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作者，《多伦多及安大略省约克县志》，1885
1872年8月2日，星期五——我从十二点到两点到市政府来见司法部长，商讨我今天早上收到的格蕾丝·马克斯的赦免令。是约翰（·麦克唐纳）爵士要求我与我的一个女儿陪送这女人到在纽约州为她提供的家里去的。
1872年8月7日，星期二——检查并释放了格蕾丝·马克斯，她在这个教养所被监禁了二十八年零十个月。根据司法部长的命令，我下午一点与我女儿一道把她送到纽约州去。
——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顿，省教养所，“所长日记”摘录
尘世天堂亦行此理，
愿君领会本文，恕我直言，
若将虚幻的极乐岛屿
建在恶浪抨击的铁青色大海中间，
人心势必都在波涛中上下颠簸……
——威廉·莫里斯，《尘世的天堂》，1868
不十全十美便是我们的天堂。
——华莱士·史蒂文斯，《我们的气候的诗》，1938
51
我常想给你写信，告诉你我的好运气；其实我已在脑子里给你写过很多信了。只要我找到了合适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就拿笔写在纸上。这样，如果你还活着的话，就可以得知我的消息。如果你已不在世上了，反正也一定会知道的。
也许你已听说过对我的赦免，也许你没听说。我没在任何报纸上见到这消息，这也不奇怪，因为到我最后被放出来，这已是个过时的故事，没人再想读它。当然这样正好。我听说赦免令时就知道你一定给政府写信了；终于你的信和其他请愿书一起有了结果。不过，我必须说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决定，并且根本没提你写的信，只告诉我这是一次大赦。
我最先听说赦免令是教养所所长的大女儿珍妮特告诉我的。这个所长你并不认识，先生，你走了之后起了很多变化。来了个新所长就是变化之一，同时已换过两三任新狱长，并且换了很多新卫兵、看守和女看守，我已弄不清了。我正坐在缝纫室里补袜子，我们当时下午就是坐在这里谈话的。新狱长来了之后，我仍像过去一样继续在狱长家做女仆。这时珍妮特走进来。她人很善良，总是对我微笑。她人虽不漂亮，但总算与一个正派的年轻农民订婚了，我衷心地祝愿她幸福。有些男人，特别是较为朴实的男人，喜欢自己的妻子相貌平平而不要太漂亮，因为长相平平的妻子肯干，不喜欢叫苦。而且她们也不太可能会跟其他男人跑掉，因为哪个男人要偷她们呢？
这一天珍妮特很快地走进房间，看上去很激动。格蕾丝，她说，我给你带来了令人吃惊的消息。
我还在继续缝补袜子，因为当别人告诉我他们有惊人的消息时，总是与其他人有关，先生。我当然愿意听，但却不愿因此少缝一针。哦？我说。
你的赦免令下来了，她说。从渥太华的约翰·麦克唐纳和司法部长那儿发下来的。这是不是太妙了？她拍着手，看上去真像个孩子。她心肠软，富有感情，从来不认为我有罪。
听到这个消息，我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我突然感到非常冷，好像就要晕过去。自从你走了之后，先生，我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这是真的吗？我说。如果换成别人，我一定会想她在跟我开残酷的玩笑，但是珍妮特是不会开任何玩笑的。
是的，她说，确实是真的。你被赦免了！我真为你高兴！
我看出她认为流泪是合适的，我也流了些眼泪。
那天晚上，尽管所长（她父亲）手中实际上还没有正式文件，只有一封信谈到这事，他们就一定要让我搬出牢房，住进狱长家里的空房子。这都是珍妮特那个好心人的主意，还有她母亲的帮助。因为我的赦免令在无聊的监狱生活中是件非同寻常的事件，人们都喜欢与这样的事件有些联系，这样他们今后就可以和朋友谈起这事，所以大家都为我忙前忙后。
我吹灭了蜡烛，躺在最好的床上，身穿珍妮特的棉质睡裙，而不是监狱里那种发黄的粗睡衣，眼睛朝上看着黑黑的天花板。我翻来覆去，不知怎样才舒服。我猜想舒服就是习惯。到这时我已习惯监狱的窄床，而不喜欢铺了干净床单的床了。这房间大得让人害怕，我把床单拉上来盖着头好遮住些光线。然后，我就觉得自己的脸在溶解，变成了别人的脸。我回想起当我可怜的母亲在裹尸布里被他们推下海时，我当时就认为她已在床单里变成了另一个女人。现在，同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当然，我不是在死，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的。
