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不满与反抗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愤怒的已不仅仅是人民了，至少有一部分贵族也惊慌起来。他们从教会的发展中看出：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不满足于粉碎人民群众的改革，甚至将玷污第一次宗教改革，它破坏了历代国王所创立、贵族们所采纳的制度。贵族们过去一直宣扬国王至高无上的神赋权利，现在还必须承认主教们的神赋权利；贵族们过去曾污辱教会，分享从教会夺来的赃物，现在却要向教会卑躬屈膝。贵族们感觉，不仅他们的阶级正遭到危险，他们的财产也岌岌可危。他们看不惯教士的神气十足，他们听说不久后一个普通教士也能与国内最高贵的绅士平起平坐，他们将会看到大主教和他的走狗们都享有官职，享受国王的几乎全部恩宠；而贵族在失去旧日的光辉、自由和势力以后，国王的恩宠本是他们唯一的补偿。查理不仅诚心崇拜教士，还在抬举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强有力的支持，来反对人民的抗争。总而言之，谴责政府行为的倾向和对政府动机的怀疑，不久便发展为怨声载道。从城市的工厂到白厅的客座，到处都是不满之声。

    更高阶级的人士也对宫廷表现出不满，而且出现说长道短、百无禁忌的现象，这是一向不曾有过的。国人最敬重的几个高等贵族皆退隐到自己的庄园，以远离政治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在伦敦及国王左右，到处弥漫着独立和调查研究的气氛，甚至渗透到过去那充满奴才气的无聊的议事会里。自从伊丽莎白时代以来，对科学和文学的爱好已不再是教授们的专利。那时宫廷喜欢与著名人士、哲学家、学者、诗人、美术家做朋友，喜欢和有学问、有文才的人交谈，以此作为新的卖弄方式和高贵消遣。这些集会，无论在酒店还是贵族公馆里举行，都喜欢讽刺那些不奉国教的虔诚信徒们，说他们性格古板、行为疯狂，人们称这种信徒为清教徒。可是当查理在位时，文学家与世情练达的人聚在一起，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比从前更加尖锐，而且必须回避当权者。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和道德、宗教方面的问题，谈起来妙语横生，有声有色。从外地旅游回来的青年，在法学院学习的人们，思想认真、活跃的人，都很热心地参与讨论。在这些集会中，塞尔登介绍他的学术珍藏；奇林沃思谈论他对宗教信仰的怀疑；福尔克兰勋爵（当时还很年轻）请众人到他家中聚会，人们把他的花园比作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园。这些集会里没有派系，只有自由和坚强有力的意见。这些人不为私利或个人意志所束缚，只是乐于交流见解，以慷慨激昂的情绪互相鼓舞。他们无拘无束地讨论，所追求的只是真理与正义。这些人不是因激情和危险结合起来的，也没有任何具体的宗旨或目标，他们只是一致憎恶专制，藐视宫廷，并对议会表示遗憾。他们企求一种改革，尽管知道这种希望是微薄的，但在他们自由思想的深处，这个改革将会终结他们的忧虑，实现他们的全部愿望。

    那些离宫廷稍远、阶级较低、文化稍差的人却拥有更加严厉的感情，他们虽思想狭隘，却更富决断。乡绅们的愤怒，更多指向政治专制。高等贵族与封建制度已经腐败动摇，人民对高等贵族的尊重就大大减弱。乡绅们自认为是《大宪章》的继承人，他们不断互相提醒，从前先祖是如何与国王抗争的，先祖的一言一行是如何成为法律的。现在他们的权利、自由甚至财产，都受制于国王和阁臣们，自然十分气愤。他们既不搞哲学理论的研究，也不会引经据典地区分各种制度的差别，他们一心只想着下议院。在他们看来，下议院代表贵族与平民的古老联合，只有议会能够重新恢复并保障民众的自由，当然人们心中的议会只是下议院。当时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想法：议会拥有无所不包的权利，这是合乎法律的。大多数绅士对教会的管理方式没有特别意见，更没有破坏教会的想法。他们并不敌视主教制，但讨厌主教们，认为他们是专制制度的帮凶。宗教改革的时候，广大公民曾获得选举权，以防止神权干预世俗的政务。如今国教教士们却要努力恢复罗马教廷失去的权力。乡间的贵族和绅士们并非不愿承认主教制，但条件是教会不得要求政权与神权，英格兰不许存在罗马教皇的继任者，主教们不许干预国家政事，而且只能遵照本国法律办理各教区的宗教事务。

