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很蹊跷的事。

    六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份《读者》杂志，是今年的第4期。我先是一愣，第4期，应是2月份出版的，怎么才到？过去我曾连续多年订阅过这份杂志；今年因事外出，错过了期限，没有订上。真是“欲渡河而船来”，看来，他们竟没有忘记我这个老主顾呀！

    翻了翻，竟然意外地发现，里面还转载了我的一篇文章：《让自己做重要的事》。紧接着，又收到了一笔稿费，也是读者杂志社寄来的。

    摊开文章，我从头细读，道理讲得十分清楚，“生活是复杂的，对于一个想干事业的人来说，必须分清事情的主次，哪些是必须要做的，哪些是不需要做的，哪些事关照一下就行，哪些事应该干脆放弃。”

    话说得多好啊！《读者》上的文章，都是摘录。可是，经过我反复追忆，却怎么也记不起这篇文章是摘自我的哪篇文章或讲演稿中。最后，明确认定，肯定是安错了名头。我看了文章后面的出处，写的是：“摘自贵州人民出版社《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看来，错植的源头在此！

    于是，我在午后专门跑到北方图书城，遍翻各种散文选本；可惜，偏偏缺少这一本。问了图书售货员，她说：“出版社既然选了你的文章，那他们应该寄送样书啊，还应该发稿费。”我摇了摇头，立即告退。

    两天过去，仍然放不下这件事情。我就通过一位文友，查到了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电话号码。电话挂通了，但那头说，你得弄清楚：这是哪个编辑组编的，才能把电话转过去。我想了想，该是文学编辑组吧？转到了文学编辑组，一位女士答说，她们没有编过这本书。接着问我：“你是要买书吗？可以在网上订购。”我说明了意图——我的一篇文章，被选了进去，想和编辑了解一个情况。

    这时，她才说，这部书是本社出的，但编者不在这里，可能是在外地编出来的。听到这里，我可就有些急了——人海茫茫，这要到哪里去寻觅呀？便随口问了一句：“再说，你们编选了作者的文章，也应该给寄送样书啊！”答复是：这都是由编者负责做的。然后问我：“书的后面，专门写着：如果没有收到样书、稿费，可以和出版单位联系。那你没有看到吗？”

    我说：我如果能够见到这本书，就不会挂电话来问了。既然，你说由编者负责，那我就直接和编者联系。请你把编者的电话告诉我。

    答复是：没经过人家的允许，我怎能把电话告诉你呢？

    我说，那就麻烦你，同他联系一下，看看可否把电话告诉我。

    五分钟不到，这位女编辑就给我回了电话。态度变得异常热情，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还说了某某老总也熟悉我。原来，编者是我的一位文友，也是一位知名散文作家。这样，很快便同这位文友通了电话。

    我问他，这篇文章选自我的哪个文集、哪个讲话稿里。他却也记不清楚了。只是说，我的文章，他非常喜欢，所以，就优先入选了。

    看来，一条理想的线索，到这里，突然间又中断了。

    又过了几天，由于问题未得解决，依旧处于胶着状态，我的情绪陷入了焦躁之中。万般无奈，只好拜托沈阳图书馆和省委党史办两位电脑搜索高手，请她们利用先进的技术条件，帮助搜索《让自己做重要的事》一文的来龙去脉。当天，就获得了可观的成果，找到了在网上曾经推荐过这篇文章的人，提供了推荐者的单位，以及具体的推荐意见。

    足足用了两个小时，我的电话终于挂通了，这是河北省邢台市一个文化单位，我请他们给找一下胡某某。对方说，他正在陪侍病人，不好意思打扰他。我只好同他套近乎，说“我的祖籍在大名，咱们都是河北老乡”。可能是有所感召吧，这样，他又告诉我挂文联办公室。按照告知的号码，办公室挂通了，但仍然不肯给我找。一再问“你们是什么关系”，我平生不惯说谎，此刻出于无奈，只好说是亲戚，听说他的亲属病了，我想询问一下。这样，总算告诉了胡某某的手机号码。