第二天吃早饭时，所长全家人坐在那儿对着我笑，眼睛都湿润了，好像我是什么稀有的宝贝，像是从河里救起的婴儿。所长说我们应该感谢失去的羊羔被救回，然后他们都热烈地说了声“阿门”。
我想，正是这么回事，我被救回来了。现在我做事必须像个被救回来的人，所以，我就开始这样做。想到自己不再是个著名的女杀人犯，而是个无辜的女人受了冤枉，不公平地在监狱服刑，至少服刑时间过长，有种很奇怪的感觉。我现在让人感到可怜，而不再让人感到恐怖害怕了。过了好几天我才习惯这个变化；实在说，我还是不完全习惯。这需要脸上作出完全不同的表情，但我想时间长了就好了。
当然对那些不了解我的身世的人，我就只是个普通的人。
那天吃完早饭以后，很奇怪我感到很沮丧。珍妮特看出来了，她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在这个监狱里已关了将近二十九年，外面既没朋友又没家庭，我上哪儿去？做什么呢？我没钱，也没挣钱的本事，没有合适的衣服。我不可能在附近找到工作，因为人人知道我的情况。尽管我被赦免了，没有哪个头脑正常的女主人会雇用我，因为她们要考虑到孩子的安全；换了我，我也会和她们一样。
我没告诉她，我上街卖身也太老了。她是很有教养的卫理公会教徒，我不想让她吓一跳。不过，我必须告诉你，先生，这个念头确实在我脑子里闪过。但是，在我这个年纪，竞争又这么激烈的情况下，我恐怕只能吸引在小巷子里乱逛的醉醺醺的水手，一次只挣一分钱，不到一年我就会得病死去。想到这些，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这样看来，赦免令不是我的自由通行证，倒像是死刑。我就要被赶到大街上，无亲无友，孤苦伶仃，冻死饿死在寒冷的角落里。除去当年我带进监狱的衣服，我什么衣服也没有。也许那些衣服也没了，因为我不知道它们都到哪儿去了；我听说它们早被卖掉或送人了。
噢，不，格蕾丝，珍妮特说。这一切都考虑到了。我不想一下把什么都告诉你，因为我们害怕在受了这么多苦之后，一下告诉你太多让人高兴的事会叫你受不了。常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已经为你在美国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家。你到了那儿，也许就会忘记痛苦的过去；没人知道你的过去，你将开始新的生活。
她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但大体是这个意思。
但我穿什么呢？我绝望地说。也许我头脑确实不正常；要不我该先问清有关那个“很好的家”的情况：它在哪儿？我上那儿干什么？后来，我在想她当时说的话，“已经为你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家”；这像是在谈论一只因太老而不能再干活的狗或马，主人不想再留着，但又不想弄死。
我也想到这一点，珍妮特说。她确实是个很会帮助人的人。我到仓库去看过，奇迹般地发现你带来的箱子还在那儿，上面有你的名字标签。我猜想这是因为在审判后有很多为你说情的请愿，他们就把你的东西留着，认为你很快就会被释放，但后来就把这事忘了。我来叫他们把箱子送到你屋里，然后我们打开看看，好不好？
尽管我还有些疑虑，但当时感到得到了安慰。我的疑虑被证实了：我们打开箱子，发现蛾子已把羊毛的东西都啃坏了，其中包括我母亲那条冬天用的厚披肩。其他的东西都由于存放在潮湿的地方过久而褪了色，一股霉味。有的地方线已霉烂到你手一碰就烂的程度。衣物过一段时间总需要晒晒，可这些一次也没晒过。
我们把东西都拿出来，铺在地上，看看哪些还可用。南希的那些裙子新的时候那么漂亮，可现在大都烂了。玛丽·惠特尼给我的那些东西也一样，我当时那么珍惜它们，可现在都变得又旧又破。还有我在奥尔德曼·帕金森夫人家做的那条裙子，上面有杰里迈亚给的骨头纽扣，但除去扣子，那裙子已没有一点用。我找到了玛丽的那撮头发，还是像我当时放的时候那样用线捆着，包在一块手绢里。可是，蛾子也把它啃了，没别的东西吃，蛾子连头发都吃。
我当时的感情很强烈，很痛苦。那房间好像暗了下来，我几乎可看见南希和玛丽穿着她们自己的衣服出现了。但这又是个很令人伤心的场景，因为到今天她们本人也会像这些衣服一样地腐朽了。我感到头晕，只好坐下来，要杯水，并请求把窗户打开。
