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处在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当时清王朝内忧外患，然而这些都没有阻碍曾国藩的一番抱负，他整顿政风、兴办洋务，为清王朝的中兴做了自己的贡献。
精识务实，亲力亲为
“旁观者清，浮夸者伪”。客观世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不会因为多加几个修饰词就改变了性质。所以，真正有所成就的人，所谓严谨务实的人，应当能够舍弃虚名，躬身入局。
曾国藩的一生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人科举为官、从军、救世无一不包含了务实和亲躬。其中，他对躬身实践最为执著，坚决不在危难之时闲做看客，事事由自身做起，虚心务实。他认为，凡事只留在口头都是没有意义的空头支票。若想让事情有本质的改进还需要用心去做。
躬身入局首先要求入局者做得正、行得端，这样才能对事情有积极的影响。正如《论语》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自己的行为对别人，对事态的发展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曾国藩深有体会地说：“为官应从州县起，方得立住脚。”
此外，良好的态度只是前提，还应有坚忍的性格，危难时候能咬牙坚持。世上没有不能胜任的事只有无法坚持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之后，曾国藩得出这样一个认识：无论什么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然要经得住磨练。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由此可见，意志也是很重要的成功要素之一。
他给湘军名将刘松山写过两封信，教导他面对困难的态度：“凡享有大名者，无不从坚忍艰苦而成。”鼓励对方越是艰苦之时越应支撑。所谓“坚忍”就是遇到逆境不低头不气馁，继续努力，直到成功。
曾国藩的一生讲求实用不尚空谈，认为说到就要做到。不管有多少艰难也绝不后退和放弃，即使举步维艰也不停下脚步。因为初入官场时的多言和空谈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所以成熟之后都不忘提醒子弟和后人：做大事者，切戒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实际行动是最好的能力证明。这一点对后世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为官治军的目的无非是要胜利。但必须审时度势，认清大局，该放弃的利益必须放弃，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精识是务实的前提，亲力亲为是务实的表现。由此可知，真正的务实精神是一门学问，需要虚心学习、踏实实践才有可能明白。
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在此前提下，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躬身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
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日；“见鲍春霆欤？”日：“然。”曾又日：“穿黄马褂耶？”日：“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遑，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亦不可不知之。此事可谓口到之至也。
曾国藩认为，做事能躬亲实践，且能行得端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体会到亲自实践的重要。
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从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曾国藩在两江做总督时，也曾经说：“作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躬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曾国藩说：
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北宋吕蒙正为相，节制嗜欲。朝中有一官员家藏古镜，自称能照二里，想通过吕蒙正的弟弟进献给他，以求升迁。吕蒙正笑着说：“我脸面不过镜子大，安用照两里？”吕蒙正的弟弟才不敢再说了。
诸葛亮说：“屋漏在下，止之在上。”所以说，下边的流弊应该在上边杜绝，作为一个领导者就不能不端正自己的行为，要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能不谨慎吗？
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躬身人局的办法，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躬身人局的意义。为此他人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了人们所推崇的一个精神偶像。这表明：曾国藩的“入局”说即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太小。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精识是务实的前提，亲力亲为是务实的表现。由此可知，真正的务实精神是一门学问，需要虚心学习、踏实实践才有可能明白。曾国藩的一生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人科举为官、从军、救世无一不包含了务实和亲躬。其中，他对躬身实践最为执著，坚决不在危难之时闲做看客，事事由自身做起，虚心务实。他认为，凡事只留在口头都是没有意义的空头支票。若想让事情有本质的改进还需要用心去做。
廉洁奉公，淡泊名利
为官不贪是对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曾国藩虽然读了书，做了官，却仍然不改其质朴踏实的“乡下人”本色，从而平民色彩在他身上也有所体现。他曾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弟弟曾国潢：“俭以养廉，直而能忍。”后来，他又提起这件事说：“余往年撰联赠弟，有俭以养德，直而能忍二语。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为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下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平费，周济人情，亦有一俭字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吾弟以为然否？”
曾国藩在刚刚踏入仕途的时候，就为自己定下“廉明勤政”的原则。他写信告诉家人，千万不要到衙门里去干涉公事，如果一旦进入衙门卷入是非，不仪会是自己显得没风度，还会令朝中做官的家人没有脸面，地方上的长官也会因此而左右为难。所以自家有事，宁愿吃亏，也不要与别人对峙公堂，免得被别人说自家仗势欺人。
有一次，曾国藩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曾国藩知道后很是恼火，马上写信加以劝阻，并讲了一些廉洁奉公的道理。他的叔父接到信后觉得侄子不讲情面，不善于利用官场关系，曾国藩无奈，只得把老父亲请出来，拿出祖训规劝叔父，这才制止了叔父的错误行为。
曾国藩在京做官时俸禄很少，后来，皇上让他去四川任正考官，他这才得到为官生涯中最高额的俸银，不久便寄回老家接济家人。曾国藩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人，且以“勤俭”二字严于律己。他一生官位显达，但终身俭朴过着朴素的生活，他曾说：“我做官二十年，从不敢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朴节约可以，稍稍丰盛也可，但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不愿的。”他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
在清代众多的清官中，曾国藩独推崇汤斌，他认为汤斌是清朝的一流人物。曾国藩无论官居何位，却总以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他在位时，“署中没有敢以苞苴进者”，其夫人“无珍玩之饰”。
同治五年六月，曾国藩已是封爵开府，但仍时时不忘祖父在他中进士以后所说的话。祖父对他父亲说：宽一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将这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决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的女儿崇德老人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黄翼升是长沙人，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很多年，在曾国藩组建水师时，他鞍前马后帮了许多忙，是曾国藩的爱将。建立淮扬水师后，黄翼升被提升为统带。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曾国藩正值用人之际想调回黄翼升，曾多次写信与李鸿章商量都没有结果。因黄翼升本性宽厚，性情温良，深受众将士拥戴，所以，曾国藩千方百计要将其调回。李鸿章也非常尊崇并重视黄翼升，视他为左膀右臂，因此坚决不给，曾、李二人为此事相持不下，险些反目。
黄翼升其时身处两难境地，左右不是。这个时候，其夫人出面调解，事情才有了缓和的余地。黄夫人设法要拜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待到曾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蒲翠钥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顶前来拜寿，当着众宾客的面，黄夫人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好收黄夫人为干女儿。事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说明这件事情，刚开始曾国藩很生气，但转而一想，此举既能缓解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关系，又能笼络将心，正符合了他以和为贵的原则，便不再说什么。
