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

    施耐庵，生于约1296年，死于1370年，是元末明初小说作家，《水浒传》的作者。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旧籍记载很少，且歧义甚多。明高儒《百川书志》称其为钱塘（今杭州）人；《兴化县续志》载明人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称其祖籍姑苏（今江苏苏州），后迁居兴化（今江苏兴化）；吴梅《顾曲麈谈》记施耐庵即元末剧作家施惠。1949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组织调查，也未获确证。

    相传，他原是元朝至顺进士，后因不满官场腐败，弃官归乡，从此自绝仕途，闭门着书。所作《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等，均属与人合着。从诸多材料来看，《水浒传》“非成于一时，作于一人之手”，自宋讫明，众多通俗文学家均曾对此增润修饰，其中，以施耐庵贡献最大，影响最大。

    罗贯中

    罗贯中，生于约1330年，卒于约1400年，元末明初小说家，名本，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东平（今属山东）人，也有说钱塘（今浙江杭州）或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罗贯中撰有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传》和杂剧剧本《风云会》等。

    罗贯中小的时候，父亲经常给他讲古代英雄人物的故事，什么秦始皇统一天下，卫青、霍去病打击匈奴，讲得最多的是三国里的英雄关羽、赵云、张飞、诸葛亮。这些人物从小就在罗贯中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长大后，罗贯中离开家乡，他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去增长知识和阅历。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许多三国时期的故事，而且大家说的都不一样，这使罗贯中非常糊涂。他找来一本陈寿写的《三国志》，耐心地读起来，从中他了解到三国人物的实际情况。但民间有关三国的传说却是十分精彩。罗贯中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决定写一部关于三国故事的书。

    罗贯中拜访了许多文学家和诗人，向他们请教有关三国的一些问题。他还收集整理了大量民间传说和故事，这些都为他以后写《三国演义》打下了基础。罗贯中还特别注意向老人们请教。老人们生活阅历丰富，知道的传说故事自然比其他人多，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就是从一位老人那里听来的。

    经过3年的搜集整理，罗贯中已经拥有很多资料了。他决定开始写《三国演义》，但他又开始发愁了，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写。最后他采用一种前人没有用过的“章回体”方式来进行写作。《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小说，开了章回体小说的先河。

    历经数十载，我国伟大的文学巨着《三国演义》终于完成了。罗贯中尊重历史但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他大胆地进行取舍和编排史实，虚拟和夸张了情节与人物。《三国演义》描写了自黄巾起义直到西晋统一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故事，集中描写了魏、蜀、吴三国政权之间军事、政治、外交上的矛盾与斗争。它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控诉了统治者的残暴，反映了动乱年代人民生活的灾难与痛苦。

    《三国演义》的结构、构思宏伟严密，情节曲折变化而又脉络分明。它既以人物为中心，又描写出战争双方的战术战略，书中一些战争场面，如“三英战吕布”、“赵云七进七出”、“赤壁大战”、“火烧连营”等场面让人感到惊心动魄、扣人心弦。书中塑造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如神机妙算的诸葛亮、狡猾奸诈的曹操、鲁莽的张飞、重义气的关羽、少年老成的周瑜等都栩栩如生，至今他们的形象还生动地留在人们心中。

    罗贯中用他毕生的精力，给世人留下一部伟大的着作《三国演义》。他的名字将永远随着这部巨着流传千古。

    吴承恩

    吴承恩，生于约1500年，死于1582年，是明代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县）人。

    吴承恩的曾祖、祖父皆为学官，父亲热衷功名，屡试不爽，弃儒经商。吴承恩自幼酷爱野史稗言，博览群书，名闻乡里。为人正直，性格“迂疏浪漫”，轻时傲世，颇有骨鲠之气。受开明官僚葛木思想影响，不满当时腐败政治，主张任用贤能。屡挫于科场，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种种弊端有着比较深的认识，对“欺伪之术日繁”、“奸诈之风日竞”的社会现实产生强烈不满，从此走上借神话鬼怪故事发愤懑之情，表达自己理想的道路。

    吴承恩曾撰《禹鼎志》一书（已佚），在序言中明言目的：借明鬼志怪，“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作《二郎搜山图》诗，“借鬼言志”，希望出现一位像二郎神那样扫荡群魔的英雄来剪除人间的“五鬼”、“四凶”，创造一个永久“清宁”的世界。根据玄奘西天取经的历史事实和民间传说加工而成的《西游记》是其代表作。

    小说《西游记》借神话故事反映社会现实，塑造了蔑视权威、敢于反抗、勇于战斗的孙悟空的英雄形象，集中表现了人民的反抗思想。另外，唐僧、猪八戒、沙和尚等形象也刻画得鲜明生动。想象奇特，幽默风趣，成就巨大，影响深远，是中国神魔志怪小说最优秀的作品。

    另有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生平详见天启《淮安府志》，今人赵景深《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载1936年北新书局版赵着《小说闲话》），刘修业《吴承恩年谱》（载刘着《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及苏兴《吴承恩年谱》。

    王世贞

    王世贞，生于1526，卒于1590年，是明代诗人。字元美，号凤州，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今属江苏）人。

    王世贞是嘉靖进士，授刑部主事。为官正直，不附权贵。因杨继盛弹劾权相严嵩而下狱死，他以棺敛之，触怒严嵩。父王因忬因滦河失事亦被严嵩构陷致死。穆宗即位，他和弟为父讼冤，得昭雪复官。后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

    王世贞年少即有才华，后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继承和鼓吹前七子复古理论，史称“后七子”。先与李攀龙共主文坛，李攀龙死后又独领文坛20年，才高望显，影响甚大。

    王世贞虽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不一味仿古，晚年更认识到拟古之误。虽仍主“格调”说，但能把创作者的才思与诗歌格调联系起来考察。所着《艺苑卮言》谈诗论曲，颇有见解。较深刻地认识到戏曲应以情动人，对前人曲论或赞成或驳难都较精当。

    前期诗作多有藻饰，拟古之习较重。后期诗风有变，写下不少感伤时世的诗，取材广泛，现实感较强。其乐府诗不刻意范古，很有气势，如《将军行》。有的律诗写得错综变化，气象宏丽。亦能词，但题材内容皆单调。有《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弇山堂别集》100卷。

    李贽

    李贽，生于1527年，卒于1602年，是明代文学家、思想家，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世称李卓吾，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

    李贽自幼不信仙、释、道学。26岁中福建乡试举人。曾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从54岁开始辞官，到处云游。曾到湖北黄安、麻城等地着书讲学。他以异端自命，着《焚书》揭露耿定向的伪道学，受到迫害，被赶出麻城。万历30年（1602年），被奏劾下狱，终于被迫自杀。

    李贽一生虽屡遭迫害，但始终坚强不屈，思想具有极大的叛逆性和顽强的战斗性，对程朱理学和伪道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统治的等级制度，以及维护封建的特权思想和宿命论思想，这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反映，具有重大影响。

    文学上，李贽也有着与传统文学思想不同的见解。他提倡文学创作的“童心说”，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就是真心，即真实的思想感情。他强调文学创作的“自然”与“发愤”。他大胆地打破封建士大夫对文学的传统偏见，大力推崇《西厢记》、《水浒传》等通俗文学。而且以极大热情评点了《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琵琶记》等，实为中国最初的戏曲、小说评点家。

    李贽在文学上的主张，集中代表了明中叶以后社会发展对文学的要求和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成为明后期新的文学思潮和纲领，对当时的文学理论和创作，特别是对汤显祖、冯梦龙等文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贽的散文，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如《答耿司寇》就是一篇着名的向伪道学宣战的檄文。着作甚丰，但因当时的禁毁，现存不多，主要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氏文集》等。

    汤显祖

    汤显祖，生于1550年，卒于1616年，是明代戏曲作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清远道人，明朝临川（今属江西）人。

    汤显祖早年受学于泰州学派罗汝芳，有文名。隆庆4年（1570年）举人，因拒绝首辅张居正招揽，万历11年（1583年）始中进士。汤显祖历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词祭司主事。万历19年因上《论辅臣科臣疏》，抨击朝政，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万历21年任浙江遂昌知县。万历26年弃官归家，从此即在自建的“玉茗堂”内专心创作戏曲。佛学大师达观和他交谊颇深，罢官后他曾与李贽相会，达观和李贽对汤显祖影响较大。他与袁宏道、屠隆、徐渭、沈懋学、梅鼎祚等人相友善。

