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技术属于高技术，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卫星技术的泄漏和他人的窃取，特派出了18名经过政府安全规程训练的保安人员。同时还携带有现代电子仪器监视设备，将卫星置于24小时的监视控制之中。
因此，卫星厂房自美方接管之日起，非美方人员，一律不得靠近卫星厂房。为了提醒中方的注意，美国安全军官们还在卫星厂房的门上、窗户上张贴了许多“安民告示”：
Please respect the r1ght of American！（请尊重美国人的权利！）。
Chinese friends, do not make jokes！（中国朋友，这可不是开玩笑！）
Chinese friends, please protect the American technology！（中国朋友，请保护美国技术！）
并且，在一个集装箱上，还贴有一幅耐人寻味的漫画：整个画面是一张国际棋盘，棋盘的一端是苏联人的国旗，另一端是美国的星条旗。两端旗帜数目相当。棋盘的界河处，还用英语写有一行字体We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我们面临挑战！）
当然，美方出于工作方便的考虑，也发给了中方指挥员三个可以进卫星厂房的特别通行证，但中方人员每次进去时，都必须有美方安全军官的“陪同”。
因此，卫星中心有人开玩笑说：“看来美国人这里，是没有后门可开了，你就是上红塔山、五粮液，恐怕也不顶用。”
美方有一位女安全军官，叫玛格丽特。这是一位性格活泼开朗、天生好玩的西方女性。她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自然风光，热爱发射场附近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她还喜欢拍照，几乎是见什么就拍什么，连小鸡小鹅小猫小兔也拍。她说，到西昌发射场后，她已拍了十九个胶卷了。
一次，玛格丽特见中方翻译－－位年轻的小伙子胸前别有一枚中国航天纪念章，很想要来作个纪念。年轻的翻译便摘下来，送给了她。有人和她开玩笑说：“玛格丽特小姐，他送你一枚纪念章，你送给他什么礼物呢？”玛格丽特大大方方地走过去，搂着这个年轻翻译的脖子，对准他的额头便是一个漂亮的吻。年轻翻译被闹了个满脸通红，她却咯咯地大笑起来：“我的孩子和他年纪差不多，今年大学都快毕业啦！”
但，就是这位活泼开朗、天生好玩的玛格丽特小姐，为了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从来没去西昌玩过一次。每当她值班时，态度相当严肃认真，一张本来充满微笑的脸上，你几乎见不到半点女性的温柔。据说，有一次胡世祥去卫星厂房时，故意对玛格丽特小姐开玩笑说：“小姐、这本是我管辖的厂房，今天就不用你陪了，我自己去行吗？”玛格丽特小姐却说：“尊敬的胡先生，很抱歉，我得履行职责！”
本是中国的卫星厂房，中国人不能进，却要由美国人控制，对此，有的中方人员也是很有想法的。有人说，这是中国的卫星厂房、凭什么要把钥匙全部交给美国人？甚至还有人说，让美国人控制厂房，这是出卖了国家主权！上官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说法：“美国卫星运到西昌后，好比一位黄花姑娘要在你的房里借住几晚上，意思就是叫你主人不要动手动脚。既然如此，我们干脆把卫星厂房让给美国人去管理，这样我们既避嫌疑，又让美国人放心，有什么不好！”
当然，中国也采取了对等政策。你不要我进你的卫星测试厂房，我也不让你进我的火箭测试大厅，我看不见你的卫星，你也别想看到我的火箭。
并且，在发射场附近，中方还设有许多限制区域。美方人员一旦进入限制区，便会受到制止，倘若美方人员因工作需要进入某地，中方同样有人“陪同”。
由于双方互有防范而又必须要在一起，加之各有各的观念，各有各的习惯，各有各的标准，各有各的干法，这就必然使合作显得更为艰难。
发射团副团长唐贤明说：“美国人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苛刻。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发现有一点问题，便立即打来电话，要求及时解决。”比如，新的卫星厂房，是按国际标准设计和兴建的，美国人第一次使用、当然也要按国际标准要求。卫星厂房里的温度，要求22摄氏度，高一点不行，低一点也不行。这就要求中方的空调机连续9天9夜不能停。
