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先祖本来是宋国的贵族，后来因为得罪了宋国的宰相而被杀，他的曾祖孔防叔被迫逃到了鲁国，家道也因此衰落下去。到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时，因为立了战功，才被封为贵族最低的一等——武士，做了小县城陬邑的县长。

    叔梁纥的妻子一连给他生了9个女儿，他的小妾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但却是个跛子。叔梁纥希望有个像样的儿子来继承自己，于是晚年又娶不满20岁的颜征在为妻，生下了孔子。据传，生孔子时，叔梁纥和颜征在曾去尼山（今山东曲阜城东南）祈祷山神，所以孔子名丘，字仲尼。大约在孔子3岁时，年老的叔梁纥就去世了，葬在防山，当时颜征在还很年轻，按照礼制不能去送葬，所以她就不知道丈夫的墓地在哪里。丈夫去世后，颜征在带着幼子离开原来居住的陬邑昌平乡，迁到了鲁国国都曲阜西南角的阙里，过着孤儿寡母的贫困生活。

    在艰难的生活中，颜征在把希望寄托到了对儿子的培养上。她利用多种方式加强对孔子的启蒙教育，要他学习礼仪技能、文献知识，以便将来重返贵族行列。另外，曲阜是鲁国都城，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的礼制，这里传统的文化氛围，也对幼小的孔子起了极大的熏陶作用。孔子自小就经常摆上自制的祭祀时用的祭器，练习磕头等礼仪。随着年龄的增长，孔子15岁时就立下了“志于学”的决心，他勤学好问，博览群籍，孜孜不倦。孔子学无常师，他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到了十六七岁，孔子已经成为一个熟知礼仪、很有文化修养的少年了，在当地小有名气。当时鲁国大夫孟子赦就十分欣赏孔子，他病危时曾告诫儿子孟懿子说：“孔子年纪轻轻就这么博学多礼，将来一定是个大人物。我快要死了，你一定要拜他为师！”后来孟懿子果然拜孔子为师，学习礼仪制度。

    不久，孔子的母亲去世了。按照礼仪，子女应将父母亲的灵柩合葬在一起，但孔子不知道父亲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就将母亲的灵柩暂时停放在曲阜城东，打听到父亲的墓地后，才遵照礼法恭恭敬敬地把父母合葬起来。

    孔子学艺

    孔子的学习态度十分认真，凡是遇到自己不理解的问题一定向人请教，直到弄明白为止。孔子学习不仅仅要学会，还力求做到精益求精。

    他曾跟随鲁国的乐师师襄学琴。一支曲子学了十几天，师襄很满意地说：“嗯，弹得不错，可以学习新曲子了。”

    但孔子却并不满意，说：“调子我算是掌握了，但手法运用得还不娴熟。”过了几天，孔子已经弹得婉转流畅了，但他仍不满意，对师襄说：“这支曲子的韵味我还没领会，让我再练习几天吧！”又过了几天，师襄说：“现在你弹奏得比较好了，可见你已经领会曲子的韵味了，咱们练习新曲子吧！”可孔子却说：“我还没有体会出作曲者是怎样的心情来创造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接着又继续练习弹奏。

    直到有一天，孔子跑到师襄面前，兴奋地说：“我已经能从曲子中感受到作曲人的形象了：他站在高高的地方，四面八方的国家都臣服于他。除了周文王，这个人还会是谁呢？”师襄听了十分佩服，站起来行礼说：“哎呀，您真聪明！我的老师传授这支曲子时，告诉我曲名叫《文王操》！”由此可以看出，孔子非常善于学习！

    孔子任相

    孔子小时候家里很穷，地位也很低。长大之后，他先在鲁国贵族季孙氏家里当管理仓库的官吏，掌管钱粮分毫不差；后来又做过管理牛羊的小官，在他的精心照料下，牲畜日渐增多。这些都是贵族不愿做的“鄙事”，但孔子却把牛羊管理得肥壮，账目算得一清二楚，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管理才能。此后鲁国多次发生内乱，孔子因此一直未被重用，只是断断续续地做了些不大不小的官。鲁国的政局稍稍稳定之后，51岁的孔子被国君任命为中都县县长。在任期间，他推行礼制教化民众，短短一年时间内，社会风气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孔子因为政绩突出，先后被提拔为司空和司寇，55岁时，国君让他代理宰相。

    孔子听到这个喜讯后满脸喜色，他的几个学生对他说：“人们常说君子在大祸临头时面无惧色，福运降临时也不会面露喜色，您为什么一听到被任命为代理宰相就这样喜形于色呢？”孔子说：“不是还有‘自得其乐’这句话吗？”

    上任以后，孔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礼制教化，他把扰乱国家统治秩序的贵族给处决了，在百姓之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为了加强王权，他开始削弱三桓的势力，使鲁国渐渐的强盛起来。

    齐国君臣看到这种形势，感到处境很危险，因为齐、鲁两国是邻邦，鲁国强大兴盛起来，肯定会威胁齐国的安全，于是他们想出了一条计策：从国内挑选了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让她们身穿华丽优雅的衣服；又挑了120匹骏马，配上耀眼的锦绣绸缎，一起送给鲁国国君，目的是使他们迷恋声色，怠于政事，进而疏远孔子。

    鲁定公和贵族大臣果然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些礼物，天天歌舞升平，吃喝玩乐，国事朝政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孔子想劝谏国君，但国君躲在宫里不肯见他。孔子心知振兴鲁国是没什么希望了，便带着弟子失望地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走上了求知问道的征途。

