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乔城县工商银行会计科科长卷款外逃后，石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方达奉命侦察此案。经过近半个月的奔波，终于查清了案件的来龙去脉：会计科长利用支行制度不健全的漏洞，采用伪造单据的方法，贪污了单位和储户的3000万元存款，分数次成功地转移到境外。方达很快写出了案情汇报。就在他决定离开乔城县支行时，乔城县支行行长盛一民找到他，对他说了四十多年前乔城县支行发生的一起银行抢劫案，要他把这起案件侦破一下。盛一民说：“四十多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七年武斗时，县城的一家造反派冲进支行，抢去了支行金库里的五十万元人民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虽然国家对这笔账做了冲销，但我们支行的职工至今对这件事心有疑虑，他们不知道当年究竟是什么人打开了支行的金库大门。因为当事人谁也不承认自己打开过。你如果有兴趣，可否给我们把谜底揭一下。让我们全行职工心里明白。毕竟这是一起历史的悬案。”

    方达说：“好吧，我回去汇报一下。如果领导同意，我可以抽点时间来破一下案子。”

    盛一民说：“那可太感谢你了。”

    方达回到石城市把盛一民提出的事情向局长罗肖汇报了。罗肖说：“方达你有什么想法？”

    方达说：“会计科长卷款外逃的案子我们已经侦察清楚了，案卷也交了。我想，现在有点时间，我们何不对这起四十多年前的银行抢劫案进行一番侦察呢。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罗肖说：“我支持你的意见。可这是40多年前的案子，你不怕破不了？”

    方达说：“如果我们尽了力而没有收获，那也可以提高我们的破案能力嘛。”

    罗肖笑说：“我同意你的观点。”

    方达沉思了一下说：“你给我派几个人？”

    罗肖说：“只给你一个人。这个人由你挑。”

    方达犹豫了一下说：“那就让白露去吧。”

    罗肖笑了：“我就知道你会挑中她。好，我答应你。我现在预祝你喜获双丰收。”

    方达的脸微微地红了。

    二

    一辆标有公安字样的白色的桑塔纳小轿车在宽阔的柏油路面上狂奔。车厢里，手握方向盘的方达与坐在另一侧的白露拉着话。

    “方达，你说罗局同意我跟你一起去破案？”

    方达眼睛直视前方。“是的，我提出让你去，他当时就答应了。还说预祝我喜获双丰收。”

    白露不解地说：“什么双丰收？啥意思吗？”

    方达笑而不答。

    白露似乎明白了，白嫩的脸颊微微地泛红了，嘴一撇：“想得倒美！”

    方达超了一辆车子，转过头望了一眼白露，说：“白露，有没有信心破案？”

    白露目视前方，说：“你是福尔摩斯，我跟上你是学手来了。别指望我帮你。不给你填堵你就偷着乐吧。”

    方达说：“快别这样说。我们两人不存在谁帮谁的问题。”

    白露说：“罗局也真怪。把当年抢银行的歹徒抓来一审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方达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可罗局却告诉我说，他知道这起案子，当年那些抢银行的歹徒在第二天的武斗中死于非命。这才留下了这起悬案。”

    白露叫了起来：“难道就没有一个活的吗？这怕是老虎吃天—没处下爪了吧！”

    他们来到乔城县工商银行。行长盛一民热情招待他们，说给他们已在乔城宾馆登记好了住处，他笑了，说：“我以为你们会来一队人马呢，没有想到只有两个人。而且还有一位美女侦探。”

    方达说：“你说这话白露爱听。”方达停了一下又说，“我们现在就想开展工作。”

    盛一民用手在光秃秃的头顶上摸了一下，仿佛那里是他说话的开关，说：“先休息一下吧。再急也不在乎一半天。”

    方达说：“你把当时在支行当出纳的人员名单给我一个。”

    盛一民似乎早已准备好了，打开抽屉，拿出一张纸，交给方达，方达只见上面写着这么几个人的名字：

    景玉珺 霍光 杨大炮

    盛一民笑说：“你们公安干警雷厉风行的精神真正地打动了我。景玉珺是一个女同志，造反派抢钱时她正在支行里当出纳。现在已经退休了。就住在秦岭脚下的汽车城里。离县城有三十公里路。你们如果要去的话，我给她打电话。霍光与杨大炮住在县城里，现在也早退休了。”

    方达说：“好吧，你给她打电话说一下。”

    盛一民抓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说市上来人要打听一件事儿，让她在家里等人来。

    方达开上车朝秦岭脚下的汽车城驰去。

    三

    半个小时后，方达他们的车子已经来到汽车城里。他们在一处叫做碧草园的小区里下了车，一个门牙长得有点前突的老婆子站在楼门口朝这里打量着，看到他们了，走过来问道：“你们是市上来的同志吗？”方达说：“正是。你是景玉珺老师傅吗？”叫景玉珺的老婆看看他们，神情有点紧张，语无伦次地说：“你们是……我……我没有犯……”白露说：“阿姨你别紧张，我们找你是想问一个问题。”

    景玉珺叹了一口气，带领他们上了楼，坐下后，方达说了前来的目的。

    景玉珺忽然放缓了口气：“那你们为什么不找霍光呢？”她的目光望着对面墙壁上悬挂的一幅放大了的装在镜框里的相片，相片周围围着黑纱，看样子那是她的老伴儿。

    方达说：“我们当然会找他的。”

    景玉珺说：“他当年也是出纳啊。”

    方达说：“我们想先从你这里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找霍光谈。”

    景玉珺想了想，坐在客厅的沙发里谈了起来：

    “在说清问题之前，我得先给你们说一下我们支行金库的有关情况。我们的金库是前后两道门，前面一道门是杨大炮一个人拿着钥匙，他平时晚上在里面看库。进了这道门还不能说是进了金库，因为还有二道门。这二道门打开了才真正是进了金库。二道门上的钥匙是两把，一把是我拿着，一把是霍光拿着。别以为有这两把钥匙就进了门，还不行，还得有密码。而支行只有余天仁行长一个人掌握着密码。所以说，要进入到金库里去，必须得三方面的条件具备才行，我们三个人都到场，才能行，缺少一方面的人是不可以进去的。”景玉珺说到这里看了方达与白露一眼，稍稍地停了一下，又说了起来。

    “我现在已经记不准了，隐隐约约记得当时好像天天在打枪，枪声响得让人心惊肉跳。那天枪声响了半天后，银行的大门被人敲开了，进来了一群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他们找行长余天仁，支行职工去敲余天仁办公室的门，他的门开着，但人却不在，也不知走了什么地方。造反派等不及了，便找出纳员说他们要借点造反经费。要我们把库房的门打开。霍光吓得脸子白了，全身颤得如同秋后大风中的树叶子。杨大炮是管库员，也白了脸子。我也很害怕，但我想他们也许是闹着玩呢。怎么能从银行借造反经费？大概是我们都吓呆了，一时竟拿不出钥匙，于是造反派就在他们身上搜，在杨大炮和霍光身上搜出了钥匙，于是把他们放了。但我却把钥匙提前放在办公桌抽屉里了，我不给他们钥匙，他们便把我推到山墙那儿，让我站好，然后他们就举起了枪，要把我毙了。我看了一下，已经脱离危险的霍光与杨大炮的脸子都没有了血色，浑身抖得仿佛是在跳迪斯科。造反派问我：你交不交钥匙？我闭上了眼睛，等待那一刻的降临。时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造反派的枪响了，子弹在我的耳畔发出一阵阵爆裂声，我脑子里轰地一响，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死了过去。后来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了过来，一看周围，造反派已经不见踪影了，支行大院也鸭雀无声，静得如同坟墓一样。支行的职工也不见一个人。我站了起来，愣了愣，然后发出一阵阵疯狂的大笑：我庆幸还活着，没有被死神夺去生命，造反派并没有真的枪毙我，他们只是吓唬我罢了。后来我去看库房，库房的门大开着，里边的现金少了50万元，但桌子上却放着一张借条，只是借条上没有行长……余天仁的签字。一年后，支行进行整顿，我们都在会上把当时的情形说了一下，行长余天仁发动群众对霍光和杨大炮进行了批判，说要给他们给处分，但最后却没有给，只是让我们都把那天的情况写了材料，对我却进行了口头表扬，但是并没有树立典型什么的……

    方达说：“景师傅，你能记得那张借条上面没有余天仁的签名？还有余天仁是不是当时掌管着金库的密码？”

    景玉珺摇摇头：“我记不得了。”

