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盛夏，我前去采访，他又深情地吟诵起这首诗。诗比较长，篇首引用的只是一个段落。吟咏完毕，他仰首在椅上’椅背后面是宽大明亮的窗户。成都平原特有的淡淡阳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熠熠闪光。
向我讲述他和尼玛相交相知的老人陷人了久久的沉默之中。
话题是民族教育。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谈起这件事情时的真挚与深情令我感动。
从这本书策划时，所接触到的有关人员，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有这种感情的流露。
大家都称他是一个“民族教育家”，与这个称谓近似的一个譬喻就是“草原上的孔夫子”。
那么，他又是怎样从一条医者的道路迷上了一条教育之路的呢。他又是怎样从一个肉体的拯救者变成用智慧之光照亮和开启众多蒙昧心灵的呢？让我们回到1960年，他创业发轫的最初时光。
1.帐篷里的摇篮
红星兽防站建立初期，除尼玛及早退的首任站长，吸收到站上工作的几名人员都没有文化。虽然要从事的是全乡范围内畜病治疗与预防这一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职工却缺乏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充分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鲜明特点。
这个时候的尼玛脱离寺院不久，刚刚参加革命工作，还没有机会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这时，在他品格中更多的是一个宗教徒与人为善的态度，宗教能给人一个宽广的胸怀。他还更具有深厚的文化知识。
他要帮助同事们掌握技术和理论。没有文化又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尼玛迈出了教育之路上的最初步伐。
连他自己也无法预计这最初一步的重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找不到一个具体日期来说明这伟大的一步是如何开始的。
但只要记住是1960年，是大凡中国人都会有很多回忆和联想的年份就够了。只要记住这一步是和探索建立藏兽医体系这一步就够了。
在随着畜群迁徙的帐篷中，在研究治疗牲畜病害的闲暇中，尼玛开始给同事们上课。补习文化，讲授医学原理，药物特性。
几个没有文化，没有医学知识的同事成了他最早的学生。学习之余工作中，他们又是他的助手。帮助采集加工药物，帮他跟踪观察牲畜的症候。
这很符合那个时代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即在实践中学习的时代风尚。但却不是为迎合时尚而升起了风帆。只是帆升起来，就有一股风吹在帆上，助它去到要去的地方。它是一所学校。因为有一名德才兼备的教师，有潜心向学、勤奋努力的学生。它还不是一个学校，因为从惯例来讲，它连一分钱办学经费都不花，没有校舍，没有固定教材，也没有来自政府机构的认可与命名。
学校也没有固定的授课时间。
建校初期，都是白天工作，晚上教学。学生们休息了，尼玛还要自己动手编写教材。
现任红星兽防站站长达娃告诉我，尼玛老师的精力那样旺盛用生理学是解释不了的。那时晚上一上课就是三个钟头，往往到11点多。白天跟着老师出诊采药，已经很累了。年轻人也困倦得不行。年轻的达娃居然想出了一个蒙混过关的办法。那时用煤油点灯，帐篷内光线很暗，他就用两手捧着腮帮打瞌睡，姿势却是十分端正。许多次得到老师的表扬。每次表扬都使他惭愧，下决心再不打瞌睡了。可自己也控制不了。后来，尼玛发现了真相，学生们哄堂大笑。尼玛老师也跟着大家一起大笑。笑完把他严肃地批评了一顿。
后来，尼玛老师动情了，说：“我也不想对你们这样，像头凶恶的老虎。可是，你们看看我们的草原，我们的故乡需要什么！我是要把你们造就成草原上最需要的人啊！”
达娃从此不再打瞌睡了。
学生们睡了，他又在油灯下备课，早上不到六点，又把学生们叫起来，再上一两个小时课，匆匆吃点东西，又是一天忙碌的工作时间了。
治羊痢疾的时候，一个学生老不开窍，他弄一滩羊粪叫学生观察，学生趴在地上仔细地看啊看啊，后来头一歪，脸搁在羊粪上就睡着了。
学生们知道他超常的付出，却不知道他千辛万苦办学所招致的压力和承担的风险。
