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您预测一下中国房价最近几年的走势，尤其是北京这边的限购政策还会执行多久？
苏剑：首先，今后这一两年我觉得房价会跌，因为温总理马上就要退下来了。在温总理任职的差不多十年期间，到目前最失败的一个领域就是房价调控——在前几年他每一次都说要抑制房价，结果都是房价快速上涨。那么你想一想在温总理卸任前的这一段时期，是不是该把这一笔写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两年房价肯定要降下来，降不下来温总理在他任职的这两届期间就没有一个很好的收官之作。
提问：苏教授，你好！你谈得很精彩！现在100万在北京是买不了房子的，但是到美国纽约可以买房子。纽约开车一个小时往新泽西走，再另外花几万块钱就可以买房子，加起来也就是100万，200万是绝对达不到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移民到美国去买房子，这样就可以把问题更好地解决。
苏剑：这是一条思路。实际上我们也鼓励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往往不仅仅指的是去办实业、开工厂，只要是持有国外的资产都算是对外投资——买房子也一样、买股票也一样、买债券也是。当然，我们一般情况下所说的对外投资指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就是指买矿山、办企业这些东西。你说得有道理。
提问：那我可以去买吗？
苏剑：这我绝对批准（笑）。
提问：苏老师，你好！我想问两个问题：你刚刚提到问题的根源是贸易顺差，你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让人民币升值，但是让人民币升值是解决贸易顺差的唯一方法吗？比如说能不能通过提高国内劳动力价格去增加成本，然后去减少贸易顺差？
第二个问题：您刚刚说到为北京经济做贡献的人应该有权利拥有北京的房子，您认为为北京经济做贡献和有北京户口这两点是否有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那么现有的政策是否能实现这种区别？
苏剑：我说到为北京经济做贡献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北京户口放到一边了。其实有好多人没有北京户口，但是对北京经济做的贡献也很大，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有资格买房子。
第一个问题理论上可以，但是为什么我不喜欢通过国内涨价呢？因为国内的涨价往往是不平衡的。一方面各种物价上涨的幅度不一样、开始的时间也不一样，这是第一个不平衡；第二个不平衡就是各种商品或者资产在人与人之间的分布不平衡。结果它就会导致整个国内财富分配格局的全面变化，这个变化很快，所以我认为不应该让国内的物价调节来适应它，而是直接从源头就给它卡断，不要影响国内的相对价格体系，这是我的目标。
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人民币要么对外升值、要么对内贬值，这两者你必须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二者之间的一个组合——升值一部分、贬值一部分，都可以，但是你必须这样做，跑不了。
提问：三个月之前我对您的观点还是比较赞同的，但是很遗憾现在我发现您的观点有很大的问题。
您每天是在您的办公室工作吗？比如说您去过超市吗？因为我中学也是在中关村就读的，所以我一直以为全北京应该都像中关村这样，而直到我读了研究生，我去了玉泉路之后才了解到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北京。您知道北京的房租的价格吗？北京的房租实际上非常的便宜：在石景山的万达广场，周围大概3500块钱可以租一套八九十平的房子。我想表达的观点是什么呢？大部分的写字楼都是大量的空置，比如说石景山的万达广场，大部分的写字楼都几乎没有公司介入，而且好多的写字楼都是贴着一副春联，底下铺着地毯，放一双鞋，当成住宅在使用。
而且还有几个重要的观点——您了解去年北京土地出让的面积大概是多少？您都是从宏观经济去讨论房价的。大白菜的价格现在跌到一两分块钱，这是不是由于供需的关系引起的？
苏剑：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农产品的供给量是很容易调节的。
提问：你要知道2009年我们卖了多少地、2008年我们卖了多少地。
苏剑：房价现在是全局性的问题，不管你卖多少地，全国的房价都在涨，哪怕小县城的房价都在涨。
提问：现在的空置率非常高，我们太多的土地已经盖成了房子，包括有的媒体说北京的房子现在可以消化十年。
苏剑：那是媒体说的，都是假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不信吗？因为那些人不会算账，经济账你算的时候不能光是在现有价格下算账，你要考虑价格是在波动的，住宅价格也是一样。住宅价格波动的时候它的消化速度是不一样的，在现在的价格下一个人可能卖出了20套，价格降低10％之后没准一个人就卖了100套了。没那回事，价格一调整，马上消化速度就不一样了，报纸上那些人报道的就是这样算账的。
提问：他们是按照2010年的销售速度来计算的，不是按照2011年的销售计算的，您有没有关注过房地产企业的一些报道？包括恒大这个企业，它按照2010年的土地储备除以2010年的土地销售大概是12.7。
苏剑：你觉得房价为什么这么高？