    方达又说：“造反派真的当时要枪毙你？把你推到墙脚那儿一字儿站好？还举起了枪瞄准你？”

    景玉珺揉揉眼睛，说：“好象吧。我记得前不久看一部电影，里边的希特勒的党卫军枪毙战俘，就把他们推到墙脚那儿一字儿站好，我记得好像这与我的情形相像……”

    白露笑了起来：“景师傅，你怕把电影移植到你的历史中来了，对不对？”

    景玉珺不好意思地笑笑，一副无知的样子。

    方达说：“景师傅，你这些年一直这样向人们说文革中造反派抢劫库款的事？”

    景玉珺的眼睛眨了眨：“我记得是这样的，我反正是记不太真了。但大框子还是对的，差不离儿。”

    方达把记下的景玉珺的口述笔录让她看看，并让她在上面签名。景玉珺说：“还要签名呀？”方达说：“这是手续。”景玉珺说：“把造反派要枪毙我的事不要写上。能行吗？”方达说：“那一定要写。因为那是你的光荣。”景玉珺脸红了红，说：“那就签吧。”在笔录上签了名。临走时，方达又问：“你对余天仁有没有在借条上签字真的记不清了？”

    景玉珺又把眼睛眨了眨：“大概是这样吧。他是行长，行长怎么能给造反派当帮凶呢？如果签了那与他的身份不符合吧。”

    方达有点生气了，说：“景师傅，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你的判断，而是事实。你不能想当然。是怎么就怎么样。”

    景玉珺摇头，说：“我反正记不太准了，你们可以再问一下霍光，周一平，杨大炮，对了，杨大炮这人是管库员呀！”

    在回去的路上，方达不住地喃喃地说：“白露我们见鬼了。我们在大白天见鬼了，真他妈的把人能气死。还被造反派推到墙脚那儿要枪毙呢？亏她一个老出纳能想得出这情节哄骗我们。”白露放声大笑起来，一会儿就直喊肚子疼。

    方达说：“小心笑瓜了。笑瓜了就嫁不出去了。”

    白露反唇相讥：“有些人不正是想着这样的好事嘛。”

    方达看了一眼白露，说：“别逗了，你说说，景玉郡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故事？”

    白露想了一下说：“这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她的记忆出了问题，可能有老年痴呆症。二是现实的力量太强大了，强大到足以篡改我们的记忆，篡改我们的历史。”

    方达说：“不管记忆如何，不管现实如何，我们可是一定要找出一个真实的历史。”

    四

    长得贼眉鼠眼的霍光是支行的一个人物，现在也退休了。在方达向他作调查时，他火冒三丈，额头青筋怒张，一双老鼠眼更是睁得溜圆，歇斯底里地说：“谁说我当出纳？”方达说：“盛行长告诉我的。你的人事档案里写着你当年是出纳。”霍光蛮横地说：“档案弄错了。我没有当出纳。”方达不卑不亢地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明明你文化大革命中在支行当出纳，这是铁板上钉钉子的事，你不承认那只能说明你心中有问题，也容易让人产生怀疑。你可以不说，但你越是不说，人们对你越有看法。因为当时出了金库被抢案呀！这是大事情，人们不可能不知道的。”白露也说：“霍师傅你就说说吗，这又不费什么。”

    一定是方达这软中带硬的话击中了霍光的要害，他改变了态度，笑了一下，解嘲地说：“我是与你们逗着玩呢。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在支行当过出纳，而且还拿着金库的钥匙，当然只是其中的一把，另一把是景玉珺拿着。”白露笑着说：“你真是开历史的玩笑呢。”

    但霍光的讲述却是这样的：

    “其实支行1967年造反派武斗中抢劫库款的事与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那天在支行打地道，毛主席不是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么，我下地道时把衣服脱下挂在库房的墙壁上，金库的钥匙也在衣服里，本应当把钥匙带在身边，但因为下去要出力，要脱得只剩下裤头劳动，所以就没有带钥匙。但事情恰恰出在这时候了。地道离地面有十几米深，上面发生的事我们根本听不见，我只记得有一个职工上去取什么东西下来时，神情紧张地告诉我们，工总司的造反派进了支行，要借造反经费呢。我听了笑了，说，还有造反经费呢？真是荒唐极了。那个职工看我笑了，忽然说，你别笑，余行长让你快快上来呢。我说上去干什么？他说，让你把库房的钥匙拿出来，要给造反派提款子呢。我气得大声骂了起来：这不是无法无天了吗？银行的钱是国家的，怎么能随便给人呢？不行。我不上去！他们那怕把我杀了也不行。我不能把钥匙拿出来，做出损坏国家的事。我正说着，没有想到从我身后走出两个手拿钢枪的工总司造反派战士（他们是什么时候下来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手里钢枪上的刺刀在地道的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寒光，令人不寒而栗。他们来到我的面前，嘿嘿地冷笑着，说：说的好呀！挺革命挺英勇的啊！老子造反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你竟在这里与老子们作对？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看你的外老鼠样子就不是好东西。往出走！当时地道里站了十几个支行的职工，他们都被造反派的气势震住了，谁也不敢大声说话，地道里一时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音。但我没有害怕，问他们干什么。他们说，不干什么，我们送你回老家。他们把我推推搡搡地推到地道上面，带到支行库房的山墙那儿，周围已经站了好多支行的职工，我看了看，里面有出纳景玉珺，还有管库员杨大炮，他个子最高，站在人群里也最显眼。还有人事股长丁大光，他的光头在那天非常亮，好像要与头顶的太阳争相辉映。但余天仁我却没有看到，我心中有点怀疑，不是他叫我上来的吗？他怎么就不见了呢？他们全都静静地看着我，看着造反派把我推到墙根处，让我背靠墙站在那儿，他们中的一个向站在不远处的一个显然是头儿的造反派说了几句什么，那人走过来在我的肩上拍拍：把你的裤子穿上。我说我的裤子在库房里放着呢。他说，听说你非常勇敢，是不是？我点了点头。他又说，听说你不怕死是不是？我也点了点头。当时我是豁出去了，我想我大不了是一死，死人是正常的事，只不过有的人死得重于泰山，有的人轻于鸿毛罢了，那时候我们天天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里面语句我们都能背诵下了。我想我今天如果死了，是为保卫人民财产而死的，我的死一定是重于泰山的。一想到我的死重于泰山，我的心里就升起了一股豪壮之气。我的头高高地昂起了。我觉得我就是走上刑场的地下党。我甚至用手把衣襟扯了扯，又把头发用手梳理了一下。那个动作帅极了，就像面对着鸠山的李玉和。我的眼睛望着远处什么地方，大概是蓝蓝的天空吧。我记得天空里有一只……”

    白露不无讥讽地说：“蓝天里一定飞的是一只雄鹰对不对？”

    霍光一怔，笑了：“对，就是一只雄鹰，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白露说：“我当时也在场呀！我就是要向你行刑的造反派战士呀！怎么，不像？”

    霍光把白露静静地看了看，慢慢地摇摇头：“不对吧？你的年龄大概当时还是小娃吧？不可能。或者你还没有出生呢？看你的样子也就是二十多岁吧？对了，你没有在场。你不可能在场。”他坚决地摇头。又接着说了下去。

    “你不要打断我，我把后来发生的事向你说完。造反派把我推到墙壁那儿，有四五个造反派战士这时候端起了钢枪，向我进行瞄准，我看见了黑洞洞的枪口，它们像蛇一样向外吐着冷气。我听见前边不远处支行的职工中有人在嘤嘤哭泣，有人还转过了身子，把头低下了，他们不敢看我是如何死的。他们怕那个血淋淋的场面。但我不怕。我扬了扬手臂，高声喊出了最后几句话：

    头可断，血可流，

    人民的金库不能丢。

    石可烂，水可枯，

    革命的旗帜飘五洲。

    壮士饥餐胡虏肉，

    勇士血染金银库。

    为了革命与主义，

    含笑九泉梦幽幽……”

    白露这时候接上说道：“这时候枪响了，你倒了下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你醒了过来，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狗大的人影，金库大门敞开着，里面少了50万元，桌子上放着一张借条，上面没有人签字。你哭了，这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死，造反派是假枪毙，真抢钱。他们偷偷地拿走了你挂在裤腰上的钥匙……所以造反派抢钱与你没有任何关系。对不对？”

    霍光连连点头：“对。对。就是这样。”

    方达气得真想走过去扇他一个耳光，但他忍住了，阴着脸子说：“后来支行怎么处理这事的？给没给你表彰呀什么的？”

