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概说

    诗体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只就一般的看法，简单地谈谈汉魏六朝和唐宋的诗体。

    汉魏六朝诗，一般称为古诗，其中包括汉魏乐府歌辞、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及这个时期的文人诗。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乐府歌辞是由乐府机关采集，并为它配上乐谱，以便歌唱的。《文心雕龙·乐府》说：“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乐府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乐府则兼指二者而言。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写的作品，虽然没有配乐，也被称为乐府。中唐时白居易等掀起一个新乐府运动，创新题，写时事，因而叫做新乐府。

    唐以后的诗体，从格律上看，大致可分为近体诗和古体诗两类。近体诗又叫今体诗，它有一定的格律。古体诗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时四言诗已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五言律诗简称五律，限定八句40字；七言律诗简称七律，限定八句56字。超过八句的叫长律，又叫排律。长律一般都是五言的。只有四句的叫绝句，五绝共20个字，七绝共28个字。绝句可分为律绝和古绝两种。律绝要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不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一般只限于五绝。

    诗歌的特点

    诗歌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抒情性。这是诗歌和科学、政治、哲学以及其他文学体裁最大的区别，因为诗歌较其他文体的感情更强烈，激情更突出。这一特点，在抒情诗中尤为明显，古人讲“诗言志”、“诗缘情”就是这个道理。

    二、形象性。诗歌的形象非常鲜明，它可以使读者产生多种联想。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抽刀断水水更流”等，在表现忧愁的感情时，用了形象的语言，选择的形象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更具有感染力。

    三、音乐性。诗和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诗可以谱曲，曲可以填词。诗歌要讲究音韵、节奏，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诗应当易记易懂易唱，要有节奏，押大致相同的韵。诗歌常常是供人朗诵的，因而语言上要节奏鲜明、韵律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

    四、概括性。诗歌要求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生活，它是调动人们想象力的艺术。它用字较少，内涵很多，有举一反三、片言而明百意的作用。

    诗歌是在文学艺术中产生最早、应用最广的一种文体，除以上特征外，它还有分行排列、跳跃性、想象性等特点。

    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

    “兴、比、赋”是古代诗歌里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

    “兴”者，“起”也，即触景生情、因事寄兴的意思，也就是作者将内心的思想情绪，在外界的启发下，抒发出来。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由关雎和鸣联想到男女间的和谐恩爱。

    “比”也就是比喻的意思。如“燕山雪花大如席”，“官仓老鼠大如斗”等。

    “赋”有人理解为“直言”的意思，也就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也可以理解为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去描写的意思。如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对女主人公罗敷从头到脚的穿戴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写了老人、青年人、耕田的、锄地的看到她的美貌后的各种神态举止，尽管诗中没有直接去写罗敷如何美，如何迷人，但诗中用“赋”的办法，使读者对罗敷有了完整、深刻的印象。可见“赋”也是陈述铺叙的意思，这种手法，后来成为“汉赋”这种文体的主要表现手法。

    诗歌按表达方式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按内容可分为山水田园诗、咏物诗、怀古诗（咏史诗）、送别诗、边塞诗、行旅诗、闺怨诗及送别诗等。

    抒情诗

    抒情诗为诗歌类别之一，通过直接抒发诗人内心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是最能体现诗歌特性的一种诗体。它是我国诗歌传统的主流，也是西方近代以来诗歌的典型类别。抒情诗的主要特点是通过描写诗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来展示他的内心世界，抒发他对外界事物的审美感情；它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以主观表现为主，对客观事物的再现服从于主观内心世界的表现；它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既真挚自然，富于个性，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例如：郭沫若的《炉中煤》、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抒情诗。

    叙事诗

    叙事诗为诗歌类别之一，是通过刻画人物、叙述生活事件来抒发情感的一种诗体。叙事诗中虽然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但它的情节单纯简练，只侧重人物和事件的典型方面。叙事诗所有的叙述又都带有浓重的抒情色彩，通常以抒情方式来表现对象，将抒情与叙事有机地融为一体。

    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琵琶行》等。

    古体诗

    古体诗又称“古诗”、“古风”，是和近（今）体诗相对而言的，是指那些产生年代较早，每篇不拘句数，不求对仗、平仄，用韵也比较自由的古诗。古体诗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及杂言诸体，以五、七言为主。后世用这种诗体写成的作品也称为“古体诗”。

    《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而唐代李白的《行路难》是七言中杂五言。

    近体诗

    近体诗亦称“今体诗”，是唐代形成的律诗和绝句的通称，同古体诗相对而言。近体诗每篇的句数、字数和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律诗限定八句，绝句限定四句。