提问：房价高是因为炒作，我个人认为是货币因素造成的。
苏剑：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货币因素是它上涨的原因，但是等到它下跌的时候（就不是了）。比如说大白菜的炒作是货币因素，但它真正下跌是在供给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大企业它的土地储备除以它的销售面积竟然达到12年。目前中国房地产的负债率非常高，而且这个负债率是以你目前购买时候的土地作为你的资产，以目前房价的房子来计算你的负债率，而当房价稍微下跌一部分，比如说急速下降10％，你的负债率就会上涨10％。
提问：苏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刚刚您讲到出口型导向的经济就会产生外汇储备的增加、货币超发以及物价上涨。这个关系如果要是这么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出口型的经济导向一定会导致这种问题吗？
苏剑：一般情况下都是。我是看了一些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史，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除非它走走就失败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出口导向型战略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快速发展的战略确实非常有效。所以我们国家最近这30年高速发展，我是非常欣赏出口导向型战略，但是这个战略长期采取的话，确实会有严重的影响，所以这需要我们及时地调节发展方式，把这个问题避免掉。
提问：比如说，你积累了很多外汇，我们每人发一万美元好了，马上就没了。
苏剑：那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发外汇相当于发人民币。
提问：可以发美元，不发人民币。
苏剑：我把美元给你，你拿美元干吗？
提问：去美国玩一圈。
苏剑：你去美国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美国，多数人还是在中国待着，拿着美元干吗呢？又换成人民币了，又跑到中央银行手里去了，因此相当于又发了一批人民币。
提问：我不换人民币。
苏剑：你不换也可以，你不换的结果就是人民币升得一塌糊涂，美元贬得一塌糊涂，就是这么简单。
提问：但是国内的货币没有超发。
苏剑：货币是没超发，你不就是不想让人民币升值太快吗？你不换了，那人民币不就升值得一塌糊涂？那不就有违你的初衷吗？
提问：苏教授，您好！刚才您的政策建议很精彩，特别是有针对性地限制投机这种行为。但是我有一个好奇：政策建议需要变成政策，然后再达到落实才能产生效果，那您现在这些从建议到落实之间的通道是不是畅通？如果不畅通的话，您再做哪些努力能使它真正影响这个市场？
苏剑：谢谢你对我如此大的期望，实际上这些政策我们作为学者只能说一说，人家采取不采取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说也许真有效果，你不说肯定没效果。比如说今年的正月初二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越调越涨》。在那文章里面我就说了中国房价越调越涨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货币超发；第二个是土地财政；第三个根源还在中央政府自己，就是调控当局自己，因为调控当局当时设定的目标是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你这个目标就错了。你想一想，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意思只不过是房价增长太快，而不是房价增长了，你只要让房价的增长速度降下来就行了，这是当时政府的目标。所以政府的目标其实就是越调越涨，只不过你希望的是越调越小涨。但问题是房价本身是老百姓和调控当局之间的一个博弈，你希望越调越小涨，但是老百姓一想：“房价不是还要涨吗？既然要涨，那我还不赶紧买房子？”于是就抢购，这一抢购房价就快涨了。就算它以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为目标，最终实现的还是房价过快增长，也就是说它的政策目标根本就实现不了。最后那篇文章就写出来了，我放在我的博客上了，被搜狐推到了首页，点击量达到15万次左右。
结果我发现很碰巧，以这个时间为分界点，此前政府的操控目标是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此后就慢慢不提了，然后先是变成稳定房价，现在变成降低房价。所以我觉得那篇文章可能真的有点作用。
所以我们还是要说，至于人家是不是采取，那真的不是我们这些人管得了的事。
提问：苏老师，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建廉租房或者是比较便宜的房子，这样的话存在一个问题：建的地段或者面对的对象有没有可能像美国那样，建成一种黑人聚集区或者贫民窟？会不会导致这种隐患？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把卖地的权力从地方政府那边收回，地方政府肯定不愿意——如果它把卖地变成收税，这样的话赚钱的手段就隔了很大一层，它的很大一块蛋糕就被中央政府或者其他部门拿走了，它肯定会心不甘的。所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这种博弈您会怎么看？到底中央政府能不能真正把这个权利收过来？
