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出趟远门，就要执手相看泪眼，到断肠时终不甘心，腰间解玉佩，发上去簪子，袖里出丝帕，侯朝宗和李香君的桃花扇，钱玉莲和王十朋的木头荆钗，欧阳子秀与蕊芝的香罗帕，不分贵贱，都是一份真情。甚至还有送花椒定情的，《诗经·陈风·东门之枌》里的男子获赠的信物，便是一束花椒，因为籽多，有多子的兆头，得到此物，当然便是成功的讯号。
然而那怀揣信物的人匹马梁州远走，再见时多半沧海桑田，情分只剩杯薄酒。信物总容易丢，《珍珠塔》里的表姐，把家传的宝物珍珠塔当作信物送给表弟方卿，怕他不收，包在点心里，然而再见，却发现是在别人手中，那瞬间，面如死灰，心如刀绞；拿着破镜能够重圆的乐昌公主和徐德言是幸运的，但也要有个大度的杨素，挥挥手肯成全这段姻缘，要不然，凭你如何拼凑这破镜，也无非是人在天涯各一方。然而，有关信物更多的结局是悲剧，桃花扇的主人最终最多是拿着信物的人午夜梦回时辗转反侧，把那定情物摩挲两下，顿时觉得自己也不是那么薄情。
被吴宓苦苦追求的毛彦文有一个想象不到的信物，1986年11月，毛彦文将一枚纪念别针送给表侄女朱韶云保存，这是她的表兄朱君毅1917年在北京清华学堂毕业时送给她的，也是当年毛彦文与朱君毅相恋的信物，这枚胸针，毛彦文保存了69年。1916年，朱君毅开始追求毛彦文，起初毛彦文并不同意。她说：“倘你我真的缔结婚姻，不是证明社会人士对我们的诽谤是对的吗？其二，近亲结婚，对后代不好；其三，我的学问远不如你，未便高攀……”这种拒绝初读似乎绝情，其实倒有些小儿女之态，朱君毅见了这封信有些手足无措，便请教好友吴宓，吴宓见了大为艳羡，说“你的表妹可以与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海伦媲美，你无论如何要抓住她不放”。在两人的商量下，朱君毅再次求爱，山盟海誓，彼此的爱情犹如郎山须水，亘古不变。这一次，毛彦文没有拒绝。
之后，朱君毅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毛彦文去了吴兴湖郡女校，彼此约定：“心如江郎之石，情似须女之泉。”毛彦文的爱情掏心掏肺的，即使是多年后回忆起来，“我对于这位知识丰富，见闻广阔的‘五哥’敬爱有加，认为他是世上最有学问、唯一可靠的人，因之对他事事依赖，步步相随，如果有半天不见，便心烦意乱，莫知所从”。毛彦文甚至觉得，表哥就是她的一切：“我自幼至青年，二十余年只爱你一人，不，只认识一个男人，这个人是我的上帝，我的生命，我的一切。”[1]一开始，这对恋人每隔两周便通信一次，甚至将鸿来雁去的通信按“仁、义、礼、智、信”代表5个年头编了号；但最后的两年，朱君毅的信越来越少，害得毛彦文茶饭无心，坐立不安。
1922年，朱君毅回国。其间大病一场，全由毛彦文悉心照料，“日间奔走于学校及医院之间，夜间坐在你病榻前陪伴，倦时便在椅子上假寐……我变成你的特别看护。你病情稍微好转后，我常为你烧点流质食物。凡是来探病的友人，无不交口赞我，所以我在东大教授群中，有‘贤惠’之名”。[2]当所有人都期待着这对恋人终成佳话时，朱君毅突然给毛彦文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啰里啰唆，但主旨只有一条——要求解除婚约。可笑的是，理由跟当年毛彦文拒绝朱君毅的一样，彼此没有真正的爱情，近亲不能结婚，两人性情不合。
毛彦文无疑是晴天霹雳，她很快发现，所谓的理由其实都是废话，真正的原因是，朱君毅当时爱上了汇文女子中学的某一女生。1924年，他们最终解除婚约，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1963年，朱君毅病逝，已经经历过一次婚姻的毛彦文知道这一消息后，写下了长达15页的《悼君毅》一文，我们从文中才知道，她并没有放下：“为了这个噩耗，使我心乱如麻，旧情复炽，夜间失眠，所有沉淀在脑中往事都一一浮现，那么清晰，那么真实。君毅往矣。我的创痕并非平复。”热烈追求毛彦文的吴宓如果看到这篇文章，大概也能释然，因为毛彦文在文章里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接受其他的男人：“你对我的教训太惨痛了，从此我失去对男人的信心，更否决了爱情的存在，和你分手后近十年间，虽不乏有人追求，我竟一概拒绝。理由是：以你我从小相爱，又在同一个环境中长大，你尚见异思迁，中途变心，偶然认识的人，何能可靠……你在我幼稚的心灵中播下初恋的种子，生根滋长，永不枯萎。你我虽形体上决绝将近四十年，但你仍在我梦中出现，梦中的你我依然那样年轻，那样相爱，你仍是为我梦里的心上人！”不知道当69年后，她把那枚胸针拿出来的时候，是否真正放下了多年前那段苦涩的初恋？