    汤显祖重视思想内容，反对音律束缚，提倡神情合至，描绘理想境界，主张文章“不在步趋形似”。认为戏曲创作“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作有传奇《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诗文和尺牍有《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玉茗堂集》等。1963年整理出版了《汤显祖集》。《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

    《邯郸记》取材于唐人传奇小说《枕中记》。写吕洞宾以磁枕使卢生入梦，卢在梦中行贿中试，出将入相，享尽荣华，但因官场倾轧而遭贬，后又复官，封为国公，一门富贵，高寿而卒。梦醒之后，才知身卧邯郸旅店中。卢生大悟，乃从吕洞宾学道成仙。作品对科举制度和封建官场中的黑暗进行了讽刺和暴露，所塑造的卢生是一个反映当时大官僚丑恶生活的典型形象。《邯郸记》成就仅次于《牡丹亭》，共30出，短小精悍，简练纯净。昆剧《扫花》、《三醉》、《法场》等从此而来。

    《南柯记》据唐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改编。写浮于棼梦入槐安国，与金枝公主成婚，任南柯太守，又拜为左丞相，后因骄奢淫逸，获罪放逐。梦醒后看破尘世而坐化。

    《邯郸记》和《南柯记》也宣扬了出世思想，给作品带来了虚幻色彩。

    《紫钗记》根据旧作《紫萧记》重写，取材于唐传奇小说《霍小玉传》，写李益与霍小玉的爱情故事。汤显祖将小说中封建婚姻制度及其牺牲者的矛盾，改为多情的霍小玉和卢太尉之间的对立，表现了他对现实的不满。汤显祖把女主角霍小玉改成良家女子，描写她的坚贞痴情，给人以深刻印象。

    汤显祖对当时和后世的戏曲创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临江派，对《长生殿》、《红楼梦》都有深刻的影响。洪昇称他的《长生殿》是一部“闹热《牡丹亭》”。在昆曲舞台上，汤显祖的剧作历久不衰。

    沈王景

    沈璟，生于1553年，卒于1610年，是明代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字伯英，号宁庵、词隐，明朝吴江（今属江苏）人。

    沈璟于万历2年中进士，历任兵部、礼部、吏部主事、员外郎、行人司司正、光禄寺丞等官。万历17年弹劾罢官后，家居20年，致力于戏曲创作。

    沈璟反对雕琢词藻，崇尚语言本色，主张格律重于一切。曲学着作有《遵制正吴编》、《论词六则》和《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等。着有传奇作品17种，合称《属玉堂传奇》，现存7种，余10种或存残曲，或全佚。又改编《牡丹亭》为《同梦记》，改编《紫钗记》为《新钗记》，均不存。散曲辑有套数42套，小令16支。

    现存《红蕖记》、《埋剑记》、《双鱼记》3种是沈璟的前期创作。

    《红蕖记》是他的处女作，取材于唐人传奇小说《郑德璘传》，写郑德璘、韦楚云和崔希周、曾丽玉的爱情故事。

    《埋剑记》据唐人传奇小说《吴保安传》改编，写郭仲翔从军出征云南，被擒沦为奴隶，友人吴保安弃家赎救的故事。

    《双鱼记》取材于宋王明清《摭青杂说》中单飞英和邢春娘的故事，并插入元杂剧《荐福碑》情节，而以刘皋为主角。

    沈璟的前期创作，思想内容上缺乏新意，人物和情节不够生动，不宜于舞台上演，多为案头之作。《义侠记》、《桃符记》、《坠钗记》和《博笑记》4种是沈璟后期创作现存作品。

    《义侠记》取材于小说《水浒传》中武松故事，从景阳冈打虎开始，至上梁山受招安结束。《桃符记》据元杂剧《后庭花》改写。《坠钗记》据《剪灯新话》中的《金凤钗记》改写，刻意模仿汤显祖的《牡丹亭》。

    《博笑记》由10个独立的喜剧组成，每剧2~4出，都是当时的现代戏，取材于市井生活中的传闻轶事，目的在于劝诫人们遵行封建道德，但对封建社会的种种虚伪、欺诈现象也有所嘲讽。作品均采用喜剧手法，搏人一笑，故名。

    沈璟剧作思想倾向保守，在艺术形式上却有所创新。沈璟是吴江派的领袖，在当时的戏曲界有较大的影响。

    冯梦龙

    冯梦龙，生于1574年，卒于1646年，是明末通俗文学家，字犹龙，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姑苏词奴等，长州（今江苏苏州）人。

    冯梦龙少有才气，但怀才不遇，57岁才补了一名贡生。曾任江苏丹徒县训导、福建寿宁知县等职。清兵南下时，参与抗清活动。顺治3年（1646年）死于故乡。

    文学上，他推崇李卓吾的文学主张，崇尚自然，提倡文学表现人性，打破了以封建传统来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有一定进步意义。他自己正是在这种进步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从事文学活动的。

    冯梦龙一生致力于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和写作。曾刊印《挂枝儿》、《山歌》等民歌集；创作《双雄记》等传奇剧本；改编《平妖传》、《新列国志》等小说；评纂《古今谈概》、《大平广记钞》等作品；还编辑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简称《三言》）三部短篇小说集。其中，以“三言”影响最大。《古今小说》是冯梦龙所编的“三言”中《喻世明言》的初刻本。

    该书名本为冯梦龙为自己编撰的几个通俗小说选集所拟定的一个总名，故初版题为《古今小说一刻》，后增补再版，改书名为《喻世明言》。内容多宋元旧作，也有明人拟作。题材来自现实生活或据历史故事和前人小说改编而成，大多经过编辑者不同程度的加工、整理。描写爱情、婚姻主题的作品占突出地位。有的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生活，暴露社会黑暗，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有的反映城市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歌颂朋友间忠诚的友情，如《羊角哀会命全交》。另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作品，反映了明代商业社会发达情况及中小商人的精神面貌。亦有不少作品存有封建说教和因果报应的消极思想。是明代“话本”和“拟话本”的重要选集之一，亦是后人研究“话本”小说的重要参考资料。

    《警世通言》属“三言”第二辑，其作品有反映市民生活的《崔待诏生死冤家》，反映妇女生活的《小夫人金钱赠平少》、《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及反映爱情生活的《乐小舍弃生觅偶》等作品。有些作品夹杂着某些落后思想成分，表现出相当的局限性。

    《醒世恒言》属“三言”第三辑，题材或来自民间传说，或来自史传和唐、宋小说。编撰者创作成分较多。其中有反映封建社会司法制度黑暗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有反映爱情生活，表现市民爱情观念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等作品。内容修饰润色较精，形象鲜明，结构充实完整，描写细腻，不同程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市民思想感情。但有些作品带有封建说教、因果报应宣传和色情渲染。

    凌蒙初

    凌蒙初，生于1580年，死于1640年，是明末小说家，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不得志，专以着作刻书为事。

    崇祯4年（1631年）任上海县丞，崇祯12年擢为徐州通判。李自成农民军起义后，入何腾蚊幕下，参与镇压。曾献“剿寇十策”，于农民军有刻骨仇恨。后为义军所困，病死徐州。

    一生着作颇丰，有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戏曲《虬髯翁》、《北红拂》、《颠倒姻缘》等9种（现存4种），另有《言诗翼》、《诗逆》、《诗经人物考》、《左传合蜻》、《南音之籁》、《国门集》等着作。其中，以“二拍”影响最大。

    《初刻拍案惊奇》故事主要是从古今书籍中搜求“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初刻拍案惊奇序》）、内容脱离现实生活，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多因果报应之谈，充斥色情描写。少数作品反映了市民的思想意识。

    《二刻拍案惊奇》拟话本集，明末凌蒙初编着。与《初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全书40篇，其中第23篇《大姐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与“初刻”第23篇重复。第40篇《宋明公闹元宵》是杂剧而不是短篇小说，故《二刻拍案惊奇》实收38篇小说。同“初刻”一样，是为了迎合坊间需要，据其所闻古今杂事以拟话本形式创作而成。书中多数作品充斥色情描写、宿命论、因果报应、封建迷信。一些好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思想和艺术成就逊色于“三言”。