珍妮特本人感到很吃惊；她年纪太轻，还意识不到二十九年东西放在一个箱子里所可能起的变化，不过她这个好心肠的人已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了。她说不管怎么样，这些裙子的样子现在已过时了，我们不能让你穿得像吓鸟的稻草人一样。但有些东西还可以用，比如那条红法兰绒的衬裙，还有那几条白的，可以在醋里洗洗，去掉霉味儿，在太阳下晒晒，然后会变得很白。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洗好之后颜色确实淡了些，但绝不是白色。
她说，至于其他东西，我们还要自己去解决；你需要四季用的一整套衣服。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置办那么多衣服。我猜想她向她母亲讨了条裙子，又到熟人中去找来一些其他东西。我认为所长一定出钱给我买了袜子和鞋子。总之，到最后她找来了一大堆衣服。我感到那些颜色太鲜艳了，比如有绿色的花布，还有天蓝底色的细平布上有洋红的条杠；这都是当时时兴的新化学染料。那些颜色对我不合适；但我很清楚贫不择衣。
我们俩坐在那儿，把一条条裙子改合身。我们就像母女在做嫁妆似的，很友好，亲密无间。没一会儿，我就高兴起来。我唯一感到伤心的是硬裙架已过时了；现在都用铁丝做的裙垫，或把带有饰边和流苏的一大堆布拉到身后，在我看来很像个沙发。我再也没机会用硬裙架了。不过，人一辈子不可能什么都有。
另外，有带无边的女帽也已过时。现在都戴帽子，平平的，向前扣，在下巴下面系带的那种，像艘船戴在头顶上；面纱在后面飘着，像是船的尾波。珍妮特帮我弄到一顶这样的帽子，我刚戴上时感到很怪。往镜子里一看，它盖不住我的灰白头发，不过珍妮特说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十岁，几乎像个年轻姑娘。说实在的，我保持了过去的身材，大多数牙齿都在。她说我看上去真像个有教养的女士。这倒可能是真的，因为现在女东家与女仆在穿着上已不如过去区别那么清楚了。我们很开心地用丝花和蝴蝶结把帽子装饰起来，但我好几次因过度兴奋流下了眼泪。人的命运有所变化时，无论是从好运转为厄运，还是相反，常有这样的情况。我想你一定注意过，先生。
我们在把衣服叠好打包时，我从过去穿过的衣服上撕下几块布，我还问能否留一件我已习惯穿着睡觉的监狱睡衣作纪念。珍妮特说她认为这是很奇怪的纪念品，但她还是帮我问了，他们同意了。你知道，我需要带走一些自己的东西。
等一切准备停当，我深深地谢了珍妮特。我还是对前途很害怕，但至少我看上去将是个普通的人，不会有人再盯着我看了，这一点就非常重要。珍妮特给了我一双几乎是新的夏天用的手套[73]，我不知她是从哪儿弄来的。然后她哭起来，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因为我就像是本书似的，有个幸福的结局。我不知道她在看些什么书。
52
1872年8月7日是我出狱的日子，我这辈子也忘不了这一天。
与所长家的人吃完早饭（其实我因为太紧张，什么也没吃），我就穿上一身上路的衣服，一身绿色的，戴上那顶装饰相配的草帽，还有珍妮特送的手套。我的箱子已打装好；不是南希那个，因为那个霉味太重，而是教养所给我的，是个皮的，不很旧。它本来可能是哪个死了的倒霉鬼的，但我早就不会对礼物挑三拣四了。
我被带进去见所长，这只是例行公事。他祝贺我被释放了；不管怎么样，根据约翰·麦克唐纳爵士的特别要求，他和珍妮特要陪我到向我提供的家里去。目的是要保证我能安全到达。他们很清楚，我被关了这么久，已不习惯现代交通方式；再者，路上有很多坏人，有些是南北战争下来的士兵，有些伤残了，有些没有生计养活自己，他们可能会伤害我。因此，我很喜欢有人陪着。
我最后一次走出教养所的大门时，钟正在敲中午十二点，可那钟声传到我脑子里就像是一千个铃铛在响。在那一刻之前，我不能相信自己的感观；在为上路而穿衣服时，我比任何时候都麻木，周围的一切毫无生气，缺乏色彩。可现在一切都活起来了。太阳照射着，墙上的每块石头都像玻璃那样清晰，像一盏盏灯似的亮着，就像是走出了地狱的门，走进了天堂。与大多数人相比，我更相信地狱和天堂之间相距并不很远。
门外是棵栗子树，上面的每片叶子都像是被镶上一圈火，树上有三只白鸽，像圣灵降临节的天使一样闪光。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真正地被释放了。要在以往，当我看到比平常强的光亮或黑暗时，会晕过去，可在这一天我向珍妮特要了她的嗅盐，所以没晕倒，不过我得靠着她的胳膊。她说，像我这样性格的人是不会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无动于衷的。