信物就是这样，容易令人尴尬，但人们还是那么乐此不疲，比如徐悲鸿，他看见蒋棠珍时，便把自己乡下的黄脸婆抛在脑后，展开热烈追求。蒋小姐同意和他私奔之后，他便私下为她取了一个名字：碧薇，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薇”。他把碧薇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然后便带着蒋小姐一起私奔。蒋小姐从此跟他流落天涯，家人不得不把石头装进棺材，假装她急病去世。私奔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过惯了小姐生活的蒋碧薇，要为人妇，洗衣做饭养育子女，何况伺候的，那是一位画家。好容易盼到一点安稳日子，徐悲鸿先生送人戒指的瘾头又犯了。
安徽安庆的才女孙多慈高中毕业，报考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落榜，做了徐悲鸿教授的旁听生。第一次见面，徐悲鸿面对这位17岁少女心中一动，称赞她“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徐悲鸿很快就发现孙多慈内秀外美，不仅绘画的感悟极好，而且性格温柔体贴。孙多慈对于早闻大名的徐悲鸿更是充满崇拜和敬爱，没多久，孙多慈就成了徐悲鸿画室的常客。徐悲鸿意识到自己似乎对孙多慈有了别样的感觉，因为害怕无法自控，徐悲鸿给远在宜兴的蒋碧薇写了一封信：“你快点回南京吧！你要是再不回来，我恐怕要爱上别人了！”徐悲鸿的坦诚招来蒋碧薇一顿大骂。徐悲鸿觉得孙多慈更加温柔可亲了。
徐悲鸿得了红豆，情难自禁，被人拍了下来
1934年10月，徐悲鸿带领孙多慈等十几个学生到天目山采风。在高大的红豆树下，孙多慈选了两颗红豆送给徐悲鸿。送红豆真是最俗套的传情方式，萧红就曾经将鲁迅和许广平夫妇送给她的四颗南国红豆转送给端木蕻良作为定情信物。收到红豆的徐悲鸿先生当然激动不已，两个人貌似因为过于忘情，做了些出格的事——抱了，吻了，这一幕被写生的同学偷拍到了。
这次约会还产生了附加产品，徐悲鸿从天目山回来之后，以二人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一幅油画《台城夜月》。那两枚红豆，则被徐悲鸿拿到银楼打了一对戒指，把红豆镶入其中，一个刻着“慈”字，一个刻着“悲”字，不知道刻着“慈悲”的徐先生，有没有想起没多少年之前，他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
聪明的蒋碧薇当然看出了《台城月夜》的端倪，她很快也听说了红豆戒指的传闻，这件事，一看就是徐先生的风格。夫妇之间的口水大战，由此拉开并逐步升级。蒋碧薇当时就把那幅《台城月夜》画像搬走了，她对艺术系的人说，这幅画，永远也不能让它面世。蒋碧薇私藏了徐悲鸿的这幅画，多年后，有人问起徐悲鸿的这幅《台城月夜》，蒋碧薇充满遗憾地说：“其实，那幅画我并没有销毁，我藏在了家里一个角落里，后来被白蚁腐蚀，尽管我一再修补，那幅画还是坏了。”除了藏起这幅画，蒋碧薇还让仆人把门口的一百棵枫树苗都砍了，然后点着了生火。因为这一百棵枫树苗是孙多慈送给徐悲鸿的。徐悲鸿对悍妻有些惧怕，为了抗议，他只好刻了一个印章，叫“无枫堂”。
徐悲鸿最终的两位戒指女角——孙多慈和蒋碧薇都离开了他，看来把戒指作为信物有时不大靠谱。陆小曼送给徐志摩的定情信物也是一只戒指，戒指是翡翠的，由成色非常好的“勒马玉”雕琢而成，非常名贵，徐志摩很喜欢这只戒指，一直戴在手上。1926年年初，在家闹着要娶陆小曼的徐志摩几经周折，终于等到了回国的张幼仪。当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问张幼仪是否同意和徐志摩离婚的时候，张幼仪毫不迟疑地说“是”。徐老太爷怔了一下，接着问她：“那么，你反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吗？”张幼仪又一次毫不迟疑地回答：“不反对。”这让徐老太爷大惊失色，他原以为她会极力阻挠徐志摩的婚事，并且求公公婆婆为自己主持正义。