    霍光嘿嘿一阵干笑：“表彰什么？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国家财产，是天经地义的，不用表彰。”

    方达又说：“你记着那张借条上没有行长签字？”

    霍光说：“我记着呢，好像是有人签字。”

    方达说：“谁签的字？”

    霍光说：“大概是会计出纳股股长张光召签的字？因为那时候我们出库时他都要签字的。”

    方达说：“余天仁没有签字？”

    霍光沉吟了：“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也可能没有人签字。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呀，乱得像麻蜂窝一样嘛。”

    方达说：“造反派没有枪毙景玉珺？”

    霍光想了想，伸出手指在头上搔搔，说：“没有枪毙她，因为她是女同志。”

    方达说：“事情过去后支行没有对金库被抢事件进行处理？”

    霍光说：“我记得开过会，在会上余天仁让我们每个人写一份材料，把那天发生的事情经过写清，我写了，交到余天仁手里，我记得景玉珺也写了。”

    方达说：“支行有没有批斗你们？”

    霍光奇怪了：“批斗我们干什么呀？”

    方达让霍在光在他的笔录上签字，霍光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不签了吧？”方达说：“那不行！”霍光看了看笔录，说：“我的那首诗不要写了吧，我是随口胡诌的，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白露说：“你说错了，你的那诗与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那些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你听：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英杰，扬眉剑出鞘。或者比那些诗作更具有价值。”

    霍光惊讶了：“真的？！”在笔录上签了字。

    霍光走了后白露说：“我们这次可能能造出一个排的英雄人物。”

    方达却说：“白露，你说霍光真的被假枪毙过？”

    白露说：“我说不准。也可能是真实的吧。”

    方达却词语铿锵地说：“他在造假。”

    白露说：“你的理由是什么？”

    方达说：“你想想，他谈被枪毙时的神情是一副什么样子？”

    白露想了一会儿，忽然明白了似的说：“对呀，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对，就是沾沾自喜！洋洋得意！”

    方达说：“一个人在鬼门关跑了一趟之后会有怎样的体会？当他想起往事时一定是心有余悸的。而不是现在的样子。”

    白露说：“如果说造反派把管库员的钥匙抢走了，那么现在最关键的就是金库大门上的密码，而这个密码当时只有余天仁掌握着，我们现在何不直接去问余天仁呢？”

    方达说：“我们会找他打听的。但现在我们需要找原人事股长丁大光谈谈了。”

    白露不解地说：“丁大光？”

    方达说：“你忘了？霍光说他在被枪毙的现场看到了人事股长丁大光。他虽然不在盛一民的名单上，但我们却要与他谈一下的。因为他是当时的人事股长。”

    五

    丁大光一头白发，雪山一样醒目。他是从支行行长的位子上退下的。虽说现在已经老态龙钟了，但记忆还清晰。听说要找他了解文革中金库被抢一事，他的神情就显得有些激动。“要是能找出那个透露金库大门上密码的人，我一定要狠狠地朝他脸上吐一口老豆豆痰。”

    以下是丁大光的谈话：

    “我那时是支行人事科科长，其实那时候不叫科，而叫股。一个股长其实是虼蚤球球一样的官儿，官谱子上根本没有的。造反派抢银行的事是发生过，那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儿，支行没有人不知道的。但那天我却不在现场，我记得我是外出到葵镇银行办事处顶班去了，葵镇办事处一个女同志生孩子去了，人手少，支行余天仁就让我去了。我在那里一共干了一个月时间。支行发生造反派抢银行时我正在葵镇办事处上班。当然那时候上班也不正常，逢到武斗时候，银行的门也就不开了。那天我听说支行里来了工总司令部的好多造反派，他们手里拿着枪，要银行给他们提供造反经费。说由于经费缺乏，他们与另一个保皇派的斗争无法正常进行，如果这样下去，那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就会受到保皇派的颠覆。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就会中途中断。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于是支行就给他们把款子拿出来了，我听说一共是50万元……”

    方达说：“你有没有听到造反派把出纳员拉出去要枪毙的事？”方达知道这样问是不对的，可他再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配查。

    丁大光搔搔光头：“为什么要枪毙他们？”

    方达说：“因为出纳不给他们取款呀！出纳要保卫国家的财产呀！他们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呀！”

    丁大光的眉头皱了起来：“出纳说他们被造反派拉出去枪毙？”

    方达说：“你先说有没有这事？”

    丁大光想了想，说：“当时好像……没有人……说这事儿，我记得过了几年时间，才有人说起当时造反派要把出纳员拉出去枪毙这事儿。”

    方达说：“过了几年？”

    丁大光说：“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吧。”

    白露忽然盯住他说：“丁行长，我记得有人说你当时在场呢，你怎么又去葵镇顶班去了呢？”

    丁大光一愣：“谁说的？我当时在场了？怕是没有的事吧？……咦呀，我怕记错了，对，我记错了。”他拍拍光脑壳，啪啪地响，又说：“我当时在场，我没有去葵镇办事处。没有的事！我当时是在场。事情是这样的，对，我这下一下子记起来了，我那天正在办公室里办公，忽然进来了几个造反派，我记得是两个年轻的造反派，他们一个有二十一二岁，一个有二十四五岁，一个是男的，对，另一个也是男的，他们拿着枪顶着我的脑袋，要我把金库的钥匙拿出来给他们。我没有怕，用手把他们的枪推开，我笑着说，别开玩笑了，你们年轻人就会开玩笑，我有什么金库的钥匙，没有的。他们不信，在我的身上搜，把我家里房门上的钥匙拿走了，我说，你们一看就是外行，支行的金库的钥匙是金链条，我身上根本没有。再说我是人事股的干部，根本不管金库的。他们这下信了，但怕我走露了风声，就把我用绳子捆在办公室的桌子腿上，不让我动弹。他们威吓我说，你要是乱动一下，喊叫一声，我们马上打烂你的头。他们还要我给支行出纳下命令把金库的门打开，他们要借一部分现金作进行革命造反的费用。我说，你们这下找对了，我就是管金库的出纳的。他们就说那你快给出纳说。我说，但是我不能说。也不能让他们给你们开库门。他们一个就用枪托在我的头上狠狠地敲了一下，我的头就嗡地响了一声，眼前金星乱冒，耳朵里好像有一列火车在轰轰地开动，我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知觉，但我心里又非常清醒，那就是再怎么也不能答应给他们打开金库的大门，其实我并不管金库的出纳，我是与他们磨时间，我想，他们如果看时间长了弄不下钱，说不定就会走了。但他们很快就明白我是在糊弄他们，就用枪顶着我的额头要枪毙我，他们果然开枪了，子弹贴着我的头皮飞了出去，他们没有打死我，却又用枪托在我的肋子骨上狠砸，把我的几根肋骨也打断了，我疼得昏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了过来，看见周围是支行的职工，他们全都眼睛红红的，显然他们是刚刚哭过。我第一句话就问，金库没有出问题吧？他们谁也没有回答我，我从他们的眼神看出了问题，我让他们把我身上的绳子解开，撒开腿跑到金库那儿，看到库门大开，桌子上放着一张白纸打的借条，上面写着借革命造反经费50万元……那几个字仿佛是几枚锋利的铁钉一下子扎进了我的心脏，我大叫了一声就昏死过去，我再一次醒来是三天后。我在医院里整整昏睡了三天三夜。可怕呀！噩梦呀！”

    白露说：“你说的可都是真的？你该不会在进行文学创作吧？”

    丁大光笑说：“看你说的些，我后来当了支行行长，多少还是有觉悟些，怎么能说谎呢？我说的可全都是真的。真的。没有麻达。”

    方达说：“那天余天仁在场了？”

    丁大光说：“我现在也说不清这事儿。”

    方达说：“那么你能肯定那天造反派没有枪毙出纳员了？”

    丁大光沉吟了一下，说：“时间长了，我现在也记不太准了。再说他们当时把我一下子打得昏死过去，至于以后支行发生的事我是无法知道的，对不对？不过你们可以问问其他同志，他们可能记着当时的事情。”

    方达拿出自己记的丁大光的口述笔录，让他在上面签字。丁大光笑说：“不签了吧。我是前行长，我用人格担保，我说的话我负责。”方达说：“那不行。这是手续。你必须签字。”丁大光看了一眼方达，不情愿地签了名。

    丁大光几十年如一日地在金融系统工作，名声如日中天，就像他的那颗脑袋一样惹人醒目。但现在这颗白脑袋却像一座高不见顶的大山，横亘在方达他们面前，让他们难以逾越。

    六

    这天晚上，天空忽然下起了暴雨，一时天昏地暗，电闪雷鸣，满世界一片水声。透过宾馆的窗玻璃，可以看到外面街道里汹涌的水流。方达说：“白露，你对我们的调查有什么看法？”