    城市里地位较高的市民、乡村里大部分小乡绅和几乎所有的地主，他们的情绪更加激烈，尤其是对于宗教事务。他们热心地坚持改革大业，渴望彻底实现自己的重要主张，痛恨一切与天主教教皇制有关的东西。他们说，原始基督教会朴素的礼拜形式和纯洁的信条，都被天主教教皇制金字塔式的统治机构破坏无遗了。他们又说，第一次教会改革，新使徒兹温利斯、卡尔文、诺克斯等人很快就取消了这种专横制度和它大肆铺张的偶像崇拜仪式。福音是他们奉行的规章，早期的基督教会是他们的模范。只有英格兰顽固地走在教皇制的道路上，因此人们问道：主教们的苛刻程度难道不比罗马更严酷么？主教们的行为比罗马更遵循福音么？主教们的骄横亚于罗马吗？他们和罗马一样，心中只想着权力与富贵；他们和罗马一样，不喜欢严肃的作风、自由的祈祷；他们和罗马一样，要求将基督徒心灵的感应统统纳入刻板的繁文缛节之中；他们和罗马一样，用俗不可耐的赛会式表演来取代耶稣基督生气勃勃的语言。在神圣的安息日中，真正的基督教徒们难道不想回到自己的家里举行虔敬的礼拜仪式么？可是无论在什么广场，什么街道，都有游戏的喧哗或酗酒滋事给他们的默祷带来侮辱性的打扰。主教们居然不满足于这样渎圣的消遣，甚至鼓舞他们——不，几乎是命令他们做这些事，唯恐人民尝到更神圣的乐趣。主教们声色俱厉地命令大家恪守教会法律的每个细节，但若有人认真守法，他们又会制定新法来找他的麻烦。他们压迫恭顺的人，激起心志高傲的人起来造反。四面八方都在强调真正信仰的敌人的准则、习惯和主张。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抛弃福音呢？为什么要压制最热心的基督教徒呢？他们所维护的权力不是福音带来的，也绝不是早期基督教信徒们所知道的。人们希望废除主教制，使教会再度独立自主，由权利均等的牧师和淳朴的福音传道士共同管理基督徒的纪律，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会。等宗教改革成功后，便不会再有人崇拜偶像或实行专制，也就不用再害怕天主教教皇制卷土重来。现在这个教派已经到了门口，正要侵犯上帝的庭院，而看门人正在准备迎敌呢。

    在宗教改革初期，这些见解已开始暗暗酝酿，人民看见很多有钱有势的人支持他们，便加强了信心。当时虽然不曾发生变乱，国家的整体情况和面貌却在慢慢改变。在1582年和1616年，少数不奉国教的人已正式与英格兰国教会分裂，自称为布朗派与独立派，形成两个小教派。它们拒不承认教会的全面统治，声称信教团体都有权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安排自己的礼拜方式。从这个时期起，几个私立信教团体陆续建立起来，他们人数不多，又很贫穷，与国家、教会都很疏远。他们毫无自卫的手段，因此一旦被查出便会遭到迫害，大部分人只能逃到荷兰。但是不久以后，对自由的渴望与对祖国的热爱便在他们内心斗争起来。为了兼顾这两方面，他们与亲友们商量，想前往一处属于英国却还不太为人所知的净土——美洲大陆。于是，有钱人变卖财产，置船储粮，在一个他们所奉教派牧师的带领下前往荷兰，与朋友们同赴北美洲。当时那里已经有人开始做开垦殖民地的努力了。但是由于船只较少，要去的人太多，不能悉数装走，每当这时，大家便在海滩聚集，双方在牧师的带领下互相祈祷，礼拜送别。最后一部分人扬帆而去，剩下的人只能再等机会渡海，将来与亲友们会合。这样的远征已经进行过好几次，并没遇到太大障碍，因为难民们都是无名之辈。不料，1637年，国王忽然得知出海人数增多，而且大量财富被带走，据说本国已经失去一千二百万镑的钱财。现在已不仅是少数孱弱无名的异教徒感觉到虐政压迫了，一些原本并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了。政府的所作所为令自己声名狼藉，以致成千上万阶级不同、贫富不同、目的不同的人们离开本土。1637年5月1日，政府颁令禁止人民出洋。此时，正有八条船停泊在泰晤士河上，准备起航，船上的人包括皮姆、哈斯勒里格、汉普登和克伦威尔。

