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霓裳羽衣曲

    1945年4月6日，在上海《力报》上出现了一篇小文——《炎樱衣谱》，这篇只有短短数百字、类似广告的小文，静静地刊登在报纸上，很多年之后，才像遗珠一样，被人们所发掘，因为，小文的作者，是张爱玲。张爱玲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她的好朋友炎樱要和其妹合开时装店，张爱玲也是“股东”之一。为了回应炎樱妹妹的“爱玲能做什么呢”的疑问，张爱玲想到了写这篇文章，做个小广告，于是在文章的后面，我们看到了张爱玲笔下的炎樱时装设计：

    草裙舞背心

    从前有一个时期，民国六七年罢，每一个女人都有一条阔大无比的绒线围巾，深红色的居多，下垂排穗。鲁迅有一次对女学生演说，也提到过“诸君的红色围巾”。炎樱把她母亲的围巾拿了来，中间抽掉一排绒线，两边缝起来，做成个背心，下摆拖着排须，行走的时候微微波动，很有草裙舞的感觉。背心里面她常常穿着湖绿银纹绉的衬衫，背心下面露出不多的一点鸦青小裙子，而那背心是澳绒的，胶漆似的酱红，那色调，也是夏威夷的。

    还有一付绒线手套，同样颜色的。手套朝外的一边，边缘缀着深红绒线的排穗。短短的、鬃毛似的，从小指的指尖到腕际。这里的灵感，来自好莱坞的西部影片。美国西部的牛郎，他们的大脚裤，两边镶着窄条的牛皮排须，一路到底，又花俏，又是大摇大摆的英雄气概。我们这里的小姐们，骑脚踏车的时候戴了这样的手套，风中的排穗向后飘着，两边生了翅膀似的，也是泼刺可爱的。

    罗宾汉

    苔绿鸡〔麂〕皮大衣，长齐膝盖，细腰窄袖，绿条清简。前面一排直脚钮，是中国式的，不过加以放大，鸡皮扭作核桃结，绒兜兜也非常可爱。苔绿绒线长筒袜，织得稀稀地，绷在腿上，因为多漏洞的缘故，看上去有一层丝光。整个的剪影使人想到侠盗罗宾汉。罗宾汉出没于古英国的“绿森林”里，他和他的喽啰都穿绿，因为是“保护色”。那时候的男子也穿长筒袜，连着裤子，上罩短衣。这里的是“改编”了，然而还是保持了那种童话气息的自由俊俏。

    绿袍红钮

    墨绿旗袍，双大襟，周身略无镶滚。桃红缎的直脚钮，较普通的放大，长三寸左右，领口钉一只，下面另加一只作十字形。双襟的两端各钉一只，向内斜，整个的四只钮扣虚虚组成三角形的图案，使人的下颔显得尖，因为“心脏形的小脸”，穆时英提倡的，还是一般人的理想。

    本来的设计是，附带地还有一种桃红的Bolero。这种西班牙式的短外衣，现在已经过时了，可是这里的一件和从前的流行的有点两样，所以还值得一提。印度软缎的桃红外衣，胸前敞开，细长的袖管，袖口像花瓣的尖，深深的切到手背上，把一双手也衬得像纤长敏感的。后身也剪出个尖子，为了要腰细。暗绿、桃红，十七八世纪法国的华靡——人像一朵宫制的绢花了。

    这些衣服放到现在恐怕也并不过时，你要是穿着带着罗宾汉意味的苔绿色大衣出街去，一定会引来许许多多的人围观。而桃红柳绿的搭配，恐怕除了身材浑然天成的衣架子，轻易绝不敢尝试。当然，我们可以肯定，这是属于张爱玲风格的衣服，这位小姐对于时尚的理解就是四个字：奇装异服。对张爱玲有着颇多不满的女作家潘柳黛在她的文章《记张爱玲》里详细描述了张爱玲的这一特点：