    白露在茶几上画什么图画，抬起了目光，说：“说说你的看法。我想听听。”

    方达的目光仍然望着外面的世界。“景玉珺和霍光说他们被造派反派假枪毙过，失去了知觉，不醒人事。丁大光也说自己被枪打过，而且打晕了，没有看到金库被枪的情形。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景玉珺也好，还是霍光和丁大光也好，他们似乎都在刻意掩饰一件什么事情。”

    白露从纸张上抬起了目光：“掩饰什么？”

    方达转过身子，看了一眼白露面前茶几上的纸张，走近了，拿起看着。“你画的是金库的方位图？哎，两道门？”

    白露说：“是两道门。第一道门是守库员杨大炮住的屋子的门。进入到这个屋子，才能看到金库的大门。也就是景玉珺与霍光手里的钥匙是这开道门的。而余天仁掌握的密码也是在开里面的大门时才用的。外面的门并没有密码。对不对？”

    方达想了一下，说：“应当是这样。”

    白露说：“方达，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方达说：“掩饰什么现在还不能肯定。但肯定是要掩饰什么。”

    白露说：“方达，我总觉得我们陷入了一场历史的闹剧里。我们越是要追求历史的真实，我们也就离历史的真实越遥远。”

    方达说：“你说的一点没有错。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弥天大谎，所有的人都合谋一处在自觉不自觉地编造着这个巨大的弥天大谎。”

    白露说：“下一步怎么办？”

    方达说：“明天我们找杨大炮调查吧。”

    白露说：“方达，要不我们现在出去散散步如何？”

    方达说：“可以呀。”

    他们走出了宾馆，来到县城的大街上。街灯如梦。三三两两的行人在灯下优哉悠哉的漫步。一辆辆小车扬起灰尘从他们身边驰过，浓郁的汽油味儿就钻入了他们的鼻孔。他们来到街道北面的北干渠边，渠水泛着涟漪向东缓缓流去，逝者如斯。他们顺着渠边信步走着。白露说：“文革中间的事情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造反派还敢下手抢银行。竟然美其名曰是保卫伟大领袖！”方达忧心忡忡地说：“其实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文革结束三十多年了，现在有些人竟然还在怀念它。还有人希望它重新出现。”

    前面似乎有几个人在争执什么，声音在暗夜里传得很远。他们走了过去，原来是几个年轻人在一起争论问题。

    “为什么现在的腐败问题愈演愈烈？原因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官员的腐败抱着与己无关的态度。没有参与进来。”一个怒冲冲的声音在说。

    “要是像文化大革中那样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开展四大，还愁腐败问题得不到治理？”又一个声音在说。

    第三个声音在说：“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呀。是对人性的最大摧残。”

    第四个声音在说：“你说的不对。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巩固政权的一种伟大的方式。”

    第五个声音在说：“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迈往文明的征途中创造出许多成功的遏制腐败的经验，我们何不借鉴一些呢？”

    方达说：“白露，明白了吗？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谁也越不过这个环境。”

    白露说：“方达，我们说一点轻松的事儿吧，别把心情搞得像垂上了石块。”

    方达说：“你想听什么？”

    白露说：“我想听听你为什么选择警察这个职业？”

    方达想了一下说：“我自小崇拜警察。这大概与我在上学时过多地看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有关。我总觉得如果一个侦探索能破获一起大案，那真是太伟大了，太神奇了。所以中考时我就不听当农民的父亲的劝告，毅然地报考了警校，毕业后招进公安系统。先在派出所干，后来调到刑警队。”

    白露说：“当了警察觉得伟大与神奇了？”

    方达笑了一下，说：“现在早没有那种感觉了，只觉得肩上的担子的沉重。”

    白露说：“为什么不找女朋友？”

    方达说：“这不正找呢嘛。”

    白露盯着他的眼睛：“有目标了？”

    方达笑了一下，说：“现在只是雾里看花。”

    白露喷地笑了：“还雾里看花？说，为什么要抽我跟你一起来破案？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方达忽然指着渠中的水说：“你看，下面是什么？”白露眼睛朝下看时，方达冷不防在她的脸上吻了一下，撒腿前头跑了。白露在后面佯嗔地追着他：“你坏！等我一下！”

    七

    第二天上午，方达与白露正要去找支行的杨大炮了解情况，一个头发花白、戴着高度近视镜、手里端着一口大保温杯的老头子走进了宾馆，他向方达与白露说，他通过盛一民行长知道他们住在这里，所以找来了。他说他来是向他们反映当年支行库款被抢的事情的。方达就与白露坐下记了起来。老头子说他叫周一平，原来是支行的信贷科长。他说他是南京人，五十年代支援大西北时从南京来的。他又说他为人正直，也敢于坚持原则。他为人热情，和气，很有人缘。周一平说话时，戴着眼镜的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着光波，一霎一霎的动。他喝了一口茶水，把硕大的保温杯子盖好，双手捂在上面，仿佛里面是正在进行什么重大的化学反应。他说当年造反派抢钱时他就在场。他知道当时的情况。下面就是周一平的叙述。

    “你们不了解，但是现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所了解，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样子，乱啊！揪心啊！让人心疼啊！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却都在进行革命。你说说，这世上有这样怪的事吗？共产党都夺了权掌了权，可还要对自己进行革命？人们也都怪的很，都成立了什么造反组织，你猜支行一个只有三十个人的单位有多少造反组织？你一定猜不出。有二十多个。我们信贷股里就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叫6·18导弹兵团，唉，一共只有五个人。我是头儿。我们把支行行长余天仁的大权一下了夺了去。我成了支行实际上的头儿，余天仁则成了无权的职工，跟在我后面当小卒子跑腿。我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没有二话可说。他也听话的很。造反派要来支行抢库款的事我是在事发前一天就知道消息的。我想他们未必敢来抢银行。因为银行的钱是国家的呀，抢了是要杀头的。再说他们要抢，也不一定抢得去，因为我们支行也有枪呀。我们也可以还击呀。但造反派事先却把我叫到他们的营部，给我作工作让我动员支行的出纳把库门打开。我当然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金库的钱是全国人民的，也有我的一份，那是比生命还宝贵的。但他们一定要‘借钱’，他们说，如果你不答应，那就把你的头杀了。我说，你即就是把我的头杀了也拿不到银行的钱。他们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把我捆在柱子上狠狠地打，打得我遍体鳞伤，我的腰也被他们打断了，一到天阴下雨就发疼。他们把我用绳子捆了，拉到支行，又把全行职工集中起来，让我站在他们面前。造反派的头头对大家说，我们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你们借点钱，可你们却不通情达理，你们6·18导弹兵团的团长竟然很不识相，所以我们只得把他毙了，现在当着你们的面，我们就要把他的头杀了。你们如果谁想救他的命，那就把金库的钥匙拿出来。要是不拿出来，我数数，数到5的时候再没有人答应，我们就杀他的头。现在我数了，1……2……3……4……这时候，支行管库员杨大炮站出来了，脸子白得如同纸张一样，他颤颤地说，别开枪别开枪，钥匙在我手上。他的手里果然举着一把金灿灿明晃晃的钥匙。我气得破口大骂：杨大炮，你日你先人呢吗？我的命就这么值钱吗？你要是把钥匙交出来，我与你没有完。但杨大炮不为所动，把钥匙交了出来，造反派把钥匙拿了去，向库房的门走去了，不一会儿就打开了金库的大门，我气得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白露嘴角边绽开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嘲讽的笑纹，说：“周一平同志，你后来醒了，看见周围是杨大炮可怜巴巴地站着，其他人也都默默地看着你。你第一句话就问，他们没有抢银行吧？大伙都难过地摇了摇头。你脑子里嗡地响了一声。你大叫一声：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你撒开腿顾不得疼一鼓作气身上还带着造反派绑的绳子跑到库房那里，发现库房门大开，里边桌子上放着一张借条，上面写着借支造反经费50万元，在签字一栏空白着，对不对？”

    周一平长气地看了一眼白露，转过了目光。

    方达说：“那么在借条上有没有谁签的字呢？”

    周一平又喝了一口水，说：“我没有看清，也不知道有没有谁签字。”

    方达说：“可据我们所知，当时支行连同杨大炮共有三个人管着金库的门，真正能开门的只能是另两个出纳了，杨大炮只拿着外面大门的钥匙。还有，那就是支行行长掌管着库房密码。那么你说说你夺了权后掌管着密码没有？”