中方过去对卫星温度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但有时高一点低一点也就过去了。特别是空调机，从未有过连续工作9天9夜的历史。
为满足美方这一要求，保证给空调送蒸气，发射团专门组织了一个锅炉班，连续昼夜不停地烧锅炉。一个个本是体壮如虎的小伙子，到后来竟累得又黑又瘦，连起床都困难了。
听说，美国人有一次正在冲胶片，水管突然停了一下水，便气得哇哇乱叫，竟打电话提出抗议。
美国人不仅对温度、湿度等要求极高，对电的要求也相当严格；24小时必须保证有电，只要设备在，电就不能停。但人走电灭，是中国的老传统了。人走不关电，是一种浪费，而“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卫星中心，人离开机房时，必须要切掉设备上的电源，但在美恰恰相反。美国人离开机房时，设备上的电源从来不关。只要设备在，就24小时不停电，长年如此。因此，美国人对中方“人走电灭”这一工作制度感到非常的不习惯，十分的恼火，甚至大惑不解。
当然，中方一下要改变这种习惯，完全适应美方的要求，也是困难的。特别是对卫星的供电，美方要求连续7天7夜不能停电。因为这电是直接加到美国卫星上的，万一供电过程中突然停电，导致卫星出现问题，如何了得？供电问题保证不了，合作无法进行。
但中国人毕竟不是傻瓜，你有你的高招，我有我的绝活：你有你的“国际标准”，我有我的“祖传秘方”。老祖宗早就教导过，“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车到山前必有路”。
最后，7天7夜连续供电还是保证了。办法虽然土一点，但效果一样。美国人竖起了大拇指。
合作继续进行。
又比如，西昌发射场开始没有逃逸设备，美国朋友便不肯合作。
所谓逃逸设备，是指发射架上一种特殊的设施。这种设施能保证：发射架上要是一旦发生诸如火灾、爆炸之类的事故时，工作人员能迅速逃离现场。
西方所有发射场都有逃逸设备，且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美国人注重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把人身安全放在首位。倘若靶场一旦发生危险事故，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逃命，而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怎样去排除事故。
因此，美国人上发射架时，第一件事就问：“万一发生事故，从哪里逃走？”
中国人说：“无路可逃！”
美国人便站在那里，原地不动，无论你怎样动员，就是不上发射架。
无奈，中方还是增设了逃逸设备。
“亚星”发射过程中，中外双方语言不通，又是一大障碍。
老外说英语，中国人讲汉语，你听不懂我讲的什么意思，我也听不懂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如同一个乐队，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结果自然不难想象。
按理说，历史走到了20世纪90年代，像这样跨越国界的高科技合作，两个不同国度的人完全可以并且也应该用同一种语言直接对话。
但遗憾，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从高级指挥官到普通技术人员，绝大多数人都不能用英语或汉语进行直接对话。一般能用英语说个“上”、“下”、“左”“右”、“是”或者“不是”就算不错了、如果见面时，能用英语说几句：“您好！”“吃饭了吗？”“昨晚休息怎样？”然后再拉上几句家常话，谈一段工作、那就算佼佼者了。
至于美方人员的汉语水平，那就更可怜了，就会说“您好！”“谢谢！”既生硬，又别扭。
因此，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这次组成了一个有如名成员的翻译队伍。
但20名翻译照样不够用，照样很累很忙。
可以这样说，从饭堂到机房，从会议室到发射场，时时事事都离不开翻译：一旦离开了翻译，中方指挥员则寸步难行，一事不成。
据说，有一次一位中方指挥员因忘了带上翻译，但又有急事要同美方交涉，结果双方连说带比划、反复折腾了好几遍，还是谁也不懂对方的意思。最后不得不亮出全世界都看得懂的篮球裁判手势－暂停。