    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有一次，我和苏青打个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着一件柠檬黄坦胸露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妆打扮中。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向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吃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太方便，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的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再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的道：“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两人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妆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礼貌也不懂的野人一样。

    还有一次相值，张爱玲忽然问我：“你找得到你祖母的衣裳找不到？”我说：“干吗？“她说：“你可以穿她的衣裳呀！”我说：“我穿她的衣裳，不是像穿寿衣一样吗？”她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张爱玲穿着奇装异服到苏青家去，使整条斜桥弄（苏青官式香闺）轰动了，她走在前面，后面就追满了看热闹的小孩子。一面追，一面叫。

    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就是这一记，融合了古外古今的大噱头，她把自己先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有人问过她为什么如此？她说：“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

    从小，张爱玲就是一个时髦的小囡。八岁的时候，你在干吗？我反正还在为邻居小胖可以吃到整袋的申丰巧克力而哀伤，看看张爱玲，我沉默地惭愧不已：“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张爱玲的骨子里，有一种对于时尚的狂热追求，这源于她的母亲黄逸梵。母亲酷爱剪裁，每次与小姑上街买了布料，回来总要对镜打量一番，父亲张廷重看不出这有何种乐趣，见了，便会没好气地说：“又做，又做，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

    黄逸梵出生在和张廷重一样的官宦之家，但她更热爱外面的世界，她是胡适的牌搭子，是尼赫鲁姐姐的秘书，是蒋碧薇的闺蜜。在《对照记》里，有一张题为“在伦敦，一九二六”的照片，可窥到黄逸梵年轻时代的飞鸿雪泥。侧身照，卷发，双手交叉抵于下巴，膝上一角蓝绿外套，叫人联想起张爱玲笔下的母亲：“肺弱的她学唱歌，听起来更像吟诗，比钢琴低半个音阶，抱歉地笑，娇媚地解释。”这位时髦的母亲“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对照记》），1930年初单衣薄裙在西湖边赏梅，秋季便置身法国山下看雪，到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小脚嫂子比大脚姑子滑得还要好。她给女儿的信里，也离不开时尚：想学皮革制作，开店卖手袋。黄逸梵真的从马来西亚买过一洋铁箱碧绿的蛇皮，预备做皮包皮鞋。上海成孤岛后她去新加坡，丢下这堆蛇皮，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带着张爱玲拿到屋顶阳台上去曝晒防霉烂，深以为苦却不敢懈怠。即使黄逸梵有多么潦倒的生活，在张爱玲的眼里，她都是浮华而美丽的，一如她在英国工厂做女工，却执意在张爱玲和赖雅结婚的时候给280美元的红包。

    这种浮华的美丽，牢牢镌刻在张爱玲的血液里。所以姨太太为了讨好她，给她做了一套雪青丝绒的短袄和长裙，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布料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小时候的张爱玲毫不犹豫地回答：“喜欢你。”虽然长大后，她为了这句话始终耿耿于怀，觉得对不起母亲，但她对于新衣服的追求，从没有停止过。后妈给她穿旧衣服，她便不高兴，觉得她虐待她。很多年之后，她在《小团圆》里还不忘说：“翠华从娘家带来许多旧衣服给九莉穿，领口发了毛了的线呢长袍，一件又一件，永远穿不完，在她那号称贵族化的教会女校实在触目。”

    不了解的人说张爱玲虚荣，虚荣是有的，但也没有办法。复旦大学鼎鼎大名的“爱的花”[1]小姐严幼韵因为父亲在南京路上开“老九章绸布庄”，因此每天都更换最时髦的服装来。1929年毕业于复旦商科的章宗钰先生回忆道，她上下午服装不同。徐文台则说，她就是一个“衣服架子”。由此可见，穿着旧衣服的张爱玲，在学校里也许确实会尴尬，更何况，她是那么的爱美丽。

