格和政治作为，采用刚劲线条与过渡式晕染法，把每个皇帝的内在气质和政治风度表现得惟妙惟肖，成功塑造了个性突出的典型历史人物形象，充分体现了阎立本卓越的艺术造诣。《历代帝王像》的艺术成就代表了初唐人物画的崭新水平，在古代绘画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阎立本的很多作品都与唐初的政治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职贡图》《西域图》《外国图》《异园斗宝图》等。
《历代帝王像》（局部）中国朝贡、进奉各式奇珍异宝的“万国来朝、百蛮朝贡”的景象。图中绘有十二国使者，阎立本以娴熟的艺术造型能力，刻画出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气质各异的使者，图中人物活灵活现，生动有趣。《职贡图》不仅是艺术品，阎立本也用他传神的画笔，记录了中华民族曾经的伟大时代：唐王朝的强大与繁荣，它与周边各民族的友好交往。
其中最有外交史料价值的当属《步荤图》。画家以细致精湛的手法，真实记录了贞观十四年（640），吐蕃王松赞干布派使臣禄东赞到长安请求与唐公主和亲，受到唐太宗李世民接见的生动场景。画面的中心人物是位于右上方的唐太宗，从造型上看，他大于周围的人物，这是表现画中人物地位尊贵或突出中心人物常用的手法。图中的李世民雍容大度、气宇轩昂、目光深邃、表情庄重、泰然自若，面对吐蕃使臣的拜渴，面部有欢迎与嘉许的情态，充分展露出唐代帝王的风范与威仪。而位于画面中间部位的使臣禄东赞，身着藏族服装，仪容质朴，满面风尘，额头布满皱纹，体现出藏族人民所特有的气质；他正向李世民拱手致敬，表情恭肃，目光睿智，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使者的身份。禄东赞前还有一位手氏朝笋者，可能是朝中引班的典礼官，体形魁伟，红袍虫髯，沉着雄健，表现出盛唐人物的精神风貌。后面着白衣者大概是宫中均内侍或译员，神态拘谨、谦恭，可以看出其地位职务的悬殊。
《步荤图》李世民的周围分列着九名姿态各异的宫女，有扶荤的、撑伞的，体态轻盈，顾盼生姿，烘托出唐太宗的地位与权威。整个画面气．氛和谐生动，展示了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的友好情景；画面主体鲜明、特征突出，充分表现了李世民“天可汗”的帝王风度和吐蕃使者诚恳友好的情态，反映了汉藏人民之间亲切友好的交往。这幅画作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那个摄影机还未诞生的时代，阎立本用他手中的画笔，反映唐代与周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记录初唐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生动场景，给后代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古人讲“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古往今来，但凡成就一番事业者，莫不勤于进取、善于思考。据说阎立本嗜画成性，当他官居宰相时，公务之余仍然醉心于丹青。这种始终不渝的追求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李谆风——历算奇才
李淳风（602-670），吱州雍县（今陕西凤翔）人。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道士，对道家文化有较大的贡献。
李淳风的父亲李播，隋朝时担任过高唐尉之类的县衙小吏，很不得志，就弃官做了道士，自号黄冠子。李播这个人很有些才学，注释过《老子》。道学和道学典籍中蕴涵了丰富的自然科学成就，尤其是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因此弃官从道的他对天文学也多有研究，写过《天文大象赋》这样的天文著作。成长在这样家庭里的李淳风，自幼俊秀爽朗，颇有些道家风骨；并且“博涉群书”，尤其精通天文、历算、阴阳方面的知识，这对日后李淳风成就一番事业十分关键。
初出茅庐挑战权威
唐太宗贞观年间，天文学家傅仁均编订了唐代第一部历法《戊寅元历》，但对日食月食的测报曾多次出现误差。经过审慎研究，年仅二十多岁的李淳风上书驳斥《戊寅元历》，与傅仁均争论历法。傅仁均在唐初是个很有名望的天文学家，是当时这个领域的权威，但争论过后，学者大多同意李淳风的意见，可见他在天文学方面的天赋非同凡响。
在古代，历法编撰是一般学者很难问津的，而李淳风对《戊寅元历》提出修订意见时才二十多岁，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贞观七年（633），李淳风制造浑仪（浑仪与另一种天文仪器浑象总称为浑天仪），著《法象志》七卷，评论前代浑仪得失。呈给太宗后，太宗大为赏识，令人将李淳风所造浑仪放在皇宫的凝晖阁上。贞观十五年，李淳风被升为太常博士，后转任太史垂，贞观二十二年出任太史令。
李淳风进人太史局，成为官方的天文学家，获得了稳定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研究条件，这对于年轻的李淳风帮助很大。在太史局，李淳风如鱼得水，充分展现他的才智，鞠躬尽瘁，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他钟爱的天文学事业。
勤奋敬业 成就辉煌
在太史局的四十多年里，李淳风勤奋敬业，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除了《典章文物志》《乙巳占》和《秘阁录》等著述外，在数学、天文、史志、星占和气象等方面，都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数学方面，李淳风的主要贡献是编订和注释著名的“十部算经”（又称“算经十书”，是指《周牌算经》《九章算术》等十部数学著作）。这十部数学著作，是我国唐代以前的主要数学著作，代表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光辉成就，后来被用作唐代国子监算学馆的数学教材，也成为唐以后历代的数学教科书。李淳风的编订和注释工作，是对唐朝以前的数学成就所作的一次系统总结，标志着以《九章算术》为中心的我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也表明我国古代数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唐以后的数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以后宋元时期数学的高度发展创造了条件。李淳风整理“十部算经”以后，唐朝的《韩延算术》，宋朝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杨辉的《九章算术纂类》、秦九韶的《数书九章》等数学名著，都引用了“十部算经”中的问题，并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后人给予李淳风编订和注释“十部算经”以很高的评价，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就说过：“他大概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注释家。”
在天文学方面，他的主要成就是编订《麟德历》和改革浑仪。《麟德历》对完成中国历史上采用定朔的历法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古代历法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确定每月的第一天。《戊寅元历》之前，历法家一般用平朔的方法来确定。平朔没有考虑太阳运行和月球运行的不均等性，因此不够精准。《戊寅元历》虽然采用了定朔法，但漏洞较多，准确性不足，不能取信于人。直到李淳风编制出更为精准的《麟德历》，定朔法才被后来的历法家普遍采用。《麟德历》后来东传日本，并于天武天皇五年（667）被采用。
浑仪是古代观测天体位置和运动的重要仪器。最迟在公元前360年，我国古人就已制成“先秦浑仪”。西汉落下阂、耿寿昌与东汉贾透、张衡都制造过浑仪。经过李淳风的改进，使得天文观测更加快捷简便，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仪器，历代的浑仪制作都仿造它的结构。
在史学方面，李淳风的主要贡献是参与“唐修八史”。李淳风受诏参与撰写《晋书》及“五代史”，编纂其中的《天文志》《律历志》和《五行志》。李淳风撰写《天文志》《律历志》和《五行志》时，对魏晋至隋朝这段历史时期的天文、历法和数学的重要成就以及发展脉络，做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和总结。
除了在数学、天文和史志方面的贡献外，李淳风在星占方面也颇有建树。《乙巳占》10卷，就是李淳风的星占代表作。星占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精华糟粕参差不齐，由于它和天文学之间有着相伴而生的关系，古代许多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涉猎星占，并不能单纯地视为封建迷信。李淳风的《乙巳占》中就保留了许多科学史料，如天象的记录，天象的描述，当时分至点的位置，浑仪的部件及结构，岁差的计算值，等等。此外，在这部书中，也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历法数据和气象资料，记录了李淳风长期观测的成果和结论，比如记载李淳风将风力定为八级。欧你则是在1000多年后的19世纪，由英国人蒲福（Francis Beaufort，1774-1857），在李淳风的基础上，把风力定为0-12级。可以说，李淳风是世界上最早给风定级的科学家。
神乎其神 百世流芳
关于李淳风，人们所熟识的，多半是他的被传得神乎其神的《推背图》和他对武则天要做皇帝的预言，认为李淳风是个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的半人半仙式人物，而他作为一名严谨而出色的科学家的身份，因此被人们忽略和遗忘。历史在此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其实，人们对那些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故事”加以想象，由此而来的传说乃至“神话”，也有其传奇般的魅力和文化传播的价值。
