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奴郁达夫

    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拿到800万瑞典克朗之后，宣称要在北京买房子，假如鲁迅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骂他蠢。

    鲁迅的“京漂”生活始于1912年5月，刚到北京，住在他的作品里经常出现的S会馆。这便是山会邑馆，即绍兴会馆，“山会”指山阴县和会稽县，这两个县是清代绍兴府所在地。北京的会馆，大多是京官为了方便家乡读书人来京应试及候补官员暂住捐建的，同乡求居例不交租，或只交很少一点管理费，鲁迅当时交的租金也不多，居住环境便可想而知。第一天住，“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肥虫（臭虫）三四十，乃卧桌上以避之。”[1]鲁迅在会馆住了7年半，先住藤花馆，因不堪喧闹，1916年搬入补树书屋。补树书屋是一所相对独立的小院，因为在院中的槐树上吊死过人，才没有被人抢住。补树书屋有4间朝东的正房，和两间“北向小舍”。鲁迅先住正房的南屋，后让给周作人，自己移住光线较暗的北屋。他的名作《狂人日记》就是在这里撰就的。

    这样的住宿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何况后来周作人来了，兄弟两人还打算接来绍兴的老母同住。鲁迅就开始考虑买房子。第一次买房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买的是北京新街口八道弯11号的一套住宅。这是一套典型的三进大四合院，前后3个院落，有21间坐北朝南的正房，还有几间厢房，成交价是3500块银元。

    这对鲁迅来说是一笔巨资，他便和弟弟周作人合计，把绍兴老家的祖宅卖了，卖价1000块，鲁迅又去银行申请了为期3个月的短期贷款，贷了500块，房款才算凑齐。别看这小小的500块，鲁迅贷款的利息很高，3个月的短期贷款，利息是13%，贷500块，得还565块，相当于年利52%。

    这还不算完，买完房子，还有一大笔税等着鲁迅哥俩来交。在1919年买房，需要缴3%的契税、8%的教育附加费、9%的教员经费、5%的解厅自治费，还有2%的参议会经费。民国时期，似乎是没有什么期房现房的，房产交易都是二手交易，鲁迅买的这套也不例外，在交房时，他们还遭遇了卖主的敲诈，把本该房主缴纳的佣金也交了。

    为了买房操碎了心的还有荀慧生，1930年前后，之前一直租房的荀慧生经历了上海的大红大紫，声名大涨，上海演出的包银，也让他第一次有了底气，打算起买房的事情。买房的另一个原因，是房东的房租越来越贵，且经常能找到各种要钱理由。1929年6月，荀慧生分别和夫人、陈墨香等人去看了5处房子，因为这个月，房东以修房为名义要了数次钱。

    看房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漫天要价的夸张房东，比如他在庚午年4月15日的日记里说：“三时偕堃芳至保安寺街潘家河沿看房，房主贾世五夸张太甚，一砖一石均言与众不同，索价亦昂，余笑而归。”1931年6月初二下午4点，虽然下雨，他还是和雷少臣、吴堃芳前往椿树三条看房，看完回来，他在日记上写道：“此房甚好。”第二天，他就请人去看风水，随后便约了房东谈买房的事情，买房不易，荀慧生在当天的日记里说：“余为该房辛苦可以损寿十年，可怜可怜！”

    荀慧生能够买房，源于他在上海的丰厚收入。1929年，上海大舞台邀请他在1930年演戏，出了18000大洋的打包价，并且爽快地先付了1000大洋的定金。根据北平市社会调查所当时的调查，北京小学教员、人力车夫、三等巡警、纺织厂工人和店员每家平均月收入只有16块大洋，而北平市财政局土地股评价委员会调查与评估全城住宅，小洋楼最贵，每间均价400块大洋；普通楼房次之，每间均价176块大洋；四合院瓦房再次之，每间均价130块大洋；普通平房再次之，每间均价80块大洋。民国时北平的房价走向，和现在一样受区位影响，以当时市面上交易最多的普通瓦房为例，单价最高的都集中在正阳门大街、王府井大街、珠市口、大栅栏、廊房头条、西河沿东部这些地方，每平方丈（1平方丈大约是11平方米）能卖到370块大洋。1914年，梁启超曾经预备在正阳门附近买房。10月1日，他写信告诉女儿思顺：“细瓦厂屋略可定局，客厅及吾书房之家具可装束待发。”这里所说的细瓦厂，位于北京正阳门内西侧，西交民巷之北，国家大剧院的西南，新华门的正南方，有前细瓦厂和后细瓦厂之别，梁启超将要买下的这所住宅为前细瓦厂4号，房价14000块现大洋，梁启超在这一年写给女儿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大约因买此屋负债二万元（月息八厘），每月出息百六十元。”不过他认为，每月利息相当于租房的租金，“总算便宜”。由此可见正阳门房价之一斑。次贵是西长安街、东安门大街、户部街南夹道、金鱼胡同、干面胡同、方巾巷、闹市口、沟沿头等地，每平方丈能卖到310块大洋；再次是马市大街、羊市大街、猪市大街、花市大街、西直门大街、鼓楼东大街、南闹市口、北闹市口、太平桥、鸭子庙、什锦街、府右街这些地方，每平方丈能卖到235块大洋。

