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兵把守、戒备森严、用人绝对可靠的日本侵华军总司令部，公然有人胆敢在总司令畑俊六的办公室安放定时炸弹，能说不是奇迹，不是石破天惊之举？
那么，为什么没有炸死畑俊六，却炸死了他的助手石野邦一？是行刺者对畑俊六的行动观察和判断不准？不是。是近卫首相从东京打给畑俊六的一个电话，使他临时改变上午处理积压文件的计划，而侥幸活下来。
八月二十六日上午九点十五分，近卫在电话里告诉畑俊六，据内阁陆军省报告，日军在华开办的沧州、开封、汝南、桐城兵工厂，以及被日军侵占的汉阳兵工厂，因制造枪炮子弹的原材料不足，特别是所需钢铁和铜不足，已严重影响生产。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近卫做出两项决定：一是在华各兵工厂以后由侵华军总司令部直接领导，二是任命畑俊六为首相特使，与汪精卫会谈，按照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有关“中国的资源应满足日本国防的需要”等条款，将生产优质铁和优质铜的湖北大冶矿业公司无偿转交给日本管理。
畑俊六感到这么多的兵工厂完不成生产任务，势必严重影响日军在华作战，就刻不容缓地马上给汪精卫打电话，与他约定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汪精卫在电话里告诉畑俊六，他同样接到了近卫的电话，并再三要畑俊六不必劳驾，他立即带农矿部部长赵毓松来总司令部。汪精卫知道日本人并没有真正把他当作中国元首来尊重，经常以礼贤下士的姿态，出现在比畑俊六的地位低得多的日本人面前。不过，他在下属面前，还是保持着舍我其谁的威严。他与陈璧君心情愉快时，夫妻间也开几句玩笑，妻子说丈夫是一副乌龟型性格。他不以为然，淡淡一笑，说：“能屈能伸大丈夫，你懂个屁！”
九点四十分，汪精卫和赵毓松驱车来了。畑俊六赶忙离开办公室，找到助手石野邦一，要他负责将积压的文件看一遍，写出阅读提要，下午向他汇报，就带着经济顾问水惣男匆匆来到小会议室与汪精卫和赵毓松举行会谈。双方还在寒暄，尚未进入正题，忽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从畑俊六的办公室方向传来！
顿时，占地近八十万平方米的总司令部，仿佛顽皮的孩子在蚂蚁洞里炸了一个大炮竹，近三百名军官及其家眷和守卫在这里的独立旅团的士兵，惶惶然蚂蚁似的从各个房间急跑出来。彼此间，明知对方一无所知，总是情不自禁地打听出了什么事。除了士兵们没有行动命令立即返回营房待命以外，军官们和家眷们凭着自己的听觉判断，争先恐后奔向出事地点。
畑俊六和后宫淳办公的地方，是一栋编为一号楼的二层楼房子，楼上六间房子的东头三间是畑俊六的办公室、小憩室和会客室，西头三间的门紧闭着，说明后宫外出未归，也说明这两间房子安然无恙。慌乱的军官们只有几个将军上了楼，其余的站在楼下等待将军们报告可怕的结果。军官家眷上楼的只有畑俊六的二妻玉玲子和后宫的二妻淳芳子。玉玲子不知道丈夫在五号楼的小会议室开会，见丈夫办公室的屋顶上已掀开一个大洞，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两脚发软，是淳芳子搀扶着她上楼的。她上楼一看，见畑俊六的办公桌已被炸成碎片，原来摆办公桌的地方，楼板也炸开了一个大洞，有几处地方还在冒烟，一段没有脑袋，也没有上半身的残缺尸体，血迹斑斑地摆在楼板上，墙壁上、楼板上、天花板上溅着点点血肉结合的浆状物。玉玲子悲痛欲绝，放声痛哭，扑倒在尚未完全僵硬的残尸上。
“你哭什么？玉玲子！我在这里。”随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她被人扶起来，抬头一看，才知道丈夫没有死。“总司令！”她转悲为喜，紧紧抱着他。玉玲子破涕为笑，一眼见到汪精卫，擦擦眼泪，说：“噢！汪先生来了！”她不认识赵毓松，只友好地向他深深鞠一躬。
石野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三十三期，去年提升为少将。他任畑俊六的助手已经五个年头。他以生前的能干和驯服，赢得畑俊六的几滴泪水。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吧！在定时炸弹爆炸前的一刹那间，石野来到畑俊六的办公桌前俯身取文件，这才把他的头部和上半身炸得粉碎。