但史实毕竟是史实。李淳风在注解“十部算经”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明辨是非和正确见解，不囿成见、．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融会贯通、创造性地发展前人的科学成果，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真实的李淳风是一位卓越的自然科学家，一个历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在整理“十部算经”和撰写史志时，他的精心整理和智慧撰写，为后人保留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够看到祖先的伟大科学成就，李淳风功不可没。
李淳风一生谦虚谨慎，认真踏实，淡泊名利，他身上具有的实事求是、不断开拓的科学精神，使他取得了一系列光耀历史星空的成就，他不愧为世界级的古代科学家和历史文化名人，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旷世奇才！
孙思邈——济世药王
孙思邈（581-682），唐朝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被后人誉为“药王”。所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
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城东有个药王山，山上建有药王庙，这里供奉的药王就是孙思邀。他的医疗思想和道德品质为历代所称道，成为后世医家的师表。
久病成医 心系苍生
孙思邈出身贫寒。他的降生，给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麻烦和不幸。幼年孙思邈体弱多病，为了给他治病，父亲背着他不知走过多少路，投过多少医。病痛折磨着孙思邈，也拖累着他的家庭，这种经历和体验让他很早就产生了学医行医、悬壶济世的强烈愿望。
孙思邈慧悟，7岁人学读书，每天能背诵一千多字的文章，被乡里称为“圣童”。12岁那年，他的老师不幸因病去世，孙思邈非常伤心，这更加坚定了他从医的信念。
孙思邈的父亲是个木匠。有一天，孙思邈和父亲一块到馨玉山的郎中张七伯家去做药柜。张家院子里摆满了许多从山上采来的中草药。孙思邈非常好奇，这些草根树叶居然都能治病？于是问这问那。张七伯见他好学，就不厌其烦地一一解答。从这以后，孙思邈经常出入张七伯家，帮七伯晒药、炮制药、上山采药，同时向七伯学到了不少药材方面的知识。孙思邈对医药学的兴趣也越来越大，求知欲也越来越强。有一天，张七伯拿出一卷书送给孙思避说：“这是我舅舅送我的《黄帝内经》。我没上过学，认不了几个字，教不了你更多的东西，你把这本书拿回去好好钻研吧！”
回到家的孙思邈惊喜地读了起来，各种病象、病理在他的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转眼间，孙思邈18岁了。这一年，他的婶婶得了一种病，身体日渐消瘦，只剩一身皮包骨。孙思邈认定是寄生虫病，他根据张七伯提供的一个土方子，配了一瓶药酒送给绝望中的婶婶。婶婶喝了这瓶药酒，又吃了几服汤药，没过多久，就完全康复了。这是孙思邈在行医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亲朋好友的夸奖让他兴奋不已，他钻研医学的劲头更足了。
张七伯非常欣赏孙思邈，就推荐他拜舅舅为师。勤奋好学的他一年后即学成出师，回到村里正式行医。他一边行医，一边学习，医术进步很快。他重视前人的宝贵经验，但尊古而不泥古，整理总结出了方、证、治相统一的《伤寒论》（今称唐本《伤寒论》）；在临证实践中，他非常重视妇、儿疾病，为妇、儿科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他对防治瘦病、雀目等营养缺乏性疾病有突出贡献；他在用药方面重视综合治疗，注重辩证用药，被后世称为“药王”；他首先使用硫磺伏火法，对火药的发明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到20岁时，孙思邈就很有名气了。
隋文帝闻知孙思邈的名气，便聘他做“国子博士”，也就是中央最高学府的学官，但被孙思邈委婉谢绝了。到了唐初，唐太宗、唐高宗也曾召见他，要赐他爵位，授给他官职，也都被他一一推辞了。孙思邈认为当官是为民服务，做郎中也是为民服务。但是，当官容易做坏事，当郎中却是实实在在地为人做好事。他不为利禄所惑，淡泊名利，坚持以医生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救死扶伤。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孙思邈的选择实属难能可贵。
生命至上 济世良医
在药王庙孙思邈塑像背后的石壁上，有一方圆四尺的圆形山洞，直通到山外的山脚下，人称“龙穿洞”。
相传在孙思邈50岁那年的一天晚上，他正在专心读书，有一条老龙变成一个身穿黄袍的高个子老头来找他看病。孙思邈给他切了脉，觉得很奇怪，就试探地问老头：“你大概不是人吧？”老头听了一点儿也不生气，反而问孙思邈：“那你说我是什么？”孙思邈说：“你的脉起如腾云驾雾，落如翻江倒海，你应该是龙吧？”老头听了哈哈大笑，跷起大拇指说：“你的脉切得真准，怪不得名声能传到天上。我的确是条老龙，半年前生了一种怪病，饿得发慌，但食道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吃不下东西。”孙思邈说：“你的病我知道了，但我现在没有治你病的药，后天上午你用真身再来找我，我一定把你的病连根除掉。只是我们这里的人没见过龙，你会把他们吓着的，需要想个办法。”老龙说：“没有问题，你就在家等我好了。”
第三天，孙思邈吃过早饭，在院中等着老龙。突然，“嗯”的一声，院中石壁上出现了一个大洞，从洞中伸出一个龙头。原来老龙从后山的山脚下钻到了这里。孙思邈用两根银针和一大桶“白瓣曲子汤”治好了老龙的病。老龙也在山中留下了一个几里路深的“龙穿洞”。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这却是老百姓用中国民间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孙思邈高超医术的赞扬。
孙思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既读书，又不照搬照抄，在实践中取得了许多理论突破。有一天，邻居对孙思邈说：“青石村陈老大的病情越来越重，看来活不了几天了。”孙思邈说：“我现在就去给他治。”青石村离孙思邈住的地方有二十多公里的山路，邻居们劝孙思邈，这一大把年纪还是别去了。但他坚定地说：“我年纪虽然大了些，但身体还硬朗着哩。”说完，带着药囊、银针，拄上拐杖毅然上路了。
黄昏时分，孙思邈终于到了青石村，在一个破窑洞里找到了病人陈老大。陈老大已经昏迷不醒，到了只有出气很少进气的地步。孙思邈马上对病人进行抢救，折腾了大半夜，病人终于醒了过来，但身体稍微一动就像刀割一样疼痛难忍。
孙思邈安慰病人说：“不要紧，一会儿我给你扎几针就可以止疼，再吃几服药病就好了。”说着他开始给病人扎针，针拔出来了，病人还是疼得浑身发抖，孙思邀又选了另外几个穴位扎了针，仍然无效。他想：“难道除了书中写的这些穴位就没有别的了吗？”他考虑了阵，问病人哪儿最疼。他按病人的指点，用手在病人身上边按边问：“是不是这儿？”病人摇摇头。换个部位再按，病人还是摇头。当他按到腿膝关节右上部一个部位时，病人突然说：“啊——是——是这儿。”孙思邈从这个部位将针扎了进去。病人痛苦的表情不一会儿就消失了。
病人试着动了动身体对孙思邈说：“先生，你这一针真神呀，针一进，我浑身一麻，就不那么疼啦。这叫啥穴呀？”孙思邈乐呵呵地说：“你刚才不是说‘啊——是’吗？叫‘阿是穴’好了。”从此，这种哪个部位疼，就在哪个部位进针的疗法，被孙思邈写进书里流传下来，这种穴位便被通称为“阿是穴”。
孙思邈爱医学到了日思夜想的地步，在他的眼里，随处都有需要救治的病人。有一次，孙思邈在路上看到几个人抬着棺材在前面走，从棺材里滴出了几点鲜血，后边跟着一个老婆婆伤心地大哭，这种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一问，才知道棺材里是老婆婆因难产刚死去的独生女儿。他告诉老婆婆，产妇并没有死，于是开棺抢救。产妇脸色蜡黄，一丝血色也没有，同死人无异，但一摸脉搏还在微微地跳动。孙思邈选定穴位，只扎了一针，产妇就苏醒过来，胎儿也顺利产下。眼看母子得救，亲戚朋友都感激涕零，纷纷称赞孙思邈的医术高明。
熟能生巧，悟能发明。孙思邈的许多发明来自于他对人体的细致研究。孙思邈用葱叶为病人实施导尿术，就是医学史上的经典故事之一。有一次，一个病人得了尿闭症（现在称“尿储留”，即因为病人尿道堵塞不能小便），急忙来找孙思邈治疗。孙思邀看见病人的小肚子胀得很厉害，痛苦不堪，知道吃药是来不及了，便灵机一动，想用疏导的办法治病。孙思邈想到葱管中间是空的，而且又软又细，可以试着用来导尿。他找来一根细葱，在葱叶尖端切去少许，细心地缓缓插人病人尿道，再对着葱管用劲一吹，不一会儿，尿液果然顺着葱管流了出来，病人胀大的小肚子慢慢消退下去。现在导尿管虽然不用葱管，而用胶管或塑料管，但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可以说，孙思邈是世界上使用导尿术治疗尿储留最早的人。
孙思邈医术高超，医德也十分高尚，他为人质朴方正，在行医过程中非常注重医德，被后世习医、行医者传为佳话。早年学医时，他就利用所学的知识，精心为乡亲邻里治病。孙思邀在他的名著《千金方》中，也把“大医精诚”的医德规范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专门立题，重点讨论。而他本人，也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以德行医，成为历代医家和百姓尊崇备至的伟大人物。