    如崔颢的《黄鹤楼》、王维的《渭城曲》、杜甫的《春望》等。

    格律诗

    格律诗是一种严格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创作的诗体。它对诗的节、行和字的数目、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都有严格的规定。我国古代的律诗、绝句、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等都属于格律诗。格律诗是因人们在诗歌创作中对这一体裁的形式特点认识日益深化，从而通过长时期的探索而成熟、定型的，因而中外格律诗一般都具有和谐统一、寓变化于严整的审美特点，代表了古典诗歌形式的最高成就。但由于严格的格律限制了创作自由，不仅使许多内容难以表现，而且有限的格律也易于导向风格的雷同，故逐渐显现形式刻板、束缚思想之弊。

    如刘禹锡的《竹枝涧》、子谦的《石灰岭》、文天祥的《扬子江》等等。

    歌行体

    歌行体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行”的颇多。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实并无严格的区别，都是“歌曲”的意思，其音节、格律一般都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以后遂有“歌行体”。到了唐代，初唐诗人写乐府诗，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外，已有少数诗人另立新题，虽辞为乐府，实已为新声。此类诗歌，至李白、杜甫而大有发展。如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许多作品，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错杂运用。

    怀古诗

    怀古诗的内容一般多为怀念古代的人物和事迹。咏史怀古诗往往将史实与现实联系到一起，或感慨个人遭遇，或抨击社会现实。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感慨个人遭遇，表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对朝廷苟且偷生的不满，抨击社会现实。也有的咏史怀古诗只是对历史作冷静、理性的思考与评价，或仅是客观的叙述，诗人自身的遭遇不在其中，涛人的感慨只是画外之音而已。如刘禹锡的《乌衣巷》，就是借今昔对比，表达了诗人的历史沧桑之感。

    咏物诗

    咏物诗在内容上以某一物为描写对象，抓住其某些特征着意描摹；思想上往往是托物言志，由物到人，由实到虚，写出精神品格，常用比喻、象征、拟人、对比等表现手法。如贺知章的《咏柳》，这首咏物诗写的是早春二月的杨柳，把杨柳比喻为婀娜多姿的美人，衬托出初春稚柳的美丽。

    山水田园诗

    东晋陶渊明开田园诗先河，南朝谢灵运开山水诗先河，发展到唐代，出现了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如王维的《鸟鸣涧》，诗中通过写花落、月出、鸟鸣这些动的景物，使诗显得富有生机而不枯寂，同时又突出地显示了春涧的幽静。

    边塞诗

    先秦时期就有了以边塞、战争为题材的诗歌，到了唐代，由于战争频仍，统治者重武轻文，士人邀功边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举进身容易得多，加之盛唐那种积极用世、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氛，于是奇情壮丽的边塞诗便大大发展起来了，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是高适、岑参、王昌龄，代表作有：高适的《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及王昌龄的《出塞》、《从军行》。

    行旅诗和闺怨诗

    古人或久宦在外，或长期流离漂泊，或久戍边关，总会引起浓浓的思乡怀旧之情，所以这类诗文就特别多。它们或写羁旅之思，或写思念亲友，或写征人思乡，或写闺中怀人。写作上或触景伤情，或感时生情，或托物传情，或因梦寄情，或妙喻传情。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和杜甫的《旅夜书怀》都属于行旅诗，王昌龄的《闺怨》与李商隐的《为有》则是闺怨诗的典型代表。

    送别诗

    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通信极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故古人特别看重离别。离别之际，人们往往设酒饯别，折柳相送，有时还要吟诗话别，因此离情别绪就成为古代文人一个永恒的主题。因各人的情况不同，故送别诗所写的具体内容及思想倾向往往有别。有的直接抒发离别之情，有的借以一吐胸中积愤或表明心志，有的重在写离愁别恨，有的重在劝勉、鼓励、安慰，有的兼而有之。送别诗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就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其中“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表达了人们依依惜别之情。另外李白的《赠汪伦》、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都是送别诗。

    四言诗

    四言诗指通首都是或基本是四字句写成的诗歌。在上古歌谣及《周易》韵语中，已有所见，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虽杂有三、五、七、八、九言之句，基本上属四言体。

    四言诗是古代产生最早的一种诗体。《诗经》中的国风、小雅、大雅等都是以四言诗为主。在先秦两汉的其他典籍里，如《史记》所载《麦秀歌》，《左传》所载《子产诵》等，也都是以四言体为主。可见，在西周到春秋时期，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是娱乐场合还是祭祀场合，最流行的诗体都是四言诗。春秋之后，四言诗逐渐衰落，但仍有不少诗人写作四言诗，如三国时的曹操父子，东晋的陶渊明等。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人们至今仍吟诵不绝。