我想回头看一眼，可我想起罗得的妻子和盐柱子，就忍住没看。往回看还会意味着我不想离开，想要回去，可是，先生，你知道绝对不是这么回事。不过，你如果听我说我确实有点后悔，可能会感到吃惊的。这是因为尽管教养所不能算个家，可将近三十年来，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家。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比很多人在这世上活的时间都长。虽然这是个令人生畏的地方，是让人受苦受惩罚的地方，至少我了解这个地方。从一个熟悉的地方（不管这里多不好）到不认识的地方去总是让人感到忧虑重重。我猜就是因为这点，很多人才怕死。
过了那一阵子，我便回到了普通的日光里，有点头晕目眩。这天又热又潮湿，就像湖边八月的天气。但是因为湖里吹来一些微风，天气不是热得让人受不了。天上有些云，但只是那种预示着要下雨或打雷的白云。珍妮特有把阳伞，我们在路上走时她替我一道打着伞。我还缺把阳伞；南希的那把上的丝绸面都烂光了。
我们乘坐所长的仆人赶的轻型马车来到火车站。火车要到一点半才开，可我总是恐怕要晚了。一到了车站，就不能静静地坐在女候车室里等，而要到外面的站台上去来回走。我非常焦虑不安。终于火车进站了，一个闪亮的大铁怪物吐着烟。我从来没这么近看过火车。虽然珍妮特对我说没危险，我还是要人扶着走上阶梯。
我们坐火车到康沃尔，虽然只是很短的一段，我当时感到自己不会活着下车。声音很响，速度很快，我感到耳朵要聋了。而且有很多黑烟，火车汽笛的吼叫差点把我吓蒙，不过我控制住自己，没有尖叫。
我们在康沃尔车站下车时，我感觉好些了。从车站我们坐小马拉的车到了码头，而后乘渡船到湖对岸，因为这种交通方式我更熟悉，而且能呼吸到新鲜空气。起初，波浪上动来动去的阳光使我感到很迷惑，可是，只要不看它就没问题了。食品拿来了（这是所长用篮子带来的），我吃了点冷鸡，喝了点温茶。我就把精力集中到看船上女士们穿的服装上，式样很多，颜色也很鲜艳。起来坐下我都要整裙撑，因为这样的事总是需要练习。我恐怕动作不很优美，就像是在你的真屁股上又长了个假屁股，而这两个屁股跟着你就像是猪屁股上绑了个铁桶。不过，我没对珍妮特说这样的粗话。
到了湖对岸，我们过了美国的海关。所长说我们没东西可申报。然后，我们又上了另一辆火车。我很高兴所长来了；要不，我会不知道如何叫搬运工来搬行李。我们坐在这辆新火车上（这车没前面一辆晃得厉害），我向珍妮特问起我的最终目的地。我们去纽约州的伊萨卡（她只告诉我这么多），但在这之后怎么办呢？给我提供的家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去做仆人？如是这样，那家人知道一些关于我的什么情况？你看，先生，我不想以假身份出现，或是隐瞒我的过去。
珍妮特说有件让我惊奇的事在等着我。因为这是个秘密，她不能告诉我，但这是个让人惊奇的好事，至少她希望是。她只愿告诉我这与一个男人，她说一个绅士，有关。但是，因为她习惯于把除了饭馆里跑堂的以外的穿裤子的人都称为绅士，我感到自己没了解到什么新情况。
我问她是哪位绅士时，她说她不能说；但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至少她是这样听说的。她变得很忸怩，我一个字也套不出来。
我把所有可能的男人都想了一遍。我不认识很多男人，你可能会说是没有机会。我最熟悉的（倒不是认识时间最长的）两个都死了，我指的是金尼尔先生和詹姆斯·麦克德莫特。还有小贩杰里迈亚，但我不知道他在做为人提供好家庭的生意；他从来就不是家庭型的人。再就是我过去的东家，科茨先生和哈拉基先生，但到现在他们要么已去世，要么已年迈。我所能想到的再就是你了，先生。我必须承认我当时是想到过你。
所以，我在伊萨卡车站走下火车时满怀着焦虑和期望。有很多人在车站接人，大家都在谈话。还有来来往往的搬运工，以及在小车上搬来运去的箱子和盒子，所以人站在那儿很危险。所长去招呼行李时，我紧紧抓住珍妮特，然后他领着我们到车站大楼的另一边（离火车较远的一面），便开始东张西望起来。因没找到他期望找到的人，他皱了下眉头，看了眼自己的表，又看看车站的钟。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看了看；我的心开始沉下来。但他抬起头来，微笑着说，我们的人来了，确实有个人快步向我们走来。