    李玉

    李玉，生于约1591年，卒于1671年，是明末清初戏曲作家，字玄玉，又作元至，自号苏门啸侣，又号一笠庵主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崇祯末年中乡试副榜，明亡后专事戏曲创作。

    李玉所作传奇约40种，现存《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清志谱》、《麒麟阁》等18种，前4种写于明代，世称“一人永占”。是明末清初创作最多、影响较大的戏曲作家之一。编有《北词广正谱》，“一人永占”是李玉的成名作。

    《一捧雪》写汤勤逢迎权贵严世蕃，献计谋夺朋友莫怀古的玉杯“一捧雪”，使莫家破人亡。莫的仆人莫诚为主替死，侍妾雪艳又把汤刺死，然后自尽。由于戚继光救护，莫怀古终得昭雪。作品揭露明代政治的黑暗和世风的险恶，抨击权奸严世蕃的贪婪残暴，剧中汤勤这一反面艺术形象，是明末社会丑类的典型概括。

    《人兽关》取材于《警世通言》中的小说《桂员外途穷忏悔》，写桂薪忘恩负义，夫妻变狗。《永团圆》写江纳因长婿蔡文英家境清贫，逼其退婚，江之长女闻讯投江自尽，为人所救，结果蔡娶江纳二女为妻。它是一部讽刺喜剧。

    《占花魁》据《醒世恒言》中的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改编，写卖油郎秦钟和妓女莘瑶琴的恋爱故事。歌颂了封建社会下层人民之间摈弃了金钱名位观念的纯洁真挚的爱情，写儿女私情而不落俗套。

    《清忠谱》是李玉的代表作，此剧由毕魏、叶稚斐、朱素臣参加编写。写明末东林党人周顺昌在苏州同阉党斗争，被诬下狱；市民颜佩韦等五人率众大闹府衙，要求释放周顺昌。后周被解往北京，受尽酷刑，死于狱中；颜等五人被诬谋反，也遭杀害。苏州人感其义，合葬五人。《曲海总目提要》说《清忠谱》“剧中事皆据实”。剧本以歌颂周顺昌为主，对颜佩韦等也予以赞扬，通过他们的受害，反映了明末尖锐的政治斗争，暴露了阉党的罪恶。剧中成功地塑造了颜佩韦等“五人义”的市民形象，描绘了人民群众参与抗争的火热浪潮，在舞台上展示了市民暴动的壮烈景象，这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新现象，反映了作者同情下层人民的进步思想倾向。

    李玉从当时当地的现实中汲取题材，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斗争，并结合舞台演出进行创作，他和苏州地区的许多戏曲作家，如朱佐朝、毕魏、叶时章、张大复等，互相合作，在思想艺术风格上有许多的共同处，所以现代学者称他们为“苏州派”戏曲作家。李玉的戏剧在舞台上有较强的生命力，对昆曲的发展作用较大，不仅在昆曲中一直演唱不衰，后来的京剧和地方戏也常改编演出。

    李渔

    李渔，生于1610年，卒于1680年，清代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文学家，原名仙侣，号天徒，后改名渔，字笠翁，又名笠鸿、滴凡，别号笠道人、随庵主人、新亭樵客、湖上笠翁等。浙江兰溪人，出生在江苏如皋。

    明末，李渔多次应乡试，皆不第。清初顺治5年（1648年），自兰溪移家杭州，小说和戏曲作品大部分写于此时。顺治14年，又移家金陵，住20年左右，结交许多名士，如吴伟业、尤侗、王士祯、周亮工等人。家设戏班，亲自编写剧本，常往各地达官贵人门下演出。康熙16年（1677年），迁回杭州，3年后去世。

    李渔作有传奇《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怜香伴》、《风筝误》、《慎鸾交》、《凰求凤》、《巧团圆》、《玉搔头》、《意中缘》10种，合称《笠翁十种曲》。长篇小说《国文锦》，短篇小说集《十二楼》和《无声戏》。诗文集《一家言》，编辑《芥子园画谱初集》等。

    李渔的戏曲作品基本上全是表现才子佳人、婚姻爱情的喜剧、闹剧，其中《风筝误》、《比目鱼》、《蜃中楼》等较有意义。

    《风筝误》写书生韩世勋题诗于风筝上，风筝落在詹家，詹淑娟见诗心动，因而结合的故事。《比目鱼》写书生谭楚玉同戏曲女艺人刘藐姑相爱的故事。《蜃中楼》将柳毅传书、张羽煮海两个神话故事杂糅在一起，因剧有龙王命蜃喷气成楼等情节，故名。

    总的来看，李渔戏曲作品格调不高，趣味庸劣，这是由他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情趣决定的。但在艺术技巧方面，李渔熟悉舞台演出，他的作品情节新颖热闹，戏剧性强，曲白通俗流畅，风格诙谐、轻松，在当时舞台传演甚盛，流传极广。李调元《雨林曲话》记述：“世多演《风筝误》。其《奈何天》，曾见苏人演之”。他的作品许多地方戏剧种都有改编演出。有人甚至将他比作汤显祖（李渔《赠许茗车》），日本有学者把他喻为“诗中之杜甫”。

    蒲松龄

    蒲松龄，生于1640年，卒于1715年，是清代杰出小说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人。蒲松龄青少年时期就很有名，深为施闰章、王士棻所推崇。但屡应省试皆落第，71岁始成贡生。除中年一度在宝应做幕客外，毕生为家乡塾师。生活贫困，同情人民疾苦。蒲松龄工诗文，善作俚曲。曾用20多年时间，写成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又有《聊斋文集》、《诗集》和为农民编写的通俗读物等多种。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代表了我国文言小说的艺术高峰，对我国清初以来小说的创作影响很大。袁枚的《新齐谐》、沈起凤的《谐铎》等一批文言小说，都是仿效的作品。

    蒲松龄由于天资聪明，他的青少年时期就以文知名于世。他在从父读书的少年时期，就能对经史诗文过目成诵，一点即通。19岁时他参加了淄川县、济南府、山东学道的三级科考，结果连取三个第一，这一下子在山东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当时的主考官施闰章，是清初着名的文学家，时有“南施北宋”（宋琬）之誉。施闰章“爱才如命”，因此，非常赏识蒲松龄，称赞他的文章是“空中闻异香，百年如有神”，“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由此可见，蒲松龄的文章多么有文学功底。

    连取三个第一，成了秀才，受到殊誉，这应该说是蒲松龄的才华锋芒毕露的时候，也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可是，命途乖舛，直到他72岁最后一次参加考试的时候，也没有考中举人。他曾经写过一首词感叹自己的遭遇，他觉得自己满腹才学，就像春秋时期为献玉而被砍去双脚的卞和一样，不能有施展的机会。而阻碍他的正是腐朽的科举制度。他别无出路，只好在凄凉的荒斋里着书。

    然而，也正是在这穷愁潦倒之中，他以毕生的生命和精力，完成了《聊斋志异》这部不朽的传世之作。也许这就是历史赋予我国古代文学家和状元、举人的不同使命。

    蒲松龄因屡试不第，深知青云无路，又加上家庭里妯娌不和，因此分家，自谋生路。他的谋生之术，就是教书。这其间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做幕宾，一是30年任教于毕家。

    蒲松龄父亲去世了，他和兄弟们分家了，为了维持生计，他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后来应同乡好友宝应知县孙蕙的邀请，去做了一年幕客，为其代写书札、公文、告词等。这是蒲松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离乡远游。宝应地处淮河流域，他得以游历了许多地方，不但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阅历，而且还使他得以亲自目睹了官场中的黑暗，对腐败吏治和豪门生活都有了切身的体验。

    在宝应期间，蒲松龄还寄情于江淮山水景色，写了一些优美清新、颇具神韵的诗篇。

    但是，在外谋身也非长久之计。在宝应呆了一年，他就辞幕回乡。从此，为家计所迫，蒲松龄开始在西铺毕际有家30年的坐馆生涯。毕际有是顺治3年（1645年）拔贡入监，后升至江南通州知州。康熙2年（1663），因解漕粮积年挂欠而被罢官，归田后过着退隐清闲的生活。毕际有在西铺有一宅园，名石隐园，园中花木繁盛，景色优美。蒲松龄到了盛夏便移居此园。他所教的学生是毕际有的八个孙子，教他们读《四书》、《五经》和制艺文。在这里他过着比较安定的读书、教书和写作生活。