而坐在一旁的徐志摩也没想到张幼仪答应得这么痛快，于是立刻站起来，走到她面前说：“真是太谢谢你了！”说完后他喜不自胜，简直要跳起来，奔到窗前张开双臂想要把自己的满腔喜悦大喊出来，没想到手上的戒指突然滑落了，顺着手张开的方向飞了出去。徐志摩赶紧跑到窗户外边去找，但是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在一旁看到这一幕的张幼仪却不由得内心一紧，刚刚得到可以结婚的消息就把戒指丢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最终，果然一语成谶，诗人终究以一种惨烈的方式，离开了陆小曼。
送信物的人对于信物是有着执念的，徐悲鸿送来送去，总是送戒指；曹禺送来送去，总是送作品。1934年1月，《雷雨》单行本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当中有一册专门印制的精装本，曹禺专门签名，送给未婚妻郑秀作为定情信物，从此走上了“定情不送礼，专门送作品”的道路。1940年3月，方瑞和曹禺相识并相恋，受方瑞性格的启发，曹禺很快完成了《北京人》的创作。而当中“愫方”这个角色，曹禺赋予了她温柔如水的性格。她永远都打扮得淡雅而朴素，气质文静，这些都与方瑞非常相似。而“愫方”这个名字，更是取自方瑞的母亲“方愫悌”中的两个字。为了感谢方瑞的支持，在《北京人》初版之时，曹禺曾经在扉页上题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词句，后来，曹禺承认，这是写给方瑞的。1978年，曹禺写成了他“文革”后的首部作品《王昭君》。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时任上海京剧院三团团长的李玉茹，在看到《王昭君》之后很有感触，希望可以将传统京剧《昭君出塞》与这部新剧结合起来，编排一出全新的《王昭君》。曹禺听到她要改编《王昭君》时，笑着以“你现在太胖了，不能演王昭君了”作答。随后，他去了上海，这部《王昭君》也成就了曹禺晚年的最后一段恋情。
相比之下，还是章太炎的信物最实惠，国学大师完全按照旧风俗进行，要送金饰为信物，且为四件。在友人的资助下，章太炎购得金戒、金镯、金锁，尚缺其一，想了半天，想到黎元洪当初曾赠送给他一枚开国纪念金章，于是凑成四数，最终抱得佳人归。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文定礼也完全依照旧制。1927年，梁启超已经病重入院，因此写信让仲弟梁启勋代为筹措这对璧人的庙见大礼、文定大礼。“特因思成已决定在美结婚（我及思顺如此主张，彼两小未完全同意），婚仪太简率，所以想在文定礼上稍微郑重庄严一点，我既不来京，一切由弟代理便是。”由信中可知，举办庙见礼时，梁思成已决定于东北大学应聘。尽管两人不在国内，但梁启超认为婚姻之事不能草率，当时林父（林长民）去世不久，这场订婚礼的郑重也是给予林家的安慰，“坐位是林家大媒首席，我家大媒次之，汝代表主人须亲自送酒言席陪客”，信中提到的玉印，虽然只是聘礼中的一件，形质、印文无不考虑周全，慈父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聘物林家用一玉印，据君庸言该印本是一对，故当仲恕未购定玉佩以前，曾与君庸言两家各购其一，印文互刻新郎新妇名。今我家既已购定，本来最好是林家并购双印送我，但不便作此要求，仍由我家购其一便是。但我家所购者印文拟不刻徽音（林徽因原名）名，但刻‘长宜子孙’四字阴文，请讬君庸代购代刻。”而“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在和妻子廖翠凤结婚时，送出了一份最特别的信物——一纸燃烧的婚书！在和妻子的结婚典礼上，当着众宾客的面，林语堂拿出婚书，对新婚妻子廖翠凤说：“婚书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我把它烧了！”林语堂和廖翠凤，风雨60年，始终相伴，共度白头。
附注
[1]毛彦文，《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2]同上，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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