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那段时间里，一直紧张沉默的中国官兵们脸上终于有了笑意，嘴上也有了说不完的话题，甚至连往常那些并不惹人注意也没人顾得上注意的山山水水和花花草草，也平添了喜的气氛和春的快意。
那么这颗如此娇贵的美国卫星，中国将用什么火箭把它发射上天呢？
如果我们把“亚洲一号”卫星比喻为美国的“航天女神”，那么，负责将这位“女神”护送上天的，正是号称“东方力神”的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当然，中国的火箭从古至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长征一号”到“长征三号”，从国内到国外，的确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苦难历程。
中华民族、是一个与火有着某种天然血缘关系的民族。早在我们的先祖们刚刚开始在这个星球上牙牙学语、蹒跚迈步时，便有了取火、祭火等关于火的活动，并把神圣的火种当作保护神和幸福神。
当先祖们的智慧发展到能够驾驭火时，便最先为这个世界发明了一样最宝贵的东西——火药。从而使中华民族还在人为的襁褓时期，便率先摇动了古文明的旗帜，成为世界“四大文明”的中心之一。
许是为了表达对火的崇拜，当先祖们用爆竹的原理发明了一种用火药喷射的箭时，便给这种箭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火箭！
早在公元1000年，中国便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枚火箭。大约在宋、金、元时期，即公元13世纪左右，由于中国的西部与阿拉伯帝国相邻，双方无论海路或陆路部有频繁的交往，因而随着中国对外交通贸易和科学交流的开展，火药和火箭技术也就随之开始了向西的传播，而西传的第一站，就是阿拉伯帝国。
蒙古的西征，扫清了中国经中亚通向欧洲的陆上通道，为中西交通和技术交流打开了大门。因此，当阿拉伯掌握了火箭技术后，又随之传给了欧洲。
显然，成吉思汗的铁蹄，惊醒了欧洲悠长的黑梦。当欧洲人接受了中国的火药、火箭技术后，渐渐变得聪明强大起来，从而导致了欧洲军事作战技术的重大变革，使欧洲的封建城堡日趋衰败，推动了欧洲文明进程的发展。
然而历史总是在怪圈中盘旋。
从15世纪起，东方古国文明的大门关闭了，中国同世界，渐渐拉开了距离。当曾经不可一世的火箭子孙们，背着“四大发明”的包袱，迈着方方正正的碎步，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乡间小道上踽踽独行时，吮吸过东方文明乳汁的西欧各国，在短短的400年后，一跃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从而把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远远扔在了时代的后面。
命运仿佛故意要开这个玩笑，道光年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又对中国开始了入侵。当火箭的子孙们已经对火箭渐渐感到淡漠无味时，本是从中国传入西方的火箭，经西方改造发展后，又重新“送回”了火箭的故乡。当然，与这火箭拥抱亲吻的，只能是祖辈们那血淋淋的胸膛。
耐人寻味的是，英国——这最后一个接受中国火箭技术的西欧国家，却第一个用大炮和“康格里夫”火箭，轰开了中国锈迹斑斑的大门。
据有关专家和学者考证、“康格里夫”火箭，正是从中国古代火箭脱胎出来的一种新式火箭。
但当无数枚这种本是根生于中国土地上的火箭，伴着火箭子孙的血肉在火箭的故乡遍地“开花”时，火箭的子孙们竟茫然惊呼：“这是什么鸟玩意儿？”而清皇们则从绣花枕头上惊慌地爬起，摇晃着手中的烟枪，大声疾呼：“火箭！中国的火箭呢？”
于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批优秀的火箭子孙们又开始加紧了对火箭的研制。颇有意味的是，聘请的技术顾问，正是英国人马格里先生。
然而，尽管当时中国已有像丁拱辰这样杰出的火箭专家，但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没有建立起长期的独立自主的近代火箭生产体系，因而中国的火箭，最终也只好伴着整个民族的命运，躺倒在了百年昏睡的长梦之中。
或许，长期以来，火箭在战争中给人们心灵留下的创伤太重。因此，当历史跨进本世纪20年代后，西欧几个较先进国家的一批科学家们，把兴趣转到了宇宙航行上，将思索的目光从陆地投向天空，开始了对液体火箭——现代火箭的研制。
1927年，当中国的毛泽东领导饿着肚子的农民，还在举行“秋收起义”时，被称为欧洲火箭之父的德国人奥伯特正领导一批科学家成立了德国宇宙航行协会，开始了对宇宙航行的探讨和现代火箭的研制。
1942年10月3日，世界上第一枚导弹式火箭——“V—2”火箭发射成功，开辟了人类通向宇宙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美两国在德国火箭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了现代导弹火箭，将现代火箭推向了一个高峰。