苏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廉租房和保障房的。有的时候有的话说得非常难听，但是道理是对的。我记得茅于轼曾经说过一句话：“保障房、廉租房里面就不该建厕所。”他提过这样的政策建议，在网上被人骂得一塌糊涂。其实他这个建议我也不赞同，但是我认为他的思路是对的，为什么呢？像这些保障房就不能建得太好，建得太好了就到不了那些目标人群手里了，早让人瓜分完了。比如说一个保障房也建成100多平方米，里面什么设施都好好的，社区环境也非常好，你想能给那些需要保障的人吗？他拿不到手——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到处弄虚作假的社会，房子能到那些人手里吗？你需要什么条件那些富人都能做出来、那些当权的人都能给你做出来，最终到那些人手里了，到不了需要它的人手里。所以说你这个保障房要建，建到什么程度呢？只有让这些人觉得不值得花这个心思去要它，才能最终落到一些目标人群的手里。所以保障房就不能建得太好，面积不能太大，周围的设施也不能太好。
当然这些话很难听，那些需要保障的人就不该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吗？我也觉得大家都该享受，但是你要看到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你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实现不了。
也不一定保障房最终真的会变成贫民窟。我的意思是说你的房子面积不一定很大，小到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愿意要的地步；但是社区环境可以好一点，给孩子的教育环境也可以好一点。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刚才说温总理届满之前一定要把房价打压下去，但是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2008年的时候中央搞了4万亿的投资，然后地方政府马上又配套，可能达到10万亿。比如说北京拿了1000多亿去做土地储备，这些钱大部分是从银行贷款或者是以地方的平台来融资，依靠未来的土地收入。现在这种限购的情况下，现在北京的地很难卖出去，这样的话地方政府每天产生的利息就很大，这样的话各个地方政府已经很难支撑下去，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一个矛盾呢？
苏剑：是的，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中央政府不是批准几个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了吗？像上海、浙江被批准发行地方债券，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它们需要一个新的税收来源，所以我是建议征收物业税的。土地财政那是不可持续的，总有一天会被用完的，但是物业税它是源源不竭的，就是今天房子在这里，明天房子还在这里，只要你有房子，每年都得交，不像土地财政地卖完了就没了。所以我觉得物业税的征收那是迟早的事情，地方政府需要这笔钱。我曾经简单地算过一笔账，就是北京的物业税如果征收的话，对于北京市政府来说如果按照1％的比例征税，每年就可以征收大概3000亿元以上的收入，和现在的卖地收入相比虽然不够，但是也相当于很大一部分了，是一个弥补。
提问：我对私有化有一个疑问，因为我是农村来的，所以就特别了解：如果说有一天把农村的土地归个人所有的时候，农村人也是有投资欲望的，而不是说没有投资欲望；他是没有条件，不像城市我可以挣一点钱然后去投资，在农村农民保障生活最基本的就是土地。如果有一天土地私有化了，那么可能出现另外一个状况——有一些人去农村投资农村的土地，因为他也是有利益可图的，因为农村还是拥有着广大的土地面积的。但是存在着一个问题，如果农村的土地被用于商业化以后，或者是走进房地产市场、或者是别的一些商业化土地市场的时候，那么用什么来保证人们的粮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粮食我们每天都在吃，土地私有化以后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粮食生产？
苏剑：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其实中国政府早就考虑到这一点了。土地要改变用途在中国是非常难的，必须经过政府批准，这个管制我觉得不应该因为私有化就放松。私有化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是农地还是农地，是建设用地还是建设用地，你要想改变用途还需要政府批准，政府对土地市场的管制还是需要的。