畑俊六吩咐人为石野准备后事，召集几个中将和少将军官开会追查事故原因。汪精卫和赵毓松也在座，因为畑俊六没有把他们当外人。大家分析来分析去，怀疑这怀疑那，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他们还不知道行刺者是谁。
尽管畑俊六没有被炸死，即使他被炸死也丝毫改变不了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但从这件事给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给汪精卫集团的打击和警告这一点看，还是值得称道的。或许苏南抗日游击区也是持这种观点吧，他们给松本弘一郎记一等功一次。
松本被迫释放关押在莫氏宗祠，准备活埋的四百多个新四军家属之后的第五天，因原松本支队的一个少佐军官告密，他刚到手的少将军衔和旅团长被撤销，被关在苏州地区清乡办事处的临时监狱里。监狱长李鹤松是施兰春的哥哥池松柏的妻弟，又是她父亲的表侄婿。她把他请到家里与丈夫见面，说松本是张声涛在日本留学的弟弟张声洲的日本籍妻子的哥哥，一定要设法营救他出狱。第二天，李士群和板野因松本深夜越狱逃跑，对李鹤松有怀疑，但查不出任何证据，又见他是池松柏的妻弟，对清乡很卖力气，此事只好不了了之。松本离开监狱，由张声漾开车把他送到张声涛家里，他一眼见到妻子靓子也在这里又惊又喜。她是下午去监狱看望丈夫时，由施兰春接来的。两天以后，松本和靓子由王德仁和龙思源护送去苏南抗日游击区，松本被任命为对敌宣传团高级顾问，靓子为松本的助手。几天前，松本为了报答共产党的救命之恩和获得游击区的信任，设法弄到一颗定时炸弹，以去上海看病为由请假到了南京，在一家旅馆与在总司令部任机要秘书的弟弟松本清弘秘密见面。日本人敬兄若父，弟弟对哥哥提出炸死畑俊六的要求，只犹豫了片刻就答应了。松本清弘用油布包住定时炸弹，使炸弹的计时器发生的微弱响声不传出来，就将它放在畑俊六的办公桌左边的桌柜下面，才产生了这石破天惊之举！
在追查事故原因的会议上，畑俊六矢口咬定总司令部隐藏有内奸，汪精卫矢口咬定行刺者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经过讨论，决定成立以后宫为首的专案调查小组。当天下午后宫从芜湖返回南京后，一连两个月，对一批嫌疑分子进行秘密审查。不用说，全是枉然。因松本清弘是前任总司令西尾寿造的表弟，又为人诚实，谁也不怀疑到他身上来。会上，畑俊六接受汪精卫的建议，严密封锁了这件事的消息，对已经知道这件事的人提出绝对保密的要求。要不是日本投降后，赵毓松仓皇离开农矿部时遗失了记载这件事的日记，被南京育才小学教师雷一鸣偶然拾到，哪里会有这段史海钩沉？
畑俊六请汪精卫和赵毓松在总司令部吃午饭，下午三点双方才正式就大冶矿业公司转交日本的问题举行会谈。畑俊六先说了几句对汪精卫表示尊敬的话，再请他发言。
汪精卫心里明白，凡是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都是无法改变的金口玉言。每当想到这里，心中就泛起寄人篱下的痛苦，像背负十字架一样抑郁和沉重，像身戴枷锁一样压迫和束缚。如果没有人在身旁，就用捶胸脯和擂桌子来发泄一通。在捶捶擂擂中，又有几分懊悔，觉得什么国家元首，什么政府首脑，什么官邸，什么轿车，统统是过眼云烟，统统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获之不足喜，失之不足忧。人生本来就不堪负重，何苦呢？他这样形影相吊一番，总是记起一句名言：“志当求高远，慕先贤，弃凝滞，忍屈伸，去细碎。”是诸葛亮帮助他，使其痛苦的心情一次又一次被能屈能伸的理论所荡平，进一步坚持他的“高远志向”。否定理想，等于彻底否定自己。“生活中没有理想的人，是最可怜的人。”于是，屠格涅夫的话又使他振作起来。既然日本政府说的话是金口玉言，不如干干脆脆，痛痛快快答应他们的要求，留个好人情。
“我与阿部信行特使签订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是永远生效的，我们应该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首先满足贵国的国防建设需要。”汪精卫显得十分真诚，“为了使贵军的在华兵工厂多生产枪炮子弹，早日彻底推翻重庆政权，早日彻底消灭共党分子，我们完全同意无条件将大冶矿业总公司交由贵国管理。”
“汪主席阁下，我谨代表近卫首相阁下对您，对南京国民政府表示诚挚的感谢！”畑俊六没有想到汪精卫会如此慷慨大方，会谈会如此顺利，心情轻松极了。