    孔子周游列国

    孔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接见了孔子，并给他在鲁国一样的待遇，借此炫耀其“尊贤”。孔子十分高兴，踌躇满志地想在卫国实现他“仁政德治”的主张和理想。但平庸的卫灵公对孔子的政治主张丝毫不感兴趣，他给孔子优厚的待遇只是想借孔子这块招牌，炫耀他“招贤纳才”的好名声罢了，其实孔子并未受到重用。孔子在卫国住了几个月，从没参与过卫国的政事。这时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说孔子的坏话，诬陷孔子是鲁国的奸细。于是卫灵公派人监视孔子的行动，孔子担心早晚要遇到麻烦，便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卫国。

    此后孔子又去了宋国、郑国、陈国、蔡国等诸侯国，希望得到国君的任用，以便推行他的政治主张，结果却是四处碰壁，还差点丢了性命，但孔子非常乐观。

    孔子到了蔡国的第三年，吴国攻打陈国，楚国派兵援救陈国。楚昭王听说孔子住在卫国和蔡国之间，就派人去请孔子。孔子十分乐意，打算去楚国大干一番。

    陈、蔡两国的贵族得知消息，怕孔子到了楚国，对他们不利，就派兵去抓孔子师徒，孔子一行为了避祸走进一片旷野，无安身之地。孔子他们被困住了，无法逃脱，随身带的粮食也吃光了。弟子们全都饿得无精打采，但孔子却照样不停地给他们讲学。

    子路满脸怒气地对孔子说：“难道君子也会有困窘的时候吗？”孔子和颜悦色地开导他：“君子和小人都会遭遇困窘，但君子在穷困时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小人面对穷困就会无所作为了。”

    孔子看到子贡也是一肚子不满意，便问他说：“子贡啊，你认为我是个博学强识的人吗？”子贡说：“当然是了，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孔子笑笑说：“你这就说错了。我只不过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学习，并且找出其中的错误，然后改正。”

    孔子知道弟子们对目前的处境都心怀怨气，便想趁着这个机会教导他们应该如何坚守节操。

    孔子先叫过来子路，问道：“你是不是认为我们的学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呢？”子路毫不隐讳地说：“我认为我们不够仁德，所以别人才不信任我们，不重用我们；我们的智谋也很低，以至于被围困在这个地方。”

    孔子反问他：“真是这样的道理吗？子路，假如有仁德的人就会受人信任，那么伯夷、叔齐为什么还会被饿死呢？假如有智谋的人就能够畅通无阻，那么聪明的比干又怎么会被剖心呢？”

    子路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孔子又问子贡：“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学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子贡想了一想说：“先生您的学说博大精深，但正是因为它太精深了，反而使各国都不采纳您的学说，您为什么不降低一点要求使国君都乐于采纳它呢？”

    孔子说：“子贡啊，好的工匠虽然手艺高超，但他制造出来的器具却未必能使人人都满意；好的书并不是人人都喜欢读，君子能够不断完善自己的学说，用法度规范国家，用道德统治百姓，但却不能保证一定会被君王所采纳。现在你不想着如何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完善我们的学说，而是一门心思去迎合当权者的需要，这种志向太不远大了。”

    孔子又把这个问题向颜回说了一遍。颜回慷慨激昂地对孔子说：“先生，您的学说伟大极了，因此普通人理解不了，但不被理解、不被采纳又算得了什么？正因为如此，才显示出您作为君子不迎合世俗的高尚情操。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不懈地推行它，总有一天贤明的君主会运用它治理国家，实现我们的主张。”

    孔子很受感动地说：“有道理。如果你是个统治者，我愿意在你的手下为你服务！”

    后来孔子派子贡面见楚王求救。楚王派兵去接孔子，孔子师徒才摆脱了困境。

    孔子又先后到了楚国、卫国，直到68岁才回到鲁国，结束了14年的游历生活。虽然游访各国，备尝艰辛，一事无成，但孔子仍壮心不已。

    孔子断案

    孔子53岁那年，做了鲁国的司寇。

    这天一大早，孔子就驱车来到大堂，刚刚坐定，就听门外传来一阵乱叫。孔子叫弟子颜回出去看看。一会儿，颜回回报说：“外边有父子俩来告状。是父告子，子告父。”孔子一听感到很奇怪，就让他传他们进来。

    这一老一少破衣烂衫，灰头土脸，来到大堂，倒头便拜，接着吵吵嚷嚷争着诉说。孔子脸一沉，惊堂木一拍，道：“父不父，子不子，像什么样子，老者先说。”那少者赶紧闭了嘴，低下头听老者陈述。

    原来，这爷俩一起过活，老者贪吃，少者懒惰，家中一贫如洗，爷俩常常为吃喝争吵打闹。今天早上，爷俩又为吃饭吵起来，父亲生气动手打了儿子，儿子赌气摔了家中唯一的饭碗。于是，父子俩就拉拉扯扯闹上公堂。

    孔子听了，气得不得了，但该怎样处置，一时也没了主意。他转脸看看颜回，颜回更是一脸茫然。孔子走下大堂，来到窗前沉思了片刻，对衙役们说：“把他俩都给我关进大牢里去。”告状的爷俩本想让孔子给个公平合理的判断，没想到不分青红皂白就要被投进大牢，双双连喊：“冤枉！”孔子怒道：“你们是鲁国的百姓，不懂伦理道德，简直是猪狗不如，还敢喊冤枉。”孔子对衙役们说：“把那老头子给我押进新牢，把那年轻的押进旧牢，饿他们3天，看还敢说冤枉不！”