孙思邈把“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他在自己的著作《大医精诚》一书中写道：“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要安定神志，没有太多欲念，没有太多需求，要有一颗慈悲同情之心，决心拯救人类的痛苦。如果有患者来，不管他贵贱贫富，老幼美丑，是仇人还是亲人，是交往密切的人还是一般的朋友，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愚笨的人还是聪明的人，要同等看待，对病人要存有像对待最亲近的人一样的态度。”他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不能瞻前顾后，考虑自身的利弊得失。看到病人的烦恼，就像自己的烦恼一样，内心也有伤痛感。他强调不避艰险、饥渴、疲劳，不分昼夜、寒暑，要全心全意地去救护病人，不能推托和摆架子，只有这样，才能称做百姓的好医生。如果说一个医生做不到这些，那就不可能成为济世良医。他质疑古代医生用活着的动物来救治危急病人的做法，主张珍惜动物的生命。他认为人和畜牲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要爱惜生命；如果以杀害畜牲的生命来求得保全人的生命，这样就离“生”的道义更远了。孙思邈的高尚医德情操，感人至深。
千金医方 泽惠千秋
孙思邈勤奋好学，注重继承创新。他首先继承了古代医学遗产《黄帝内经》《伤寒论》《甲乙经》《本草经》《肘后备急方》中的各家学说，在吸收名医名著之所长，收集整理民间的单方、秘方、验方以及国外传人的医药知识的基础上，又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著成《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重要的医学著作。
《千金要方》共三十卷，内容极为丰富。分医学总论、妇人、少小婴孺、七窍、诸风、脚气、伤寒、内脏、痈疽、解毒、备急诸方、食治、平脉、针灸等，共计232门，收集药方5300多个。这些医方，成为中医传承的重要依据。
孙思邈在书中首创“复方”。《伤寒论》的体例是一病一方，而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发展为一病多方，还灵活变通了张仲景的“经方”。有时两三个“经方”合成一个“复方”，以增强治疗效果；有时一个“经方”分成几个单方，以分别治疗某种疾病，这是孙思邈对中医学的重大建树，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重大革新。
《千金翼方》是《千金要方》的补编。书名含有和《千金要方》相辅相成、比翼双飞的意思。该书也是三十卷，收录了唐代以前本草书中所未有的新药物和外来药物，补充了很多方剂和治疗方法。孙思邈的这两部书，通常合称为《千金方》，收集了大量的医药资料，是唐代以前医药成就的系统总结，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对学习和研究我国传统医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宋代郭思高度评价《千金方》，说：“世皆知此书为医经之宝。”清代医学家徐大椿也认为该书“用意之奇，用药之功，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千金方》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而且还影响到国外。公元608年，日本来中国学医的医生，把《千金方》等带回日本，对日本的汉医影响深远。
孙思邈为了完成这两部巨著，付出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在完成《千金翼方》之后，他本来计划再编写一部眼科专著——《银海精微》，但由于他病情越来越重，没能实现这个宏伟计划。公元682年，孙思邈带着遗憾，离开了他的亲人，离开了他的病人，终年102岁。临终时他留下遗嘱，要求将自己薄葬，不要任何陪葬品。
孙思邈是中华医学发展长河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在中外医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不仅勤勉于学医、行医，医术非常高明，更值得我们推崇和敬仰的是他高尚的医德和他“医为仁术”的仁爱之心。千百年来孙思邀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和崇拜。人民给他修庙立碑，把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山上至今保留着许多有关孙思邈的古迹，如“药王庙”“拜真台”“太玄洞”“千金宝要碑”“洗药池”等。今人游览、拜渴，亦会发出敬意。
杜佑——首创典志
杜佑（735-s12），字君抑，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朝中叶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思想家。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六朝，官至宰相。其代表作为《通典》两百卷，是中国第一部专记典章制度的通史。
杜佑出生在长安一个门第显赫的士族官僚家庭。少年时代的杜佑正值开元之治和天宝盛世，当时唐朝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杜佑，接受的是当时最好的儒学教育，加之杜氏是长安有名的世家大族，因而少年杜佑不仅才学出众，而且交友众多，见闻广博。不过，优越的成长环境并没有让杜佑养成那种意气风发、豪迈不羁的富贵公子的性情，他勤奋好学，朴实无华，待人宽和，虚心谦让。
杜佑的两个哥哥都是当时有名的文人，特别是他的长兄杜信，多年潜心于文史经籍的整理和著述，在史学方面颇有建树。他的次兄杜位是唐玄宗时宰相李林甫的女婿，不仅才华过人，而且交游广泛，与当时著名的文人墨客多有往来。然而，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的杜佑，对诗词歌赋、吟诗作对却没有多少兴趣，他醉心于经史儒学和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
唐人笔记曾经记载了这样一段轶闻趣事：杜佑在扬州做淮南节度使的时候，曾经向唐德宗推荐过一位诗人崔叔清以及这个人的诗作百余篇，诗作进上之后，搞得唐德宗有些哭笑不得，说：“这么差的诗，哪里还用得着推荐上来啊！”由此可见，杜佑的诗文鉴赏能力确实有限，他本人的文学造诣也不怎么样。在那个人人高歌的中唐盛世，年轻的杜佑已然脱离了绮丽浮华的文学风尚，转而追求经世致用的治国之道！
清简务实的地方官
杜佑一生历经宦海60年（752-812），看遍唐王朝的盛衰起伏。他一生清明廉直、宠辱不惊，始终“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公元752年，18岁的杜佑凭借父亲的官荫人仕，做了济南郡的一名小官员，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当时正值安史之乱，繁盛一时的大唐王朝陷人了风雨飘摇的危险境地。年仅20多岁的杜佑自济南辗转南下，先后担任了郑县（今浙江绍兴）、润州、浙西、淮南等地的地方官。杜佑一生为官，虽无惊天动地之壮举，但他始终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与民休息，轻摇薄赋，不扰百姓。当时的唐朝内乱不止，各地官员争相摊派敛财，百姓苦不堪言。杜佑看到此情此景，深感经邦致用的重要性。他在担任地方官时，反对地方官员巧立名目向百姓收取杂税，重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贸易、经济，坚持推行不扰民之政。
杜佑为官期间，政绩颇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担任淮南节度使时为当地所作的贡献。当时的江淮地区已是国家的经济、军事重镇。杜佑初到淮南时，遭逢旱灾，饥荒严重。他一面下令富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一面革除苛捐杂税，安定社会。扬州久经兵乱，官舍多被毁坏。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无处．存放。杜佑招集工匠，准备材料，兴建营房和仓库，解决了军队用房和财赋储存的问题。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修整旧有的雷破（今称雷唐，位于扬州城北槐泅镇），还开凿了新渠，发展水利灌溉事业；又开垦了许多荒地，广植水稻。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的治理，就使得淮南兵精粮足。杜佑一生心系国家兴亡，从18岁到68岁，他担任地方官长达五十年之久，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针贬时弊的治国之道，直至69岁入朝拜相。
创作《通典》
杜佑一生好学，手不释卷。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史学家、思想家。他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代表作《通典》是唐朝史学的一座丰碑，也堪称中国史学史上的鸿篇巨制。
杜佑一生讲求学以致用，不慕浮华，不务虚名，汲汲于总结历朝历代施政之得失、典章制度之沿革，《通典》由此应运而生了。杜佑从犯岁（766）开始撰写《通典》，直到67岁（801）才成书进呈朝廷，前后历时36年。该书共200卷，近150万字，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大门类，记述时间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全书条理清晰，结构严谨，以历朝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为著述中心，并以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作者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记典章制度的通史，它的问世首开了典志体通史的先河。