    他们不该为躲避专制而逃走，因为人民已经开始反抗专制。现在人民追求的已不止恢复法律的秩序，甚至不止废除主教制，有个大党派正在策划这种双重改革。四面八方都有从教会分离出来的小集团，以对某一教义做出解释来作为它们的标志。有以拒绝某某仪式为表征的，也有以打倒整个主教制、主张信徒们绝对独立并且只信赖圣灵为特点的。尽管劳德的异端裁判法庭很活跃，但各种小教派还是在市镇的地窖、乡间的粮仓或森林中集会。那些因聚会而招致的危险与困难，都更激励牧师及听讲人的想象力。他们在聚会的地方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甚至通宵达旦，祈祷、唱圣诗、求上帝启示、诅咒敌人。他们受到全国人民的荫庇与保护。不久之后，人们对那些不奉国教的人，不问名字、信条，也不问他们有什么想法，都统统另眼相看，给予最大的信任。因此，他们索性将自己的服饰举止与别人区分开来，即使在迫害他们的人面前，也敢于公开表示意见。他们穿黑衣裳，剪很短的头发，戴高顶宽边帽子，无论走到哪里，群众总是敬重他们，称他们为圣者。尽管到处受到迫害，但他们声誉日高，甚至连伪君子之流也宣称站在他们一边。破产的商人、失业的工匠，甚至因沉湎酒色而为众人所不齿的人，但凡想抬高自己的身价，无不仿效圣者的服饰举止、说话腔调，通过人民对圣者的信任来取得欢迎和保护。在政治事务中，这样的风气也日益扩大，不过没有那么混乱。在较低阶级的人民中，前所未有的平等观念开始流行，这是他们受到生活条件改善或者是宗教见解的影响；在较高的社会阶层，一些自视甚高又坦诚直率的人士开始鄙视宫廷，看不起无用的旧法律。他们思潮高涨，慷慨激昂。他们常在静坐读书或私会密友时，想象更为简单有效的社会制度。还有很多人动机不那么纯洁，平时对各种信仰都淡然处之，行为上也一向放荡。他们很想出现无政府状态，以便大显身手，实现野心，至少也可以不再受束手束脚的麻烦。狂热与放荡，真诚与诈伪，敬重古法与蔑视旧制，合法的愿望与图谋不轨的期望，这一切会合起来，酿成了泛滥于整个国家的愤怒。大家聚集起来反对这个权利，它的专制暴政在不同阶级、不同见解的人们中间激起了同样的深仇大恨。同时，君权的鲁莽行事和软弱无力，也给地位低下的党派和胆量最大的梦想家带来活力和希望。

    在一段时期内，国王与内阁竟没有察觉出群众中正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政府与国民疏远，又不曾遇到强烈的反抗，因此虽有一些困阻，但国王仍充满自信。为替自己的行为辩护，政府曾多次声明，流行在各处的思想很不妥当。但是暂时的怀疑并未使它谨慎起来，它一方面畏惧仇敌，另一方面却又轻视仇敌。政府觉得有必要加强压迫，但这并未让它认清形势，相反凭着一股十分愚蠢的骄气，使政府将采取严厉措施镇压这些与日俱增的危险错当作是自己强大力量的表现。

    1636年间，各种小册子在英格兰满天飞，它们反对宠信天主教徒，反对宫廷的乱象，特别反对劳德与主教们的独裁苛政。虽然星法院严禁这样的小册子出版，但是现在小册子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而且传播得十分广泛，人们还急于先睹为快。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能看到这种小册子，大胆的走私商人甚至从荷兰运来成千上万册，大发横财；教堂里也在评论这些小册子，劳德虽然霸道，却还无法完全清除教堂里的清教徒。内阁看到使用平常的严厉手段毫无效果，更加怒气冲天，便决心试用其他方法，于是将律师普林、神学家伯顿、医生巴斯特威克拘捕到星法院受审。

    被告被传到庭，法庭要他们当场辩护，不然就判他们已经招认罪行。被告答称，因为法庭没有提供纸笔墨水，他们不能写辩护书。于是供给他们纸笔墨水，但规定须有一个律师在辩护书上签名。他们选了一个律师，但法庭拖了几天都不许律师进牢与他们见面；律师终于进牢了，却不肯签字，因为怕得罪法庭。没有别的律师肯担任这件事，犯人们就请法庭允许他们在辩护书上签自己的名字。法庭不准，恐吓说，没有律师签字的辩护书是无效的。普林说道：“大人呀，你们是叫我们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法庭只是把说过的话又重复一遍。最后开堂审讯，一来便对其中一个犯人大施侮辱。四年前，普林曾因另一本小册子被判割去两耳的刑罚。法官芬奇看着他说：“我过去以为普林先生没有耳朵，不过现在看来他还是有耳朵的。”于是好几个裁判官都仔细观察他，法庭的纠察员为使法官们满意，就拉起犯人的头发，露出两耳来。他们看见普林的耳朵没被割去就很不高兴地责备他。普林说道：“我希望大人们不要见怪，我祈求上帝赐给你们耳朵，以便能听见人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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