    老者被关在新牢里，一个劲地唉声叹气。突然，梁头上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叫声。老者抬头一看，原来是一窝燕子，老燕子叼小虫从牢窗里飞进来，喂给小燕。老燕子从早到晚，飞进飞出，从不间断。老者倚在墙根看得入了迷……那少者被关在一间旧牢里，里面又暗又潮。少者就趴在窗口往外瞧，庭院里空空荡荡只有一棵大槐树，槐树上有个鸟窝，只见小鸟正给老鸟喂食哩。原来老鸟生下小鸟18天眼就瞎了，自己不能找食了，以后的日子全靠小鸟来喂养。这样一连看了3天，老鸟的叫声，终于唤醒了年轻人的良心……第4天，孔子升堂。从牢里提出老者和少者，这爷俩一见面，在大堂上抱头痛哭，哭得那么伤心。这时，只有孔子心里最清楚，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

    孔子问道：“你们知罪吗？”少者抹着泪道：“知罪。”孔子又问：“罪在哪？”少者道：“罪在不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孔子又问：“以后怎么办？”少者回答说：“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孔子点点头，又问那老者：“你知罪吗？”老者道：“知罪。”孔子同样又问：“罪在哪里？”老者回答说：“罪在教子无方上。”孔子听完心里很高兴，他们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说：“你俩要彻底改掉身上的坏毛病，要勤于耕种，好好过日子。”退堂后，颜回陪着孔子在院内散步，颜回望一眼树杈上的鸟窝和低飞的燕子，由衷地佩服道：“老师审案，别具一格，实在是高明，我一定要跟着老师多学学呀。”

    孔子编修六经

    孔子的学说强调推行“仁政”，以仁治国，因此在考订古代“仁人”的文献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搜集散失在民间的《夏书》、《商书》、《周书》等篇章，这些都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求古代事迹的典籍，把它们汇集成编，这就是后人看到的《尚书》，它包含了商周时期大量的历史文献。

    孔子对古代流传下来的诗进行整理。他收集了很多诗的抄本，把较好的305篇保留下来，编成书。其中包括了从歌颂商朝始祖契到记录周厉王礼崩的各个时期的诗篇。孔子按照乐曲的音调，调整编排为《国风》、《大雅》、《小雅》、《颂》4个部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诗经》。

    孔子晚年喜研究《周易》，写了很多解释《周易》的文章。孔子在71岁这一年，根据鲁国的历史，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写了一部《春秋》，提纲挈领地记录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200多年的天下大事。在编写过程中，孔子把自己的主张渗透到字里行间，形成了一种写作风格，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它不仅是我国儒家最基本的经典作品，而且也是世界上富有学术价值的古代文化瑰宝，它的整理和保存对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社会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孔子名徒

    孔子是古代大教育家，他的学生相传先后有3000多人，其中着名的有70多人，而最有成就的，就是以下几位：

    颜回，生于公元前521年，卒于公元前490年，学习极为勤奋，死时年仅31岁。

    子路，喜欢参与政治，后在卫国政变中被杀。

    子贡，以善辩闻名。

    子游，精通典籍。

    颜回好学

    颜回字子渊，鲁国人，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之一。他比孔子小30岁，曾向孔子请教仁的含义，孔子对他说：“只要你能克制自己的欲望，一切行为遵守周礼的原则，那么天下人都会称赞你是个仁人。”颜回深受启发，便拜孔子为师，学习礼乐。

    颜回学习非常刻苦，尽管学习条件很艰苦，但他丝毫不在意，反而更加刻苦学习。孔子曾经赞扬颜回说：“颜回真了不起，每顿只吃一碗饭、只喝一碗汤，住在简陋的屋子里，能忍受别人无法忍受的艰苦条件，丝毫不改变自己的抱负，持之以恒地刻苦钻研学问，真是很了不起！”

    颜回每次听讲时总是聚精会神地看着孔子。他善于思考，反复琢磨孔子讲授的道理，总能提出一些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平时的言行举止也都遵守礼制，常常使人得到启发，就连大圣人孔子也能从他的一举一动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颜回一生学习勤奋，但是命运坎坷，29岁时头发就全白了，30多岁就死去了，孔子哭得十分伤心，说：“颜回是我最好学的弟子，自从他投到我的门下，弟子们都变得更加勤奋好学了。可怜他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我再没有像他那样刻苦认真的学生了。”

    子路之死

    子路的原名叫仲由，子路是他的字。他是鲁国泗水人，比孔子小9岁。子路爱好拳脚武术，早年间他常带着一把剑，四处行侠仗义。他曾经冲撞过孔子，孔子以礼教来教化他，后来子路心悦诚服地穿上儒生的衣服，拜孔子为师。

    子路对政治特别感兴趣，向孔子询问为官的诀窍。孔子说：“做官就要身体力行，为老百姓做出榜样，还要勤政爱民，解民所忧。”子路点头赞同。

    后来子路果然当了官，替卫国大夫孔悝管理封地。当初，卫国国君卫灵公宠爱一个叫南子的妃子，卫灵公的太子蒉聩得罪了南子，害怕被加罪而逃到了宋国。卫灵公去世后，南子想立公子郢为国君，但公子郢却推让说：“蒉聩的儿子辄还在卫国呢，他应该继位为国君。”于是卫国人就拥立辄当了国君，就是卫出公。卫出公即位后，他的父亲蒉聩仍然一直住在宋国，被禁止进入卫国；蒉聩联合孔悝发动叛乱，想要夺得君位。