《通典》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学术方面，它更是杜佑富国安民、经邦致用思想的体现。在政治方面，杜佑强调以民为本，认为应把百姓的衣食富足放在首位；在经济方面，杜佑重视社会经济生产，劝课农桑，注重发展商业；在文化方面，杜佑认为教化百姓是让百姓明白事理的基础，强调礼乐教化的重要性；在社会观念方面，他讲求实际，经世致用，善于从时代发展中把握社会症结，强调用发展的观念去看待历史演变。千年之后的今天，杜佑的思想仍使我们受益良多，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广博的学术视野以及强烈的爱国情感是我们为学、从政的光辉典范。
重建盛世的梦想
杜佑少年时经历开元盛世，青年时遭逢安史之乱，壮年时目睹藩镇为祸，眼见大唐帝国由极盛走向衰败，芳草姜萎而盛世不复，他时常为此忧心焦虑，积极谋求复兴之道。在担任了近五十年之久的地方官后，69岁的杜佑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京城，先后担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里为大唐王朝弹精竭虑，继续追求他重建盛世的梦想。
唐顺宗时候发生了著名的永贞革新。以王叔文、王还为首的一批改革派官僚积极推行新政，却在宦官和地方割据势力的联合阻挠下宣告失败，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被贬为“边州八司马”。当时的杜佑虽已是风烛残年，但却老当益壮，他竭力平衡朝廷各派势力，维持唐中央政府的运行。在刘禹锡的诗作中曾提到这样一个小故事：杜佑刚刚拜相的那一年中和节（农历二月二龙抬头），改革派官员举行宴会庆贺，杜佑也去参加了。按照惯例每人要吟诗一首相和，在场众人中只有杜佑没有作诗。当时正值永贞革新前夕，各派势力激流暗涌，杜佑为了稳定人心，调节各方矛盾，向来不擅吟诗作对的他也去参加了这次改革派官员的聚会，可见其用心之良苦。
宪宗即位初年，杜佑受封为岐国公，以国之元老身份继续辅政，致力于发展经济、稳定政局，他的这些努力为后来的“元和中兴”莫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唐王朝一度重回繁华盛世。其孙杜牧为晚唐著名诗人，他曾写下这样的追忆诗句：“我家公相家，佩剑尝叮当。旧第朱门开，长安城中间。”可见当时的杜佑深受皇帝倚重，风光无限，一时无两。公元812年，已经78岁的杜佑以老病致仕（古代官员因老病退休叫做“致仕”），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杜佑一生待人宽平，好和不争，他清正廉洁、谦虚自持的高尚品格，赢得了老百姓的赞誉。他去世之后，朝廷赠给他的溢号为“安简”，由此可见杜佑为官究学的平实与简朴。他忧心天下的爱国情怀、朴实严谨的治学态度，时至今日，仍令人倾叹不已。
王焘——苦心孤诣的医学家
王焘（约670-755），主要生活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一说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还有一种说法为岐州郡县（今陕西眉县）人。王寿是唐代著名的医学家，他的医学著作《外台秘要》是一部集大成的医学著作，对后世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焘出身于豪门贵族家庭。他的曾祖父王硅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担任过宰相，与房玄龄、李靖、魏征等人并列为贞观名臣，也是当时著名的净臣。王煮的祖父崇基是王硅的长子，曾在尚书省担任官员。王熹凭借祖父的官荫人仕，自开元十五年（727）至天宝十四年（755）期间，历任十余职，官位做到“从二品”。
立志学医
王焘自幼饱读诗书，博学多识，加上那样的家庭背景，按照常理，应该在仕途上用心尽力，但他却意外地走上了学医之路。王焘年幼时体弱多病，父母不得不请很多医生给他看病，他也尝够了病痛的滋味，深深体会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成年后，他自然萌发了学医的念头，在公务闲暇之余，时常翻阅一些医学著作，以增长自己的医学知识。后来，他的母亲久患慢性疾病，自幼孝顺的王焘一直细心照顾着母亲。为了给母亲治病，王焘更是立志学医，他虚心向名医求教，还翻阅了很多医学典籍，希望能够寻找到给母亲治病的灵方妙药。慢慢地，王焘对医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渐渐登堂人室，有了一定的医术。
孜孜以求
王焘曾担任过徐州司马和邺郡（今河南省安阳）太守，但是为了有机会阅读医学书籍，他想方设法去了当时的皇家图书馆——弘文馆任职。他在弘文馆度过了二十余年。在这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钻研了这里珍藏的一大批古代医书。他一边阅读，一边做详尽的笔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埋头钻研浩繁的文献资料，探索诸家医方要旨，采纳其精华，为他后来撰写《外台秘要》积累了大量的医学资料。
当时的弘文馆隶属门下省，而门下省官员的任用标准是“访其德行，量其才艺”，如果“官非其人，理失其事”的话，就会被罢免。王焘则能在弘文馆任职长达二十余年，显示出他在图书管理方面具有不同凡响的才能。事实上，从他所编撰的《外台秘要》来看，也反映了王熹在图书整理方面的杰出才华，至今仍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后来，王焘因婚姻之故，被贬职为房陵（今湖北房县）太守。虽然他失去了继续阅读文献和收集资料的机会，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对医学的追求。由于当地山高林密，气候炎热潮湿，老百姓很容易患上瘴气。他在这里任职时，刚巧赶上了当地瘴气流行，很多穷困患者无钱治病，再加上缺少有效的医方，十个患者仅有两三个能够幸免于难，勉强活下来，百姓为此纷纷逃离家乡。王焘看到这种悲惨的景象，非常焦急，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么多人承受疾病的痛苦和面临死亡的威胁，决心尽快配制出有效良方，拯救百姓于水火。王煮根据自己积累的医学知识，寻找各种良方来施治，竟然奇迹般把很多濒死的百姓救活了。因此，当地百姓称他为“神医”。这次成功更让他深刻体会到医药的重大社会效用，通过实践也使他获得了不少宝贵的医疗经验。
在医学研究和医疗实践过程中，王焘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穷毕生精力编撰一部具有实用价值的医学书，造福当代和后世。为了实现这个愿望，王焘清心寡欲，孜孜以求，丝毫不敢懈怠，就这样二十多年过去了，终于在天宝十一年（752}著成《外台秘要》四十卷。
医学建树
王焘的治学方法不拘于前人，他大胆创新，博采众长，广泛参考古今医学典籍。唐朝以前留下来的医学著作都是他探讨、研究的对象，他在《外台秘要》中引用以前的医家医籍达六十部之多，可谓“上自神农，下及唐世，无不采披”。他不仅对《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肘后备急方》之类的医学名著做了仔细研究，还对没什么名气、流传也不甚广泛的著作加以收集整理，如范汪的《范氏方》、陈延之的《小品方》等。除此之外，只要是有效的民间单方、验方也都在他的搜集研究之列。《外台秘要》一书中共收载了6900多个方剂，每一门都是以《诸病源候论》的条目为引，主要是说明病因和病机，有时也记录前贤诸家医论，并在医论后面广引方剂。王焘当时参考引用的很多医学典籍，到了宋代都已散佚不存了，幸运的是却因为王焘的《外台秘要》而很好地保存流传下来。
王焘编撰《外台秘要》是一种再创造，对于所参考的古今文献，不是毫无鉴别地兼收并蓄。他阅读大量的医学典籍后，认为此前并行于世的数十家医书，各有其优缺点。对于这些医学文献，王煮逐条逐句地仔细阅读，进行分析鉴别、摘录分类，吸取其中的精华；凡是有所取舍之处，尤其是有出人的地方，他都要进行反复斟酌，态度非常严谨。时间和实践已经证明，王蠢当时收录的许多治疗方法和方剂，直到现在都是切实可用的。书中还吸取了外国的医疗技术，如印度的“金针拔白内障术”，这是我国历史上对该方法的最早记载，这种方法至今仍被沿用。而在欧洲，则用摘除水晶体的方法来治疗白内障，这比《外台秘要》的记载要晚一千年左右。
为了将丰富浩繁的内容安排得篇目清晰，条理分明，便于查阅，王焘研究其总领，经过周密分类，进行创造性的体例设计，分门别类，各科以卷区分。各门记述先论后方，秩序井然。凡所录文献之处，均一一注明出处。时至今日，引用文献必须严格注明出处，仍然是我们整理中医文献、撰写医学论文论著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也正由于王熹的这一创举，使得很多晋唐时期的中医文献得以保存下来，在屡经战乱兵赞的劫难之后，为后世提供了研究晋唐医学的可靠资料，为古代医书的校勘、辑佚提供了有利条件。
《外台秘要》成书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深受历代医家推祟。各代都有多种不同刊本。该书是我国医学文献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在中医医学史上的地位以及文献学价值，常常为后人所称道。清代著名医学家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充分肯定了《外台秘要》的这一贡献，他说：“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历代医家将《外台秘要》称做“世宝”，普遍认为“不观《外台》方，不读《千金》论，则医所见不广，用药不神”。足见该书在中国医学界地位之高。朝鲜、日本的医学名著，也都将此书作为重要参考文献。
王焘穷毕生精力，在保存古代医学典籍和总结唐以前的医学成就上作出了杰出贡献。王焘的一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是严谨治学的一生，是献身科学的一生。他的这种精神，在千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显得弥足珍贵，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和发扬光大。