一个个从无对策的畜病克服了。
在这最初的帐篷摇篮里，从纯技术的角度讲，老师会的，学生也都会。这所没有名字的学校的名字也随着尼玛的名字在牧民中间越传越响。
这所学校成了对知识价值和人才价值的一种无声而有力的宣传。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牧民们亲切地给了它一个命名“医生学校。”
当时红星全乡人口不到两千，牲畜头数三万余，人均收入为39.59元。主要原因之一是兽防工作落后，像羊链球菌这样的常见病死亡率都在90%以上，产仔成活率仅能达到60%。
有X这样的现实情况，这所四处流动，居无定所的学校对渴求掌握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水平的牧民形成了很大的吸引力。
兽防站的帐篷每到一个牧场，就有新的学生参加进来。学员当年就增加到32人。比刚开始授课增加了十倍多。
作为这所学校未曾有人任命的教师和校长，尼玛这时就已经敏感到这是在文化落后的草原推广科学技术、普及文化知识的很好的路子。所以，课程开设立即就突破了识字为掌握兽医技术打基础这样一个最初的设想。目的也就不仅仅是着眼于培养合格的兽防人员。
一批适用的教材很快经他一人之手就编写出来了。
当时开设了藏文、畜牧兽医常识、药物常识、人医常识、记账常识等课程。这些学员中许多人家庭贫困。有的没有口粮，有的没有御寒衣物。所有这些都会得到尼玛个人的施予。有一个学生名叫罗罗，前来投学时连一件皮袄都没有。
上高山采药，晚上上完课，他冷得睡不着。他又不好意思说，还是尼玛老师备完课发现他瑟缩一团，颤抖不已，脸上尽是冰凉的泪水。老师把这个学生拉进了自己的被窝。半夜，学生暖和了。
罗罗觉得这个帐篷比在家里还舒坦，居然钻出被窝唱起了“拉依”。
全帐篷的人都坐起来，看他唱歌。
根据有关资料，1962年，若尔盖全县普通基础教育在校生为1652人。教育经费为94494元，人均花费教育经费为57.2元。按这个标准计算，尼玛的这所学校按学生50人计算，则需政府投人近3000元经费。
但他这种集扫盲、成人与技术教育于一身的萌芽状态的教育方式，并不在当时发展教育的总体规划之中。
兽防站的“医生学校”也并不因此而偃旗息鼓。相反，教学和工作效果却越发明显地显示出来。
学校像一个雪球自发地在滚动中越来越大，影响从一个乡，扩展到一个县，又从一个县向外扩展，直至达到省外。
他们自己也起了正式的名字。
一个叫“藏兽医培训班”。
一个叫“藏兽医学校”。
至于用那个名称，不同的境况中都有灵活的变化。
这种不正规的办学方式，除了老师给学生知识上的传授外，言传身教，更给了学生许多品格上的影响。
他的学生都说：“阿古尼玛不只教给我们技术，向他学习技术时也学到了他很好的品德，使我们终生都受用不尽。”
几乎每个学生都能给你讲述几件这样的事例。
兽防站开办的时候，许多牲畜疾病没有克服。等到找到了医治方法，却又缺乏药物，尼玛只对学生们说了一句话我们不能当老爷兽防人员，与其坐在家里等，不如我们自己去找。
老师学生就带上行装上高山，下海子，几乎踏遍了若尔盖的山山水水。
一味“雪莲花”，生长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他们的帐篷就扎到了雪线以上。采到这种药物制成标品，现场就讲解特点。药物学上叫做四性五味和归经。
四性是药的寒热温凉。
五味是辛酸甘苦咸。
四性五味在一般意义上讲就决定了这种药物的作用。
药物归经是说某种药物是人走某脏器和经脉。
雪莲花一味药后来就进入了发给学生们的自刻自印的课本。为了不被人指斥走白专道路，搞封建迷信，每一页题头都印一段他自己译成藏文的毛主席语录。
比如：“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
“一切真知来源于实践。”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
但他更喜欢那些有关哲学观点表述的语录。有一页教材起头是这样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下面才是关于雪莲花的知识介绍。
雪莲花，藏名辖尔古斯哈。
多年生草本，长于海拔4500米以上的髙山岩石风化流沙处。
6~7月开花时，拔全株洗净晒干备用。
性温，味淡，酸，人肝、脾、肾三经。
功能主治：补血壮阳，崩漏带下。
用量：成人1~3钱。牛马1~4两，猪羊0.5~1两。