    周一平的眼睛夹了夹，半晌才说：“这事儿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是时间长了，谁也不可能把当时的事记得一清二楚的对不对？当然我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向你们提供一个证据，你们想想，文化大革命后，全国到处都在清查造反派，清查混在革命队伍里的‘三种人’，我是造反派，可我却没有受到清查，还升了官，你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可以告诉你们，那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保卫国家的金库立了功，我与造反派斗争的事迹感动了工作组的人，他们不但不清查我，还向上级建议提拔我。只是你们现在又翻出过去的历史，触动了一些人的伤疤，大概不太好吧？现在我们党可是提倡一切向前看呢。”

    方达说：“提倡一切向前看，并不等于是要人们忘记过去，忘记历史。尤其是忘记文化大革命。”

    方达拿出自己的笔录，周一平看了一眼，在上面签了名。

    周一平走了后，白露说：“事情变得复杂了。盛一民的名单里没有周一平。可这个周一平却半路上杀了出来。他说他夺了权，难道他没有夺余天仁的密码？”

    方达用手在额头上抚摸着，在宾馆的房间踱起步子，边走边说：“你分析得对。事情越来越扑朔迷离了。”方达目光深遂，“白露，你说说，这个周一平为什么要自己跑来向我们谈这件事呢？”

    白露沉吟着，说：“可能是这个同志觉悟高吧。你说呢？”

    方达说：“不可能是这样的。他一定有自己的目的。我觉得这个人一定与余天仁关系非同一般。”

    白露说：“与余天仁关系非同一般？这与余天仁有什么关系吗？”

    方达说：“你后面会明白的。”他停了一下又说：“现在我们得与杨大炮谈一谈，再与余天仁谈一谈。”

    八

    方达与白露去找杨大炮了，杨大炮现在已经退休了，住在离单位不远的家属院里，他们来的时候，杨大炮正在与一个老头子下棋，方达说明了来意，杨大炮很不情愿地放下棋子，把他们领到自己的楼房里。

    杨大炮的家里笼罩着一股浓郁的雪茄的烟味儿，直往他们的鼻子里钻。杨大炮因为几十年如一日地总爱吸如同大炮一样的雪茄烟，所以才得了这个外号。杨大炮点燃了雪茄烟，狠狠地抽了几口，白露被呛得直咳嗽，杨大炮不好地意思地掐灭了烟卷，说：“想了解支行库款被抢的事？“方达说：”正是。“杨大炮想了想，一边嗅着雪茄，一边慢慢地讲了起来：

    “过去的事记不得太准了，但是造反派抢银行的事还是隐隐约约记得些，我记得那天我好像是在门房里值班，我没有在库房里值班。造反派进来时我知道，他们来了一伙人，好像都扛着枪，雄赳赳的样子，他们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志愿军过鸭绿江的情形。但他们不是志愿军，他们是造反派。我记得他们一律戴着柳条帽子，柳条帽是当时的时髦东西，是工人阶级的象征。我还不知道他们进来要干什么，我只是觉得他们好像不太友善的样子，脸上有一股凶相。我想是不是他们要进来抓什么人呢？因为县城还有毛泽东主义一方的造反派，我想他们两方面可能发生了枪击事件，因为前些天在面粉楼上发生了激烈的交火事件，工总司与毛泽东主义都有损伤。他们现在是不是报仇来了。但我猜错了，他们是来抢银行了。他们一进门就问我谁管金库。我说你们问这干什么？一个长着小胡子的年轻人把枪在我的头上一敲：不想活了对不对？我没有怕。也不知为什么，我这人并不怕枪呀炮呀的武器。我说你别用那东西打我，要打你们打美国鬼了日本鬼子去，不要在中国人跟前耀武扬威，这东西我见的时间早了，没有什么。小胡子就在我脸上抽了一个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但我拦着没有让他们进门。他们就把我推进门房，把门从外面锁上了。我在里大叫：开门！开门！但是没有人给我开门。我听到里面一会儿就响起了人们奔跑的脚步声，咚咚地响。还听见有人大声地喊叫什么，意思好像是叫把库门打开，他们要借造反经费什么的。可是忽然之间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叭叭地响，震得墙壁的土直往下掉。我趴在窗户往外一看，看见几个造反派正从库房里往出搬什么东西，对，是一条麻袋，对，麻袋里装的是钞票，没有麻达。一看到国家的现金就要被造反派抢去，我顿时火冒三丈，我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力气，一下子就把半墙上的玻璃窗扇一把扭断了，我像一颗炮弹一样从窗户窟窿里射了出来，凶神恶煞地站在造反派面前，战神一样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我大声喊道：把现金放下！他们一愣，继则哈哈大笑，小胡子说，没有想到这里又冒出来一个生坯子货，他看来是真不想活了。兄弟们，咱们善事做到底，送佛到西天，把他崩了。这话刚一落，我就被几个面相凶恶的汉子推到金库的墙脚那儿，背靠墙壁站下。这时候我看见支行有好多人站在不远处的地方默默地看着我，一言不发，但眼睛里的意思却在同情我，也可怜我，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人世了。我在人群里看到了景玉群，看到了霍光，看到了丁大光，看到了周一平，看到了余天仁，我还看到了张光召。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把金库的钥匙拿出来，把国家的钱财拱手相送。我怒火满腔，大声地喊道：你们是狗！你们不是人！你们没有一点骨气。我像你们些拔根球毛就吊死了，活什么活？我还要再喊叫，可这时候我的耳边响起了一声裂帛样的枪声，我的脑子一震，闭上了眼睛，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死，我还活着，我睁开眼睛一看，支行大院里静静的如同坟墓，造反派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而一个支行的人也跑得不见踪影。我忽然就哇地一声哭了，我哭国家的钱，哭我们银行不争气的职工，哭这些软蛋样的国家银行干部。我为他们感到羞耻……我也不知哭了多久，反正是我哭得眼睛里已经没有泪水了，我一个人走进了金库外面的房间，我在房间里的桌子上看到了那张借条，借条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暂借造反经费50万元，上面没有人签字。但有造反派的经手人。时间是1967年5月25日。”

    白露撇着嘴；“哎哟，你杨大炮险乎当了烈士了。”

    杨大炮脸上堆起了一丝薄雾样的红云，他有点害羞地说：“我也只不过是做了一个银行职工应当做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

    方达说：“这么说，造反派怎么进的金库你是不知道了？”

    杨大炮咳嗽了一声，吐出一口乌黑的浓痰，呸地吐在脚地，他用脚一踩，那痰立即成了一片蒙着白光的蛛网状的东西平摊在地上，放着微光。他说：“这当然不知道了。”

    白露说：“可我听有人说，你拿着金库外面大门的钥匙，如果外面的大门打不开，里面的金库第二道门也就打不开？”

    杨大炮的眼睛眨了眨，说：“你说的也对，我是拿过外面大门的钥匙，但后来支行职工有人嫌太麻烦，说进库房手续太多，所以就把我的钥匙收去了，外面金库的大门与里面的二道门都让两个出纳拿着钥匙。造反派那天来时就是出纳员给他们开的门，所以他们才进去了，把库款抢了去。”

    方达说：“你记一下，造反派那天在支行里假枪毙过几个人？”

    杨大炮想了一下，说：“就我一个人，其他人都没有被枪毙过。这事以后支行还搞了档案哩，档案里可能记清着呢。”

    白露说：“如果支行里所有人都给你作证，说你并没有被造反派枪毙过，你说我们该相信谁的话？”

    杨大炮的脸红了，尴尬地笑说：“怕没有人会给我作证吧？谁会胡说八道呢？要么可能我也是记不得太准，东拉西扯，张冠李戴了。唉，都怪人上了年纪，记性不行了，要不，这事儿我还不说个七棱八畔儿。”

    方达让李大炮在笔录上签了字，杨大炮二话没说就签了。

    九

    走出杨大炮的屋子，来到外面的大街上，白露说：“又冒出来了一个张光召。”

    方达说：“去找他。”

    张光召是支行原稽核科科长，黑黑的汉子，长一张马脸，年龄六十五六岁，已经退休了，住在支行的家属院里。方达与白露说明了来意，张光召身子瑟缩在沙发里，眼睛看着脚下的地板，沉吟了一会儿后说了起来。