提问：我是学法律的。今年《婚姻法》提出了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就是买房的问题——结婚的双方如果是父母一方在你们结婚之前买房的话，最后女方不拥有这个房子。当时引起了广大的社会争议，但是大家也看到了一个好的地方，即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扭转观念——大家不要为了结婚然后一定要去买一套房子去刺激房市，另外大家也不要过分地在乎钱的事情，这是想要调整观念的问题。从法律的导向来说，政府是希望通过法律来调整人们对消费的影响，尤其是这种家庭关系中对一些消费的影响。你认为我们的法律跟我们经济之间搭建联系的过程为什么会有那么长的距离？因为房市不是头一年在涨，但是对于观念的调节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苏剑：法律从来都是滞后的，只有出了事才会有法律，不出事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也就是没有法律的出现。其实，我觉得在关于《婚姻法》的解释之后，中国还应当出台另外一个法律，就是《反性别歧视法》，尤其是就业市场上。以前的婚姻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安排，就是妇女往往在就业市场上是受歧视的，所以在这方面她能够得到一些补偿——就是她在家务劳动方面付出的多一些，她可以得到一点补偿。现在你把这一点补偿拿掉了，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应当在就业市场上消除歧视，让夫妻具有更平等的地位。尤其像现在找工作的时候，那些招聘单位一个个明目张胆地不要女生，写得明明白白，这要是放在美国的话，马上拿出《反歧视法》，你赔款吧！在中国就没有这回事，所以我觉得应该再出台这样一个法律。
提问：苏老师，我想问一下关于目前中国福利房回潮的问题，像北大、清华的教师买房学校就给了大量的补贴。现在很多人都报考公务员或者进政府单位，回归体制内，很大的原因也都是因为住房，如果你在体制内有比较好的位置的话，在买房的问题上有很大的特权。这对于未来整个社会住房的市场有多大的影响？一个房子卖给不同的人是不同的价格。
苏剑：我理解你的意思，我也觉得这个不好，我觉得住房就应该货币化，不应该是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房价。福利房虽然说对本单位的职工价格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在本单位内部也会造成不公，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分到房子，最后分房子往往不一定是按他的真实贡献来分的。比如说一个单位分房子的时候，他可能正好有这一批房子，结果有一个年轻人刚刚毕业就进去了，于是他白得一套房子。如果按短期收入算的话，没准这一年按市场价格房子就上百万了，所以这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住房还是要货币化。
但是现在的福利分房回潮我觉得可以理解——房价太高了，单位留不住人了。前一段时间出现了逃离“北上广”的现象——房价太高了，那帮人都待不住了。当然逃回去之后他们又逃回来了，因为那边的工作环境更难受。高房价造成的社会问题太多，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把房价打下来。
刚才有一个同学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通过提高工资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发展经济来说，提高工资那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之一，我们不就是为了提高大家的生活水平吗？要不然发展经济干吗？因此提高工资是发展经济的应有之意，但是怎么提高？应该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工资，而不是因为房价或者日用品价格上涨提高工资，这个原因要弄清楚。主要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工资提多少我都没意见；但如果是因为房价涨了，日用品价格涨了，在那种情况下对于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来说，你的价格优势已经被削弱了，你要是再提高工资那削弱得更厉害。我觉得提高工资这一块应该慎重。
提问：苏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您刚刚说到控制房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速人民币升值。假如说人民币升值10％的话，出口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美元价格应该相应就会上升10％，这样的话相当于对出口企业有一个不利的冲击。而众所周知出口占我们GDP的百分之三四十，这样对出口企业的打击有可能产生一些就业的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您觉得这种影响会有多大？我们的业绩怎么办？