    毕家不仅有石隐园一类的花园，而且还有藏书万卷的万卷楼。石隐园的所见所闻，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万卷楼的藏书，使他有机会读到许多善本、珍本，从而大开眼界。这些为他创作《聊斋志异》提供了方便和条件。如《聊斋志异》中，经常提及毕刺史家（指毕际有通州知州职衔而言），并保留了部分由毕刺史家主仆提供素材的作品。如《祝翁》一篇，就是由毕家佣人讲述的。《五羖大夫》、《鸲鹆》两篇，篇末明白写着是由毕载绩先生记述的。

    毕际有去世以后，蒲松龄和他的儿子毕盛矩还保持着笃厚的感情。他在毕家坐馆有30年时间，这是一个漫长的岁月，用去了蒲松龄一生中近一半的时间。直到他71岁时才结束了他数十年的教书生活，撤帐回家。自此，开始了他的晚年家居生活。

    不久，他的夫人因病去世，这对伉俪情深的蒲松龄，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从此他郁郁寡欢，很少露出笑脸。

    蒲松龄的夫人是一个贤内助。据说，蒲松龄从小身体就瘦弱多病，长大成人以后，体质仍很差。加上家境贫困，于是他专心攻读，期望早些博得功名，找条出路。谁知乡试，数次名落孙山。在他求婚时，常遭外人笑话。不过他还算幸运，娶了一位贤淑的妻子，帮他料理家务，为他分忧，使他有时间去写书，在文学上取得成就。

    蒲松龄的妻子刘氏，温厚朴实，待人谦和，深受翁姑怜爱。他的大嫂韩氏，阴险狡诈，因此妯娌之间不和，常常吵闹。后来分家了，分给他的是薄田破屋，生活十分困难，而蒲松龄又不会治产理家。因此，清苦贫寒的家庭生活，全靠刘氏的勤恳纺织和节衣缩食地俭省维持，并含辛茹苦地将4个儿子拉扯成人。

    蒲松龄在外坐馆，每到除夕一定会赶回家来，虽然没有多少好吃的，可是，一家人团团围坐，笑语喧哗，气氛热烈。他对这种天伦之乐，心里十分满足。

    有时候，蒲松龄因为高兴，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家酿的黄米酒，大有飘然若仙的感觉。畅酣之时，对老伴吟上即兴之作。

    时间易逝，转眼间蒲松龄已是50开外的人了。即使如此，蒲松龄还是不忘功名。刘氏看透了他的心思，对他说：“你再不要想功名了，如果你命中注定有功名，现在早已入阁拜相了。山林中自有山林之乐，何必一定要为功名所累呢？”

    蒲松龄听到妻子这样善解人意的话，心中释然，认为妻子的话有道理。再看儿孙已入学读书了，光耀门第还是有希望的，因此常常流露出一些得意之情。有一天，蒲松龄得意忘形地对妻子说：“端庄的人不想做贵夫人吗？”刘氏听后，答道：“我没有什么特长。现有了4个儿子1个孙子，都能继承读书事业，不会再挨饿受冻，上天的赏赐不能说不丰厚。所谓知足常乐，我们为什么不长久的保持这种快乐，而要庸人自扰呢？”

    生活的贫困和科举不中对蒲松龄的打击太大了，把他都压得弯不过腰来，迫使蒲松龄于设帐教读之暇，将悲愤感慨寄托在笔端，着力创作《聊斋志异》。他20岁左右动笔，40岁成书。传说他在村子上教私塾时，为了采集故事，他每天清晨和妻子携带着一个口小腹大的磁罂，盛着苦茶，还带上一把烟叶来到村口的路旁坐下来，免费招待过往的行人。那些过往行人大多是小贩、脚夫和游荡四方的文人。他们走得口干舌燥、精疲力竭的时候，喝点茶，抽袋烟，再坐下聊一会儿，真觉得舒服极了。

    蒲松龄穿着破旧的衣衫，笑容可掬地坐在那里看着大家。当有人过去道谢的时候，他就请求那人把在家乡和旅途听到的故事和见到的新鲜事讲给他听。那些行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讲出来的故事当然很新奇。蒲松龄把事先准备好的笔墨纸砚拿出来，一边听，一边记。这样。日积月累，他搜集了许多有趣的故事。经过20多个寒暑，《聊斋志异》才完篇。

    《聊斋志异》共有490余篇。“聊斋”是作者书斋的名字。小说里大部分作品是狐鬼神怪的故事，所以叫做“志异”。由于当时思想控制极严，作者对黑暗现实不能公开揭露，只有借助于神仙鬼狐的故事，曲折地进行揭露和嘲讽，并抒发自己心中的孤愤不平。因此，《聊斋志异》虽为志怪传奇体小说，但在真实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反映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大大地超出了它以前和同时代一切同类作品，如六朝志怪小说。虽然在鞭挞统治阶级的凶残，反映劳动人民的愿望和疾苦，以及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但《聊斋志异》触及这方面内容的作品，不仅数量更多，内容更集中，而且反映和揭露的程度也更深刻。如同是揭露统治阶级的凶残，其篇幅比之《搜神记》、《述异记》、《齐谐记》等所有六朝志怪小说的总和还多，其中如着名的《促织》、《席方平》、《梦狼》、《梅女》、《公孙夏》、《潞令》、《崔猛》、《商三官》、《红玉》、《石清虚》、《向杲》等篇，都要比六朝志怪中的同类作品写得入木三分。如《促织》，叙述成名因官府逼迫缴纳促织，而导致家破人亡，后其子魂灵幻化为促织，又得官致富的变化过程。

    作品通过这样一个典型事例，揭露了官贪吏虐的社会现实，并把矛头直指皇帝。为了皇帝的一个玩物，害得百姓倾家荡产。明宣宗朱瞻基最喜欢斗促织，据吕毖《明朝小史》，说“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使取之江南，价贵至数十金”。并记载当时就曾发生类似事件。当然，《促织》不是纪实，而是在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写作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小说。还有《席方平》，写席廉得罪羊某。羊某先死，贿嘱冥吏使席廉而死。席廉子席方平赴地下代父伸冤，城隍、郡司、冥王受贿后对席方平施用种种酷刑，真实描摹了封建官府的贿赂公行和对人民的残害。

    《聊斋志异》除了上述暴露封建政治的黑暗、谴责贪官暴吏压迫人民的罪行外，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以及科举制度对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毒害。如《司文郎》、《于去恶》、《叶生》、《贾奉雉》、《王子安》等，作品爱憎分明，生活气息浓，思想与艺术成就也较高。

    《司文郎》写一盲和尚，在把文章烧成灰烬以后，能用鼻子嗅出文章的好坏，嘲讽了考官有目无珠。《王子安》嘲讽了醉心于科举功名利禄之辈。作品写王子安在考试之后，醉梦中被狐戏弄，以为自己高中了，便炫耀乡里，辱骂长班，露出种种丑态。作品生动而形象地描绘出一个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后急切等待结果时的种种变异的心理情态。

    《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还表现在反对封建婚姻、封建礼教的束缚方面。描写男女爱情和婚姻生活，是全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也是《聊斋志异》中占篇幅最多的内容。如《婴宁》、《白秋练》、《香玉》、《阿宝》、《王桂庵》、《连城》等。

    《婴宁》塑造了一个不受封建礼教约束、纯洁无邪的少女婴宁的形象：美丽、天真、娇憨、多情，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白秋练》写商人慕蟾宫与白秋练相爱，因吟诵诗词而相思成疾，又互相吟诵诗词医病，知己相爱，结为夫妻。《香玉》写黄生在劳山下清宫爱上白牡丹花仙香玉，与耐冬花绛雪结为好友，不幸香玉被人移去，黄生的痴情又感动花神使香玉复生。黄生死后，竟寄魂为花，茁生于香玉、绛雪身旁。《连城》写连城和乔生反对封建势力对爱情婚姻的干预，歌颂他们互为知己的执着爱情。