    张爱玲喜爱强烈撞色的衣服，比如在《对照记》中有两张照片穿着广东土布做的衣服，是她在战后从香港买回，图案是“最刺目的玫瑰红印着粉红花朵，嫩黄绿的叶子”，印在“深紫或碧绿地上”，这种“乡下只有婴儿穿的”广东土布后来有了一个更为我们熟知的名字：“香云纱”。她去游园会的时候遇到影星李香兰，也许因为当天穿着她最得意的那件“很有画意，别处没看见过类似的图案”（《对照记》）裙子，所以才洋洋得意地拍了照，甚至不看镜头，她觉得在那一刻，她比李香兰更美。这裙子是她祖母的被面改的，设计者当然是开头介绍的要开时装店的炎樱。这种艳丽的颜色也吸引了胡兰成，1944年8月26日下午，张爱玲的畅销书《传奇》在上海康乐酒家举办读者茶话会，当时张爱玲和胡兰成刚刚成婚，然而见面却要装作并不熟稔，胡兰成回忆，张爱玲当天“穿着橙黄色绸底上套，像《传奇》封面那样蓝颜色的裙子，头发在鬓上卷了一圈，其他便长长地披下来，戴着淡黄色玳瑁边的眼镜，搽着口红，风度是沉静而庄重”。这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因为这种打扮，绝对不可能是“沉静庄重”的，“别致”倒还说得过去。即使是到美国之后的张爱玲已经没有精力在服装上用心，虽然庄信正的太太杨荣华说她那身“浅底洒着竹叶的旗袍更是典型出色”，但我们印象更深刻的，是穿着一次性拖鞋在汽车旅馆见林式同的那个落魄的张爱玲。

    不过，张爱玲只能算是奇装异服，真正会穿衣服，还要算靠一袭银色的丝绸旗袍把王映霞都看呆的陆小曼，以及她的闺密唐瑛。与陆小曼并称为“南唐北陆”的唐瑛不但讲究穿着打扮，而且很有头脑，懂得把握时尚，是民国时期上海引领时尚潮流的风向标，名副其实的时尚女皇。唐瑛的父亲唐乃安是清政府获得庚子赔款资助的首批留洋学生，回国后在上海开私人诊所。唐瑛长相漂亮，五官有着一种西洋的风情，她毕业于旧上海的中西女塾，前身就是张爱玲就读过的圣玛利亚女校，这位唐小姐当年使用的品牌，和现在的时髦小姐们毫不相差：CHANEL、Ferragamo、CD、CéLINE和LV……无论婚前还是婚后，她的穿着一直是老上海时尚潮流的风向标。当时的女性杂志《玲珑》，就鼓励新女性们向唐瑛看齐，把她作为榜样，要交际，要打扮。据唐瑛的妹妹唐薇红回忆，唐瑛哪怕不出去交际，在家通常每天也要换3次衣服，早上是短袖的羊毛衫，中午出门穿旗袍，晚上家里有客人来，则穿西式长裙。那时候的旗袍和现在不同，要滚很宽的边，滚边上绣各种花。唐瑛有件旗袍滚边上面有上百只金银线绣的蝴蝶，上面的纽扣是红宝石的。

    虽然衣服多得来不及穿，但唐瑛并不是一个“败家女”，她是相当有头脑地去赶时髦的。家里特地给她配了个裁缝，每次她出去逛街，比如去鸿翔百货看到新式的衣服，她不买，而是自己记下样式，回家吩咐裁缝做，既拷贝了最新的样式，还改良加入了一点自己的设计，所以她穿出去的衣服，又时髦又前卫。