在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吊装对接过程中也出现了同样情况。有的岗位上没有翻译，或者翻译一时忙不过来，于是双方就靠打手势一用哑语配合。有的操作靠手势还可以凑合，但有的就不行，打了几次手势，对方都不明白（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手势，习惯当然不会相同），甚至有的还引起误会：中方打手势要往上，美方却朝下，美方打手势让放慢速度，中方反而把速度加快了。结果了双方难免又是一番大叫大嚷。最后，还是不得不亮出全世界都懂的篮球裁判手势－暂停。
一次，中美双方进行“全区合练”。但当双方一旦进入合练状态时，问题便出现了：中方觉得美方不对劲，美方又感到中方有问题：需要的号叫不出来，不需要的号反而冒出来了；中方指责美方没按昨天规定的程序进行，美方也叫嚷中方没按昨天明确的要求办事。结果，合练被迫中止。
双方开会碰头，找原因。可找来找去，谁都找不出自己这方到底有什么问题。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双方对“全区合练”的概念不同。中方所谓的“全区合练”、指的是“全球合练”，即从西昌到洛杉矶这个区间的合练。
到了真正发射那天，翻译工作就更具风险性了。每个与外方有联系的岗位，都有一个翻译，每个翻译的身边，都有一部红色的专用电话机。在发射程序的进行过程中，翻译除了要如实地把中方指挥员的口令用英语传递给美方外，还要随时用电话同美方保持联系。如果翻译中有一句口令译错，则必将导致双方工作程序错乱。假若在发射前半小时或者十分钟出现问题，中美双方就某个问题需要重新商定，这时如果翻译将某个意思或某一句话译错了甚至译反了，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过去20年里，由于靶场位于大山沟，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状态，与外界缺少联系与碰撞，与国外就更无任何交往。虽然多数人本来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也对英语有很大的兴趣，但后来现实生活告诉他们：外语与本身的工作并无多大关系，不懂外语照样活，照样干，照样能把卫星发射上天。因此，对外语的兴趣也就渐渐冷漠了。
但这次发射“亚星”，通过与外国朋友的直接接触与交往，许多人才深深感到，外语如同空气般不可缺少。
因此，已经冬眠的外语意识，在这次外来语言的冲击下，又开始复活了。当然，中西语言的碰撞，唤醒的并非只是中国航天人的语言意识。
美国休斯公司一位通信专家说：“参加这次‘亚星’发射任务，我最感到头疼的就是语言问题。我会说英语也能讲法语。在法国我就讲法语：在西方别的国家我就讲英语。但在中国参加发射，中方技术人员大都不会说英语，而我又不会华语，这就使得合作起来非常别扭，就连一根导线的事，也得拐上好几个弯才能办成。看来回去后，这华语也非学不可了！”
加拿大太列公司高级专家哥比回国时，在临上飞机前还说：“我这次来中国只带了两个翻译，看来根本不够用。为了将来我们之间的长期合作，我回去后得好好学习华语。”
在发射场，美国休斯公司一位老专家的一个小本子里，每天都夹着一张汉语拼音表。每次开会有空隙时，他就拿出来一边看，一边用食指在膝盖上比划着，嘴里还不时嘀咕两句。问他为何还要如此刻苦学习华语？他说，既然要同中国人打交道，不懂点中国话哪行？还说，他在西昌发射场这段时间里，已偷闲记住了二十几个汉语词汇。
中国的通信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是相当落后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航天发射靶场，照理说，通信应该是最先进的。
但，事实却不尽然。“亚洲一号”卫星发射过程中，一开始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通信！
美国人刚到西昌第三天，休斯公司工作队队长努·麦克向洛杉矶打电话汇报工作情况时，便遇到了麻烦——
“喂，洛杉矶吗？”
“是的，我是洛杉矶”。
“我是中国西昌！”
电话挂得很顺利。努·麦克站在宾馆服务台前，一手叉着腰，一手握着话筒，脸上洋溢着马到成功的喜悦。但不幸，话还未讲到一半，电话突然中断。
“喂、喂、喂喂喂！”……
努·麦克一个劲儿地“喂喂喂”，但“喂”了半天，“喂”出的却是最令人讨厌的“嘟嘟”声。
努·麦克急了，“叭”地扔掉话筒，冲着宾馆经理不光发一顿脾气，还连连甩动小指头，大声叫嚷道：“差劲！差劲！简直太差劲了！”