    《聊斋志异》不但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成就。鲁迅曾这样评价：《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文多简洁，使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聊斋志异》中的作品主人公大部分是花妖鬼狐，作者以其丰富的幻想把这些幽冥幻域世界的非现实事物，组织到现实生活中来。作品中种种奇幻莫测的矛盾冲突，乃是无数现实矛盾的反映。如《梦狼》，写自翁梦中到长子甲的衙署，看到门口一巨狼当道，又入一门“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益惧”。甲唤侍者准备菜，“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翁战惕而起，曰：‘此胡为者？’甲曰：‘聊充庖厨。’”后来金甲猛士“出黑索索甲。甲扑地化为虎，牙齿祏祏”。这一切看起来全是梦幻，现实生活中没有。实际上这些正是社会现实的写照。正如作者在最后的议论所说的“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使“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的！这些作品正是抒发了作者心中的孤愤不平，寄托他个人的理想。

    此外，蒲松龄还创造性地继承了我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传统，形成了一种既典雅而又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从而突破了古文语言平正板重的格局，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擅长创造文学语言的卓越大师，他所创造的大量生动、优美的文学语汇，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语言艺术的宝库。

    蒲松龄一辈子没当上官，这反倒成全了他。他坚持不懈地写作，到七十六岁（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病死的时候，留下了丰富的着述。除《聊斋志异》之外，还有一千多首诗、一百多首词、四百篇散文以及“俚曲”（俗曲）、剧本、长篇小说和通俗日用读本多种。这些作品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将永远受到世界人民的珍视。

    孔尚任

    孔尚任，生于1648，死于1718，是清代戏曲作家，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山东曲阜人。孔尚任是孔子64代孙。

    康熙6年前后考取秀才曾专心于古代乐律的考订，为后来的戏曲创作打下基础；又广泛涉猎礼、乐、兵、家诸学。康熙17年在曲阜县东北石门山结庐隐居，读书写作，后辑《石门山集》。康熙20年捐纳为国子监生。清圣祖烨南巡时孔被举荐讲经，受到赏识。康熙24年为国子监博士。后参加疏浚黄河海口的工程，对淮扬生活现实有所了解，写作诗歌以反映人民疾苦，贬斥官场黑暗。后结诗为《湖海集》。曾游历江南明朝故迹。二年后封承德即。

    康熙38年（1699年）6月，所写《桃花扇》传奇问世。北戏创作历经10余年，三易其稿而成。剧中结构巧妙细密，剧情跌宕，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在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画面中反映了南朝弘光王朝的覆亡。主题积极，在人物性格塑造和戏剧表现力的开掘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问世后迅即流传，在各地上演很受赞誉，与《长生殿》一起被称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孔尚任后升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不久受诽诬而罢官（一说被诬卷入贪污案）。返京后结诗作《岩堂稿》。后曾在山西修《平阳府志》，游武昌等地，并与刘廷玑合作《长留集》。康熙57年（1718年）卒于家乡曲阜。

    其诗作不多且无大成就，而《桃花扇》一戏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有许多剧种移植，并译成多国文字传播。

    吴敬梓

    吴敬梓，生于1701年，卒于1754年，是清代杰出小说家，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青年时生活豪放，后家业衰落，移居江宁。安徽巡抚欲荐其应博学鸿词试，以病不赴。善诗文，尤以小说着称。所作《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讽刺小说中杰出的作品。又着有《文木山房集》。

    吴敬梓于康熙4年（1701年），出生于一个很有钱的官僚地主家中，吴敬梓13岁丧母，14岁随父读书，“涉猎群经诸史”，几乎无所不读。18岁中秀才，是个少年得志的贵家公子。23岁时父亲因得罪上司而丢官回家，不久就病死了，在父亲丢官的前前后后，吴敬梓见到了官场中互相倾轧的丑恶。

    父亲死后，近亲蓄意侵夺遗产。在这样的生活经历中，他更看清世人的真面目，生活更为放纵，挥金如土，“遇贫即施”，几十年间，便“田产卖尽”、“奴仆逃散”。在近亲侵夺他家产的纷争中，使他看透了世间的人情冷暖。

    吴家败落之后，族人乡邻都歧视他，嘲笑他，把他视为吴家的不肖子孙。受过他慷慨接济的人也疏远了他。他在家乡住不下去了。

    33岁那年，吴敬梓怀着无限愤懑，移家南京。从此，鄙弃功名的思想更加增强了。他喜好宾客交游，足迹遍历江浙一带。

    吴敬梓36岁那年，安徽巡抚赵国麟举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试，他托病拒绝了。当时，他生活很贫困，主要靠卖文章和朋友的接济，有时竟身无一文，肚子饿得直叫，他就喝凉水，喝饱了就睡觉。

    贫困的生活使他的眼睛更明亮，使他的叛逆思想更强烈。他把自己的感情都倾注在笔端，写那些封建的文人。

    吴敬梓笔下的读书人，有的拼命钻营考取之道；有的考中做官，就搜刮民财，残害百姓。封建文人的丑态被揭露得淋漓尽致。他对于自食其力的读书人，即给予同情和尊重。通过对境遇不同的儒生的描写，吴敬梓宣告了八股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吴敬梓是一位目光犀利，见解深刻的作家。可惜，穷困潦倒的生活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在完成《儒林外史》后不久，就病死了，终年53岁。

    《儒林外史》这部书，写于他寄居秦淮的乾隆时期，大约完成于乾隆15年（1750年）。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明确说他“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50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然而这50卷已经不存在，现存最早的是嘉庆8年（1083年）卧闲草堂刻本，共56回。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作品中所写故事的背景是明代中叶，而实际写的却是在清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小说里的人物，大都以真人真事作为生活原型，通过他的艺术加工，成为典型的艺术形象。其中，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描写了封建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形象，写出了知识分子各个层次的心态，展现了中国文士社会的传统生活面貌。如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与社会关系，由于人们追逐名利而遭到破坏，道德价值贬值，人的价值得不到肯定，知识阶层智能和人格低下，既不讲究以道德自守，又丧失了吃饱肚子的能力，在传统和世俗生活所形成的矛盾中漂浮。在描写中，吴敬梓尖锐地讽刺与抨击了那些利禄熏心、热衷于功名的学子，如范进中举的悲喜剧，揭示科举制度怎样腐蚀文士的心灵，以及士子们热衷科举的原因。在《外史》中出现的一些士子们，他们竭智尽虑的只是模仿那些八股文，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懂。官居学道，职司衡文的范进，竟然不知道苏东坡是哪一朝人。

    士子们热衷于科举，是因为科举与官僚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举业是读书人唯一的晋身之阶，是攀登富贵巅峰的云梯，一旦中举、中进士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也就有了一切。如迂腐老儒周进，除了墨卷之外胸中一无所有。受尽毕生辛苦，60多岁还是个童生。失了馆，随几个商人到省城给商人记账。参观贡院时，见了号板痛哭，最后直哭得口里吐出鲜血来。他并无家国之忧，不过是吐出做老童生的苦水。后经众人周济纳监入场。一经考中，便换了一个天地，“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这样一个极平常的故事却极深刻地揭示了“功名”与“富贵”的密切关系。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还特别抨击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的麻醉与毒害。作品在这方面成功地塑造了范进这个典型形象。范进一生醉心于科举功名，从20岁开始应考，直考到54岁，还没有考中。周进被钦点为广东学道，范进得进学。他想参加乡试，便向丈人胡屠户借路费，钱没借到，被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只好瞒着丈人到城里乡试。等出场回家，家里人已经饿了两三天；到出榜日，家里没有早饭米，只好抱了生蛋的母鸡去卖。没想到他中了举人。

    人们到集上把这消息告诉他，他居然兴奋过度，猛地向后一跤摔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被救过来之后，他披头散发，满脸黄泥，一身臭水，鞋也跑掉了一只。他什么也不顾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拍手大笑，高喊“中了！中了！”后来，他被人打了一记耳光，才恢复了常态。从此，人们都来巴结范进，送他房屋、田产、衣服、杯盘。范进科举成名，从一个揭不开锅的穷光蛋，成了一个官气十足的“老爷”。