1957年10月4日，苏联用一枚大型运载火箭，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
从此，人类征服宇宙，开拓天疆的神圣使命，落在了火箭的肩上。
火箭从战争的血野跨进航天的大门，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但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近百年来，几乎没人见过火箭。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正式成立的第二天，钱学森给全院讲的第一课是：关于导弹、火箭的一般常识。
1957年12月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102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有一份苏联“送给”中国的厚礼——两发P—2近程地导弹。
毫无办法，历史就是这样的有趣：200年前，中国的康熙皇帝送给俄国沙皇两箱中国的古代火箭；200年后，苏联“老大哥”又将两发现代火箭送给了中国这位“小弟弟”。
然而，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原因，到了1960年，正当中国仿制P—2导弹的工作进入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却下令撤走了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
就在苏联撤走专家17天后1960年9月10日，中国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用自己生产的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苏制P—2导弹。
1964年6月29日，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东风二号”，又一举发射成功。
从此，中国开始了独立研制火箭的历史。
1970年4月24日，一枚三级运载火箭把“东方红一号”卫星送上了太空，中华民族终于第一次实现了几千年来飞天的梦想。
这枚火箭，就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于是，中国的火箭，从此踏上了通天的道路。
在“长征”火箭家族中，“长征三号”火箭，无疑是一位最神气的骄子了。
“长征一号”火箭发射成功后，中国又相继研制发射成功了“长征二号”火箭和“风暴一号”火箭。
但，由于这两种火箭采用的都是常规燃料作推进剂，因此推力受到一定的限制。若要将同步通信卫星送入地球静止轨道，就必须要有一种强大推力的火箭作为运载工具。
美国早在50年代就开始了这种大型运载火箭的研制，终于在1963年将人类第一颗通信卫星送入了地球静止轨道。
从1962年开始，西欧七个国家联合起来研制大型火箭——“欧罗巴1号”，结果历时10年，耗资8亿美元，终未成功。从1973年起，西欧11个国家又联合起来组成欧洲空间局，开始研制“阿里安”火箭，历时7年，又耗资8亿美元，才总算获得成功。
中国从1974年开始大型运载火箭的研制，历经10年磨砺，终于在1984年4月8日发射成功，将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送入了36000公里高的地球静止轨道。
这枚大型运载火箭，就是如今闻名天下的“长征三号”火箭。
“长征三号”火箭，是中国独立研制的一种多用途三级火箭。它全长25米，粗3.35米，起飞重量202吨，可将1430公斤重的卫星送入远地点为36000公里的静止轨道。
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在当代世界航天领域里，可与美国的航天飞机和法国和“阿里安”火箭齐名。因为它的第三级火箭，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低温燃料发动机——氢氧发动机。
目前，能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的，除了美国和法国，便是中国；而能解决氢氧发动机在高空失重条件下进行二次点火技术的，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
因此，火箭氢氧发动机，被世界航天界公认为当代火箭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谁能摘下她，谁就是火箭天国的白马王子。
那么，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几位专家。
任新民，中国通信卫星工程五大系统的总总师。
任老总瘦瘦的个子、中等身材，脸上架着一副花镜。尽管头发和眉毛早已一片花白，但身板却相当硬朗。无论是平时上班，还是参加社会活动，或者出席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他总是习惯穿一身蓝色或灰色的工作服，因而显得十分质朴，甚至有几分土气。无论谁见了，都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位很普通的老师傅。