    不过，真正把设计时装梦化为现实的，不是张爱玲，不是陆小曼，不是唐瑛，而是被徐志摩抛弃了的张幼仪。她在离婚后开了上海滩著名的女式服装店云裳服装公司。l965年，台湾的《传记文学》为这家公司的老板归属还起过一场争辩。先是容天圻在第十卷第一期撰文《陆小曼与云裳服装公司》，说这家公司是唐瑛和陆小曼合资创办的，并刊登了一幅照片。照片下面有文字说明，说照片上的小女孩是宋春舫的女儿，左边穿洋装花裙，襟上结一大红花的是唐瑛，唐瑛旁边穿西装打花格领带，留着小胡子的是江小鹣，最右边穿旗袍的是陆小曼，旗袍袖子改为西式的可能就是她自己设计的。唐瑛后面的那位男子，据照片的原持有人说，可能是张幼仪的弟弟张禹九。因为在这之前，梁实秋曾经在《谈徐志摩》文中说“云裳公司根本与陆小曼无关，那是志摩的前夫人张幼仪女士创办的”，所以《传记文学》在发表容文之前，把文章给梁实秋看了，梁看后回信说，云裳公司确实与陆小曼没有关系，是张幼仪办的，且说“知道云裳的人，在台湾还有”。《传记文学》编者在按语中“希望确知上海云裳服装公司的人，能够有所补充，而使这一有趣的小考证，有更圆满的结果”。

    于是，第二期的刊物上就登出了新月派成员刘英士的文章《谈云裳公司及其人事背景》，详细地谈了云裳公司创办的过程：

    1926年初春，张幼仪与七弟景秋（留法）、八弟禹九（留美）一起回国，住慕尔鸣路张公馆。刚回来总要添置新衣，张老太太便请来一位南翔的裁缝，名叫阿梅，此人手艺极好，只要听清雇主的构想，就能做好衣裳。当年夏秋间，张公馆搬到西摩路。不久幼仪的母亲去世，全家需要穿素服，阿梅又一次显示了他在裁剪方面的才能，最终使幼仪下了决心，在当时还算偏僻的王家沙电车站东边静安寺路开了一间不大的服装公司。

    不过，在唐振常先生主编的大型画册《近代上海繁华梦》上，有云裳服装公司的一帧照片，说明文字为：“位于静安寺路斜桥弄附近的云裳公司，是旧上海首屈一指的女式服装店，由当时沪上美术界名人江小鹣、邵洵关和名交际花唐瑛合资开办，所以该店的服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采，并首创以时装模特儿做示范。”而1927年8月3日，徐志摩也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新办两家店铺，新月书店想老兄有得听到，还有一爿云裳公司，专为小姐娘们出主意，老兄不笑话吗？”听口气，倒像是徐志摩办的。不过，唐瑛也好，徐志摩也罢，应该都只是给云裳服装公司撑撑门面，真正的经营者，无疑是张幼仪。

    “云裳”把世界最流行的服装款式拷贝到中国，有人做过统计，在巴黎流行的某一款时装，10天之后，基本上就会出现在上海街头。1927年冬天，上海以及附近的南京、苏州、无锡等城市的大街上，凡是有时髦女子出现的地方，就会有一道道由云裳牌大衣组成的亮丽风景。