平心而论，畑俊六对待汪精卫与其他有地位的日本人有所不同，认为他有着值得尊重的青年时代，有渊博的知识和超人的文才，故对他是比较敬佩的。现在，他见汪精卫对国家主权的丧失二话没说，如此慷慨，古往今来殊属罕见。按一般常情，他对汪精卫的敬佩之情应更深一层。可是，事情恰恰相反，他口里说着感激的话，心里却顿生鄙薄之情，在他心目中，坐在他面前的这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个大名鼎鼎的美男子，是这样渺小，这样怯弱，仿佛是一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又要别人大方，又要别人吝啬，实在令人费解，好在康德创造了个二律背反理论。
“不用感谢，总司令阁下！”汪精卫说，“为了早日消灭中日两国的共同敌人，贵军在前线流血牺牲，我们贡献出一点铁和铜，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再说，中国是贵国倡导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员国之一，贵国的国防巩固了，中国也不会受别国欺侮呢！”
“主席阁下真不愧为日本人民忠实的朋友，伟大的朋友，”畑俊六满口溢美之词，“我再一次代表近卫首相对阁下表示真诚的感谢！”
人们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中，惊悟出一个深刻的道理：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外国侵略者，而是本国的民族败类。“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还是杜牧先生说得精辟。
几十年宦海沉沉的浮浮使汪精卫养成了剑胆琴心的性格，尤其是对不顾一切投降日本侵略者以来的屡遭鞭挞，更是处处谨慎。他说：“我们将大冶矿业交给贵国开发利用的事，不宜宣扬出去，更不要在报纸、电台发消息。”
“对，对！高见，高见，主席阁下！”畑俊六表示认可，“敌视日华和平的大有人在，宣扬出去，等于自找苦吃。”接着，双方就有关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然后由赵毓松和水野惣男代表各自政府签订了《华方将大冶矿业交由日方经营二十年之秘密协定》。签订这种协定双方都习以为常了，在举杯祝酒时，失者不心痛，得者不心欢，都心情平静得如一湖秋水。
四天以后的八月三十日上午，赵毓松和日本大藏省派来接管大冶矿业的牛场宜征、清水佐明和西城立基，以及畑俊六派住大冶为牛场宜征等人助威保驾的三十名日军士兵，乘坐畑俊六提供的军用飞机，朝武汉方向飞去。
“赵部长阁下！我想占用你航程中的一点时间，请你将大冶矿业公司的情况扼要介绍一下。”牛场迫不及待地恳求说。他年约四十，很有学者派头。他十八年前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矿业系，先后在九州北部以进口铁矿维持生产的帝国新兴钢铁厂任技术员、大藏省资源开发局长助理和工程师。“在旅途跋涉中打扰阁下，实在有罪！”他侧身对坐在身旁座位上的赵毓松点点头表示歉意。
“哪里，哪里！我们又不是外人，牛场先生阁下说到哪里去了！”赵毓松略带沙哑的嗓子保持着浓重的贵州黎平口音。两年前，他见蒋介石没有把他领导的中国青年党看在眼里，就倒向汪精卫集团，以民主党派身份当了汪精卫的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农矿部部长。尽管他的四十三岁生涯从未与农业、工矿业打过交道，但他对这个部长职位很满意。至于不懂业务那是另一码事，反正中国的官好当。
“好，我向三位日本朋友介绍一下大冶矿业的基本情况。”他介绍了大冶矿业的历史沿革和职员、工人素质、每年生产情况之后说：“公司管辖大冶铁矿和炼铁厂、大冶铜矿和炼铜厂两个分公司，这里生产的铁和铜，过去在蒋介石手里，约占百分之二十的产量供给汉阳兵工厂，其余的运往湖南辰溪、四川万县、重庆三家兵工厂。蒋介石离开武汉去重庆之后一段时间，这里的铁和铜由日军支配，没有老蒋的份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汪委员长考虑到和平军的作战需要，在南京、镇江、江阴办了三家兵工厂，它们需要的铁和铜主要由大冶矿业公司提供，就没有考虑汉阳兵工厂的需要了。”他顿了片刻，“现在，汪委员长顾全中日和平大局，将大冶矿业交由贵国经营，我们的兵工厂所需的铁和铜只好另想办法了。”
“谢谢汪先生的支持！”牛场很激动，“大冶矿业公司的经理一定很内行吧！”