曾国藩官至大学士后仍两袖清风，廉洁自好，老朋友都戏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日常穿戴曾国藩通常是旧衣布鞋，还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曾国藩一生“不贪财”，“不苟取”，“更不要非分之钱”，这就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观其一生为官处事之道，也的确如此。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曾国藩无论官居何位，却总以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他在位时，“署中没有敢以苞苴进者”，其夫人“无珍玩之饰”。曾国藩一生“不贪财”，“不苟取”，“更不要非分之钱”，这就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观其一生为官处事之道，也的确如此。
勤政爱民，体恤百姓
勤、恕、廉、明，是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四字之中最不容易做到的，他认为是明字。而求明之诀，他认为是勤字。所以，他认为为官最要紧的是勤字。他认为：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是人。所以，他一生都在勤奋学习。
曾国藩说：“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
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曾国藩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知道了仁爱二字，却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它也会失去它。知道了它，心中的仁能守住，不是庄严而谨慎地对待它，行动也就没有礼规，也就不是好的了。
守住了仁爱，就能看到人的性情，人的心血；守住了仁，就能看到人的德行，人的威严，人的仪表。行动有礼节，就能看到人的规范和道法。三者结合起来，就能看到圣人的风范和气象。
曾国藩一世廉洁，勤政爱民，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命，减免税赋。他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这种尽职尽责的精神很让一般人折服。
1851年12月28日，曾国藩对人民的疾苦向咸丰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其中提到了三个造成人民疾苦的主要原因：一是银价太高，钱粮难交。二是盗贼太多，良民难以安生。三是冤案太多，百姓申冤难。
曾国藩认为，养民是为民，做官也是为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让人深恶痛绝的事情。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谣，更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就可以的。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真心实意地去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至于“爱民”，曾国藩在给沅弟的家书中屡次提及，而且做得也很到位。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沅弟说：“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容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要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到，而寸心总未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还提道：“无论是与士兵还是与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与官民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人，也不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之所以在官场上不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至于说到曾国藩爱民的原因，他在给沅弟的信中说：“吾辈不幸生在乱世，又不幸而带后，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又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这里说的是办理军事，每天以杀人为职业，所以不能爱民。这是从职业方面着想的。
咸丰七年（1857年）十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围荃说：“我从前在江西，之所以郁郁不得志，第一，不能干预民众的事情，没有施惠于民众的地位，满腹仁爱的心思没有地方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属省里的文武官僚，接见有稽查，语言有监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属地方绅士与我往来，便因此受到责咎。因为以上三点，便郁郁不乐，没法施展，然而，这只是不适宜驻扎省城而生出的许多烦恼罢了。弟弟现在不驻扎在省城，除了接见官员这件事，没有必要计论以外，其他爱民和联络两件事，都应该实实在在去做。”
咸丰八年五月初六，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我不因为弟弟得官阶而高兴，而喜欢弟弟做官吏的才能过于带兵的才能，将来或者可以做一个刚正廉明的官长，切实做几件对老百姓有实惠的事情，那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长兄的幸运！”
不过对于“爱”，曾国藩认为如果功夫不够，也会出现负面影响。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曾国荃说：“周济土绅、百姓，不是泛爱博施，只偶见一家之中，杀害几口人的，流转迁徙，回来缺吃的，房屋被烧，流离失所的，或给数千金，以应急需。”
关于这一点，曾国藩进一步阐述说：“施仁的方法，如果没有亲见，而泛泛去找受害人救济，与造册发赈二样，那么带兵的人专干沽名的事，一定被地方官所惑，并且有挂一漏万的忧虑，弟弟的见解切中事理，我是因为过去湖口绅士受害的惨况，没有力量救济，所以推而达于吉安，不是叫弟弟无缘无故去做沽名钓誉的事。”
爱要真实，也就是心中要守住“仁爱”，这样权力再大，也会把百姓装在心里。爱还要掌握方法，不能因“偏爱”、“错爱”引起纷乱与不安。爱是自然的情感表达，不求回报，尤其不可沽名钓誉。
从曾国藩的家书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百姓的爱。
曾国藩认为国家贫穷并不是最可怕的事，也不值得忧虑，最可怕的是民心涣散，社会风气衰落败坏，一个国家如果成了一盘散沙，提不起、放不下，那就会任人欺凌摆布。
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拖着病痛的身子赴直隶领导练兵、治河等事，那年华北大旱，老百姓的日子非常难过。曾国藩在永清、同安一带查阅永定河工程，见“麦稼既已全坏，而稷梁不能下种”的严重灾情，心情非常沉重，“念百姓遭此旱灾，殆无生理”，可自己能做些什么呢？一是向朝廷如实反映，尽快赈灾；二是节衣缩食，搭救穷人；三是恪尽职守，努力工作。这一年，曾国藩清理结案的直隶多年积下的案子达41000余件，“多年尘牍，为之一清”。
当儿子曾纪泽替父亲身体担忧时，曾国藩回信说：“亢旱焦灼，其忧有甚于病耳”，意思是说忧旱情甚于自己的病情。曾国藩如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其思想境界无论从儒家还是从道家，都能找到其心灵皈依的精神底蕴。
儒家思想从基本方向来说是民本主义，“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把民升到至关重要的地位。
曾国藩从儒家思想中总结出官与民之间的纽带是“爱”，于是发出“爱民为第一义”的心声。他反对战争，因为战争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如果不得已而打仗，就得“树兵勇正气，不犯民众秋毫”，要求部属们“不吸烟，不扰民，二者是吾辈办事根本”。
他还编写了一首《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第一扎营不要懒，全靠官兵来做主。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与碗。莫派民夫来探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土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我们在这里不得不佩服曾国藩，湘军的胜利与“爱民”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一个封建官僚，曾国藩有为统治阶级笼络人心的一面，但是，他处处为农民的利益着想，与他以民为本的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勤政爱民的好官，他们以民为本，清明廉洁，体恤百姓，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从而政绩突出，青史留名。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好官，他始终都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从严治吏，罚奸除邪
民间流行一句话：国家多一个清官就少了一个贪官。为了减少贪官对社会的危害，从严治吏势在必行。曾国藩在当时就认清了这一点，所以他加大了从严治吏的力度，提倡治吏手段要严厉。
