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在巴黎的拥护者

    巴黎成为双方争斗的阵地，两派都因过于愤激和仇恨而不能和解，要想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和战争状态，必然要通过武力解决，以一派战胜另一派为结果。热月党人正处在发展上升阶段，胜利将属于他们。在审判南特革命委员那一天，委员们为自己申辩，说自己只是执行卡里埃残酷镇压的命令，因此国民公会应该对卡里埃进行审判，卡里埃得到了为自己辩护的许可，他将自己的残酷行为归咎于旺代郡叛军的暴行以及在几次内战中产生的亢奋情绪。他说：“在我采取行动的紧急关头，已经忘记了人道，那些反对我的人若是站在我的位置，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我在南特拯救了共和国，我为祖国而生，我也将为祖国而死。”五百个表决者中，有四百九十八人对卡里埃的控诉投赞成票，其余两人则表示有条件地赞成。

    当看到人们控诉的对象从附属性质的代理人转到代表本身，为了保护日益受到威胁的党派，害怕失败的雅各宾派试图鼓动群众。但他们却遭到了“金色青年”和各区的人的包围，这些企图解散俱乐部的人闯入雅各宾派的会场，在那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包围者用石块砸开窗子，冲进大门，毫不费力就驱散了雅各宾派的抵抗。雅各宾派前往国民公会，控诉所遭受的暴力行动，要求惩罚闹事的人。但负责这件事的卢贝尔却不维护雅各宾派，他说：“是雅各宾建立了暴政，也是雅各宾拥护和追随暴政；是雅各宾让整个法国笼罩在悲哀中，让每个家庭失望，也是雅各宾在共和国到处设置监狱，将共和制度弄得人人恐惧，甚至戴着枷锁的奴隶都不愿活下去。如今，你们还在惋惜我们曾经历的那种可怕制度，如果你们没有勇气表明态度，那么你们将永远失去共和国。”国民公会暂停了雅各宾派的一切活动，因为不敢一下子就将其消灭，于是计划首先对他们进行清洗和改组。

    对这项法令，雅各宾派置之不理，他们拿着武器在开会地点集合，得到消息的热月党人再次前来进攻。雅各宾派占据各个门口，准备自卫，战斗刚开始时，他们抓了对方几个人，但由于寡不敌众，很快便被解除了武装败下阵来。他们在退走的路上备受侮辱，遭到嘲骂和拳打脚踢。第二天，国民公会派人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封存了簿册文件，从此，雅各宾派的社团彻底消失。当初，政府为了击退反法联军，赋予共和国一切防卫力量时，它曾经为革命提供动力，在如今的形势下，它则成为建立新秩序的阻碍。随着局势的变化，自由代替独裁成为必然。像俱乐部联合会那样过于滥用的特殊权力，必然随着支持这种权力的党派的失败而结束。

    卡里埃在革命法庭不断受到审讯，最后和他的大部分共谋者一起被判刑。在审判他的同时，杜埃的梅兰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召回因反对5月31日革命而被逐出议会的七十三名代表。梅兰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国民公会恢复了七十三人的职位，这七十三人要求召回以前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代表，他们的要求遭到了强烈反对。新的两委员会委员和热月党人都担心，假如同意他们的请求，将会使革命行动受到非难。此外，他们也害怕在已经分裂的国民公会中又产生一个新的党派，遭到新的敌人的反对。

    共和派反革命的目的是回到1793年10月3日逮捕七十三名代表的日子，而不是1793年6月2日逮捕二十二人的日子。在打倒罗伯斯庇尔和救国委员会以后，共和派的反革命又开始进攻马拉和山岳党。人们继续革除十头政治时期的各种制度，撤销了恐怖时期颁布的驱逐教士和贵族的法令，废除最高限价法，结束了对商业的苛政。人们最大限度地用自由来代替救国委员会的专制压迫，在这一时期，报纸开始独立、恢复了天主教仪式、发还了两委员会时期没收的联邦主义者的财产。这种对革命政府彻头彻尾的反对，很快就延伸到马拉和山岳党身上。

    热月9日以后，人们为了建立一种较高的革命威望来与罗伯斯庇尔对抗，就选择了马拉，并且授予马拉进入先贤祠的荣誉。而今，这个可怕的蛊惑家也受到了攻击。马拉的半身像曾树立在国民公会、剧院、公共场所和群众会堂，“金色青年”首先打碎了他在斐多剧院的半身像，山岳党对此表示抗议，国民公会却宣布，任何公民只有在死后十年方能获得进入先贤祠的荣誉，半身像才可以安置在国民公会里，并且撤除了在会议厅里的马拉半身像。这一举动引起了郊区的骚动，于是支持议会的各市区就前往郊区游行，并且推倒了巴黎荣誉军人院对面山上的雕像，这座大力士扼杀九头蛇的巨大雕像曾是山岳党胜利和统治的纪念物。