通信！通信！通信几乎成了中美之间矛盾的焦点。
通信！通信！通信搞得中方工作人员十分被动，也令美国人大为恼火。
于是，故事发生了——
2月19日晚，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佩尔捷找到中国长城公司高若飞先生，明确提出，后天他将离开西昌回美国去。其主要原因是：他自2月6日到西昌后，通信工作一直很忙很累很紧张，也很失望。佩尔捷先生说，他曾多次去过法国、巴西等国的发射场，在通信方面从来没见过像中国西昌发射场这种情况。五六十名外国专家在这里工作，却只有三条IDD中继线路，而这三条线路也不能保证正常使用。佩尔捷先生还表示说，他回美国后，就再也不来中国西昌发射场了。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官员艾林·考梯斯少校也说，如果今后再在西昌发射场发射休斯公司制造的卫星，则休斯方面这次参加“亚星”项目的人员将不会再来了。你们今后见到的将是一批新人。来过的人中没有一个愿意再来了。
两人最后还表示说，他们反映了在西昌绝大多数外国人的情绪和想法，特提请中方引起注意。
当晚，高若飞先生立即向卫星中心和公司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次日一早，经中方有关领导与休斯方面的亚星项目经理米歇不·缪曼先生和佩尔捷先生协商后，佩尔捷先生才同意暂缓回国，并答应协助、配合中方进一步解决通信方面存在的问题。
同时，卫星中心也将通信中存在的问题急报北京国防科工委总部，并要求邮电部派人来协助解决。
为了“亚星”的通信工作，中方确是作了最大努力的。不光抢建国际卫星通信地面站，并用高金租用了国际电联的四条国际通信专线。这四条专线可由西昌发往美国詹姆斯堡站，然后直通洛杉矶休斯公司总部。同时，还设有七条国际直拨电话线，四条由北京延伸到西昌，五条由成都延伸到西昌。按说，拥有如此现代化的通信设施，通信应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但要是我们稍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对一开始出现的问题便不难理解了。
1989年9月4日凌晨2点30分，一场百年不遇的泥石流如同猛兽般突然向通信总站袭来。只半小时，房屋倒塌，公路崩溃，所有通信线路全部中断。当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时，眼前已是一片汪洋。整整一个星期，人们连喝水都困难。
通信总站的全体官兵们迅速投入到通信线路的抢修中。仅一个半月的时间，他们便完成了抢修任务。
除此而外，由于整个国家通信网络的落后、长期以来积存的问题太多，因此，虽然临时有一定的现代化通信条件，却缺乏现代化的布局、现代化的组织以及现代化的管理。并且靶场缺乏通信方面的高级人才，有的设备又太落后了。加之时间紧迫，靶场又是第一次实行全球性的通信，自然一时很难满足美国人的要求。
再说，中西方的通信观念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西方人重视通信，把通信视为工作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因此美国人要求，在宾馆里拿起电话就能接通美国：一拨号码，就能同老婆孩子聊天，这样的要求，对西方国家来讲，是很平常的，但对西昌发射场来说，就难了。有人对此还感到不可理解，说：“这美国人也真是的，毛病还不少！来发射卫星就好好发射卫星呗，还给老婆情人打什么电话。真有事，划拉封信，往邮筒一扔，不就完事了，还打什么国际长途，费那劲干啥？我们在这山沟里，十几年没给老婆打过一次电话，不也照样过来了！”
是的，中国人能过来的，美国人却过不来。中国人拨一次电话拨不通，可以再拨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第五次。拨通了，笑一笑：拨不通，点燃一支烟，吸上几口，或拿起一张报纸，翻一翻，接着再拨，不会有一点脾气。但美国人不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金钱，连一个小小电话都拨不通，那还了得！
不过，中方后来经过努力，终于满足了美方的要求，使后来的合作越来越愉快。
加拿大太列卫星公司高级专家戈比临上飞机时，曾对国防科工委张敏参谋长说：“西昌卫星中心，如果通信问题能更好一点，如果能开设一个海关，如果能有班直达香港的飞机，那这个靶场绝对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发射靶场。”