这种教育方式中，书本上这一简单明了的知识，在学生那里却是非常生动的东西。因为他们得以参与每个环节。药物根据古典医书中的一些线索，全体学生在尼玛带领下采集、加工炮制、试验，变成书本上和头脑中的知识储存，又拿到实践中去运用。附带还通过学习抄写语录得到了文字方面的基础知识。一段时间，语录成了教材。虽然不太适用，但有足够的安全系数。
在若尔盖，现今在寺院中开了一个藏医门诊部的僧人就是尼玛当年的学生。采访他时，他兴致盎然地对我背诵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一些段落。
2.良师风范
藏医书中的药物图形，都是用木板刻印而和原形差异很大。
每一种书上记载的药物真正认定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有些药物和另一些普通的没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外形都非常相似。有些同科同病，却又药性不一。
认定方法在没有经费，没有专门设备用以分析鉴定的情形下，只有在各种配方中反复试疗效，这样往往花费很多时间。病疫流行时，牲畜大批死亡，不允许你从容分析试验。唯一的办法就是亲口品尝。
遇到毒性大的药物，尼玛都是亲口品尝。他没有“我不人地狱谁人地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之类的豪言壮语。
学生们都还记得，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平平淡淡地说：“我经验比你们多，可以更深入体会毒性。”
在红星农牧民文化技术学校，如今已是教师和领导的当年学生介绍了这样一件事例。在学校的标本室里，他们指给我看两种剧毒的药物。
一种是我认识的，叫雪上一枝蒿，夏天，它那总状花序的黄色花朵娇媚而艳丽。
另一种我不认识，叫东莨宕。标本上的花朵是紫色的，花形像一只只金钟，能引起人美好的联想。
这两种药物毒性很大，但适用面很广，更是好的镇痛药物。适用于各种内外伤疼痛，急腹症及神经性疼痛等疾病，但使用不当，往往引起病畜中毒。
草原上民风淳朴善良，加上尼玛品格与才学上的名声，治疗中有一两起中毒事件，都认为不可避免。但他却带着学生们一定要找到解毒的办法。第一步就是体会两种药物的毒性反应的特点。
他尝了这两种药，而且剂量一定要达到能使自己中毒的程度。
从而知道了雪上一枝蒿和另一种药物铁棒七一样，中毒是窒息性的。教材上就有了这样一段文字，在介绍完全药之后：
附记：此药中毒后，心脏麻癖，血压降低，肌肉迟缓，全身震顫，瞳孔缩小，口吐白沫。解救办法山生柯子捣烂成粉醋调内服；墨地果（八月瓜）3~4个生吃可迅速解毒……
书上简短的几行文字，包含了科学知识，更包含了更为巨大的人生内容。老师中了毒，学生却不能哭，因为老师还要坚持口述自己身上的毒性反应，学生们都要拿笔作力求完备的记录。
尼玛尝了雪上一枝蒿，又去尝试东莨宕。这种藏语叫做唐充的植物中毒后引起的是人迷离谵妄的状态。
尼玛老师是人，不能逃避世界给人定下的基本法则。他也不能不在服下这毒药后进人谵妄状态。药性发作很快。
他只清醒地说了一句：“我管不住自己了。”就开始说胡话了。
永远尊敬他的学生只是说：“啊哇哇，吃了东茛宕他说话一下就多了。还说了好多羞人的话。”
其实，这些话平常人人都在说。尼玛中了毒，就拿学生中一些人的男女之事开起了玩笑。他的弟子说，因为当时学生年龄不是正规学校那样整齐，从十几岁到五十多岁的都有。尼玛老师中了毒就拿那些有家室和有对象的人开玩笑。
生活上十分严谨的尼玛一生从不奢侈放纵不沾烟酒，这次中毒可能叫他体会到了一次醉酒的轻松。
而我在采访中接触到的他的学生，也都烟酒不沾，我问是不是老师有其规定。都说老师从不干涉别人的生活，只是接受了老师的影响罢了。
只有藏文中学的司机说因为行车安全的缘故，尼玛老师要我在他面前作过保证。保证了也就能百分之百做到。
这个学校就这样在风雨飘摇中逐渐成长，逐渐完善，在那些最初的年月，维系的纽带就只是畜牧业生产的需要和老师个人知识与品格的吸引。
一批学生学到了文化基础知识和一些在农牧区的适用技术离开了。回到各自的村寨，成了兽防技术员、会计、记分员、民办教师。新一批学生又自动前来。不需要招生简章，不需要开学通告，更没有当时正规教育出现的需要行政干预，反复动员才有一批学生来校上课，中间又不断流失的状况。
到1965年，全体师生一起动手，夯土墙，砍木棒铺顶，敷上一层泥土，修了四十多间简易的棚子，解决了冬天住房和御寒问题。
文化大革命猛烈的风暴在最初的阶段，煽动了一批没有历史感和文化感的人们的愚蠢与狂热。
尼玛和他的学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和考验。