他比一般人高，挺壮，但同时又是瘦长型。我是说他长胳膊长腿，但身体的中间部分较壮。他长着红头发，很长的红胡须，身穿一套星期天做礼拜穿的最好的西装，里面穿着白衬衣，打着黑领带。他手里拿着一顶高帽子，放在身前，像个盾牌似的。从这点看来，他也很担心。他不是我过去所见过的男人中的一个，但他一来到我们面前，向我扫了一眼，就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他抓住我的手（我手还戴着手套），说：“格蕾丝，格蕾丝，你能饶恕我吗？”他这话几乎是喊着说的，好像他已练了好久。
我挣扎着要抽出自己的手，心想这是个疯子，但当我转向珍妮特求援时，她已涌出感伤的眼泪。但所长却笑得合不拢嘴，好像这正是他所希望的。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不知所措。
那人放开我的手，站起来。她不认识我了，他伤心地说。格蕾丝，你不认识我了？无论在哪儿我都能认出你来。
我看着他，确实感到有点面熟，但我还是记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然后他说，我是吉米·沃尔什。我再一看，确实是他。
我们然后来到火车站旁边的一家新旅馆，所长安排好住宿，又一起吃了些饭。你可以想见，先生，因为我上次见到吉米·沃尔什是在审判我的时候，我们之间要做大量的解释。当时是他的证词使得法官和陪审团因我穿死人的衣服而对我反感。
沃尔什先生——我现在要这样称呼他——接着告诉我，他当时认为我有罪，不过他不想这样去想，因为他一向喜欢我，这倒是真的。但是，他年纪大些之后，对这事又加以思考，开始持相反的意见，因而对自己在给我定罪的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感到万分内疚。不过，当时他只是个年轻小伙子，不是律师的对手，他被律师牵着鼻子走，说了些话，到后来才看到这些话的后果。但我一个劲地安慰他，我说这类事谁都会做的。
金尼尔先生死后，他和他父亲被迫离开，因为新房主不喜欢他们。由于他在审判时给人印象很好（报纸上称他为聪明而有前途的年轻人），他在多伦多谋了份职。所以，你可以说他是因为我才时来运转的。他积蓄了好几年的工资，然后就到了美国；他认为在这儿更有机会成为一个靠自己成功的人。在这里你有多少财产就有什么地位，而不看你的出身是什么，并且很少有人问问题。他在铁路上做过工，也到西部去过，一直有钱积蓄。现在，他已有自己的农场和两匹马及整套马具。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查利，所以他这么早就特意提到马。
他结过婚，但现在是鳏夫，没有孩子。他一直在因自己所做的事而让我受苦一事深受折磨，给教养所写了好些信，询问我情况如何。但他没有直接给我写信，因为他不想让我生气。就是通过这个方法，他得知了我的赦免令，然后与所长一道做了这些安排。
结果是他要我饶恕他，我立刻饶恕了他。我不会因此记仇，所以我告诉他，即便他不提南希的裙子，我也是一定要进监狱的。我们在谈这些的时候，他一直拉着我的手，他要我嫁给他。他说，虽然他不是百万富翁，但能给我提供一个很好的家。因为他银行里还有些钱，可以根据需要再买些东西。
我做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不过事实是我没什么选择。因为他们已费了这么多心，如果我说“不”就会显得很不领情。我说我不希望他只是出于责任感和负疚心而娶我。他否定那是他的动机，并且告诉我他一直对我很有好感。他说，我与年轻时相比几乎没有变化，我还是个漂亮的女人，这是他的原话。我想起金尼尔先生的果园里的雏菊和树墩子，我知道他也一定想到了那些事。
对我来说，最难的事是把他看作一个成年男人；我脑子里的他还是个腼腆的男孩子，他在南希死前的那个晚上吹长笛，在我到金尼尔先生家的第一天坐在栅栏上。
最后我说“好”。他已把戒指准备好，装在一个盒子里，放在他的马甲口袋里。他太激动了，在把戒指戴在我手指上之前，两次把它掉在桌子上。为了戴戒指，我不得不把手套取下。
婚礼的准备工作安排得很快。与此同时，我们仍住在旅馆里，每天早上有人把水送到房间里来。为谨慎起见，珍妮特与我住在一起。所有费用都由沃尔什先生支付。我们在地方司法官的主持下举行了个小型仪式。我回想起很多年前波琳姨妈说过我一定会嫁给地位低于我的人，但我不知道她现在会怎么看。珍妮特是女傧相，她哭了。
沃尔什先生的红胡须又长又红，但我暗自心想，这胡子到了合适的时候会变的。
53