曾国藩为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计划将那些退缩、琐屑、敷衍、颟顸的官僚“转移”，淘汰冗官，建立起一支振作有为、精干而有效率的官吏队伍。
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他对原有的官吏进行，裁革，对官吏的制度作了进一步整顿，把自己信任的人派到了重要的职位上。他在一条奏折中说道，“如今两江直隶的风气坏到各省都不能与之相比。等我到任后，一定要大力整顿，把所有的积案作一次彻底的清理，把停止任意摊派作为首要事务……我决心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的吏治得到有效的整肃。”曾国藩还认为，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肖之人无所畏惧。如果这样，那么百病丛生，不可救药。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治情况和官场的一些风习利弊，他目睹了当时的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面对着这种时局造成的政风颓靡，他心急如焚，勇敢地呈上了几道陈时弊的奏疏。其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上奏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从这一道奏疏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胆识的耿直风格，也为他以后的“平乱”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同治二年，曾国藩抱着“贪劣之吏须严惩”的态度，写下了《特参庐江县知县吴燮和贪劣科派请予革职折》，文中说：“我奉命整顿直隶吏治。我深知直隶地处天子脚下，达官显贵多如牛毛，很多人都有通天的本事，稍有疏忽即会出大问题。种种狡诈贪鄙的行为，确实是超出情理之外，若不从严惩办，凭什么来勉励廉洁、告诫百官呢？应当请示圣旨，将五品衔代理安徽庐江县事候补知县吴燮和立即革职，永不再用，还要下令追回所收亩捐钱米，如数清理上缴，以此来告诫那些营私舞弊、欺骗上司的人。”
随后曾国藩开始清查各官履历。对于要提拔的以及要参劾的官员，曾国藩不但将其历年政绩查阅一番，而且还亲自微服私访。研讨再三，审之又慎，他说自己“连日为此事疲弊精力，恐有差失也”。本着吏治为先的原则，曾国藩在慎重地参劾裁撤一批人以儆效尤的同时，着重从劝导、训化上下功夫。
曾国藩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吏治腐败的恶果，不由得深为吏治的腐败和民心的不满而忧惧。他深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民变四起的现状，仅仅凭借军事镇压，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必须从整饬吏治人手，唤回民心，才能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达到治本的目的。因而曾国藩力倡“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
曾国藩重视法制，主张法治的重要表现是：既不能任意赦免，又不可随便赎罚。他称赞西汉匡衡、东汉吴汉不愿放，三国时期刘备、诸葛亮不谈赦，认为赦免会使子孙不肖，十兵傲慢。曾国藩虽说赎有定数，不排“过失”、“老疾”，似乎特殊情况可以赎罚，但他又强调“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主张有罪必得罚。
这种不准赦免与赎罚，在一定程度上体观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和一律依法办事的原则，但不免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和没有掌握好时宜，并反映了他严厉惩罚农民起义军的立场和态度。
曾国藩重视执法人才的品格、才识，要求执法者既公又明、为民便民，否则立法冉好也会“全失本意”。他强调“任法不如任人”，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对后来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如清光绪年间刑部尚书薛允升说：“有法治而无治人，法亦系虚设耳”。“有法治尤贵有治人。”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认为，执法人才之重要，不仅在立法，更在执法。他说：“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
清朝咸丰年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际，平日里走访路过一个贫困的山区，那里土地贫瘠，老百姓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但这个县地处长江下游，水陆交通便利，经常有朝廷官员路过这里，这个县官免不了迎来送往，吃喝招待，更加重了地方的负担，百姓们苦不堪言。
后来曾国藩直接来管理这个县的一切政务，一天，一位衣着华贵的年轻官吏在驿站指手画脚地骂人，说驿站供应的马太瘦，马鞍太旧，菜食太差，竟把驿吏捆了吊在树上示众。驿站的人慌了，忙跑到县衙告知曾国藩。曾国藩问是什么人如此大胆，驿站的人说是江苏总督胡宪的公子，带了好多箱东西路过这里，并说胡宪是当朝宰相的亲信，没人敢得罪他。曾国藩马上带人赶到驿站，看到几十个大箱小箱都贴着“江苏总督府”的封条时，就明白了这其中的奥妙，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喝道：“呔！哪里狂徒，如此放肆，捆起来。”几个衙役应声上前，当即把胡公子捆了。
“谁敢捆我，我是胡总督的儿子。”曾国藩也不理睬他，命人从树上放下驿吏，接着又叫人撕掉箱子上的封条，一箱箱盘点，总共是8000两银子。曾国藩想：这些银子肯定都是沿途敲诈地方百姓所得。他把脸一沉，喝道：“来人，这个刁徒冒充总督公子，重打20大板！”
衙役们一齐上前将胡公子按倒在地，连打20大板，打得胡公子呼天抢地。
打完了屁股，曾国藩怒斥胡公子说：“你这刁徒，竟敢冒充总督的公子，一路上敲诈这么多银两。想那胡总督一向清廉，教子有方，哪会有你这样的儿子。单凭你给总督脸上抹黑，就该重重治罪。你若老实交待了，我就派人把你交给胡总督，请他亲自处置你这恶棍。”
胡公子平日横行乡里，哪见过这阵势，刚才的20大板屁股已被打肿了，现在又要他老实交待，怎么个交待法？若一口咬定自己是胡总督的儿子，说不定会被活活打死。他想：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只要这瘟官把我交给了总督，那还不等于送我回了家？到那时再叫父亲宰了这瘟官。他想好后说：“大老爷，小人实不姓胡，我叫张三，是冒充胡公子到各地骗钱的。小人该死，请大老爷千万别把我交给胡总督。”
曾国藩一听暗笑，这家伙挺滑呢，巴不得把他交给总督，却把话反着说。曾国藩说：“我得抓住凭据，再放你回去。”又问：“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实话？”
“回老爷，小人交代的旬句是真，若有半句假话，任大老爷处置。”
“好，笔墨伺候！”曾国藩一声吩咐，衙役就把文房四宝放到了胡公子面前。胡公子这时有些犹豫了，但望了望满面怒容的曾国藩不敢改口，提笔在录供上签上了“张三”字样，并按上了指印。
接着，曾国藩给胡总督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有一刁徒张三冒充贵公子过敝县，诈银两、捆驿吏，横行霸道。久闻总督公正清廉，每巡视地方时再三告诫不准铺张浪费，不准送礼，以免增加百姓负担，下官对总督爱民之心深为感动。没想到这刁徒竟敢假冒总督公子之大名，到处招摇诈骗，可恶之极。为了总督清白之声誉，下官已没收张三敲诈所得纹银8000两纳入国库，再派衙役押送张三及其帮凶四名到府，由总督大人裁处，并将张三招供画押字据一并呈上。
事后，胡公子被押送到了总督府，胡宪见儿子一副狼狈的样子大吃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看了曾国藩的信，才知道自己被曾国藩戏弄了。
原来胡宪无论到哪里巡视，都要出布告“安民”，表白自己清廉，至于下属送他金银珠宝，他都来者不拒。胡宪明白曾国藩肯定是从他前任那里知道了他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内幕，这才借他儿子发泄对他的不满。
胡宪气得嘴脸乌青，但又想不出出气的办法，蠢猪般的儿子竞招了供画了押，连报复曾国藩的把柄都捞不到。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民间流行一句话：国家多一个清官就少了一个贪官。为了减少贪官对社会的危害，从严治吏势在必行。曾国藩在当时就认清了这一点，所以他加大了从严治吏的力度，提倡治吏手段要严厉。
公而忘私，自尽厥职
曾国藩由学入仕，作为清王朝的一名汉族官员，真正做到了不辞劳苦、勤于政务，以朝廷和百姓为重；忠于朝廷，大公无私。当然，清王朝也没有亏待曾国藩，给了他诸多殊荣。
在官场上，自古以来贪官污吏就为数不少，但不能否认也存在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
1849年2月，曾国藩荣膺礼部侍郎，从此仕途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对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教诲。两天以后。曾国藩开始赴任视事。礼部在六部中属于清要部门，大小琐事仍然繁多。作为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他的属员就有百余人，除了感到公事繁忙外，曾国藩的应酬私事也很多，他几乎没有一丝的闲暇。
父亲曾麟书为曾国藩担当大任而兴奋不已。但曾麟书也很了解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他唯恐曾国藩有什么差错，立即给曾围藩写信一封，教诲于他，大意是说：官阶虽然高，但待人要谦虚，对待一切的应酬也是这样。见到恩师要尽到门生的本分和礼仪。对待与你同龄的人应该有恭谦的情谊。至于同乡为官的何予贞，他为你祖父七十大寿所写的序非常好，有这样学问好品行又端正的人，你应该好好待他。你的前辈立石梧做陕西巡抚时，你路过他处对你很好，还教你不少东西使你获益良多，他现在任两江提督了，每年都要去信问候一下。若以后有人想徇私贿赂你，应当立即拒绝。做官就要为公忘私，尽职尽责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公私分明不仅仅是个人的秉性，更是受到了家庭教育的影响。曾国藩自读书之日起就怀着匡济天下、公而忘私的理想和抱负，在实践中他是这样做的。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也以此训导自己的子侄和学生。在他的带动下，曾氏兄弟和门人都投入了维护清统治的镇压太平天国战争。1858年11月，太平军陈玉成部攻打曾国华、李续宾的湘军大营，一代悍将曾国华、李续宾战死。曾国藩对此万分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一定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并建议曾国荃作文以抒其意。重要的一个理由是曾国华舍身保家卫国，死得十分惨烈，因此他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