信念使他们坚持，对未来的信心使他们不致因绝望而动摇。尼玛忍受着个人的屈辱坚持他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忍辱负重，仍把一批学生聚集在四周。
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发表，在大运动中的中国掀起了一个走“五七”道路的小高潮。
命运的转机出现了！
红星兽防站这所自发办起的学校竟然和毛泽东这一指示中许多东西不谋而合。罩在他们头上的乌云一片片散开。在全国出现的走“五七”道路的高潮中，各种“五七”学校纷纷诞生。
这年学校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3.柳暗花明
机遇在任何条件下都会产生。
但却只有奋斗者才会倍感机遇的重要而获得发展。
生活中，更多人往往和机遇交臂而过，而叹息命运的不公。
1969年，红星公社革命委员会将这所已存在十年之久的学校定名为“红星公社‘五七’学校”。
十年风雨飘摇。
十年含辛茹苦，终于得到了一个正式的名称。
尼玛任这所学校的校长。
尼玛甚至不太激动。“曾经沧海难为水”，付出那么多东西，这应该是命运所给的并不大方的回报。
但有一些是使他感到非常欣慰的，就是前来投学的学生不需要再担惊受怕。也不需要怕影响学生的前途了，这样就可以把优秀的学生留在身边，一面作自己研究和教学上的助手，一面继续深造，成长为更为全面的人才。
他第一个注意的是纳科。
在若尔盖藏文中学为《教育大辞典》撰写的材料中有一段文字这样介绍他：“纳科，红星藏兽医学校第一届毕业生，1974年起在该校任教。他长期跟随尼玛同志，有实践经验和业务水平，是尼玛进行教学研究的助手之一。”
最叫尼玛感到欣慰的是，前来求学的学员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整整十年，那么多学生都是自费前来的。学校一经有了正式名目，在校学习的学生就在原生产队有一份同等劳力的工分了。过去，为了这一点，他常对学生们心怀愧疚。而他个人又没有周济所有学生的能力。他的收人是每月9元人民币，后来涨到15元。但他还是周济过许多学生。
全校师生精神百倍地投人了新的工作。
一些牲畜疾病又被陆续克服。
1967年克服0型口蹄疫。
1969年克服布氏杆菌病。
1967~1969年克服马鼻疽病。
1961~1975年克服青草瘟。
1967~1975年克服肺丝虫病。
药物学上也总结出了一套在兽防上十分有用的经验。
在治疗过程中发现，植物药在人医中有很好疗效的，有些在兽用时却达不到预想疗效。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发现是牲畜采食过程中经常食用。牲畜采食只会躲避毒性强的药物。一般药物都和牧草一起采食，增加了抗药性，加上遗传作用，抗药性更强。而动物药和矿物药就有很好的治疗的作用。这种药物在治疗中又不宽泛。
尼玛吸收西医的长处，试制各种针剂，把药效大大提高了一步，注射剂的制作，全是土法上马，先进的东西就是一只蒸镏器，既用于蒸馏吸取药液，也用于成药的灭菌消毒。再有就是几只酒精灯。针剂制好后，注人买来的小药瓶中，酒精灯用来进行瓶口消毒和烧结。
制好后用作肌肉和穴位注射。
创造了一套西医和藏医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式也是当时竭力提倡的一种方式：叫做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而在这个提法当中，是把包括藏医在内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也归人了中医这个范畴。
尼玛从草原实际需要出发的研究和教学，总能在当时流行的观念中找到这样的对应点，而获得不断生存壮大的机会。这在一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应该说是非常少见的现象。有心人如果专门研究一下这种不断和社会机制耦合的现象，肯定会有大的收获，可惜笔者不是社会学家更不是政治家’身上缺少着这样的敏感。
这不断的耦合使他的形象不断变化。从一个时代随时准备抛出运行轨道的前宗教徒变成一个时代需要的典型。