    曾经被放逐的国民公会代表在这时也被召回，并且撤销了之前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的法令。伊斯纳尔和卢韦写信给国民公会要求恢复本人的权力，但人们却因为5月31日事件的后果和各郡的暴动对这两个人十分不满。西哀耶斯说：“我们不要混淆了暴民肆虐和依法行事，那些得到我们敌对势力支持的人，在5月31日和6月2日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的行为绝不是爱国主义事业，而是暴政的一种阴谋。大家已经看到，到目前为止，大会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5月31日以前，国民公会受到群众的压力；热月9日前，国民公会在暴政的支配下压迫群众；热月9日以后，国民公会重新掌握了权力，正义得到伸张。”

    为了使大会重新团结一致，为拯救共和国提供保证，西哀耶斯提议召回被放逐的代表，在梅兰的建议下，被放逐的二十二名国民公会代表在十八个月之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席位，其中伊斯纳尔、卢韦、郎热内、克尔维勒冈、亨利·拉·里维埃、拉雷韦耶尔·勒波、勒萨日等人都是吉伦特派的残存人物。他们与温和派联合起来，出于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昔日的敌人忘却了曾经为了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开始团结起来。

    这成为主张共和、反对保王派的人与主张制定可行宪法、反对革命派的人和解的开始，撤销了对联邦主义者采取的一切措施，吉伦特派人成为共和派反革命力量的首脑。由于国民公会在反动力量的控制下企图弥补一切和惩罚一切，于是在司法方面实行了过激行动。因为人们对过去的罪行深恶痛绝，对过去的痛苦记忆犹新，因此在采取方针上又陷入了以暴制暴的误区。从前以牺牲资产阶级来保全群众，以牺牲商人来维护消费者，如今则恰恰相反，最高限价法被投机牟利取代，群众的检举人由中产阶级的告密者接替。那些参加过独裁政府的人遭到了激烈的控诉，到处响起要求惩罚“恐怖分子”的呼吁声。

    被控诉的“恐怖分子”的范围逐渐扩大，各郡也开始检举过去的地方专员。这个人数众多的党，由于广泛和持续的复仇威胁，已濒于绝望，失去了权力的它也不足为惧。出于害怕放逐和其他原因，吉伦特派产生了反叛的意图。在革命时期，劳动力和生产品大为减少，富人入狱，穷人掌权，在取消最高限价法之后，为了补偿之前强加于自己的损失，商人和农场主开始抬高粮价。另一个困难则是指券失掉信用，实际价值跌到票面价值的十五分之一，因此，人们开始普遍追求硬币。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硬币因被追求而被藏匿，纸币的跌价便更加厉害。因为粮食紧缺，人民使用指券甚至买不到吃的，极度穷困的部门将原因归咎于政府，甚至开始怀念不久前有面包、有权力的救国委员会时期。国民公会委派粮食委员会来解决巴黎的粮食问题，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付出昂贵代价，每天也只能运来一千五百袋面粉，一天运一次来解决城市的最低需要。

    芽月运动

    在最后一批吉伦特派人归来后不久，国民公会在风月12日下令逮捕了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和瓦迪埃，对他们的审讯定在芽月3日。为了阻止审讯，在来复日和各区集会的日子，即芽月1日（1795年3月20日），这几个人的拥护者发动了暴动。他们以半请愿半暴动的方式从圣安东和圣马索两个郊区出发，要求国民公会发放面包、实施1793年宪法并且释放爱国者。没过多久，国民公会遭受威胁、雅各宾派将要援救他们首领的消息便四散传开。城区的五千公民和“金色青年”的队伍一起担任大会守卫，驱散了郊区的群众。

    受到教训的大会接受了西哀耶斯的建议，下令恢复从前的戒严令，被称为“大治安法”。这次援救行动没有成功，芽月3日，俾约－瓦伦等人在国民公会受审，只有瓦迪埃缺席。大会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上诉书中列举了他们对人民施行暴政、对国民公会施加压力的很多证据，但被告们巧妙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们把责任都推到了罗伯斯庇尔身上，并且坚持说他们执行的都是国民公会通过、救国委员会同意采取的措施。他们原来的同僚也证明他们是为了保卫共和国和拯救人民才这样做的，并表示愿意分担他们的责任。被称为“山顶上的人”的山岳党残余也极力支持他们。