祸不单行的是，四年后曾国藩的小弟弟曾围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的心情更加悲痛，还写了一副情意深切的挽联：“天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接连夕匕于军中，他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在他写的挽联中“同哭天涯急难人”一句，不仅抒发了自己的悲痛，更是替天下因为战火而骨肉分离的人们心痛。曾国藩还致信李鸿章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由此可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公与私之间如何取舍是人生一道必做的选择题。
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二十日晚，曾国藩和赵烈文像往常一样在一起闲聊。曾国藩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祷。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割。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扑，尔后九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意思是说，全国统一安定的局面已经很久了，势必渐渐走向分裂。但皇帝的权威一向很重，割据风气尚未形成，除非中央政府首先烂掉，否则不会出现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以我的揣测。将来的祸患必是中央政府首先垮台，尔后天下无主，人自为政，这种情况的发生大概不会超出五十年了。曾国藩一听，立刻皱起眉头，过了好久才说：“然则当南迁乎？”赵烈文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就是说，恐怕是彻底灭亡，不会再像晋、宋两代那样，出现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的局面。
曾国藩有些不服气，同赵烈文争辩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说：“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曾国藩无言以对，沉默良久方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柘之陨。”实际上多少默认了赵烈文之论。
从此，曾国藩开始反复考虑赵烈文提出的问题，有时他同意赵烈文的看法：“京师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愤乱，恐非能久之道。”有时又不同意赵烈文的看法：奕诉为人“聪颖”。清朝“君德正，勤于政事”，那拉氏大权独揽，遇事“威断”，为前代所无。意思是，清朝大概不会发生像赵烈文所说的那种危机。为此，赵烈文同他争辩说，奕訢“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悚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还说，“勤政”无补于兴亡，“威断”则易受蒙蔽。“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
曾国藩最后虽无言以对，但并未心服，对清朝的所谓“中兴”仍抱有幻想。不久，清政府发来上谕，依总理衙门奏请，令督、抚、将军就外交问题各抒己见，具折奏闻。据说。总理衙门在“折中开诫布公，于十年仓卒定约及历年办理情形，尽去虚文讳饰：于日后如何杜其要挟及条约应准应驳，殷殷下问，颇有中外一家之象”。曾国藩请赵烈文过目后非常兴奋地说：“此折所关甚大。枋国不能如此，中兴其有望乎？”接着又慷慨陈词地说：“国运长短，不系强弱。惟在上者有立国之道，则虽困不亡。”并举南宋和晋朝在强敌威逼下幸存一时的例子得出结论说：“其妙如此，圣人所以动称天命也。”意思是，清朝说不定能像宋晋两代那样，偏安一隅，苟延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的这种侥幸心理一直保持到同治八年（1869年）赴任直隶总督之后。
同治八年，曾国藩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先住在金鱼胡同贤良祠，后移居宣武门外法源寺。在此期间。曾国藩除访亲问友会见各方要员外，还先后四次受到那拉氏的召见，两次参加国宴，并在宴会上以武英殿大学士排汉大臣班次第一。这是曾国藩一生中最感荣耀的活动。在此之前，曾国藩还没有见过那拉氏、同治帝以及奕诉、文祥、宝鋆等军机大臣，通过观察、谈话和访亲问友。他对清政府中的核心人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二月九日。曾国藩从北京动身，沿途巡视永定河等水利设施，直至十六日才到达保定，接任直隶总督。通过一个时期的了解，他发现清朝的实际情况比他原来预料的还糟。到处是一片混乱。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可以依赖的人才，整个清王朝已经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只好眼看着它一天天地沉没下去，再也没有浮起的希望。
五月二十八日。赵烈文到达保定的当天晚上，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吐露了自己的悲观心情：直隶“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仰资于徭役；民则健讼成性，藐然于宪典。加以土瘠多灾，暂晴已旱，一雨辄潦”，使他深感诸事棘手，“一筹莫展”。但最使他失望的还是清政府领导核心中根本没有一个足以力挽狂澜，复兴大清之业的人。他分析清政府中的主要人物说，“两宫（指慈安、慈禧两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诉）、文（文祥）、宝（宝鋆）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伯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良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众更碌碌，甚可优耳”。
曾国藩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他与赵烈文关于清朝能否中兴问题争论的一个总结。赵烈文早就认为，清朝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之后。虽然不少人大肆渲染所谓“同治中兴”，但从上到下竞相腐败，根本没有复兴的希望。经过两年的争论和观察思考，曾国藩基本上同意了赵的论断。得出大体与赵烈文类似的看法：清王朝从上到下都腐败无能。再没有复兴的希望，它的灭亡不过是个时间和具体方式问题。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曾国藩为官是有责任感的。他并不把自己的权力看得太重要，而是把自己一生能做多少事、多大事作为关心的内容，凶为在他看来，这样才不枉做一个好官。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曾国藩由学入仕，作为清王朝的一名汉族官员，真正做到了不辞劳苦、勤于政务，以朝廷和百姓为重；忠于朝廷，大公无私。
兴办洋务，救国救难
曾国藩原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理学家，以后演变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在当时位高权重，由传统的封建政治思想转变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对内维持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从各方面保证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成为他们倾销商品和鸦片的市场，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因此破产；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和满足更加奢侈糜烂的生活需要，加重了封建剥削，阶级矛盾斗争日益尖锐。早已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终于汇成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面对日渐严重的内忧外患，一向抱有“救世”之志的曾国藩，为挽救清王朝的灭顶之灾而开始探索救国之路。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重视并引进了西方的武器，他承认“逆夷所长着，船也、炮也”。在清政府与资本主义列强相抗衡的过程中，他承认资本主义列强的力量强大，他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刀之末”。
洋务运动是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中产生的，有绞杀农民革命的一面，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是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近代的里程碑，从这点上说，它是具有相当革命性的历史变革。洋务运动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从纸上、口头上变成行动，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结构及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历史前进了一大步。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开创者。