有人说，美国人钱多，中国人会多。
其实，不仅中国人会多，美国人会也多，中国人和美国人凑在一起，会更多。
在发射场，中美之间每天都有技术方面的合作和生活方面的接触，因此，每天都难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一旦需要技术协调或发生了矛盾，怎么办？开会。
自美国人到达西昌起，发射场每天都有两个会。上午10点一次，下午4点一次，固定在发射场附近的小宾馆一楼会议厅举行。
这个会称之为“中外首脑协调会”。“亚星”发射准备过程中的所有大小问题——不管是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还是发射卫星的重大决策，全都在这个会上协调商量，签字画押，拍板定案。
参加这个会议的，中外共七方代表。故有人又把这个会称之为“中外七方首脑协调会”。
协调会很有意思。一方说汉语，一方说英语，在未经翻译之前，谁也听不懂对方说的什么。但常常是，一方在用汉语或英语津津有味地侃侃而谈时，另一方却眼睁睁地看着说话的对方，表示在洗耳恭听。虽然一句也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却总是装出一副句句都明白的样子；或脸上不时挂出微笑，或不时点头表示赞同。直等翻译译出后，才恍然明白，原来对方讲的根本不是那个意思甚至是在发表对你表示不满或指责的言论。于是，便为自己刚才送给对方的微笑而感到后悔。但当对方下轮发言开始时，需要微笑还得微笑，需要点头照样点头，因为实在听不懂对方到底讲的是什么——万一讲的内容正好又应该微笑应该点头呢？
过去发射国内卫星时，几十年来一直都是中国人同中国人打交道，因此穿戴可以随便，说话可以随便，风度举止也可以随便，双方一见面，拍拍肩膀，逗逗乐子，甚至妈呀娘的骂上几句也没有多大关系。要是遇到问题，碰上矛盾，你克服一点，他谦让一下，问题也就解决了，反正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
但“亚星”的协调会可不行，中方每位代表，都是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每时每刻推销展览的，是整个中国的形象。因此，中方的代表从服装穿戴到语言交流，从举止风度到礼节礼貌，从思维习惯到交往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昨天的司令，脱下了军装，穿上了西服；往日的将军，摘下了领章，打上了领带。司令成了先生，将军变为老板。一夜之间，发射场变成了生意场，你、我、他，都干起了买卖的行道。
过去，中方人员在称呼上都习惯叫“同志”。现在则不同了，男的称“先生”，女的叫“小姐”。刚开始时，有的中方人员感到别扭，但过上一段时间，多叫上几次，也就习惯了，并开始体味到，称“先生”或“小姐”比叫“同志”似乎要“那个”一点。特别是把“女同志”与“小姐”这两种称谓一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后者的人情味要浓烈得多。于是，自然也就成了习惯。
过去，中方人员一见面，总是习惯问：“吃饭了吗？”如果是熟人或老朋友，还会来上句：“咋啦，又想老婆啦？”要是分手道别，也习惯说：“没事来玩啊！”“有事给我打电话！”但现在不同，中方人员每次与“老外”相见，不再说“吃饭了吗？”而是讲“XX先生，您好！”“XX小姐，见到您很高兴。”并且特别注重“您”字的发音。道别时，则微微一点头，潇洒地说上一句：“Goodbye！”
过去，靶场开会时，都是中国人，而且大都是老熟人老朋友老搭档，讲话时多说几句少说几句，讲得好一点讲得差一点，甚至“啊”呀“嗯”的来上几声，也没多大关系。但现在不行。由于这讲话还要翻译过去，如同一个人对着录音机讲话，要求必须思维清晰，逻辑性强，语言流畅，否则无法翻译或难以翻译。倘若你老是像某些首长那样“啊”呀“嗯”的没完没了，翻译先生恐怕就十分为难了，鬼知道你那“啊”呀“嗯”的是什么意思。
因此，每当中方人员讲话时，一字一句，言简意赅。虽然还是昨天那个中国人，但讲话风格，却判若两人。
为防止卫星技术外流，美国政府专门派了国防部四位官员到西昌。这四位政府官员每次开会必到。若因故未到，会议暂时不得进行。
一次，中美双方在会上讨论卫星与火箭对接中的某项技术问题时，休斯公司一位技术人员刚说了一句较敏感的问题，四位政府官员立即要求会议暂停，然后将美方全体人员叫出会议厅，在外面开了个短会，等统一了讲话的口径之后，再入会场继续开会。不过，会议的气氛不仅是友好的，而且也是轻松愉快的。