    这样一比，鲁迅买房，实在是不够精明。虽然和荀慧生的高薪不能相比，鲁迅在教育部上班也曾经拿到300块的月薪，再加上给报刊写稿、给出版社译书，每月最高收入可达到五六百块。第一次买房不到4年，鲁迅因为跟周作人发生矛盾，搬出了八道湾。先搬到砖塔胡同租民房暂时安身，同时又筹划着买第二套房子。1924年5月，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瞧中一处四合院（就是现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花800块大洋买了下来。这座四合院只有3间南房，3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小厢房，没有跨院，正房后面有一口井，几棵树，一片小小的花园。这套房子，鲁迅还是借钱，借了朋友许寿裳400块大洋，借了另一个朋友齐宗颐400块大洋。

    也许因为两次买房都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鲁迅到上海后，再也没有买过房子。无论是北四川路194号（拉摩斯公寓）A3楼4室还是山阴路（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都是租来的房子。没有买房，第一个原因是上海的房价比北京贵。鲁迅到上海安家的1927年，正是上海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上升期，一直到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房地产市场才陷入低谷。当年夏天，公共租界空关的西式房屋1292宅，中式房屋3395幢。全市建筑资金投入量从1930年的7151.1816万银两减为1932年的3554.1万银两；少了一半。公共租界内新建房屋数量亦从1931的8699幢降至1932年的3439幢，减少了60%。房地产交易额也从1931年的18300万元跌到1932年的2500万元，仅及上年的13%。就是到1936年，公共租界空房仍达8960幢，占当时公共租界全部房屋的10.9%。还出现了减少或取消顶费、免租数月等促销手段。即便如此，鲁迅还是想租房，没动买房的念头。

    鲁迅不仅自己不买房，也劝说周围人不必买房，比如对于热衷做房奴的郁达夫，鲁迅便数次写信阻止。《鲁迅日记》1933年12月29日之日记，载有“下午映霞及达夫来”之语，接下来一天，即12月30日，鲁迅日记中又载有“午后为映霞书四幅一律云：‘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沙浩荡足行吟。’”这首诗后来被编入《鲁迅文集》，诗名是《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可见鲁迅对于郁达夫迁居杭州一事，有许多不满。

    但郁达夫不同意，他一直很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早在1932年，郁达夫就开始独自在杭州写稿憋着攒盖房子的钱。11月10日，他在客居的旅馆里给住在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的爱妻王映霞写信，说“《弱女子》落得卖去，有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了，最低不得比一千元少。这钱卖了，可以到杭州来买地皮或房子”。1933年的春天，他在杭州官场弄63号南侧一块空地处，看到了一所雅号“风雨茅庐”的新居所，这就是郁达夫在信中提到要买的那块地皮。郁达夫的确卖掉了他的那本著名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的版权，得到的1000块大洋都拿去买了这块地皮。这本小说，由于其描写内容的尺度大胆，大量涉及同性恋和不伦之恋，虽然只有区区20000多字，在当时却卖到了1000块大洋的高价。折算下来，每千字近50块大洋的稿费，在当时行价仅在每千字7块大洋的出版界，也是个实实在在的天价了。

    仅过了十来天，身在杭州的郁达夫又给王映霞去了一封信，再次谈到另一篇稿子的稿费问题。他在信中说：“我将有一篇东西寄出，字数在八千字左右。你送去后，可先向刘某说明，此系创作，非十元千字不可也。中华数字，也同商务一样，标点空格都须除去，必要十元千字才能合算。”这里所说的“一篇东西”是指郁达夫的另一篇短篇小说《瓢儿和尚》，这篇8000字的稿子，即使按照他合算的计价法，也只有区区的80块钱罢了。可见，没有限制级内容的写作，时价确实是很低的；而郁达夫有没有把这80块钱投入到“风雨茅庐”的建设基金中，我们尚不得而知。

    事实上，拼上当时郁达夫的全部身家和他能拿在手里的全部稿费，在用于买地置业时，还是捉襟见肘的。他左右盘算，按那时的物价，这所“风雨茅庐”最少也得5000块大洋才可以搞定：其中1000块买地皮，4000块造房子。他左挑右选，最终不得已在场官弄一庵堂旁的一块空地上造了这间风雨茅庐。说不得已，是因为一般造房总要避开庵堂寺院，从风水学角度而言，这样的选址大致对宅主不利。而且即便如此，5000块大洋的建设基金，多半还是郁达夫靠向朋友举债筹来的。

    郁达夫盯着杭州的地皮，编辑盯着郁达夫的稿子，房东盯着元宝

    1933年4月，郁达夫从上海举家移居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在《移家琐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郁达夫对新家的喜爱：“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原来我那新寓，是在军备局的北方，而三面的土山，系遥接着城墙……‘好得很！好得很！’我心里在想，‘前有图书，后有武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对新居却很不以为然，虽然她为这个房子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尤其是她的夫君在新房装修期间，因为烦于泥土砖瓦半途“逃跑”了，装修工程，王映霞也没少操心。但对于“风雨茅庐”这个名字，王映霞觉得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事实上，郁达夫在“风雨茅庐”只住了3天，便又赶往福州供职。随着抗日战争的战线往南蔓延，郁达夫远在福州任职，王映霞则独自带着孩子和老母在漫天烽火中逃难，“风雨茅庐”没能在风雨飘摇的世道中为郁达夫和王映霞遮风挡雨，最终成为一所无主物业。如今的“风雨茅庐”仍然立在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2007年被修缮一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附注

    [1]鲁迅，《壬子日记》，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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