柳公权——心正笔正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唐代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柳家源人。唐代著名书法家，尤以楷书著称，与颜真抑齐名，人称“颜柳”。性格耿直，字如其人。柳公权为古代楷书的发展做了总结，也为后来楷书的继承和发展莫定了基础，在我国书法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柳公权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他自幼聪敏好学，酷爱书法，加上浓厚的家学熏陶，和同龄的小伙伴相比，柳公权写得一手好字，因此不断得到夸奖，这使小公权十分得意，经常在别人面前炫耀，总以为自己的书法已经很好了。
拜师学艺 发愤上进
一天，柳公权和几个小伙伴在村里的老桑树下摆了一张方桌，举行“书会”，约定每人写一篇大楷，互相观摩比赛。公权很快就写好了。恰巧这时，一个卖豆腐脑儿的老头路过，他饶有兴致地看他们练字。柳公权见有老头观看，便递过自己写的字，得意洋洋地问：“老爷爷，你看我写得好柳公权不好？”老头接过去一看：确实写得不错！但觉得这孩子太骄傲了，便皱了皱眉头，沉吟了一会儿才说：“我看这字写得并不好，不值得在人前夸。这字就像我担子里的豆腐脑儿一样，软塌塌的，没筋没骨，有形无体，还值得在人前夸耀吗？”几个小伙伴都停住笔，仔细听老人品评。小公权见老头把自己的字说得一塌糊涂，不服气地说：“人家都说我的字写得好，你却说不好，有本事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老头爽朗地笑了笑，说：“老汉我是一个粗人，写不好字。可是，有人用脚写的字都比你写得好多呢！不信，你自己到华原城里去看看吧！”
起初小公权很生气，以为老头故意这样说他。后来一想，老头和蔼的面容又不大像是说他，于是，就决定到华原城里去一看究竟。第二天，他起了个早，悄悄地独自去了华原城。一进城，就看见一棵大槐树下围了许多人。好奇的他用力挤进人群，只见一个没有双臂的黑瘦老头，赤着双脚坐在地上，左脚压纸，右脚夹笔，正在挥洒自如地写对联，笔下的字迹似群马奔腾、龙飞凤舞，博得围观的人们阵阵喝彩。小公权看得目瞪口呆，这才知道卖豆腐脑儿的老汉没有说假话。他惭愧极了，“扑通”一声跪在老人面前，诚恳地说：“我愿拜您为师，请师傅告诉我写字的秘诀。”老人慌忙放下脚中的笔，对小公权说：“我是个孤苦的畸形人，生来没手，干不成活，只得靠脚来混生活。虽能写几个歪字，怎配为人师表？”在小公权苦苦哀求下，老人才在地上铺了一张纸，用右脚提起笔，写道：“写尽八缸水，砚染涝池黑；博取百家长，始得龙凤飞。”老人向小公权说：“这就是我写字的秘诀。我自小用脚写字，风风雨雨已练了五十多个年头了。可是，我的字练得还差得远呢！”
从此，柳公权把老人的话牢牢地铭刻在心里，发愤练字，遍学名家笔法。
潜心探索 创构“柳体”
唐代是中国书法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篆、隶、楷、行、草书法名家辈出，初唐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翟四家；盛唐有张旭、颜真卿、怀素等人；中晚唐有沈传师等大家。在柳公权面前，已是名家林立。如何超越前人，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来，这是柳公权面临的严峻挑战。但他并不畏缩，广泛师法魏晋及初唐各家。一开始，他主要学习王羲之、王献之的行草。柳公权学王书不同于常人，他能取其神而离其形，这是柳书的生命源泉之一。后来柳公权又遍观近代及初唐名家书法，汲取书学营养。柳公权擅长楷书、行书，认为颜真卿楷书在笔法、结字方面，法度更加详备，于是在此基础上损益变化，使之更加完备。
此外，柳公权还虚心向同时期其他书法家学习、比如长他10岁的沈传师、小他13岁的裴休等。经过数十年的不倦磨炼和艰苦、摸索，柳公权终于创造出独具风格的“柳体”，在唐朝中晚期一展风采。
柳公权所写楷书结体遒劲，体势劲媚，骨力雄健，兼有众家之美而自成一家，故有．“颜筋柳骨”之称。宋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说：“柳公权的书法师承颜真卿，而能自出新意。”宋朝著名书画理论家朱长文也指出，柳书“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成一家”。明代书法大家董其昌认为“自从学了柳公权的书法，方才悟到用笔的古淡。从今以后，不能舍柳法而一味地追随王羲之”。
柳公权的书法在当时便极负盛名，受到帝王的赏识。一次，唐文宗和学士们联句，文宗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一时续的人很多，但文宗却偏独赏识柳公权的“熏风自南来，殿阁生余凉”，以为词情皆美，便命他书写在殿壁上。柳公权遵旨持笔，一挥而就，字体很大，约有五寸，且精美非凡。文宗赞叹说：“钟蒜、王羲之二位大书法家都无法达到这个水平！”唐宣宗时期，有一次柳公权被召上大殿，命他当面写楷书“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草书“谓语助者，焉乎哉也”，行书“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三幅字，命令大臣西门季玄捧砚，崔巨源拿笔，不一会儿，柳公权便书写完毕，宣宗看后龙颜大悦，赏赐丰厚，又命他自书谢状，想要留下来珍藏赏玩，其潇洒风流有如传说中李太白为唐玄宗“醉草吓蛮书”的情景。柳公权的字在之前已十分珍贵，此事传开后，大家更是争着向他求字。当时的王公大臣等上层人士为祖先立碑，都争相请柳公权书写碑文，如果请不到，就会被认为是不孝。民间更有“柳字一字值千金”的说法。
不过，柳公权并没有因此自满而停止学习，一直到老对自己的字还很不满意。晚年他隐居在华原城南的鹤鹊谷（今铜川耀州区柳沟）时，依然潜心于书艺，深人研习书法，天天勤奋练字，直到他88岁去世，终于以一生的辛勤努力，创构出精湛、不朽的“柳体”书法。
柳书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而柳公权的碑版依然流传甚广，传世墨迹有《送梨帖题跋》，碑刻有《金刚经碑》《玄秘塔碑》等。《金刚经碑》兼有钟、王、欧、虞、褚、陆等名家的笔法，是柳公权的得意之作。该碑的拓片流失法国，现存巴黎博物院。最著名的莫过于大家都知道的《玄秘塔碑》了。《玄秘塔碑》书刻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碑为楷书，总共28行，每行54字，原碑下半截每行磨灭二字，即使是旧拓也不能窥见原貌，其余诸字都完好无损。《玄秘塔碑》书法用笔果断，结体精密紧凑，求平稳尚筋骨，可谓字字珠巩，是柳公权墨迹中的精品，此碑为国宝级文物，现存西安碑林。后人习写“柳体”书法，每以此碑拓本所印的字帖为临摹的对象。
耿直谏言 心正笔正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31岁的柳公权进士及第。从此，柳公权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一生官运显通。
柳公权在精研书法的同时，也致力于经学，对《诗》《书》（（左氏春秋》《国语》及《庄子》等，都有较深的研究。此外精通音律，更是一位质直情真、敢于直言的人。
唐穆宗时，柳公权以夏州（今陕北、内蒙古一带）书记身份人朝奏事，皇帝一见到他便说：“肤曾经在一座佛庙中见到先生真迹，十分喜爱，早就想见你了！”于是拜他为右拾遗、侍书学士。穆宗年轻荒唐，沉酒于酒色，不理朝政。一天，唐穆宗和柳公权在一起谈论书法，他向柳公权请教说：“先生的字写得笔法端正、刚劲有力，可我却写不了那么好，怎样用笔才能把字写好呢？”柳公权虽然官职低微，却丝毫不顾忌，趁机向皇帝直谏，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唐穆宗听后，知道他是借讲书法来规劝自己，不由得脸红了起来，无言以对。柳公权以书喻政，由此及彼，巧妙地进谏。从此“心正笔正”说一直流传至今，不断强化着“字如其人”及人品与书品相一致等书论理念。
一天，唐文宗同几位大臣在一起谈论国事，大家都称赞汉文帝俭朴的美德，并恭维文宗之勤俭，唯有柳公权不发一言。文宗很是纳闷，待其他大臣走了以后，单独留下他，问他原因。柳公权趁机进谏说：“皇上应当重用贤良之才，屏退不肖奸馁，纳净谏，明赏罚，这才是为君治国的大事，衣着不过是小节。”文宗听后，夸他有净臣风采，次日即下诏，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谏官，专门负责向皇帝提意见）。还有一次，文宗将皇太后郭氏的叔父郭皎调为那宁节度使，问柳公权朝臣中对此有何议论。柳公权说：“人们论议这次郭皎晋升是因为进献了两名女子，不知道这个是否可信？”随后，他还引用王硅劝谏唐太宗不要纳卢江王李缓妃子的故事，劝文宗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谨慎处理朝政。文宗听后，当即下令将两个美女送出宫。柳公权为官五十余年，颇有直言敢谏之风。
此外，柳公权为人富有气度，清正廉洁，乐善好施。由于他的书法相当珍贵，当时王公贵族往往不惜重金争相购求。柳公权的家奴常常背着他盗用财物，尤其是银器名玩等。有一次，他问家奴龙安：“朋友送我的那些东西怎么不见了，你放到哪里去了？”龙安回答说不知道，柳公权知道其中原委，便笑着说：“看来银杯都长着翅膀飞走了！”问过之后，从此不再提及，其宽怀雅量为时人所折服。柳公权还常常周济一些穷困的读书人，不少来京赶考的士子投宿到他家，他都让家人热情接待。
柳公权经过数十年的不懈磨炼，广泛熔铸，创造出个性鲜卜明、风格独特的柳体楷书，为楷书的日益完善和成熟，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以其毕生的书法实践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平添了绝代风采！
吕大防——为政为学皆精彩
吕大防（1027-1097），字微仲，北宋京兆蓝田（今西安市蓝田县）人。宋哲宗朝名相，清正廉洁，在朝中享有很高威望，不但在政治、军事上有较大作为，而且在经学、地理学、文学等方面颇有造诣。