    蒉聩偷偷混进卫国后，率领他的支持者突然袭击卫出公，卫出公措手不及，只得逃到鲁国，蒉聩就这样即位为卫庄公。

    孔悝跟随蒉聩叛乱时，子路正在孔悝的封地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骑上快马向国都飞奔而来。迎面碰上了从城里出来的子点，子点说：“卫出公已经逃出卫国，城里面乱得一团糟，你进去干什么？还是赶快回去吧。”子路说：“我是孔悝的家臣，既然拿了他的俸禄，当然要尽到做臣子的责任。”于是跟随一个使者混进了城。

    子路找到蒉聩的住处，蒉聩和孔悝正坐在高高的台子上庆贺政变成功呢。子路上前对蒉聩说：“孔悝背叛先君，您怎么会任用这样的人？请让我将他杀死。”蒉聩哪里会让子路杀掉帮他夺权的有功之臣呢？于是子路便要放火烧掉高台，蒉聩连忙命令卫士杀死子路。

    卫士们一起进攻子路，子路当然招架不住，衣服都被割破了。子路大喝一声，跳到一边说：“君子不会让帽子掉在地上，就算是临死之前也要先戴正帽子。”说完系好帽带，戴正帽子，从容不迫地被杀死在高台之下。

    子贡善辩

    子贡的原名叫端木赐，子贡是他的字。他是卫国人，比孔子小31岁，是孔子着名的一个弟子。

    子贡伶牙俐齿，能言善辩，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就连孔子也常常被他辩得理屈词穷。

    齐国的贵族田常打算发动叛乱，当上齐国的国君，但又害怕齐国大臣的势力，所以就准备攻打鲁国，借机提高自己的地位。孔子担心祖国的安危，就派子贡出去游说齐国的国君，阻止这场战争。

    子贡到了齐国，面见田常劝说道：“你现在要掌握权势而派兵攻打鲁国，是犯了个大错误，人们常说国家的忧患在内部，就进攻强大的国家；忧患在外部，就进攻弱小的国家。现在您的忧患在内部。听人讲您三次求封，三次都被国君拒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些大臣挑拨你和齐王的关系。如今您要攻打弱小的鲁国肯定可以打胜仗，扩大齐国的领土，这就使国君更加骄傲自大，使大臣更加自以为是。可这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君主骄傲以后会随心所欲，大臣们自以为是就会忙于争权夺利。如果这样，您在齐国的处境就不好了。我劝您不如放弃鲁国，去攻打强大的吴国，攻打吴国不能马上取胜，战士们战死在疆场上，大臣们在国内的地位肯定日益衰落，君主逐渐被孤立起来，那么你就很容易可以控制齐国的大权。”

    田常听后很高兴地接受了子贡的建议，并派子贡游说吴王出兵救援鲁国，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攻打吴国了。

    子贡于是来到吴国，游说吴王夫差救援鲁国。子贡说：“只要您出兵救鲁，那么一来可以在诸侯中博取一个保护弱小的好名声，二来鲁国感谢吴国必然会送礼物，而且吴国还可以防止齐国的扩张。”夫差赞许地点头，只是担心邻近的越国会趁机东山再起，于是答应子贡先攻伐越国再进攻齐国。

    子贡说：“越国只是一个小国，您如果不趁鲁国尚未被攻破去救援鲁国，那么齐国攻破鲁国后，势力就要大了，到那时恐怕想再进攻齐国也力不从心了。如果您实在不放心越国，那我这就出使越国，让他们也出兵救鲁，以解除您的后顾之忧。”吴王夫差非常高兴，就派遣子贡出使越国。

    子贡见到越王勾践之后，说：“吴王夫差准备出兵攻灭越国，如果这样，那越国就十分危险了。我劝您给夫差送上厚礼，再派兵随同吴国攻打齐国，这样吴王就会认为越国是真心的臣服吴国了。只要吴国和齐交战，您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勾践当即答应下来，派大臣给吴王送去了厚礼。吴王收下礼品后立即放心地出兵救鲁伐齐，使鲁国免于兵灾。这全是依仗着子贡的功劳。

    子游治武城

    子游是吴国人，比孔子小45岁。子游跟随孔子学习时，熟读各种文献典籍，并且善于实践。

    子游完成学业后，做了武城的县长。一天孔子带领弟子出游时路过武城，子游来到城外迎接。正在他们互相问候的时候，城中传来了一阵阵弹奏音乐、演唱诗歌的声音，孔子说：“杀鸡哪里用得着宰牛的大刀？治理这么一座小小的县城还用得着礼乐教化吗？”

    子游行礼回答说：“以前老师曾经对我们弟子说过：‘君子学习道理就应该爱护他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使唤。’我既然跟随夫子您学习了礼乐等教化之道，当然要把它应用在实践之中。”

    孔子听后十分满意，说：“各位弟子，子游刚才讲得很正确，我只不过是说句玩笑话而已。”