1971年，他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也是1971年，峨嵋电影制片厂到红星拍摄了《草原兽防站》的纪录片。主题当然是翻身农奴走“五七”道路的业绩。纪录片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放映，客观上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引来了许多人前来参观和求学。这些人不仅来自州内各地。全国有大牧区的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内蒙、云南等省区前来取经求学的人络绎不绝。
还是1971年8月，若尔盖有了一本关于藏兽医学的正式出版物，书名就叫做《髙原中草药治疗手册》。署名为“若尔盖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编。”
书中收集了443余种本地药物，从认识特征到生长环境，从采集加工到临症配位都有科学详尽的说明。
尼玛是编写这本书的主要人员。
1973年，尼玛出席了全国中兽医科研协作会议。除了早年在青藏高原上云游四方，这是他中年以后的第一次远游。虽然在那个年代，并不时兴观景陶性，但离开高原，一路南行，花自灿烂水自广阔，叫他充分感到了时光的美好和人生的价值。
他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理传统藏医学理论，来创造一门独立的藏兽医体系的报告引起了热烈反响。
会上，他还承担了收集整理古典藏医著作的科研任务。
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杨岭多吉还记得他初次视察这所“五七”学校的情形。那时是冬天，那天下雪，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中全校师生还在坚持学习。
教室就是1965年建成的那些简陋房子。这时已经十分破败了。这位后来和尼玛结下深情厚谊的革命老人那时调到阿坝州主管全面工作。他说：“上课的地方根本就不能叫房子，又低又小不说，就是周围围搭些土坯当墙，顶上铺一层树枝和泥巴，挡不住风，也挡不住雪。可几十个学生就静静地坐在地上听尼玛讲课。”
下了课，又看见尼玛刻印教材，十分辛苦，回到州里，他亲自过问，到西藏购回一台藏文打字机，送给这所学校。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1975年，若尔盖县革命委员会将“红星公社‘五七’学校”改为“若尔盖县‘五七’学校”。
确定学校从公社兽防站独立出来，由县文教局、县农牧局共管，面向全县开展多种内容的文化技术培训活动。
尼玛仍然一身而三任：兽防站站长，校长，教师。
县上还派来几名专职教师。学校就一共有了连尼玛本人在内的五名教师。
县上同时拨款五万元重修了公社兽防站，兽防站原先的房子给技校，解决了教学和生活用房。
从此，尼玛所创立的、后来被称为“尼玛教学模式”的教育体系，开始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学校固定招收了3~4个班。学生常年保持在150人上下。属于由社队公社派出的学生还能在记工分之外享受一定量的生活补助金。
现在问题是，当有了相对良好的条件，相对固定的班级制度和成套教材这样一些正规教育的条件后，使这所学校保持着高度灵活性的那些特点会不会因此消失，换句话说，它对畜牧业建设所起的能及时输送实用型短线人才的优点会不会因此而丧失呢？
当初这种灵活性是以教师付出巨大的劳动而获得的。
学生有文盲，也有中学生。有十多岁的，也有五十多岁的。
这所学校并不仅仅因为传授实用技术就有了吸引力，更主要的是教师因人、因材施教保证各种人均学有所得，这才构成了它的鲜明特征。
学校升级为县属学校后，班级设置、学制长短等逐渐走向制度化。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在学生跳级、换班、留级、开学、退学方面继续保持有别于正规学校的灵活性。保证了前来投学的学生随时可就读。
采访时，藏文中学校长牡丹说他就是这一时期到红星投到尼玛先生门下的。
他回忆说，他到“五七”学校时，已汉文初中毕业。年龄也刚十四岁。而同学中有一位名叫角列的，已有五十二岁，而且可说是一位文盲。还有一些学生则来自语言有差异的西藏、康巴和嘉绒地区。更有新疆、内蒙等地语言完全不同的学员。要保证这样一个复杂的群体每个人都学有所得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过去，汉族的伟大教育家孔子“有教无类”，广收弟子三千，是说他突破了门第观念，但他那私塾的门槛也不是任随一个想进去的人都可以迈过的。