    “那年我在支行担任会计出纳股股长，我是支行唯一没有参加帮派组织的人。有好几个帮派组织拉拢我，但都被我拒绝了。我不屑与这些得志的小人为伍。当然为此他们也没有把我少批斗，有时候还让我坐飞机。但我不怕他们。他们看我是煮不烂的肉，也就再没有找我的麻烦。但我的会计出纳股长还当着。1967年5月25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在我们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造反派公开的明目张胆地在大天白日下抢银行的事件。那时全城武斗已经进行了好几天，我们支行营业室也关了好几天门没有营业。这天我想把大门打开，搞一下营业服务，毕竟我们是全城唯一的营业室，人们要取款存款什么的。但就在我要开门时，从大门外进来了二十四个荷枪实弹、头戴绿色钢盔的造反派，他们一进来就把大门从里面关上了，并派了人在大门口站岗放哨，不让我们的人出去。也不让外边的人进来。我一看事情不好，赶忙进到金库，对正要搬钞票箱子的出纳景玉群和霍光说，不要搬了，赶快把金库的大门关好。并把钥匙放好。然后赶快躲起来。向他们嘱咐完了后，我又快步来到余天仁办公室，我说，坏了，造反派进来了，你赶快躲一下。我怕他们把余行长害了，就对他说，如果造反派问起谁是支行行长，你就说是我。我又没有参加造反组织，他们对中间派也不会怎么样的。他愣了一下，可还是点了点头。为了怕事情出现变故，我让他现在赶快到我的会计出纳股办公室去，我则留在他的办公室。余天仁拉开门悄悄地出去走了。他往出走时肩膀耷拉着，可怜兮兮的，让人同情。一会儿，有人在外面喊余行长，我把自己的头发用手梳了梳，在镜了里看了看，然后才慢慢地走出了办公室。我走出办公室第一句话就说，谁喊我呢？有什么事？我看到支行院里站着的职工都在脸上带着疑惑的神色，我静了静神，大声地说，有什么事呀？旁边一个小个子造反派看了我一眼，说，余行长，我们奉命来借款，请你在上面签个字？说着就把一纸借条递了过来，我看了一眼，忽然就哈哈大笑起来：笑话！天大的笑话！银行的钱是这样可以借的呀？你们怕是走错了地方了吧？如果走错了地方我给你们指出一条大道，你们只要走下去，就会找到金钱的。像阿里巴巴一样。低个子造反派不高兴了，而其他的造反派则把手里的钢枪枪栓拉得哗哗地响，院子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不明白造反派是怎么把金库的钥匙弄到手的，总之我看到一个造反派手里拿着两把黄澄澄的钥匙在阳光下耀眼夺目，我看了看景玉群与霍光，他们都躲避着我的犀利的目光的追踪。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但我一点儿也不怕。说来也怪，我当时竟然有点视死如归了，有点不怕死了。低个子造反派把我推到墙脚那儿，让我与他面对面站在那儿，然后他从身上掏出手枪，打开了机头，对着我的鼻子：姓余的，把密码交出来。我看了一眼余天仁行长，他就站在不远处的支行职工人群里，似乎要挣脱出来承认自己是支行行长，但他身边的几个支行女职工把他紧紧地夹住，不让他动弹。我看他急得眼睛都红了，眼泪在脸上哗哗地流着，河水一样。我怕他做出什么错事，便把胸口拍得啪啪地响，大声地说，密码在这里。你们把它打开拿出去！一定是我挑衅性的语言激怒了造反派，他们忽然站成一排，把明晃晃的钢枪齐刷刷地平举起来，所有的枪口都瞄准了我，我看到黑洞洞的枪口往出冒着凉气。忽然一股豪气从我心底升了起来，我大声地吟咏起经过自己修改过的贝多芬的诗句来：

    生命诚可贵，

    主义价更高。

    若为国库计，

    二者皆可抛。

    这时候一声枪响，我倒了下去……

    白露不动声色地说：“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你终于醒了过来，身边站满了支行的职工，他们全都眼睛红红的，似乎一齐患了红眼病，成了兔子的后代。你顾不得与他们拉话，第一句话就问，金库可好？但人们都不吭声。你预感不妙，起身拔腿向金库跑去，你在金库里看到了一张借支造反经费50万元的借条，上面没有行长的签字，你大叫一声，我的妈呀！又昏了过去……”

    张光召有点生气地看一眼白露，说：“好像是这样的，不过我也记不太准了。”

    白露狠狠地说：“我要是造反派，就把你们全杀光！”

    方达说：“别胡说！”

    十

    “方达你说说，他们为什么都要编造谎言说自己当年被造反派枪毙过？”白露忿然地说，脸孔通红。

    方达说：“白露，你说说，即就是现在我们查出了当时把密码告诉给造反派的人，查出了把钥匙送给造反派的人，能有什么意义？”方达忽然把脚下的一块碎石子猛地踢出老远，石子碰在前面的水泥电杆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我真想打架。真想狠狠地教训一下什么人。他妈的……”

    白露说：“方达，我们还没有找余天仁呢。他当时是行长，也可能他是一个关键人物。也许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听到事情的真相。”

    方达说：“但愿这样吧，不过我已经对这案子不报什么希望了。”

    余天仁住在石城市枫叶小区，这是一个高档小区，外面的保安把守着这里的大门，每一个要进去的陌生人都要先向保安说明找什么人，保安向里面的主人报告后他们才能开门。方达说了此行的目的，保安向里面打电话说：“余行长，有两个警察要见你，让他们进来吗？”方达怒不可遏：“有你这样说话的吗？”但电话里面的余天仁却同意让他们进来。于是方达与白露坐上电梯进去了。在18楼他们走出电梯，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铁门，很快地铁门打开了，一个脸上布满了老年斑、趿着拖鞋、斜披着宽松的衣服的白头发老汉笑呵呵地招呼他们进去。

    方达与白露坐在宽敞的有如运动场一样大的客厅的沙发里，说明了来意，余天仁坐在他们的对面的硬红木沙发上，有一个年轻的姑娘给他们沏上茶水。她在沏茶时对余天仁说：“爷爷，到了该吃药的时候了。”说着打开抽屉拿出一包子什么药片子，倒出几颗放在余天仁的手心里，又给他倒了一杯水，掺进了一些温水，塞进余天仁的手里。余天仁看了方达与白露一眼，说：“去年做了肝移植手术，现在每天要吃排异的药。唉，一个月的药资费要花一万元。”说着把药片子倒进嘴里，又仰起脖子咕嘟嘟地喝了一阵子水。他吃药的时候，那个小姑娘就在跟前盯着他看。余天仁把杯子给了小姑娘，微微一笑，对方达与白露说：“这是我家的小保姆，厉害着呢，别看我过去当行长管了一行的人，现在我得听她一个人的指挥。唉，真没有办法。”

    小姑娘转身走时噘着嘴说：“余爷爷，你又唠叨了。少说点不行吗？医生说了，你只能陪客人说十分钟的话。我现在给你记着时间呢。”说着翻了一眼白露。

    方达嗅到屋子里有一股温吞吞的甜腻腻的怪味儿，他不明白那味儿发自哪里，但这味儿嗅起来却让人心里不舒服。方达看着余天仁，心里禁不住对他同情起来：一个做过肝移植的人，他的人生寿命能有几何？他说：“余老，我们来是想问一下四十年前乔城县支行金库被造反派抢劫一事。听说你当时是行长，所以我们来了。你老如果觉得身体不舒，我们下一次再来。”

    余天仁摆了一下手：“现在就说吧。我身体能行。”他停了一下，目光转悠着在脚地寻找什么。可又把目光钉在对面的领袖象上，半晌才又说：“这样吧，你们问吧，我回答。因为时间太长了，我的记忆力又不好。”

    方达说：“我们现在想知道当时造反派是如何把密码弄去开了金库大门的？”

    余天仁仰起脸孔，一副费力的深思的样子，半天才说：“记不清了。”

    方达说：“我们听说金库大门上的密码只有行长一人掌握。是这样吗？”

    余天仁说：“是这样，可当时我记得我好像被造反派打昏了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至于密码是从什么时候被造反派弄去的，我至今也弄不清楚。”

    白露说：“造反派打昏了你后，你住过院吗？”

    余天仁陷入了沉思，半天才说：“好像住过，我记得我当时被打得挺重的，什么也记不得了。”

    白露说：“在造反派抢钱时，他们有没有要枪毙你？”

    余天仁想了一下说：“好像有吧，那时候的造反派坏得很呢。”

    方达说：“听说造反派还打了一个借条，你在这个条子上签字没有？”