“经理是周成哲，与阁下的年纪差不多，也是四十来岁。他曾经留学美国，专攻采矿和冶炼专业，很内行，也很能干。”赵毓松说，“他真心拥护汪委员长，这是他今后与你们合作共事的重要前提。”
“部长阁下的介绍，给予我以很大的鼓舞。谢谢！”牛场满意地笑着。
其实，赵毓松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成哲是爱国主义者，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被赵毓松继续任命为经理一年多来，在设法提高产量的同时，向南京政府少报产量，将其中五分之二的铁和铜，秘密通过驻守在宜昌、秭归一带的第三十三集团军运往万县和重庆。
中午，湖北省主席何佩瑢设宴款待赵毓松、牛场一行。何佩瑢，湖北建始人，已年过花甲。他青年得志，二十四岁当了保定军官学校的教官。以后历任北洋军第二镇参谋，第二师参谋长，湖北省督军参谋长，湖北省省主席等职。一九三七年六月，他拒绝接受去部队任军参谋长的任命，得罪了蒋介石，坐了半年冷板凳之后，才当了有职无权的武汉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投靠汪精卫的条件是让他东山再起，重新统治湖北省。汪精卫不仅满足了他的要求，而且让他当了中央执行委员和军委常委。虽然大冶矿业公司上缴的利润和税收，占湖北省财政收入百分之六左右，交给日本经营一分收入也没有了，但他对汪精卫有着特殊感情，表示坚决拥护那个《秘密协定》。不仅设宴款待赵毓松和牛场等人，而且驱车亲自陪同他们去大冶。
下午五点左右，周成哲和两个分公司经理佘锡光、章中兴在公司门口迎接何佩瑢、赵毓松、牛场一行。稍事休息，就由赵毓松向周成哲等三人宣读《秘密协定》，宣布牛场为公司副经理，清水和西城分别为两个分公司的副经理。秘密，往往与阴谋诡计相伴。赵毓松说：“对外，对公司其他职员和全体工人，就说为了进一步发展大冶矿业，特地请来了牛场先生等三位日本专家任公司和两个分公司的技术顾问。”
何佩瑢鼓吹了一番中日和平之后，警告说：“刚才赵部长说的是纪律，必须照此办理！如果有谁将《秘密协定》的内容透露出去，坐牢杀头，一切后果自负。”
周成哲被迫说了几句违心的话。他觉得太阳好像被浓雾遮住了，眼前变得一片昏暗。
转眼到了九月十七日。公司交给日本经营之后生产的第一批铁和铜，也就是一百二十吨铁和四十五吨铜，按照畑俊六的意见，分配给汉阳、河北沧州、河南开封三家兵工厂各三分之一。明天，他们将派车来运走所得的铁和铜。
夜深了，周成哲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平日，妻子梅静文轻微而香甜的鼾声是一支优美柔和的催眠曲，现在，妻子的鼾声依然是那样轻微和香甜，他却感到刺耳，感到烦躁。
“我是日本侵略者的帮凶！”一个残酷的念头直冲周成哲的脑顶。这么多的铁到了日军兵工厂，经过冶炼成钢，将会变成多少手榴弹和炸弹的外壳，将会变成多少枪管、炮声和炮座！这么多的铜，将会变成多少子弹、炮弹的弹头和弹壳：“我是罪恶累累的卖国贼！”又一个残酷的念头直冲周成哲的脑顶。浮现在他脑海里的是横七直八的尸体，是硝烟弥漫的村庄，是吐着火舌的残垣断壁！
第二天，仓库里的铁和铜被运走了，它们带着这部分中国人的汗水，饮那部分中国人的鲜血，致他们于死地去了！周成哲没有读过《阿房宫赋》，不会发出中国人自己灭自己的感叹，但他一连几个晚上做着噩梦，总是梦见死于日寇枪口下的父母，满身血污冲过来痛打他，梦见在信阳纺织厂当技术员被日寇轮奸致死的妹妹周玉哲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跪在他面前痛哭；梦见信阳老家的乡亲们，一个个满腔愤怒、七嘴八舌痛骂他，梦见在燕京大学当教授的哥哥周仕哲，在周氏宗祠当着本族的父老兄弟姐妹，骂他是周氏宗族的不肖子孙，亲自将他绑在楼梯上抬到浉河边，再在楼梯上绑块巨石往浉河丢，从将他绑上楼梯到沉于浉河，他没有哭泣，也没有说半句求饶的话。死是一切苦难最终的，也是最有效的解脱方法。当生存成了一种负担的时候，死是幸福的，当活着受到千夫所指的时候，一死可以遮百丑。然而，当他一场噩梦醒来，知道自己并没有死，却哭了，哭得十分愧疚，哭得十分伤心！
“你怎么哭啦？”妻子一觉醒来，惊疑地抱住他，见他浑身大汗，“你做噩梦啦？”恩爱夫妻的一方，是世界上最知音的知音，周成哲将近半个多月以来公司发生的一切，如实地告诉在公司任会计师的梅静文。