    五言诗

    五言诗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当然，《诗经》中早就有五言的句子，如《国风·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多以五言为主，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五言的句式是在四言的基础上每句增加一个字，在句子的节奏上增加了一拍，形成了二二一或二一二的节拍群。由于不同节奏在诗中交错运用，就使句式更富于变化，更具有音乐感。另外，由四言变为五言，使句子在语法成分上增加了容量，使一个句子可以容纳主语、谓语或主语、谓语、宾语同时出现，从而增强了句子的表现力。历史上的诗作总量，以五言诗为最多。唐人写有大量的五言古风及五言律绝，如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五言诗以首句不入韵为常式，间或有首句入韵的。五言古风多是一韵到底，甚少换韵，这与五言律绝相似。

    六言诗

    六言诗也是旧诗的一种体裁，只是全诗都是六个字一句，不太流行。六言诗在《诗经》中已有萌芽，后代诗人也偶尔写过六言四句的短诗，如王维的《田园乐》：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归，莺啼山客犹眠。

    七言诗

    七言诗全诗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起源于先秦和汉代的民间歌谣。汉、魏之际七言诗极少，南北朝至隋代渐有发展，到了唐代，才真正发达起来，成为我国古典诗歌又一种主要形式。七言诗包括七言古诗（简称七古）、七言律诗（简称七律）和七言绝句（简称七绝）。

    杂言诗

    杂言诗是古体诗的一种，最初出于乐府。诗中各句字数长短间杂，无一定标准，最短仅一字，长句有达九、十字以上者，以三、四、五、七字相间者为多。杂言诗的特点是形式比较自由，便于无所拘束地表达思想感情。有时还夹用少数散文句式。如汉乐府“铙歌十八曲”和“相和歌辞”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后世文人写作古题乐府，以及由古乐府体变化而来的长篇歌行体，一般都采用杂言体形式。如李白的《襄阳歌》，杜甫的《兵车行》等。

    无题诗

    我国古代诗歌中，常常有以“无题”为题的诗篇。无题胜有题，之所以用“无题”做题目，是因为作者不便于或不想直接用题目来显露诗歌的主旨。这样的诗，往往寄托着作者难言的隐痛、莫名的情思、苦涩的情怀、执著的追求等。“无题”诗始于唐代，以李商隐的无题诗最为有名，后人作诗也常常沿用此题。

    自由体诗

    自由体诗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别于传统格律诗的新诗体。它包括狭义的自由诗、民歌体诗和散文诗等，与格律诗的主要区别是没有严格的格律限制。

    在我国，自由诗指的是“五四”以来文人创作的白话诗，它受外国近代诗的影响较大，主要特点是：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在内容、形式和表现方法等方面都很自由；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不受约束；注重创新，语言通俗。

    民歌体诗指人民创作的新民歌和诗人创作的具有民歌风味的新诗，这类诗感情真挚朴素，形式短小精悍，语言自然诙谐，风格朴实清新，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散文诗是将诗的特点与散文的自由形式熔于一炉的新诗体，它既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又有散文的自由和灵活，篇幅短小，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散文诗与格律诗不同，也与自由诗有别，它是用散文形式写成的诗歌作品。散文诗顾名思义，介于散文与诗之间。从形式上看，它是散文，一般不用分行，也很少押韵；从内容上看，它又是诗，讲究意境，富于感情，饱含哲理。鲁迅的《野草》、屠格涅夫的《爱之路》等，均是散文诗的名篇。

    唐宋词概说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

    我国古代诗乐一体，“诗三百篇”与汉魏六朝乐府诗大都是合于音乐而可歌唱的。“乐府”原为汉时政府音乐机构之名。汉以后的五、七言古体诗和唐以后的近体诗始为徒诗而不可歌。唐人的拟乐府古题与新乐府不再合乐，实为古体诗了。唐代绝句也有可配乐歌唱的，或称“唐人乐府”，有时与词相混，如《阳关曲》《杨柳枝》等，也被作为词调名。

    唐宋之词，系配合新兴乐曲而唱的歌词，可说是前代乐府民歌的变种。当时新兴乐曲主要系民间乐曲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域外传入的曲调，其章节抑扬亢坠、变化多端，与以“中和”为主的传统音乐大异其趣；歌词的句式也随之长短、错落、奇偶相间，比起大体整齐的传统古近体诗歌来大有发展，具有特殊的表现力。曲子词、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之名由此而得。作词一般是按照某种乐调曲拍之谱填制歌词。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或“填词”。宋词唱法虽早已失传，但读者当时的倚声或后来依谱所填的词，仍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音乐节奏之美，或缠绵婉转，或闲雅幽远，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令人回肠荡气，别有一种感染力量。