    孟子

    孟子，生于约公元前372年，卒于约公元前289年，战国中期着名的儒学思想家，姓孟，名轲，字子舆。原本鲁国人，出生于邹。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孟孙氏曾是鲁国最大的贵族之一，把持着鲁国1／3的天下。但是到了孟子父亲（据说是叫孟孙激）这一辈，彻底沦落为穷人。孟子的父亲读了一点书，能写会算。但手无缚鸡之力，干不了农活。由于家道败落，孟子的父亲流落到了邹国，在一个地主家中找了个账房先生的差使。

    孟孙激出生仕宦之家，又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农村人眼里，就成了受尊敬的人物。他那渊博的知识和彬彬有礼的作风，在乡民中传为美谈。孟孙激在这里干了几年，就有一些好心人前来为他提亲。他选中了一家破落大户人家的小姐。这女子，知书达理，很有教养，他们成了亲。

    一年之后，妻子生下了一个白胖儿子，这个孩子，就是孟轲。

    孟轲4岁时，父亲得了一场重病，卧床不起。母亲到处为他求医寻药，但最终也没能把他的病治好。孟孙激抛下幼子和年轻的妻子，撒手而去。

    孟母教子两度迁居

    孟孙激死后，妻子在乡亲和东家的帮助下，埋葬了丈夫。后来邻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做生意，谁知道那人做的是棺材生意，小孟轲耳濡目染，也学会了一点出殡的常识。一次小孟轲在家里和小朋友们玩游戏，开始玩出殡的游戏，正好孟轲他妈妈回来了。未进院子就听见了孩子们的哭声。她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急急忙忙赶回家，一进院子，见孩子们一本正经模仿出殡的样子，孟轲担任总指挥，真是让人既好气，又好笑。

    孟氏对儿子说：“轲儿，这出殡发丧的事可不是游戏。以后别再玩这种不吉利的游戏了，好吗？”孟轲答应了。然而，没过几天，她又在自己家的院子里见到孟轲和孩子们玩起同样的游戏。为了不让孩子学这些，孟母决定搬家。

    她找了一处离织布作坊近的房子，为的是替人家织布并以此谋生。这是一个四通八达的镇子，来往行人很多。镇上每5天有一次集市贸易。刚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人地生疏，孟轲的心也收敛多了，开始在母亲的指教下识字和读书。

    孟轲母子住宅周围，既有榨油的油坊，又有织布的作坊，还有杀猪宰牛的屠宰场。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这样的环境里小孟轲又对杀猪宰牛发生了兴趣，功课也做得少了。孟母看到这些又开始担心了，决定再一次搬家，为孩子的成长寻找一个适当的环境。她认识到，儿子心地善良，接受事物的能力强，受环境影响严重。于是，她想最好能找一个靠近学堂的住所。不久她在镇子的另一端找到一所学堂附近的房屋。随后，孟母带着儿子，来到了简陋的新住所。

    断机教儿孟轲醒悟

    孟轲跟着母亲来到新的居所后，每天在家读书、认字。一天，小孟轲向母亲提出：“母亲，我也要上学。”孟母听到儿子的要求，心底生出一股喜悦，通过选择环境来影响和教育儿子的目的达到了。她立即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孟轲上学后，孟母每日为人织布缝衣。这种日子持续了大约半年后，孟母感觉到儿子好像有些变化：过去孟轲回来总是情不自禁地讲一讲学了什么功课，先生教了什么生字，而最近一段时间，进家之后总是躲躲闪闪，有一种不安的神态。孟母心生疑问，又不便直接问儿子，于是在一天早晨悄悄跟着孟轲出了门。令她吃惊的是，这天中午，孟轲又假装从学校回来，背着书包进了家门。进门后，母亲把他叫到身边问道：“轲儿，娘这布织得如何？”“很好哇。”孟轲应合着。他心里觉得奇怪，母亲从来没问过织布的事，今天怎么啦？“这布如果继续织下去会怎么样？”孟母问。“是一块很有用的布料。”孟轲回答。孟母拿出一把锋利的菜刀，突然使劲一割，把所有的经线全部割断。织了半截的布和经线分离了，布不成材，线也无用了。孟母问被惊呆了的儿子：“织布上的布和线还有用吗？”“没有用了，它们全成了废物。”孟轲回答说。“人受教育也是一样的，坚持下去，就会成才，半途中断，就会成为废物。这就是所谓的‘半途而废’。”母亲的话音刚落，孟轲就老实承认道：“母亲，孩儿错了。”孟母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知错能改，一定不辜负父母的希望，好好学习，长大做个有学问的人。”

    学而专心立志成材

    孟轲聪慧早熟，孟母教子有方。在孟母巧妙的引导下，小孟轲过了10岁，就专心投入学习了。他经常和先生讨论问题，探讨可以吸收的道理。当地学堂的先生已经不能满足孟轲的学习要求，他想到外地去游学。孟母虽然不愿意离开儿子，但为了他的前程，还是很痛快地支持了儿子的选择，并且建议孟轲先去鲁国，那里距离较近，又是孔夫子的故乡，还是自己祖先的所在地。孟轲接受了母亲的建议，带着母亲的厚望和自己的向往，走上了游学之路。

    孟轲来到鲁国都城曲阜，寻访了许多学者，最后选定了子思做老师。子思是孔子的后裔，是精通孔学的大学者。孟轲在外游学3年，饱读儒家经典，成了儒学的最大继承者。他学有所成之后，决定学以致用，了解政治，力争效力于民，学习治国之道，以便将来成为有名的“士”。