苏剑：我刚才说了我的观点——不管是升值也罢、不升值也罢，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最终都没了，什么意思呢？你想一想如果升值当时就没了；如果不升值中国内部就有一个物价上涨过程，也就是说物价上涨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上升，生产成本上升了，你在国际市场上卖的价格就会提高，否则你也赚回不了本。也就是说国内物价上涨10％和人民币升值10％对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影响是一样的，就算是你没升值，你本身的生产成本上升10％，你在国际市场上不也要提高价格10％吗？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价格优势都会消失，只不过是迟和早的问题，只不过是是否要经历一个国内物价上涨的问题。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要人民币升值呢？就是要把这个问题御敌于国门之外，就是不要把它的问题惹到中国经济内部来，不然整个相对价格体系就全变了，整个财富分配格局就变了，社会问题就出来了。人民币升值了，虽然说出口企业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在国内它没有这么一大摊子事。当然你可以针对那些出口企业考虑人民币升值的时候速度稍微掌控一点——我说的是加速人民币升值，我没说一下子到位——就是在企业承受能力许可的情况下越快越好；同时你要加快扩大内需，把它补偿回来，这是要考虑的。
提问：苏教授您好！刚才您也说了近期咱们的房价肯定会跌的，我想知道房价是从500万跌到400万吗？还是跌到普通民众能够接受、能够买得起的范围？
苏剑：这我就不好说了，今天下午我正好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房价多高才算合理？》。前两天温总理发表谈话，说要把房价降到合理的水平上，那么合理房价到底是多少呢？
我就算了一笔账，比如说北京合理房价应该是多少？按照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说法，应该是双职工6—7年的收入可以买一套房子，这是他的观点。但是他没说要买的房子是什么房子，是100平方米的房子还是50平方米的房子？这里面隐含的房价是不一样的。
今天下午我就写的这一篇文章，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个人21岁开始工作，到60岁退休，中间有39年时间。如果说一个人一辈子支出的三分之一用于买房，那他应该用13年的收入买一套房子；如果是一个双职工家庭，正好是6—7年，跟黄奇帆市长的说法正好一致。所以我推测黄奇帆市长也是这样推算的。
如果说这是有道理的，那下一步房价到底应该是多少？因为这个说法并没有回答合理房价该是多少这个问题。那么，合理房价到底该是多少呢？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人的收入有高有低，房子的大小也是有大有小，北京大房子有20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有30平方米的，我们就取一个北京的中等收入家庭买一个中等大小的房子，然后计算一下这样一个房子的房价。一个北京中等收入的家庭它的年收入大概不到9万，北京201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9000多块钱，如果按9万算的话，七年就是63万，假设他买一个100平方米的房子，平均1平方米就是6000块钱，当然现在6000块钱的房子对于北京人来说是一个梦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灰色收入，所以北京市政府公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往往低估了，所以往往翻一倍，房价也差不多就是1万多块钱，所以如果说按照这个方法来推算的话，北京的房价应该是1万块钱。但是这个均价1万多块钱是北京市城中心的这几个区的均价还是所有北京区县都考虑进来之后的均价？这就是一个问题了，这就看北京市公布这个数字的时候它包括没包括区县的城镇居民。如果包括了，我猜测合理的均价大概就是五环以外那个均价。但是你不要以为五环以外的均价现在就低了，我住的地方在北五环以外三公里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房价已经22000了，所以就算是那个地方的房价均价是12000，房价要回归正常合理值也得降百分之四五十。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房价水平是普通老百姓能买得起的，但是要真降到这个份儿上，难度好像比较大。从我个人来看温总理在卸任之前只要把房价调下来就行了，有一个好的收官就行了，不一定非要调到那个份儿上。
提问：你说房价肯定要降的，降的话就意味着开发商的收入少了，开发商的收入少了就会影响到银行的收入，因为开发商大部分的钱都是贷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大部分的银行都是国家控制的，是不是最后都归到国家了？
苏剑：中国的银行已经是股份制商业银行了，理论上说首先他们内部消化，如果内部消化不了，最终可能真得国家救援，因为现在不光是中国，就连美国一些大银行也出了问题，政府都不得不救援。
提问：明年是2012年，也是被很多人称为有可能是世界末日的一年。目前欧债的危机也比较严重，明年欧债如果有稍微小幅的危机或者一些新闻的爆发，就会出现投资者恐慌的情况，会不会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暴跌？