时代变了，同样也以弘扬文化为自己伟大抱负的尼玛创办的学校却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尝试也突破了人们关于教育的规范与定义。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上，许多自发于民间生动而又活泼的东西一旦受到官方嘉许，一旦登堂人室就变成了另外的东西，它也许还存在在那里，但成了人们不敢也不乐于问津的东西了。
历史的创造者往往以这种方式被历史轻易地嘲弄了。
而号召人们警醒者被视为叛逆。
百事缠身的尼玛可能从来没有过足够的闲暇从容地进行这种从历史到现实的宏观思考。
但他的目光始终不移地注视着草原上的牛羊和广大的人民。这片草原被蒙昧迷雾笼罩的年代是那样久远，以至于对文化的任何一点渴望都应该视为使草原恢复春光的一星花朵。所以，他要百倍地付出。
在尼玛的教学生涯中，其实从来没有有过上课与下课的分别。上课时的文化技术传授主要是面对中等程度的学生。剩下的是听不懂课的学生，和文化较高有更多需求的学生。下了课，自己起居那间陋室的火塘边，又成了第二课堂，两类学生都在那里接受他的指点。同时，求医问药的人不断前来。
他是卓越的兽医，在人的治疗方面也是非常出色的。治病求医的人络绎不绝。有时一顿吃饭的时间，就要停下来看好几次病，学生们不忍他这样辛苦，就对病人说尼玛不在，累了，到你们找不到的地方休养去了。
病人却说：“不要骗我们了，阿古尼玛这样的神医怎么会生病呢？”
其实，这又何尝不是表达了学生们的看法，或者说是希望呢。他们的阿古尼玛像不坏的金刚之身，精力充沛，健康无恙。
学生们骗人时候不多，因为总要被老师正言厉色地批评。但到来求诊的病人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病，病人又不认识他时，尼玛也会开开玩笑，不等学生开口，他自己就对病人说：“人家说尼玛不在，病了，到远处休养去了。”
病人们都有些固执，说这是阿古尼玛的房子，我就在这里等他回来。
尼玛说：“我可不可以在你等他的时候给你看看病，看看我的医术如何。”
见他要去把脉，病人赶紧把手深藏进宽大的袖子里。病人认为自己病很重，只有尼玛这样的医生才能治好。
尼玛大笑起来：“我就是尼玛，可我不是神仙。”
学生们一一都先在老师之前诊断，最后才是他来作结论和讲解。又看了病，又讲了课，只可惜一锅饭食早已凉了几次。有时，是哪个牧场有了病畜，一来人报信，立即就丢下饭碗动身上路。
这样，慢慢就生出了胃病。
4.在耕耘中收获
在文字的叙述过程中，为了表达的方便，我们不得不把尼玛先生在实践中本来融为一体的各种功绩作分开的表述。这是我们不得不借重但又深受束缚的文字所造成的限制，文字处理的过程也是生活中原生状态的信息大量损耗的过程。回顾正在成为分析与故事。
这是我们忍受的文化本身的窘迫。
到今天回首，每一个时期附着在尼玛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上的虚妄不实的诬陷之词和随着文革的节节发展而附着的政治上的时髦色彩都变成了过眼烟云，跌入尘埃。
剩下的恰恰是一条由无数事实本身构成的鲜明的生命轨迹。
20世纪70年代，有了一个相对平顺的环境，一切发展都变得顺利了。
1970年，他被邀请参加在兰州举行的全国兽医工作会议。专题演讲受到了好评。
1974年在昆明的藏兽医学术会议上，被指定作X长达8个小时的专题报告。经农业部肯定为成功经验，向全国牧区推广。并承担了相应的科研任务。
1972年，关于运用藏医藏药的经验在全国农牧业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上发表，得到好评。
所有这些成功和荣誉并没有使他像许多有了成功和荣誉的人那样，把这些东西变成一种阶梯，一块敲门砖，用以追逐地位和权利。他又回到热当坝草原这一偏僻的角落默默地开始又一轮的工作。
更开放的眼光与更髙涨的热情永远是他最宝贵的收获。
这时，他因为有了早期跟随他工作学习而成绩优秀的一批弟子分担他一些日常的教学和医疗业务，他有时间得以总结经验，进行专业著述了。
而他的著述永远是实践的结果。
第一次实践的总结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髙原中草药治疗手册》。在尼玛的业务材料中写明是与人合著。手册的前言中说这是和西南民族学院教改工作队合作的结果。那是一个不重视个人的作用的年代。连提到他艰苦创业的业绩时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而是说：“1960年，五个贫下中牧建起了第一个土制药厂。他们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就地取材，因陋就简，不到半年时间，就生产出80多种成品药，对防治牲畜疾病，起到巨大的作用。”