从我第一天沿着长长的车道到金尼尔先生家（当时我还不满十六岁）到今天，几乎整整三十年了。当时也是六月。这会儿我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坐在自己的摇椅里。正是下午靠近傍晚时分，眼前的景色一片平静，简直可以说是幅画。屋前的玫瑰花盛开着——这些玫瑰叫汉密尔顿斯女士，长得很好，不过容易长蚜虫。他们说最好在上面撒砒霜，但我不想在家里有这样的东西。
最后一批牡丹在开花，这是种粉白的花，有很多花瓣。我不知道这花的名字，因为不是我种的。那花的香味使我回想起金尼尔先生剃须时用的肥皂。我们的房子面朝西南，阳光很暖和，发金光，不过我没正坐在阳光下，因为那样对肤色不好。每当天气这样时，我都想这很像天堂，不过，我过去倒没想到自己会去天堂。
我嫁给沃尔什先生已近一年了。虽然不像很多姑娘年轻时想象的那样，但因为至少我们俩都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样可能更好些。年轻时结婚常常会有变故，但我俩已不那么年轻了，也就不会有什么让人失望的变化了。成年男人的性格已成型，不太可能再开始喝酒或做其他坏事。如果他想做那些事，早该做了。至少这是我的看法，我希望时间会证明我是正确的。我已说服沃尔什先生把胡须修剪了一些，并且只在门外抽烟斗。到一定时候，这两样嗜好都会彻底放弃的。但是，不能对男人说得太多，逼得太紧，那样只能让他变得更固执。沃尔什先生不像有些人那样嚼了烟草再吐，我对生活中有这些让人顺心的小事总是很感激。
我们的房子是幢普通的农场房，白色的房子，绿色的百叶窗，我们俩住已很宽敞。前门厅里有排钩子，好在冬天挂外衣，但我们通常从厨房门进出。有个带扶手的楼梯，楼梯一上去有个杉木箱，用来盛放被子和毯子。楼上有四个睡房：一个小一些的可做婴儿室，一间主卧室，一间客房（不过我们不期望，也不希望有任何客人），还有一间现在空着。那两间有家具的卧室里每间都有个脸盆架和一块编辫式的地毯。我不喜欢太重的地毯，因为到春天很难把它拖下楼在外面拍打，等我年纪再大点就更拖不动了。
每张床上方的墙上都有幅我自己用十字花针脚绣出的图画。最好的房间里挂的是张花瓶和花；我们房间里的那幅碗里有水果。最好的房间里的被子图案是“神秘之轮”；我们房间的是“圆木小屋”。我是在别人贱卖时买的这些被子，是从一些在这儿没成功，决定到西部去闯荡的人手中买来的。当时我很同情那女人，所以多付了些钱。可要把房子弄得舒适有很多事要做。自从沃尔什先生的第一任夫人死了以后，他过了一段光棍生活，所以房里很多东西已变得很不干净。床下扫出很多灰绒团，同时还有很多蜘蛛网要清理，地板也要好好刷刷。
两个卧室里的窗帘都是白的；我很喜欢白窗帘。
楼下我们有个前客厅，里面装有炉子。还有个厨房，配有一整套食品储藏室和洗碗间。房子里就有水泵，这在冬天是很大的便利条件。还有个餐厅，但我们不常有客人来吃饭。一般情况下我们就在厨房桌子上吃饭；那儿有两盏煤油灯，很舒适。我在餐厅的桌子上做针线，在那儿裁剪特别方便。我现在有个缝纫机，是用手轮操纵的，用起来神奇极了。当然，我很高兴能有个缝纫机，因为可以省很多人力，特别是在做简单的缝纫活时，比如做窗帘或给床单扎边。我还是喜欢用手来做精细的活儿，只是我的眼睛不如过去好使了。
除去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还有些居家通常有的东西，比如：厨房菜园里种着草本调料，圆白菜和块根蔬菜，春天种有豌豆；有母鸡和鸭子，母牛和粮仓，还有一辆轻便马车，两匹马（查利和内尔）。我非常喜欢这两匹马，沃尔什先生不在时它们是我的好伙伴。但是，查利是匹耕地的马，干活太累了。他们说很快就要用机器干农活了。到那时，可怜的查利就可放到草场上去了。我永远不会像有些人那样把马卖了做黏胶和狗食。
我们雇了个人帮着做田里的活，但他不住在我们这儿。沃尔什先生还想雇个女孩子，可我说我宁愿自己做家务活。我不想让个女仆住在家里，因为她们太好打听，耳朵太长；而且我自己第一次就把事做好比别人做错了我再重做要容易得多。
我们的猫的名字叫泰比：她的颜色很普通，是个捉老鼠的能手。我们的狗名叫雷克斯，是条塞特种猎狗，不很机灵，但心肠好，一身毛红棕色，像擦亮的栗子似的，非常漂亮。猫和狗的名字都不很新奇，但我们并不想在邻里中有过于标新立异的名声。我们去附近的卫理公会教堂。我们的牧师很活泼，喜欢在星期日大谈地狱之火。不过，我认为他和坐在下面的教徒一样，不知道地狱是什么样子。他们都是好人，只是有些狭隘。但是，我们想最好不要向他们或向任何人透露太多过去的事。要不，只能引起好奇心和闲话，致使谣言产生。我们告诉别人沃尔什先生和我是青梅竹马，但我和别人结婚了，最近刚刚丧偶。因为沃尔什先生的夫人已死，我们就安排了再次见面，结了婚。这个故事很容易就被接受了，因为它既具有浪漫性，又不给任何人带来痛苦。