北宋时期，京兆府蓝田县一吕姓人家有兄弟四人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皆聪慧好学，进士及第，这在中国历史上自有科举考试以来可谓凤毛麟角，因此有“一门四进士”的佳话。他们都在北宋朝廷担任要职，而且在文化、学术领域均有较大贡献，故留下“蓝田四吕”的美名。其中吕大防官当得最大，宋哲宗元佑年间曾任宰相，无论为政还是治学，他都是一位可圈可点的人物。
勤政为民 造福一方
在陕西永寿县老百姓的记忆深处，有一种使用了近千年的“自来水”设施，它把当地父老从肩挑畜驮那种繁重艰险的取水方式中解脱出来，人们在家门口就能饮用到清冽甘甜的山泉，那就是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吕公泉”。
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23岁的吕大防进士及第，被任用为冯翔（治今大荔县）主簿，从此步人了漫漫的仕宦生涯。不久升任永寿县令。在任永寿县令的日子里，他富有创造性地主持了一项留下千古美名的引水工程。
那是九百多年前一个盛夏的午后，永寿县城北绿树夹道的蜿蜒山路上，有一主一仆模样的两个人，正兴致勃勃地边走边欣赏沿途山景。其中那位操着陕西蓝田口音，随和而又气宇不凡的长者，便是新任县令吕大防。
那天天气闷热，又没有多少公务，于是，午饭后稍事休息，吕大防便带了一个衙役，到他供职的那座小小山城以北的山沟里远足。当时，该县人口稀少，此处虽是堂堂县城，可其所在的页梁（今叫永寿梁）两侧，还是沟壑连绵的偏僻之地，荒坡植被还处于原始状态，绿草如茵，杂树丛生，小鸟惆啾，蜂蝶纷飞。斯情斯景，让有闲者心旷神怡。约莫走了二三里之遥，山道渐尽，几不可行。就在此时，他们意外发现一股清流从山上蜿蜒而下。水到之处，青草繁茂，葱翠欲滴。二人兴致勃勃，溯流而上，终于发现这股清流的源头竟是出自石崖下的一乱山泉。眼瞅着这么高的地方还有如此清澈的泪泪泉水，吕大防忍不住蹲下了身子。
一掬清泉下肚，直使他陶醉不已。到任伊始他便发现，本城以及城区附近大小山头庄户人家的用水，都是从又陡又深的沟底肩挑畜驮而来。每每望着那些挑水者在“之”字形羊肠小道上或拽着牛尾或独自艰难挪动的询楼身影，他的心便沉甸甸的。发现此泉，让他大喜过望。让他更为兴奋的是，泉在山上，城在山下，完全可以“导之人城”，以使“百姓利之”。回衙后，经过深思熟虑，又同下属认真商讨，他决定引水入城。但由于县小民穷，公款拮据，就连操办这点公益事业的经费也难以付出。于是，他率先拿出傣银，并动员乡绅百姓，有钱捐钱，有力出力。随后，他带人多次仔细勘测，划定了导水人城的路径。可是，泉水流量小，若沿途渗漏，根本到不了县城。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反复琢磨，并跟当地的能工巧匠几番商讨，终于研制出一种一头大一头小的无底陶罐，然后逐一衔接，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从此，这个县城破天荒地用上了“自来水”。为了纪念这位勤政爱民的县令，此泉便被当地世代百姓亲切地称为“吕公泉”。由于泉水是用“罐罐”导引人城，故其泉源所在地也被俗称为“罐罐沟恼”了。
此后，经历代修补，“吕公泉”一直沁润着永寿县城百姓们的心脾。20世纪70年代，一些好大喜功狂热于“创造奇迹”的人们，出于想让自己及山泉都再“做出更大贡献”的“宏伟”目标，用炸药将泉源处的山崖一炮轰得面目全非。泉水非但没能增加流量，反而一下子销声匿迹。随着时间的推移，泉源遗址以及那惠民千载的罐罐管道被深深地埋进了拓修后的公路路基。如今，“吕公泉”虽然没有了踪影，但作为历史上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必将和它的创造者吕大防一道被铭记在历史的记忆深处。
仕宦路上风雨兼程
由于主政永寿县业绩突出，吕大防被调到蜀地（今四川）任青城（今都江堰）知府。常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一到青城，吕大防就制止了当地一项极不公平的做法。古代官僚士大夫一般都有国家分配给他们的“圭田”，“圭田”的产出收人名义上用做他们四时祭祀的开支，因此也叫“祭田”，其实属于他们的私田。在吕大防来青城之前，当地官员常常将自己的“圭田”租佃给农民耕种，但在收取地租时，他们“人以大斗而出以公斗，获利三倍”，百姓们大受盘剥而不敢上诉。吕大防到任后得知这种情况，立即下达一条禁令，“圭田”地租无论出人一律用公斗，从而保护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吕大防在青城任上还干了一件即使在今天也足以值得人们称道的事情。青城的西北是汉川，与跟宋朝为敌的少数民族政权毗连，属于当时的边塞地区。吕大防暗地里在险要的地方安排兵士进行巡逻，密切监视敌方的动向，禁止当地的山民进山砍柴打猎，以防不测，同时使敌人搞不到有关的情报，客观上起到了迷惑敌人的作用。敌人一有什么动向，吕大防就事先得到准确情报，并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吕大防主政青城那几年，敌人从来没有在汉川前线贸然进犯，青城百姓过了丫段安宁平和的日子。
北宋名臣韩绛镇守蜀地时，发现吕大防是个能够安邦定国的有用之才，就向朝廷举荐，于是吕大防升任盐铁判官。英宗即位后，吕大防曾任监察御史里行，负责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整肃朝仪等事务。虽然官阶不高，但可以直接向皇帝弹幼违法乱纪和不称职的官员。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容易得罪人的差使，搞不好便会遭到打击报复。但吕大防以国家大事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上任不久就上书，指出：一些大臣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早该退休但仍身居要职；有些官员明明工作没有做好却得到奖赏，而有的官员惜尽职守却被降罪等五种弊端。他的意见切中要害，振聋发馈，对朝廷整顿纲纪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神宗元丰初年，宋夏边境战事频繁，吕大防调任永兴军（治所在今西安市）知府。有一天，天空出现彗星，神宗不知吉凶，向大臣询问国事。吕大防抓住这一时机向神宗上书，提出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教育好读书人、重视农业生产、治理边境、加强军队建设、广开言路、减轻刑罚、对“诽谤”者不必过于苛责、善于听取不同的言论等九条措施。他以长达数千言的奏疏表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他还一度负责边境作战的粮草供应，由于调度有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得到家乡父老的衷心拥戴。
宋哲宗元佑元年，吕大防官拜尚书右承，步人仕宦生涯的巅峰时期。当时，哲宗皇帝年幼，宣仁太后听政。为了使年幼的皇帝尽快成长，吕大防选编了乾兴（宋真宗年号，乾兴元年为1022年）以来41件重大事件的资料，题曰《仁祖圣学》，送给哲宗阅读，使其引以为鉴。他还亲自为哲宗讲解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从八个方面陈述了宋室皇帝处理宫廷事务的经验，使哲宗深受启发。吕大防在哲宗朝为相八年，尽心辅政，在朝臣中树立了威望。哲宗亲政后，由于小人挑拨离间，吕大防多次遭贬，被迫离开朝廷。最后，在赴循州（今广东佗城）途中，年过古稀的吕大防病逝于虔州信丰（治所在今江西信丰）。
吕大防几经宦海浮沉，他的足迹遍布北宋王朝下辖的大部分区域，在每一任上他都悟尽职守，勤政爱民，顾全大局，为朝廷、更为百姓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在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学术研究笔耕不辍
吕大防不仅在为政的路途上风雨兼程，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赢得了百姓的爱戴，而且他还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挤出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在经学、地理、文学等领域斩获颇丰。虽然他的《吕汲公文录》二十卷、《文录掇遗》一卷已经亡佚，但从散存的传世作品中仍能窥见其不菲的学术成就。
第一，吕大防与理学的渊源很深。张载创立“关学”（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派）之初，关中学子积极追随，其中以蓝田吕氏兄弟最为踊跃。吕大防在兄弟四人中官职最高，他虽然因公务繁忙没有像其他兄弟一样投到张载门下，但他的积极支持为“关学”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吕大防在理学史上的地位虽然不及他的其他几个兄弟，但他对理学尤其是易学的研究也颇有心得，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著有《周易古经》二卷，虽然今天已经看不到这部易学著作，但历代书目多有记载。
第二，吕大防与兄弟们共同编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比较完整的乡约《吕氏乡约》，用来规范子侄和乡邻的行为，不仅为吕氏家族的成员及众乡邻所尊奉，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快由蓝田波及关中，得到关学鼻祖张载的高度评价，认为这部乡约对三秦大地社会风气的好转发挥了较大作用。南宋后，朱熹根据这个乡约编写了《增损吕氏乡约》，成为教材，再度使《吕氏乡约》声名鹊起。到了明嘉靖年间，王阳明受《吕氏乡约》的启发，在江西推广《南赣乡约》，影响甚广。明代关学大师冯从吾赞扬说，自从《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以后，“关中风俗为之一变”。民国时期蓝田大儒牛兆镰（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原型）在“四吕”故地讲学八年，选《吕氏乡约》为教材；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梁漱溟在山东推广“乡村教育”，也深受《吕氏乡约》的影响。