丈夫的一言一行，即使是一个呼吸，都躲不开妻子的眼睛。难怪近来丈夫是那样精神恍惚，面容憔悴，闷闷不乐，问他怎么了，他总是以与事情无关的语言敷衍过去。现在，梅静文心情很痛苦，用恳求的语气说：“既然如此，那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请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帮忙，介绍我们去重庆工作吧！”
“这是唯一的出路，但现在不能走。”周成哲说。
“为什么？”她凝视着他。
“我不甘心。”周成哲沉沉地吐出这四个字，好像射出四发子弹。
二十六日下午，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人，以梅静文弟弟的名义来到周成哲家里。他就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派往大冶与周成哲联系的团参谋钱俊卿，像往常一样，在每月的这个时候，来这里秘密办理将铁和铜运往万县和重庆的事。
“公司被日军接管了？”钱俊卿见公司大门口由日军士兵站岗放哨，已意识到事情不妙。
“是的。”周成哲将有关情况告诉钱俊卿，要他转告集团军司令部，从策略考虑，不要在报纸上揭发和抨击这件事。“但我们计划运往万县和重庆的铁和铜比过去还要多，关键在于如何在日本人的严格控制下将铁和铜运走。钱先生一路很辛苦，先在我家里休息休息，晚上我把两个分公司经理和仓库管理员叫来共同商量对策。天无绝人之路，办法总是有的。”
晚上十一点，等牛场、清水和西城睡觉了，佘锡光、章中兴和仓库管理员张仁汉悄悄来到周成哲家里与钱俊卿见面。周成哲告诉大家，存在仓库里的八十吨铁和三十吨铜，是日本侵华军总司令部计划运往河南汝南和安徽桐城两家兵工厂的，其分配数量是两厂各占一半。这个数是比上月运往万县和重庆的铁和铜比较，铁增加百分之三十五，铜增加百分之二十一。“请诸位想想，如何将这批铁和铜运往万县和重庆？”周成哲说。
张仁汉从口袋里掏出十八日汉阳、沧州、开封三家兵工厂运走铁和铜的三张领条给大家传阅。这些领条都用中日两种文字写在红色直格的公用信笺上。信笺的格式大致相似，印在信笺上的日文是：“日本大帝国驻华派遣军某某兵工厂公用信笺。”大概是考虑名称太长，前十个字用小一点的字号对称排成两行。盖在领条上的四方大印刻着篆体字，兵工厂的全称后面加上“之印”二字。
“依愚见，仿照这些领条的式样，伪造汝南、桐城两家兵工厂的公用信笺和公章，把铁和铜运走。”张仁汉兴奋异常，心里充满着热望，“当然，前来运铁和铜的汽车牌号和徽记，需弄成与日军使用的汽车一个样，汽车司机和押运的人都穿日本军服，都能说几句日语。”
“我同意张先生的意见。”周成哲对钱俊卿、佘锡光、章中兴扫了一眼，“三位的意见呢？”他见他们都表示赞同，提醒钱俊卿说：“汝南和桐城约定三十日开车来提货，钱先生必须在二十九日以前把铁和铜运走。”
二十九日上午十点四十分和十点五十五分，第三十三集团军派来的车队分两批开进大冶矿业公司。两个身着日本军装的中年人，先后以汝南兵工厂和桐城兵工厂的名义，拿着伪造的领条前来公司经理办公室，说着流利的日语请经理审批。上次，汉阳等三家兵工厂的押运员拿着领条来审批时，周成哲谦让地说了句：“牛场先生你审批吧！”牛场连句客气话也没说，就挥笔签字照发。这回，周成哲更不会审批了。上次是无意谦让，这次则是有意推却。
牛场在两张领条上签字照发之后，浓眉下的一双眼睛流露出百无聊赖的神情，很有滋味地活动了一下两只胳膊，好比一只吃饱了的懒猫。“出去走走，周先生。”他建议。
“好吧！我陪同牛场先生出去散散步。”周成哲心头一喜，有意陪同他去看看那些车队装铁和铜的情况。
展现在牛场眼前的，车是日本的军车，人是日本的军人。他很高兴，走到一个司机身边，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我们公司多生产铁和铜，你们兵工厂多生产枪炮子弹，早日推翻重庆政府，早日结束中国事变！”
“早日推翻重庆政府，早日结束中国事变，是我们的共同愿望。”这人的日语说得有点生拗，另一个司机怕他露马脚，赶忙用流利的日语补充说，“早日回帝国享天伦之乐。”
“说得好，说得好！你们都说得好！”牛场感到满意。
第二天，真正的汝南兵工厂和桐城兵工厂的车队来了，使牛场大吃一惊，周成哲也是一副大惊失色的表情。他们派人从仓库拿来昨天的领条进行对照，信笺上的字号一样，但字体不同，公章都是篆体字，但仔细看，刀法和线条有明显区别。这两个兵工厂是第一次来提取铁和钢，牛场无法从领条上鉴别真假。
“牛场先生！”周成哲显得惶惑不安地说，“究竟谁是冒领，我们无法判断。我的日语说得不好，请你给两家兵工厂打电话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试探而谨慎地，将思考好的对策从从容容地一一拿出来。