曾国藩作为一个封疆大臣，他倡导和创办洋务，其流风余韵对晚清影响很大，他开创了洋务运动的先河，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曾氏早年潜心于程朱理学的研究，但他并不局限于理学的空谈，而倡导经世致用，也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僚，只知安享富贵尊荣，他面对国家民族深重的危机，承袭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向西方学习以求富国强兵。
他曾倡言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求时第一要务”。早在1856年，他就向咸丰帝奏称“制造轮船为救时之要策”。当然，曾国藩从来都不是一个只将行动停留在口头上的“言论家”，很快，他一旦征得清政府的首肯，就立刻积极地投入创办洋务的实践活动中。
曾国藩注意到了西方国家的情况，他提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把购买外国的坚船利炮当作具有全局意义的政策。同治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用徐寿等制造轮船，接着又派容闳“前往西洋购办制器之器。”同治四年，他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厂，附设译书局。同时，曾国藩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和情况的人才。同治十一年，他和李鸿章联衔会奏，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由买船而主张造船，由造船进而主张仿制工作母机，由仿制工作母机进而认识到“洋人制器出于算学”，主张了解西方在技术领域中的某些专门理论；同时主张设立译书局，“专择有研制造之书，详细漏出”；由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和情况的人才，进而主张有意识地培养和造就。
曾国藩在办洋务活动中对资金筹集有一贯的思想，就是重视农业，坚决反对向农户摊派。
他兴办军事工业的费用，主要以军费开支，这些军费中有一部分直接来自厘金，但从未向农民摊派过团练费用。曾国藩对于洋务资金的使用很是珍惜，他坚持铢金寸累的方式办工业，并谆谆告诫下级要爱惜各色物料，并具体提出了各色物料的管理办法。
曾国藩晚年在办洋务运动的生涯中，主要精力是放在了西学东渐、培养科技人才方面，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他的认识也不断提高。
由于翻译西书，使曾国藩认识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他又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了兵工学校，并推行留学教育。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曾国藩接受容闳的建议，奏请选拔幼童出国肆业。
在他的努力下，1870年中国派遣120名幼童分批赴美国留学。为了长久之计，曾国藩在美国修筑了坚固壮丽的楼房，设立了留学生事务所，此举被容闳誉为“将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曾国藩开风气之先，洋务派继续于后，继派幼童赴美留学后，又陆续向欧洲和日本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科技人才。
在学习外国方面，曾国藩反对全盘照抄，认为“善学者自须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他学习外国的方针是根据中国的特点和需要，有针对性地学，“学其所长”的过程中一定要“去其所短”，他能开眼看世界，更能洞察外夷的长短。曾国藩办洋务运动的具体方针政策是立足于自己的动手试制，逐步提高制造能力，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创办自己的工业基础。
曾国藩开创了办洋务的先例，所办洋务虽然项门少、时间短，但意在影响他人。曾围藩在十年间不讲收获，只讲耕耘，以百折不挠的艰苦创业精神从事洋务事业，他所从事的事业不仅初见成效，而且影响深远。曾国藩所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后来发展成为规模宏大的造枪、造炮、造船的江南制造总局、该局的创办和发展为中国的军工制造业起了开拓作用和示范作用，在它的支援和推动下兴起了一批军、民用企业，构成了中国近代工业最初的基础。
曾国藩在培养人才方面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学教育之先河，他选送幼童进入美国中小学学习，冲破了封建传统旧教育的框架，是近代教育史上一项突出的改革，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这批留学生在美国接受了资产阶级新教育的熏陶，学习了近代的科学基础知识，多数人都成了我国最早的造船、铁路、矿务、电报、制造、海防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随着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增多，逐渐形成了我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促进了我国近代社会的不断进步。
应该说，曾国藩所举办的洋务运动，其主导动机乃是为了抵抗外来侵略。他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刺激了中国近代军事、民用工业的发展和壮大，对以后向西方学习经济、科技、军事等，也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另外，洋务运动在抵抗外来军事、经济侵略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军工、民用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装备军队和投向国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强化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军事手段。例如1874年日本人侵台湾时，沈葆桢奉命加强台湾防务，当时“护送兵勇，转运军粮，接济粮食，均由轮船自达重洋，克期而集”，而这些轮船都是由福州船政局制造的。1876年至1878年清廷收复新疆时，甘肃制造总局又发挥了重要作用。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天津机械局各厂“添做夜工”，枪弹日产增加一倍。金陵制造局在此期间，“蓐展兴，篝火夜作”，除供应北洋军需外，还接受广东、云南、台湾等省定制的大炮175尊。
可见，洋务运动的展开使中国的武器装备能力乃至国防力量大为加强，这对于中国避免全盘殖民化和被肢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这其中，曾国藩是功不可没的。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曾国藩原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理学家，以后演变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在当时位高权重，由传统的封建政治思想转变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对内维持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
为国为家，心怀天下
成大事比拼的不是一两个梦想的实现，而是眼界和志向。获得一次成功不难，难的是运用长远的发展眼光一直把自己置于优势位置上，在以宏伟的志向为导向审时度势的过程中，寻找成大事的契机。对于心怀天地的人来说，每天的每一步都是一种发展。
据说，有一天晚上约11点钟，曾围藩亲自审讯李秀成后，中军向曾国藩报告：“请见大帅，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30余人忽然云集大厅。”曾国藩似乎明白了他们的来意，于是便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即其弟曾国荃），中军回答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令立即召见曾围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他，他也只好抱病来见。
曾国藩听说曾国荃已到，这才整装步入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后，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则不敢再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随员去拿纸笔，随员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最好的大红纸，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写后掷笔起身，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不知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14个大字，分两行上下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完此联有些惶然，众将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最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向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万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事件充分反映了在南京城破后，湘军一心拥护曾国藩为帝的一幕，可是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杀九族的危险举动，所以谁也不敢明言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来意，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大家相互之间都不点破。