    后来孟轲果然成了大学问家、儒家思想的继承人。他曾在宋王偃称王时游历宋国，入魏先后会见魏惠王、魏襄王，继而任齐宣王的卿。因为其主张不见用，就退而和弟子万章等着书立说。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说，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反对武力兼并，他的理论核心是“仁政”，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孟子肯定人性生来是善的，但也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着作有《孟子》。

    韩非

    韩非，生于约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33年，是战国末着名的哲学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他吸收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将法、术、势有机结合起来，融合成系统的法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以维护中央集权国家为目的、以加强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法家思想体系。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是韩国人，出身于一个韩国贵族家庭。他从小口吃，不善言谈。当时正是各国用武力争夺天下的时代。一方面是刀枪剑戟，血雨腥风；另一方面是说客、谋士横行天下，有的人早晨还是穷困潦倒，晚上就贵为卿相。韩非也想这样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可惜自己是个从小就患有口吃的人，吃不了这碗饭。他是着名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和后来做了秦王朝丞相的李斯一道学习。不过，韩非尤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不善言谈的他文章写得很好，词锋犀利，论理透彻，气势不凡。

    韩是七雄中比较弱小的国家，国内政治又很混乱，国力日渐衰弱。为了救亡图存，韩非曾多次上书韩王，要求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但他的建议和主张，都未能被韩王采纳。韩非于是发愤着书立说。

    韩非的着作传入秦国，得到秦王政（即秦始皇）的赏识，秦王政对他的文章赞叹不已，说：“我如果能见到写文章的这个人，和他交往，便可死而无憾了。”丞相李斯告诉秦王政，说这些文章是自己的同学韩非写的。秦王政大喜，为了得到韩非，于是派兵攻打韩国。韩王本来就不用韩非，现在又强兵压境，就做个顺水人情交出韩非以解燃眉之急。

    秦王政在咸阳接见了韩非，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然而，秦王政一时还没有重用韩非。但是秦王政对韩非的欣赏引起了李斯的嫉妒，李斯怕秦王政真的重用韩非，会影响自己的前途。他在秦王政面前极力说韩非的坏话，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因此以韩国的利益为重，不会真心为秦国效力，秦王听信了，决定叫韩非回国。

    李斯又从中阻挠，说韩非太有才能，这样会留下后患，要秦王政杀掉韩非。于是，秦王政下令把韩非关进监狱。李斯怕秦王政后悔；就派人假传秦王政的命令，逼韩非服毒自杀。

    秦王政14年（公元前233年），韩非带着无尽的遗憾，饮恨而亡。等到秦王后悔不该如此对待韩非，派人去赦免他时，韩非已经死在监狱里了。韩非在异国他乡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没有辉煌的政治业绩，却留下了十余万言的政治理论、治国方略，后人编为《韩非子》。秦王实践韩非的理论，把他的法术势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扫天下，统一六国，建立了秦王朝。

    “人性本恶”是韩非思想的基础。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私自利的，在他看来，人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去做各种事，医生希望人人都生病，到他那去看病；做棺材的则希望人早死有更多的人买棺材。韩非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粹看成是利害关系。如韩非认为父母与子女、夫与妻、君与臣、君与民之间都存在利害关系，还认为人们都是在矛盾冲突中生活的，都在互相算计对方为自己谋利。人性恶是韩非法治思想产生的基础，法治也是他管理性恶之人的对策。

    韩非比较了前期法家“法”、“术”、“势”的得失，总结了他们在政治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认为必须综合采用三者的长处，才能完成帝王之功。韩非认为，商鞅用“法”，明法令，设刑赏，以富国强兵。但韩非不满意商鞅重法而不用术，因为，国家富强的成果都被大臣转变为扩张私人势力的资本。申不害用“术”，但法令不统一，使奸臣有机可乘，以致申不害执政17年而无功。慎到用“势”，国君实行起来有治有乱，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术”。因此，韩非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主张法、术、势结合，以便“成帝王之业”。

    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法治理论。他认为法就是明文规定并公布的国家法律，是封建官吏依据统治人民、维系封建统治秩序的国法条规。在韩非看来，“法”是准绳，不能偏离，不能任意行事。他主张大力宣传“法”，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法”。法的主要内容是“赏”和“罚”，韩非称之为“二柄”，即君主实行统治的两个权柄。对于臣民，要“用奖赏来鼓励，用刑法来惩罚”。这和商鞅以赏为“文’，以刑为“武”，以“文武”为之纲要的思想是一致。为了提高教育效果，他主张厚赏重罚。他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等级，不讲情面，他说：“惩治过失不要放过大臣，奖赏做好事不能遗漏平民百姓。”韩非认为只有这样，赏罚严明，人民才会亲近法令，相信并依赖法令。

    对于申不害的“术”，韩非也加以继承和发展，他说：“‘术’就是君主驾驭臣下的随机应变的秘密手段、诡计、权术。”在御臣之术上，韩非强调君主的思想要隐秘难测，否则，大臣会乘机济其私欲。君主的心思应深藏不露，让群臣看透了自己，就难以驾驭群臣，深藏若虚，群臣不知底细，就容易使他们驯服。不仅如此，君主也不可信任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如果太相信自己的儿子，奸臣们就会巴结自己的儿子，如果太信任自己的妻子，奸臣们就会巴结自己的妻子，为自己谋私利。”即使做太子的后妃，也希望君主早死，因为夫妻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恩爱则亲近，失爱则疏远，后妃担心自己不受宠，儿子当不成太子，所以后妃盼望君主早死，让儿子即位，自己做皇太后，以凌驾于他人之上。”由此韩非得出结论：“像妻儿那样亲近的人尚且不能信任，那么其他的就没有可信任的了。”这说明韩非对一切都可以持怀疑的态度。所以，他提醒君主应警惕自己死后都可以获利的人，防备自己憎恨的人，提防自己所爱的人，谨慎处事，占有绝对优势。