“好！我给他们打电话。”牛场宜征阴沉着脸，起身走到那台老式电话机旁，呼呼地摇起来。汝南和桐城两方面都在电话里说，他们的车队是昨天早饭后从兵工厂出发的，不可能在三个小时内抵达大冶。同时，都在电话里为原料供不应求而叫苦，说已严重到了等米下锅的地步，要求迅速将分配给他们的铁和铜如数照发。当牛场告诉他们仓库无多余的铁和铜时，对方都提出责备，说要马上向侵华军总司令部反映情况。“你们反映去吧，我等待坐牢，等待杀头！”牛场打的两个电话，都气急败坏地用这句话做结束语。
“问题不至于严重到坐牢杀头吧！”周成哲以安慰的语气说，“这些车队，这些司机，这些押运员，都是第一次与我们见面，他们带来的领条又是如此逼真，谁也辨别不出真假呢！”
“可是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不会这样看问题啊，周先生！”牛场十分难过，“以后各兵工厂来领取铁和铜，还是请你审批吧！”
“我审批和你审批还不是都一样，我总认为责任不在审批者身上。”周成哲说，“我相信总司令部也是讲道理的。退一万步说，如果总司令非追究责任不可，该坐牢杀头的是我，而不是牛场先生，因为我是公司的正职，一切责任应由我承担！”
“谢谢周先生对问题的理解。”牛场满脸忧郁神色，“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事故的原因，也好向总司令部交待。”周成哲以肯定的语气，说是总司令部分配铁和铜指标的人从中捣鬼，因为只有他知道内情。他说抗战时期，中国的铁和铜多用于军事工业，民间工厂为了维持生产局面，只好通过不正当手段以高于正常价格三四倍的钱购买铁和铜，这批铁和铜一转手，就可以牟取暴利而大发横财。“唉！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记下汽车的牌号。”他叹息着望着牛场脸上的感情变化。
“是的，要是记上汽车的牌号就好了。唉！可是，当时谁也没有怀疑他们是冒领呢！”牛场不完全同意周成哲的分析，“问题也可能出在我们公司内部，搞里应外合呢！”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周成哲一怔，矢口否定，“公司知道总司令部分配方案的只有你牛场先生和我两个人，但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连我的妻子梅静文也不知道。”他两眼盯着牛场，“不知你对别人说过没有？”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牛场连连摇头，“我同样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他来这里不足一个月，又成天坐在办公室里，对公司的人和事不甚了了，不可能做深入的分析，也不再说什么，对周成哲的判断表示默认。
当天下午，畑俊六先后从电话里听到汝南、桐城两家兵工厂的报告，简直把肺都气炸了。他马上派经济顾向水野惣男来大冶调查事故的原因。
水野已年过半百，曾经担任过三届日本内阁大藏省顾问，对经济工作是行家，但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却缺乏政治家的疑神疑鬼和纵横捭阖。加之，总司令部负责分配铁和钢指标的外山春树大佐平日喜欢占点小便宜，他贸然同意周成哲的分析和判断。结果，外山冤里冤枉被总司令部拘留审查两个月。
十二天以后，汝南和桐城两家兵工厂的车队第二次来大冶，运走第一批铁和铜。一连几天，周成哲依然心绪不宁，常做噩梦。
又过了半个月，总司令部分配汉阳、沧州和开封三家兵工厂的第二批铁和铜，比上次的数量有所增加，每厂分配铁五十吨，钢二十二吨。
这天深夜，钱俊卿、佘锡光、章中兴和张仁汉在周成哲家秘密开会，研究如何将这批铁和铜运往万县和重庆。
“一年来，由于周先生和在座诸位先生的齐心协力，将一大批铁和铜支援万县、重庆两家兵工厂的生产，蒋委员长对诸位的拳拳爱国之心，给予很高的评价。”钱俊卿从口袋里掏出蒋介石的亲笔信，“这是委座的手谕，我念给诸位听听。”他捧着读道：“周成哲先生，并大冶矿业诸爱国志士仁人先生们！据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报告，诸位不畏艰难险阻，协助该军从汪伪和日寇手中夺走大批铁和铜支援国防工业建设，其功德之大实等于拯救千百万同胞之生命！陆海空最高统帅部感谢你们，鄙人感谢你们！谨祝时绥。蒋正中手泐。十月二十四日于重庆。”他念完，将信交给周成哲等人传阅。