第三，在文学领域，吕大防不仅像古代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著文写诗，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还开创了年谱的体例。他编写了《杜工部年谱》《韩吏部文公年谱》，并使年谱的创作在当时形成了一种风气，到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为止，一百年间共出了61种年谱。从此，年谱成为传记体中独立的类别，至今不衰。
第四，吕大防主持镂刻了我国古代第一部数学专著《九章算术》，绘刻了《长安城图》。后者具有极高的历史地理学价值，成为历代学者研究古长安城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一边做官，一边在公务之余从事文学创作，这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传统，而在此基础上还能把学问搞得有声有色就不多见了。吕大防在几大领域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成功的秘诀只能用两个字来诊释，那就是勤奋。
杨屾——蚕桑学家
杨屾（1687-1785），字双山，清代陕西兴平人，杰出的农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他重视农业和农业生产技术教育，精通农业生产技术，以农为本，人称“杨夫子”。他设馆教学，宣教农桑，著有《幽风广义》。一生热心于农桑科学实验，不求功名，以农业教育为己任，兴农富民，发展了关中的农桑业，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做出了贡献。
康熙二十六年（1687），杨屾出生在兴平县桑家镇杨家堡的一个书香门第，他自幼聪明，学习勤奋，熟读四书五经，擅长作文，才学出众。
情系民生 以农为本
杨屾后来师从著名关学家李二曲，受到关学的熏陶。关学“学贵实效”、经世致用的思想对杨屾的影响很大，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放弃了追求科举功名的八股文，潜心于实学，凡天文音律、农医政治，无不涉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热衷于钻研如何作好八股文，通过科举考试进人仕途，谋个一官半职，而杨屾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立志“兴农富民”，热心于农桑实验和农桑技术的推广。
乾隆九年（1744），陕西巡抚陈宏谋听说杨屾的成就，当即邀请他到省府西安任教，亲手为他题写堂额楹联。杨屾一时声名鹊起，达官显贵慕名求见者，门庭若市。杨岻不为虚荣所动．，只是尽力辅助省里倡议栽树、植桑、养蚕，无聊的应酬一概谢绝。没多久他便离职返回乡里，悉心著述。
杨屾在弘扬关学的同时，对农桑事业特别重视，积极倡导科学精神，主张振兴农业，改善民生。他认为农业是致富的根本；农业并非单纯的耕田种粮，植桑养蚕、植树造林、发展畜牧等都属于农业，都需要大力发展。这种“大农业论”的观点，放在今天，或许并不稀奇，但在近三百年前，实在是一种了不起的见解！他主张学者要以富国强民为己任，坚决反对把农桑事业简单等同于体力劳动的传统观点，倡导将农学知识纳人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定为学生必修的“四业”（农、工、礼、乐）之首。
设馆教学 宣教农桑
杨屾全然抛弃了某些保守思想的束缚，身体力行地从事农业生产。他深谙中国以农立国的“国情”，视农学为圣学，一心想通过弘扬中国传统农学，普及农业技术，强国富民，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知道仅凭一人之力，无法实现这样的理想，于是在家乡开设学馆，招收学生，普及农业知识，推广农业技术，开展农业技术教育。四面八方前来求学者趋之若鹜。他独树一帜，教育的对象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农家子弟，求学年限长短不等。先后跟从杨屾学习的弟子多达数百人。他的学生郑世铎注释《知本提纲》时已在他门下学习了六个年头，而参与《幽风广义》校对工作的巨兆文则在他门下学习了十余年。他的不少学生都学有所成，为促进当地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像长安的郑世铎、临撞的齐悼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农学家。
杨屾不但热爱农业、精通农业技术，他还高度重视科学教育及技术传播，并有一套科学的教育理论。他认为教学应该“由浅而人深”“循序渐进”“因材施教”“从容善诱”“潜移默感于习化”。他的教学态度极其认真，不论求学者的远近亲疏，一概亲自传授；学生询问的问题，都一一详细讲解。他还建立了必要的教学原则和考核制度，将教学和农业科研相结合，成效显著。
为了使更多的人接受农业技术教育，他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著书立说，创建自己的农学理论，编撰了一系列农学著作。他编写的农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田野老农、乡塾学童，人人都可以读明白。为了便于儿童接受农业技术教育，他编写了农学启蒙教材（（知本提纲》，旨在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发现《知本提纲》一书容量过大，不易记诵，便将其中“修身、齐家”部分提纲掣领浓缩成《修齐直指》，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刊印。《修齐直指》一书由其弟子临撞人齐悼注解，其中农业方面的内容占到全书近一半的篇幅。
杨屾《幽风广义》
杨屾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以往的农桑著述，撰写者大多数并未亲身经历农业生产，不了解农业生产，这样一来，他们编写的农书自然没有多大的实效性。而杨灿是把自己长期种桑养蚕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撰成《幽风广义》一书。
乾隆六年（1741），他把书稿呈送陕西巡抚衙门，并陈述了广兴蚕桑以解民困、增加政府收人的道理。该书得到陕西政府的大力支持，次年印行，在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广泛流传。20世纪60年代，国家把该书编人《中国古农书丛刊 蚕桑之部》出版。该书除主要论述植桑育蚕之外，还附有《畜牧说》和《畜牧大略》等内容，对家畜家禽的饲养方法和经验也有详尽的叙述。《幽风广义》文字通俗易懂，还配有许多歌谣和插图，歌谣顺口易记，插图七八十幅，绘制形象逼真，使人一目了然；专业性和普及性兼顾，因此，问世后多次印行，传播甚广。
注重实践 泽被三秦
自唐末五代开始，北方战乱多，破坏大，关中的农桑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人们早已认为关中的气候和土壤不适宜发展蚕桑业。杨屾查阅了古籍文献，认为关中是可以栽桑养蚕的。于是，他提倡在关中发展蚕桑生产。
为了试验植桑养蚕，杨灿在自己的房前屋后广种桑树，发展成林，派人到山东买回柞蚕种，还在终南山脚下搭建了一个简陋的茅舍，经常一住就是几十天，不辞劳苦，日夜观察，精心放养，总结柞蚕的生长规律。通过长时间的摸索、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为了扩大试验和技术推广，他又在自己的家乡建立起一座占地十余亩，具有试验基地性质的“养素园”。他在养素园里手执农器，率领学生亲身体验各种农作物从种到收的全部生产劳动过程，进行各种科学试验。园里建有房舍，设有书屋，收藏了大量的图书。
杨屾从关中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优良桑树品种加以推广。经过多年试验，改变培育方法，终于获得桑树无性繁殖法的成功，他总结经验说，“腊月里埋条春栽”和“九月盘栽”成活率最高。他将这种有效的植桑养蚕经验积极向本县邻县推广。
乾隆六年（1741），他上书请求由省府出面倡导。同时，为加强蚕桑业，他在省城和凤翔、三原等地设立了蚕局和蚕馆，负责技术推广和具体的技术指导。杨屾的成功示范和养蚕丝织丰厚的利润终于打动了思想保守的乡亲们，外地前来学习养蚕的人也是络绎不绝。在他的指导下，人们纷纷仿效传习，积极植桑养蚕。不到十年，陕西关中、陕南，甚至陕北很多地方的养蚕业都很快发展起来。
杨屾注重实际，不拘泥于传统经验。“区田”是一项古老的农业技术，历代探讨者不乏其人，明、清时人口增加较快，不少人再度提出发展这种古老农艺，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摸清区田的功效，杨屾就带领学生，专门用区田法种了一亩麦子，一切严格按照区田法的要求去做，结果亩产超过千斤。杨屾将取得的经验广泛传授给人们，使当地农业获得了大丰收。
杨屾平生嗜好读书，临终时叮嘱家人，把遗体安放在养素园内他晚年藏书读书的地方——明经洞的石床上，用生前喜好的书籍覆盖，然后在明经洞内用砖墙砌隔即可。杨屾去世后，道光帝曾手谕褒嘉，命令乡里的贤祠祭祀他。光绪二十年（1894），兴平知县杨宜瀚在养素园里为杨屾筹建祠堂，规定每年农历四月四日为祭祀日。自此纪念仪式年年不绝，一直延续至1958年。
当地人传说，杨夫子有天夜晚看书观天象，自言自语地说：“今年成豌豆。”没想到被旁人听见，广种豌豆，次年果然丰收。这个传说不无神话的味道，但从侧面反映出这位农学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杨屾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农业科学和农业技术教育，他的教育理念、教学态度和方法以及教学管理经验，丰富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宝库。作为杰出的农学家，他还很重视农业职业技术教育，使学为实学，走进民众，创建实业教育，开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先河。他所坚持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学科研与技术推广相结合的三项基本原则，对当代职业技术教育仍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李芳桂——戏曲艺术家