在某一次会上，关于“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第三子级，到底是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那天，任老总坐在会场的一角，细心地听着，认真地记着。他一边听，一边不时用手摸摸下巴，外表看起来很沉静，但内心却是翻江倒海。
他深知，氢氧发动机是目前世界上最新型的一种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它技术先进，推进剂重量轻，又无污染，可大大增加有效载荷。
“中国要想在本世纪内成为火箭大国，眼睛就必须瞄准当代火箭发动机技术的高峰。否则，中国现代火箭的技术水平与世界的差距必将越拉越大。”他在会上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会议最后决定：两个方案同时上。
但1978年，当氢氧发动机首次进行试验时，由于有人违章操作，发生了爆炸起火事故，当场造成十人受伤。于是，当时主管试验任务的国防科委领导出于某种考虑，决定把氢氧发动机列为通信卫星工程的“另一种方案”。
正在日本访问的任老总，得知这一信息后，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匆匆赶回北京，刚一下飞机，便直奔国防科委大院，敲开一位领导的门，诚恳而直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再三要求氢氧发动机不要下马。
科委领导听了他的意见后，觉得颇有道理，很快便将“另一种方案”的“另”字改成了“第”字，使氢氧发动机由原来的“另一种方案”变成了“第一种方案”。
因此，今天当人们谈到“长征三号”火箭时，不少人都说，要是当初没有任老总的远见与胆略，以及无私无畏、敢于登门进谏的精神，“长征三号”火箭的历史，或许将会另起一章。
是的，“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上”是任老总一生的座右铭。任老总是安徽宁国县人。1945年，他去了美国，在密西根大学研究院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后又到巴费特大学当了讲师。
任老总回国不久，时值华东区的陈毅将军颁发布告，要招贤纳士，成立“华东军事科学研究室”。他于1949年9月，便去那里任了研究员，开始了对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究。
据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周恩来接见航天部的代表，一进会场，就用目光寻找任总，却始终不见踪影。最后，周恩来不得不站起来，向着会场大声问道：“任总来了没有？”“总理，我在这儿。”他这才从会场最后一排站起，露出半个脑袋。周恩来笑了：“任总啊，过来过来，你的位置在前排呢！”
是的、任老总不愿亮相。每次开会，他都提前几分钟到达会场，坐在某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静静地思考着什么，或者扶着老花镜，埋头看文件或笔记。该轮到他讲话时，话也不多。当你还等着听下一句时，他的话已讲完了。
但在关键的技术问题上，他却勇于“大出风头”。
一次，为了尽快查明氢氧发动机一个故障的原因，他决定对氢氧发动机进行连续试车。这事国内从未干过，国外的资料文献也无记载。万一出了问题、发动机在试车台上爆炸，无疑等于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由于这个试验风险太大，因此，在研究试车任务书如何写时，有人提出写上“经任总决定”，有人又建议写上“经会议研究决定”。讨论来讨论去，举棋不定。
任总急得满脸通红，腾地站了出来，大声说道：“就这样写：任新民决定试车。出了问题由任新民负责！”
任总有着宇宙般宽阔的胸怀，自然跳动着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据说，这位火箭专家还有许多远比火箭温柔得多的故事，但他从来不说。
在西昌发射场的任总，是个大忙人。
五大系统的总总师，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都得考虑周到，何况这次发射的是美国的卫星。
但无论再忙，他总忘不了散步。
任总散步，是颇有点名气的。不管刮风还是下雪，无论在家里还是在靶场，从不间断，几十年如一日。他散步时一边走，一边不时抬起头来环顾一下四周翠绿的群山，或者凝视一下站着不动的发射架。看上去既像是在运筹帷幄，又仿佛什么也没想。一双始终平静的目光，给你的感觉是：有时一片惆怅空茫、有时又尽是纷繁复杂。
任总酷爱自然。大漠、荒原、绿水、青山，甚至花鸟小草，无一不牵动他的情怀。仿佛这位一生探索宇宙的科学家，时时都在寻找人与大自然这个上帝沟通的钥匙。
闲聊中，我还得知任总不仅读中文和外文的科技书，而且居然还喜欢读中国的史书。他家藏有全套二十四史，常常醉心阅读。他不仅细读了司马迁的《史记》，还迷上了《资治通鉴》。
通天地，晓古今，强体魄，铸灵魂。或许，正是这位80岁的老总生命能达至辉煌顶峰的奥妙所在。
谢光选，“长征三号”火箭的总设计师。