周成哲怀着激动的心情看完信，将它交给坐在身旁的梅静文。“你看看，在座诸位都看看。委座的信写得很有分量，我们实在受之有愧。”他等大家把信看完，又满怀激情地说道：
“作为学习采矿和冶炼专业的知识分子，我像热爱自己的家一样热爱大冶矿业公司，愿意在这里干一辈子，把自己的全部智力和体力贡献给它！即使公司在汪精卫集团统治下，我们所生产的铁和铜，只有百分之四十用于抗战打鬼子，我也愿意在这里待下去。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换上别人来当经理，他可能是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连一两铁、一两铜也不会给万县、重庆两家兵工厂。因此，汪精卫集团接管公司时，我和诸位一样愿意留下来，而且愿意继续当经理。尽管我待在这里，被亲戚朋友骂为‘汉奸’，我仍然甘愿忍辱负重干下去。这是我的思想感情，也是在座诸位同仁的思想感情，因为我们都有一颗爱国心！”周成哲像一个热情洋溢而容易冲动的诗人那样抒发自己的感情，“现在，汪精卫集团把公司无偿交给了日本侵略者，我们再像过去那样顾及万县、重庆两家兵工厂已无能为力了。上月二十九日那种偷梁换柱的把戏，只能玩一次，再不能玩第二次，敌人终究不是蠢猪。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着留恋的心情离开这里。这是我们在大冶的最后一个夜晚，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磋商工作。磋商的中心议题是：怎样将我们在这里生产的最后一批铁和铜，不给汉阳、沧州和开封，而给万县和重庆？宜昌方面的车队已经开出来了，明天上午十点左右可以抵达这里。”
“我们要离开这里？”张仁汉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去向，“我们去哪里？”
“噢！来不及跟你交底，去重庆，张先生。”周成哲说。
“集团军司令部已研究好了，明天下午，派专车和武装护送诸位去宜昌，然后经秭归去重庆。至于工作，重庆那边会考虑诸位对抗战的贡献，做出妥善安排的，请大家放心。”钱俊卿说，“周先生的两个子女都在重庆，男孩子在上大学，女孩子在上中学，其余诸位的宝眷都分别在贵州、四川、甘肃大后方，你们离开这里时没有什么拖累，只要大家一路警惕，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大家心中激起一股游子归故乡的感情，也激起一股游子受到故乡照顾和抚慰的那种冲动。
周成哲抬腕看表，已是第二天凌晨一点二十分，焦急地说：
“把最后一批铁和铜运走的主要障碍是牛场宜征。诸位看，怎样对付他？”
“干掉他！”佘锡光两个拳头一捏，“当然，首先必须干掉那个哨兵！”
“这是唯一的办法。”章中兴说，“把他的尸体拖到背后山上去，对清水、西城和那些日本兵就说牛场带着个兵外出了。”
“傍晚时，牛场还与清水、西城一起散步，说他外出了，他们会相信吗？”梅静文提醒一句，“再说，他外出，也一定会对清水和西城打招呼呀！”“那就干脆，把这三个家伙一起干掉！”章中兴进一步说，“我们一走，公司无人管，让这里乱一段时间，停止一段时间生产，也是对抗战的支援！”“钱先生的意见怎样？”周成哲问钱俊卿。“完全同意章先生的意见。”钱俊卿早有这个打算，“我已经带来三支无声手枪。”对怎样下手，足足研究了一个小时。在沦陷区一连干掉四个日本人，可不是好玩的事，一招失手，就会身首异处。
凌晨三点，除了梅静文，其他五人悄悄向牛场、清水、西城的住地走去。他们的住地是一栋四间房子的砖瓦平房，从东到西第一间住着牛场，第二间是他们三人吃饭和休息时玩扑克、麻将的地方，第三、第四间分别是清水、西城的住房。在距离平房西端约二十步远的地方有个铁质结构的伞形哨亭。一些细小的飞虫争相向悬在哨亭顶端的电灯泡扑去，被烫死或撞死了，掉在哨兵身上。习惯了，他懒得管，只有死虫子掉进衣领口里，脖子不好受，他才把手伸进去抠一抠，再肩膀耸动几下了事。
周成哲领着大家走到一个僻静处，留下三人，只带着佘锡光向哨亭走去。“我是周经理，这位是铜业公司佘经理，我们有紧急事情与牛场先生他们商量。”他老远就给哨兵打招呼。哨兵正在抠死虫子，愣怔片刻，本能地把枪端起，看清楚是熟悉的周成哲和佘锡光，才把枪放下来。周成哲先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又递给哨兵一支香烟，微笑着说：“晚上站岗很辛苦，抽支香烟提提神。”