    韩非“术”的主要内容是：一广设耳目，及时获得情报；二权势不可给别人用；三深藏不露；四把人当成坏蛋；五毁坏一切伦理价值；六厉行愚民政策；七罚须严峻，赏须审慎；八必要时不择手段。根据用“术”的原则，君主用人也要不循常规，孰疏孰亲，使人不知道自己的底细。要做到“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如果君主无“术”，就会受蒙蔽，不能知忠奸。韩非认为君主治国没有法，就要乱。有了法，没有术也不行，因为法是要通过臣下去执行，君主就要有一套驾驭和支配臣下去做事的手段，就要有术。他把法术治国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韩非把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的“法”、“术”、“势”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加强君主独裁专制的理论和手段。

    韩非是我国较早在哲学意义上使用“矛盾”一词的人。他借用一个寓言故事来说明矛盾的内容：“楚国有个卖长矛和盾牌的人，他夸自己的盾牌说：‘我的盾牌非常坚固，什么东西都刺不进去。’接着他又夸自己的长矛说：‘我的长矛锋利极了，什么东西都能刺穿。’旁边有人问他道：‘拿你的长矛刺你的盾牌怎么样呢？’于是，这位楚国卖长矛和盾牌的人被问得目瞪口呆，没话可答。”这个寓言故事得出的结论是：“攻不破的盾和攻无不陷的矛不能同时存在。”这即是现在常说的“矛盾”一词的来源。

    韩非的法家思想，实际上成为了封建帝王当皇帝的教材。

    屈原

    屈原，生于约公元前340年，卒于约公元前278年，是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名平，字原，又说名正则，字灵均。出生在楚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初辅佐怀王，做过司徒、三闾大夫。他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谗言而被革职流放。在楚国的政治腐败越来越严重，首都郢亦被秦攻破之际，屈原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于是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从小就十分懂事而且胸怀大志，他学习非常刻苦，常常为了读一本书整夜不睡，慢慢地积累了丰厚的知识，在天文、历法、地理、农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在文学方面，他更是成就卓着。

    屈原年轻时楚国国力下降，内忧外患接连不断。看到自己美丽的国家和勤劳的人民正在遭受苦难，他决心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同时盼望楚王走改革图强的道路，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

    25岁那年，屈原来到了楚国的都城。楚怀王见他学识渊博，又懂得治国的道理，非常器重他，让他做了左徒。屈原担任左徒之后，决心把楚国治理好。他提出的改革政治，任用贤能，立法图强，联齐抗秦等一系列主张，曾一度得到楚怀王的支持。但好景不长，代表旧贵族利益的公子子兰和奸臣靳尚都起来反对他，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挑拨屈原与怀王的关系，楚怀王偏听偏信，把屈原降为大夫，开始疏远他。后来，屈原又作了很多努力，希望能够继续改革，壮大国力，但都被怀王的儿子公子子兰和靳尚等人破坏了。

    从此楚国的国力就越来越弱，秦国趁机派兵进攻楚国，楚国打了败仗，于是很想和齐国联合共同对付秦国，这时秦昭襄王写信给楚怀王，约请他到武关（在陕西丹凤县东南）相会，当面订立盟约。

    楚怀王接到秦昭襄王的信，不去呢，怕得罪秦国；去呢，又怕出危险。他就跟大臣们商量。

    屈原对楚怀王说：“秦国强暴得像豺狼一样，咱们受秦国的欺负不止一次了。这次秦国肯定没安什么好心，说不定又是一个圈套，大王一去，准上他们的当。”

    可是公子子兰却一股劲儿劝楚怀王去，说：“咱们把秦国当作敌人，结果死了好多人，又丢了土地。如今秦国愿意跟咱们和好，怎么能拒绝人家呢。”

    楚怀王听信了公子子兰的话，就上秦国去了。

    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楚怀王刚踏进秦国的武关，立刻被秦国预先埋伏下的人马截断了后路。在会见时，秦昭襄王逼迫楚怀王把黔中的土地割让给秦国，楚怀王没答应。秦昭襄王就把楚怀王押到咸阳软禁起来，要楚国大臣拿土地来赎才放他。

    楚国的大臣们听到国君被押，无奈之下，决定把太子立为新的国君，拒绝割让土地。这个国君就是楚顷襄王，而公子子兰当了楚国的令尹。

    楚怀王在秦国被押了一年多，吃尽苦头。他冒险逃出咸阳，又被秦国派兵追捕回去。

    楚怀王连气带病，没有多久就死在秦国。

    楚国人因为楚怀王受秦国欺负，死在外头，心里很不平。特别是屈原，更是气愤。他劝楚顷襄王搜罗人才，远离小人，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和怀王报仇雪耻。

    可是他这种劝告不但不顶事，反倒招来了令尹子兰和大臣靳尚等人的仇视。他们天天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