前言中也透露出了尼玛在这本工具书编撰中所起的作用：“1970年派出样本采集组，配合西南民院教改工作队……攀悬崖、上雪线、下海底、过泥潭，共收集了700佘种中草药……反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整理出植、动、矿药物443种，编写成这本人畜共用的治疗于册。
明眼一看，尼玛在其中的贡献就明显地凸现出来了。他和他的弟子人们岂止提供了标本，每一种药物的性味特征，炮制方法，临症应用都是他们多年心血的积累。
经验的积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种药叫做“石洛嘎尔波。”
医书上记载是长在低山的乱石丛中，书上也没有这种药物的图样。尼玛带着学生们凭着对药物的一些基本认识上山寻找。尼玛一星期就穿破一双解放鞋。
这种药应用中却总是达不到书上所说的疗效。大家认为只能这样了。
尼玛却一直不能忘怀，反复试验，反复揣摩，在各种医书中查找。
开始找这种药是在1960年，直到1976年，终于在一部对《四部医典》进行注疏的著作中发现采回的药不是“石济嘎尔波”，而是药性与生长条件均极其相似的“石洛丕扎”，这两种药枝叶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根部有细微差别。再一个区别就是前一种极其普遍，第二种药却数量很少。过去即使采取到，也和前一种药混合炮制使用了。
一种药的认识用了十六年时间！
这也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例。
从1960年到1977年，尼玛和他的同事、学生们共采集了1200多种药物，共40多万斤，加工成膏、丸、酊、散、注射等多种剂型，除了满足本地用药，还拨出两万多斤成品药支援外地的兽防工作。
1978年，他在平常授课的教材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整理，编写了《藏兽医验方选》一书。作为在“科学技术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者，受到了中共四川省委的奖励。
同年，出席了粉碎“四人帮”后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
这次大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非凡意义的大会。为在十年浩劫中被打人十八层地狱，受到蔑视和践踏的科学恢复了名誉和尊严。尼玛参加了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象征科学命运一个巨大转折的大会感到了骄傲和光荣。
在祖国的首都北京，他登上天安门城楼，登上北海公园中的土山去瞻仰那藏味浓重的白塔。
从东方瞩望以雪山为栅的髙原故土，满目苍茫，白云在视线中载浮载沉。他知道，这中间也曾有一条线隐约穿到北京。那是一条宗教文化之路。从拉萨，出青海或四川，到山西五台山，到承德的皇家的外八庙，到北京雍和宫，把髙原上的黑头藏民的脉息搭到了一个巨大有力的搏动的心脏上面。
现在，藏族人在新的中国又应该铺展怎样的一条文化之路呢？他在此时体会到了肩头的历史重负。在现代，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发展，只有一条最根本的道路：教育！
只有教育，才是一个蒙昧许久终于开始觉醒的民族走向成功的唯一的药方。就在那座肃穆的白塔下面，游人如织，他却望着家乡的方向陷人了沉思。
国家领导人关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音犹在耳。而在草原，如果不先解决教育的问题，那就永远没有科学！
如果说，早期，他走上义务教育的道路是为了推动工作更好进展的话，现在，关于教育，关于民族教育，他已经有了一些全新的想法在萌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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