    我说明了原意，问询他：一、这篇《让自己做重要的事》，选自我的哪篇文章？二、向什么地方推荐的？他很坦率，说不是单独推荐这一篇。下面的话，我没有听清楚，似乎有个班子专门从事此项工作。至于文章的出处，他说，时间长了，文章很多，已经记不清楚了。最后，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我，要通过一定方式，由你亲自声明：文章的作者弄错了，“作者”本人要求予以更正。

    事情发展到这里，似乎也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两个电脑高手，却埋怨我过于宽容、厚道，没能就势追查下去。她们分析认为，人家硬给你安上个名字，文章得到多处转载，表面上你是受益者，实际上正是受害者，无缘无故、无辜地被推上了尴尬的境地；弄得不好，还会被人家误认为这是抄袭行为，实在是无妄之灾、飞来横祸。

    她们分析，这种局面的造成，很显然，正是源于这篇推荐文章。选编者从网上发现了这类推荐文章，又是名气比较大的，于是，就选了进去。

    那么，作者名字是怎么搞错的呢？我还是有些不解。

    她们认为，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为之。借助名人效应，以利于报刊转载，目的是赚取稿费；这种情况的发生，肯定不是只此一篇，往往有大量的文章被推介；二是，推荐者操作马虎，无意出错。由于推介的文章较多，偶尔出现作者名字误植现象，也有可能出现。

    我说，会不会有第三种情况呢？——觉得文章不错，出于广泛传播的善意，于是，向外做了推荐，不慎弄错了名字。

    她们说，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过去我们也见到过；但是，这篇文章不像。一是，文章很短，并非特别精彩；二是，刚才听你转述当事人的说法：“时间长了，文章很多，已经记不清楚了。”可见，并非属于这种情况。

    又过了两天，她们分别告诉我，找到了《让自己做重要的事》这篇文章的真正作者。

    原来，这篇文章出自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2年版《内心强大的秘密》，作者为任宪宝先生。全书共六章，本文为第一章第七节。

    这样，我想，有必要主动与任先生取得联系，说明有关情况。于是，便直接把电话挂到了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这里出版过我的散文集。我想通过熟识的编辑，了解任宪宝先生的情况。结果没有找到。后来，另一位编辑告知，任先生是青年学者，出书甚多，现在北京，主要从事传媒、出版事业。至于通信地址、联系方式，他也说不清楚。最后，仍是一头雾水。

    早晨散步过程中，我突然从“传媒、出版”四个字里，得到了一点启示。回到家里，我便给北京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总编辑臧永清先生挂了电话，向我的这位忘年交求救。因为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在出版界有很宽广的人脉，请他帮忙寻找一下这位任先生。很快，就得到了回音，原来，他的一位下属，不知是通过什么方式，同任先生取得了联系，掌握了他的电话号码。“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就甭提我是多么欣慰了。

    通话是顺利而愉快的。原来，任先生并未发现这个问题。他说，每年他都出很多部书，根本不关注哪篇文章被人抄去。当听我说过这篇文章的始末之后，他笑了，说：“您真是太认真了。其实，文章里不过是讲了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瑞图的‘八二定律’，讲了西点军校教练与罗宾的故事，基本上是引证实例。我可以用，您也可以用。”

    我说：“那可不一样，您是首创，别人引用只是因袭。必须尊重创造精神，保护精神劳动成果。”

    剩下的事情，就是应该通知《读者》杂志。这样，我又给杂志的编辑室主任写了一封信，说明这篇文章的真实作者是任宪宝，而不是我，应予更正。同时，把收到的稿费也如数退回。我不能不劳而获啊！

    前后足足花费了十天时间，终于卸掉了一个虽不沉重、却也并不轻松的包袱。这一天，我感到特别畅快。仰首天外，但见白云成阵，舒卷自如，美妙极了。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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