    这样的控诉和答辩进行了九天，各郊区都发生了很大骚动，群众集会从芽月1日一直持续到12日，终于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希望这次能实现阻止审讯的目的。这次暴动的群众人数更多，个个情绪高昂，他们冲破守卫闯进大会会堂，旧山岳党的代表表示了支持，其他各党派的代表则惊慌失措，会议被迫中断，救国委员会敲响了警钟。没多久，临近城区的公民便集合起来，携带武器前来给国民公会解围。国民公会作出了流放被告的判处决定，逮捕了支持暴动的康邦、吕昂、莱奥纳尔·布尔东、杜里奥、夏斯勒、阿马尔和勒库安特尔等十七名旧山岳党代表。这些人在第二天全部被押解到哈姆堡。

    芽月12日事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各郊区暂时被击退，因为要彻底消灭一个党派，必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完全肃清其残余势力和影响。在民主派的许多问题解决后，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宪法问题。是群众占优势还是资产阶级占优势，完全取决于宪法如何制定。为了能恢复失去的权力，维护革命政府的人坚持1793年的民主宪法；他们的对手则主张建立一个新宪法，来保证自己的统治，将政权集中在中产阶级手中。

    两派将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次决战，由于1793年的宪法是人民批准的，因此在反对起来很费心思。他们首先答应实施这个宪法，然后成立十一人委员会拟定“宪法实施纲要”，之后在实施过程中，以宪法分散政权进行反对，最后，一个城区代表团将1793年宪法称为“用恐怖政策强行制定的十头政治的宪法”。这样一来，那些拥护1793年宪法的人因为愤慨而准备举行暴动来维护这个宪法。但这次革命没有公社的强力支持，没有总司令负责指挥，对象也不是之前的国民公会和驯顺的城区，因此不能获得和上次5月31日革命一样的结果。

    牧月1日暴动

    由于芽月1日和12日两次暴动的失败教训，叛乱者想要弥补他们在组织方面和行动目的上的缺陷。于是他们在牧月1日（5月20日）以“要求面包和恢复自身权力的起义人民”的名义发动暴动，宣布了以下决定：取消革命政府，实施1793年民主宪法，释放爱国者，撤除政府现任官员职务并逮捕，于牧月25日召开初级议会，于获月25日召开立法议会代替国民公会。占领关卡、电报局，夺取警炮、警钟、大鼓，并成立一个新的市政机关作为活动中心，除非全法国人民的粮食、安宁、幸福和自由得到保证，否则不会罢休。他们以人民的旗帜号召炮兵、宪兵、步兵和骑兵，并向国民公会进军。

    这时的国民公会，正忙于讨论如何制止人民因饥饿而引起的暴动，根本没有发觉这次大规模暴动的任何迹象，因此并未采取措施来防止或反击这次暴动。得到消息后，国民公会即刻宣布长期开会，下令紧闭城门，命令巴黎政府负责代表们的安全，宣布聚众滋事的首领将不受法律保护，并且号召各区的公民拿起武器，任命勒让德尔、亨利·拉·里维埃尔、克尔维勒冈等八个专员领导各区。

    他们刚出发，最外面的门就被冲开了，许多喊着“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妇女冲上旁听席，国民公会以坚定的态度接见了她们，议长韦尼埃试图安抚她们，但被一阵可怕的喧嚷压住了声音。郊区的暴动者很快便冲到里面，用斧头和铁锤砸开大门，暴动群众涌到国民公会中心，一时间，会场成为了战场。代表奥基手执军刀率领着担任大会警卫的老兵和宪兵，刚开始他们俘虏了几个人击退了进攻者，但更多的暴动者不断冲进国民公会，暴动者在会议厅中连发数枪，瞄准了正在主持会议的布瓦锡·丹格拉斯，代表费罗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却被刺刀砍成重伤，暴动者误认为他是弗雷隆，将他拖到走廊里砍下了头颅，并挑在长矛上。

    战斗结束后暴动者占据了会议厅，大部分代表逃跑，支持这次暴动的旧山岳党人占据讲坛，夺回办公场所，重新宣布了起义宣言中的所有条款。罗默担任他们的代言人，成立了一个由布尔勃特、迪罗瓦、迪凯努瓦、马恩郡的普里厄和苏布拉尼（他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执行委员会，宣布召回被囚禁的同僚、实施民主宪法、撤销敌对者的职务、恢复雅各宾派的活动，希望以此来恢复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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