1990年4月3日下午，即“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前四天，美国休斯公司一位在西昌发射场地下室工作的技术人员，找到中方有关人士，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见一下“长征三号”火箭的总设计师。
这位美国技术人员说，他很崇拜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还在美国时，就产生了想见见中国“长征三号”火箭总设计师的愿望。中方有关人士，很快对此做了安排。
谢总今年72岁，江西南昌人。年轻时那股子愣劲与虎气自然减弱多了，但他至今还留着小平头因他本命属羊，所以常对人说，在中国的航天队伍里，我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带头羊！
“亚星”发射前不久，他在西昌发射场度过了他的生日。那天，秘书把这个秘密悄悄告诉了炊事员，炊事员认认真真地炒了几个菜，还专门为他做了一碗长寿面，当长寿面条放在他面前时，他才恍然大悟。他轻轻挑起一根面条，高高举起，然后再慢慢放进嘴里。面条刚一下肚，便孩子似地叫道：“好吃！好吃！”接着便是好一阵哈哈大笑。
谢总爱笑。他的笑声洪亮，爽快、潇洒，且极富感染力。你要是听了他的笑声、定可留下“老顽童”的印象。
谢总同任老总一样，也喜欢散步。而且，两位老头常常一起并肩散步。
但谢总最喜欢的是跳绳。每早起床，他在衣兜里装上一根尼龙绳，出门溜达一圈后，便开始跳。年轻时，他一口气能跳上几百下甚至上千下。现在老了，只能轻轻舒展一下筋骨。可他力求每跳一下，都尽可能增加一点高度。有时，他还陪同儿孙们一起跳。青青的草地上，淡淡的晨曦中，他一边尽兴地跳着，一边还和儿孙们一起欢快地哼唱着歌谣：
你跳一，我跳一，
马兰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当谈到“长征三号”火箭时，谢总显得特别高兴，他说：
中国现在可以说是初露天疆，在世界舞台有一席之地了。“长征三号”火箭完全是中国靠自力更生搞成的，它的身上除了有几个小元器件是进口的外，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在发射第三发之前，连一根洋毛都没有。
“长征三号”火箭是全国通力协作的结果。它得到了全国750个单位的支持，光科研协作单位就有1545个。世界上能单独搞火箭的，除了美国和苏联，就只有中国。所以作为‘长征三号’火箭的总设计师，我要向全国所有协作单位说一声：谢谢！
“长征三号”火箭是按勤俭节约的原则搞的，而不是用高技术换取高利润。‘长征三号’火箭从研制到发射，费用都是较低的。有一次聂荣臻元帅打电话问我钱花完没有？我说没有呢！聂帅说，没完就好。不过，你也真是个江西老抠！但法国‘阿里安’火箭与‘长征三号’火箭相同，却花了10亿美元。即是说，中国花1元人民币办的事，他们就要花2.5美元才能办成。所以，中国发射一颗卫星的价格一般来讲要低于国外的价格。因为我们成本低，科技人员奖金低。
“中国火箭发射的成功率高，这在世界航天领域里都是屈指可数的。‘长征’系列火箭只有半次失败，比法国‘阿里安’成功率高7%。‘长征三号’火箭代表了中国的运载能力。从总体运载能力来讲，中国的火箭从来没有掉下来过，可靠性第一，这是一块金牌。还有就是中国从失败到再次恢复发射，时间之快，是世界第一。美国从失败到恢复发射，用了1年多，苏联半年多，而中国只用了79天。”
“所以说，‘长征三号’火箭，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前不久，有几位美国的同学和美籍华人朋友在我家里聊天。我说：‘发射亚星可以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中国人民争气！’他们十分恳切地问我，你这个说法可不可以改一改？我们在外国，不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把‘为社会主义争光’改成‘为祖国争光’？另外你们‘人民’的定义很严格，能不能把为人民争气改成‘为炎黄子孙争气’？我听了非常感动，连忙说，可以改，可以改，现在就改！”
“亚洲一号”卫星发射前5天一个太阳温和的中午，谢总在宾馆门前散步，当有人问到他对“亚星”发射的把握性时，他说：“我一共参加了48次发射，每次我都签字画押。48次发射中，只有三五次失败，成功的概率是93%。我对这次发射是充满信心的。我希望发射那天，从倒时计数起，一觉醒来，火箭已经上天，我提着皮包就回北京了。这就是对‘长征三号’火箭可靠性最好的证明，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万一失败呢？”
“放心吧，我能掐会算，这次只能成功，不会失败！”谢总刚一说罢，便哈哈大笑起来。
王之任，“长征三号”火箭的副总设计师。
在世界航天这个圈子里，虽不乏巾帼英雄，但成为火箭专家的，特别是成为像“长征三号”这种大型火箭总设计师的，在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村”里，她是开天辟地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