    通过这一段描写，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对封建知识分子的毒害。小说通过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从各个不同角度揭露了科举制度是怎样地麻痹人们的头脑，使人精神堕落、道德败坏、生活腐朽。如原本谨慎老成的匡超人，考取秀才便是他堕落的开始，最后完全成为一吹牛拍马、忘恩负义、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无赖。马二先生，颇有点侠肝义胆，能做慷慨丈夫事。他资助匡超人十两银子，并劝匡超人，说什么“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还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可见胸中只容得八股文选，何其庸俗迂腐？

    吴敬梓对封建道德，比如孝悌（指弟弟敬爱哥哥），是很看重的，并作为一种美德，加以宣扬。然而，现实生活又使他看到了虚伪的道德面貌。很多文人都是言行不一，口头上是仁义道德，而实际行动又恰好相反。如第5回写王德、王仁弟兄都在教馆，颇有才学，是“铮铮有名的人物”。他们口头上讲的是“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而事实上满心想着的全是雪花银子，有钱到手，便可不顾一切。严贡生为争夺遗产，立嗣兴公，却满口说：“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务必要正名分”。作者用人物自己的言行揭露了封建道德在金钱和权势面前已经完全破产的现状。

    此外，吴敬梓还揭示了某些封建道德本身的虚伪性。第48回写王玉辉的女儿自杀殉夫一节，最为深刻。王玉辉“做了30年的秀才”，是个“迂拙之人”，他曾经立志编纂一部礼书，一部字典。他恪守封建道德，当听到女儿要为丈夫殉节时，他向女儿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女儿绝食而死以后，他老伴哭得死去活来，他却说：“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她而今已是成仙了，你哭她怎的？她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但事后，在他的女儿被族表为烈妇，送烈女祠，隆重祭奠时，作者又写了“王玉辉一到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有时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这一段描写，十分生动地表现出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本质和虚伪性；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烈女殉夫的行为，是多么野蛮、残酷。

    《儒林外史》还写了一些各式各样的浪子文人形象，如牛浦郎的祖父开个小香蜡店，他因为在甘露庵读书，偷读牛布衣诗稿，便把自己的名字和牛布衣的号刻起两方图章，把牛布衣的诗稿冒充为自己的作品。一心想，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往来。何等荣耀”！还冒名把董知县约到亲家相会，想吓一吓他们。说明了牛浦郎的卑鄙不堪，势利熏心。还有季苇萧、辛东之之流，以游荡为务，居无定所。他们只是以“选文”为名，到处说谎、骗钱、拐妻、吃白食而已。出身豪门的杜慎卿，永远在自我矫饰的优越感中过生活，形成了人格上的双重构造，以至不敢去正视潜意识里的矛盾虚假，名实暌离，表里不一，缺少吐露自己真实思想的勇气。他自诩超然不群，却终日和季苇萧那帮子流氓文人相周旋。他当着朋友的面大骂“妇人哪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她的臭气”。背地里却求媒婆替他寻找“标致”的姑娘做妾。杜慎卿也是“雅得这样俗”之类。

    《儒林外史》也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形象，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与主张。第一回题目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括全文”。显然，这里寄托了作者着书立说的用意，作者所肯定的和歌颂的是王冕和55回尾声同王冕呼应的四大奇人那样的人物。这些人出身市民，有点文化知识，不慕名利，痛恨权势，不与上流同流合污，保持恬淡高洁的品格，甘愿过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尤其是王冕，作者侧重写了他以放牛、卖画为生，安于贫贱的品德。他以春秋战国时段干木、泄柳为模范，坚决拒绝官府的邀请，逃避皇帝的征聘。同时，他很有学问，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还有“以仁义服人”的儒家的政治见解。王冕的这些特点，大体上包括了吴敬梓理想的主要方面。

    吴敬梓塑造的一些正面人物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尊重自己的个性和理想，不愿为功名富贵而屈辱自己，如庄绍光、迟衡山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封建思想，他们鼓吹“着书立说”、“礼乐兵农”，是地道的儒家正统思想的化身。又如杜少卿，原是一个豪门公子，极重孝道、轻视科举、轻财重义、不愿受封建礼法的约束。巡抚推荐他进京见皇帝，他却装病不去。后来穷得“卖文为活”，但“布衣疏食，心里淡然”，满足于朋友山水之乐。作者曾借另一个人的口称赞杜少卿“品行文章当今第一人”。这些人，如果按封建正统思想看，已经有一些离经叛道了。另外，写王冕卖画为生、杜少卿卖文为生，还有鲍文卿卖艺为生，突出表现了吴敬梓认为自己养活自己是高尚和可贵的思想，用以反对那些依靠出卖灵魂来换取地位、权力和财富的“儒林”人物。

    《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讽刺小说，自从有了《儒林外林》，中国小说“乃有足称讽刺之书”，而又完整全面表现了中国美学传统。除了巧妙地用讽刺文学手法揭示社会变形世界的虚伪性和严重危机，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方式讽刺，以及人物形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外，其结构也独具特点。全书虽然没有整体布局，但书中常以一回或数回，自成一环，环环相扣，情节互相转移，人物各有起落。有时这一回里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地位了。这样的结构，具有短篇与长篇的特长，成为一种独创的文学形式。

    《儒林外史》的问世，开我国古典讽刺小说之先河，是清代最优秀的代表作品之一。

    曹雪芹

    曹雪芹，生年不详，卒于1763年（有说1764年），是清代伟大小说家，名沾，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满洲正白旗包衣曹寅之孙。曹雪芹家庭世代任江宁织造，家势显贵。其父以事获罪，产业抄没，家遂衰落。曹性傲岸，不谐于俗。中年居北京西郊，生活困苦，以卖画和依靠朋友接济度日。曾以10年时间写作小说《石头记》（即《红楼梦》），成为我国古典小说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曹雪芹的祖先是东北辽阳地区的汉族人。他家在明朝末年成了清朝皇帝的包衣（家奴），隶属于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清军进关，他家祖先也跟打了进来，而且立下军功，从包衣一跃而成为功臣，当了官，也发了财。曹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皇帝小时候的保姆，这样，他家和皇室的关系更近了一层。康熙皇帝亲政以后，对曹家特别信任，让他家世袭江宁织造（驻在南京）官爵，还兼管两淮盐政。

    江宁织造属内务府，专管供应皇宫里的衣服，是个只有皇帝的亲信才能担任的“肥缺”，又是皇帝安插在江南的耳目。曹家担任这个官职，负有暗中监视江浙地区地方官和汉族知识分子动静的使命。有事他们可以直接写信密报皇帝，皇帝也常写信给他们，无论什么大小事，像春秋粮价，水涝灾害……都让他们写信报告。康熙皇帝甚至在一封信中亲昵地吩咐他们说：“不论地方上有什么大小事，都要秘密地写信告诉朕。是非朕自有明断。哪怕是笑话，叫老主子笑笑也好。”康熙皇帝6次南巡到南京，就有4次住在江宁织造署。曹家的显赫权势可想而知了。

    曹雪芹的爷爷叫曹寅，爱好文学，写过一些诗词文章，在当时很有名气。曹寅死后，他的儿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可是，不到一年，曹颙就病死了。康熙皇帝不忍心这个忠实于他的家族这样衰落，就指名把曹寅的侄子曹頫过继给曹寅，担任江宁织造。曹雪芹是曹颙的儿子，曹頫的侄子。

    曹家人丁不旺，曹雪芹又是接替香火的种子，一生下来就受到人们的百般宠爱。他的吃穿用度，都是奢靡奇异，豪华精巧。家里还有琳琅四壁的藏书，玩累了可以东抽一本看看，西拿一本瞧瞧。这样，他从小养成好读杂书的习惯，视野也自然比一般只读四书五经的人开阔得多。

    13岁前的曹雪芹生活是优裕的。生活上有母亲、祖母的照料和百般宠爱，当时曹家藏有丰富的图书，曹雪芹天资聪慧，又广闻博识，这些都是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基础。

    可是，在康熙皇帝的儿子们明争暗斗的过程中，曹家看错了风向，不但没有支持皇四子胤禛（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反而和他的政敌皇八子来往密切。雍正皇帝怀恨在心，一登上皇位，就找碴儿整曹家。曹家长期铺张浪费，花钱像流水一样，亏空了不少公款。雍正皇帝借口曹家贪污公款，撤了曹頫的职，又把他家查抄了。