曾围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在关键时刻是进是退？何去何从？他看得十分清楚。他坚拒纵横家王闿运劝其称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国藩的品格特征和处世风格。
王闿运是湖南湘潭人，二十几岁扦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经在于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手段，即所谓纵横之术。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
王闿运的这种抱负随着太平军起义的爆发愈演愈烈。起义军进入湖南后，曾国藩奉清政府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闿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国藩的重视。后因为王闿运是独子而未能从军，但是他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次到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
咸丰五年（1855），王闿运劝曾国藩自立不成。咸丰十年（1860），他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谟，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闿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依稀有个“妄”字。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一见王闿运到来极为高兴，但因有了前两次的“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闿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闿运的弦外之音，还是让他做曹操！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闿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三次纵横计不就，王闿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说曾国藩再次出山已“变节为巽顺”，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直到晚年，王闿运已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重大的历史事变，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自惭形秽，并书一联日：“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书毕，他对身边的人说：“吾不敢著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王闿运对曾国藩的霸才悔过，对曾国藩恪守名分的行为赞叹不已，这说明曾国藩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为人之道的确是精深的。
人生在世，时空在变，世态也在变，因此人们一定都经历过或止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境遇，而每一种境遇的抉择，往往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以后的命运。“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依然是今天人们的行为准则。
人生在世，有可为之事，也有不可为之事。可为之事，当尽力为之，这就是尽性；不可为之事，当尽力从之，这就是知命。
曾国藩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但是他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不断努力，他认为尽人力以促天力是事业成功的法宝。
曾国藩说：“虽然天下事常由命不由人。”但是，我们只有不安于现状，才会有一线成功的希望，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做到尽最大努力，成功不自得，失败不气馁，更不能怨失尤人，这才算得上是正确的处世方法。
在防守安庆时，曾国藩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道：“做大事，一半靠人力，一半靠天意。这次把守安庆，战壕挖得很深，城墙也筑得很坚固，日夜守卫巡视不敢有丝毫懈怠，这就是尽了人力；到最后会不会凶一个小漏洞而造成全线崩溃，那就是天意了。各路增援兵马也已安排妥当，多、鲍是正援集贤之师，成、胡为后路缠护之兵。助守墙潦之军，在人事方面我已尽了全力，但最后交战能否得手，能否小被敌人算计，能否不让敌人逃走，这些都是天事，我自当竭尽全力做好我能做的事。”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曾国藩处世的态度，尽人力安天命。当你全心全力去做一件事，即使没有成功，也会觉得无怨无悔，如果没有尽力就不免要感到遗憾。付出努力去做一件事情，不见得就能得到理想的结果，但不付出努力就一定得不到理想的结果。做事在人，成事在天，家国天下，正气浩浩，灭人合一，必然成功。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曾国藩说：“虽然天下事常由命不由人。”但是，我们只有不安于现状，才会有一线成功的希望，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做到尽最大努力，成功不自得，失败不气馁，更不能怨失尤人，这才算得上是正确的处世方法。
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做人不要表现欲太强，要学会容忍，曾国藩常常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对于生性浮夸之人往往不予大用。
曾国藩认为，为人应力戒浮夸。在他看来浮夸之人虽才能有大小浅深的差别，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知足，不安本分。因此，曾国藩不仅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僚属中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章来到他幕府中。因年轻，李鸿章做事不拘小节，也不太受礼仪的约束。曾国藩特别喜欢他，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曾国藩的密室只有李鸿章可以随便地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的头目，都是名噪一时的理学大家。
曾国藩惊叹于他们的名声，就都把他们召进幕府奉至上宾，但只安排他们衣食住行，并不给他们事情做。有一天，曾国藩和李鸿章正在密室中谈得兴起，不巧有客人来访。曾国藩出去接见客人，留下李鸿章自己在室中，李鸿章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动心说》一首诗，是一位老儒所写，而老儒即是所说的十个圣贤中的一个。诗文后面这样写道“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李鸿章看到这里，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跑了。曾国藩见完客人回到密室，见到所题文字，连声叹息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章，这时李鸿章已经不在府中，曾国藩猜他很可能又去秦淮河上风流去了。曾国藩令差官拿着令箭四处寻找，差官找了半天，在一个歌姬的船中找到了正在饮酒赋诗的李鸿章，差官对他说，中堂大人找他有急事，请他速速回府。
李鸿章一昕中堂大人找他，赶忙起身回府，见到曾国藩，曾国藩指着他所写的问道：“是你干的吧？”李答：“是。”曾说：“这些都是沽名钓誉之辈，他们的言行肯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现在能有这样的名声和地位，靠的就是这个虚名。现在你硬要揭穿他，使他从此失去了衣食来源，那他对你的怀恨，是平常言语之间的怀怨不能比的，你杀身灭族的大祸就隐藏在这里面了。”李鸿章听了曾国藩的一番话冷汗直流，此后做人大有收敛，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主张做人要谦虚，切勿表现欲太强。他曾说“因卑让谦恭甘于处下的，是美名佳行迅速增长的通道，自高自大侵夺欺凌的，是自毁声名自塞言路的隘途。因此君子行为举止不敢超越法规，思想志向不敢侵凌常度，内勤于修身养性以让自己受益，外谦虚礼让以示敬重戒畏。因此怨恨非难不会牵扯到身上，而荣华富贵却能够持久通达。那些小人们却不是这样，自傲自大又爱炫耀才能，并喜欢欺凌别人，因而当他们走在人前时有小人害他，当他有功绩时有小人毁谤他，当他受毁败覆时小人们会幸灾乐祸。因此他们争强好胜彼此不分高下，往往两败俱伤，而使后来者居上，乘机超过他们。由此论之，争执和谦让之间的差别就区分得很明白了。”
曾国藩在培养幕僚方面很有一套方法，他常常告诫他们，做人要懂得进退，懂得进退的人容易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好感，取得的成就不仅大，而且能够持久。得志便猖狂的人属古书上讲的“小人”，这种人即便一时得志，由于轻狂自大，目无他人，容易遭到别人的嫉恨，生出祸端，这样成就就难以持久，荣福也往往短暂，昙花一现。
一个人如果自高自大，很容易对周围的事物变化失去准确的判断，因此成就难以持续下去。再加上一猖狂，得罪了其他小人，又平添了无数阻力和困难，自然难以持久。
曾国藩自己就是一个可以忍辱负重的人，特别是对他人生造成重大伤害的“天津教案”，更能体现出他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得失。