    余天仁的身子打了一个寒噤，但他旋即就镇静下来，微微地笑了：“我现在记不清了。如果说没有签字，那肯定是我的本意，如果上面有我的签字，那肯定是他们把我打昏后抓住我的手写上去的。你想，这么严重的问题，我怎么会同意呢？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啊！这点原则性怕是有的吧。你们说呢？”

    白露说：“余老，当年造反派抢银行时对工作人员搞过假枪毙没有？”

    余天仁转过目光盯住白露：“你去问问被假枪毙的人肯定知道这件事。”

    白露说：“你是说这事真正的发生过？”

    余天仁转过了目光，他的神情里显露出一丝疲惫。“要是他们说自己被造反派枪毙过，那就是说真正地发生过这样的事。”

    方达说：“可我们调查下来结论却不一样，有人说有这事，有人说没有这事。”

    余天仁打了一个哈欠：“那就不好说了。但我却记得自己好像也被抓住要枪毙呢。”

    白露说：“当时造反派没有夺你的权吗？”

    余天仁说：“好象夺过。”

    白露说：“夺你的权时把密码也夺去了吗？”

    余天仁愣了一下，半天才说：“这个……记不清了……”余天仁停了一下忽然就说起了自己的病，“你们说现在咱们国家的医疗技术那是多么的先进啊。我的肝坏了。花了一百多万元换了一个新肝。这个新肝是一个年轻人的肝脏。他出车祸死了，可惜了呀。可他却救了我的命。我真是感谢他呀……”

    小姑娘这时候出来了，阴着脸子说：“爷爷，时间到了，你就少说点吧。看见什么人了就说你的病，夸耀什么呀！”

    余天仁不好意思地笑笑，打住了。

    方达与白露告辞余天仁走了出去。

    走在大街上，白露气哼哼地说：“你说说他一个快要死的人了，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敢承认自己在借条上是签了字的？”

    方达说：“是谁告诉我们余天仁在借条上签了字的？”

    白露说：“你想想，如果余天仁没有在借条上签字，那造反派能答应吗？所以我想他一定是在上面签了字的。”

    方达说：“你忘了，我们问的其他人也不是说他们见到的借条上没有人签字吗？”

    白露气愤地说：“这就是他们要极力掩饰什么的最好证据。”

    方达说：“白小姐，别生气了，我们找一个地方吃点饭去，可别饿坏了身子。尤其是像你这样如花似玉的身子。要是出了麻达，我可负不起责任。要是你的当人大主任的父亲问起来了，我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

    白露不高兴地说：“你以后少提我的父亲人大主任好不好？我可不想炫耀自己是官二代。我可是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警察学校当上警察的。我现在的一切与父亲无关。”

    方达说：“遵命。不过我可是想见见令尊大人。”

    白露斜睨了他一眼：“又有什么花花肠子？”

    方达说：“你难道不想介绍我认识他一下？”

    白露说：“至少现在不行。”

    方达说：“为什么？”

    白露调皮地瞪他一眼，嘻嘻地说：“你的表现还没有过关。”

    方达说：“那好，我一定要努力表现自己。争取早日过关。”

    十一

    “白露，其实能提供最有力的证明的可能是当年的造反派。”方达说，“要是我们能找出一个现在健在的当年参与抢劫银行的造反派，结果就会大白于天下。你说呢？”

    白露说：“此言正合我意。不是说当年抢银行的造反派在第二天武斗时大多人都死了吗？”

    方达说：“试试吧。说不定会捞出来一个呢。”

    方达与白露一起来到乔城县公安局，调出支行金库被抢的案卷，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叫邵天娃的人。这个人被法院判了五年徒刑。现在说不定还活着。方达与白露驱车来到离乔城三十里的驿马镇镇西村，找到了六十五岁的邵天娃；他的腰肢伛偻了，眼睛也昏花了，脸上的皱纹刀子刻的一样。方达他们刚一出现在他面前，他就颤抖着身子，脸子也白了，说：“我再没有犯罪吧？你们……”方达掏出烟卷给他抽，说：“我们想通过你了解一下当年乔城县人民银行职工和干部在造反派抢银行时的表现。”邵天娃说：“多少年啊还问这事？是不是要判他们什么徒刑吗？”白露说：“不是为了判刑，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真实的历史情况。”邵天娃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吧。我说一下。”事实证明，邵天娃对参与抢银行一事记忆犹新。方达提出要把他的话录一下音，他同意了。下面是邰天娃的回忆。

    “你们问究竟是谁打开了乔城县支行金库的大门？不懂历史的人一定会说是我们造反派拿枪逼着银行职工打开的。你们都错了。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当时进去的时候，手里根本就没有拿枪。我们是赤手空拳进去的。我们是排成整齐的队列进去的。我们进去后站在那里念了一大段毛主席语录。其实是毛主席写的诗词，我记得其中有一句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等等。我们念毛主席的诗词时，支行的职工就与我们一起念。念毕了，我们的头儿提出要借一些款子作为造反的经费。当时支行的造反派与行长很快地就在一起商量了。不到三分钟，他们就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也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决定：同意给我们借支五十万元。我们的头头任卫彪当即就打了一个借条，你们的行长就在上面签了字。”

    方达忽然大喝一声：“你胡说八道！你们是带了枪进去的。你们是拿着枪逼着支行的职工与干部打开金库的大门的！你们在支行把六七个职工与干部推到金库不远处的墙壁跟前搞枪毙。许多人昏死在你们面前！”

    邵天娃有点诧异地看了一眼方达，怪怪地笑了一下，说：“我说的千真万确，一点不假。我们根本没有枪毙过任何人。因为我们进去时根本没有拿枪嘛。我们进去时甚至受到银行职工的欢迎呢。他们把我们当英雄看呢。我觉得在那件事上支行的全体职工都有责任。你想想，当时有哪个人站出来反对一下子呢？真实的历史是，没有一个人。当我们这些造反派提出要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队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时，有谁会反对呢？没有一个人。他们全都觉得我们这些造反派做得正确，应当大力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才对。所以正是在这一点上，乔城县全支行的职工都成了造反派的帮凶。也就是说正是他们促使了我们造反派的抢劫成功。其实我们当时进去时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的，因为我们谁也不敢保证支行金库的钱有那么好拿。可当我们提出以神圣的名义要借支造反经费时，支行的职工谁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出纳拿出了钥匙，有人输入了金库大门上的密码。行长在借条上签了字。出纳还帮着把钞票装进了麻袋。会计还在帐上记了帐……”

    方达接过话茬大声地说：“可现在却全变了，他们全都成了英雄，成了天下最伟大的战士。他们中间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正视自己的灵魂，敢于正视自己的愚蠢、麻木和卑鄙。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在整个陆如熊熊大火燃烧起来，因为我们有这么一批国民嘛！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到现在，我们当年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有许多竟然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与罪责。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啊！”

    邵天娃说：“要是当年支行的职工在这件事上拒绝了我们，我也不至于被判五年徒刑。唉，这都是命啊。”

    白露说：“当年在金库大门上输入密码的人是什么人你记得吗？”

    邵天娃想了一下说：“我隐隐约约记得好像是银行的行长。我们在拿到款子回去后，我听我们的头头说，要是行长不输入密码，款子根本拿不到。”

    从邵天娃家走出来，方达一语不发。白露也心事重重。他们坐上车子，闷声不响地驶上公路。

    白露说：“方达，你准备如何办？”

    方达眼睛望着前面，头也不回地说：“我能怎么办？我他妈能怎么办？我他妈全被整糊涂了。”

    白露说：“给罗局汇报一下吧。听听他的意见。”

    方达说：“先别急着汇报。”

    十二

    方达与白露又来到汽车城找到了景玉珺。她一见他们，叫了起来：“你们又来干什么？”方达说：“我们想再问你一下，你在四十年前的那场银行抢劫案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景玉珺的脸子黄了，嘴唇哆嗦起来，说：“你们究竟想听什么？难道我与造反派沆瀣一气你们就满意了？”

    白露威严地说：“我们只想弄清事情的真相。”

    景玉珺哈哈一笑，说：“年青人，我告诉你们，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大学时是学习历史的，我对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太了解了。”

    方达说：“但历史也是不能随意被篡改的。”

    景玉珺望着他们，长长地吁出一口气，说：“既然你们这么执著，那我也就把真实的历史给你们看看吧。”

    景玉珺进到里间，一会儿拿出一本颜色发黄的本子，翻开到其中的一页，说：“这是我在四十多年前记的日记，你们看看。”