    曹家被抄以后，即由南京迁到北京。从此，家道衰败，以致陷入“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状况，也使曹雪芹告别了如梦年华，踏入了人生道路上的荒凉境地。他被迫来到北京西山脚下一个偏僻山村落户。此处是“野水临门”、“蓬蒿浸径”，只有一间用茅草盖的屋。住在这里，几乎什么门路都没有，主要靠卖字画换钱度日。

    曹雪芹遭受这场“天翻地覆”的变故，对他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长大以后，他对社会现实极为不满，痛恨仕途的险恶，只以吟诗作画、饮酒听曲为乐，生活不羁，放浪形骸。

    曹雪芹成年之后，按内务府旗人都要在宫廷当差的规定，也出来当差，就是在右翼宗学担任教习。曹雪芹性格狂放，过不惯宗学里那种拘谨刻板的生活，不久就丢了差事，离开了宗学。这时，曹家的家境更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们鲜衣美食地挥霍惯了，没过多久就把北京的那点祖产卖了个精光。曹雪芹穷得在城里实在住不起了，就搬到了乡下。

    就在曹雪芹最困难、几乎陷入绝境时，有幸结识了好友敦敏和敦诚两兄弟，从此成为文朋诗友，酒中知音。他们在一起饮酒作乐，高谈阔论，骨气凛然，并有“扪（摸）虱而谈”的魏晋风度。敦敏在《题芹圃画石》中，用石头的有棱有角颂扬曹雪芹“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刚更见此支离”。

    曹雪芹多才多艺，诗和画均有特色。诗的风格颇有唐代“鬼怪诗人”李贺的气息，以超拔奇诡见长，但又超出了李贺的格局。敦诚因此有诗赞道：“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在绘画方面，曹雪芹擅长画石，借此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平。他的意志就像怪石一样，峥嵘嶙峋。

    曹雪芹生活困顿，身居蓬蒿之中，心情虽然更加沉郁，但他没有去攀附权贵，宁愿寄情于山川白云，在大自然中寻找乐趣。

    曹雪芹不幸的家庭变故，使他饱受了世态炎凉、人间沧桑，也成为他创作《红楼梦》的强大动力。不朽的巨着《红楼梦》是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写成的。他开始写作，没钱买纸，就用废纸替代，甚至把皇历拆了，把书页反过来折上，订成本子用。文学是痛苦的事业，伟大的作品往往出自苦难者之手。曹雪芹正是在抚今追昔的无限感慨中，呕心沥血写就了《红楼梦》。正像曹雪芹自己所说：“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至乾隆19年（1754年），《红楼梦》前80回大体上写成。80回以后的文稿，在他生前也基本写完，全书共110回，结局是贾府被抄，黛死钗嫁，宝玉出家，人丁四散，这个豪门望族如烟消云散。但80回以后的原稿未有流传下来，原因主要是没来得及系统整理，加之借阅者弄遗失了一些，增添了修订的困难。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叫作“红学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红学家。

    《红楼梦》主要写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在这个奢华的贾府里，有一对不同凡俗的青年男女——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不满现实，互为知己，却遭到了各方面的迫害和摧残。《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就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缩影，他们的败亡预示着封建社会寿命不长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反抗精神，则体现了曹雪芹对这个社会的不满。

    通过揭露造成悲剧的原因，预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没落的历史趋势。因此，这部书称得上是我国封建末世的历史画卷。同时，上至宫廷、下至最底层的人物，作者都作了最精湛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封建社会丰富的生活现实，因此，它又称得上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曹雪芹对封建社会腐朽与黑暗的揭露是深刻的。他所写的贾府和史、薛、王三家是横行一方的“四大家族”，他们之间“皆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宗法关系，正是封建王朝的支柱，专制政治的基础，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在这些官僚贵族集团内部，各种仇恨、猜忌、欺诈、倾轧、争夺等现象，都隐藏在封建“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温情脉脉的纱幕”里，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其中对荣、宁二府中人和事的绘声绘色的描写，生动揭露出凡是修饰最漂亮的地方，原来是最肮脏、最见不得人的所在！生活上的腐化堕落，精神道德的空虚败坏，以及荣、宁二府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子孙堕落、退化、昏庸无能，都在作者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披露。“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的贾敬，“一味享乐不止”的贾珍，“不管理家事”的贾赦，表面“为人端正方直”的贾政，无一不是庸陋无能之辈。这种种腐败、丑恶现象，正是当时封建社会矛盾的体现。

    然而，封建社会所有统治者，为了粉饰太平，总要竭力维持表面的“盛世”。清统治者也不例外，他们豢养的文人政客，不惜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摇唇鼓舌，大唱赞歌。但曹雪芹直面人生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指出了封建社会“外面的架子虽没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因而面临着“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必然崩溃。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称得上是封建主义的挽歌。

    《红楼梦》前80回即以手抄本在社会上流传了30年。当时，一部《红楼梦》的手抄本值数十两黄金。京师流传的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民间戏曲演出《红楼梦》时，观众总是泪流满面，感慨万千。后来官府把《红楼梦》列为禁书，可是《红楼梦》仍然在民间不胫而走，广为传播。不论是公子王孙，还是平民百姓，都四处打听，想方设法弄来一部一饱眼福。

    《红楼梦》是一部奇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因一本文学着作而引出一门学问的作品。在《红楼梦》问世之后，作品的影响越来越大，研究评论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人们怀着各种心情来探测有关《红楼梦》的一切，推波助澜，于是形成了专门的学问——“红学”。

    现在看到的《红楼梦》后40回是一个叫高鹗的人续写的。高鹗续书的某些篇章写得很不错，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断章取义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艺术上的成就更逊色多了。

    当《红楼梦》快要写成时，意想不到的灾难降到曹雪芹头上，曹雪芹唯一的儿子被传染上了痘疹。那时候，出痘疹要吃牛黄、珍珠等贵重药品，他家穷得连锅都揭不开，哪里有钱去买药呢？曹雪芹眼睁睁地看着活蹦乱跳的孩子一天天憔悴下去，真伤心透了。到了秋天，孩子病死，曹雪芹因为过于伤心，身体也垮了。不久，他也染上痘疹，病在床上。冬天，曹雪芹的病更重了。除夕那天，除旧迎新的鞭炮响了，可是这位文学巨匠却“泪尽而逝”，寂寞地离开了人间。

    郑板桥

    郑燮，生于1693年，卒于1765年，是清代书画家、文学家，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郑燮自幼丧母，早年家贫，刻苦读书。后中举，担任知县。因助农民胜讼及办理赈济，得罪豪绅而被清政府罢官。做官前即开始作画，辞官后则以卖画为生。能诗，亦擅长书法，其诗、画、书皆有成就，号称“三绝”。他的事迹正史记载不多，倒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很广。

    郑板桥为人洒脱，天性纯厚。下面就是他任潍县县令时的故事。

    郑板桥出任山东潍县县令时，正遇上潍县连年遭灾，农产歉收，粮价飞涨，一斗粮食竟价值千钱。郑板桥于是大兴工役，招募远近饥民来修城凿池，以工代赈，用这个办法，救济灾民。又劝说县里的富户人家，开粥厂来拯济饥民。并且将积存了大量粮食的人家一律予以查封，责令他们以平价出售，不许囤积居奇，抬高粮价。郑板桥平日处理诉讼时，也总是向着穷人而抑制富豪。许多贫苦百姓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对郑板桥不胜感激。

    还有一次，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当县令时，帮助百姓胜讼。事情是这样的：有位穷苦的读书人状告富人家赖婚。郑板桥便收留这位读书人在县衙内，再发公文传召那位富人家前来，很从容地对他说：“你的女儿的确不能下嫁给贫穷人家做媳妇，可是你能不考虑你的女婿的境况吗？如果你肯拿出一千两银子来变换婚约，那里有我做主，事情没有办不成的。”富户人家一听非常高兴，立即很爽快地如数交纳了1000两银子。郑板桥又很从容地对他说：“你的女儿总不可能一辈子不出嫁，坐在家里当老姑娘的道理吧。我替你再找一个好女婿，怎么样？这1000两银子就拿去用作置办嫁妆好了。”富户人家正在万般感谢不已时，郑板桥已令人去叫那位穷苦书生赶快出来，借用县衙大堂作为举行婚礼的场所，让贫苦书生领着富户人家的女儿，并带上那1000两银子回去了。这件事就这样办得大快人心，人们暗暗为一对小情人感到高兴。