晚清内忧外患，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开战是一打必败。自古弱国无外交，满清王朝与列强实力悬殊，曾国藩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实施务实外交的原则，委曲求全，以图自强。
仅仅从务实外交的角度出发，曾国藩的处理方案尽管忍让过度，但也算是一种相对合理的解决之道。“天津教案”即是一个实例。
“天津教案”从表面事实看，洋人被殴死男女数十，特别是殃及无辜，但从更深层的背景看，则是多年积怨造成的结果。自洋人人华以来，强行布教，时时与民众相冲突。而地方官僚委曲求全，处理不能持平，民众的怨气得不到伸张。因此，当事情发生时，群众采取过激行动，实际上是多年仇恨的发泄。然而，曾国藩还是将天津的守官革职发配，将“凶犯”充军处死并赔偿抚恤金共计四十九万七千余两白银，派遣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
不料办“天津教案”使他声望一落千丈，转瞬之际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举国欲杀的千古罪人，正如后人形容的那样，“一转眼间，钟鼎世勋，圣相威严，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曾国藩分析当时的社会形势，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足见其心胸之广，见识之深，顾虑之长。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一个人如果自高自大，很容易对周围的事物变化失去准确的判断，因此成就难以持续下去。再加上一猖狂，得罪了其他小人，又平添了无数阻力和困难，自然难以持久。
曾国藩自己就是一个可以忍辱负重的人，特别是对他人生造成重大伤害的“天津教案”，更能体现出他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得失。
忠心耿耿，以礼居敬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之所以被称为君子，是因为他们把“敬”放在重要的位置。一旦离开了“敬”，那么君子也就失去了他的魅力；没有了“敬”，自然也就没有了与他人互动的基础。因此，即使是一根烟的功夫，君子也不会丢掉“敬”；即使是在百忙之中，坎坷之际，他也不会忘记“敬”。
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一方面是自我向内的，即心理空间要大，一方面是向外的，即思维的格局要大。要想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就要从这两方面着手，心理要平衡，思维要活跃，心胸要宽广，敬人又敬己。
有一次，曾国藩的弟子向他请教说：“先生，您讲的诚、谨、敬都是极好的。人人相爱，以仁义待人，确实是一种美德。我想敬重别人，但我活在世上也是有欲望的。假如敬重与利益之间发生了冲突，该怎样处理呢？”曾国藩严肃地回答道：“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孔子说过，凡是真正的志士仁人，都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损害仁义，应该为了成全仁德，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弟子恭敬土也给曾国藩施礼，表示敬服。
曾国藩在几十年的人情练达过程中总结出：“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所以，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扬人之长，避人之短。隐藏别人的短处并不是护短，而是选择恰当的时机指出人家的缺点，并且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宣扬别人的长处不是成天奉承，而是视别人的优点为自己行为的参照，让自己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曾国藩说：“礼文不可不敬也。”总而言之，恭维时要掌握分寸，不要弄巧成拙。不合乎实际的评价其实是一种讽刺，违心地迎合、奉承和讨好也有损自己的人格。适度得体的恭维应建立在理解他人、鼓励他人、满足他人的正常需要，以及为人际交往创造一种和谐友好气氛的基础上，那种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曲意逢迎是为世人所不齿的。
湘军是曾国藩经过千难百折创建的队伍，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有着本质的差别。
湘军成立后，进攻的对象就是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倚仗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率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提督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中获得最大权力者。
对于这份殊荣，曾国藩并没有洋洋得意，也不敢过于高兴。他能够很准确地分析把握当局的形势，并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怀着戒惧之心，能够居安思危，韬光养晦。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立下大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传承。这份封赏足以令曾国藩光宗耀祖，光耀门楣，但是，思虑深远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神清气爽，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得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功德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遭忌，位险招祸，恐遭飞鸟尽、良弓藏的厄运。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死名败，于是越发谨慎。
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劝他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叫弟弟认真回忆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度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
他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湘军许多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是清廷的一个潜在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捉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是挠到清朝统治者的痒处，于是清廷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的去留问题上，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曾国藩对朝廷忠心耿耿，誓死力保，没有半点不恭之处，由此取得了清朝统治者的信任，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他既成就了功业，又保全了身家性命，成为清廷举足轻重的人物。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曾国藩对朝廷忠心耿耿，誓死力保，没有半点不恭之处，由此取得了清朝统治者的信任，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他既成就了功业，又保全了身家性命，成为清廷举足轻重的人物。
国家利益，据理力争
人的行为除了要和自己的思想一致外，更应该符合时局的要求。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正确地保护自己，发展自己。
曾国藩是清朝的重臣，由于所处的地位特殊，他不可能跟普通人一样，面对的只是日常的琐屑小事，他每天要处理的政务，常常涉及国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曾国藩积累了自己的外交经验。他提出“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主张，这就形成了他在处理问题上既有坚持抗争的一面，又有妥协退让的另一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的农民起义运动尚未镇压下去，清朝政府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向洋人摇尾乞怜，“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不想一直受制于洋人，更不想见到自己国家的主权一直受到侵害。但如果要抵抗外同侵略者，以图富国强兵，起码要一二十年的时间。但是任务艰巨，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恐怕就没有自立自强的日子了。为了争取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在总结前面的经验教训之后，他特别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他想以合约的内容为限制，为自己的发展争取时间。不过他还是低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
在中国出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负责组织舰队的问题上，曾国藩以为小事上的不予计较可以换来暂时的相安无事，以便自己抓紧时机变强些，所以在1861年8月，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个奏疏，要求购置外国船炮，用精锐武器装备水师，并由清军将领主办此事。他特别提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控制的侵华工具。曾国藩闻知此事，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卖国求荣。他明确提出：“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身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他认为这种引狼入室的做法万万使不得。