    前人按各词调的字数多少分别称之为“小令”、“中调”或“长调”。有的以58字以内为小令，59字到90字为中调，91字以上为长调；有的主张62字以内为小令，以外称“慢词”，都未成定论。词调中除少数小令不分段称为“单调”外，大部分词调分成两段，甚至三段、四段，分别称为“双调”、“三叠”、“四叠”。段的词学术语为“片”或“阕”。“片”即“遍”，指乐曲奏过一遍。“阕”原是乐终的意思。一首词的两段分别称上、下片或上、下阕。词虽分片，仍属一首。故上、下片的关系，须有分有合、有断有续、有承有起，句式也有同有异，而于过片（或换头）处尤见作者的匠心和功力。我们看到宋代许多词人于此惨淡经营，创造出离合回旋、若往若还、前后映照的艺术妙境，在一首词中增添了层次、深度和荡漾波澜。大部分词的句式长短不齐，押韵也变化多端。词调有一般诗体中罕见的一字、两字句，或8字以至10字以上的长句，交错迭出。

    宋词中的两种主要艺术风格是婉约与豪放。宋词中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流派的存在，使宋诃显示出两种不同的个性特色，加上兼综两格而独自名家如姜夔的“清空骚雅”等，使宋代词坛呈现双峰竞秀、万木争荣的气象。

    宋代词坛

    宋代词坛可谓列岳峥嵘、百花竞艳。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及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及大臣冯延巳的词风深深影响着北宋词坛。特别是李煜入宋以后的作品，摆脱了词在花间月下曼声吟唱的传统风格，而成为可以自由言怀述志的新词体，在艺术手法上，对后代豪放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人称李煜是“词中之帝”，所以李煜在政治上是亡国之君，在词坛则无愧为开创一代风气的魁首。

    北宋前期重要词作家如张先、晏殊、宋祁、欧阳修以至晏几道、柳永等，柳永则是当时进一步发展词体的重要代表。他长期落魄江湖，因此在他的歌词中更能体现一部分城市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且他能采用民俗曲和俗语入词，善用铺叙手法，创作了大量慢词。柳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宋词的新风潮。

    北宋中期苏轼的登场，词坛上耸峙起气象万千的巨岳。他倡导豪放词风，使词的境界大为拓展，成为“豪放派”词人的杰出代表。苏门弟子及追随者秦观、黄庭坚、贺铸等虽与苏轼的词风不尽相同，但都能各自开辟蹊径，卓然成家，在词坛呈现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尤其秦观的词深婉而疏荡，与周邦彦的富艳精工、李清照的清新跌宕如天际三峰，各凌婉约词之顶巅。周邦彦与柳永并称“周柳”，主要是指他们在词中的情意缠绵；与南宋姜夔并称“周姜”，则主要指他们对音律的精审，故也有称周姜为格律派的。然而在“淡语有味”、“浅语有致”、“轻巧尖新”、“姿态百出”方面，周邦彦是不及秦观、李清照及柳永的。故明、清人推秦、李为婉约宗主，是很有见地的。李清照生当南北宋过渡时期，南渡以后词风由明丽而变为凄清，与李煜相提并论，确也当之无愧。

    南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从宋金抗争到元人灭宋，爱国歌声始终回荡词坛，悲壮慷慨之调，应运发展，把豪放词风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张元干、向子諲、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文天祥等，如连峰叠嶂，峥嵘绵亘。其中以辛弃疾的成就为最高，他一生有词600多首，其中有抒写抗金和恢复中原的宏愿、壮志被抑的悲愤、对苟安投降派的批判，电有对自然风景、田园风光的赞美，深挚情意的低诉；风格以雄深雅健、激昂慷慨为主，也有潇洒超逸、清丽妩媚的。辛弃疾在宋代词人中的作品最为丰富，历来与北宋苏轼并称“苏辛”，两人的词风也各有特色。金末元好问词为北国之冠，足与两宋词家媲美。在艺术上他学习“苏辛”，而又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兼有豪放、婉约等多种风格。可作为宋、金时代词艺发展的终结者。

    元曲概说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的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以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但虽有定格，又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元曲有较大的灵活性。元曲将传统诗词、民歌和方言俗语糅为一体，形成了诙谐、洒脱、率真的艺术风格，对词体的创新和发展带来极为重要的影响。

    元曲有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锋芒，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时弊，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元曲四大悲剧和四大爱情剧对世人的影响深远，也代表着元曲的精华，展现了元曲独有的魅力。元曲的代表人物及作品将在后文的相关章节中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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