    各式民国奇葩装束已成回忆

    相比之下，北平的时髦风似乎朴素一些。1918年夏天，张元济一家从上海到北京玩，住在北京饭店38、39号。张的孩子们都很小，一天在北京饭店西餐厅用餐，进来两男两女，女的都穿旗袍，一粉红，一淡绿，头上梳个发髻。这两个是满族的贵族妇女，因为那时汉族女子都穿裙子，由此可见，旗袍的全国性流行，还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事情。旗袍流行之后，样式变得厉害，北京的当铺便有个有趣的规矩，不收旗袍，因为旗袍的样式变化太快，要是不赎，死号之后卖不出去，也不能改作他用，只能烂在铺子里。不过，刚开始的旗袍，似乎还是那种前清的老款式，就像张爱玲在《十八春》里说的“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第一个改良旗袍的，是住在紫禁城里的末代皇后婉容。她的御用裁缝李春芳回忆，旗袍本来都是肥大的款式，某天婉容突发奇想，叫李春芳给她做一件能显出曲线的旗袍。旗袍做好之后，婉容试了试，觉得非常满意，却不敢再穿，只是很有先见地下断语道：“我琢磨着，以后的人穿旗袍，不会穿这种短气儿的。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抗战胜利后，北平曾经一度流行灰背大衣这样的女装。素有“桃色将军”之名的孙元良也带着爱妾跟风到瑞蚨祥挑选大衣。店家一看来客势头不小，自然分外殷勤，优礼有加。孙等登楼环顾，见货品琳琅满目，自恃有钱，任意挑选。店中也将最好的灰背大衣一一陈列。不料这两位顾客并不识货，挑来挑去，也只是凭价码判定货色高低。他们从500万、600万看到800万，心犹不甘，便问：“还有价值更高的没有？”店中人已看出买方并不识货，也识破了他们的心思，送上门的冤大头不宰白不宰，于是回答：“柜上佳品，已尽于此，如要更好的，须到仓库去取，可否请您稍等。”孙点头后，店里即派人出门，但并非去仓库，而是到附近祥谦益取来一件灰背大衣。这件大衣标价600万，在橱窗里摆了大半年也没卖出去。瑞蚨祥拿过来，换上自己的标签，加码至1200万。送到楼上，店中人告诉孙元良，这是无上妙品，不遇识家是不轻易拿出的。孙听后甚为满意，仿佛自己真成了“识家”，欣然付账而去。孙元良后来官至兵团司令，败逃台湾后解甲从商，一直活到104岁。有趣的是，这位当年在瑞蚨祥被涮了一把的将军，晚年当上了台湾一家绸布公司的董事长。不过，他的儿子没有继承父业，而是成为一名电影演员，但名声似乎比父亲更大，他叫秦汉。

    北大的顾随似乎是教授中最会穿衣服的一个。他冬天上课的时候，里面要穿春绸衬绒布袍子，外面套丝绵或者灰鼠的袍子，最外面再套大毛的袍子，还要围黑绒线围巾。据说这种穿法在北平是独一份儿，他进教室之后，先摘围巾，一件件脱掉袍子，到了下课，再一件件穿上。相比之下，清华的马约翰一年四季都是一个打扮：短袖衬衫、打领结、打猎式西式短裤和羊毛长筒袜子，这也许也是一种时髦。最应该时髦的胡适在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都是穿着蓝布大褂，冬天罩在皮袍子外面，春秋罩在夹袍外面。夏天除了偶尔穿夏布杭纺大褂外，一般也是一件蓝布大褂。于是，有一年冬天中文系开会，散会后胡适和杨振声一起走出来，当时杨穿着獭皮领礼服呢的中式大衣，戴着一顶獭皮土耳其式的帽子，嘴里含着烟斗，走在最前面；而胡适则穿着蓝布大褂和棉袍走在后面，还替杨夹着皮包，乍一看，杨振声更像校长，胡适倒像一个跟班了。不过，1921年夏天，胡适去上海考察，茅盾见到的胡适，却是一副“少爷”打扮：“我只觉得这位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他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这倒象征了胡适之为人。七八年以后，十里洋场的阔少爷也很多这样打扮的，是不是从胡适学来，那可不得而知。”

    男人的奇装异服还是得出现在上海。常常容易被误会成林徽因的诗人林微音经常在夏天穿一身黑纺绸的短衫裤在马路上面走，胸前的口袋上放一角白手帕，纽扣洞里挂一朵白兰花。施蛰存特别痛恨他这种打扮，据说有天“在一条僻静的马路上被一个印度巡捕拉住，以为他是一个‘相公’（男妓）。他这一套衣装，一般是上海‘白相人’才穿的”[2]。

    附注

    [1]之所以叫这个花名，是严小姐坐自备轿车来上课。轿车配有司机，她自己也会开车，车牌号是84号。一些男生就将“84”的英文念成沪语“爱的花”。

    [2]施蛰存，《林微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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