打赌，是会上常用的一种玩笑方式。最活跃的两个“赌徒”，一个是发射“亚星”的副指挥长胡世祥，一个是亚洲卫星公司专门从加拿大聘请的高级顾问江，可达先生。而常常挑起二人打赌的“罪魁祸首”，正是上官世盘。还有一位“坐山观虎斗”者，便是卫星发射中心的总工程师佟连捷。
上述四位人物，是会议的核心人物。
上官先生精明练达，善于审时度势，且极能掌握外交分寸。在会上，他是中方的最高全权代表。他每次开会必到，但必到未必都讲话。一般问题，他极少发言。重大问题，他看准火候，抓住契机，然后出其不意地谈上一通。他话不多，却极有分量，常常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倘若遇有双方扯来扯去，一时很难扯清的问题，他便快刀斩乱麻，只需三言两语，便使问题一清二楚，是非了然。为此，外国朋友们都十分敬佩他的智慧与才干。
佟连捷先生寡言少语，性格内向，他极少开玩笑，偶尔甩出一句话来，也够人嚼的。因此，每当他同对方交谈到敏感的技术问题时，美国朋友们总习惯用眼睛打量他，那探测的目光似乎在说：这老先生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胡世祥先生在中国的航天界，可以说是卫星上挂喇叭——名声在外。他才思敏捷，有胆有谋。说话办事，果断利落，敢于拍板，勇于负责。在会上同外方交涉中，一旦遇到什么问题，他当即便能给外方满意的答案，无需“研究研究”。胡先生襟怀坦白，性格豪放，风趣幽默。幽默，是一个人智慧的最高体现。胡先生的性格全靠幽默塑成。或是大漠长年孤寂的生活，使他养成了喜欢调侃解闷的习惯？许是上帝的精心安排，使他全身都长满了风趣与幽默的细胞？总之，玩笑成了他生命旋律中的另一插曲。他不仅喜欢开玩笑，而且还常常善于用玩笑的叙述方式道出一个极为深刻的真理。因此，胡先生在协调会上同外同朋友“交锋较量”中，不仅喜欢用玩笑打头，还善于以玩笑结尾。使会场的气氛既显得团结紧张又生动活泼。特别是当双方遇到矛盾相持不下时，他突然会甩出一句玩笑，使矛盾一下便缓和下来。显然，他的每一个玩笑里，都深藏着东方人的智慧与谋略。
江·可达先生也不失为西方的一位幽默大师，在中外数十名与会者中，他和胡先生最爱开玩笑。开始，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礼尚往来。后来，玩笑便由初级阶段发展到了最高形式——打赌！
在3月上旬的一次协调会上，中外双方商定发射日期问题。中方提出4月5日发射，其理由是，根据卫星中心气象预报：4月5日这天是个好天气。
但当这个意见说出后，不光美方不相信，可达先生也对此表示怀疑，说，西方的气象预报从来不准，你们中国的气象预报未必就准。你们怎么知道4月5日就一定是个好天？莫非你们中国的气象专家能掐会算，个个都是神仙？胡先生笑眯眯地站了起来：“可达先生，如果4月5日是个好天怎么办？”这时，一直静坐旁观的上官先生将了一军说：“两位先生敢不敢打赌？”可达先生笑了：“打赌？当然敢喽，我正想和他赌呢！”
胡先生也乐了：“好！打赌，我欢迎！”
“不过，赌什么呢？”可达先生问。
“就赌北京烤鸭怎样？”
“好，就赌北京烤鸭，我同意。”胡先生欢叫着。“不过，”可达先生摊了摊手说，“赌几只呢？”
胡先生笑了：“可达先生，你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来中国发射卫星，一路辛苦，破费不少，我看咱俩就赌一只咋样？”
“好，一言为定！”
胡先生和可达先生的两根小指头紧紧勾在了一起。
在场的人全都笑了。
4月5日转眼便到了。这天，上午天气阴沉，发射场上空布满乌云。刚到点，可达先生便找胡先生去了。
“胡先生——”可达先生望着胡先生的脸，只笑不语。
“怎么，想吃烤鸭啦？”胡先生推了推眼镜说，“不过，发射时间应该是晚上，现在才10点。对不起，可达先生，烤鸭还不熟呢！”
可达先生怏怏地走了。
下午，阳光灿烂，发射场上方，一片朗朗晴空。不到3点，胡先生就找可达先生去了。
“可达先生——”胡先生望着可达先生的脸，也只笑不语。
“怎么，想吃烤鸭啦？”可达先生用手比划了比划。
胡先生抬头望着天空，右脚掌轻轻拍打着地面，仍然微笑不语。
可达先生抬起头来，眯眯着眼，久久望着天空的太阳，突然放声笑了起来：“胡先生，我认输了！”说着，一手搂着胡先生的脖子，一手就去掏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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