因此，她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在发射场上，她穿一身灰布工作服、粗糙的面颊，花白的头发，岁月的牙齿在她的额前啃出道道沟壑。要是没人介绍，你不把她看作一位退休女工，也会把她当成一位农村大姐。
她是个孤女，7岁失去了母亲，10岁没有了父亲。家乡在河北有名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战争时，她是儿童团员，后来又当了小八路。1944年，她刚满16岁，便加入了共产党。1950年她又考入了华北大学航空系。
她说当时知识对她来说，似乎比命还重要。为了建设新中国，她拼命地学。
1951年仲夏的一个夜晚，北京饭店宴会厅，灯火辉煌，人群沸腾。周恩来专门举行宴会，为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送行。男同学们都在和周总理频频碰杯，唯独她一个女学生，站在旁边举着颤抖的酒杯，很想过去却不敢过去。不一会，周总理端着酒怀来到她的跟前，问：你就是王之任同学吧？她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周总理说，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又是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到那儿后，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将来回国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周总理说完，便重重地和她碰了一杯。她酒未下肚，泪水便先涌了出来。
她一去就是7年。她先在莫斯科工艺学院学习，第二年又转到喀山航空学院，三年毕业后又进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她除了专业，还要从头学习俄语，一共50多门课程，直压得她连气都透不过来。很快，苏联同学便都知道了，有一位只要知识不要命的“中国大姐”。
夏季到了，学院组织夏令营活动。优美的伏尔加河畔，苏联男女同学部还在河里尽兴地游泳，她却只打湿了一了双脚，便急忙跑回河滩，抓起一根树棍，趴在地上开始了公式的计算。
女人，本是为了爱和繁衍后代才来到人间的。她是女人，却偏偏选择了本该属于男人的专业——火箭发动机。她仿佛是专门为了中国的火箭才降临这个世界的。她是所有中国留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结过婚的一个，但她将青春与生命的全部热能都投入到了对火箭的学习中，整整7年，没回过一趟祖国。
她何尝不想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何尝不想快快靠在爱人的身旁。但她不能。周总理在临行前说的话，每天至少要在她的心里复述三遍。她比谁都明白，她身上背负着的、是整整一个急需腾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8年3月8日那天，她捧着“优加优”的成绩，终于回到了祖国。在莫斯科临上飞机时，她流泪了。出国时，她才23岁，眨眼间她已30岁。7年的青春，7年的生命，7年的心血，7年的爱情，还有7年“中国大姐”的形象，连同理想，追求，以及儿时的梦幻，全都一起刻在了俄罗斯的土地上。
但当后来中国人发明了“文化大革命”时，她这7年留苏的历史，又成了被批判的罪状。她被扣上“苏联特务”，“假党员”的帽子。1970年那个雪花飘飘的冬天，她被送到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才创造得出的学校——“五，七”劳动干校。劳动对她来说并算不了什么。最让她痛苦的是每天再也搞不成火箭了。她常常坐在田埂边，望着星空久久发愣。渐渐地，星空成了她迷恋的世界，她总也看不完总也望不够。尽管她正背负着地球般的沉重，但每当她抬头望天时，顿觉心胸开阔，人间的忧愁烦恼转瞬便跑得无影无踪。
于是她继续开拓空间的雄心大志更加坚定了，因而即使睡在牛棚的日子里，她依然念念不忘“长征三号”火箭！
1976年，她被任命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主管氢氧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她回忆说，氢氧发动机在上天前一共进行了130多次试车试验。前前后后，光失败的次数就达100余次。
但在“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前几天，当她叙述着氢氧发动机诞生的苦难历程时，却显得极为平静。仿佛她和她的同伴们创造的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早已化为历史淡淡的轻烟，不值得提起。
范士合，“长征三号”火箭的副总师，同时也是“亚星”中方技术谈判的首席代表。
众年周知，中国的航天技术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而封闭造成的结果是：中国不了解外国的星箭设计状况，外国也无法知道中国的星箭设计状况。
因此，当中美双方第一次进行技术谈判时，美国人才知道，中国“长征三号”火箭与卫星的接口，原来并不是按国际标准设计的；而中国人也才明白，国外火箭与卫星的接口，原来都是按统一的国际标准设计的。