    他们对楚顷襄王说：“大王没听说屈原数落您吗？他老跟人家说：‘大王忘了秦国的仇恨，就是不孝；大臣们不主张抗秦，就是不忠。楚国出了这种不忠不孝的君臣，哪儿能不亡国呢？’大王，你想想这叫什么话？”

    楚顷襄王听了大怒，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湘南去。

    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富国强民的打算，反倒被奸臣排挤出去，简直气疯了。他到了湘南以后，经常在汨罗江（在今湖南省东北部）一带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诗歌。

    附近的庄稼人知道他是一个爱国的大臣，都挺同情他。这时候，有一个经常在汨罗江打鱼的渔父，很佩服屈原的为人，但就是不赞成他那愁闷的样子。

    有一天，屈原在江边遇见渔父。渔父对屈原说：“您不是楚国的大夫吗？怎么会弄到这等地步呢？”

    屈原说：“众人皆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所以我被赶到这儿来了。”

    渔父不以为然地说：“既然您觉得别人都是肮脏的，就不该自命清高；既然别人喝醉了，那么您何必独自清醒呢？”

    屈原反对说：“我听人说过，刚洗头的人总要把帽子弹弹，刚洗澡的人总是喜欢掸掸衣上的灰尘。我宁愿跳进江心，埋在鱼肚子里去，也不能拿自己干净的身子跳到污泥里，去染得一身脏。”

    渔父听了这番话，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更加佩服屈原了。

    由于屈原不愿意随波逐流活着，在公元前278年阴历5月初5那天，他得知秦国攻占楚国都城，悲愤欲绝，于是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自杀了。

    附近的庄稼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一片汪洋大水，哪儿有屈原的影子？大伙儿在汨罗江上捞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屈原的尸体。

    渔父很难受，他对着江面，把竹筒子里的米撒了下去，算是献给屈原的。渔父希望江里的鱼儿吃了筒子里的米，就会保护好屈原的尸体。

    到了第二年5月初5那一天，当地的百姓想起这是屈原投江一周年的日子，又划着船把竹筒子盛了米撒到水里去祭祀他。后来，他们又把盛着米饭的竹筒子改为粽子，把划小船改为赛龙船。这种纪念屈原的活动渐渐成为一种风俗。人们把每年农历5月初5称为端午节，据说就是这样来的。

    在漫长的流放之路中，屈原和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接触，从楚民间歌谣和各种民间艺术中，吸取了大量精神营养。在楚国方言的基础上，借鉴民族歌曲的表现方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学模式“楚辞”，并创作了如《离骚》、《九章》等伟大的诗篇。

    《离骚》是自传体的抒情长诗，诗中凝聚了诗人的政治理想和爱国情感，艺术地再现了诗人参加楚国政治斗争经历和复杂曲折的内心矛盾斗争过程。全诗373句，2490字，结构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想象瑰奇绚烂，代表了屈原的创作特色，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浪漫主义诗歌杰作。

    在其他的诗歌里，屈原痛斥卖国的人，讽刺那些奸臣，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对于楚国的一草一木他都寄托了无限的深情。

    屈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爱国诗人。

    屈原用生命、情操和满腔抱负，谱写了大量优秀的诗篇，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把屈原作为世界四大名人之一进行纪念。

    司马迁

    司马迁，生于约公元前145年，卒于约公元前86，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司马迁是史学家司马谈的儿子，早年遍游南北，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初任郎中，元封3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共订《太初历》，对历法进行改革。后因替李陵军败降匈奴辩护，得罪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所着史籍。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此书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形式，书中不少传纪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后世史学与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将军李广利带兵3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李陵率领5000人马和匈奴打仗，结果被单于率领的3万骑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和士兵们奋勇战斗，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只有400多名士兵逃回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想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5000，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司马迁平时与李陵并没有私交，只是实话实说，而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于是以对抗朝廷的罪名将司马迁下了大狱。司马迁入狱后因拿不出钱来赎罪，结果被施以最难堪最残酷的“宫刑”。

    司马迁认为受宫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

    他心中的痛苦超过肉体的痛苦千倍、万倍。再加上别人的讥讽和亲朋们的冷淡疏远，使司马迁痛不欲生。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对他来说，活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要忍受耻辱，忍受着人们的嘲讽，过着非男非女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而死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很痛快的事，一死可以解百忧。因此他想到了死。但同时他又想到自己有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着作——《史记》。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10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

    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而得罪了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但是他又想到了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300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我的《史记》一书刚刚开始，为什么不能含垢忍辱将它写完呢？这样，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这项伟大的“工程”，终于以坚强的隐忍精神活了下来，鼓起勇气投入到忘我的写作中去。难堪、耻辱、愤怒，统统凝聚到笔上，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大史2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历史，编写成一部52万字的巨着。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着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着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着作。

    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担任中书令。后来，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着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占有很高的地位。

    对于普通人来说，在正常的环境中去为远大理想目标而奋斗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保险系数比较大，没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虽然不太刺激，倒也平安无事，按部就班，轻松愉快。可是当厄运到来时，有人就会顿感万念俱灰，自暴自弃，悲观绝望，或者看破红尘，玩世不恭。司马迁则不同，他在遭受宫刑时虽痛不欲生，最终还是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忍住常人难忍之辱，终于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历史巨着《史记》。

    司马迁不仅讴歌了历史上的许多人重于泰山的精神，也鞭笞了某些人轻如鸿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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