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一种困惑，一种起初有些难以启齿的困惑。我们开始只是感到读诗很困难。说白了吧，就是一个文科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是一个作家读不懂某些“新诗”。每一个字当然都认得，每一句的意思也大致明白，但就是不慊得一句与另一句的联系的逻辑所在，通篇的意思就更是如坠五里雾中了。我们为此而感到羞愧烦闷，我们为此而焦虑不安，感到是自己落伍，自己孤陋，自己缺少理解和接受新潮的智慧与灵气。以后这种“无知病”进一步蔓延，直至有一天，我们吃惊地发现，不单是诗歌，连叙事文学“小说”我们也读不懂了。这当然不是指地摊上那些武打言情的东西，连某些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也是读了几页，便无法再读下去。我们的自卑与困惑至此达到了极点。难道在这些“高超”的作品面前，自己果真成了一个“文盲”？“你读不懂别人的作品，总不能说所有的人都读不懂吧！”你暗暗警告自己。《皇帝的新衣》是伊索寓言中————则奇妙的故事。皇帝没有穿衣服，周围的人都夸他的这身“新衣”好看，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我们的新时期文学不能在内容上真正突破，一味在形式上搞一些新名堂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最终还是要对事物做出公正的裁断。一部作品连专业人士也读不大懂，何谈“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所谓“获奖作品”，只能成为“象牙之塔”里的一件毫无用处的摆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事业可谓空前的兴旺发达，以小说而论，每年都有大量的作品出版面世。不要说像《阿9正传》、《子夜》、《家》和《骆驼祥子》这样的传世大作，即使像《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这样的能经受得住历史考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能与之相比的作品似乎还没有面世。许多作家一年一部甚至几部长篇小说杀青，但却如石沉大海不能激起人们心灵的浪花。至于那些令人看不懂的高超之作和没看已懂的胡编乱造的平庸之作，就更是如泥沙一般，除了浪费、污染生活的海洋，便别无二用。文学是一种信念，是一个人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时的思想记录。前些年，一位名气不小的作家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丰乳肥臀”，读着很“性感”的，内容谁能想到竟然是写抗日战争题材的。日本人侵略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我们民族的反抗也是浴血奋战，可歌可泣。谁又能想得到，几十年后，我们的后人会用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书名来记录那样一段血泪斑斑，又壮怀激烈的历史，竟然想得出这样一个令人咋舌的歪名。这或许也是时代的印记吧。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这个时代，难道就这样崇拜性的诱惑？写了《上海宝贝》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在沉默数年之后，突然浮出文坛，带着她的新作《就这样一丝不挂》在上海滩露面。书的封底除了一个裸体女人的性感十足的背影外，还有一段令人惊讶的广告词：“上海宝贝复出江湖，美女作家重现文坛。”进一步道：“一个脱光了衣服，用身体进行写作的‘都市坏女孩’；一个专门用笔捕捉男人性心理，不遗余力地兜售‘性文学’的‘妓女作家’；一个写作‘妓女文学’，却又不愿读者把自己看做是妓女的风尘女人。”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就在于，再拙劣的商品都可以有市场出售。一堆文化垃圾，经过一番包装叫卖，竟然可以成为畅销品。这是最要命的。酒足饭饱之后的中国人怎么啦？自甘堕落，还是自毁家园？我们的报刊广告，可谓一字千金。但对一个英国王妃一一戴安娜与情人双双车祸遇难竟可以大事渲染，数年之后，仍然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对一个电影明星刘晓庆偷税案也可以不惜血本，连篇累牍。可是，对孙犁这样一位文学大师的逝世，只有《文艺报》上有一篇巴掌大的消息和几篇豆腐块悼文。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文人自甘贬值，文化界自甘堕落，主管文化的官员缺少文化，历史将留下这样的充满缺憾的烙印。有人讲我们这个时代，同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好有一比。其实宋朝也不能一概而论。

    在先的北宋其实还留有几许消失未尽的大唐遗风。因此宋代前期的文学与书法还是不乏才人佳作。以后由于外来人侵，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方才出现了李煜之流软弱无力的靡靡之音和纤纤之作，湮没了陆游与辛弃疾的刚烈风骨。我们今天的文坛，要真正同宋朝相比，其文采风骨、名人佳作还是难以相提并论。宋代之病是政治病，当代之病是精神文化之病。其责任再也不能像“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时期，一古脑推向“四人帮”了事。如今是政治清明，空气清爽，空间宽松，创作自由的气氛是绝无仅有的了，何以如此呢？毛泽东60年前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什么都回答清了。疗救当今文坛萎靡之症的良方，仍在研读《讲话》中。我们所得的也并非什么怪病，仍是所谓政治与文学之关系，创作与生活之关系，文艺为何人而作之类的“常见病”、“多发病”罢了。劝君更读毛公论，回头尚且不为晚。2002年7月起草9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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