曾国藩经过深思熟虑，本着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上策是给洋兵发点工资，然后由阿思本带回英国，并将李泰国革职，不准他再干预中国事务。所花费的银两能追回最好，追不回也没有什么，保护主权最重要。下策是这七艘船中拨几艘给阿思本带，可以用洋兵，其余的给蔡国祥统领用华兵。在曾国藩的坚决反对之下，李泰国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肥缺，阿思本没有成为满清的水师提督，结果以曾国藩的胜利宣告结束。
在关于西方列强利用通商条约掠夺中国资财，扩大经济侵略特权的问题上，曾国藩在总体上“坚守条约”，即使条约已定，在有关问题上也应“苦争”和抗拒。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英、法、俄等同逼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关条款。曾国藩对外国商品倾销中国市场的危害性特别关注。他主张改变由大臣统辖诸多省无暇顾及偏远地区的情况，由地方官员实地进行监督。
对于洋人以条约为凭恣意妄为，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传教城镇乡村，残害国人之事，曾国藩进行丁相当程度的抗争。他反复指出：“军兴以来，中国之民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蹩，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商贩之生路穷矣；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当他发现洋商违例私运盐米等违反条例规定的事情后，愤怒指责英国人，认为洋人袒护朝廷要缉拿的罪犯是违规行为，并强调此后凡于船只经过之处，“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后，令洋汉一律严惩”。对于洋商无理提出的减轻落地税，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曾国藩立即照令对方“批驳不行”。随后，洋商又怂恿公使对总理衙门施加种种压力，企图逼迫撤去落地税，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人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能“垄断独登”。因为洋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他建议总理衙门洞察其好，善筹对策。
1867年，当外国侵略者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藩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至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在处理对外问题上，曾国藩始终以一个中国官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时刻为天下苍生着想，这是天经地义的职责。如果洋人争辩不休，要挟多端，也要力争。
曾围藩坚信，即使朝廷勉强答应了洋人的要求，亿万百姓也会悲愤到极点从而有反叛之心的，这不是官员可以抑制的。所以，为官者要为百姓请命，即使决裂也不要害怕。自己是以拯救苍生为己任，并非有意挑起不和，上可对天下可对心，心中无愧，无怨无悔。
由此可以想到现实社会中，据理力争，才能保证集体的利益不受损害。与人交往时，应懂得退让宽容，该进则进，该退则退，明白个人与集体的联系与影响，学习大局意识，提升自我。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为官者要为百姓请命，即使决裂也不要害怕。自己是以拯救苍生为己任，并非有意挑起不和，上可对天下可对心，心中无愧，无怨无悔。曾国藩在对待洋人的问题上可谓是深谙进退之道，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退让，不妥协，为争取国家利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忠诚体国，以为天下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计小利。国家、民族、社会、自我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势，待人以诚，为国有忠是为人之根本。
曾同藩就是一个心怀天下之志的人，他在京都任职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围，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可见，他对时务的关心更甚他人。
在闲暇的时候，曾周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都已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准备下的学问，拿出来应用。他眼光长远，凡事皆有准备，所以书生带兵还能报捷绝非是幸运可以解释的。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心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有多么地来之不易了。
曾国藩身为臣子，能恪尽职责，忠君体国，这一点可以于国家危难之际体现。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咸丰皇帝即位。他继位以后的时局颇为艰难，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正在广两地区酝酿成熟，时刻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咸丰帝颁诏求言，封章密奏。许多朝臣应诏陈青，直谏流弊，这其中就有曾国藩。他当时掌理全围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民牛疾苦与军事外交。日睹时局危急，政风颓靡，就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内容大致是推荐用才之法。督官之道。在用才上建议在官员中树立学习风气，提高自身修养；考察官员时推荐“奏折”形式以方便直谏，陈述忠言。他还对官员的腐败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朝廷正值用人之际，应该设立完善的举荐制度广纳天下英才。虽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奏折评价很高，但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曾国藩上的其余各疏，对于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方面切要的问题，也都详细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对当时的利弊，都有全面深入地了解。他还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加强武备的具体措施。他认为国家的忧患大致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围家可用的后备资源不足；一个是军队精干力量的匮乏。
面对财用不足，应从根本上杜绝不必要的开支，其中节饷就是一项。他列举了各地军队的种种腐败状况后认为，医者在治疗痈病时，会割掉患者的腐肉使其生出新肉来，军队中能力差体质弱的士兵，也应该适量地优胜劣汰，再加以强化训练。这就好比忍痛割腐长新，否则，是无法改变武备废弛的现状。其后，他义说明了“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
在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还是他在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小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曾氏的忠心还表现在他所写的家书、日记中。他写在家书罩的报国之愿大意为：我现在身居高位，想忠诚为国，为国家社稷而鞠躬尽瘁，所以不会阿谀奉承来换取皇帝的喜欢，这样做会让祖宗蒙羞的，也会辜负长辈的教诲与希望。其在平定太平大国期间，将之变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置生死祸福于度外”的思想，他在家书中讲道：“天下纷纷，沅弟断不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促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
曾国藩忠诚体国除去其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责任感之外，还有其识见之原因。他对“忠”、“勤”二字的理解尤为深刻，他认为开圉创业之初，大多能人所创的丰功伟业都是顺势之举，人事的作用相对较小。到了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时候，天命和人事人致是一半对一半。若以人事和命运抗争，只能以“忠”、“勤”二字当先。乱世之中，多是虚伪奸佞的小人，只有绝对忠心的人才能克制他们。当人们越来越懒惰的时候，只有勤劳的人才能够出类拔萃。忠心的人不一定要有什么过人的才智，尽心竭力就可以了；勤劳的人也不必有过人的精神，尽力而为就可以了。这就是平凡之中最不平凡的人了。
由以上可看出，曾国藩忠诚体国，始于其志，定于其识，成于其行，贯穿于其为官之生涯中。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计小利。国家、民族、社会、自我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势，待人以诚，为国有忠是为人之根本。曾国藩忠诚体国，始于其志，定于其识，成于其行，贯穿于其为官之生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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