哨兵说了声：“谢谢！”接过香烟叼在嘴边，见周成哲给他擦燃火柴，又说了声：“谢谢，”他把嘴伸过去，香烟还没有挨到火柴的火苗，就被佘锡光用无声手枪击毙了。
钱俊卿、章中兴和张仁汉赶忙跑过来，迅速将哨兵的尸体拖到后面山上掩蔽好。接着，周成哲、佘锡光、章中兴以同样的由头，同时分别敲着牛场、清水、西城住房的门。
“牛场先生！我是周成哲。”周成哲连喊三遍，才把牛场叫醒。
“什么事？周先生！”牛场昏昏迷迷地问。
周成哲说：“刚才接到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电报，说有紧急要事，要你和清水、西城先生马上动身赴南京。总司令部已安排飞机在汉口机场等你，请三位马上坐公司的吉普去汉口。”
牛场很警惕，扭亮床头的电灯，穿上长裤，把枕头旁边手枪拿过来，塞进右边裤口袋里，再趿着木底拖鞋开门。他站在门口，从周成哲手里接过一份旧电报，也不请周成哲进屋，揉揉惺忪的眼睛准备看电报，钱俊卿闪到门口，手枪一举，他倒在地上挣扎两下就不动了。
牛场倒地时，清水和西城也都上了西天。
周成哲他们把三具尸体处理好，再转回来关闭三间房子里的电灯，然后把门锁上。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周成哲和化了妆的佘锡光、章中兴、张仁汉坐上吉普车来到公司前门。周成哲从驾驶室的车窗口探出头来，说送牛场等三人去汉口乘飞机赴南京，要哨兵开门。哨兵见是周经理喊开门，司机也是熟人，只向后排座位上的三个人看了一眼，就把铁门打开了。他们在外面转了约半个小时，化妆的卸了妆，又从后门回到公司。
第二天清早，周成哲召集二十九个日本兵开会，说已被处死的那个兵作为牛场等三人的随身卫士去南京了，然后对他们说了一番认真站好岗哨，严防敌人破坏和勉励的话。
上午十点，第三十三集团军派来的车队赶来了。在今天这特殊的日子里，公司已成了周成哲的独家天下。这天早饭后，他吩咐妻子梅静文把公司在银行的存款，凡是能够提取出来的都提出来，将其中的一部分钱，以公司近两个月增产盈利为由，给每个职工增发一个月工资，又拿出一笔钱买来一批肥猪，让大家打个牙祭，并宣布放假一天，还剩下约一半的余款，捐献给第三十三集团军。整整一个上午，周成哲带领佘锡光和章中兴，以检查机械的名义驱车去两个矿区和两个冶炼厂，将主要机械上的主要零部件拆下毁坏或扔掉。他们估计，敌人要恢复生产，最快也得三个月。
下午两点，车队装着铁和铜浩浩荡荡开走了。梅静文和另外五个具有爱国思想的职员，避开日本兵的注意，与钱俊卿一道随车队走的。车队走完，周成哲和佘锡光、章中兴、张仁汉等人坐吉普车离开公司，一个多小时之后抵达五十里外的盛洪卿。第三十三集团军派来的轿车和一卡车装扮成日军的士兵，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迅速换上了日军军官制服启程。走了约一个小时，与运铁和铜的车队汇合在一起了。然后，绕道通过日寇所有的封锁线，第三天傍晚时安全抵达宜昌。
几天后，赵毓松在《中华日报》上发表题为《大冶之悲剧》的文章，破口大骂周成哲等人“是和平运动的死敌”，“对这种人要百倍警惕”，公然兔死狐悲，为牛场等人“表示沉痛的哀悼”，他身为农矿部长，“平日对各矿业训育不严，更是愧疚良深。”
这篇奇谈怪论发表的当天上午十点左右，汪精卫把赵毓松叫到跟前，说道：“刚才接到畑俊六总司令的电话，他称赞大作《大冶之悲剧》写得好！我也拜读了，的确写得很有感情。”他沉思片刻，为了切实将大冶矿业拱手奉送给日本侵略者，接着说：“我和畑俊六总司令都认为，赵先生能够写出《大冶之悲剧》这样的好文章，也一定能够把大冶矿业治理好，故准备派你带个新的领导班子和一个连的和平军去坐镇大冶，等那里的生产恢复了，秩序正常了，每月生产的铁和铜全部交给日军兵工厂而无后顾之忧了，你才能回来。同时把武汉的棉纺织业也好好管一管，要他们服从日本朋友的领导。至于农矿部的事就让两个次长去管好了，你放心去。”他停了停说：“畑俊六总司令准备派个大佐、两个中佐去大冶任公司副经理和两个分公司副经理，希望赵先生教育我们派去的经理和工作人员好好尊重他们。”
他知道赵毓松不愿意去，又给他一点甜头：“我已经给何佩瑢先生打了电话，要他负责在两个月内为你在大冶矿区建栋小公馆。你把夫人也带去。你和夫人每月的生活费用，按部长级干部出国访问的标准向财政部报销。”赵毓松嘴里表示拥护，心里却暗暗叫苦，而且诚惶诚恐，深深后悔自己不该写那篇鬼文章！
等待赵毓松的，将是一场新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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