我们的小教堂很有地方性和传统性。但伊萨卡镇上的人现代化得多，有很多迷信招魂术的人，有些有名的魂灵通联中介人到这儿来，住在城里最有身份的人家里。我从不参与这些活动，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我想和死人说话，我完全会自己做。况且，恐怕有很多都是骗人的。
四月里，我看到一个有名的魂灵通联中介人的广告，是个男人，有张照片。尽管照片印得很暗，我想一定是小贩杰里迈亚。确实是他，因为我和沃尔什先生凑巧驾车到城里去办事并购买东西，我在街上遇上他。他穿得非常考究，头发又变黑了，胡须修剪成军人式的，这样的装扮一定能使他信心十足。他现在的名字叫杰拉尔德·布里奇斯。他在模仿一个地位显要而又深谙世故的人，同时表现出对高深的哲理也颇有兴趣。他也看见我了，认出我来。为了不让别人察觉，他朝我把帽子轻轻地歪了一下表示敬意，还向我挤了下眼睛。我戴着手套的手稍微向他摆了几下（我现在进城总是戴着手套）。幸好沃尔什先生没注意到这些小动作，要不他又要担心了。
我不想让这里的任何人知道我的真名字，但我知道杰里迈亚不会把我说出去，就像我不会把他说出去一样。我记起有一阵我差点跟他一起跑掉去做吉卜赛人或是医学上的先知；我当时真的很想跟他去。那样，我的命运会完全不一样。但只有上帝才知道哪样更好或更坏；我已跑够了，这辈子再不想跑了。
总的说来，我和沃尔什先生都同意，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好。但有一件事让我感到不安，先生，因为我没个信得过的女朋友，现在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一定会保密的。
是这么回事。每过一段，沃尔什先生就变得很伤心。他会拉住我的手，眼睛里含着眼泪盯着我说，想想我让你受的罪。
我告诉他他没有让我受罪——是其他人让我受罪的，还有就是我运气不好，缺乏好的判断力——但他喜欢认为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我相信，如果他能找到理由，会认为我母亲的死也是他的过错。他还喜欢想象受苦的情形，硬要我对他讲在教养所或是多伦多精神病院的情况。我越是在喝的汤里多放水，把奶酪说得越臭，把监狱看守的话和行为说得越粗鲁，他越喜欢。他听我说这些就像是孩子在听童话，好像这是什么好事似的。然后，他请求我再多告诉他一些。如果我说因为毯子太薄我夜里直发抖，还长冻疮，并且告诉他如果我抱怨，就会遭鞭子抽，他听了会欣喜若狂。如果我谈到巴纳林医生对我的不轨行为，以及光着身子洗冷水澡，然后裹在床单里，并告诉他在黑暗的房间里穿约束衣的事，他听得几乎入了迷。但他最喜欢听的还是可怜的詹姆斯·麦克德莫特在金尼尔先生家里拖着我满房子走，想找个床，好让他对我使坏，可南希和金尼尔先生却在地窖里躺着，我被吓得半死那段。他责怪自己当时不在那儿，不能救我。
我本人想很快把这段生活忘掉，而不愿这样悲哀地重述那些事。是的，我喜欢你在教养所的那些日子，先生，因为那使我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得到了丰富。可现在我回想起来，你当时也和沃尔什先生一样，急于要听我生活中经历过的苦难。不仅如此，你还用笔记下来。我能看出来你什么时候兴趣有所减弱，因为你的眼光会到处乱看。但是，每次我能讲些让你感兴趣的情节，我就感到很高兴。这种时候你的面颊会变红，你会像前客厅里的钟上的太阳那样微笑。如果你有狗一样的耳朵，一定会把耳朵向前竖起，眼睛里闪着亮光，舌头伸在外面，好像你在树丛里发现了一只松鸡。你那样子的确使我想到我在世上还有些用处，不过我从来弄不清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至于沃尔什先生，我讲了几个有关我受苦的故事之后，他就用双臂抱住我，抚摸我的头发，开始解我睡裙的扣子（因为我们讲故事常常是在晚上）。他就问我，你会饶恕我吗？
起先，这样的事很让我烦恼，不过我没直说。事实是很少有人能理解饶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不是罪犯要得到饶恕，而是受害者应该得到别人的饶恕，因为他们是惹起麻烦的人。如果他们不是那么软弱，那么粗心，而是更富有远见，如果他们能避免遇见困难，想想世界上的痛苦会减少多少。