李芳桂（1748-1810），名鹏，字林一，号秋岩，又号鹜峰，俗称“李十三”，陕西渭南人。戏曲艺术家，清代碗碗腔皮影戏的“祖师爷”，一生创作碗碗腔皮影戏《春秋配》等八部，外加两部折子戏，统称“十大本”。他的剧作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有力推动了陕西地方文化和戏剧事业的发展。
李芳桂出生在陕西渭南县蔺店乡李十三村。家乡人因其戏曲创作功绩卓著，就将他出生的村子尊称为“李十三村”。他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祖辈都以务农为生。他的父亲李增敏是个乡村医生，仅有几亩薄田和两间旧房。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俗下，李增敏把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督责严厉，省吃俭用供他读书。李芳桂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一面帮助家里人干农活，一面刻苦学习，颇有才气，为族人器重。
乾隆三十二年（1767），19岁的李芳桂第一次出门应考，母亲送到柴门外，再三叮泞说：“你的父亲望子成龙心切，平时管教严了些，不要放在心上。这次去应考，指望你博取功名，光耀家门、考完了，你要早些回来，免得我们惦记。”李芳桂把母亲的话牢记在心，一交考卷，没等放榜，就赶紧回了家。前来报喜的县差，只见李家房屋破旧不堪，柴门冷清，不闻鞭炮喜乐响动，更不见宴待亲友热闹的场面。县差向门内高喊，竟也无人答理，推门而人，只见李芳桂正和母亲在太阳底下推磨子磨面。喜从天降，得知中了秀才，母子二人不禁欢天喜地。此后，为了养家糊口，李芳桂在邻村吴璋、胡家先后设馆教书，当了十多年的教师，一直过着清贫的日子。
乾隆五十一年（1786），39岁的李芳桂参加陕西乡试，中了举人，名扬乡里。嘉庆元年（1796），48岁的李芳桂风尘仆仆，第一次赴京参加会试，结果名落孙山。嘉庆三年（1798），李芳桂51岁时被委任为陕西省洋县儒学教谕，在职仅一年。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年仕宦生涯。
就在同一年，李芳桂第二次进京参加会试，结果又一次科场失利，榜上无名。虽然“截取皋兰知县”，得了一个“候补知县”的名号，但这只是一纸空文。科场会试的失意，使李芳桂对科举功名心灰意冷。回到家里，他一面以教书为生，一面转而从事戏曲创作。
当时的碗碗腔刚刚诞生不久，因演皮影需要油灯碗，故而得名。科场的失利使李芳桂开始改变自己的兴趣爱好。在教书的同时，他开始陶情于戏曲文苑，和乡村演皮影戏的艺人交上了朋友，向他们学习戏曲，掌握了皮影戏的结构特点和表演技巧等知识。闲暇之余，李芳桂时常与艺人们聚会在学馆，一起吹拉弹唱，交流心得。李芳桂逐渐对戏剧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萌发了创作剧本的热情。于是，他一面教书，一面刻苦学习前代艺术家的作品，留心观察和广泛收集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奇闻趣事，作为戏曲创作的素材。就这样，在渭北乡村的一个小小书馆里，在寒窗清灯之下，李芳桂边吟唱边写作，一部部戏曲剧本问世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中，他创作了八部本戏和两部折子戏，民间习惯称之为“十大本”。其中本戏有《春秋配》（（白玉锢》《香莲佩》《紫霞宫》《如意替》《玉燕钗》《万福莲》《火焰驹》；折子戏有《四岔捎书》和《玄玄锄谷》，这些剧本现藏陕西省艺术研究所。李芳桂的碗碗腔皮影戏剧作，情节结构神奇曲折，它的戏剧性或曰传奇性，因为建立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虽离奇而不失真，雅俗共赏，十分生动有趣。这些戏二百年来盛演不衰，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如《白玉锢》成为“秦腔正宗”李正敏20世纪30年代演出的名剧，20世纪50年代又被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以碗碗腔的形式搬上舞台；《万福莲》先被鱼讯、黄俊耀改编为《女巡按》，后被戏剧大师田汉看中，改编为京剧《谢瑶环》；《火焰驹》被秦腔移植演出后，又拍成秦腔艺术片，传播全国。
他的作品多写男女婚姻爱情，但大多反映了正义与邪恶之争，而且终以正义取胜结局，给人信心和力量。他的代表作品《春秋配》，通过一对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针贬邪恶，伸张正义，被誉为抨击封建黑暗吏治的力作。嘉庆四年（1799），秦腔著名艺人姚翠官将《春秋配》这出戏带到北京演出。其生动的故事情节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演员充满激情的表演，倾倒了京城的观众，立即在京城形成一股秦腔热、李十三热。演出时京城十巷九空，观者如潮。之后，这出戏很快远播大江南北，先后被京剧、河北梆子移植演出，川剧艺人还把《春秋配》列为自己的传统四大名剧之一，京剧大师梅兰芳于清宣统三年（1911）也演出了（（春秋配》。汉剧、湘剧、弋阳腔、粤剧也把《春秋配》中的（（拣柴》《赠银》《折梅》《砸洞》《落魔》等折子戏，作为自己剧种的保留节目，经常演出，历久不衰。
李芳桂的剧作，人物语言直白流畅，既个性化又富有秦东地方色彩，俗而雅，雅而俗，雅俗共赏。他创作的其他作品也被许多剧种广泛移植，传播各地。李芳桂的秦腔剧本早已成为中国戏曲大家族共同的宝贵财富。
李芳桂的艺术创作，富有鲜明的时代性和追求民主的反抗精神。在他的前七大本里，写了11次盗杀和谋杀，6次内乱战祸和8次属于侠义的惩恶除奸。如《紫霞宫》反映了清王朝“上司要钱官不清”的腐朽吏治，《香莲佩》《紫霞宫》和《白玉锢》揭露了清朝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迷信愚弄、残害人民的罪恶行径，特别是在《白玉锢》一剧里，通过作品中人物李清晏骂和尚，把这一社会弊端揭露得人木三分，淋漓尽致。李芳桂继承了前代的民主思想，并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坎坷遭遇加以发展，在八本戏里，描写了十一对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并取得胜利的青年男女的忠贞爱情，作者借剧中人物之口，大声喊出“不用三媒和六证，何须月老系红绳”的呼声。作者通过血淋淋的现实事件，真实地反映了清朝乾隆时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生活，揭露了清王朝专制腐败的吏治，代表了人民的呼声和渴望。
朝廷禁演 遭遇横祸
嘉庆十五年（1810），社会动荡，为了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统治，嘉庆皇帝降旨禁演地方戏，许多皮影艺人被捕人狱甚至被杀，陕西的皮影艺人也遭到残酷镇压。作为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李芳桂，运用戏曲艺术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自然也成为朝廷捉拿的钦犯。嘉庆十八年（1813），朝廷下令逮捕他，危难之际，村人闻知捉拿李芳桂的衙役来到渭南县后，便急忙通知李芳桂。他听到突如其来的凶讯，当即口吐鲜血，跌倒在地。老伴要他赶快逃走，不能坐以待毙。李芳桂艰难地站起来，翻墙出村，仓皇逃命。年逾花甲的李芳桂一路上满腹悲伤，不知该何去何从。为了躲避衙役，他避开大路，穿越田间小路朝东南方向跑出十来公里。时值夏末秋初，天气暑热，且年老多病，又遇惊恐，李芳桂终于身体不支，眼前突然一黑，跌倒在草丛里。一代戏曲艺术家就这样结束了他贫困坎坷的一生。
李芳桂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作品数量多，而是他的戏曲作品内容丰富，并且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人物个性刻画鲜明，语言朴实洗练，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即使和经典的元明杂剧相比，也毫不逊色。且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他是唯一为世人所知的“花部”（花部是各地地方戏曲的总称）剧作家。他在戏剧作品中善于发掘和发现人民的坚强意志和反抗精神，充分展示人民在反迫害斗争中的机智和勇敢，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他的艺术创作对推动陕西地方文化和戏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李芳桂的影响下，从清中叶至晚清的一百多年间，陕西关中东部出现了一个“渭北派”作家群，代表人物有崔问余、张元中、郭安康、李荫堂等等，使碗碗腔出现了比较兴盛的势头。因此，李芳桂成为碗碗腔皮影戏（因皮影戏诞生于北宋，与皮影戏相伴的剧种不独是碗碗腔，故此处合称为“碗碗腔皮影戏”）的“祖师爷”，也是中国戏曲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一个科举考场上的失意文人，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清贫教书先生，却不甘平庸，扎根民间艺术的沃土，向乡村艺人汲取营养，执著追求，呕心沥血，潜心于戏曲剧本创作，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其人其事，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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