    还有一则关于郑板桥练习书法的题闻：郑板桥学习钻研书法时，经常用手指在空中比比划划的，就像是着了魔的样子。有一次，他在睡梦中还挥动手指写字，手指触碰着了他夫人的身体，夫人叫喊起来，说：“人各有体，你怎么乱划到我的身体上来了！”郑板桥一惊，醒来后便默默地琢磨着夫人的这句话，明白了一味摹仿古人是不会有所成就的。于是，此后他攻研书法便不再摹仿古人，而是立足于独创，终于自成一体，他名之“乱石铺街”。他也因此名噪一时。

    古人有一个规矩，就是给人写字画画，索取报酬。郑板桥曾经亲自写了一个公开的告示，张贴在门口的墙上，公布出了别人向他索要书画应付酬金的价目表。上面写道：“大幅的6两银子，中幅的4两银子，小幅的2两银子，条幅或对联一两银子，扇面或一、二尺见方的小件5钱银子。”又说：“凡是送礼品和食品的，不如送银子为好。送银子实在。原因是你送来的东西，不一定是我喜欢的东西。如果你送银子，那是我特别高兴，特别满意的。我为你写的字、画的画，都会十分好。送别的礼物已属于给我添麻烦，赊欠，我更怕你赖账，还是送现银为好。”最后，他还声明：“本人年纪大了，精神不好，不能奉陪诸位先生说些没有意思的话。我的态度是清楚明白的了。画竹你要花的钱比你买竹所要花的钱当然要多，超过6尺的特大画幅要3000两银子。”他用了四句诗来概括和表述：“价钱就这么定了，任凭诸位跟我拉什么新朋旧友关系，我也只会当作是秋风打从耳边吹过，不加理会的。”

    《碑传记》又记载了另一件极能显示其为人、其性格的趣事是：郑板桥擅长书画，篆体字和隶体字都写得非常好，尤其是画兰竹更是精妙，他的书画人们都非常珍重，相互争着想得到它们。郑板桥为人性格奇怪，特别喜欢吃狗肉，说这狗肉味道特别鲜美。那些小商小贩和普通百姓要是煮好狗肉请他吃，他就常常画个小幅来送给他们。而他的一个小幅价值2两银子，这当然要高出狗肉的价值的十数倍，但他十分乐意。而有钱的大商人即使拿出上千两银子来诱惑他，请他专门为自己题款作画，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尽管他穷得以卖画谋生。郑板桥就是这样一位令人“费解”的人，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人格高尚的形象。

    在郑板桥身上还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郑板桥在扬州卖字画时，有一位大盐商极想得到他的字画，但总不能到手。后来虽然是几经辗转才算是购买得几幅郑板桥的字画，却到底因为上面没有郑板桥的题款而感到不光彩。因为大盐商考虑到没有题款便说明郑板桥与自己不是亲戚朋友。他反复地想，终于想到一个计策。有一天，郑板桥出去游玩，去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忽然听到一阵优美悦耳的琴声，便顺着琴声传来的方向走过去寻找，走不多一会，便看到在一片大竹林中隐隐坐落着一个很大的院子。走近前一看，里面很是雅致净洁。他走进门去，便看见有一位老人。眉眼和胡须都不一般，很像古人，气度非凡。老人正襟危坐，专心致志地弹着琴，旁边一个书童在烹煮狗肉，恰好这时狗肉煮熟了。郑板桥一见非常高兴，连忙过去与老人搭话。他对老人说道：“你也喜欢吃狗肉吗？”老人回答说：“各种各样的美味当中，唯独只有狗肉的味道最好。你也是知道它的美味的吧，请来尝一块！”

    于是，两个人连姓名也没有互相通报，便坐在一起大嚼起狗肉来了。郑板桥看见屋子的墙壁上光光的没挂什么，就问他为什么没有悬挂些名人字画。老人回答说：“没有好的，在我们扬州这里郑板桥虽然很有名气，然而我老夫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字画，也不知道他的字画是不是真的很好。”郑板桥听了，笑了起来，说道：“郑板桥就是本人。请让我为你写几个字，画两幅画，好吗？”老人回答说：“好吧。”

    于是取出一些纸来，郑板桥一张一张地为他写好了字，画好了画。老人告诉他说：“我的名字叫某某，你可以替我写上，再落个款。”郑板桥一听，觉得有些奇怪，便问道：“这是某盐商的名字，你怎么也叫这个名字呢？”老人回答说：“老夫我取这个名字时，那个盐商还没出生呢。再说，同名字又有什么妨碍？清白的自然清白，混浊的自然混浊，二者是互不搭界的事啊！”郑板桥一听，觉得也是这个道理。当即照老人报的姓名题款署名，然后告别走了。第二天，盐商便大宴宾客，又拜访好朋友帮忙，务必请到郑板桥来赴宴。郑板桥来了一看，宴会厅堂四壁墙上挂上了自己写的字和画的画。再仔细一看，原来都是自己昨天替那个老人作的。他这才明白那个老人是盐商所安排指使的，自己却是受了那个老人的骗。郑板桥被弄得哭笑不得，可是事已至此，也不好怎么办了。由此可见，郑板桥及其字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何其之高！

    郑板桥在任潍县县令时因当地连年遇灾害，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挺身而出为民请赈，但同时也得罪了不少富豪，终于被上司罢官。虽然在仕途上遭遇坎坷，然而其为人疏宕洒脱，而天性纯厚，被免职后，以靠卖画为生，但仍深受老百姓爱戴。

    一次，郑板桥到济南述职。那时候，官场风气极坏，山东官场的应酬都在妓院进行，当地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一个官儿一个瓜。”瓜是指妓女。这句话的意思是每个官员都玩弄妓女。官场这么乌烟瘴气，正直的郑板桥怎么能看得下去呢？

    有一天，一些大官在趵突泉举行宴会，因为郑板桥是当时的名士，也被请了去。郑板桥看着那些开怀痛饮的官员和浓妆艳抹的妓女，心中十分厌恶。一会儿，有人起哄让郑板桥当场写诗助兴。郑板桥不假思索，拿过笔来一挥而就，写了一首七言律诗。写完，他出了一口长气，仿佛把这些天郁积在心头的龌龊之气，都吐出来了。那些官员兴冲冲地过来看诗，只见诗中写道：

    原原本本岂徒然，静里观澜感逝川，流到海边浑是卤，更谁人辨识清泉。

    谁都能看懂，这诗的意思是说这里的水流到海边就像卤水一样混浊了，谁还知道它是从清泉里流出来的呢？那些官员看了诗，都气得脸色铁青，拂袖而去，一场宴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几天之后，郑板桥离开济南，回到县里去了。可是，那些大官却不肯这样善罢甘休，他们无中生有，硬说板桥贪赃枉法，下令免了他的官职。

    郑板桥听到免官的消息，毫不在意。他准备了3头毛驴，一头铺上垫子，准备自己骑坐，一头驮着平日心爱的书和琴，一头让一个小伙计骑着在前面带路。临行时，他戴着风帽，穿着毡衣，骑在驴上向来接任的新县令说：“我郑燮因‘贪赃’被免官。今天我走了，行装是轻便简单的。诸位君子是清官，情操高尚，被上司器重，来此任职。将来诸位离职的时候，带的行装恐怕不会比我少吧？”说罢，扬鞭上路，回扬州去了。

    从此，郑板桥便又在家乡卖起字画来。当时，在扬州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画派，主要代表人物除了郑板桥以外，还有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李方膺、罗聘等7人。他们八个人的绘画，突破了当时画坛墨守成规、一味地模仿抄袭古画的正统派的旧框框，创造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新画法。他们着重从意境上表现花鸟、人物、山水，画出的画生意盎然，妙趣横生，有很高的成就。而正统画派认为他们“怪”、“偏”，称他们为“扬州八怪”。他们不满现实，傲视官府，所以在思想上也被认为是“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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