多年来我心里一直在生玛丽·惠特尼，特别是南希·蒙哥马利的气，生她们两人的气。气她们就这样让自己死了，把我留下来承受这么重的负担。很长时间我都无法从内心原谅她们。如果沃尔什先生不像现在这样固执地硬要我饶恕他，而是让他自己饶恕我，就会更好些。也许他最终是会正确看待这事的。
当他刚开始要我饶恕他时，我说我没什么可饶恕他的，他不该为这烦心。但这并不是他想得到的答复。他一定要我饶恕他，要不他心里就不舒服，那我干吗还坚持拒绝这件简单的事呢？
所以现在每当他这样，我都说我饶恕他。就像书里描写的那样，我把手放在他头上，把眼睛向上翻，做出很庄重的样子，然后我吻他，哭一会儿，接着就说我饶恕他了。第二天他就恢复正常，吹起长笛，好像他又是个男孩子，我又十五岁似的，我们在金尼尔先生的果园里做雏菊项链。
但是，我感到这样饶恕他不对，因为我知道自己在说谎话。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说谎，但是正如玛丽·惠特尼所说，说些像天使说的无害的小谎才能得到安宁。
这些天我常想玛丽·惠特尼，想到我们往背后扔苹果皮的事；其实，那天的事都以某种方式被事实证明了。正像她所说的，我嫁了个名字首字母为J的男人。也正像她说的，我先要渡水三次：去刘易斯顿来回是两次（一来一回），然后上这儿来又是一次。
有时我梦见我又回到了金尼尔先生家的小卧室里，那是在可怕的悲剧发生之前。我在那儿感到很安全，对要发生的事一点也不了解。有时我梦见我还在教养所；梦到醒来时发现自己又被锁在牢房里了，冬天的早晨在草垫子上哆嗦，看守在外面院子里笑。
可是，我真的是在自己的房子里，在阳台上，坐在自己的椅子里。我把眼睛睁开，然后闭上，掐掐自己，这一切都是真的。
还有一件事我谁也没告诉过。
我被放出教养所时刚过四十五岁生日，再过不到一个月我就四十六了。我认为我早就过了生孩子的年龄。可是，如果没弄错的话，我已是三个月没来月经了。要么是怀上了，要么是生理上的变化。很难相信是怀孕了，可在我一生中已有过一次奇迹，再有一次奇迹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种事在《圣经》里有记载；也许上帝因为我年轻时受的苦，决定给我些补偿。但是，也可能是个肿瘤，我母亲就是得肿瘤死的。尽管我感到身体有些重，早晨并不感到想呕吐。知道自己肚子里有东西，但不知是生命还是死亡，这是很奇怪的。虽然只要去看看医生就一切都明白了，可我非常不愿意走这一步，所以我让时间来说话。
我下午坐在阳台上时，一个劲地做自己的被子。虽然我已做过很多被子，这是第一次给自己做。这图案叫“天堂之树”，但是我根据自己的想法对图案有所修改。
我常常想到你，想到你在刚见到我时给我的苹果，先生，还有你让我猜的谜语。我当时不明白，但你一定是想教我什么，或许现在我猜到了。据我看来，《圣经》很可能是上帝构思的，但是人写的。就像所有人写的东西一样，比如报纸，他们把主要故事写对了，但把有些细节弄错了。
这个被子的图案叫“天堂之树”；给这个图案取名字的人（不管是谁）把树弄成一棵，其实是无意中弄对了，因为《圣经》中“树”这个词不是复数。《圣经》里提到有两种不同的树：生命之树和知识之树。但我认为只有一棵树；生命之果和善恶之果是一样的。如果你吃了这个果子就会死；如果你不吃也会死。不过，如果你吃了树上的果子，到你死的时候就不至于傻得不开窍。
生活中的安排似乎正是这样。
因为我知道对《圣经》作这样的解释是不允许的，所以我这些谁也没说，只告诉你一个人。
在我的“天堂之树”的图案上，我打算四周做上一圈缠绕着的蛇；我会把眼睛做得很小，所以在别人看来只像藤蔓或是绳缆图案，而我知道它们是蛇。如果没有一两条蛇，就不会有故事的主要部分。有些人在这个图案里做上好几棵树，在方块或圆圈里放四棵或更多的树，但我只想在白色背景上做一棵大树。那树本身是用三角拼块做成的。两种颜色：深色是叶子，浅色是果子。我用紫色做叶子，红色做果子。因为使用了化学染料，他们现在用很多鲜艳的颜色。我想我的被子做好一定很好看。
但是，我的树上有三个三角拼块会很特别。一块是白的，我要用玛丽·惠特尼给我的那件衬裙上的一块布做。一块是褪色发黄的，要用从我留作纪念的监狱睡衣上剪下的一块布做。第三块会是淡色的棉布，上面有粉色和白色的小花，是从我到金尼尔先生家的第一天南希穿的裙子上剪下的一块布做的。那裙子我在逃跑去刘易斯顿的渡船上穿过。
我要在每个三角的周围用红色的羽毛针脚绣一圈，把三个三角绣在一起，形成整个图案的一部分。
这样，我们三人就会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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