    方达与白露脑袋凑在一起看了起来。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阴

    今天，县城又开始了武斗，工总司的队伍与县中的毛泽东主义的队伍在县面粉厂的面粉大楼上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枪声响了整整半天，据守在面粉大楼上的工总司用机枪把毛泽东主义战斗队里的三四个学生死了，其中还有一个女学生，那场面真是太惨了，血淋淋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工总司在打完了仗后竟然跑到我们银行要提款子，我是出纳员，钥匙在我的裤腰带上别着，我当然不能给他们把钥匙拿出来。我怕以后了出了问题我负责任。我说你们找行长去，他们果然找行长了，还打了条子，行长带着造反派来到金库外边的值班室里，行长余天仁可怜巴巴地对我说，你把库门打开吧。他们是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呢。我说，那不行。从来就没有这一项开支。要从金库里取款，除非毛主席在上面签了字。那几个造反派听了哈哈大笑，说，我们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的。我当然不能给他们取款。我知道事情麻烦了，但我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根本抵挡不了他们。我脑子一转，说，既就是行长把字签了，也得听从广大群众的意见。毛主席不是说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么。你们让全行职工发表一下意见，看他们同意不同意？同意了你们那怕把银行款子全部拿走呢。我以为这样一来事情就会发生转化，支行的职工我敢保证是反对他们抢库款的。但是我错了，当造反派把全行职工集中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时，他们在沉默了一会儿后，竟异口同声地说，把库门打开吧，他们也是借款呢么，既然是借那就是有还的时候么。更何况这又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呢。我当时真是气得要死。但我的意志又是坚定的，那就是不能让这伙狗东西把国家的钱拿去胡花。我知道这样一来我可能要被他们打死，但我不怕死。他们没有办法让我拿出钥匙，就狠狠地打我，我昏了过去，他们拿走了金库的钥匙。但我知道他们既就是拿走了钥匙也打不开金库的大门，因为还有另一个出纳，还有管库员杨大炮，管库员杨大炮管着金库外边的大门，管库员把大门打开了，我们手里的钥匙才能用上，但要打开金库的大门，还有最后一道手续：密码，只有把密码对上了，库房的门才能最后打开，而密码却掌握在余天仁手里，他平时在会上信誓旦旦地向众人宣扬，他要与银行的金库共存亡，绝不苟且偷生。虽然他在借条上签了字，但我想他不一定把密码给了造反派，他可能是缓兵之计。但是当我从昏迷中醒过来后，支行的人告诉我，工总司的造反派把支行的金库打开了，用麻袋装走了支行的50万元钞票。我大吃一惊：是谁把密码告诉造反派的？难道出纳霍光与杨大炮都当了怕死鬼不成？他们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余天仁人呢？他们说余天仁也被造反派打昏了过去。我挣扎着去看余天仁，他却在医院里住着，还在昏迷中，不能说话。我觉得真是奇怪，我趴在余天仁耳旁大声地说，是谁把密码告诉造反派的？余天仁的眼睛睁也没睁。医生与余天仁的儿子和老婆把我赶出了病房……我又去找出纳霍光与杨大炮，但他们都说自己也挨打了，不省人事，至于自己身上的钥匙，他们说好像一直在自己身上。

    ……

    后面附了一张借条：

    今借到

    千乔县人民银行造反经费伍拾万元整，￥50万元。

    千乔县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任卫彪（签章）

    1967年5月25日

    同意支付以作为革命造反经费专用。余天仁（签字）

    1967年5月25日

    方达看完了，沉默了一会儿，说：“可你为什么说你被造反派枪毙过？”

    景玉珺说：“以后大家都这样说，我在恍惚中也就觉得自己真的被造反派枪毙过。”

    方达说：“造反派进到支行时到底拿枪没有？”

    景玉珺想了一下说：“我记得不太准了，好像没有拿枪。”

    白露说：“你的日记里记的是真实的吗？有没有加工？”

    景玉珺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其实在我写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有了加工，加工的地方有的可能是我的想法。我想你们会从中看出来的。”

    白露说：“你就这样把历史当小姑娘打扮了一下。”

    方达把日记本归还给景玉珺：“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景玉珺说：“早与迟有关系吗？没有的。关键是人们对过去那一段历史是怎么看的。年青人，你能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吗？你做不到的。我们这个民族太健忘了。健忘到令人心悸的地步。”

    方达忽然想起了什么，说：“景师傅，我们不明白里面的一个问题，明明余天仁在借条上面签了字，可你们的所有职工与干部都说他没有在上面签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而且一个叫周一平的老银行还跑到我们住的地方给余天仁说好话，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景玉珺说：“孔子不是说过，‘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吗？况且余天仁的儿子现在是石城市的市长。而当年周一平只所以能调到石城市行去，是因为余天仁在下面帮了他的忙。他们打过去的私交就很好。”

    方达与白露对望了一下，再没有说什么。

    十三

    回到宾馆，方达向罗肖打电话汇报这几日工作进展情况。罗肖了听了后半天也没有说话，后来他说：“方达，要知道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方达说：“罗局，你是在批评我们吗？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弄清究竟是什么人把支行的金库的大门打开的，所有的情况都是一面之词。包括那个被判了刑的造反派。我们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话了。”

    罗肖在电话那头沉思了一下又说：“你们是如何推理的？”

    方达说：“我们能采用什么推理方法呢？所有的前提都是错误的，你能推理出什么？”

    罗肖说：“高中的逻辑学演绎推理里有这样一道题：（1）一个错误的推理或者前提不成立，或者推理形式不正确；（2）某个错误的推理不是前提不成立；（3）所以这个错误的推理形式不正确。上述三段论的正确答案在：A、大前提错 B、小前提错 C、结论错 D、正确四个答案里选择，你选择哪个？”

    方达说：“我选D。”

    罗肖在那头说：“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方达稍稍犹豫了一下，说：“有点明白。”

    罗肖说：“那就好。”

    方达把罗肖的话告诉了白露，白露说：“局长的意思是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明白？”

    方达说：“我们现在把调查了解过的情况作一下归类排队。你看，我们一共调查了八个人；景玉珺，霍光，丁大光，周一平，杨大炮，张光召，余天仁，邵天娃。他们每个人都讲了那一段历史。从中我们听出来：前七个人都承认造反派把他们拉住要枪毙了。他们都是从鬼门关上走过来的人。只有一个当年的造反派说的话与他们的截然不同。你说你相信哪一个人的话呢？”

    白露说：“我们当然要相信邵天娃的话了，因为他的话是正确的，没有掺杂什么虚假的东西。”

    方达说：“白露，现在我们在有没有枪毙一事上争执还有没有意义？”

    白露陷入了沉吟，她陷入沉吟时目光怅惘，神情雅致，方达禁不住盯着她看了。白露意识到了，噘起了殷红的嘴唇：“哎哎，方达，走神了！小心撞在树上。”

    方达收回了思绪，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说：“其实世间的美女都是希望别人要多看她的。她们在一起时会互相地说自己的回头率是多少。哎，你的回头率是多少？”

    白露说：“百分这九十九点九九九……”她停了一下又说，“方达，你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在有没有枪毙一事上纠缠了。对不对？”

    方达说：“正是。现在我倒觉得我们要分析一下，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阻止人们正确对待那一段历史？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人们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的。银行金库的门要打开是容易的，可人们心灵上的这扇门要打开就不那么容易了。”

    白露恨恨地说：“方达，是否报告一下罗局，把那些在这件事上说谎的所有人全部抓起来，审问他们为什么要说谎。”

    方达摇了摇头：“法不责众。当一个社会的人都在说谎时，我们如果不与他们保持一致，那我们就成了说谎的人。”

    白露说：“难道谎言重复上一千遍就能成为真理？难道那么多银行的职工说他们在当时誓死保卫了国家金库的安全，我们就要相信他们的鬼话？”

    方达说：“白露，我们打道回府吧。也可以这样说，我们这次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也可以说我们什么任务也没有完成。”

    白露恨恨地说：“我记得前苏联有一位作家，叫布尔加科夫，他写了一篇小说，叫《狗心》，讲述了一个医生把人的大脑细胞和主要器官移植到一条叫Sharik的狗身上。这条狗开始变得像人一样，会说话并具有人的特点，但性格却十分狂暴可恶。最后医生只好又给它动了一次手术，使它变回成狗。我现在在想，我们的有些人是不是也被移植了人的器官，而他们却还是狗，并没有变成人。”

    方达幽幽地说：“可这能怪他们吗？”

    在回去的路上，白露希望方达能说说他这一次的双丰收，可是方达没有说，白露也就没有再问。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