对此有人打了个比喻：就像一对异国青年恋爱，开始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底细，两人第一次在公园约会，男的讲地道的北京话，女的说标准的伦敦语。尽管各自都想表达自己的爱恋之情，但谁也听不懂对方讲的是什么意思，结果只有大眼瞪小眼。
为了协调好中国火箭与美国卫星的关系，范总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
范总一米八左右的个子，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汉。年轻时、他喜爱长跑，也是一位漂亮的篮球中锋，但最喜欢的，还是花样滑冰。
可如今的范总，身体不行了。1988年9月，他住进医院，做了大手术：胃被切除3/5。但为了尽快完成中美的技术协调，他带着中药，亲赴美国谈判。
在西昌卫星中心那间简易的房间里，他桌上除了一大堆文件资料外，还放着一堆中药冲剂。他每天除了要服三包中药冲剂外，还必须坚持打两针。他在房间走动时、总是习惯用手捂着胸口。当他讲述着中美技术协调的情况时，还不时喘着沉重的气息。
“长征三号”火箭今天能在发射场与美国的卫星进行联试、说来是相当不容易的。技术的谈判和协调工作开始非常难。
1986年，当中国代表团去美国进行技术谈判时，休斯公司就提出：中国必须重新按国际标准设计过渡锥和包带。过渡锥和包带，是火箭与卫星联接和分离时两个非常重要的部件。如果这两个部件不能按国际标准设计生产出来，那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就无法进行对接和分离。因此，中方的刘淑云和曹丽君两位女设计师当场就表示：中国可以按国际标准重新设计。
1989年8月，美国的卫星与中国新研制的包带和过渡锥第一次在洛杉矶成功地进行了对接与分离的试验。休斯公司一位负责人高兴得当场握住中方代表的手说：“这是美国和中国在空间技术上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结合！”
美方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卫星的起旋问题。中国过去发射的二十多颗卫星，全都是在火箭与卫星分离之后，卫星自动起旋的。即是说，卫星飞行的方向，是靠卫星起旋后自己确定的。但美国的这颗卫星，却要靠火箭起旋确定卫星飞行的方向。因此，美方提出，卫星必须要在与火箭分离之前一秒钟先起旋，而且每分钟还必须保持五至七转，否则他的卫星无法准确入轨。这就逼着我们必须重新采取一个新的方案。而要改动这样一个方案难度是相当大的。
后经总师们反复研究讨论，决定采用第三级火箭和卫星同时旋转后再让卫星和火箭分离的方案。
这个方案提出后，休斯公司认为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需经实践检验。你要在技术上让人信得过，没有试验数据是不行的，特别是保险公司要承担经济风险。因此，在第五颗通过卫星发射时，专门对此做了试验。结果证明，方案完全可行。
应当公正地说，在这次星箭的技术协调中，美国方面也是作了很大努力的。因为美国为了用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也更改了他卫星上的远地点固体发动机。而远地点发动机的更改，就意味着许多软件系统需要重新分析与计算。因此美国休斯公司的技术专家们，也是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经过近一个月的拼命努力，才终于在1990年2月9号，将最后研究的卫星准确重量和远地点高度通知了中方。即要求卫星的远地点高度由原来的35786公里上升到36897.9公里，提高1111.9公里。唯其如此，方能满足美方卫星上远地点发动机的推力。显然，美方卫星重量和远地点高度的重新确定，意味着中国火箭的飞行软件也必须改动，也就是说，中方两个月来精心计算生成的火箭飞行软件要全部重做一遍。
当时，我们的技术人员都已到达西昌卫星发射场，正忙于发射前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要完成这项任务，不仅时间紧迫，而且难度也相当大。
为了保证美方的这一新要求，万源公司总体设计部和控制系统计划单位，以及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上海新华厂控制系统负责人、西昌卫星中心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员等一起，共同采取了现场办公和接力赛的方式，昼夜加班，只用了二十天时间，便完成平时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的火箭飞行软件的生成。经共同验收后，完全符合要求，很快便交付使用。
美国休斯公司得知这一信息后，非常高兴和激动。他们对中国技术人员的工作效率表示敬佩，并说中国万源公司有这样一批杰出的火箭专家，他们感到非常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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