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书如痴的求知精神
幼年时代的罗荣桓就酷爱读书，他不但在学堂里专心致志，而且只要一有空闲便手不释卷。11岁那年一个炎夏的中午，罗荣桓独自一个人，坐在池塘边一棵柳树上聚精会神地看书，由于他精力过于集中，不小心竟跌进池塘里，弄得浑身透湿。家里人和四邻八舍知道后，便称他“书呆子”、“书迷”。对此罗荣桓并不屑置辩，依然孜孜不倦地攻读，从书中寻找自己的乐趣和立身处世的道理。刻苦的学习，使罗荣桓在小学期间就以勤学好思而闻名全校，小学老师夸赞他是一个有远大前途的学生。
参加革命后，戎马倥偬。但无论工作、军务多么繁忙，罗荣桓都不改如痴如醉的读书嗜好。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认真读书，是要受社会这把‘戒尺’惩罚的。”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残酷的环境，使书籍来源几尽枯竭。这对于养成读书习惯的罗荣桓来说是个不小的压抑。吃红米饭南瓜汤，他安之若然，从不叫苦，可没有书读却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终日若有所失。因此每逢战斗过后，打扫战场时，他都要去找书。天文、地理、历史、诸子百家，只要是有益的书籍，找到什么就看什么。
1932年4月，红军打下了漳州城。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进入漳州后，公务之余的第一件事就是逛书店买书。然而那时每本新书动辄大洋一元，这使仅有两三块零花钱的罗荣桓望而却步，实在不敢问津。无奈他只得光顾旧书店，打起了每本一二角钱的旧书的主意。结果最后倾囊而出，高高兴兴地买了一摞旧书。并且从这以后，一有空闲就流连书店，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看不花钱的书。他还把这个消息告诉毛泽东，有着同样嗜好、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自然也不放过这个机会，很快成了书店里的座上客。
罗荣桓把革命书籍看得非常珍贵，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决不轻易舍弃。1939年2月，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奉命带领部队由晋西进军山东，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这次行军约3000华里，途中要穿越敌人数道封锁线和几座荒凉陡峭的高山，被称为是一次“小长征”。行前罗荣桓将一只小皮箱交给政治部秘书携带，反复叮嘱说：“路上要小心，轻装时别的东西可以不要，但千万不能把小皮箱搞丢了。”秘书以为里面一定存放着什么贵重的东西，后来到目的地打开一看，除了一瓶药之外其余都是书。其中一本油印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稿，字迹已模模糊糊，书角也都起皱了，许多地方满满地写着罗荣桓的圈点批注。看到这些，秘书的眼睛有些湿润，他为罗荣桓惜书如金、勤读不辍的精神感动不已。
不折不挠的学习毅力
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作为山东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身兼党政军数要职，工作异常繁忙，艰苦的斗争环境使他又患了严重的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就是这样，他也不放松读书学习。当几经周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小册子送到他手上时，他一口气读了好几遍，并且对照山东的抗战工作，常常掩卷深思，总结过去，谋划未来，夜不成寐。
后来，严重的疾病使罗荣桓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行军打仗，再加上眼睛深度近视，看书很不方便，他就让别人把小册子读给他听，还边听边同大家研究讨论。周围的同志很为他的健康担心，常常劝他等身体好些再学习，可每次罗荣桓都是意味深长地说：“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真理。革命的形势发展这样快，我们不抓紧学习怎么能行？否则，就会被前进的历史抛在后面。”
建国后，罗荣桓带病出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首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等职，为新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军队政治工作的开拓和发展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罗荣桓带病坚持繁重工作的情况，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关注。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在罗荣桓署名的一份报告上写道：“荣桓同志，你要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毛泽东的批示，体现了党的亲切关怀，罗荣桓对此非常感激，同时他更加珍惜时间，争分夺秒地工作和学习。但沉疴终于迫使他不得不于60年代初几次住进医院。
在医院里，每次医生都要求罗荣桓静卧休息，不能看书或写东西。可罗荣桓总是不顾医生劝告，趁着公务少一些，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他对医护人员深怀歉意地讲：“我是个不会休息的人，在娱乐方面没有什么爱好，这是一个缺点。”接着又用商量的口气说道：“我的愿望就是多读一点书，请你们满足我这点嗜好吧。”几次住院，他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一方面认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把《毛泽东选集》完完整整地通读了四遍，还作了大量读书笔记。有时病情严重，眼睛看不清东西，他就让夫人或子女读给他听。罗荣桓的举动深深教育了医护人员，他们感慨地说：罗帅这不是在养病，是利用住院的机会学习进修来了！
把握实质的科学态度
罗荣桓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程中，始终贯彻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很注意开拓创新。
战争年代，在开创和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斗争中，罗荣桓就是以这种科学态度，匠心独运地创造了著名的“翻边战术”，即在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选择敌人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过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人部署，粉碎敌之“扫荡”。然而这种战术刚刚提出时，许多人并不理解，因为毛泽东著作上是“敌进我退”，并没有说过“敌进我进”。因此当年山东《大众日报》在第一次宣传“翻边战术”时，还以为这个提法搞错了，迟迟不敢排版付印。其实一点都不错，这是罗荣桓对毛泽东常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军事原则的巧妙学习运用。在这个战术原则指引下，山东抗日军民先后取得了留田突围，海陵、郯城战役等重大胜利。为此毛泽东曾亲自致电嘉勉道：“所取方针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
全国革命胜利后，在60年代初，罗荣桓再次主持总政工作。为了正确指导全军学习毛泽东著作，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原则，他又同林彪鼓吹的走“捷径”、找“窍门”、“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错误主张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罗荣桓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词句，还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1961年1月，罗荣桓在与一位领导同志谈话时，针对“带着问题学”，幽默地讲道：“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对“顶峰”论他也明确表示不赞成，多次指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关于“立竿见影”，罗荣桓在视察部队时对广大官兵坚定地表示：“毛主席的著作，你们要认真学习，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至于‘见影’不‘见影’，究竟何时可以‘见影’，那是以后学习成效的问题，先不要考虑它。”对于林彪主张走“捷径”、“背一点东西”的提法，罗荣桓则毫不留情地指出，这是搞教条主义，并气愤地说：“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那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
1961年4月，罗荣桓长子来信向他汇报部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情况，罗荣桓发现林彪那一套庸俗化、教条化的主张已经在部队中传播开来，对此他十分忧虑，立即回信告诫道：学习毛泽东著作“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如果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或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
罗荣桓的这些正确学习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克服了林彪的错误主张，而且还最终导致了在军委常委第26次会议上，他同林彪的正面交锋。在这次会议上，罗荣桓坚决主张把“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提法从一些文件中删除掉，林彪听后竟勃然大怒，拂袖而去。林彪的粗暴无礼和拒不接受批评的态度，使得罗荣桓不得不把双方的原则分歧和争执，汇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处会议经过讨论，完全赞成罗荣桓的意见。
1977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感慨地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这个意见。”邓小平的这段话，不仅高度赞扬了罗荣桓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而且也为历史上这场事关革命原则、事关学习根本方向、孰是孰非的激烈纷争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于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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