苏剑：说实在的，2012年可能还真有点末日的味道。什么意思呢？欧洲债务危机是去年爆发的，但是欧洲债务危机最严重的一年是明年，为什么？因为明年欧洲各个国家都到了还债高峰，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这些国家明年需要还债券的数额最高的是今年的一倍以上。和这几个国家相比，希腊就是小不点了，所以明年真有可能出大问题。
另外美国经济现在我看不到希望，尽管今天早上我看到的新闻是它的失业率又一次降低一点点，但是说实在的，我不看好它。
再后面还有日本，日本的国债占GDP的比重已经到了220％左右了，比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前还高了将近100个百分点。希腊爆发债务危机的时候，它的债务危机与GDP的比例也才130％。问题是日本的国债基本上是日本人自己持有的，而希腊的国债是外国人持有的，所以希腊出问题了，日本现在还没有，如果日本明年也出问题了怎么办？
中国的房价如果控制不好，2012年可能真的会有一个经济的硬着陆。所以美、欧、日、中国四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同时出了问题，2012年真的有一点世界末日的味道。在这个情况下，大宗商品的价格一般情况下是免不了要降的。在经济危机中，石油、原材料需求量肯定要下降，因为不生产了，不生产了对能源的需求肯定会下降，结果这些东西的价格肯定会降下来，这一般是一个自然趋势。
提问：那就很简单，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为什么房价特殊呢？
苏剑：那就是以后的事情了。
提问：调控房价很重要的就是打击投机，现在很多人在北京买房，一买就是三十几套。有没有这种可能，除了两套房子以外，剩下的十几套、二十几套房子我们给他征收高额的税，比如说他一个人的房产面积是100平方米，一个三口之家总房产超过300平方米以上按照平方米征税。有没有这种可能作为调控的一种方法？
苏剑：这就是我们建议的物业税的一种形式。物业税不一定是只要你有房就征，涉及一个起征点。比如人均30平方米以内不征税，人均超过30平方米的就开始征税了，这是完全可以的。实际上我们建议征收物业税一般情况下都会这样说的，不会说是全部都打击了，只打击一部分超标的人，一般都是这样。
提问：苏老师，您好！您刚才说房价可能会下降，比如说北京的房价可以从3万降到2万，但是其实这样子大部分的民众还是买不起房的，而要能让大部分民众都接受房价也不太可能达到。那怎么样才能让大部分的百姓能够买得到房呢？
苏剑：现在要让大部分的老百姓能够买得起房子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政府成功地把房价打下来了；第二个办法就是金融危机。好多人都害怕金融危机，其实在我看来金融危机是一件好事，不仅仅因为它能够把房价打下来。金融危机它为什么会爆发？就是因为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太严重了，只有一场金融危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没有金融危机你通过别的手段都解决不了。比如现在政府调房价，往下打的时候很多人都受不了——企业在反对，地方政府在反对，拥有很多房子的人也在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把它调下来难度很大。但如果是一场金融危机呢？在这面前谁都无话可说。就跟咱们的拆迁一样，你要拆迁，马上有很多人反对，当然中国的拆迁补偿不够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是一场水灾或者是地震过来了，全部震倒了，一切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政府给他一点救援，他高高兴兴的。所以金融危机来的时候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个时候政府给他一点点的施舍，那些开发商、那些地方政府一个个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所以说金融危机是个好事，它是对经济中的问题一个自然的反应。我们普通老百姓不要怕，在金融危机中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你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你损失完了还是一个劳动力，你还是用双手在挣钱。害怕的人是谁呢？是那些有钱的人，不是我们。
提问：苏教授，您预测一下近八年会不会有金融危机来到？
苏剑：我觉得我们国家遇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我们党的领导很有力量，它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一般总能做到。也就是说，别的国家的政府是没有办法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宏观调控方面行政命令的手段绝对是最有效、最直接、政府最拿手的一个手段。在国外，它必须通过经济手段或者其他手段来解决问题，但是在中国有一个强势的政府，用政府这只手强制地给扭过来。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苏剑老师给咱们做的精彩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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